慈善立法真正开门才能促进慈善
1. 《慈善法》究竟要解决哪些问题
从2014年4月26日到12月1日，由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共同发起，明德公益研究中心承办的“慈善立法半月谈”总共举办了13期，开展了关于慈善立法的开放学术讨论。
今天下午，在这13期沙龙讨论和研讨的基础上，首部慈善立法专家建议稿公布。
从2005年民政部提出慈善法立法建议开始，《慈善法》已经在漫长的立法道路上踯躅了近十年。
立法步伐明显加快出现在2013年11月，慈善法被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并最终确定由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牵头起草。
2014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召开慈善事业立法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列出了立法时间表和路线图。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曾经介绍说，根据初步计划，2014年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开展广泛调研，召开专题会议，在充分调研与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慈善事业发展的经验，争取在年底形成正式的法律草案稿。如果进展顺利，预计2015年上半年可以提交审议，即进入正式立法程序。
目前，已经至少有五个版本的立法建议稿在起草中。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慈善法》出台一再推迟，是因为各界对慈善问题的看法还存在很多分歧和争论。
据了解，我国现行慈善方面的立法已经有1999年的《公益事业捐赠法》，和规范我国三种社会组织—基金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注册和基本行为的三个行政法规。
在今天的专家建议稿发布会上，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现在要制定的《慈善法》应该超越这些，成为一部基本法，对慈善的组织、行为，以及如何培育、扶持和监督慈善组织，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的真正大发展，作出明晰准确的法律规定。谁来筹集慈善资源
目前，我国有很多筹募善款的主体，第一就是政府，遇到重大灾害，民政部门和有政府背景的机构筹集的资源较多。其次是人民团体如工青妇组织，还有由国务院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核定、并经国务院批准免于登记的团体，包括相关的事业单位。第三是有政府背景的正式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在这些之后，才是那些登记注册的民间社会组织。第三和第四项加起来，据2013年的统计，为54.1万个。而第一、二项有很多基层组织，总量据测算有近千万个。第五是企业，包括国企和民企。最后，还有未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及个人。
2. 中国式慈善的中国式慈善-法律推动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社会领域逐渐开放，非营利组织数量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其法律地位和社会作用也越来越受到正面的认识和肯定。国家支持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措施有多种，包括政府转移职能、购买服务等，纵观各国历史，税收支持政策是被经常使用的一种。
为促进中国公益事业发展，国家先后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会管理条例》、《关于公益救济性捐赠税前扣除政策及相关管理问题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规章制度。
1999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以下简称《公益事业捐赠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公司和其他企业依照本法的规定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第二十五条、二十六条分别规定了个人、国外向中国境内进行捐赠享有相关的税收优惠。
2008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第二十六条第四款又规定，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收入为免税收入。
一般而言，对非营利组织的税收优惠政策包含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对组织本身收入能否免税；第二层面，是对向公益组织捐赠的企业和个人就捐赠额是否享有免税资格。
业界最关注的《慈善法》从起草开始到现在已经走过4年的历程，做为慈善事业的主管部门，民政部成立了专门的法律起草小组，并于2005年正式启动了《慈善法》的起草工作。在2006年“两会”期间，《慈善法》被列入了国务院2006年的立法工作和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安排。2007年1月，民政部发布的《2006年中国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称，《慈善法》草案已经起草完毕。
但《慈善法》是一部比较复杂的法律，因为它涉及到既有物质层面的，又有精神层面的，还有道德层面的，既涉及到理论上的，实践中的，还有法理上的问题。既要立足中国国情，还要借鉴国外先进国家的经验。
而且《慈善会》在研究过程中还有很多不同认识。比如慈善管辖的范围，通常认为慈善可能就是扶危济困、捐资助学，而现在慈善已经向着文化、科技、环保等更广阔的领域延伸。所以这部慈善法到底管辖的范围有多大，有不同看法。
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论证。因此，推出的时间还不能确定。
3. 慈善法。
您好，应该立法，把一些借慈善名义行骗的骗子，和真正的慈善进行区别，有利于真正慈善事业的发展。如今啊，鱼龙混杂，慈善行业也是重灾区。
4. 如何评价《慈善法》出台的意义
一、对《慈善法》的出台意义，可以理解为推动慈善法立法目的的实现。我国《慈善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发展慈善事业，弘扬慈善文化，规范慈善活动，保护慈善组织、捐赠人、志愿者、受益人等慈善活动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进步，共享发展成果。
二、具体分析如下：
发展慈善事业的意义：2016年3月16日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慈善法》。这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全面依法治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将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慈善事业的重要主张和人民的医院上升为国家意志，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为慈善法的贯彻实施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弘扬慈善文化的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展慈善事业，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支持慈善、参与慈善，积极支持社会成员关爱他人、保护弱者，是对中华民族优秀美德的传承，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制定慈善法，在全社会提倡、支持和鼓励助人为乐、团结友爱、无私奉献的友善精神，有助于社会成员在义行善举中不断累积道德力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持久精神力量。
规范慈善活动的意义：本法专章规定了发展慈善事业的促进措施，降低慈善组织设立门槛，适度放开公开募捐资格，引入慈善信托等创制性规定。同时为了加强对慈善活动的管理，从强化信息公开、加强慈善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等方面进行了规定。目的在于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增强慈善活动透明度。对慈善活动进行规范，净化了慈善环境，促进了慈善事业的发展。
保护慈善组织、捐赠人、志愿者、受益人等慈善活动参与者的合法权益的意义：平等地保护了慈善活动参与者的合法权益。
促进社会进步、共享发展成果的意义：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民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十八届五中全会和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把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志。制定慈善法，鼓励支持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开展以扶贫济困为重点的慈善活动，有利于广泛汇聚社会帮扶资源，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有效对接，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贡献，最终促进社会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释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法律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
5. 慈善法来了，怎样才能依法促善
进一步明确慈善组织的法律地位、慈善募捐的主体、慈善募捐的监督机制、慈善事业的主管部门、慈善捐赠活动的程序，
明确捐赠人、受赠人和受益人的权利义务，
规范慈善事业准入、评估、监管、公益产权界定与转让、投资、退出等行为。
同时，将完善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加强执法监督，提高执法水平，依法办理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基金会登记的手续，提高办理登记的效率等。
6. 再释慈善法：规定个人不能公开募捐，但不禁止个人求助
《慈善法》16日获全国人大表决通过，将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秘书处法案组副组长阚珂近日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就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阚珂说在立法中的一个考虑是，让想做善事的人更方便；本法更多的是引导慈善活动通过慈善组织来做；个人求助不属于慈善法所规范的慈善行为；慈善人人可为，但做好事最好是拿自己的钱，法律禁止个人募捐。
1,怎样理解《慈善法》所规定的慈善活动？谁可以开展慈善活动？
阚珂：慈善法没有对慈善下定义。第3条规定了六个方面的公益活动都是慈善活动。从捐赠财产和提供服务角度来看，内地居民、港澳台同胞、外国人，开展的符合本法第3条规定的活动都是慈善活动。
同时，按照第8条的规定，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的受益对象是“面向社会”。“面向社会”这四个字是在审议过程当中增加上去的，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它有它特定的含义：将学者的学术用语“不特定大多数人群”转化成了法律语言“面向社会”。
根据第3条、第8条，就可判断具体的一个活动是不是慈善活动。
2,怎样看待第60条关于慈善组织“年度管理费用比例”的规定？
阚珂：慈善法第60条规定，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的“年度管理费用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确定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的支出和管理费用的标准，既要有利于促进慈善组织规范运作，又要符合实际。根据调研及测算：募集财产能力强、规模大的基金会，能达到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关于公募基金会每年管理费用不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的规定；规模小的基金会要达到管理费用不超过10%这个标准，还有一定的困难。
法律规定的10%的管理费用的标准，实际只是对很少的公募基金会的规定，对于定向募集款物的基金会没有作这个规定。在北京调研时了解到，在北京市注册登记的基金会有378家，其中公募基金会41家，公募基金会占北京市的公募私募基金会总和的10%多一点。天津市登记注册的基金会有64家，其中公募基金会20家，公募基金会不到1/3。法律规定，慈善组织可以采取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等形式，如果这样去算，即使从大的比例上算，它也只是占这三类组织的1/6。如果再细算，公募基金会占基金会的总数比例是很小的。
3,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待遇的规定是如何考虑的？
阚珂：第60条的确立了两个原则：一是“充分、高效运用慈善财产”，要求慈善组织把社会公共资金及时用到需要的方面和地方去，不能沉淀得太多；二是“遵循管理费用最必要原则”，由于慈善组织的财产不是自己创造的，要根据本慈善组织的章程、宗旨，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不同于营利组织，不同于企业，它的人员的工资标准不能高，现行的规定是不超过当地平均工资水平的两倍。
4,个人遇到困难，还能进行求助吗？
阚珂：个人求助法律没有禁止，本人、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遇到困难，向社会求助，本法是不禁止的。
但是，个人募捐，本法规定得很明确，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和个人是不能开展募捐的，募捐活动要由慈善组织来做。
5,个人求助和个人募捐有什么区别？
阚珂：个人求助是个人遇到困难，求助社会给予帮助，是为本人、家庭成员或近亲属进行求助，比如说发微信求助。
为自己募，不是慈善，用老百姓(603883,股吧)的话说，那叫乞讨。比如，遇到困难了，写一张纸放在在马路上，让过路的好心人帮帮我。实际上意思是一样的，只不过现在可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实质没有变，就是为了自己。
个人募捐，是为非亲非故的人来筹集款物，法律上是不允许的。本法更多的是引导慈善活动通过慈善组织来做，慈善组织是依法设立的组织，对它政府是有管理的，要求它内部治理结构健全、运作规范，要向社会公开相关的信息。个人募捐有很大风险，没有第三方的介入，不足以让人们充分信任。
6,不允许个人募捐的话，在对接机制上有保证吗？
阚珂：弱势群体遇到困难，首先是政府的责任，我们有社会救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大病医疗保险等。有了慈善组织，并不等于政府要减轻责任。现在慈善财产太少了，一年在一千亿元左右。
遇到困难，可以找慈善组织。慈善组织按照其章程、宗旨，面向不特定的大多数人提供帮助，而且不得有关联关系。有学者认为，慈善是第三次分配，有利于促进社会公正。
慈善是人人可为的。个人做好事情，最好是拿自己的钱。简单地说，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慧出智慧。
7,对于求助进行转发，如何看待？
阚珂：个人有困难向社会求助，自己可发微信朋友圈募集款物。朋友圈是特定对象，我发朋友圈了，你是我的朋友，在这个圈里，你要再转发，在另外一个圈又扩大，其实转发人是做了背书——担保求助的人是真正有困难。如果是欺诈，给转发人带来一定的麻烦。对此，在立法过程中是考虑过的。我们希望，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要慎重。现在互联网很发达，有微博微信，有时候是公募和私募很难分得清楚，要判断好是个人求助和还是个人募捐。
8,在本社区、单位内的互济“抱团取暖”不允许了吗？
阚珂：第110条规定，城乡社区组织、单位可以在本社区、单位内部开展群众性的互助互济活动。
这和通过慈善组织做的慈善是有区别的，是“抱团取暖”。今天我有困难了大家帮助我，明天你有困难我们大家再帮助你。慈善有四个特点：自愿的、无偿的、捐出去的款物是不能索回的、非营利性的。慈善组织的募捐和个人募捐、一对一的帮助、本单位或者本社区内的互济互助活动是有区别的。
9,国外一些富豪，把自己的遗产很大比例或全部捐给社会做公益。慈善法出台后，有法律的完善和社会重视，能否预见在今后一段时期，中国也会出现这样一些慈善家？
阚珂：在立法当中的一个考虑就是，要让想做善事的人更方便。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慈善法第80条关于捐赠的税收优惠问题，做出这个规定是相当不容易的，这就是想让捐赠更方便，有利于出现大慈善家。
现在一些企业家要捐赠，但有不方便之处。企业所得税法第9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慈善法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规定：企业捐赠超出12%的部分，允许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就纳税所得额时抵扣。这不是有利于企业家捐赠得更多吗？
第84条，国家对开展扶贫济困的慈善活动，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对此需要相关部门出台相关规定。现在的慈善法，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7. 全国人大为慈善开门立法有哪些意义
1、这是我国的第一部规范慈善活动的国家大法
我国经常参加慈善活动的志愿者，有6500多万人；社会捐赠总额已从10年前的100亿元左右，变成了目前的1000亿元左右。随着慈善事业体量的增大，慈善领域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需要通过制定慈善法加以引导和规范。
制定慈善法，体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努力。尤其是，慈善活动中的一个大类“扶贫济困”，直接关乎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以说，这是我国扶贫、脱贫工作在法治层面上迈出的又一大步。
2、拓展慈善格局
慈善法对“慈善活动”进行了更为广义的界定，将促进教科文卫体事业发展及保护环境的公益活动都囊括在内。可以说，这一放眼“大慈善”格局的界定为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3、松绑公募网募
针对社会普遍关心的公开募捐与互联网募捐，慈善法草案予以了一定程度的松绑。
慈善法草案第二十三条规定：“依法登记或者认定满二年的慈善组织，可以向原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公开募捐资格。慈善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健全、运作规范的，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发给公开募捐资格证书。”
这一适当扩大公开募捐主体范围的举措，意味着少数慈善组织掌握公募权的局面将被打破。更多慈善组织将可以通过努力争取公募资质，平等地参与竞争。捐赠者也将有更多元的选择，从而促使“良币驱逐劣币”效应显现。
4、追责骗捐诈捐
近年来，不时被曝出的骗捐、诈捐事件，屡屡消费着社会大众的善意和信任。因为没有相关法规追责，许多骗捐者、诈捐者都能全身而退，这类事件也常不了了之。
慈善法草案第三十一条规定：“不得通过虚构事实等方式欺骗、诱导募捐对象实施捐赠。”第五十九条规定：“受益人未按照协议使用慈善财产或者有其他严重违反协议情形的，慈善组织有权要求其改正；拒不改正的，慈善组织有权解除协议并要求受益人返还财产。”
第四十一条规定：“捐赠人应当按照捐赠协议履行捐赠义务。捐赠人违反捐赠协议逾期未交付捐赠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慈善组织和其他接受捐赠的人可以要求交付；捐赠人拒不交付的，慈善组织和其他接受捐赠的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或者提起诉讼”，具体情形包括“捐赠人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方式公开承诺捐赠的”。
5、框定原则义务
除了追究受益人与捐赠人骗捐、诈捐等不正当的行为，慈善法草案更为慈善组织、民政部门框定了财产管理、信息公开等方面的原则、义务。
慈善法草案第五十二条规定：“慈善组织的财产应当根据章程和捐赠协议的规定全部用于慈善目的，不得在发起人、捐赠人以及慈善组织成员中分配。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私分、挪用、截留或者侵占慈善财产。”第五十四条规定：“慈善组织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不得在其投资的企业兼职或者领取报酬。”
第六十条规定，“慈善组织应当积极开展慈善活动，充分、高效运用慈善财产，并遵循管理成本最必要原则，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慈善组织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开展慈善活动的年度支出，不得低于前三年收入平均数额的百分之七十；年度管理成本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百分之十五。”
信息公开也是慈善组织必须做好的一大工作。慈善法草案第七十二条规定：“慈善组织应当每年向社会公开其年度工作报告，包括财务会计报告、年度开展募捐和接受捐赠情况、慈善财产的管理使用情况、开展慈善项目情况，以及慈善组织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情况”。
民政部门也要配合信息公开。慈善法草案第九十五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建立慈善组织及其负责人信用记录制度，并向社会公
8. 中国慈善立法亟须突破“为什么募捐”瓶颈
实际上，2005年，民政部就已经正式启动了《慈善法》的起草工作，2006年《慈善事业促进法》草案出台并被列入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并准备于2007年提交全国人大审议。但是，在2007年的“两会”上，立法规划中并未能见到慈善法的影子。人们不由揣测其间原因。慈善立法的定位争议被认为是慈善立法延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曾参与早期慈善法讨论的杨团指出：《慈善法》草案之争议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慈善到底是靠政府还是靠民间，二是靠“大款”还是靠大众。但是，这个理由未得到普遍认同。“一个如此简单的选择题，难道还有什么争议吗？你觉得会是问题的所在么？”同样曾参与立法讨论的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教授如此对本刊记者说。而民政部相关负责人的多次讲话与论述也印证，起码在高层，关于慈善“民间-政府”“大众-富人”的认识并不是问题。国务院法制政法司处长朱卫国曾专门撰文指出:慈善法的立法本位，是“靠民间，而不是靠政府”“靠大众，而不是靠大款”。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也曾在某慈善法的研讨会上明确表示，要践行“人人可慈善”的理念，“民政部将不再作为慈善主体，而要为慈善事业、民间慈善事业创造条件。要逐步推动民政部门主的慈善和救助、福利设施由民间组织和社区承，逐步实行管分离。”慈善立法延缓的另一个理由是郑功成教授提出来的。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就立法而言，根据国家发展需要与可能条件，是有一定的计划的，立法机关必须保证一些重要的或者发展进程中需要急切规范的立法项目优先出台，从这个意义上讲，为慈善事业立法虽然很重要，但在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等基本的社会保障法律还未制定之前，显然不可能将慈善事业立法摆到优先位置。”但是，属于政府责任的《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是否就具有优先于慈善法的理由呢？郑功成教授的理由是：面对巨大的灾难，慈善行为能够解决多少现实问题呢？这正是一种现实的考虑。民政部部长李学举8月22日在国务院新闻公室就中国自然灾害救助和城乡困难群众救助问题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披露：截至当时，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了3.1亿人次受灾，因灾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264亿元。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救助主要依赖于政府，这是一个必然，因此，民间慈善不可能在其中成为主角。但是，这种现实的考虑并不能抹杀慈善之与救助不同的意义。对于受难者而言，来自政府的社会救助属于政府必须履行的责任，而慈善，其意义则不仅在于救助，更在于一种慈善文化、一种志愿精神的释放。民间慈善组织缺失接下来，“一对一”的行为方式被认为是一系列问题的核心所在。这种模式被评论者认为难脱“旧时代的施舍与恩赐观”。而现代慈善观念，则是以施助者与受助者法律与人格地位平等为基础的。捐赠与受赠分离的“个人——机构——个人”的行善模式，被视为是一个成熟的现代的慈善模式。但是，尽管中国也有慈善机构，人们却更愿意选择“一对一”的模式。这是中国慈善行政色彩浓厚的一大结果。民政部官员曾公开表示，“我国的慈善工作基本是由民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社会各界参与。在救灾和群众生活困难救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民政部门直接承担慈善募捐工作，难免出现浓厚的行政强制色彩，缺乏慈善事业本该有的自愿性、独立性和自发性。”慈善的窘境也就不断出现：一方面大家都在感慨中国慈善人士太少，国人慈善意识不强；另一方面当真有慈善家出现时，往往被“枪打出头鸟”。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教授看来，问题的真正所在在于独立的民间慈善组织的缺失。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NGO发展的老话题。这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国务院法制政法司处长朱卫国在他的一篇论述慈善的文章中曾写道：“慈善法不能是一部伪善庇护法。我们决不给非法、虚伪、欺诈、贪婪等留置空间；‘颜色革命’的企图和势力更不要幻想披上慈善的外衣。”“慈善立法的核心问题是民间慈善组织的发育问题。而要是离开了慈善组织，那么现在已有的法律法规是够用的。”王名说。对慈善行为的捐赠、优惠、管理，实际上已经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在规范。这一点，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郑功成也曾提到。目前，我国涉及慈善事业以及公益捐赠的法律法规总共有六部，分别是：《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个人所得税条例实施细则》。但是，在现实的操作上，关于慈善组织发育的问题仍然会出现。王名说，“关键不是民众是否捐钱捐多少的问题，而是这些钱能否得到一个合理的利用，能否有所值的问题。”在他看来，慈善NGO(非政府组织)的问题不解决，那么慈善立法是否拖延就是一个“假命题”。这涉及到如何对NGO定位，包括政府和慈善NGO的关系、慈善组织的属性与结构治理。慈善组织的注册问题、企业捐赠12%的税收减免政策如何落实等等。“这显然不是一部慈善法所能够解决的。”王名说。在8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慈善进入立法的窦玉沛最终也并未明确表明，慈善法将何时出台。
9. 如何理解一起做慈善一起弘扬正能量
总体来说，公益和慈善，就像两条平行的铁轨，承载着我们对生命及世界的爱，驶向人类与世界万物的和谐共生。公益和慈善，共同筑成我们的行善之路。
言归正传，先从慈展会说起。2013年慈展会的主题是“慈善，让中国更美丽”，2014年则是“慈善，助推社会进步”。可您瞧好了，展会名称明明是“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为何两届主题语中都不见了“公益”呢?“公益”去哪儿了?我猜，“公益”应该是被“慈善”吃进肚了。
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立法层面。慈善立法几乎每年都会成为热门话题，今年更被列入了全国人大的立法日程，并推出了若干专家建议稿。但为何官员、媒体、学者口中多称慈善法，而非公益法，或者公益慈善法呢?莫非“公益”又被“慈善”吞进肚了?不过我更担心，如果立法的时候连基本的概念都界定不清楚，这法怎么立?即便将来勉强出台，能否结束概念不清、用词混乱的局面呢?
10. 慈善法出台有什么意义
《慈善法》由全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2016年月16日通过，同日由国家主席以第43号主席令予以公布，自2016年9月1日起施行，全文12章，107条。
《慈善法》界定了什么是慈善、确立了慈善活动的原则（合法原则、自愿原则、诚信原则、非营利原则、遵循公序良俗原则、国家鼓励和支持原则）。规定了每年9月5日为“中华慈善日”。规范了慈善组织、慈善募捐、慈善捐赠、慈善信托、慈善财产、慈善服务、信息公开等内容，明确了促进措施和日常监督管理行为以及违反慈善法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那么《慈善法》的确立有哪些意义呢？大概有四个：
（一）、开启了依法治“善”的新时代。
《慈善法》是社会领域的重要法律，是慈善制度建设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慈善法》的颁布实行，使我国的慈善事业从此走上了有法可依的康庄大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较快，社会捐赠额从2006年的不足100亿元发展到目前的1000亿元左右。随着慈善事业快速发展，慈善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慈善组织内部治理尚不健全、运作不尽规范，行业自律机制尚未形成，全社会慈善氛围还不够浓厚，有关方面还需要加大支持、促进的力度，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制定慈善法加以引导和规范，从而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二）、重塑社会对慈善事业的信心，对慈善组织的信任。
近年来以“郭美美事件”为典型的一些负面案例，却为我国慈善事业蒙上了阴影，也让“慈善”二字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类似诈捐、作秀、炫富等事件，负面效应经过网络传播被无限放大，直接拷问慈善事业的公信力。社会上不少人对慈善事业失去信心，对慈善组织失去信任。
2011年11月，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接受专访时称，郭美美事件3天毁了百年红会，把红会“打得稀里哗啦的”。
“郭美美事件”从根本上说，就是慈善事业无法可依，慈善组织无章可循而导致的信任危机。慈善法对慈善组织、慈善募捐、慈善捐赠、慈善服务、信息公开等都作出了规定，特别是明确了慈善组织的定义及其设立程序，规范了慈善组织的行为准则和内部治理，强化了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义务，它的制定和实施将重塑社会对慈善事业的信心，对慈善组织的信任。
（三）、让想做善事的人更方便，让能做善事的组织更积极。
原来一些企业家要捐赠，有不方便之处。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慈善法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规定：企业捐赠超出12%的部分，允许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这更有利于企业家捐赠。此外，慈善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国家对开展扶贫济困的慈善活动，实行特殊优惠政策。慈善法第八十条关于捐赠的税收优惠规定，就是想让捐赠更方便。
（四）助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制定慈善法，在全社会提倡、支持和鼓励助人为乐、团结友爱、无私奉献的友善精神，有助于社会成员在义行善举中不断累积道德力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持久精神力量。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形成全社会支持慈善、参与慈善的风气，助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慈善法》的确立也引发一些社会关注的问题，有如下十一点：
第一，关于慈善的范围。
主要是关于“大慈善”和“小慈善”之争。一方观点认为，中国传统的慈善就是扶贫济困，虽然慈善法调整范围不能完全囿于传统的扶贫济困，但也不宜扩展至科技、文化、体育等领域。也就是说，公益和慈善不能划等号，甚至民间公益和慈善也不能划等号。另一方观点则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慈善范围也要与时俱进，传统的扶贫济困已无法涵盖现代慈善的范畴，传统的扶贫济困领域更多的是政府社会救助的范畴，应当强化政府在这方面的职责。而现代慈善主要是民间的，其范围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拓展。从草案一审稿和二审稿来看，法律起草者最终采纳了“大慈善”的观点。
第二，关于慈善日的问题。
法律中是否有必要设定一个慈善日，将哪一天作为慈善日，在起草和审议过程中一直存有争议。据介绍，起草者曾主张将每年9月5日作为中华慈善日，因为这一天也是国际慈善日。但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9月份的法定节庆日、纪念日太多，效果不好，建议调整到其他月份。也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出，现在设定的节庆日、纪念日过多，法律中没有必要规定慈善日。
第三，慈善组织是否都要经过合法登记。
在多次研讨会和论证会中，行政主管部门都倾向于慈善法只规范依法登记的慈善组织，对于未经登记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可以给予促进和鼓励，但不建议在法律中规范。原来许多慈善组织未登记是因为社会组织登记门槛相对较高，今后可以通过降低门槛等方式，让更多的慈善组织依法登记。但是，多数慈善组织和学者都认为，行政主管部门的观点忽视了当前绝大多数从事慈善活动的组织都未经登记这一现实，慈善法不仅要涉及未经登记的慈善组织，而且要规定比较详细的促进和指导措施。慈善法甚至应当规定多种慈善组织形态，分别设立不同的成立条件，规定不同的权利义务。不过，这一观点也未能体现在草案的一审和二审稿中。
另外，目前，草案对慈善组织的定位仍然不够清晰，慈善组织到底是不是有别于基金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之外的第四类社会组织形式？如果是，草案中有些规定就是多余的；如果不是，则意味着一个慈善组织要进行两次登记：既要登记为慈善组织，又要登记为基金会、社会团体或社会服务机构，这种“双重登记”模式是否科学，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四，关于募捐资格的问题。
综合各方提供的消息，在草案起草的前期，行政主管部门曾主张明确设立募捐资格制度，建议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慈善组织，通过变更组织登记的方式，赋予其募捐资格，不过这一建议遭到了各方反对，地方行政主管部门也认为不可行。后来，起草者曾考虑，所有经过依法登记的慈善组织，都自然获得募捐资格。不过，由于认识不够一致，为稳妥起见，虽然所有依法登记的慈善组织都获得了募捐资格，不过却将募捐资格区分为公开募捐资格和非公开募捐资格，获得公开募捐资格需要具备“依法成立满两年，未受到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等条件。
第五，网络募捐是否要予以限制。
直接参与起草工作的人士透露，网络募捐问题是起草过程中争议较大的问题。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已进入“互联网+”的时代，网络是开展募捐的一种最经济快捷的方式，互联网募捐资格要完全放开。另一种观点认为，目前网络募捐鱼龙混杂，严重影响了慈善的公信力，慈善的公信力经不住少数不守规矩的慈善组织“折腾”，因此，建议只有在省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的慈善组织甚至只有在民政部登记的慈善组织才能通过互联网募捐。在草案一审稿中体现了后者的观点，在二审稿中，对互联网募捐的管制有所放松。但据了解，各方似乎对此都不满意。审议过程中代表们的主流观点，或许会左右法律最后的内容。
第六，募捐能否进行地域限制。
慈善法（草案）曾规定，慈善组织通过设置募捐箱等方式开展公开募捐，只能在其登记的民政部门行政管理区域内进行，甚至也只能通过当地广播、电视、报刊发布募捐消息。在募捐市场尚待完善的情况下，对募捐作适当限制是必要的，但要求慈善组织只能在其登记的民政部门行政管理区域内进行现场募捐，是否科学，却值得讨论。
第七，“诈捐”是否要规范。
最近几年，每逢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总有一些企业和个人声称要捐款捐物，但是新闻公开报道后，却迟迟不予以落实。为此，草案起草中，一种主流的观点是要对“诈捐”行为给予严惩，并且要明确规定声称捐赠者的履责义务。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实中所谓的“诈捐”原因非常复杂，比如，在当地电视台主办的一场慈善晚会中，一个企业家受到感染，当场宣布捐赠50万元，但事实上，是捐现金还是物品，捐赠什么样的物品，何时履行完捐赠义务，捐给谁等问题都有待企业决策层进一步决定，如果达不成一致，都可能影响捐赠。因此，建议法律中不作太严苛的规定。对于在新闻媒体公开宣称捐赠而拒不履约者，在新闻媒体予以曝光就可以。
第八，是否要明确规定慈善组织的行政管理成本和年度支出标准。
据参加过多次论证的慈善组织代表反映，行政主管部门一直希望在法律中明确慈善组织的行政管理成本和用于慈善目的的年度最低支出标准，并且曾提出了行政管理成本不超过10%、用于慈善目的的年度支出标准不低于5%的设想。但慈善组织对此反对声音较大，认为“一刀切”的标准根本不可行。草案一审稿和二审稿中都采纳了慈善组织的意见。
第九，志愿服务是否在法律中规定。
有的单位提出，慈善的本质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志愿服务本质上也属于慈善的范畴，因此，在用较大篇幅规定了“出钱”的内容后，也有必要专章规定志愿服务。但也有人提出，既然国家有意向对志愿服务专门立法，而且，志愿服务和慈善中的“出力”内涵还有较大区别，因此建议对志愿服务只作原则规定。从法律草案一审稿和二审稿的内容看，似乎立法者仍在左右权衡，最后的表决稿如何规定，仍有待观察。
第十，税收优惠如何规定。
许多人提出，当前制约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税收制度不合理。比如，只能向获得税前扣除资格的组织捐赠才能享受税收优惠，但获得税前捐赠扣除资格的慈善组织数量有限；再比如，捐赠货币可以享受税收优惠，但捐赠实物和股票等不仅不能享受，而且还可能要先交税；税前扣除比例过低而且无法结转等等，这都制约了捐赠的积极性。但是，立法者考虑到多种因素，没有在法律草案中明确规定具体的税收优惠措施，只是作了“依法享受税收优惠”之类的原则规定。考虑到税法的完善尚需时日，许多人建议尽量细化税收优惠措施。
第十一，是否需要规定年检制度。
目前，依据相关的行政法规，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都需要接受年度检查，因此行政主管部门建议在慈善法中明确将年检制度写入。但在多场座谈会上，许多慈善组织都提出，目前的年检制度流于形式，没有实质意义。而且地方民政部门也认为，现行的年检制度需要完善，建议改为年报加抽查制度。不过，对于每年报送什么材料，各方依然有不同认识。其实，法律中规定年检制度还是年报制度本身并不重要，关键的是要简化程序，减轻慈善组织的各种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