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法治
Ⅰ 浅谈法与宗教的关系作文1000字
范系统中道德与法律的结构趋于合理，以实现系统本身的功能优化。首先，通过立法确认某些道德标准为法律标准。我国宪法规定了
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合同法确认交易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在《教师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青少年权益保障法》
中得以反映，以及若干职业道德、市民行为规范被赋予行规、民规的法律意义，等等，无一不是道德法律化的表现。第二，使某些道德升格为习惯法。法可分为国家
法和民间法。国家法，即典型意义上的法，指一国立法机关通过一定的程序制定的，并由国家的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民间法指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自行创制和
遵守的，在特定地域、社会关系网络内发挥作用的地方性规范。民间法一般不见诸文字，而且是零散的。在一定意义上讲，民间法是一定地区道德的泛化、规范化，
是一定的道德加强了其强制力并更经常地得到遵守的产物。至少，民间法与道德传统、社区习俗有更强的依附力、亲合力，并往往交织在一起而难以区分。所以，国
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也能折射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第三，通过监视保障机制保护文明道德行为，禁止不文明不道德行为。总之，道德法律化是进行法制改革的基
础，是实现法治的桥梁。
法律道德化表达了社会规范系统的最佳结构及各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状态。法治社会形成的最基本条件是亚里士多德早就勾勒出的
“良法+普遍守法”的框架。普遍守法即法律道德化后的守法精神；良法即善法、符合人类良知与正义道德的法律。称之为良法的法，也即法律道德化后的法律，至
少应包含人权性、利益性、救济性三种内在的品格。其中人权性是法律的道德基础，失去人权性的法律即使形式合理但实际价值不合理，终极会被人类所唾弃。
［16］法律道德化正是通过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三方将自身的道德修养、人格魅力反映到法治活动中来。“越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
的道德规范便越多。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则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目。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一个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国家中，法
律几乎已成了一部道德规则的汇编”。［17］使法律与道德的精神一致起来，使法律得到道德的有力支撑，让法律精神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成为人们的信念，同道
德精神一道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只有造就这种法律，才能使法律获得普遍性和权威性，建立法治才有可能。
（三）道德法律化的局限性
违
反道德的并不能当然就是违反法律的。原因在于并非所有的违反道德的行为都能上升为法律或确立为法律。能够上升和确认为法律的道德要求，只是公认的社会道德
的一部分。有相当一部分道德要求仍然需要停留在道德领域，由道德规范来加以约束和调整。如果将全部道德问题变为法律问题，那就等于由道德取代了法律，这是
不符合人类创设法律的目的和其理想目标的。道德规范不可能全部法律化，另一原因是任何国家的财力都不能支撑道德全部法律化之后所需要的执法成本。但随着经
济实力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必须尽可能地把更多的基本和重要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18］但法律并非万能，其设定的“中人”标准不同于道德倡导
的“圣人”标准，因此对虽“缺德”而不犯法的行为往往无能为力。在现代社会中，法律的他律约束作用与道德的自律教化作用只有相互补充和密切配合，才能达到
建设社会文明的良好效果。［19］在把道德规则、道德观念法律化的过程中，要注意道德与法律在本质和内涵上的一致性，否则会给法治带来灾害。［20］不论
法律中的道德原则实际上能够被贯彻到什么程度，只要是全面地以法律去执行道德，其结果不但是道德的外在化、而且是道德的法律化，这种外在化、法律化的道
德，按我们的界说，其不但不是道德，而且是反道德的了。［21］
三、历史与现实之间
（一）现实中的矛盾
在现实社会中，道德与法律
存在着不和谐之处。中国的道德至上思潮盛行只是表明人们企图摆脱法律的拘束以求更随心所欲地实践道德、弘扬道德。人们并不是以崇尚道德来追求一种更趋于合
理、科学。德国大哲人黑格尔曾有过如下论断：在中国人心目中，他们的道德法律简直是自然法律——外界的、积极的命令——强迫规定的要求——相互间礼貌上的
强迫的义务或者规则。“理性”的各种重要决定要成为道德情操，本来就非有“自由”不可。然而他们并没有“自由”。在中国道德是一桩政治事务，而它的若干法
则都由政府官吏和法律机关来主持。［22］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请先看下面一则案例：
案例五：一对农村老年夫妻闹离婚，按照法律判决，离婚后的一间住
房应判归男方。但如果这样下判，女方离婚后就将无所居住，显然与情不合。于是，法院综合考虑后判决将一间房隔为两半，一人一半，解决了女方离婚后的住所问
题。这样的判决并未引起男方的“***”，双方相安无事。［23］
这是来自执法第一线很具体的案例，问题随即而提出：在司法实践中要不要考虑道德评价标准？如果要，那么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该怎样取舍？
美国法学家德沃金在其著作《法律帝国》中也曾举过一则案例：
案例六：埃尔默用毒药杀害了自己的祖父，他知道他祖父在现有的遗嘱中给他留了一大笔遗产，他怀疑这位新近再婚的老人可能会更改遗嘱而使他一无所获，因此他杀害了他的祖父。［24］
纽约州法院针对该案例确立了一条法律原则，即：任何人都不得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得利益。问题是：法官以自己的信仰取代法律条文是否冲击了法治原则？
（二）让历史告诉未来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历史考察及对二者关系的法理分析，针对前面的问题可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1、情法冲突——法治的尴尬。
法
治社会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首先考虑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官判案时，只能以现行法律为依据，不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样势必导致法律无法适应新出
现的情况，而道德等非强制性社会规范则可以其主观性调解新生的行为现象。这就是前面谈及的一元法体制的弊端之所在。即在国家制定法与道德之间缺乏过渡、缓
冲机制上，造成了法律的僵硬、无力及冷酷，造成了法律与大众心理、社会风习之间的脱离与隔阂，也造成了道德的无力感和被蔑视，甚至鼓励了对道德的违犯，加
速了道德的衰落。［25］但是，如果以情理断案，就违背了法治的原则。因此，只有在法的体制上作出调整，才能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
2、儒家伦理——道德化的法律。
良
法表明法要包含某种道德价值，故法治的概念本身就体现了法治与道德的深刻关系。失去了道德基础的法为恶法，恶法之治与法治精神是根本背离的。我国古代的儒
家伦理法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一种结合模式，即把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纳入国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道德缺位、法律的尴
尬，是否可以吸取儒家伦理法的合理内核，灵活适用法律，把法治中注入道德的血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申言之，即道德化的法律要行道德的职能，从而
使司法过程成了宣教活动，法庭成了教化的场所。
3、中庸之道——法追求的品质。
法的品质在于公平、正义通过法而得到实现。中国古代的
“中庸”思想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平衡、稳定。中庸主义在法律上的意义就是审判案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法律以外的情和理，旨在彻底解决纠纷，平息诉
讼。现代法同样面临着效率与正义的挑战。一方面，法律要体现其威严，不可侵犯，人们必须遵守；另一方面，法律还要有其缓和的一面，比如法要体现
Ⅱ 宗教发展对法律和法治确立作用
我写过这样的论文
大体要从 宗教的开始 和法律的渊源 开始论述
法律是由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的，而宗教注意的是个人的道德发展， 可以从 法与道德上进行论述
Ⅲ 如何开展依法治理非法宗教活动和遏制宗教
所有宗教活动，必须限定在正规的宗教场所进行，不能非法聚会。
所有宗教场所，社会资金不能进入，不能合股宗教场所，不能承包宗教场所。
所有宗教场所，必须有国家宗教部门统一监管。
宗教场所，必须登记对公的账户，不能用私人的账户代替宗教场所账户。因为这样很容易导致老板庙，老板教堂，最终把宗教场所变成私有制了。
Ⅳ 依法管理宗教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吗
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专家机关、社属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Ⅳ 三大宗教对世界法制的影响
三大宗教意思懒觉基督教，那么还有意思懒觉主要是嗯记录叫主要是耶稣还有佛教。
Ⅵ 浅谈法与宗教的关系1500字论文
在西方，法律的信仰来源于宗教传统，它们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6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美国比较法学家和法制史学家伯尔曼认为，西方人所面临的危机并非法律的过度神圣化或宗教的过度律法化，即二者过分一体化的危机；而是相反，是它们过于分裂化的危机：“法学家把法律看成是纯功利的工具和手段，把它归入“工具理性”的范围之内；神学家把宗教看成是超越程序与组织的信仰、爱和恩典，把它与法律对立起来。” 伯尔曼强调，二者重新融合，才能使法律真正被社会所信仰。
这一西方人对法律富有宗教性的看法，表面看来对我们中国人建设法制社会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或国家宗教。但如果按照伯尔曼的观点：“法律最终以道德为基础，道德最后建立于宗教之上”，中国法也同样有着其信仰基础，那恰恰是指儒家的道德伦理教条。换言之，在中国，被神圣化的道德本身，兼有宗教的功能。今天，我们倡导全民投身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应该起着同样的重要作用。因此，了解西方基督宗教与法律的关系，以及基督宗教的律法观，对找回法律的神圣性、宗教性和建设法制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一、法律与宗教的关系
观诸世界各国，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法律与宗教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并在某种程度上皆脱胎于宗教，比如伊斯兰国家和古希腊罗马等。
在西方文化中，法律与宗教的紧密联系或互动关系历来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两者之间或吸纳或排拒，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在古代与中世纪，两者距离较近，有时甚至合而为一，密不可分。而进入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法律与宗教相对独立，自成体系，但决非互不相干，而是侧重点有所不同，配合默契，对社会生活均颇具影响力和塑造力。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法律与宗教长期而紧密的联系可以追溯到西方文明的源头――希伯来文化。希伯来法与宗教是分不开的。它产生于公元前2至公元前5世纪的，是由摩西首创"十诫"，后经历代帝王、祭司的修订、扩充而成的。“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希伯来法受更为古老的汉谟拉比法典的影响较大，同时也从埃及、亚述、波斯等文明古国的律法中吸取了许多养料。但对其影响最大的，还是希伯来人的宗教思想。”摩西五经所记载的，既是上帝的诫命，又是人间的法律，这就是律法。希伯来法兼有宗教戒律和道德规范的性质，这便造成了法律、宗教和道德三者的融合。
希伯来人所信奉的宗教和法律通过耶稣创立的基督宗教得到了延续和升华。公元一世纪，基督教开始在小亚细亚和巴勒斯坦传播，基督教将《希伯来圣经》（即旧约）作为其《圣经》的一部分。随着基督教地位的确立，以《圣经》为基本渊源的教会法成为欧洲各国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希伯来法中的许多原则和制度，如什一税制度，禁止收取利息，严禁巫术与邪术，神判与誓政等，都成为教会法的重要内容。希伯来法律文化通过《圣经》这一途径对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法律建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说罗马法是以其精深的法理和发达的私法制度影响人类的历史，那么希伯来法则凭借其普世的宗教道德而在价值形态领域内同样影响了世界法律制度的发展。
尽管基督教思想并不是西方法律传统的唯一源泉，但教会法对西方法治观念及具体制度的形成却产生了极其重要得的影响。西方之所以产生了他们的法律传统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宗教背景，这种宗教背景同时也是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一个主要发源地。基督教文化最为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法治，这种影响至今犹存。如果我们稍稍注意一下，就会发现，无论是英国的《权利法案》，还是法国的《人权宣言》，还是美国的《独立宣言》，都声明人的权利来源于上帝所赐。
二、圣经中的律法观
今天，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因受到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影响，人们对法律抱有一种消极的态度，觉得它是一种限制及阻碍。当个人的良心及个人的自由很受尊重，被视为很有价值的东西，法律不太被人尊重。在伦理生活上，当今许多人有这种感受和思想，甚至行为趋向远离法律。 那么基督宗教如何看待法律？我们需要回到基督宗教的信仰依据——圣经中去，看圣经是如何教导人看待律法的。
1、 法律是来自天主的礼物（申4:5-9）
希伯来人重视法律，严守法律，是因为他们把法律看成是天主赐
给他们的救恩。虽然法律是经由一中间人（摩西）而传给他们的，但它终究是天主自己的指令，“上主你们天主的诫命”（申4：2）。所有法律不论是有关道德本身的，或是有关社会司法的，还是关于神圣祭祀的，都不代表对希伯来人的约束或损害，而是一种神圣的礼物，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智慧，更加强大。法律的恩典是分享天主自己的智慧。法律的目的是使希伯来人的团体保存它的真正本来面目。法律是上主的声音，是上主的说话（申28：1；30：10，20）“以色列！现在你要听我教训你们的法令和规律，尽力遵行；这样你们才能生活，才能进入占领上主你们祖先的天主赐给你们的地方”（申4：1；28：1-69）
2、法律是天主与希伯来人的盟约（申4：13）
希伯来人对法律的积极观念源于他们与天主建立的盟约。天主与希伯来人建立了盟约：“我要成为你们的神，而你们要成为我特选的民族。” 如果希伯来人寻求天主的保护和祝福，他们必须持守盟约。这个盟约通过法律来表达，建立和巩固的。法律是盟约的重要组成部份。只有在这个轮廓内，法律才得到它确实的意义及真正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摩西的十诫——法律的核心，是直接构成盟约确实的证据基础（出谷记20章）。 法律可以说是盟约的实质本身，它们可以变成同义词，“他将他的盟约，即那十条诫命，给你们宣布出来，吩咐你们遵守，又将这诫命写在两块石板上”（申4：13）。
3、法律是神圣的，是完美的，是圣洁的。（圣咏 119章）
在希伯来圣经中有很多对于法律歌颂的经文，其中最著名的是圣咏一百一十九篇。这篇圣咏是圣咏集中最长的一篇，共二十二首，每首八节。在每首内，用许多表示法律的同义名词，如法律，约法，诫命，章程，法度，律例等。这篇诗词反映出希伯来人对天主所颁布的律和诫命是怎样的热爱。“上主的法律是完美的，能畅快人灵；上主的约章是真诚的，能开启愚蒙。” “我要用整个的心灵寻觅你，不要让我错行了你的谕旨”。 “上主，给我指出你章程的道路，我要一直到死细细遵守。”
三、律法给希伯来人带来了民族的团结与强盛
摩西五经中的法律可分为三种：一是道德律，即有关人与天主之间的规定。二是宗教律，即关于祭祀、节期等宗教事务的规定，其目的是训练希伯来人成为圣洁的民族。三是社治律，是约束人的行为和净化人的意念的根本规定。宗教律是为了“敬神”，是对当时人们的宗教生活的规范；社治律是为了“爱人”，希伯来人认为这是使人们和平相处、爱人如己的规范。
摩西五经中的律法除了具有宗教教义法律化和契约等性质外，也更富有典型的人道性的特征：律法中规定，对欠债人、穷人、寡妇、孤儿、寄居者和奴隶要给予必要的保护；每过七年，穷人的欠债要取消一次；遗忘在田里的麦捆和果园中未采摘的果实要留给穷人。这些都体现了保护弱者的法律原则。律法中也规定人命重于财物，因此侵犯财产不得定死罪，反映了当时立法对人权的尊重。
希伯来人的宗教信仰构筑了一种独特的法律文化，也给他们自身带来强大的内聚力和生命力。他们历经种种磨难，从埃及到“流奶流蜜”的迦南地，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开放性的，随时都有可能遭到外邦人武力进攻和侵略，而当时的希伯来民族是相对弱小的。这种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希伯来人把一直保护他们的天主信仰放在了压倒一切的位置上，通过这种神圣的民族信仰，把整个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来的侵略。从摩西五经中的法律特殊性来看，一旦他们放弃宗教信仰，他们在心理上和社会组织上都会如一盘散沙；一旦他们放弃人道原则，则人民内部战争会使他们无法共同抵御外来侵略。为他们来说，遵守上主的法律，给他们所带来的是民族内部的团结和强盛，其实这就是天主给他们的祝福——让他们生活在自己构建的和谐世界之中。法律性盟约的受益方，是他们自己，而并不是天主；是天主的法律使他们学会了如何爱人（尊重人、接纳人、团结人、原谅人），并建立了彼此的友谊与民族的团结，和谐的世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伯尔曼的这句话，在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一句引用率相当高的箴言。也许我们会说这是西方人的观念，对于中国一个政教分离的社会，它又有什么启示呢？表面看来，在中国宗教对法律影响甚微, 但实际上宗教与传统法律有着深层的纠葛。法律原初形态时与宗教不分, 汉代提出则天立法, 宗教成为历代政治话语中法律权威性和神圣性的合理来源, 法律运行中神灵的影响也一直挥之不去, 善恶报应的宗教信仰成为传统法律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中华民族是一个极为重视伦理道德的民族，儒家文化孕育了华夏儿女。因此，“信仰法律”对我们中国人也有同样的重要意义：若要建设一个法治社会，必须建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溶入到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建设法治社会，仅仅靠人们学法、知法、懂法、守法，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教人“信仰法”，让人们把法律当成信条一样去崇拜、去遵守。法律与西方基督宗教的关系和基督宗教的律法观这一问题的探讨，也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反思，引发了许多感悟。让我们也拥有希伯来人的智慧，辨清法律的美好与神圣，维护法律的尊严，献身于法制建设的神圣使命之中。
Ⅶ 关于宗教的法律有哪些
《中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宗教事务条例》
(7)宗教与法治扩展阅读
《中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五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各民族自 治地方的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根据宪法和法律，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 或者单行条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内各民族都享有平等权利。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团结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共同建设民族自治地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五十三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 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对本地方内各民族公民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政策的教育。
教育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尊重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共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
《宗教事务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规范宗教事务管理，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以下称信教公民)或者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以下称不信教公民)。
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信仰不同宗教的公民应当相互尊重、和睦相处。
第三条 宗教事务管理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原则。
第四条 国家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维护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应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与社会稳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等违法活动。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不同宗教之间、同一宗教内部以及信教公民与不信教公民之间制造矛盾与冲突，不得宣扬、支持、资助宗教极端主义，不得利用宗教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和进行恐怖活动。
第五条 各宗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在相互尊重、平等、友好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往；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在对外经济、文化等合作、交流活动中不得接受附加的宗教条件。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宗教工作，建立健全宗教工作机制，保障工作力量和必要的工作条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行政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负责有关的行政管理工作。
乡级人民政府应当做好本行政区域的宗教事务管理工作。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依法协助人民政府管理宗教事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听取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的意见，协调宗教事务管理工作，为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动场所提供公共服务。
第二章 宗教团体
第七条 宗教团体的成立、变更和注销，应当依照国家社会团体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登记。
宗教团体章程应当符合国家社会团体管理的有关规定。
宗教团体按照章程开展活动，受法律保护。
第八条 宗教团体具有下列职能：
(一)协助人民政府贯彻落实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维护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指导宗教教务，制定规章制度并督促落实；
(三)从事宗教文化研究，阐释宗教教义教规，开展宗教思想建设；
(四)开展宗教教育培训，培养宗教教职人员，认定、管理宗教教职人员；
(五)法律、法规、规章和宗教团体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能。
第九条 全国性宗教团体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宗教团体可以根据本宗教的需要按照规定选派和接收宗教留学人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选派和接收宗教留学人员。
第十条 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教职人员应当遵守宗教团体制定的规章制度。
参考资料：网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参考资料：网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参考资料：网络-宗教事务条例
Ⅷ 宗教对法律信仰的影响有哪些
宗教与法律是保持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两种基本手段。宗教的形成和发展对法律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且触及到法律的制度层面，价值层面。
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体系。有人群的地方就须有法律，它使人们生活有序；宗教是人们对现实生活虚幻歪曲的反应。有苦难的地方就需要有宗教，它为人们提供一种心理上的慰藉。人不仅对物质世界有追求，也追求精神的寄托和升华，法律只能调控人们客观现实的活动，宗教则能为人们提供精神家园。因而法律与宗教是保证人类社会平稳定与发展的两种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为补充，共同保障人类社会健康稳定协调发展。
一、法律与宗教共同维护人类社会的发展
人类社会具有复杂性，需要法律与宗教从物质发面和精神方面来共同调整，二者缺一不可，因而在强化法律作用的同时，必须注意宗教信仰的培养，在培育宗教精神的同时，也要重视法律对生活的调控。然而宗教与法律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规范，在本质目标、调节方式上都有所不同。法律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保障实施的，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以权利与义务为基本内容的，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体系。它的主要特征是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注重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实际问题，它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法治社会、法治国家，形成法律至上的权威。宗教是人们是对生命意义的个人信仰，宗教的宗旨在于对超自然力的信仰，并由此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它主要解决人们精神领域苦恼与痛苦，它对现实世界的苦起一种缓解作用，使人们对现世的不满在对未来的向往中得以实现。
二、宗教对法律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西方文明是基督教文明，同时西方社会人群的主体目前也是信奉基督教的，与此相关联西方社会目前也是世界上法治建设做得比较好的国家。
基督教对西方社会影响是全方位的，对法律影响不仅触及规范层面，制度层面，更渗透到价值层面和精神层面。可以说西方人们法律生活无论是诉讼的具体操作，还是人们对法律的坚定信仰无不打下基督的烙印。
（一）基督教对西方的法律规范的内容产生深刻的影响：
（1）在家庭中给予妻子在法律上更加平等的地位，将配偶双方的合意作为婚姻有效的前提。废除父亲对子女生杀予夺的权力。强调一夫一妻，保持家庭稳定。家庭稳定，社会就稳定了。因为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
（2）在严格法与衡平法之间，强调衡平法的概念，缓和一般法的严厉性。西方社会普遍主张并且实行轻型化，改善囚犯的待遇，不少国家已经取消死刑，实行开放性的监狱管理，这与基督教的传统影响有着重大关系。因为西方社会普遍相信：只有上帝才能剥夺人的生命！
（二）宗教对法律价值层面的影响：
西方社会宗教精神是平等、博爱、自由与秩序。而这些精神无一不渗透到法的价值之中，成为法治追求的目标。这一点从法律的词渊上可以得到证明：众所周知，现代西方法根基是罗马法，在古罗马那里，法这个词就是正义Lustus。为了从内在和目的意义上即从法的宗旨和实质上表述法，罗马人使用Aequitas，它产生于一个含有平等意思的词根。它体现了法的宣告性原则为单个人的活动所确定条件和限度，这些条件和限度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法被杰尔书定义为“善良和公正的技艺”，乌尔比安提出法的定义是：“诚实生活，不犯他人，各得其所”。从以上法的定义之中不难看出宗教的平等、正义、自由价值观已在法律概念中生根。这种平等、正义、自由宗教精神被西方奉为法律的本质精神。如法国宪法序言中庄严宣告：自由、平等、博爱是宪法的精神，这种精神已与法律精神融为一体。宗教精神已经得到立法者的认可，民众的接受。西方的宗教生活已与法律生活或暗或明地结合起来，人们在教堂里接受宗教洗礼的同时，也同时在接受法的陶冶。因为在西方法的精神与宗教信仰已经很难把它们加以区分。
（三）宗教对法律原则和诉讼程序的影响：
基督教中有爱神，爱是宗教中一条神圣的戒律，伯尔曼在研究爱与法律关系时指出：“无论对基督教还是犹太教，爱都是被认为法律本身之所在，而法律既包括其具体行为，也包括其抽象的道德，都要成为爱的体现。”西方社会主张的程序正义，程序先于权利，给相同的人以相同的待遇，就是发轫于宗教中的博爱。相同的案件应做出相同的判决。不能因人而异，这并非只是正义原则，同时也是爱的原则，不平等待人就不是爱，法官如果徇私枉法，不仅要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更要受到宗教道德的谴责，在上帝的末日审判时他是难脱其咎的。基督教主张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除上帝之外，大家都是平等，都是上帝的臣民。无论是上至国王，还是下至臣民，都处于主的恩惠之下，他们是平等。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最终演绎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在凌驾于法律之上，它只能在法律之下。
（四）宗教的诉讼技巧和诉讼理念对法律的影响：
四川大学龙宗智教授认为圣经就是一部诉讼法教科书。《圣经》中关于伸张正义的故事比比皆是，而这些例子告诉人们许多关于诉讼技巧的方法，比如这证据学上的矛盾规则、交叉询问法则，对今天西方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里上帝的天启可以看作是人类文明对司法的基本要求。流行于西方国家的各种法律誓词也深受宗教影响。人们在法庭作证都是要手按《圣经》发誓的，这无非是借助于宗教的力量，强迫人们讲真话。如公元前九世纪英国的英格鲁—萨克逊法律中就有如下的规定，索赔被盗财物原告的誓词：“我在上帝面前宣誓指控他就是盗窃我财物的人。这既不是出于仇恨、妒忌或其他非法目的，也不是基于不实所言或信念。”被告人的誓词“我在上帝面前宣誓，对于他对我的指控，我在行为和意图上都是无罪的。”助誓人的誓词：“我在上帝面前宣誓，他的证词是清白和真实的。”
三、宗教精神对法治的影响以及对我国法治推进的启示
我国目前的法治模式是采取政府推进型的，政府重立法，重法制宣传。但由于我国法律没有得到人们普遍认同，对法律缺少像对宗教的那样信仰。因而我国法治推进的步伐是沉重而缓慢的。影响人们对法律信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历史传统上看，我国始终把法律看成是治民之具，而没有像西方那样把法律看成是一种公平、正义的象征。同时我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正统，而儒学始终强调无诉、息诉。并且统治者常把一个地方诉讼多少看作是评判地方官吏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儒家主张和为贵，人们之间的争讼大多不是通过诉讼来解决而是通过诉讼外的方法加以调整。可以说法律作为一种定争止纷的工具从来没有在民众心理上引起认同。而西方的民族具有好讼精神，为一、二元钱的琐事打官司常见诸报纸，这种好诉精神来源于基督教的平等，正义，凡事讨个说法，正是这种精神推动了西方法治文明的进程。
由于我国历史上一直是王权占统治地位。宗教从来没有占据政治，精神生活的主导地位，并且我国宗教既有本土的，也有外来的，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于全国，被人们广泛认同的宗教。因而宗教的一些价值观也没有被人们的广泛接受。我国各种宗教没有形成统一的认知，因而难以对法律产生统一的影响。同时我国传统儒家文化一直强调德主刑辅，内圣外王。很少对法律的精神、理念进行探索并给予理论上的支撑。目前推进我国法治的关键就在于树立法律权威，使法律宗教化、神圣化。“正义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堂皇仪表和其具一定戏剧性的演示。否则人们就看不见它。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宣示正义准则的角色也会因不同凡俗的仪表，而使自己的精华得到升华”。目前要在我国培养一种统一的宗教是不可能的，也难以得到政府的认可和社会的接受。关键是我们必须把法律作为一种宗教来看待，来培养人们对它的信仰，对它的虔诚。法律宗教化并不是要把法律变成宗教的教义，也不是要把宗教中一些不符合人类理性的东西纳入法律的价值范畴。因为这样做并不是社会的文明进步，而恰是历史的倒退。我们所要做的，仅是把一些被人类普遍认同的宗教精神纳入法律的范畴，树立法律至上的权威，推进我国法治进程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在法律制定过程也就是立法过程中，要体现自然法的理性，符合法的理念，法治社会的法必须是良法。法律成为良法的关键是我们在立法时必须把宗教所包含的一些平等、博爱、自由、善良的精神融入立法过程中。
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体现宗教的平等精神，博爱精神。不应把法看成是治民之具，而应把法看成是衡量是非正义的尺度。在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的设置上，要体现平等的要求，给相同的人以相同的待遇，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因为从宗教的角度看，无论是罪人还是好人，他们都是上帝的子民，在上帝面前是一律平等的。何况佛教还主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所以法律的制定应体现宗教精神。其次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坚持程序正义，贯彻宗教精神，防止执法者成为法律杀手，执法者在执法中要体现法律的仁爱之心，恻隐之心。古罗马法学界对法最流行的定义是“法律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在执法中须体现这种正义精神，执法者必须做到公正地处理人际纠纷，要求在一切场事见义勇为，也要求不以自己的法律智慧去规避法律、危害社会。同时，要切实做到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是宗教精神中的自由公平正义原则真正深入到司法工作中，最终实现守法执法司法的全面公正合理。再次，要进一步深入普法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成员的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水平，树立法律的宗教权威，为推进法制建设奠定信仰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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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 如何理解"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中国共产党“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提法在党的十七大上写入党章，其内容是四句话：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其中“相适应”一句既是基本方针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基本方针的总体目标。
宗教的历史就是一个反映社会、影响社会，又适应现实社会的历史。如果某种宗教不愿或不能适应现实社会，它就不可避免会走向消亡。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最基本层面的要求是宗教界爱国守法，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服从政府依法管理，依法依规开展宗教活动。教徒首先是公民，享有公民的各项权利，也要尽到公民的各种义务。
在我们国家，不允许有法外之宗教，也不允许有法外之教徒。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只要爱国守法，就基本做到了“相适应”。我国宗教界有着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新中国建立以来，不断增强爱国热情，维护国家利益，主动投入国家建设进程。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要主动配合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引导信众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坚持政教分离，反对境外利用宗教搞渗透和分裂活动的图谋，在事关祖国统一、国家主权和民族团结等重大政治问题上与党和国家保持一致。
“相适应”的第二个层面，要求宗教界不仅满足信众信仰上的需求，还要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多做有益于民众幸福、社会和谐的事。近些年宗教界积极开展公益慈善事业，支持教育卫生事业，保护文物，保护自然环境，参与抗灾活动。
随着社会发展，宗教界要进一步丰富参与公益事业的形式并拓展渠道，同时杜绝借神敛财、无序扩规模现象，努力减轻信众因宗教活动而产生的经济负担，树立济世助人的良好社会形象。
“相适应”的第三个层面，要求宗教界进一步挖掘和弘扬教义教规中有利于国家发展、社会稳定和道德提升的内容。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宗教经典和教义教规不能随便改动，但可以结合时代要求作出新的阐释，赋予新的内容。
近年来佛教提倡“人间佛教”；道教开展“生活道教”；伊斯兰教开展“解经”活动；基督教开展神学思想建设，鲜明提出“促进基督教中国化，而不是中国基督教化”。
佛教界深刻揭露达赖集团歪曲佛教教义、煽动制造自焚事件的恶行，针锋相对地阐释佛教珍爱生命、不许杀生的基本教义；伊斯兰界提出坚守中道、远离极端，坚决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和一切打着宗教旗号的暴力恐怖行为，都有力维护了国家和人民利益，赢得社会尊重。
(9)宗教与法治扩展阅读
（一）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其主体民族是一个多神多教的民族。中国宗教史源远流长，多元起源，良性互动，在发展中不断整合成中轴信仰，又保持对各种信仰的开放包容，和谐共生，因中有革，神道与人道协调，信仰以道德为重，形成“多元通和”的生态模式，以及多神多教并存，多样性中有主体性，宗教关系和谐是主旋律，宗教信仰的“混血”现象普遍存在，神道依于人道，神权依于政权，包纳和改铸外来宗教等特点。
（二）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
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也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由之路。当前，我们应该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深入推进宗教工作法治化建设。要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原则，对涉及宗教因素的问题具体分析，是什么性质就按什么性质处理，该保护的必须保护，该取缔的坚决取缔，该打击的依法打击。
（三）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
在我国，宗教的社会作用仍然具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宗教既蕴涵着引发冲突的因素，又蕴涵着促进和谐的因素；宗教更为重要的是具有“放大器”的二重功能，既可能扩大冲突，又可以促进和谐；在一个深刻变革、快速转型的社会中，宗教二重作用更加凸现，既可能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也可以产生特殊的积极作用。
宗教自身追求真善美、追求和谐的一面获得发挥，就会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自身负面因素的发热膨胀，就会释放或放大消极作用。历来黑暗势力都要利用宗教的消极面，使群众信仰的宗教反过来成为群众的枷锁。
（四）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
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而信教群众往往是通过宗教人士的带领、引导或组织来信仰宗教的，因此他们当然愿意听宗教界人士的话。宗教工作这个群众工作的关键，是做好宗教人士的工作。要努力培养更多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上起作用的宗教界代表人士，发挥好他们在引导信教群众、推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的积极作用。
参考资料来源：环球网-朱维群：宗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参考资料来源：中央统战部网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Ⅹ 宗教对社会的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和谐”已成为我国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旋律，为社会各阶层广泛关注。按照胡锦涛主席的讲话精神，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基本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社会安定团结，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作为传统的宗教文化中所包含着诸多伦理道德思想，完全可以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一、宗教具有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维护社会稳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个历史进程的永恒前提。在这方面，宗教这支社会力量可以发挥其独特的社会作用。在当今社会转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社会竞争激烈，人们的思想活跃、情绪不稳、因躁动不安、贪欲、嫉妒、烦恼、失望、愤恨、困难、挫折等引起的浮躁情绪和社会不稳定现象比较突出。宗教能在信仰者群体中通过宣传教义、举行仪式等活动，加强信众对现行秩序的认同，舒缓人的精神危机，减少社会震动。挖掘和弘扬宗教教义、宗教道德和宗教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和健康文明的内容，为发展稳定社会秩序提供支持。在我国的传统宗教文化中，蕴含着大量的和平、非暴力、自然、和谐、慈悲、中道、平等、均衡发展等观念，这些观念对今天生态恶化、冲突加剧的世界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允许我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就肯定了宗教在我国的存在。
第二、宗教具有维护和平促进祖国统一的明显作用。我国各宗教历来就有热爱祖国的光荣传统，历史上具有宗教信仰的爱国主义者层出不穷。佛教把“爱别离”作为人生8种痛苦之一，把消除离别分隔作为人生的重要追求。《阿含经》中就说：“有离别者，善为和合，使相亲敬”。两岸佛教同根同源，法乳一脉；两岸佛教界相处融洽，关系密切。近年来，佛教在两岸关系的和谐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如2002年佛指舍利成功赴台湾地区供奉，有400多万人以无比虔诚之心朝拜、瞻仰，这对沟通两岸关系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两岸佛教界的各种交流也一直持续不断，近年来更是在学术、法事、慈善、艺术、经济等各种领域全面展开，特别是2005年4月在海南三亚召开的两岸及港澳佛教圆桌会议，两岸四地佛教高僧齐聚一堂，是因为同根同源，大家都有“和”的血脉；佛教最讲平等、和合、圆融、圆满，大家都有“和”的精神；多年来，两岸四地佛教交流交往、自然亲切，佛指舍利赴台、赴港供奉，两岸佛乐联袂赴台港澳和美、加展演，大家都有“和”的行动。
第三、宗教具有很强的道德教化作用。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加快，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科技、政治、文明的现代化，还是人的现代化、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人的道德素质的现代化。研究表明，宗教是道德教育最有效的力量之一。一方面宗教教义和宗教历史中包含了丰富的道德内容，长期以来已成为人的心理和精神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各宗教场所负责人一般都有很强的人格魅力，在信徒中有较高的道德威望，他们的榜样作用对信徒有着很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第四、宗教具有很强的为信教群众与非信教群众之间的和谐推动作用。与世界各主要国家相比，我国在宗教方面有三大主要特点：一是宗教信仰比较淡漠，真正信仰宗教的人始终是少数。所以，宗教信仰者与非宗教信仰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我国社会形态中的一个基本要素，各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独特作用并有广阔的空间。二是在我国至今没有出现一种宗教可独霸天下的局面，从古至今，不同宗教在我国的土地上同时并存。所以，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在这方面，各宗教都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沿。三是我国传统宗教，也就是儒、释、道三教，都是一种提倡圆融、主张和平、注重道德、乐于兼容、善于互补的宗教。我国历史上各宗教之间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信教群众与非信教群众之间，基本没有极端化的冲突，总体上看，始终保持着一种和谐的关系。这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历史遗产，需要我们继承，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第五、宗教具有独特的文化展示作用。我国宗教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方式发挥着积极作用，佛教与道教场所绝大多数都是在国家指定的旅游景区，每到节假日，吸引了众多的观光游客。一方面，宗教活动场所为人民群众的游览休闲提供了去处；另一方面，广大群众于游览中受到了宗教文化的熏陶；再一方面，地方政府和群众也因其获得经济效益。这是解释我国宗教发展原因的一个重要视角。
第六、宗教具有心理慰藉作用。宗教研究表明，宗教在与个人的关系上，它是心理健康甚至身体健康的一个可靠根源。它不分年龄、性别和种族、民族，对人们有着舒缓精神危机，宽慰人心，缓和情绪，化解矛盾的镇痛作用。
总之，我国的宗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同样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由于宗教教义具有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诉求和理论机制，蕴涵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丰富思想资源，因此，积极发挥宗教和谐共处的优良传统，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加强社会思想道德建设、促进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