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理问题清单

㈠ 创新社会治理的主要措施有哪些

一、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党的十九大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共治”，更加充分地体现了治理的核心思想。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体制转型，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形式，除了国有经济、集体经济，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外资经济、股份制经济等快速发展。

二、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

在我国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中，一方面要加强法治建设，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另一方面要加强德治建设，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

三、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

为了有效应对当前的社会矛盾，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以行政调解为主导、以司法调解为保障的“大调解”机制在全国得到迅速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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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并且指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为了有效回应这些新需要，解决社会的新矛盾，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领域，提出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并且提出了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提高四化水平和加强四个体系建设。

㈡ 什么是推进权责清单工作的责任主体

各级政府是推行权力清单的制度的责任主体。
权力清单制度是以“清权、 确权、 配权、 晒权和制权” 为核心内容的权力革命。
根本在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是新一届中央政府开局要办的“第一件大事”，同时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抓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依据权力清单，向社会全面公开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前者突出改革方向，后者突出实现路径。也就是说，要以权力清单制度为核心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公开运行流程，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切实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前提和基础。在我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权力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清单和边界不仅社会公众一头雾水，有的甚至连行政机关自己也时常模糊不清。此次中央专门发布指导意见，为各级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规定了公布权力清单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可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都将会陆续公布量身打造的权力清单，权力的内容和行使主体将会一目了然。相比较权力清单的公布，接下来更重要、公众更关心的是，权力清单到底有什么用?在规范权力、保障权力方面到底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在建设法治政府的背景下，权力清单的价值和功能一方面值得期待，另一方面，在法治思维和法治理念下，也不可不切实际、要求权力清单承载超出本身性质的功能。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准确定位未来地方政府及其部门权力清单的功能，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权力清单的性质是权力的公示，而不是权力的确认。公布权力清单的初衷是解决社会公众不清楚政府有哪些权力的问题，着力点在于政务公开，是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通过权力清单对政府及其各个部门权力的种类、数量、适用条件和法律依据的统计和公示，本身不是对政府权力的合法确认，即便是纳入权力清单的权力，如果源于层级较低的法律规范，不排除经法定程序审查被认定为违法的可能。因此，权力清单的核心功能，是向社会公众传递政府到底管什么的信号，便于公民确定履行职责的主体，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而且，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公示权力清单也可以为社会提供讨论权力资源的基础信息平台，为“哪些权力该取消、哪些权力该下放、哪些权力该转移”的公共讨论和决策，凝聚社会的共识，为政府转型和改革提供动力支持。
二是权力清单的价值是权力的梳理，不是权力的赋予，不能作为确定政府权力职责的授权依据。现代法治社会，对政府权力而言，奉行的原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这就意味着，政府权力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必须遵循法定的主体、权限、条件和程序行使、履行职责。权力清单记载行政机关有哪些权力以及这些权力的行使主体、权限、程序，不可混淆的是，这些权力由清单记载和罗列，却不是清单所授予的，支撑清单的是这些权力背后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这也是指导意见特别强调依法律法规审核确认的意义所在。因此，在行政执法和司法审判中，确定政府权力有无、大小及运行机制等，不能只看权力清单，而必须透过清单看到背后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这是权力法定的内在要求。
三是权力清单的规制对象是权力行政，不宜作为政府提供服务行政的限制。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既包括对行政权力的规制和监督，也包括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行政管理方式。特别是在从过去传统管制型政府向现代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过程中，行政职能的履行日益多元化、多主体化、多方式化。政府行使对相对人不利的权力行为，必须有严格的法律依据，不得在法外行政。但服务型政府又提倡和鼓励政府推行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奖励、行政和解等非权力强制行为方式，而后者由于自身性质及其他客观原因的制约不太可能被列入权力清单，且现行法律也不可能为这些新型的行政行为方式提供足够的法律支撑。因此，权力清单的目的主要在于规制权力强制行为，不能成为政府拒绝提供多元化服务，或者排除柔性行政方式的理由和借口。
由此可见，将来权力清单的梳理和公布，具有自身的限度，只是法治政府建设的第一步，为规制和调整政府权力，改进政府行为方式，提供了从源头治理的基础。如何将清单上的权力切实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是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难点和关键。

㈢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提出的大力推行的三个清单是什么

骗住民，骗好民，骗群民

㈣ 创新社会治理的原则和措施有哪些

一、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必须走群众路线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也是社会治理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
二、坚持多方参与，努力形成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社会治理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必须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
三、坚持依法治理，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首先，要弘扬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增强以法治方式推进社会治理的思想自觉，逐步培育起全社会崇尚法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的坚定信仰，进一步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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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基层社会治理遇到不少新矛盾、新问题，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需要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执法规范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这就需要在综治、信访、基层自治、社会组织发展等重点领域加快立法进程。
一方面，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范围及政府职能法定，明确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建立程序公开、标准公开、结果公开的行政执法行为规范。另一方面，加快基层社会治理重点领域的法律制度建设，根据新型社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等的发展及时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同时，注重提升群众法治观念，保障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事务中依法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发展

㈤ 列举在学校学习,生活中遇到的或看到的需要用法治思维处理的事例.

1、教师体罚学生，造成人身损害。

2、小区体育设施质量问题造成学生受伤。

3、职工食堂饮食不卫生，导致员工食物中毒。

4、校园暴力事件。

5、故意损坏公共设施。

6、未成年人去网吧。

7、出租车司机对于乘客丢失的贵重财物自己私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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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思维的实现途径：

各级领导干部应在实际工作中培养和运用法治思维。首先要坚持依法行政。无论是决策、执行，还是解决矛盾、推动发展、深化改革，都要不断审视行政行为的目的、权限、内容、手段、程序是否合法，自觉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应该大力推进权力清单制定工作，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其次要自觉守法、坚决护法，维护法律和制度的严肃性，维护他人和组织的合法权利。任何人不能搞权大于法、以言代法、选择性执法。

尤其是在关涉自身利益时，要做到自律自省、遵章守纪，不搞特权、不搞潜规则。要大力推动政务公开，自觉接受社会和公众监督，以公开透明保护自己、维护法律尊严。再次要大力支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司法腐败是危害最大的腐败，是压垮政府公信力的最后一根稻草，要坚决抵御和打击司法腐败，加快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司法公信力，让法律真正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让全社会充分相信法律、依赖法律。

最后要带头学法，有效普法，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以实际行动引导全社会自觉依法维护权益，又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㈥ 在推进依法治国战略过程中会遇到什么困境或阻碍

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
江必新
▶社会领域的治理问题仍然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突出薄弱环节，构成了建设法治中国的一个显著短板
▶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相对畸高，不仅诱使当事人违法，更重要的是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赚便宜，进而劣胜优汰
▶实现人心大治，不仅要强化规则意识、诚信意识，还要使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中国。现实表明，社会领域的治理问题仍然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突出薄弱环节，构成了建设法治中国的一个显著短板。建设法治社会是全面深化法治的固本之举，是法治一体建设的重中之重。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首先必须清醒认识当前法治社会建设中的诸多矛盾，并从对矛盾的分析入手，厘清法治社会建设的进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有七。
一是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与维权理性不足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一方面渴望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却不满法律程序上的种种限制；一方面认为他人违法侵害其权益，另一方面自己却坦然违法、钻法律漏洞；一方面以法律为武器，另一方面却容易以极端方式维权。这些矛盾导致维权与违法往往交织难辨。
二是对公权力机关的诉求日益增长与对公权力机关的服从、配合与支持日益淡化之间的矛盾。大部分人仍有遇事找政府解决的习惯，而且在新的形势下其诉求愈加多元复杂。与此同时，由于缺少对公权力机关必要的信任，对其服从、配合、支持的程度则日渐降低。这种下降状态又反过来削弱公权力机关满足人民群众诉求的能力和资源。
三是对依法治国方略和法律至上原则的抽象认同与人情、关系、私利、政绩大于“国法”的行动之间的矛盾。在我国，厉行法治早已是共识，宪法法律至上也获得了最广泛的观念认同。但在具体的行动中，特别是关系到自身利益的事务上，人情、关系、私利、政绩等不正当考虑迅速成为行动者决策的主要考虑因素，处于至上地位的法律被架空。
四是公权力机关的退位、归位与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发育仍不成熟之间的矛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是公权力机关退位和归位，理性再定位的过程。但由于市场机制仍不健全，社会组织仍不规范，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往往难以担当起合格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导致公权力的进退维谷。
五是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要求与法律质量整体上仍不理想之间的矛盾。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然而，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立法质量已在不断提高，但仍有一些法律尤其是低层级的法律规范质量不高、类型化不够、科学性不足，将执法和司法带入或难以实施，或实施冲突，或实施背反的多难困境。
六是严厉制裁违法行为的要求和期待与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较高之间的矛盾。普遍守法是法治社会的当然特征，严厉制裁违法行为是保障法治权威和发挥法治威慑力的必要条件。但是现实中，在一些方面，由于责任设置过低，特别是查处率不高，导致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相对畸高，不仅诱使当事人违法，更重要的是客观上造成“逆向选择”、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赚便宜，进而劣胜优汰，并导致普遍违法。
七是中国当下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与应对方式的简单化、低效化之间的矛盾。社会事务日新月异，纷繁复杂，情况和形势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社会改革进入攻坚期，社会发展进入黄金期，社会矛盾进入漩涡期，治理难度在加大，复杂性在加深，利益冲突在加剧；然而社会管理模式仍然滞后，不少应对方式过于简单、低效，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
要应对和破解上述矛盾，需要系统治理。
第一、价值建设，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法治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将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内化于人心，成为社会成员决策和行动的基本指引。当前人民群众已经有一定的法治意识，但牢固的法治理念尚未确立。实现人心大治，不仅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着力强化规则意识、诚信意识、权利义务统一意识、责任意识，还要透过多途径、全方位的理念引领价值观建设，使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第二、基层调整，使治理畅达“末梢神经”。体制问题具有决定性。我国传统上从中央到基层的纵向层级化管理体制倚重“生产经营单位”和“基层组织”。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存在着在“最后一公里”失灵的问题。建议以确立社区的法律地位为主要方式，重塑我国社会的基层组织形态，确保国家与其成员之间的“传感”途径畅通。
第三、制度改进，使规范体系管用。高度重视法律规范质量的提高，尤其是要重视法律规范的针对性、系统性以及可实施性的问题。积极完善社会领域的法律体系，推动构建和完善社会自治规则，合理配置实施资源，努力创造实施条件，保证国家法律和社会规则相互配合协调发挥作用。
第四、秩序建构，有效控制不当社会行为。在简政放权的同时要强化对市场活动的监管和市场秩序的维护。在培育社会组织的同时加强对社会组织外部行为的规范和内部治理的引导。要切实解决专业中介组织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扭曲市场规则的问题，要全面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诚信和公信，透过秩序的建设和维护持续规范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
（作者为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负面清单：一种新的治国理政模式
王利明
▶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
▶只要不是负面清单列举的事项，政府无权进行审批，这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对政府权力的一种有效的规范和制约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规则十分透明、公开，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进入，不需要进行烦琐的审批，也非常有效率
所谓的负面清单，也称为“否定清单”、“负面列表”等。最初它主要出现在有关国际贸易投资法的领域，后来作为一种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模式确定下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它是指由法律法规列举一些禁止或者是限制市场主体进入的事项，对于法律法规没有做出禁止和限制列举事项之外的领域，可以由市场主体自由地进入，法律不作干预。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决议里，已经把负面清单管理，作为一项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方法确立下来了。从管理模式上来说，为什么说它是我们新时期治国理政的重要方法？
首先，负面清单管理给予市场主体广泛的行为自由，可以有效激活市场主体的潜在活力。现代社会任何国家的立法者，能力都是有限的，很多的事情是立法者在立法时所无法预见的，立法者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从而无法相应的强制性要求别人去做。市场主体能否进入这些领域，必然成为法律调整的空白地带，大量的是法律调整的空白地带，也有人把它称之为“法律的沉默空间”。
在这样的一个空白地带，正面清单管理模式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完全采取了不同的看法。正面清单管理这样的模式下，它实际上受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对这样一个法律沉默的空间，并不允许市场主体就可以直接地进入，能否进入，很大的程度上，实际上还是要由政府来决定，这样市场主体的行为的空间其实是受到了很大的压抑和限制。但是负面清单管理认为，只有法律法规明确禁止或限制的领域，市场主体才无法进入，凡是清单没有列明的领域，市场主体均可以进入。因此，与正面清单相比，负面清单模式赋予了市场主体更充分的行为自由。凡是法无禁止的，即推定市场主体有行为的自由，在“法律的沉默空间”，政府机关也不得设置额外的审批程序，实际上就给了市场主体非常大的行为自由，这种自由其实就是经济活力的保证。
第二，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新的治国理政的模式？就是因为它能够有效地限制和规范公权，尤其是规范审批权。审批实际上是政府部门权力的一个最集中的体现，它直接决定了针对谁，能够干什么，其实也是对资源的一种分配。在正面清单管理模式下，法律虽然没有规定，但是政府依然还是在管理，政府实际上通过规章等各种规范性文件，仍然在限制着领域的进入，我们的许多规章其实都有几个特点，首先就是宣布这个事归我管，二是要求大家都要报批，三是不报批我就要处罚。
那么一旦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以后，凡是负面清单之外的，凡是法律没有限制，没有禁止的，所有这些部门领域，不得再进行审批。这就意味着只要不是负面清单列举的事项，政府无权进行审批，这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对政府权力的一种有效的规范和制约。所以它体现了法制的一个基本的精髓，这就是规范公权。
第三，这种模式使政府的行政行为更加公开透明。法治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公开的、透明的、可预期的效果。负面清单管理可以说在很大的层面上实现了这样的效果。
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之下，负面清单的内容本身是公开的，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也是公开的，除负面清单明确列举的事项之外，市场主体原则上都可以自由进入，例如，在负面清单管理的模式下，一个企业要进行投资，应当首先去找一名律师咨询，看看现在要进入的投资领域，是不是国家法律法规所限制禁止的领域，只要不在法律法规禁止限制之列，那么其就可以放心地进入。这样对于行为的结果，企业也能够产生一种合理的预期，所以它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公开预期的效果。
第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能够真正使经济更有效率，更有活力。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到机场去坐飞机都要经过安检，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大家每次进入安检的时候，屏幕上显示“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等等物品”，把这些东西列举出来，其实这种做法就是典型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即明确列举法律法规要禁止携带的物品，如果我们不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正面清单管理方法，即明确列举哪些物品是可以携带的，则机场可能需要将所有可以携带的物品列出来，如果采用这样的方式，我相信可能一个安检人员每天要检一个人，都要检几个小时。这必将是非常低效率的，而且他会给安检人员极大的自由裁量的权利。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规则十分透明、公开，其也更有效率。规则和空白地带，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进入，不需要进行烦琐的审批，这就会非常有效率。
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方面看，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这就是我们所要强调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职权法定原则相结合，这两项原则正是我们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的内容。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法学院院长）
下一阶段法治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吴志攀
▶改革进入深水区，就必须开大船，要驾驭一个复杂的工具和复杂的局面，就必须按规矩来办事，要讲法、信法、用法
▶我们讲依法治国，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来维护社会公平，维护政府的道德形象
▶依法治国，首先要治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同步的。离开了法治，市场就会混乱，经济就不可能起飞，更不可能平稳、高速地发展。这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条最基本、最核心的经验。今天，当改革开放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当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一个新的时期，就不得不更加强调法治。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已经有一代人的实践（中国的传统，三十年为一代），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而在下一个阶段，我认为要通过加强法治来解决三个问题。
其一，就是要用法律的方法划分好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中国是一个大国，即使今天有了最好的喷气式飞机，从海南岛坐飞机到乌鲁木齐，也要好几个小时，这么大一个国家，维护统一、维护中央权威，同时照顾好各个地方的不同特点，调动各地的积极性，这是执政兴国的一个基础。分税制改革之前，我们的中央财政略显单薄，而一些地方财大气粗。那时的地方政府，还没有在“土地财政”和“地方融资平台”方面“打主意”。在推行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和地方实际上重新划分了财权，中央财政大大充实了，同时，城镇的房屋市场化改革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这些改革，影响深远。但任何一项改革，不可能只有好处，不可能没有一点消极面。我们现在都看到了，比如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一些地方的收入主要靠卖地，房地产成为主要支柱产业，但泡沫大了，有问题，老百姓也受不了，国务院三令五申平抑房价，先后出台《国十条》和《国五条》，但收效都不明显。还有地方债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样复杂。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首先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里面要算经济账，还要有法治。我们现在比过去更加强调依法治国，治国首先就要治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个大的框架当然是宪法，是我们的根本政治体制所确定下来了的，但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在各个部门法中都有反映。新一轮的法治建设与改革，要在这方面下力气。
其二，就是要用法律划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是市场行为的“裁判员”，企业是市场的“运动员”，两者的角色分工不同，因此两者不能混同。还有，运动员也应该分分类，有的是跑长跑的，有的是短跑，不能哪里有便宜可占就到哪里去比赛。例如，很多央企进入房地产市场，央企掌握国计民生的命脉，实力雄厚，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经济基础。但是，很多央企放下自己的主业，拼命往房地产市场里钻，到处拿地，而且把地价抬得很高。政府办企业，当然要实现保值增值，但办企业的目的不止是为盈利，还有承担很多社会责任，特别是央企，应该多花一些精力去发展那些中长期的、战略性的、风险大一些、利润可能不那么高的大项目，只要有利于国计民生长远发展。而不是房地产这样的，利润高，见效快的竞争性项目。地方政府当然特别欢迎央企去拿地，怎么拿他们都高兴，一切可以开绿灯，但这样一来，市场就可能有点乱了，很多事情就不公平，这样算法治吗？不好说了。未来着力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领域，加强法治建设。
其三，要更加强调，把促进公平正义作为政府的基本价值追求。我个人有一个看法，中国社会对公平的敏感，超过了西方。对不公平的事情，老百姓反应很激烈。所以政府要在这么复杂的一个社会，维护公平不容易。我们讲依法治国，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来维护社会公平，维护政府的道德形象。政府要尽量多考虑弱势群体，不能被利益集团绑架了。现在对城镇低收入群体提供的经济适用房的安居工程，棚户区改造工程，全民覆盖的医保和社保制度的建设与完善等，都是体现社会公平的政策。这些方面还要加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市场经济条件下，摸着石头过河是成功的，但进入了深水区，有可能摸不到石头了，这个时候就必须开大船，要开船，要驾驭一个复杂的工具和复杂的局面，就必须按规矩来办事，要讲法、信法、用法，这样船才稳当，才能乘风破浪。
（作者为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不断完善立法制度和法律体系
李 林
▶要防止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权力关系合法化
▶应当从“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立法模式，向顶层设计的立法模式转变
当前，我国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形成，但立法不当问题的存在，致使部分法律制定后不能用、不管用、难执行、难适用、难遵守，某些法律甚至形同虚设。为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新形势下，应进一步推进民主科学立法，不断完善我国立法制度和法律体系。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转变立法观念和立法模式。立法应当充分代表民意、体现民利、反映民情，公平公正地解决社会问题、分配社会利益，防止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权力关系合法化，警惕立法权力滋生的腐败，从制度和规范的源头上维护人民利益。一是应当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立法观，转变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立法观；从片面追求立法数量而忽视立法质量和实效的立法观，转变为立法质量和实效第一的立法观；从重立法效率、轻立法民主的立法观，转变为民主优先兼顾效率的立法观；从只管法律制定不顾法律实施的立法观，转变为兼顾立法与法律实施并以法律实施为导向的立法观。二是应当从“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立法模式，向加强领导、科学规划、顶层设计、协调发展的立法模式转变。从立法项目选择的避重就轻、拈易怕难向立法就是要啃硬骨头、迎难而上、攻坚克难转变，使立法真正成为分配社会利益、调整社会关系和处理社会矛盾的艺术。
第二，强化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职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转变被动立法局面，使立法与全面深化改革协调推进，积极主动地通过法律的立、改、废、释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法律依据和法治保障。一是推进人大常委会常委的年轻化、专职化、专业化，让人大常委会委员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更好履行职能。二是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会期制度，适当延长每年的会期，为民主立法提供充分时间保障。三是推行立法旁听制度，让公民、媒体和社会组织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参与和监督立法过程。四是推行立法助理制度，以弥补人大常委人数少、时间少、专业知识不足等欠缺。五是进一步扩大人大常委会委员、专门委员会、立法工作机构起草或者组织起草、委托专家学者起草法律、法规草案的比重，增强立法的全局性，从源头上预防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
第三，推进民主立法。扩大不同利益群体公开主张、表达利益的渠道，使人民充分表达自己的立法意志和利益诉求，通过立法博弈实现公正立法。建立和完善更加广泛的立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制度，对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立法事项，原则上都应当向全社会公布，并建立意见采纳情况的说明和反馈制度。完善立法听证制度，对影响重大、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立法事项，要通过举行听证会的方式充分听取意见，确保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关系人全面参与立法、有效开展立法博弈，保证人民群众立法诉求的充分表达和宣泄。推行律师和法学专家为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关系人提供专业立法咨询、参与立法听证等立法援助的制度。推进立法公开，建立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律草案、地方性法规草案的立法旁听制度，旁听代表有权发言，保证人民群众对立法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㈦ 加强法治治理工作好的建议

普法，只有大家都知法守法，才能达到法治

㈧ 如何做好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工作

要进一步厘清信访途径与其他法定途径之间的受理范围,分类梳理法定途径清单,依法分流内、依法处理容,保障合理合法诉求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和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
推进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是推进信访工作制度改革和信访法治化的一项重要举措,有利于厘清各行政部门、行政部门内部各层级、行政部门与司法机关之间的职责分工,使信访工作回归本位,更清晰地引导群众依法理性维权。
将法定途径划分为司法途径,仲裁、行政复议途径,行政途径,信访途径等四大类。要求各地各部门切实做好依法梳理清单、依法分类导入、依法分类处理和依法公开等重点环节的工作,同时,要进一步健全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工作的信息共享机制、会商甄别机制、跟踪反馈机制、宣传引导机制和培训提高机制。
进一步落实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工作的各方责任:党委政府要落实领导责任、职能部门要落实主体责任、法制部门要落实审查支持责任、信访部门要落实协调督查责任、纪检监察机关要落实“问责”责任。

㈨ 全面依法治国的着力点是

建设法治政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和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同时，中央成立了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标志着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心和信心，对提高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权威性、有效性和实效性，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以及促进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统筹推进具有积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提出了一系列新论述新战略新方针，将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方略之一，要明确新时代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和着力点，才有利于加强现代法治国家建设，为践行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各项事业工作提供法治保障。
一、新时代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1）有利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被提出来以后，就标志着党和国家将其作为战略目标推进，对国家治理领域的全面法治化实现具有积极的作用，对国家全面法治化治理和社_法治化全面治理意义非凡。从理念上来看，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党和国家通过定位设计提出来的一项基本方略，明确提出要全面厉行法治，并指出了关于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治理理论、目标、模式和制度等。从内容上来看，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涉及到社会和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关系到国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治理，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个领域提供了法治保障和制度安排。从方式上来看，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作为治国理政方略发挥作用的，是党依法执政提出来的本质要求，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的推进和成效。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内容、重要途径和基本方式，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 （2）有利于现代法治国家的建设。首先，从现代法治国家的本质来看，是基于法治的框架下来说的，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权利的维护，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权利的落实。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以法治手段来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工作的基本要求。其次，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具有积极的作用。公平正义，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衡量标准和价值尺度，也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本质体现。再次，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为实施和强调“无法外特权”提供了保证，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法律约束，法外特权是不可能存在的，这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具有积极的作用，从根本上来说这也有利于全面依法治国。 （3）有利于人类社会法治文明进程的推进。新时代法治与现代化进程之间是密切相关的、不可分离的，对人类社会法治文明进程的推进至关重要。我国社会正在由传统向现代深化转变，建设现代法治国家对全面法治现代化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牢固把握中国具体国情，把握法治中国建设的规律，坚持以历史担当和使命为导向为人类社会法治文明和社会法治现代化提供中国战略和方案。
二、新时代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着力点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以宪法为核心建设和推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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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立法，要把握和尊重立法以及法律发展的规律，这是立法技术的最新水平；民主立法旨在保障公民参与立法的权利，制定的法律在最大程度上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意志，确保立法程序公开、公正；依法立法在立法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体体现在立法原则上所发生的变化；依法立法就是一切法律制定都必须以宪法等法律法规为依据。新时代坚持全面依法治国，需要遵循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基本程序，要坚持以宪法为核心，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是良法、善治的根本基础，也是新时代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着力点。 （2）法治政府建设。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另一个着力点就是法治政府的建设，这是推进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促进执法的公正文明与规范。法治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标志着现代政治文明，全面依法治国需要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坚持严格执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坚持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重点推进严格执法，真正意义上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治政府建设与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息息相关，相应地需要不断简政放权，着力优化服务，在社会广泛关注的政府权力主要问题上下功夫，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各级政府立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进一步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增强新技术在政府领域的应用，确保政府服务一切是为了便民利民，政府各项办事都是在依法依规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也要做到政府信息的开放透明，想方设法确保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优质高效。 （3）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加强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是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进行，旨在促进司法责任制的全面落实，创造良好的环境让公民切实感受到法律的公正性与社会公平正义。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从根本上来说是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也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提出来的基本要求。要完善与司法体制改革相关的配套措施，进一步提高改革的系统性、联动性，加强司法职务的系统化序列管理，落实与司法相关的人财物统管制度，加强职业保障等，为司法人员职业尊严提供基础，为他们的履职安全提供保障。要规范司法权力，还需要促进司法绩效评价的深化，广泛运用现代科技到司法体制改革领域中，全面提高司法的效率和公信力。
来源：职工法律天地·下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