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道德教育虚伪性的批判

1. 三性论的前提假设对当代道德教育有什么启发意义

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具有指导意义。在大量实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道德宝贝”教育模式的批判，发展儿童的道德认知，强调儿童主体性的发展，促进儿童主体性的发展。阐述了其主体性德育理念作为德育的主要教育方法的两个难点的探讨。这些思想对更新中小学德育观念、调整德育目标、改进德育方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意义和参考价值。

2. 目前我国传统的道德教育有何长处有何不足

这个问题，好大好大！甚至可以称之为课题了……
硕士生写论文，都够用了！
普通人讨论这个问题，意义不大……因为，说不清！
我们能做的，就是一方面认真接受道德教育，另一方面加强自我修养，让自己的道德水平达到更高的程度。

3. 道德教育内容是什么

•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富之”、“教之”、“使民以时”等观点，提出了一系列颇具创见的关于民众道德教化的理论和方法，这对于当前我国正在实施的公民道德教育具有启迪作用；

• 民众道德教化的前提和条件：由立“恒心”引出制“恒产”；

• 孟子民众道德教化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是重视“心理—情感”因素对人们行为的决定作用；

• 在孟子看来，要实现道德教化的目标，关键在于树立民众的“恒心”。孟子所谓的“恒心”，简单地说就是遵守基本伦理规范所必需的心理稳定状态；

• 有此“恒心”，民众就能做到“不为恶”、“不犯刑”；否则民心漂浮，日常行为就极可能“放僻邪侈，无不为己”（《孟子·梁惠王上》，以下只注篇名）；

• 因此，对民众的道德教化问题可以归结为如何实现“恒心”从无到有的转化问题；

• 孟子由此通过分析民众与其职业密切相关的心理—情感特点，考察实现这一转化的条件；

• 孟子所谓“民”主要指农业劳动者，他们需要“恒产”或稳定的产业来维持一家的生存。孟子认为，没有“恒产”这一物质基础，空谈伦理要求，根本不会为民众所接受，因为他们“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梁惠王上》）；

• 因此，孟子得出结论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惟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同上）。这就意味着道德教化的现实前提在于“制恒产”，没有“恒产”作物质基础，道德教化不可能真正进入“民心”；

• 为了强调制“恒产”对于立“恒心”的重要性，孟子还进一步阐释了“恒产”对于道德教化的积极意义：首先，制“恒产”是“惠民”的表现，它能唤起民众的情感认同，从而树立统治者的威信；

• 其次，孟子认为，民有“恒产”，就不会终年为生存发愁、奔波，因而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闲暇”；

• 这一闲暇为民众追求精神生活提供了有利条件。孟子强调：“明君制民之产……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

• 这里，“从之也轻”所描述的正是民众消除了基本的生存忧虑，从而愿意接受引导的心理状态；

• 民众道德教化的现实过程：从有“恒产”到有“恒心”民有“恒产”是否就能保证有“恒心”呢？孟子以性善论为根据，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孟子认为，人都有“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

• “四心”是人生来就有的道德萌芽，即为善之“才”。但“四心”也可能丧失，这在民众表现为“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告子上》）；

• 就是说，如果没有教养，无论有无衣食之忧，民众都可能有这种表现，其原因则“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同上）。可以说，民无“恒心”的客观原因是无“恒产”，主观原因则是“陷溺其心”。因此，要使民众有“恒心”，还必须注重主观方面的培育；

• 同时，也正因为人人都有“四心”，培养民众的“恒心”，对民众实施道德教化才是完全可能的。孟子强调，道德教化既是必要的，也是确立民众“恒心”的合理途径；

• 而在孟子那里，道德教化的具体内容则是指在“人伦之理”的指导下，将一套伦理规范融入民众的生活习惯，转化为他们内心的行为准则，具体说就是“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梁惠王上》）；

•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还提出了一套实施道德教化的方法。这套方法的具体内容是：首先，与职业规律相结合，将道德教化的内容融入制“恒产”的制度。其次，“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梁惠王上》）；

• 它是“使民以时”的另一面，既要“不违农时”，又要利用“不使民”的闲暇来进行道德教化。它意味着实施道德教化应把握时机，并将经济发展和伦理建设结合起来考虑；

• 第三，“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尽心下》），即仁义之理不离日用。因此，道德教化要落到实处，必须从日常小事入手，使其内容能指导人们的现实行动；

• 上述方法的第一方面主要针对的是社会制度的设置。孟子主张将“政”与“教”相结合，他说：“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上》）；

• 这意味着，合理的制度应既使百姓得到实惠，又能培养百姓的规范意识。这样，伦理规范就可通过制度的实施深入到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从而引导人们形成合乎伦理的生产和生活习惯；

• 孟子道德教化的思想特色?跋执壑?孟子的道德教化思想有其特定历史背景和个人思想背景，就其具体内容说，无疑具有其历史的局限；

• 但不可否认孟子的道德教化思想也包含着超越时代的合理因素，这尤其表现在其道德教化方法上；

• 具体说，孟子的道德教化思想在方法论上对当代中国实施公民道德教育具有如下的借鉴意义；

• 首先，经济与伦理相联系的视角。如前所述，孟子的整个道德教化思想都是围绕制“恒产”与立“恒心”及其相互关系展开的。可以说，经济伦理的视角一直贯穿在这些思想中。在现代社会，经济伦理的视角对于我们审视、思考社会道德建设问题尤为重要；

• 从孟子对制“恒产”与立“恒心”关系的论述看，它实际上力图将“惠民”与“教民”融合为同一过程。与之相应，如果我们能在制度设计时，考虑到福利政策与社会道德建设的相互配合和有机结合，无疑能取得更好效果；

• 孟子强调立“恒心”必须以制“恒产”为前提，同时将价值理念融入到制“恒产”当中。这一思想引申到现代社会道德建设意味着：只有创建有利于人们践行价值理念的制度环境，建立一套可供人们在实践中体验的制度，社会道德建设才能切实深入人心，从而指导人们的现实行为；

• 其次，孟子认为道德教化的实施必须“不违农时”，同时利用“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公孙丑上》），以此引导民众的“业余”文化生活。这一思想表明，孟子看到了道德教化的实施应考虑对象职业的特点和规律；

• 这一点在现代道德建设中也不容忽视。其具体内容应包括：通过伦理精神与职业规范的结合，引导人们形成合乎规范的行为方式；

• 道德宣传与职业道德教育相结合，引导人们以道德的观点审视他们熟悉的对象和行为方式。这样既易为人接受，又切实易行；

• 最后，孟子注重从对象的心理—情感入手进行道德教化。他主张，通过制“恒产”来确立民众认同伦理规范的心理—情感基础，然后通过倡导人伦之理来逐渐改造民众的自然性情；

• 这种方式可表述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它通过以“理”（道德理性）化“情”（心理—情感）、“理”寓于“情”、“情”“理”交融来提升人们的道德观念，以实现一个“合情合理”的生活世界。这种强调“合情合理”的道德教化方式可为我们的社会道德建设所借鉴。

4. 该如何从根源上加强我国道德教育效果

我个人认为应该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面合力加强我国道德教育效果。
首先，我认为我国的道德教育总体上是成功的。虽然道德教育中也有很多不合理约束性、对统治者的倾向性，但是抛开这些具体内容不谈，我国的道德教育方式从来都是用心去体验、用行动去感化，而不是简单的强制性的行为约束。用潜移默化的方式去让被教育者感悟并认同。中国上下五千年的辉煌历史都是沿用并继承这种道德教育方式，说明我国的道德教育当时是合理的、受人认可的、可以继续使用的。 总之，只有把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源上加强我国道德教育效果。

5. 为什么要加强道德教育

我觉得当然是要加强道德教育的，我觉得道德教育是一个人做人的一个标准吧，如果连道德都没有，那么他不管做什么事情，那肯定也是没有明确的三观的，没有正确的一个观念的话，那么是很容易做坏事的，所以说一定要加强道德的教育，好好的去教育人，这样子的话，一个人有正确的三观，他才能够不做错事情，才能够好好的为家庭，为社会做奉献。所以说不管是做什么，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所以说加强道德教育是一个刻不容缓，也是一个值得去注意的一个事情。

6. 我国职业道德教育体系不健全的原因求一篇一百字左右回答这个问题！

这篇文章里有，可以一看看，自己总结一下http://wenku..com/view/85ace02e4b73f242336c5fdd.html

7. 西方道德教育的发展历史

当代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学校德育，把德育贯穿于教育工作的全过程。而学校德育的理论和实践形态，都有其形成和发展的特定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当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学校德育，经历了一个由兴盛走向衰落再回归复兴的过程。考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学校德育的历史轨迹，探究其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向，对于进一步认识学校德育的规律性，促进我国新时期学校德育改革，建立新型的德育体系，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当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学校德育的历史轨迹
2.学校德育的内容日益丰富。当代西方学校德育的内容在面向生活中不断丰富，以满足和适应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需要。学校不仅注重共同的价值观教育，而且根据学生的实际讲授某种特定的文化价值。既进行有关伦理道德原则、规范的教育，还把德育推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进行宗教教育，伦理教育，纪律教育，国家法纪教育，国家方针政策教育，民主教育，和平教育，国际理解、协调、亲善教育，自由、平等、人权等教育，现代人生活方式教育，消费教育，保护环境教育，反色情、反暴力、反吸毒、反艾滋病教育等等，内容无所不包，同生活联系紧密。，
当代西方学校德育的内容选择主要根据两个原则：一是社会需求，其中包括个体社会化必需的道德规范，维持社会秩序运作的社会规范，确保国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国家利益以及有助于该政治集团发展的政治目标；二是人的发展要求，既注意人身心发展的不同年龄特征，不同认识活动范围和性格特点，也注意到人发展的需要，如选择有助于人的道德认识发展需要的内容，激发学生对某一道德难题的讨论，以培养儿童的道德推理能力。
3.德育形式综合化、网络化、实践化，德育方法多样化，德育手段科学化。所谓综合化，系指当代西方学校德育形式已逐渐从德目主义和全面主义的对立趋向两者的综合，既开设专门的道德教育课程，讲授基本美德和道德准则，又注重从各门学科和日常生活中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所谓网络化，系指政府、学校、家庭、社会机构在学校德育中日益结成一个相互作用不断协调的网络体。所谓实践化，系指学校德育已从
从追求虚无缥缈的“天国”转向人类社会生产实践，从书本转向活动，从课堂转向现实生活，从知识传授转向社会活动。在教学中，变静态的书本知识讲解为现实生活道德问题的重演，激发学生的道德思维，在动态中实现德育的目的。
当代西方学校德育在方法上日益多样化。不仅各种理论流派纷呈各异，且具体方法种类繁多。在西方各国中，即使对德育实行国家统一管理的体制中，也能在相对统一的德育目标下，允许教师根据自己的特点和具体教育的需要，灵活使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在一所学校中可以同时存在多种不同的德育理论，甚至在一堂课教学中会根据不同的内容使用不同理论的教学方法。正是方法的多样化，适应了不同的德育需要，有机地分别作用于德育过程整体中的不同部分，从而使当代学校德育丰富多彩，富有成效。
在德育手段上，普遍使用各种较先进的科技来辅助德育，用电化教学演示各种不可能在课堂上展示的历史和生活情景，用计算机来处理分析有关资料，还可利用最先进的交通工具来进行必要的参观旅行等。
当代西方学校德育无论在目的、内容、方法还是有关政策等方面都日趋人性化。在目的上注重个性发展，尊重人的自由发展；在原则上强调权利平等，以引导启发为主；在方法上强调正面说服，以奖励表扬为主；在内容上强调国际理解，培养团结合作，互相友爱，互谅互让精神。正是德育的人性化，开启了当代社会新风，使教育获得前所未有的新功效。
4.日益注重道德认知能力的培养。20世纪是一个主知主义时代，主要表现为知识和认知能力在个体道德和道德发展中的作用得到进一步确证。道德认知能力包括道德理解能力、推理能力以及道德判断和选择能力的培养。60年代以后，各种道德教育理论都有强烈的主知主义倾向，强调认知、思维在道德发展中的作用，重视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加强道德认知能力的培养。自六七十年代以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开设了专门的道德教育课，从事直接的道德教学。这种道德教学不再强调让学生盲目接受和五条件服从，而是更加重视学生的独立思考，给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在处理现实的道德问题、道德情境、体验道德冲突的过程中，增加对规则的认识和理解，以促进道德的发展。当代西方的德育课大多数​1.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为逐渐摆脱宗教的束缚，新道德教育理论形成的奠基时期。在西方，自有学校教育以来，直到18世纪中叶以前，学校教育基本上是奉行宗教教育，神学是学校中的主要课程，宗教教育是学校道德教育的同义词。英、美、法等国的学校教育，大都是由教会控制的。自19世纪后叶起，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科技的飞速发展，推动经济急剧增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殖民地掠夺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世界范围的人口流动，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价值观、道德观、宗教观的深刻变化，都对学校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无论是欧洲或是美国，教育改革家们对历史上长期沿袭下来的传统的道德教育，特别是其所采取的强制的、灌输式的教育方法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僵化的教育方法无视学生的兴趣和需要，与现实社会生活无关，在很大程度上禁锢了学生的思想，窒息了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进步教育思想家们的道德教育观点，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理论家杜威那里得到集中反映。杜威认为，社会上根本不存在一种绝对的道德真理，任何道德都必须服从于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所以，道德从本质上讲，乃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而不是某种固定的观念和习惯；道德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学生批评性探究能力，而不是机械的品格训练；教育的道德功能不是给学生特殊的道德规则，也不是向他们提供“良好的”行为榜样，而是通过发展他们的理智来实现的，理智教育本身即是道德教育。任何强制性的灌输，由于其无视学生的理智能力，因而是不能接受的。道德不是教来的，而是学生在参与实际生活的过程中，在与他人的合作与交往中发展起来的，所以，道德教育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种问答式的教学或关于道德的课程”，而应该扩展到整个学校生活，学生是从他们的全部社会经验中获得道德价值的[1]。杜威的重要著作《学校与社会》和《民主主义与教育》等都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讲，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道德教育复兴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教育思想家之道德教育思想的重新肯定，为新道德教育理论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2.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学校道德教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道德教育学说和理论陷入“荒凉的时代”。二战的爆发，从根本上转变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学校教育的职能和方向。在二战中像日本、德国这样的法西斯国家，同样有能力建立和操纵极其复杂的军事工艺。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显示了苏联在空间技术方面已居于领先地位，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在一些美国人的脑子里第一次产生“美国毕竟是脆弱的”[1](P14)想法。许多有识之士认为，“国家如果想在经济和军事的前沿与苏联展开有力的竞争，学校就应该在像道德教育这样的‘软’领域中少花些时间，而在学术性主题上多花些时间。民主更多的是依靠国家产品的多少和核弹头的数量，而不是个人的道德自律”[1](P15)。在科学技术和职业课程的冲击下，学校德育逐渐让位于学术的、技术的训练，学校的道德教育已形同虚设，道德教育思想和理论的贫乏则是情理之中的了。美国是如此，欧洲也是如此。道德教育随着战争的结束而不再显得重要，面对满目疮痍和一片废墟，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经济，启动满足国家和人民生活的工业生产。学校教育的任务在于为国家建设服务，道德教育远未提上日程，更难以出现有关道德教育学说和理论了。所以，在五六十年代，对道德教育来说，是一个“荒凉的时代”。
3.60年代末70年代初至今，为西方道德教育理论的繁荣和发展时期。60年代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抗议越南战争，要求公民权利，反对种族歧视，少数民族叛乱等，使西方发达国家很快陷入极端混乱之中。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导致的失业、贫困和犯罪率的上升，更使社会风气日益败坏；政府丑闻频频曝光，不仅使公众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而且加剧了人们对社会道德之约束功能和人类品格弱点的担忧；尤其是60年代席卷欧美大陆的学生风潮，使国家领导人、学校和家长普遍感到震惊，它不仅表现出对一切传统价值观念的蔑视，而且认为“暴力乃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惟一手段”[1](P16)。面对技术至上和社会的混乱，许多批评家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的繁荣和根深蒂固的道德沦丧极不相称，社会责任心和正义远比技术上的高明更为重要。有人把社会秩序的紊乱归于学校没有帮助青年人承担社会责任，学校过分强调竞争而不鼓励合作，过分重视服从而忽视独立自主，甚至说学校更像看守所、精神病院或监狱，只知道让学生熟悉机械的科学程序而不懂得发展学生健康的个性等等。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家庭、学校要求加强道德教育的呼声日渐高涨。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短短的十年里，英、美等主要发达国家就涌现出大批道德教育理论家及其学说，诸如英国道德哲学家威尔逊，道德心理学家威廉斯，社会学家舒格曼等。在美国除了价值澄清学派和道德教育的认知发展理论最负盛名外，还出现了斯克里文的认知方法，纽曼的社会行动模式，夏弗的理论建构模式，库姆斯等的价值分析模式等，道德教育领域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自1977年以来，在西方每年有25部有关道德教育的著作出版，200多篇学术论文发表，从1972年开始有关道德教育的博士论文从每年的20篇增加到1979年的82篇。从80年代至今，道德教育研究的热情丝毫未减，各种著作、杂志仍呈上升趋势。
二、反对道德灌输是西方道德教育理论最基本的特点
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理论是从批判传统的道德说教和道德灌输为起点的，也是西方道德教育理论最基本的特点。所谓传统教育，在实验主义教育理论家杜威看来，“实质上是来自上面和外部的灌输。它把成人的标准、教材和方法强加给只是正在逐渐成长而趋于成熟的儿童”。道德训练从根本上是把现成道德习惯和道德准则“灌进等待装载的心理和道德洞穴中去的一种方法”。因而“不仅不能促进反而限制了儿童的智慧和道德发展”。合理的道德教育必须以“表现个性、培养个性，反对从上面的灌输；以自由活动反对外部的纪律”为基本原则[1](P21)。杜威对道德教育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匡定了当代道德教育理论在这一问题上的探讨。特别是从60年代开始，灌输更是人们讨论道德教育所必然要涉及的问题，当代认知主义、形式主义和个人相对主义的道德教育理论都是围绕反对单纯的道德灌输而展开的。
美国的价值澄清学派是道德或价值灌输的极力反对者。在其主要文献中把灌输看做是一种在错误观念指导下错误的、消极的教学实践活动或教育方法。拉思斯认为，灌输之所以不能接受，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第一，灌输是以一种错误前提为基础的，这一前提认定教育者知道这一系列“正确的价值”，因而有资格或能力向儿童传授道德价值。事实上，世界的持续不断变化，决定了对价值问题不可能有一个可证实的、确定性的答案。第二，灌输代表了一种错误的、消极的教育方法，其主要特征在于它是以教师为中心，以“传递”、“控制”、“强迫接受”为宗旨的。这种方法把儿童视为被动的和顺从的、需要塑造使其形成的客体，而不是“思考”、“选择”、“决定”、“检查”的主体，它所能导致的最大结果，不外是学生虚伪的顺从。第三，灌输是以外部力量作为影响儿童价值的合理手段，反对甚至阻止儿童包括所有人都有独立思考和自由选择的能力，教育的作用在于帮助儿童充分地发展这种能力而不是压制这种能力[1](P300-301)。
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人们一直把避免灌输作为道德教育的核心问题，把建立一种“无灌输的道德教育”作为首要任务。理论家一致认为，这种“无灌输的道德教育”至少应满足以下标准：首先，它是一种“开放”的教育。即这种教育不是以封闭、禁锢学生的头脑和思想为目的，而是以促进学生的道德思维能力，特别是独立思维和批判思维的能力，发展学生的道德观为目的。这就要求作为道德教育内容的价值准则和规范系统必须向学生开放，接受学生理智的检验。学生的道德观点是经过自己的理智思考而自由选择的，学生的道德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抛弃旧的道德观接受新的道德观的过程。其次，它应该是一种“发展”的教育。即承认学生的道德发展是一个连续的、有自己特定规律的过程，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是学生能够理解和愿意接受的。亦即道德教育必须服从学生的道德发展规律，服从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第三，它应该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理智活动和实践获得道德上的成熟。个体的参与和自主活动是道德发展的前提，没有主体参与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发展，而且即使有主体的参与但不是自觉自愿的参与也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发展。“道德教育只有通过给个人做出道德决定的具体经验和道德推理技能的实践才能促进人的发展。”[1](P27)违背学生意志，强迫其接受和服从一定的道德价值的做法，只能造成儿童的价值混乱，无法确定应该相信什么，或者使儿童变成成人的样子，假装相信某些信条。为此，强调行为主体的自由和自主是必要的，因为自由和自主是责任产生的基础和根本前提，没有自由则没有责任，自由的度和责任的量有密切的关系。
反对道德灌输从一定意义上讲，起到了一种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道德教育的基础，体现了人们对道德本质认识的深化。但是，反对道德灌输的意义并不是无限的。在理论上由于单纯反对道德灌输，在西方道德教育理论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学派，因其完全排除道德内容的传授，走上了激进的“无道德的道德教育”的歧路。在实践中，单纯反对道德灌输则极易走上另一极端——放任主义。在西方学校中，摆脱了旧的传统美德的学生则背上了另一种包袱，即极端利己主义和相对主义以及激进的宽容态度。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理论上对重视道德内容的呼吁，在实践中各国道德课纷纷设置，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单纯反对灌输的反动。在未来道德教育理论的发展中，如何把道德内容的讲授和尊重学生的理性能力与自主意识结合起来，是理论
界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理论本身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

8.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道德教育方面更是积累了五千年的经验，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安定和谐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接受了儒家的观念，切实做到了以下几点：
第一，高度重视道德教育，树立了道德教育的明确目标，并把道德教育视为一个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构成的完整体系
早在《礼记·学记》上就有：“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观点。这就是说，建立一个政权和领导一国的老百姓，教育是至关重要的。而“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礼记．学记》），教育的目的是“长善救失”，即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而使人善良的方面不断增长。可见，道德教育是古代教育的核心内容。道德教育必须从修身，即达到身心和谐开始，进而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乃至国与国之间的伦理关系。因此，只有教育办好了，人心得治了，伦理关系协调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们真正长久的幸福生活。
而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它是一个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等构成的完整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特别重视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强调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开始，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扩展，社会教育应当秉持孔子提出的“思无邪”的理念。因此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都遵循着孔老夫子的这一思想，不论音乐、歌舞、戏剧、诗词等等，无不是以宣扬道德、弘扬正气为主要内容，这样才能使社会的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在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网际网络渗透到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社会教育对人价值观的影响更是起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所以我们的文化部门、新闻媒体，网际网络等，更应当承担起弘扬社会正气的责任，为倡导和树立正确的道德观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此外，宗教教育在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佛教，本质上就是一种教育。佛陀教育教导人“诸恶莫做，众善奉行”与儒家重视道德教育的思想本质上是一致的。自公元67年佛教传到中国后，受到中国朝野的欢迎，成为一种高度艺术化的教育。而这种艺术化的教育，体现在佛教的建筑、雕塑、音乐、绘画之中，成为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形成淳朴向善的民风和达到社会的安定和谐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采取了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强调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作用
《说文解字》把“教”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儒家看到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是身体力行的感化而不是空洞的说教，是开启人的爱心、羞耻心而不是强制灌输一种理念，因此特别了强调“正人先正己”、“身教胜于言教”，强调了作为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的领导人的道德示范作用。在这方面，孔子多次强调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意思是说，领导人的德行好比风，老百姓的德行好比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又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说法。实践证明，“上行则下效”：“上有克让之风，下有不争之俗”，“上清而无欲，则下正而民朴”，“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风俗必败。”由此可见，作为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对于形成一个社会良好的社会风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孟子继承了孔子重视领导者以身作则的道德示范作用，他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只有仁人应处于统治地位。不仁的人处于统治地位，就会把他的罪恶传播给广大的群众。追溯历史，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士大夫阶层实现政治理想的过程中，尤其重视个体品格的高低，重视个体人格的力量，良好的个体道德修养成为为官者首要而基本的条件。包拯清正廉明、不畏强权的为官品格；海瑞为民请命、刚直不阿的风范，都为统治者和平民所敬仰。
第三，把道德建设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各种制度建设保证推行道德教育
中国古代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并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依靠各种社会制度来加以强化。简单地讲，社会弘扬什么，就要通过制度激励什么；反对什么，就要通过制度约束什么。英国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密尔说的好，“当社会不利于人常常运用高尚的情感时，这种情感就会由于缺乏培养而枯死。”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法律、监督机制的健全、激励机制的完善上保障和推行道德教育，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古人重视道德教育，但绝不意味着因此忽视了制度的完善和健全。在中国古人那里，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这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例如，为了落实孔子“举贤才”、“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的主张，孟子进一步提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孙丑上》）这一观点也为历朝历代的开明统治者所接受，因而注重从官吏的选拔、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制度上落实“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汉书》卷6，第167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年版)的主张，这对于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着重培养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能力
世界所有冲突、不和谐的出现，根源在于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冲突。因此，要化解冲突，每个人都要首先反省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去指责对方。孟子对这一点的阐述尤为详尽。他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在《中庸》上也说，“射有似乎君子，失之正鹄，反求诸其身。”意思是说，我们做事如果没有成功，就应当马上反过头来从自己身上发现不足。这正如一个射箭的人，如果他射箭偏离了靶心，他不是去寻找客观的原因，而是回过头来反省自己的技艺不精湛。孔孟所称道的尧舜禹汤等古代的圣人，都是这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楷模。商朝的汤王，在自己洗脸的盆子上面刻了一段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时时督促自己要不断进步。汤王遇着大旱祷雨时又提到：“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论语·尧曰》）。意思是说，只要我自身有罪，不要因为我的过失殃及到天下百姓的身上。天下的老百姓有罪，都是我自己没做好，都该由我自身负责。
在中国古人看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社会风气的好坏，与社会中的每个人息息相关，而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对社会风气的好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不仅是每一个领导者，而且每一个普通的人，都应当有这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态度。陈寅恪说过：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而作为读书人，作为知识分子，更应当具有这样的反省能力。应当说，从自己做起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和道德观，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也必须承担的道义责任。
古人说：各相责，天翻地覆；各自责，天清地宁。如今小至家庭夫妇之间的冲突，大至种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从很多的程度上都是由于彼此之间只知道责怪对方，而不能够反躬自省而导致的。只有人人都能做到“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才能最终化解冲突和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和世界的和平。

孝亲观念的现代意义
内容摘要：“孝”是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千百年来一直作为伦理道德之本、行为规范之首而倍受推崇。现代家庭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和追求个人自由、权利意识的蔓延，使得孝亲观念越来越为人们所忽视。从而也出现了很多人伦关系失调、家庭关系紊乱等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是多方面的，重新认识和提倡儒家伦理中重视孝道的思想，对于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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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家庭美德 孝敬 尊老 儒家伦理
对于现代家庭关系问题的讨论，笔墨日益集中于夫妻双方关系的处理和协调，这是否意味着现代家庭中子女越来越少地关注对父母的赡养与孝敬问题？易言之，传统社会中浓厚的孝亲观念在现代家庭中还处于何种地位、起着多大的作用呢？带着这个疑问，笔者对当代家庭中子女对父母的“孝敬”问题进行了访谈调查。
调查是在烟台开发区的一个居民小区中进行的。由于地处开发区，集中了许多年轻的和中年的夫妇，与地处开发区的特点有关，这里聚集的年轻人都具有较高的学历和较好的文化素质。我们的访谈对象集中于那些与儿女生活在一起的老年人，了解他们对儿女的孝亲观念的看法。这些回答似乎反映了某一年龄段（25--35岁）、某一文化层次（大专以上学历）的城市青年（或中年）人对孝亲问题的态度。

在谈及儿女对父母是否“孝敬”的问题时，这些老人的回答大都是肯定的。然而，这些肯定的回答在我们听来，都带有一种“知足常乐”的无奈。在他们看来，能和子女生活在一起，受到儿女的照顾，就很满足了。而这种满足似乎来自于与那些歧视打骂父母、吃父母的、要父母的、拿父母的儿女的对比。从他们的谈话中还得知，对于洗衣、做饭、照看孩子等家务，他们也都心甘情愿地承担了，目的是为了在自己能干活的时候，不要成为子女的包袱。至于象子女不高兴了，说话时不在乎父母的感受、甚至带有训斥的口吻等情况，他们也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心态接受了。他们的精神生活，更多的是来自于与孙子、外孙的感情交流，而来自于儿女的却很少。儿女也没有很好地意识到应该关心父母的精神生活，而把孝仅仅理解为赡养父母。这与中国传统社会对“孝”的理解相距甚远。
“孝”是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千百年来一直作为伦理道德之本、行为规范之首而倍受推崇。如孔子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第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孟子的“仁之实，事亲也者”（《孟子·离娄上》）、《孝经》上的“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都把孝视为仁、义的根本，“人伦之公理”。后世的思想家和历代统治者也把它当作维护社会伦理关系和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并从不同的角度、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孝”的含义、内容以及各种具体要求。

I．
孝道为什么这样为古人所重视呢？
在儒家思想家看来，孝敬是性德，即本性中所具有的品德。儒家讲人性本善。人性的本善体现在人生而具有的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的基础上。而建立在父子亲情这种自然的伦理关系之上的孝敬，最容易体现出人生而具有的恻隐之心等。因此，讲孝最容易开发本性，使本具的性德昭显。儒家仁的思想正是建立在孝这个根本的基础上的。因此，这个字绝对不能疏忽。理解了这个字，也就理解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从孝这个字的构成来看，孝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个老字，下面是个子字。孝这个字的含义就是说，上一代与下一代是一体、不是两个。如果有两个这个观念，那就不是孝了。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无始无终是一体。在外国，中国人还保持着祭祀祖先的传统，外国人不理解，问：几百年、几千年前的祖先，认都不认得，还祭祀他们干什么？但是他们不懂得“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道理。中国人祭祀祖先，这个情存的深厚！远祖不忘，对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孝敬的道理呢？儒家从纵的方面讲孝的教育，从横的方面，则讲兄弟之间的悌，又把它推广到“四海之内皆兄弟”。可见，孝悌教育做好了，整个社会的人伦关系就自然会井然有序了。
推行孝道责任重大的是老师。因此，孝亲和尊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儒家特别强调尊师重道的重要，强调老师的恩德与父母的恩德是一样的。这在古礼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在《礼记》中记载，男子20岁行冠礼。从此以后，他的祖父母、兄弟姐妹等亲戚都不再叫他的名了，而改称他的字，甚至连皇帝也是如此，都称他的字表示对他的尊敬。只有父母一生都可以称他的名，还有就是老师也可以称他的名。可见，老师与父母的恩德是相等的。父母去世，要守丧三年；而老师去世，也要守（不穿孝服的）心丧三年。皇帝接见老师，也要降阶，不能以君臣之礼接见，而必须以宾主之礼接见，即皇帝站在东面，老师站在西面。可见，儒家对师道尊严是何等的重视，把孝道和师道看成是教育的大根大本。

儒家讲的孝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要养父母之身，而且要养父母之心、父母之志，不能让他们常常担心。如果自己常常让父母担忧，那就对不起父母，就是不孝了。例如，到学校读书，功课不好，让母亲担忧，就是不孝；不敬老师，和同学不能相处，让父母担忧，就是不孝；蹋进社会，工作不认真负责、不尽心尽力，让父母担忧，是不孝；对长官不尽忠，是不孝，与同僚不能合作，让父母担忧，也是不孝。因此，《论语》上讲：孝就是能够做到“父母惟其疾是忧”，即父母仅为其疾病担忧，而完全不必为任何其它事情担忧。可见，一个常常怀有孝心的人，就几乎是一个完人了。因此，古代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是不无道理的。
II．
古代关于孝的有些论述和要求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作用，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家庭生活的和谐也仍有可供借鉴的内容。从现代社会与现代文明观念出发，儒家所讲的“孝”，其合理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赡养父母。早在《尚书·酒诰》中就提出了“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意思是说，臣民之所以努力种植各种谷物，是为了事奉他们的父兄。农功既毕，牵着牛车将谷物运到远处去贸易，也是为了奉养他们的父母。这里就提出了赡养父母的道德问题。《诗经》上也有很多篇章，一再强调子女应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如《诗经·小雅》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出我腹我”。意思是说：爹生我，娘养我。抚摸我，爱护我，养大长大教育我，照顾我啊挂念我，出门进门抱着我。因此，子女赡养父母，也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作为儒家经典的《孝经》，更是把赡养父母作为庶人的主要孝道，指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可见，传统儒家伦理对于赡养父母是十分重视的。有时候，甚至超出了道德范围而以法律形式加以保证，规定不孝在法律上要受到处罚。《孝经·五行章》有：“五行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的说法，规定对不孝者要“斩首枭之”。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而其中不孝罪为“十恶不赦”的罪名之一。唐律规定，骂祖父母与父母的要处以绞刑，殴者处以斩刑，从而对不孝的种种罪行作出了更具体的处罚。

第二，尊敬父母。一般人认为赡养父母就是尽了孝道，针对这种看法，孔子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犬马。皆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就是说，仅仅把“养”作为“孝”的标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于养犬马而言，也是“养”，不敬重父母，就与养犬马无法区别了。《礼记·祭义》上也讲，“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事奉父母，重要的是子女从内心发出对父母的真诚的尊敬之情，保证父母在精神上得到欣慰，使他们心情愉悦。所以孔子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意思是说，事奉父母时保持和颜悦色是最难的。有事情子女去做，有酒食让父兄先吃，这样做就能称得上是孝了吗？对父母和颜悦色，尤其要表现在当父母犯错误的时候，不能发火：“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论语·里仁》）。意思是说，侍奉父母，如果他们有不对的地方，要轻微委婉的劝说，操劳而没有怨言。可见，儒家的孝道把尊敬父母视为孝行的高层次要求。养与敬相比，敬是更根本的。因此曾子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礼记·祭义》），孟子也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

第三，“尊老”。儒家把孝不限于父子关系，还扩大到家族亲戚之间，如《礼记·坊记》提出，“睦于父母之党，可谓孝矣”，主张“入则孝，出则悌”，即在家孝敬父母，出外尊敬长者，把家庭敬老观念推广到社会。自汉代以来，儒家的尊老、爱老、养老的伦理观念牢固地扎根于家庭、风行于社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成为人们奉行的行为规范，要求人们不仅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也要用同样的感情去敬爱别人的父母。
在儒家看来，至少要做到以上几点，才能称得上是“孝”，以这种标准来衡量今天的“孝”子，恐怕有很多人就很难名副其实了。一些在古人看来是孝敬父母的起码要求和必备礼节，在现代许多年轻人眼中无异于“天方夜谭”。实地访谈的结果表明，要使儿女总是对父母保持和颜悦色的“愉色婉容”，已经很难做到了。至于子女偶尔不高兴向父母发点脾气，在一些家庭中已成为“家常便饭”。而这些老人却只是默默忍受了，总觉得比起那些“不肖”子孙而言，自己的儿女已经做得不错了。
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子女的孝亲观念尚且如此，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农村子女对待老人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对这一点虽然没有做过专门的调查，但翻开反映老农生活的报刊杂志，亲生儿女（儿媳）打爹骂娘、遗弃侮辱父母、视父母为包袱或保姆等事例随处可见，许多老人凄凉悲苦的生活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令人目不忍睹。这与中国儒家伦理历来倡导的养亲、尊亲、敬老的传统美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III．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曾经影响中国人上千年的孝亲观念的衰退呢？
其一，对传统孝道的猛烈批判，忽视了传统孝亲观念中的合理成分。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后的十年文革期间，孝道连同一切封建道德受到了猛烈的批判，人们从不同角度、各个方面揭露了封建孝道的弊端与危害。不可否认，传统孝亲观念是在重视阅历和经验的农耕社会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受到宗法等级制度的深刻影响，“孝”的内容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宗法等级色彩，有许多愚忠愚孝的内容和阻碍现代社会发展的因素。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等等。但是，应当明确的是，这些消极的因素并不能代表儒家孝道思想的主流。同时，对儒家经典中的这些论述，也不能作断章取义的曲解。由于一些人对传统孝道良莠不分的批判，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在当代社会产生了不良社会后果。
其二，西方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淡化了子女养亲敬亲的义务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尤其是西方腐朽价值观的侵蚀，一些人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意识急剧膨胀，自我表现中心，自私自利。例如有些人受到功利主义的影响，认为，老人只有消费，没有生产，是一种累赘、一种负担，敬老观念日渐淡薄，甚至骨肉至亲，也不喜欢家中有随时需要照顾的老人同住。只有极少数需要老妈妈帮忙看家、煮饭、洗衣服、带孩子的，才愿意与老人同住。再就是父母本身有钱，不构成子女的负担，儿女才乐意与他们同住，亲自奉养。这些人心中只有自我，或放大了的自我，即妻子与儿女，没有父母，不尽人子之责，不赡养扶助父母，甚至歧视、虐待父母。这不但破坏了家庭的友爱和睦，给父母在经济上造成极大困难，在精神上造成极大痛苦，而且败坏了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和敬老传统。就这样，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把儒家的“必养且敬”的孝子标准简化为“必养”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社会上出现了大量打爹骂娘、不顾父母之养等“大逆不道”的现象时，那些尚能赡养父母的人就成为“孝子”。这也就不难理解那些能够受到子女赡养照顾的老人们那种“知足常乐”的心情了。

当然，以上这些现象的产生，也是与我们社会生活的变动和教育的脱节是分不开的。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大力弘扬传统孝德尤为重要。弘扬传统孝德，必须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这是因为，现在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期，一些持激进观点的人对曾经扮演过封建道德的孝亲观念能否在现代家庭伦理关系的协调上起到积极作用持有怀疑甚至否定态度。
IV．
那么，在当代中国弘扬传统孝亲美德的根据和价值在哪里呢？
从道德的发展来看，社会主义道德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对过去人类一切优秀道德的继承与发展。社会主义道德必须根植于民族的传统道德。社会主义道德并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弃糟取精。尽管传统道德中含有其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的内容，但又有其不可忽视的超越时代的可继承的内容。例如，传统孝道中的养亲、尊亲美德，一方面有利于维系人类的种族繁衍，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有其客观物质的基础；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和睦亲情，维系人类家庭，是血缘亲情的自然表现，具有主观心理的根据。又如传统孝道中的敬亲、尊老美德，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把孝悌作为仁之本，“爱人”首先从爱父母做起，然后爱其族人、爱其长上、爱其民族、爱其国家。这种推己及人的自然亲情，符合人的认识与情感发展的规律，易于为人们所接受。试想一个连自己的父母都不敬爱的人，怎么可能让他真心实意地去爱他人、爱民族、爱国家呢？可见，弘扬敬亲、尊老美德，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因此，孔子有“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论语·学而》）的说法，《孝经》上也有“长幼顺故上下治”的说法。可见，孝亲观念的教育是维持良好的社会伦理秩序的根本。而当代西方国家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法治相对健全的情况下，仍然出现了犯罪率激增、少年犯年龄下降等现象，无疑与夫妻关系失调、家庭崩溃、父子失教的状况有关。

可见，传统孝亲美德在当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在“孝”的观念和行为中有值得我们去挖掘的诸多合理成分。我们不能因为它存在某种缺点就对它完全否定。对于这一点，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谈到：“一般醉心于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谈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的多”，“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民族主义》第六讲）。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受儒家文化深刻熏陶的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儒家孝道的积极方面，才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面对当前中国社会大量出现的不养老、不敬老现象以及新加坡、韩国、日本等东方国家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孙中山先生的话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总之，基于他国的经验和中国的现状，对儒家传统孝亲观念进行全面的剖析和鉴别，吸取其中有价值的合理思想，在家庭中强调“孝”的美德，在全社会提倡养亲、尊亲、敬老的社会风气，对于改善老年人的生活处境、稳定社会秩序和人伦关系、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等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9. 我国政府大力普及道德教育，在全社会积极提倡公民遵守基本道德规范，回答下列问题：（1）公民基本道德规

（1）爱国守法、 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 敬业奉献。 （2）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的重要保证；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需要；是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需要；是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需要；是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的需要；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 （3）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宣传教育活动；采取措施切实推行学校德育工作，加强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在社会上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4）学习《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从点滴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告别不文明行为；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和社区服务活动，为促进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做贡献。

10. 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的优秀传统有哪些,糟粕又表现在哪些方面

个人觉得优秀的传统在于孝道，中国人只有这个确确实实做的比其他民族好。 还有就是华夏民族的聪明（智慧算不上）与坚韧，这也是中国文明能够一直延续至今的原因。
其他很多什么仁爱，团结，勇敢。。。其实都是意淫出来的，根本没有什么体现，你举一个正面例子，现实能还你一千个反面教材。虽然话不好听，但却是客观的。
个人觉得糟粕在于对待男女问题上，重男轻女观念至今任然没推出社会的舞台，一方面造成了男女比例失调，另一方面也导致很大一部分女性人才的流失。
当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直视，因为我们的现代文明进程太短，这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加强教育体制，可至今中国的教育基本上是不被人认可的，当然还有种种制度，任重道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