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立法中审议制度
1. 立法制度的介绍
在中国，立法是指由特定主体，依据一定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和变动法这种特定社会规范的活动。 中国现行立法体制是中央统一领导和一定程度分权的，多级并存、多类结合的立法权限划分体制。 中国立法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国务院及其部门立法、一般地方立法、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经济特区和特别行政区立法。
2. 立法指引制度，是指法规的起草、审核和审议单位，须就法规草案条文内容的立法依据、事实、理由等进行详细
成分残缺，缺宾语的中心语，在句末补上“的制度”
3. 人大主导地方立法的程序有哪些
一、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的认识
自1979年地方组织法赋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以来，地方立法为国家立法积累了有益经验，为地方治理提供了法治保障，对保证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有效实施，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30多年的地方立法实践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管理事务的日益复杂和民众需求的多元化，社会各方面对立法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行政部门主导立法的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立法效率，满足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对立法的需求，但由此产生的部门利益法制化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地方立法质量的提高。为适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修改后的立法法从法律层面上对我国现有立法体制机制的完善作了顶层设计，强调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发挥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而言，充分发挥在地方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用好、用足、用实立法权，既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本质要求，也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应有之义，是立法工作与时俱进适应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们理解，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的主导作用主要包含以下三个层面：一是在立法总体思路上统筹考虑。在党委的领导下对立法工作进行通盘考虑、总体设计，突出人大统领立法工作全局的作用，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和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来谋划和组织立法工作，增强立法的针对性、及时性和系统性，发挥立法的引领、推动作用。二是在立法具体环节上统筹协调。在立项、起草、审议、修改等各个环节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合理配置立法资源，牢牢把握立法进程，既充分调动政府、社会等有关各方的积极性，妥善平衡各方需求，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又要防止部门利益干扰，树立立法机关的权威性。三是在法律制度设计上的决策主导。对法规中涉及公民有关权利、义务的确定，执法主体权力、职责的设置，以及具体法律责任条款的设定等内容，在把握合法性、合理性原则和进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敢于决策，善于决策，在矛盾的焦点上“划杠杠”。
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地方立法工作中主导作用发挥的现状及问题
（一）对地方立法工作统筹协调不够。从当前地方立法实践看，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无论是在立法的总体思路、顶层设计方面，还是在立项、起草、审议等立法具体环节方面，统筹协调作用发挥不够。
1．对立法与改革关系的处理统筹考虑不够。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法律体系还不健全，法律法规数量较少，而改革发展的任务重、时间紧，因此这一时期的改革更多的是“先破后立”，往往是改革实践走在前面，然后通过立法来确认、巩固改革成果。这种“先改革、后立法”的总体思路虽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建设，推动了改革发展进程，但也存在严重弊端，比如，一些改革措施的“良性违法”得到认同并体现在法规具体条文中，出现了立法者“闯法律红灯”的现象。现在，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常态下，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国家社会生活各方面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很少有法律的空白领域，因此，如何统筹处理立法与改革的关系，实现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衔接，是地方人大面临的重要课题。
2．对人大与政府在立法中的角色定位统筹考虑不够。地方人大对哪些事项必须由人大立法，哪些事项可以由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统筹考虑得不够。立法实践中有的时候存在一些应当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地方政府却制定了规范性文件，规避了人大立法程序；有的不是必须制定地方性法规，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就可以满足实际管理需要的事项，最后却进入了人大立法程序，立法资源被过度使用导致“繁法扰民”。
3．对立法队伍建设统筹考虑不够。长期以来，人大及其常委会比较注重人大立法工作专门机构的建设，而对人大代表、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立法能力建设有所忽视。在抓立法队伍建设的时候，往往更注重专门机构的设置和专业力量的配备，对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立法培训不够重视，直接影响了法规审议质量。另一方面，人大及其常委会、政府对本地区政府法制队伍建设也统筹考虑不够。一些由人大组织专题教育培训、法制讲座、立法研讨会等活动，邀请政府法制部门参与的并不多；平时交流更多的是业务往来，人才互相交流的渠道不畅通，立法工作中的新动态、新要求、新思路等信息共享不够，等等。
（二）对确定具体立法项目的主导不够。从立项工作的实际情况看，人大被动“等米下锅”的现象较为普遍。政府及其部门对一些工作中亟需或者涉及本部门切身利益的立法项目，争先上报；而对一些涉及多部门且分歧较大或者复杂利益关系、社会矛盾集中的立法项目，往往积极性不高，无法立项。虽然在立项的程序上，要求拟列入年度立法计划中的项目须是经过充分调研论证，具备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并经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讨论通过后才能确定,
但由于在立项的前期环节，人大主动调研不够充分，缺乏有效的工作机制和专门的信息渠道来全面系统地掌握社会立法需求，因此很容易受到政府及其部门立法积极性的制约和影响，导致制定的立法规划计划往往更多是各部门立法建议项目的简单拼盘汇总，或是平衡各部门意见后的妥协结果。
（三）对法规起草工作主导不够。目前，大多数法规草案是由政府部门起草，人大自主起草的法规草案比重偏低，且多数是涉及人大履职、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的立法项目，涉及具体行政管理事项的较少。虽然政府有关部门长期在一线从事相关具体工作，在其工作领域对相关业务更为熟悉，在法规起草上有一定优势，但是行政机关受其权限和视角的影响，往往将立法的注意力集中在强化行政管理职能上，而忽视全局利益和社会利益，存在部门利益倾向；一些综合性较强、需要多个部门联合起草，或者社会矛盾比较集中、各方意见分歧较大的项目，部门经常互相推脱，不愿意牵头起草，导致一些重要法规迟迟不能出台。
（四）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发挥不够。从目前人大代表参与立法的现状来看，代表作用发挥得仍然不够理想。一是代表议案和意见建议及时转化为立法规划计划的数量非常少。二是立法过程中代表参与立法的广度和深度不够。邀请代表参加立法调研、论证、听证等活动不足，特别是基层人大代表表达意见的途径有限，难以实质性参与立法活动；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的效果不够理想，确定列席代表名单时没有综合考虑代表的专业特长、职业特点等，导致难以提出高质量、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存在“重意见收集、轻处理反馈”的问题，影响了代表参与的积极性。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主导作用发挥方面存在的这些问题，我们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对人大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认识不够，立法制度的顶层设计还不完善，科学合理的立法工作机制有待健全，立法队伍建设相对滞后等等，但其中一个很直接的原因就是人大主导立法能力不够，与立法任务不相适，主要表现为：一是作为立法主体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在结构上需要进一步优化。兼职委员多、专职委员少，由于兼职委员一般都有繁重的本职工作，很难投入更多精力用于立法工作。其次，专业人才数量较少，尤其缺乏精通法律、财经等方面的人员。二是专门委员会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组成人员专业构成不合理，法律专业人员偏少；来源单一，大多是领导干部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家学者和基层人员偏少；兼职委员较多，不能保证经常参加立法调研和审议活动。三是当前地方立法工作队伍建设存在一些问题。有的立法工作者对实际情况特别是基层情况和人民群众意愿了解不够，不能摆脱部门利益的掣肘；立法工作队伍建设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干部知识结构单一、年龄结构偏大，干部队伍流动缓慢，进出通道不畅等等。
三、新形势下发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主导作用的路径和措施
在新起点上发挥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要着力坚持党的领导这个根本，抓住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这个关键，突出立法工作机制的健全完善这条主线，强化立法队伍建设这个根本保障。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
党对法治的领导，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领导立法。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就是要确保党的主张通过国家立法机关，按照法定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使之成为全社会一体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因此，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必须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主导作用；越是坚持党的领导，就越能有效地发挥人大的主导作用，保证立法正确的政治方向。地方人大在立法工作中需要不断完善党委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凡立法工作规划、年度立法计划、重要的立法项目以及立法队伍建设等，都要及时通过常委会党组向党委请示汇报，积极争取党委的支持。凡立法中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决策权在党委，必须由党委讨论决定，以确保重大立法决策体现党的主张和人民的共同意愿。有些问题虽不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但社会高度关注、各方面意见分歧较大、无法协调形成共识、利益博弈难以平衡的，也应当由常委会党组向党委报告，由党委决策。
（二）抓好统筹协调是关键
一是统筹协调立法与改革相衔接的关系。对各方面提出的改革思路和措施，主动从立法上研究可行路径和解决办法，确保改革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同时，突出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对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及时上升为地方性法规；对现行地方性法规规定与改革决策不一致的，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需要法规授权的，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对改革的方向确定了，但具体怎么改、制度怎么设计还没有成熟意见的，应当有一定的前瞻性，为将来的改革发展预留空间。
二是统筹协调人大与政府在立法中角色定位的关系。进一步完善与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立法工作联系沟通机制，对立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重大事项，加强与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协调沟通，特别是对法规草案涉及的管理体制、职责分工、机构编制、预算安排等存在重大分歧的，要认真研究、协调，有的问题可以让政府先行协调，提出方案；或者引入第三方评估，向党委请示报告，由党委决策。
三是统筹协调人大法工（制）委与有关专门（工作）委员会作用发挥的关系。加强法工（制）委与有关专门（工作）委员会的协调配合，发挥“统”与“专”两个优势，做到1+1＞2。有关专门（工作）委员会开展立法调研活动，应当有针对性地邀请法工（制）委参与，以便于提前了解法规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法工（制）委在法规草案进入常委会一审之后，应当邀请有关专门（工作）委员会参与对法规草案的修改和调研活动；审议法规草案时，邀请有关专门（工作）委员会成员列席会议。
（三）完善工作机制是主线
1．完善立法选项机制，牢牢抓住法规立项的主动权
一是拓宽立法项目来源。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人民群众立法需求以及上位法制定修改情况，及时收集相关立法信息，加强立法调研，梳理、研究提出计划建议项目。广泛向社会公开征求立法项目，更多地向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代表、下一级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社会组织等征集立法项目。
二是加强立法项目的评估论证。建立完善立法选项评估论证制度，加强与有关方面的沟通联系，科学确定立法项目。在听取项目提出单位关于项目调研论证情况的报告后，组织有关专门（工作）委员会、常委会立法顾问及有关专家学者等，对建议项目的立法依据、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法规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社会效果等进行评估论证。
三是重视人大代表提出的立法议案和建议。不断完善代表议案、建议与立法规划计划编制相衔接的机制，将关系本地发展大局、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条件相对成熟的立法建议项目优先列入立法计划。同时，建立完善相关机制，为人大代表参与立法创造条件。
2．完善法规起草机制，把握法规起草的主导权
一是逐步提高人大自主起草法规的比重。进一步充实相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的立法力量，拓宽人大自主起草法规的范围，逐步提高自主起草法规比重。建立由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组织有关部门参与起草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重要法规草案制度，对法律关系复杂、涉及面广、协调难度大的立法项目，还可以吸收人大代表、专家学者、社会团体等参与起草。同时，也应注重借助外力，对法规中涉及管理体制、机构编制、部门职责、经费保障、执法队伍等方面的内容，要充分听取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意见；对法规中专业性较强、需要调研论证的内容，可以委托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等研究，为立法提供智力支持。
二是完善委托第三方起草法规机制。对部分专业性、技术性较强或者涉及多个执法主体和不同利益群体、立法难度大的立法项目，可以采取委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团体起草的形式，发挥专家学者在立法工作中的智囊作用。同时，为确保委托起草的质量，人大要全程参与委托起草过程，向受托单位明确立法宗旨、基本思路和原则，并及时就起草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加强指导。
三是完善人大提前介入法规起草机制。现阶段，考虑到人大立法力量有限，政府在立法工作中仍将发挥重要的基础和支撑作用，因此，除了一些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立法项目，多数法规草案的起草工作还是应当由政府法制机构及相关部门承担。在这种情况下，相关专门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要提前介入到法规的起草工作中，对法规草案内容的合法性、合理性、规范性及时进行指导。同时，及时掌握立法进展情况，对起草中涉及的重点、焦点、难点问题进行指导和协调，把在起草过程中发现的矛盾和问题解决在法规草案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之前。
3．完善法规草案审议机制，提高审议质量
一是加强专门委员会审议。有关专门（工作）委员会应发挥“专”的优势，把握好法规草案审议的第一道关口，对立法的必要性、成熟性、可行性进行充分调查、论证和研究，解决立不立法、能不能立法的问题；同时对法规草案涉及的重要制度、工作机制等问题，特别是起草阶段各方意见不一致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意见。法制委要注重发挥“统”的作用，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和其他有关方面的意见进行统一审议，重点调研、审议法规草案的合法性、合理性、规范性问题，并在审议结果的报告中全面、准确地反映各方面的意见以及意见吸收情况。
二是改进常委会审议。首先，合理划分常委会会议一、二审的重点内容。一审应侧重审议立法必要性、可行性，重要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以及是否与上位法相抵触等问题；二审应侧重审议法规草案的修改情况，包括意见的吸纳情况、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分歧、各方面的协调共识等问题。其次，改进审议程序。综合考虑法规草案的社会关注度、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意见等因素，增加“隔次审议”，保障有充足的时间开展调研论证和对法规草案进行修改完善。同时，在审议的形式方面，除了采取分组审议外，还应选择社会关注度高、利益关系复杂的法规，对其中主要问题召开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进行审议，以便常委会组成人员充分发表见解。
三是探索开展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重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职能，可以每届选择一两件关系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法规，在常委会审议后适时提交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4．完善人大代表参与立法机制，拓宽人大代表参与立法渠道
在编制立法规划计划时，充分听取和吸收人大代表的意见。确定年度立法计划时，将代表议案和建议、批评、意见中相对集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重要依据。组织开展立法调研、听证、论证、修改、评估等活动，邀请相关专业领域的人大代表参加，增加一线代表、基层代表参加活动的数量。设立人大代表法制专业小组，结合代表的职业和自身兴趣、专长，围绕常委会年度立法计划，有针对性地组织代表参与地方立法工作。完善人大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专门（工作）委员会会议制度，增加列席人数，扩大列席范围。
5．完善公众参与立法机制，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
一是完善公民参与立法的制度措施。完善公民旁听人大常委会会议制度，拓展旁听人员范围，增加旁听人员名额；探索实行立法听证的简易程序，根据实际情况，务实、灵活、多样地进行立法听证，可以请进来，可以走出去，可以一对一地听、一对一地反馈，也可以集中听取、集中汇总通报；完善立法基层联系点工作机制，在下级人大常委会、高等院校、社区等设立立法基层联系点，更直接、更便捷地了解基层组织和人民群众对地方立法的需求。
二是改进法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方式方法。在公开征求法规草案意见建议时，一并公布法规的立法背景、法规中拟解决的重点问题、拟采取的立法措施等内容，增强针对性。在征求意见的形式上，广泛通过报刊、电台、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立法官方微博等媒体和现代通信手段发布公告、消息和公益广告，公布法规草案，引导社会公众关注和讨论。此外，还要探索建立社会公众意见吸纳情况反馈机制，及时向社会公布意见吸纳情况，并实行奖励制度，激发公众参与立法的热情。
三是重视发挥政协委员、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等在立法中的作用。进一步健全完善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参与立法的相关机制，拓宽参与主体，扩宽参与途径，增加参与实效。在参与主体方面，综合考虑可行性、代表性和时效性等方面因素，把自愿报名、随机抽样和指定参与等方式结合起来，拓宽参与主体的覆盖面，增强参与主体的代表性和均衡性。在参与途径方面，除了发送书面征求意见函，还可以组织召开立法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说明会和立法评估等活动，使参与主体能充分表达其意见主张。在成果的运用方面，对意见建议原汁原味整理并形成书面报告，逐条逐项加以研究，作为立法的重要参考。对能吸收的意见充分吸收，并及时予以反馈。
（四）加强队伍建设是保障
人大在立法工作中主导地位的实现，还有赖于建设一支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立法队伍。适应新常态下立法工作的新要求，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必须全方位、多途径、多渠道加强立法工作队伍建设，为人大发挥立法主导作用提供人才保障。
一是强化立法力量配备。首先，增加具有法律理论水平和法治实践经验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比例和法制委委员比例，逐步提高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比例，充实各专门（工作）委员会中经济、法律、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专业人员，注重从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负责人中优先考虑组成人员人选。其次，加强立法工作机构建设，充实立法工作人员，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基层干部、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专家中选调、招录既懂法律又了解基层情况的立法工作者制度。
二是强化立法工作人才培养机制。强化立法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通过培训进修、挂职锻炼、出国（境）研修、理论研讨等多种形式培养立法工作人才。鼓励立法工作者多到基层调研，拓宽立法工作者基层锻炼渠道，除到其他党政机关挂职锻炼外，也可以选派立法工作者到院校、企业、社区等见习、挂职。
三是强化立法工作人才交流机制。建立完善干部轮岗交流机制，形成立法、执法、司法三支干部队伍交流方案和举措，畅通立法机关与党委政府及其部门的干部交流渠道。
4. 如何理解全国人大常委在立法中的三审制
立法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列人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 案，一般应当经三次常务专委员会会议审议后再交付表属决。即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一般实行“三审制”。实行三审制可以使审议工作做得更充分一些，有利于提高立法质量。
5. 立法制度的地方立法
地方立法，指特定的地方国家政权机关，依法制定和变动效力不超出本行政区域范围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活动的总称。
这里所说的特定的地方国家政权机关，在中国现阶段，指宪法和立法法确定的可以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地方国家机关，以及根据授权可以立法的地方国家机关。依法，指依照宪法、法律、法规和授权决定规定的立法权限、程序和其他要求。效力不超出本行政区域范围，与“在本行政区域范围”不尽相同。前者既可以指效力在本行政区域全部范围都有效，又可以指在本行政区域范围的部分区域有效；后者则可以被人误解为任何法都在本行政区域全部范围有效。由于事实上不是每个法都在本行政区域全部范围都有效，因此前者比后者确当。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地方立法的各种法的形式的总称，在中国现阶段包括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被授权的主体制定的效力及于一定地方行政区域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地方立法是相对于中央立法而言的立法，是构成国家整个立法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少国家的地方立法本身也是个体系，由多类别、多层次的立法构成。中国地方立法由一般地方立法、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和特区地方立法所构成。特区立法又包括经济特区和特别行政区两方面立法。在一般地方立法和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内部，又有层次的区别。
对中国地方立法的含义，至今仍然有一些较为普遍的误解。一是对地方立法的主体作过狭或过广的理解，把地方立法仅看作国家权力机关进行的活动，或是把地方立法主体扩大到所有的或过多的地方国家机关。二是对地方立法的法的形式作过狭或过广的理解，把地方立法仅看作产生和变动地方性法规的活动，或认为所有地方国家机关的规范性文件都是地方立法的法的形式。三是对地方立法的行政区域范围、法的效力范围作过狭或过广的理解，或限定在省一级，或扩大到县一级。为正确理解地方立法的含义，应当消除这些误解。 第一，地方立法具有地方性。
地方立法的主体只能是地方国家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不能是地方立法的主体，即使中央国家机关制定专门解决地方问题的法律、法规，如全国人大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样的立法活动也不属于地方立法的范畴。地方立法的任务是解决地方问题，尤其是注重解决应当以立法解决而中央立法不能或不便解决的问题。地方立法可以有或应当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其基本原则之一是要从本地实际出发，保持地方特色。地方立法的效力范围限于本地行政区域内。
第二，地方立法更具复杂性。从总体上说，地方立法比中央立法更复杂。
首先，地方立法有更多的关系需要处理。在中国，制定地方性法规，至少要处理六种关系：与宪法和法律的关系；与行政法规的关系；与部门规章的关系；与地方政府规章的关系；与上级或下级地方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的地方性法规的关系；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地方性法规还要处理与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关系。
其次，地方立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更具体，在总体上规定的事项更多，许多不宜由中央立法解决的问题便由地方立法解决，这也增加了它的复杂性。
再次，各地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在使地方立法异彩纷呈的同时，也使地方立法复杂化。当然，地方立法更具复杂性，是从地方立法的总体情况来说的，不是任何一种地方立法，都比中央立法更复杂。
第三，地方立法具有从属与自主两重性。
一方面，地方立法与中央立法相比，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一般要以中央法律、法规为依据，或不能与其相抵触。在立法功能方面，地方立法一般都负有贯彻实施中央法律、法规的责任。在中国，地方立法还有补充中央法律、法规以及先行一步为中央立法积累经验的任务。一国法制统一原则还要求地方立法的法的体系、法的形式或渊源及其他有关方面，应当与中央立法保持一定的协调性。
另一方面，地方立法作为一国立法体制的组成部分，也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地方立法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要以地方立法的形式调整地方社会关系、解决地方问题，它可以在不与中央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独立自主地立法，积极地解决应当由自己解决的问题。地方也可以根据本地情况，在坚持或顾及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在法的体系、法的形式或渊源及其他方面，自主地形成自己的风格。在有的国家，地方立法的从属性是更主要的属性；在另一些国家，自主性是更主要的属性；还有些国家，这两重属性平分秋色。在中国现阶段，地方立法对中央立法的从属性，下级地方立法对上级地方立法的从属性，是更主要的属性。认清地方立法具有从属与自主两重性，就要防止两种片面性：一是只看到地方立法从属于中央立法的一面，把地方立法当作单纯是为执行、补充中央立法和为中央立法积累经验存在的，在地方立法问题上视野狭窄，认识保守，缺乏应有的主动性、积极性。一是过于强调地方的特殊性，把地方立法看成是可以脱离国家法制大局的一种纯粹的地方性活动，陷入偏狭的地方主义泥坑。
第四，城市立法在地方立法中逐渐占据重要位置。城市尤其是重要城市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它们应当行使地方立法权。城市的发展状况是社会文明发展状况的标志。在现代社会，城市承担着比一般地方繁重和复杂得多的组织、管理经济文化和其他方面事项的职责，日益成为整个政治、经济、法制、科学、文化、教育和居住的中心。城乡融合的过程，城乡差别消灭的过程，主要是更多乡村实现城市化的过程。美国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口、英国约有五分之四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这些情况，再加上城市自身的人口密度大、社会分工细、生活节奏快、矛盾和复杂问题多的特征，决定了应当注意给予城市特别是重要城市地方立法权。西方国家的市议会一般都有地方立法权。中国虽然自古以农立国，但今天城市的发展速度也颇为可观，居住在城市（包括市辖县）的人口已近4亿，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总额的85%以上。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日益突出，尤其是这些年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状况如何，渐成整个改革成败的关键。因而城市地方立法也十分必要和重要。
6. 如何落实和完善地方立法权
地方立法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依法积极做好地方立法工作，对于保障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青岛市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立法工作，认真贯彻落实立法法，坚持立法同改革发展稳定重大决策紧密结合，坚持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坚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社会领域立法，表达、平衡和调整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自立法法实施以来，共制定、修订地方性法规61件，作出修改决定8件，作出废止决定12件。一批先行先试的重要改革成果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一些关系城市科学发展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通过地方立法加以规范和明确，一些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多元利益主体的矛盾冲突、利益诉求通过地方立法加以平衡和调整。
一、坚持地方立法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以2000年立法法施行为标志，我市的地方立法进入了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发展阶段，立法理念也从注重立法数量和速度向注重立法质量和效益转变，立法重点从突出经济立法向更加注重社会领域立法转变，努力使地方立法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
立法法施行10年来，我们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发展支柱产业、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等方面，先后制定了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专利保护、海洋渔业管理、实施水法、实施烟草专卖法、民用建筑节能等地方性法规。这些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对我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保障和推进青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七大以来，适应党的指导方针的重大转变，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积极推进立法重点调整，努力发挥地方立法对推动科学发展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一是更加注重社会领域的立法，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随着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不同利益诉求在立法中越来越多的反映出来，通过立法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我们在继续抓好经济立法的同时，更加注重加强社会领域立法，充分发挥地方立法在促进社会公平、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加快健全完善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相适应相融合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法律制度，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处理，利益诉求得到统筹兼顾。例如，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制定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条例等法规；在推进社会事业发展方面，制定了学校校舍管理办法、实施红十字会法办法等法规；在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方面，制定了城市供热、城市供水、饮用水源地保护条例等法规；在特殊群体权益保护方面，制定了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规定、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若干规定、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等法规；在加强社会管理方面，制定了出租车客运管理条例、停车场管理条例、森林公园管理条例等法规。
二是更加注重发挥立法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障功能。多年来的实践证明，通过立法将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固定下来，有利于从长远和根本上保护资源环境。立法法实施以来，我们制定、修订了16件资源环境保护类的法规，特别是近几年制定的森林公园管理条例、无居民海岛管理条例、海洋环境保护规定、河道管理条例等法规，贯穿了“保护优先”的理念，规定了十分严格的保护措施。在制定《青岛市无居民海岛管理条例》时，政府提交常委会审议的条例草案更多地突出了对海岛的开发利用，把保护海岛摆在了次要位置。初审过程中，组成人员对此纷纷提出意见。在与政府进行充分协调的基础上，我们立足于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对条例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作了重大调整，确立了“统一规划、保护为主、限制利用”的原则，全面细致地规定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切实保护了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
三是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改善民生，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一直把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突出位置，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每制定一项法规，每设置一个条款，都努力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根本原则，以确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同时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方面的利益。修订的城市建筑规划管理办法，将适用范围由青岛市城市规划区扩大到各县级市的城市规划区，扩大了建筑的日照间距，加强了批后管理，将规划公示制度法定化。制定的实施献血法若干规定，明确了固定采血点，规定了对献血人员更为优惠的还血政策和相关待遇。先后两次修订了城市供热条例，适当延长了供热期限，提高了供热温度，明确了计费标准，对供热单位和用户双方的权益、利益与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在制定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时，明确规定了妇女政治权利、文化教育权益、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人身权利与财产权益、婚姻家庭权益等方面的保护。修订的城市房产拆迁管理条例，确定以“拆迁区域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作为补偿标准，并规定了最低保障面积，提高了对被拆迁人的补偿标准，切实维护和保障了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二、坚持突出地方特色，努力提高地方立法实效
突出地方特色，是地方立法的生命，也是我市地方立法工作长期坚持的原则。在立项、确定法规调整内容时，我们始终强调从实际出发，立足青岛特色优势，着眼于解决沿海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立法对推动沿海城市科学发展、率先发展、和谐发展的保障促进作用。
一是着力突出海洋特色。青岛是一个沿海开放城市，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为推动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我们先后制定了近岸海域环境保护、海岸带规划、海洋渔业、海域使用管理、无居民海岛管理等方面的法规，初步形成了一整套保护和利用海洋资源的地方性法规体系。在制定海洋环境保护规定时，明确禁止在胶州湾沿岸新建或者扩建化工、印染、造纸、电镀等严重污染项目；禁止直接向胶州湾排放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新建向胶州湾排放废水的污水处理厂，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一级A标准等。
二是着力突出港口特色。青岛是一座港口城市，建有中国最大的集装箱泊位，与世界150个国家和地区的450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海上交通非常繁忙。为了维护海上交通安全，我们制定了海上交通安全条例，对青岛港口水域交通安全、港口排污、海上应急救援、客船管理等事项作出了规范，为我市“以港兴市”战略的实施和港航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
三是着力突出奥运特色。青岛是一座奥运城市，2008年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帆船比赛。为了确保比赛的顺利进行，我们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及时作出了关于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帆船比赛进一步完善法制保障工作的决定，为奥运会、残奥会帆船比赛的成功举办提供了良好的法制环境。
四是着力突出文化特色。青岛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具有鲜明的城市特色。为了规划、建设和管理好这座城市，我们先后制定了城市建筑规划、城市风貌保护、市容和环境卫生、城市绿化、森林公园管理等方面的法规，有力地保护和延续了青岛的历史文脉。
三、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切实提高立法质量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是地方立法的必由之路。多年来，我们积极探索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有效渠道、方式和措施，为不断提高地方立法质量提供了有力保证。
一是努力构建利益诉求的表达平台，积极推进民主立法。通过座谈会、听证会、公开征求意见、问卷调查等形式，让各方面意见得以充分表达。如2005年对《青岛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2007年对《青岛市停车场管理条例（草案）》举行了立法听证会，让群众对法规中涉及的重要问题充分表达意见。在制定《青岛市停车场管理条例》时，除了召开常规的座谈会外，我们还专门召开了市民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市民全部通过报名产生，保证民意表达“原汁原味”。另外，我们还建立了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立法项目制度，完善了法规草案公布制度。对与群众密切相关的立法，更是坚持问计于民。如对市区燃放烟花爆竹是否解禁的问题，通过报纸、互联网和发放调查问卷、城调队入户调查等方式，征询了一万余名群众的意见，为立法决策提供了依据。实践证明，在立法过程中构建民意表达平台，不仅能为地方性法规的修改提供很好的参考意见和建议，还能为群众表达利益诉求提供一个重要渠道，保障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使立法过程成为释放社会压力的过程，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同时，这个平台还使群众在参与立法中了解立法，为以后法规的施行奠定了良好基础，可谓一举三得。
二是努力构建地方立法的智力支撑平台，扎实推进科学立法。我们一直认为，要搞好立法工作，理论必须先行。多年来，我们先后与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青岛大学、青岛市委党校等大专院校联合成立了多个课题组，如法规授权条款课题组、立法技术规范课题组、法规清理课题组等，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很好地指导了立法实践。我们还借助知名律师事务所法律人才丰富、专业知识精通的优势，于2004年委托岛城两家知名律师事务所起草了《青岛市物业管理条例（代拟稿）》和《青岛市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代拟稿）》，两个代拟稿以律师专注于实践的独特视角和专业素养，对法规的顺利出台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弥补专业人才方面的不足，我们还与中国海洋大学合作建立了法学研究生实践点，常年接纳海洋大学的法学研究生在法制工作室实习，实现良性互补；为了弥补实践经验方面的不足，我们选择了海尔集团、高校软控等21家企业作为地方立法的企业联系点，大部分法规尤其是经济类法规，都要征求各个联系点的意见。本届常委会在发挥专家的“智囊”作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2009年，在制定《青岛市海洋环境保护规定》时，充分利用青岛市在海洋科研方面的优势，组织海洋生态、海洋地质、海洋渔业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召开论证会，从海洋生态保护和海洋污染防治等方面进行了认真论证，为市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是重视立、改、废并举，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在制定新法规的同时，积极对原有不适应改革发展需要的法规进行修改和废止。如2004年根据国家实施行政许可法的要求，组织力量对地方性法规集中进行了清理审查，适时作出了关于修改单位内部治安工作条例等19件地方性法规和关于废止基本农田保护管理办法等8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为全面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奠定了基础。在刚刚召开的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上，我们又作出了关于废止城市私有房屋管理办法等8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在立法法施行10年来通过的61件法规及法规性决定中，修订、修改和废止的法规共45件，占到三分之二以上。
四、坚持完善立法体制和机制，不断提高立法工作水平
坚持完善立法体制和机制，是提高立法质量的前提和基础。我们先后制定了制定地方性法规技术规范、进一步做好地方性法规草案起草工作的意见、地方性法规草案征求意见工作规则、年度立法计划编制办法、立法听证暂行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从年度立法计划的编制到法规的起草、论证、修改，进行了全过程规范。
一是规范了立法计划的编制制度。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实践中，我们十分重视立法计划的编制。在编制立法计划的过程中，我们坚持体现改革发展稳定重大决策的项目优先安排，自主性、先行性立法项目优先安排，原有地方性法规与法律、行政法规不一致需要修订或废止的项目优先安排，地方发展迫切需要、条件比较成熟的项目优先安排。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年度立法计划的编制原则、编制机构和编制时间，立法计划项目的提出、公开征集、论证和确定，立法项目库与年度立法计划的衔接等内容作了明确规定，进一步规范了立法计划的编制和执行。
二是规范了法规草案的起草制度。在法规起草工作中，组成素质高而精干的法规起草班子，做到任务、时间、组织、责任、经费五落实。起草前认真学习和领会有关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开展立法调查研究，全面、准确把握青岛发展的实际，找准立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断改进法规的起草机制，拓宽起草渠道，实行立法工作者、实际工作者、理论工作者相结合，发挥各自优势，使理论与实践更好地结合，更好地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三是建立完善了统一审议制度。实行统一审议制度能较好地解决越权立法、法规与法律相抵触，以及民主程序不规范、部门利益驱动，导致立法质量不高等问题，这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保证。实践证明，这一制度在坚持统一审议的同时，充分发挥了法制委员会和其他专门委员会的优势和积极性、创造性，有效地维护了国家法制统一和提高了立法质量。
四是建立了立法的协调机制。通过协调，把立法中的主要矛盾和分歧意见解决在提请常委会审议之前；通过协调，正确处理市人大常委会与市政府、市人大常委会与各区（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与其他专门委员会等三个方面的关系，共同研究和处理法规审议中遇到的问题。
五是成立法制委员会。我们于2001年设立了法制委员会，并不断改善法制委员会委员的行业构成和知识结构。如本届法制委员会的11名组成人员，来自高校、科研、医疗卫生、政法、工业企业、商贸企业、建设和城市、农村基层单位等各行各业；从知识结构来看，有学法律的，也有学其他专业的；从新老交替来看，新进法制委员会的9名，老委员2名。这个结构充分考虑了立法工作的需要，既体现了专业性又兼顾了广泛性，既注重理论指导又重视实践经验，既体现了工作延续性也突出了工作创新性，为我市的地方立法工作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7. 省人大立法年内审议项目是什么意思
省人 大立法年内审议项目，
意思应该项目就是人 大管的，
确定是在它开年会的时候进行审议。
8. 问：在立法中，审议方案和表决方案有什么区别
审议就是对列入大会议程的各项议案和报告进行阅读、讨论、研究和审查，并经过审议后给予肯定、否定或提出修改意见。
表决就是对审议的方案进行举手表决，如果不能通过，就不能正式颁布实行。
9. 根据《立法法》规定，法律议案审议的结果有哪些
你好，
立法法规定，法律案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提交表决。具体由法律委员会同意审议，各专门委员会对相关事项提出建议。审议通过后，提交全国人大表决。
10. 立法法关于地方立法权的禁止性规定有哪些
“立法法确立了我国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在近日举办的中国法学会立法学年会上，天津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高绍林表示，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集中行使立法权的前提下，为使法律制度既能统一，又能适应各地方千差万别的不同情况，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各地方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应进一步加强地方立法。
地方立法是构成国家整个立法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地方立法目前由一般地方立法、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和经济特区立法构成。
从我国地方立法权限划分的历史变化情况看，经历了从立法权分散，到集中立法，再到适当分权的过程。二十多年的地方立法实践充分证明了在立法权上保证国家统一行使的前提下，给地方以适当分权的必要性。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地方立法空间不可避免地受到挤压，地方立法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地方立法权限问题。”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行政法规处处长何晓明坦言，在立法法修改时，进一步明确地方立法权限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何晓明指出，地方立法权限问题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国家立法对地方立法权限有所收紧，特别明显的表现是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这三部行政法对地方立法权的限制；第二个层面是地方立法主体之间的权限划分问题，包括地方人大与其常委会立法权限的划分，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的权限划分，省级人大与较大市人大的立法权限划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