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步云论法治读书报告

㈠ 怎样认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1/view-320508.htm

记者：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带领全国人民走过了一段光辉历程，使我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领域发生了令世界瞩目的变化。回顾我们党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方面的成就，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是一个绕不开的大事件。作为长期致力于新中国法学研究和建设的专家，您能否回顾一下我国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历史进程？
李步云：好的。我国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以党的十五大为新的里程碑，经历了早期的理论准备和法治实践，以及后期的正式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进一步推进法治国家建设这两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发展阶段有五个主要标志：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它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二是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它强调，刑法等七部法律通过后，“它们能否严格执行，是衡量我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这是建国后包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重要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法治”这一概念。这一文件还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取消“文革”中“公安六条”中所规定的所谓“恶毒攻击”罪和“反革命罪”。三是在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所作工作报告提了“以法治国”，大会批准了他的报告。这是在国家重要文献中第一次提“以法治国”。四是1980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评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该文是应中央领导要求撰写。它总结了这次历史性审判的五条法律原则，即“司法独立、司法民主、实事求是、人道主义和法律平等”。该文指出：“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是我国民主和法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里程碑。它充分体现了以法治国的精神，坚决维护了法律的权威，认真贯彻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各项原则……”这是最早提“以法治国”的党的重要文献。五是1982年宪法。它的序言庄严宣示：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单位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具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部宪法还恢复了1975年宪法被取消的司法独立和法律平等的原则。
依法治国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在这一治国方略和奋斗目标问题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依法治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二是他提出过一系列法治原则，这些原则也正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和准则。例如，他提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建立法制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是我国实行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实施依法治国问题上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其发展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通过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的正式程序，将依法治国方略和建设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确立下来；二是对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和重要意义作了全面概括，并将其提高到“治国基本方略”的高度；三是在党和共和国发展史上第一次采纳并使用“法治国家”这一概念，并对其基本内涵和要求作出丰富和发展；四是对人权概念作了充分肯定，并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五是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新概念，将民主法治人权从“精神文明”范畴中独立出来，由以往两大文明改为三大文明，凸现了宪政的重要战略地位；六是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为实行依法治国奠定了新的思想内涵和理论基础。

二、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

记者：依法治国方略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才能提出？
李步云：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的60年里，前30年我们在法治建设的道路上走过了一段很长的弯路。这里有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建国后的头8年里，尽管我们处在国外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国内也经历了种种制度改革，但宪政建设仍然走在前进的道路上，其主要标志就是1954年宪法的制定和实施。然而，自1957年初起，由于国际上“波匈事件”的影响和国内成就而引发的“唯意志论”急剧膨胀和“个人崇拜”的抬头，党中央就开始执行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其主要标志是1957年的“反右派”、1958年的“三面红旗”、1959年的“反右倾”、1962年的“农村四清”。这条错误路线导致民主法制建设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其最终结果就是十年“文革”悲剧。这场“浩劫”使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猛醒：不搞改革开放，不走以“民主、法治、人权”为基本内容的“宪政”之路，民族不能振兴，人民不能幸福，也势必亡党亡国。同时，这场苦难也造就了一代伟人邓小平和不少党内外坚持思想解放和改革的有识之士。
记者：如何理解依法治国的科学涵义？
李步云：广义上，依法治国包括“法治国家”在内；狭义上，两者又有一定区别。依法治国是一项治国战略方针，其内涵：一是依法治国是一种治国理念和指导思想，即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条件，是建立一个良好而有权威的法律制度，而不应寄希望于出现一两个圣王贤君；二是依法治国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根本准则，即治国要依法，而不能依少数领导者个人的看法来治理，不能长官意志决定一切。法治国家是近代以来一种文明进步的政治法律制度类型，要求具有一系列具体明确的标志与要求。正确理解“依法治国”还要重点把握以下三点：
其一，依法治国贵在良法之治。法治有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分。实质法治即良法之治，形式法治则是指不论法律好坏，只要依法办事就是法治。相对近代以来“应然”意义上的法治，古代法治是形式法治。一般说来，古代法治比人治文明进步。近代与现代的良法之治，其主要内容在其法律是否体现法制民主，法律平等，人权保障与权力制约等原则。有人认为“形式法治”比“实质法治”要好，理由是在一定意义上，程序法比实体法更重要。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因为它完全混同了两个不同的问题，不符合中外学者对“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通常的理解。“实质法治”并非轻视法律程序的价值，而是相反。
其二，依法治国重在依宪治国。这里的宪法，当然是指社会主义宪法。首先，这是由宪法的性质和地位所决定。宪法无权威，难以树立法律的权威，只有依宪治国，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其次，同“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官”的现代法治精神相关联。领导干部守法，就会影响一般干部守法。再次，也同我国宪法缺少应有权威，实施并不理想有关。
其三，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官”。依法治国既治“民”也治“官”，但根本目的、基本价值和主要作用应当是治官。这是因为，虽然“主权在民”，但实际掌握和运用权力治理国家的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治国就是要求他们依法办事，依法用权。而且，受封建主义法律文化的影响，不少人习惯于把法律看作仅仅是管治老百姓的工具。还有，权力腐败现象，同缺少这种认识和依法治“权”力度不够是分不开的。

记者：据说，从1979年学术界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到1999年依法治国被写进宪法，这20年间有过很多的争论，比如，有一种观点就认为，法治是纯西方的东西，提依法治国有片面性，讲健全“法制”就可以了。那么，能否详细地介绍一下在此其间主要有过哪些争论？
李步云：概括来说，主要有三大派别：即“法治论”、“结合论”和“取消论”。“法治论”主张，要法治不要人治，倡导依法治国；“结合论”认为，法治与人治各有长短，两者应当结合；“取消论”认为，法治是纯西方的东西，提依法治国有片面性，我们讲健全“法制”就可以了。由于倡导依法治国，符合人民的利益，符合时代的精神，符合事物的规律，而逐步为执政党和政府所采纳。了解这三大派所争论的核心观点，对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十分重要的。
“结合论”的根本错误是，将“法治”等同于“法的作用”，将“人治”等同于“人的作用”。正如有的学者所作的形象比喻：“只有将武器和战士相结合，才能产生最大的战斗力。”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和问题，从而不符合中外历史上人们赋予法治与人治的本来含义，混淆了法治与人治作为两种完全对立的治国理念和治国原则的界限。
“取消论”的错误之一是，混淆了“依法治国”同“法律万能”论的原则和区别。任何理论与方针政策，都有其特定的涵义、内容和适用范围。依法治国最基本的含义是，国家要有一整套良好的法律，任何组织与个人都要严格依法律办事；这并不否认和妨碍我们国家还可以有“双百”方针、“科教兴国”、“以德育人”、“构建和谐社会”等等治国的方针或发展战略。错误之二是，误解了制度和人的关系。只强调了“法律是人制定的，也要人去遵守”这一点，没有看到，“制度好，可以防止坏人干坏事；制度不好，领导人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甚至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依法治国并不否认领导人的作用和他们应有的权威，而只是强调领导人的权力应由法律明确规定，权力应按法定程序行使。错误之三是，将依法治国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依法治国有利于实现和巩固党的领导，原因在于：在一定意义上，法律是党的政策的具体化、条文化；将党的政策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可以使党的政策更为妥当和有利于更好地实现；是党在领导立法、执法和司法；在现代，以党代政和以政策代替法律有损于党的形象和威信。但是，实行依法治国，要求党的传统的执政理念和方式作出一些重要改变。错误之四是，不理解“法制”与“法治”存在三个方面的基本区别：“法制”即“法律制度”的简称，它是相对于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等而言；法治则是相对人治而言。法律制度是一套法律规则以及宪法与法律怎样制定和实施的一套制度；法治则是与人治完全相对立的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原则和方法。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有自己的法律制度，但不一定是实行“法治”。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也有法律制度，但希特勒独裁，其法律具有法西斯的性质，党卫军横行，因而它只有自己的法律制度，而不是实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民党统治中国22年，也是这种情况。

三、确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标准、原则和要求

记者：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那么，怎样才算实现了这一目标？也就是说，法治国家的标准是什么？
李步云：确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标准、原则和要求，既要坚持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经验积累，又要从本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追求，又要具有中国特色；既要坚持一些基本原则和要求，又要寻求其实现形式的多样性，以及发展过程的阶段性。我们主张可归结为如下10项。
第一，法制完备。要求建立一个门类齐全、结构严谨、内部和谐、体例科学的法律体系，做到上下（上位法与下位法）左右（此部门法与彼部门法）前后（前法与后法）里外（国内法与国外法）彼此之间统一、协调、不相互矛盾和彼此脱节。有法可依是依法治国的前提，“法律体系”科学合理，是“良法”的一个形式要件。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但还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学界有人认为，我们过去立法过快过多，是搞立法“浪漫主义”，并把法律执行不好归咎于它。后者有很多原因，同我们的立法没有多大关系。现今某些西方国家进行的法制改革内容之一，是将过于庞杂繁琐的法律体系改得相对简单明了一些，便于人民掌握。我国不存在这种情况，问题倒是相反，有些法律过于原则，不便操作；有些法律缺少“法律后果”的设计，成了“没有牙齿的老虎”。
第二，主权在民。要求法律应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实现民主法制化和法制民主化。前者包括民主权利的切实保障，国家政治权力的民主配置，民主程序的公正严明，民主方法的科学合理。后者包括立法、司法、执法、护法等法制都要做到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人民”二字应当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中国特色”。进一步提高法制民主化水平，今后一个时期应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在法制的各个环节加大公开性和工作透明度。这是在法治领域公民参与和监督的前提。在立法领域，应发展与完善公民旁听人大会议制度、立法听证制度、法律草案全民讨论制度等。在司法领域，要彻底实行法定的公开审判、辩护、回避以及陪审员、律师等制度，克服行政式管理模式。
第三，人权保障。国家工作人员要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必须切实谋求和保障公民的各种利益。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里，人民的各种利益，必须也必然通过法律作出具体和明确的规定，并运用法律的权威予以保护。这就表现为公民在宪法和法律上的种种权利。全部法律有两个基石范畴。私法主要调整公民彼此之间的“权利”关系，公法则主要规范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内部的“权力”关系，以及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关系。但是,国家“权力”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为保障公民的“权利”服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学就是权利之学”；“保障人权”即争取、促进和保护人民的各种利益，乃是全部法律的根本目的。
第四，权力制约。依据现代民主原则，建立起分权、权力相互制约的国家权力结构体系，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权力不受制约必然腐败这一铁的规律，已经在全党全国取得共识。党的十七大报告为此强调：“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要正确树立国家的权力观，搞清楚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两者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是十分必要的。从党的十五大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完善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越来越重视，甚至对领导干部的质询、问责、经济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具体制度都写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从理论上概括制约国家权力的基本方法和渠道是四个：即以国家法律规范和制约国家权力；以一种国家权力（即检察，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制约国家权力；以社会权利（民主党派，社会团体，新闻媒体等）制约国家权力；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制约的基本形式就是“监督”。
第五，法律平等。平等是社会正义的主要内容，是人类理想的永恒主题，是社会文明的基本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法律平等是指适用法律平等，这同立法平等是相区别的。立法上人民内部是平等的，对少数敌对分子或势力是不平等的。法律适用的基本内涵是对任何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只能适用现行宪法和法律的同一标准，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思想和特权人物存在，也不允许对任何组织或个人有法律之外的歧视。1982年宪法改变了前几部宪法的提法，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替代了“法律上一律平等”，就是考虑到司法上和立法上的这一区别。法律平等不仅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法律统一、权威和尊严的基本条件。当前在贯彻法律平等原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要通过严惩和教育等措施坚决反对少数司法与行政执法部门仍然存在的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等腐败现象，这是诉讼或纠纷中双方难以在权利上得到平等保护的主要原因。同时，要继续加大诉讼中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

第六，法律至上。古往今来思想家和政治家讲的“法律至上”、“法律至尊”，其涵义都是指“法律应具有极大权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是指“法律的统一、尊严和权威”（党的十七大报告）。它不是提倡法律万能，前者是指法的遵守，后者是指法的作用，两者不是一回事。法律至上和人民意志和利益至上完全一致，而且前者是后者的体现和保障。只有把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体现在宪法和法律中，并赋予宪法和法律以最大的权威和尊严，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至上才能得到保障。维护法律权威今后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坚决反对某些地方或部门制定和推行一些“土政策”、“土法律”。学术界研究并主张发挥“民间法”的作用，有其合理性，但必须以不违反宪法和法律为前提。不少人在思考如何防止“党政一把手”权大于法，这是必须从制度设计上认真研究的。
第七，依法行政。西方学者认为，法治就是指政府依法行政。这种看法虽然有很大的片面性，但政府依法行政确实是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其理由是，我国大概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需要行政机关执行，因而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现今世界与中国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速度非常快，它不像立法机关立法可以从容讨论，它必须迅速决策与行动，比较容易不按法律办事。它是实行首长负责制，不是实行委员会制。司法机关处于中立的位置，而行政机关同行政相对人之间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之间的关系，也容易违法办案与处理纠纷。这些都决定了依法行政对于法治国家建设的意义。
第八，司法独立。在现代，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宪政原则，同时具有三重属性。作为一项法治原则，其作用在于排除来自外界的任何干扰，保证审理案件做到客观、公正、廉洁、高效。作为一项民主原则，它是建立在分权与制约的理论基础上，是现代民主政体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作为一项人权原则，其含义是，一个人当被指控为犯罪嫌疑人时，他有得到一个独立而公正的审判机关审判的权利。司法独立原则在1954年宪法中的表述是“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1982年宪法的表述有所改变。有人据此提出“司法独立”概念不科学，这是不正确的。我国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的法律中多次使用这一概念，而且叶剑英同志担任1982年宪法修改委员会主席时，在代表中央作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也使用了“司法独立”一词。况且，联合国1985年已生效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我国作为联合国成员国有义务遵守这一国际法。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对此必须加强研究，认真贯彻。
第九，程序正当。法律程序是法的生命存在形式。在一种法律制度里，不可能只有实体法而无程序法，古往今来无一例外。法律程序具有工具性和伦理性的双重价值。好比工厂需要有科学的生产流程才能生产出好的物质产品；司法机关也需要有科学的法律程序，才能作出正确的判决和裁定。尤其是公正的法律程序，能体现立法，执法，司法，护法等国家权力的科学配置与程序约束，也体现了公民的各种权利在程序中的应有保障。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多种原因，中国一直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十分重视程序，也是西方社会法治国家的一大特点。在我国，将程序正当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一大标志是十分必要的。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程序问题十分重视，如强调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等。证明全党的程序意识在大大加强。我们应坚持并实践《立法法》的明确规定，严重违反立法程序的法律、法规、规章作出的决定应宣布为无效。严重违背诉讼程序的判决和裁定，应驳回重审或决定其不具法律效力。应通过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在诉讼程序的民主、公开、公正、严明上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第十，党要守法。近代以来世界各国通常是实行政党政治。把政党制度规定在法律中虽然相对较少，但政党尤其是执政党要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宪法文化，否则选民不会投票给那些经常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政党。在我国，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历史和现实经验证明，我们在民主法制建设上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后，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必须也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其中一个重要决定是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党的组织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思想与原则，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等。党的十七又正式确立了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再次明确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今后的任务主要是坚定地坚持这些理念和切实落实各种执政方式和具体制度的改革措施。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治国基本方略”。在我国，它就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德育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构建和谐社会”等战略，都不能称其为“治国基本方略”，原因是“治国基本方略”必须具有以下四个特点和要求：一是全局性。宪法是治国安邦总章程，法律则是具体章程；各个方面的方针政策都必须纳入法治轨道。二是根本性。除各种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法律还要对国家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基本制度作出明确具体规定。三是规范性。宪法和法律具有明确、具体、可操作的特点，这是政策、道德等所不具有的。四是长期性。任何发展战略与方针政策都有一定的时间性，唯有法律同人类社会共始终。“治国基本方略”主要通过“法治国家”来体现与实施，即通过制定出一整套完备而良好的法律并运用一系列原则与制度以保证其实施。这正是“法治国家”这一概念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㈡ 李步云的学术专著

1．《新宪法简论》（独著） 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
2．《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合著，第一作者） 红旗出版社1984年版
3．《法制、民主、自由》（独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权利与义务》（合著，第一作者） 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中国法学——过去、现在与未来》（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6．《立法法研究》（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7．《中国立法的基本理论和制度》（主编） 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
8．《中国人权网络全书》（第一副主编）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9．《宪法比较研究》（主编） 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0．《中国当代法学争鸣实录》（第二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1．《走向法治》（独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通论》（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13．《法学专题讲座》（参编）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14．《法理学》（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5．《WTO与中国法制建设》（主编） 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16．《信息公开制度研究》（主编） 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7．《地方人大代表制度研究》（主编） 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8．《法理探索》（独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9．《人权法学》（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㈢ 以依法治国为话题的作文600字母

法律是神圣、神秘、威严、崇高的，它就像一个守护神，伴随在我们身边，时时刻刻保护着善良的人们；法律，就像天空中无数的星星，指引着人们走向光明的道路；法律，就像齐天大圣，用它那双火眼金睛来明辨是非，扶善惩恶。法律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在那庄重的法庭上，在猎人们心中……
今天，路上仍然是有条不紊，没有一辆车、一个人闯红灯，交通十分流畅。我走过马路，心里高兴得想：宽敞的马路上，人人都遵守法律，生活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当那庄重的法庭上传来法官最后的判定，听见的便是一个人的忏悔，一个人的欣喜。当法庭上坐着一个触犯了法律的罪犯，那么法律一定会严惩，而法律给他的这次教训，也许会让他开始重新做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法律从不冤枉好人，这是公正无私、惩恶扬善的法律。
“不知荣辱乃不能成人”，这是千百年前的古人流传下来的至理明言。可见我们千万不能忽视遵纪的作用，“以小见大”的道理人人都懂。如果认为“现在违反一下学校纪律没什么大不了，只要我以后不违法就行”，那就错了！现在小小的放松很可能在将来会酿成一次大的失误，为什么要等受到法律制裁的时候才悔恨呢？所以我们现在只有从一名合格的小学生做起，将来当我们走出校园，融入社会后，才能真正成为一名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公民。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法律在我们的一生中是维护自己权利的武器，同时又是规范自己行为的社会标准。从今天起，从这一刻，让我们一起踏上与法共行的道路吧！

㈣ 法治这个词是谁提出的

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 只是知道在近代我国第一个提出 依法治国（法治）的是李步云。 而我国最早提出 法治的 一定是 诸子百家 法家的代表人物 韩非子。 关于 李步云 的简介： 李步云，男，1933年生，湖南娄底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 1949年1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10月入朝参战，1952年6月负伤回国，1955年1月转业到地方工作。曾任部队团政治处民运干事，县人民政府科员等职。1957年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1962年本科毕业，1965年研究生毕业。1967年2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至今。曾任该所研究员，法理学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法学研究》杂志主编，社科院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2000年10月起任湖南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湖南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现兼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宣部、司法部“国家中高级干部学法讲师团”讲师，国家行政学院等十余所大学的教授 [1] 。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古希腊斯吉塔拉人，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 貌似 不是 法律人士。

㈤ 能不能详细谈谈政府权力的合法性与有限政府论

权力有限论是把权力视为特定主体在其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的观念。权力有限论是现代政治民主观念在法律上的延伸，它包括：整体意义上的权力限制、分类分权、职权特定化和具体化，它是以人民主权论为一般理论、以分类分权和权力与权利均衡为具体法律操作技术的权力相对主义观念。其中，权力与权利均衡观是现代权力观的精髓。权力按国家职能分工配置、权力受限制是其根本内涵。按照十六届四中全会的要求，当前党员干部应当树立的正确权力观的内容包括权力主权观和民族观、“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观念、权力是国家职能分工的结果的观念、权力的义务和责任及服务观念。

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场合对领导干部应当树立什么样的权力观有过阐述，提出“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政为民所执”等观点，到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正确的权力观……坚决反对脱离群众、以权谋私。”最终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体现我国现阶段国情的科学权力观。从根本上看，它是一种权力有限论。权力有限论是现代民主理论和宪政理论结合的产物，是现代宪政民主理念的集中体现。

一 权力有限论的一般含义

把权力视为区别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享有的权利，理解为超社会组织体或特权者享有的一种垄断性的政治上的强制力，是从古至今人们的一种普遍观念。卢梭的“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和“国家权力不可分割”理论就是由此引伸而来的。([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3版(修订本).2003.[p31-35])。一个国家，一片领土，一个整体意义上的人民及一个权力是同义语，也等同于统一的国内法律秩序及其效力和实效。([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6[p283])与此紧密相关的就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方式是将其参加社会管理的权力授予自由选举而产生的代表，代表人民制定法律，人民据法而过一种法律生活。选举是这种权力观的重要原则，建立以普选制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判定社会文明进化的首要标志，一个尽量消极的政府是维持这种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条件。选举在国家权力制度配置体系中的地位及其政治属性决定了这种权力观的主要特质是政治性的，法律不过是民主的制度化。

但是，到二战前后，萌发于资产阶级革命初期的宪政理论得到长足发展，强调用法律限制权力、防止歧视和专断、为政府行为设定实质性界限、建立以法治为核心理念的民主制度成为民主政治的更为根本的标杆。这种理论的核心是“以法律确定国家权力并对国家管理者进行限制，使政治权利得到法律的控制，通过法律或者说通过宪法的认可再把权力转化为合法的权威。”( 信春鹰.宪法的历史发展.宪法比较研究（李步云主编）.法律出版社，1998[p127])权力有限是这种理论的核心，它有三个明显特征：（1）权力合法性的依据是法律认可；（2）政治权利只有采取法律形式才具有合法性；（3）保护民主与人权的手段不仅仅采用一般化的权力限制——选举制度和权力分立制衡制度，更重要的是在权力实际运行中形成公民权利对权力的约束机制。

在当代社会中，权力有限论的核心归结为权力和权利均衡论，它包含七个方面的基本涵义：（1）权力和权利总量均衡；（2）权力为权利提供保障和服务；（3）权力主体特定；（4）权力的职能具体化；（5）权力操作技术规程化；（6）权力的界限明晰化；（7）权力运行程序化。其中，权力按国家职能分工配置、权力受限制或防止权力恣意行使是权力有限论的根本。

二 权力有限论的理论形态

权力有限论源自古希腊罗马的国家职能分工理论。它经古代到中世纪的发展，到现代社会，经过了一个对权力的外部强制到内部制衡再到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制度化过程。这个过程中权力完成了抽象权力向具体权力、政治上的强制力向法律化权力、权力权利化的演进。

1.权力的国家职能分工理论

国家权力统一行使可以达到国家运行效率最大化，这既是古代国家积累的国家经验也是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给近代国家的箴言。其实，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为了维护国家机构高效率运行，必须按照社会分工的客观要求对国家进行职能划分。而且国家职能按其属性划分为若干组成部分，并由不同的国家机构代为实施，可以维护社会总体上的正义价值([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9[p1])。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认为权力作为现实的实现特定国家职能的手段，运作总是具体的，权力无法脱开具有个体利益追求的“经济人”而自我执行。不进行职能划分的国家仅仅是理论上的抽象国家而不是现实存在和运行的国家。可见，效率最大化是国家权力配置的根本原则，权力功能主义从近代国家建立时起就已经深深地嵌入了确保国家机器按照特定价值目标运行的法律实践中了。所以，凯尔森讲到国家分权时，把权力理解为国家的职能，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职能。([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6[p283])

按照国家职能分工理论，国家权力配置体系是国家职能分工的对应体系，国家职能履行的范围特定决定了国家权力的有限性。国家职能特定化为限制权力提供了根本前提。国家职能按社会分工的要求以效率原则进行适当分工，并交由不同国家机构去执行，使每一种国家职能都有了特定的活动目标和界限。然后，按照职能→权力对称结构进行权力配置，每一项职能都有相应的权力相对应，每一项国家权力都执行着特定的国家职能，由此构建起了对应国家职能系统的国家权力体系。这样，权力不再是抽象的政治术语，而具有了确定的、具体的法规范品质，已经具有了上升为法律规范的可能性。

国家权力按国家职能形式的效率化要求配置成为国家权力由政治强制力向法律技术转化的关键环节，它使整体意义上的国家权力转化为一种可分配的资源和按一定技术规程可操作的规范。正是国家职能与权力的配对配置关系，完成了权力运作由政治政策向法律规范的跨越，细分国家职能的系统工程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事业。权力代表的国家职能的界限决定权力的界限，权力的界限决定特定的代行权力人的职权界限：“‘权力’一词一直被用来指拥有以强力或以说服来获得特定目的的能力，指进行特定行为的法律权限，指立法、行政、司法的‘职能’，指政府机构或部门，或者指组成这些机构的人们。”( [英]M.J.C维尔.宪政与分权.三联书店，1997[p12])

2．权力有限论的内容

按照权力的国家职能分工理论，权力不过是国家职能的表现形式，是社会分工的国家形态。在权力有限论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种层进递伸的历史理论形态。

一是整体意义上的权力限制论。即一般意义上的人民主权论，是人民权力的同义语，认为权力体现国家和人民之间的政治关系。虽然权力是国家职能的表现，但是权力根本上是人民授予的，是权利派生的，整体意义上国家权力应当等于全体公民个人权利的总和。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权力的合法性取决于权力的人民性。人民主权论的完整形态是近代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公意，它派生了一系列制约国家权力的外生制度，如选举制度等。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社会无法摆脱的传统政治强制力权力观的影子，是政治强制力权力观的近代形态。

二是分权论。分权的国家理论最早产生于古希腊，到古罗马时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思想。它分为两种情形：（1）等级分权，即代表贵族利益的元老院和代表一般自由民（平民）的最高执政官之间的权限划分。名义上作为隶属于最高执政官的咨询机构的元老院通过实施对最高执政官的财政监督等形成了对最高执政官的实际约束，这是社会划分为贫富不同的阶层在国家权力内部的反映，它在整个奴隶社会和中世纪都被视为正当的、合法的内部权力分工形式。它本身构成对权力的限制，是近代洛克、孟德斯鸠等思想家“以权力限制权力”思想的真正来源。

（2）分类分权，即把具体的、合法情况下合理确定的国家统治职能交由不同的国家机构及其职能部门去行使。在罗马，世俗权力和僧侣权力泾渭分明，按职能要求对执政官的权力进行“分割”并由不同的执政官去执掌，它本身是基于社会客观条件对国家职能分工要求的产物，重在于对国家职能的“分割”，并没有形成权力制肘的设置初衷。

可见，从分权理论的起源上看，分权完全是社会分工——直接表现为国家职能分工的结果。这种将权力的等级分权和分类分权结合在一起的“合作性国家”明显具有把权力的分离、限制和制度性结构相衔接的趋势。([德]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8[p50])到近代，经过孟德斯鸠、卢梭等人揉和两种分权形式的长处，形成了西方国家系统的公法理论和国家理论。分权理论的核心是三权分立，它实质上是在国家权力体系内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创制了一种民主机制，主旨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它派生了一系列制约国家权力的内生制度，如权利分立和制衡制度等。

三是权力与权利均衡论。分权是和权力限制相辅相成的。当权力按照国家职能分工划分时，就形成对权力的限制，就不再是不受限制的整体意义上的那个“人民权力”而是法律上的权力，对权力限制的链条也会随着权力具体化的加深而进一步细分。经过对权力的第二层级——分权的限制，国家职能为不同的国家机构或职能部门所承担，权力也相应有了具体的享有者，并转化为承担者的职权。相对于国家和整体意义上的人民，职权是一种必须依法承担的实体义务；相对于其他权力的享有者，职权体现为一种权限——发布命令权的合法性和遵循适当程序的必要性。无论在哪个角度上，职权承担者都无权任意处分职权。因为，它不是对个人负责，而是对全体人民和国家整体负责。但是，权力如果不能转化为一种操作技术的话，同样不能产生现实支配力，权力特定化为职权仅仅是为权力转化为实践操作技术提供了基本前提条件和满足了国家职能按社会分工要求运行的基本条件。“权力无以自行”，国家机构或职能部门的职权最终还得由其雇员去行使，雇员成为实质上的权力执行人。职权进一步具体化为国家机构或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和公民、社会组织的法律关系。因此，权力具体执行国家职能时，权力就操持在了有利益偏好的个人手中，构成直接威胁公民个人权利的手段，对权力的限制也就显得十分现实和必要。权力也就完全脱开政治学的视阈，进入法律的视野。然而，雇员有其个人利益，是个人利益的载体；雇员在代行公共职权时，发生个人利益和公共权力的混同或权力权利化的情形就不可避免。权力本身就是“影响或控制他人行为的力量”([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98[p107]),一旦掌握在个人手中就可能成为个人谋取私利的手段，甚至发生借权力侵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现象。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一切限制权力、防止权力腐败的努力最终都落到了这个层面上，所有防止权力滥用的法律制度，如行政诉讼制度、国家赔偿制度等等，都是为此而设，都意在于为职权设定羁束义务——包括实体义务和程序义务及相应的责任。因为，对权力整体意义上的限制和分权仅仅是为防止权力腐败提供保障，抽象的权力是不能直接导致腐败的恶果的。只有具体的权力与具体的权利相对峙时，权力才可能成为权利的手段，权力也才可能承受义务、责任之重。可见，从权力产生实效的最终环节上看，权力限制最终要归结为权力执行人员的职权特定化和具体化。权力和权利均衡论的核心自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民权论，它既坚持分权理论，又将抽象的人民主权论进一步具体化、制度化，将限制权力的事业深入到权力产生实效的最终环节，以权利制约权力，把权力根本上看作是特定主体在其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这也正是权力有限论的本质所在。

三 权力有限论下领导干部应当树立的权力观

1．我国主流的权力观

我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来理解国家的，社会组织内人们的地位是按人生来的地位、等级式地划分的(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界出版社，2004[p22]),国家权力采取类似于家庭的等级分权模式。因此，流行和占主流地位的权力观是权力的政治强制力的观点，缺乏权力有限的观念，尤其缺乏从职权特定化、具体化角度认知权力的观念。因此，从政治强制力权力观角度审视领导干部应当树立的权力观是不可或缺的角度。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政治强制力权力观的主流地位都未根本动摇。主要的代表性观点有：（1）权力是一种管理关系。“权力是一种以法的形式固定的对社会各方面的管理关系，它反映的是一定的政治生活。”( 张循理.利益论九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 [ p29])（2）权力是一种不得不服从的力量，而不论这种服从是由于何种原因引起。它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潜在的：“权力，是一种现实的或潜在的并且可以延伸的支配力量。”( 时运生.论公权私用、滥用的动机和条件.政治与法律.1996.1[p4])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意志的，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权力是特定主体将他的意志强加于他物，使之产生一种压力继而服从的能力。”(林喆.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法律出版社，1997[p1])（3）权力是源于特定主体的职权的强制力。“权力是指特定主体（包括个人、组织和国家）在其职责范围内拥有的对社会或他人的强制力量和支配力量”。(卓泽渊.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8 [p114])这些观点虽然提法各异，但根本上都把权力界定为政治强制力，只讨论一般意义上的主权或整体意义人民权力，把权力的外延范围作了一般缩略，缺乏一般理论抽象向形而下的感性实践层面转化的机制，使得权力问题的讨论难以跳出政治学的圈子，很难形成发达的权力理论。

2.权力有限论下领导干部应当树立的权力观

从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坚持正确的权力观”的提法的侧重面上看，其所谓的正确的权力观不排除“权力是政治强制力的观点”，但不包括等级分权意义上的权力观，主要指的是各级国家机构或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行人员，在其职责范围内如何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力的问题，它主要就是从权力有限论意义上讲的。具体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从权力是政治强制力的角度看，领导干部应当树立权力主权观和民族观。作为政治强制力的权力首先指的是国家主权，任何个人都不是权力的主体，国家才是唯一的权力的主体，个人无随意处分权力的资格；领导干部代行权力的行为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牵涉国家主权、民族和国家利益的行为。由此，领导干部代行权力产生的义务和责任也是国家义务和国家责任，而不是个人义务和个人责任；领导干部代行权力时要严格区分权力和领导干部作为公民享有的权利的界线，也应严格区分代行权力产生的义务、责任和领导干部个人行使公民权利产生的义务、责任的界线。权力者，国之器也，当谨慎事之，勿以其利而据为己有，勿以其害而怠行。否则，轻者遗害及人，重者危邦亡国。

其次，从人民主权论角度来看，领导干部要树立“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观念。人民主权是近现代宪政国家的重要原则。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宣布：“政府的正当权力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宣称：“整个国家主权的本源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权力与人民的关系也作过很多阐述，认为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委托”(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p305]),国家权力是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p279])。恩格斯在谈到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时说：“人民拥立国君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而不是为了毁灭自由，这是……全部公法的基本原则。”列宁也指出民主共和制的本质是“全体人民享有全部权力”。(列宁.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9[p524])我国《宪法》第2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3条又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可见，从权力产生根源上看，领导干部代行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整体上应受人民权力的限制，任何国家权力相对于人民权力都仅仅是一种执行权，既使在具体执法中法律授予代行权力人自由裁量权也不能否定其执法的性质；整个国家的权力配置应当和公民权利的总量保持大体平衡；领导干部在行使权力时应树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观念，始终不应当忘记权力的人民性。权力为人民所给，当受人民监督，为人民服务。权力者，人民之公意也，为民所授，当为民所用。

第三，从分类分权意义看，领导干部要树立权力是国家职能分工的结果的观念，摒弃宗派主义和部门利益至上的思想。分权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有制度，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存在过分权，只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从而对社会分工的要求不同，导致国家职能分工和相应的权力配置深度不同而已。我们当然要摒弃在近代社会以前的等级分权，但我们没有理由排斥按国家职能分工要求的分类分权。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论述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制度时也肯定了分权思想的进步意义，认为分权只不过是为了简化和监督国家机构而实行的日常事务的分工，是一种监督国家机构、防止独裁专制的民主政治形式。(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p274])事实上，我国的国家权力配置体系也并没有否定分类分权制度，国家权力也是按照国家职能的效率原则进行配置的，国家机构的职能分工和权力运行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本身就是一个明证。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一种新型的权力的分类分权模式，它没有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原则，而是在承认了按国家职能分工配置权力资源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增加了权力配置的深度和广度，否定分权的对立意义而还原出分权的社会分工内涵，建立起的一种议行合一的权力分工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权力监督原则取代了权力分立原则，与此相应的按照权力执行的职能进行必要的分权来预防部门利益滋长和权力滥用的必备措施也不再是孟德斯就所说的权力制衡机制——“用权力制约权力”([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p154]),而是赋予了广大人民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人民检察和监督机构、社会团体组织和舆论媒体广泛的监督权，如批评权、建议权、控告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申诉权、检举权、罢免权、抗诉权等等，并形成一切国家机关向人民代表大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和各国家机关之间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分权制度。尽管说议行合一的权力分工模式目前还有许多有待完善的方面，但是这一模式的设计理念对广大领导干部树立什么样的权力观的要求还是明确的：（1）任何国家机关的权力都是按照国家职能分工配置的，是有界限的，不得越权行事；（2）权力只有职能分类的差别，没有等级之分，权力性质的不同是因社会分工使然；（3）没有绝对独立的权力和至上的部门利益，只有受监督的权力和人民的利益；（4）任何权力的设置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实施国家职能的效能，没有国家职能依据的权力为不正当之权力，未经人民同意或法律明文授权不得行使；（5）没有不受监督的权力，对权力的监督无处不在。总之，国家职能乃权力设置之依据，社会分工为权力存在之根本，权力无贵贱，皆系民愿，理当必为民所细察也。

第四，从职权特定化、具体化的意义上来看，领导干部要树立义务、责任观念和服务意识。权力细化至有关国家机关时，权力就已经转化为一种法律形态，即职权了。当进一步落实至权力代行人手中时，权力就已经完全具备了一切公民权利的情态，很容易和权力代行人的个人利益混同，权力的道德风险骤然升级，权力设置的一切价值目标和权力以何种方式实施、以何种程度的实现，都孤赌于权力代行人的个人人格，权力的一切脆弱特性都显现出来了。这也是权力转化为一种实践操作技术的代价。我们通常所说的权力腐败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出现的，至少当一种国家基本制度已经定型为制度的情况下，一切反对权力异化的斗争都是围绕它展开的。可以说，这个意义上的权力观就是狭义上的权力观。

职权特定化、具体化是权力运行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为关键的环节，它对领导干部权力观的要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要求，而是对具体代行国家权力的领导干部本人的具体要求。在这个环节上权力不再是抽象的国家形态，它完全被具体化、个性化和权利化了，成为直接影响权力代行人个人权利和权力相对人权利的手段，权力完全转化为和权利相同的“个体行为”和个人形态。因此，一切适用于公民个人行使权利的审慎方式同样适用于权力代行人，即权力代行人必须以行使自己权利之审慎行使其职权，此为权力代行人行使权力之基本要求。这就是有学者所谓的“国家权力向公民权利的转化或回归”。(童之伟.公民权利、国家权力对立统一关系论纲.中国法学，1995.6[p22])可见，在职权特定化、具体化意义上的权力是和权利相对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外都不乏有人把权力和权利联系起来认识或者纯粹把权力理解为权利来对待的学者和法律专家。(把权力和权利联系起来认识，认为权力和权利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在我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比较流行，这方面有影响的主要论著和文章有：郭道晖.试论权利与权力的对立统一.法学研究，1990.4.[p1-6]；程燎原、王人博.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p187-191]；童之伟.公民权利、国家权力对立统一关系论纲.中国法学，1995.6.[p14-22]；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p507]；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和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p340-345]；林喆.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法律出版社，1997.[p189-190]；吕世伦、文正邦.法哲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p555-562]；等等。把权力理解为权利的现象在英美法系很常见，如，[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6.[p78]；英美权威法律词典《布莱克法律词典》第1189-1190页关于“权利”含义的五个层次的解释，也包含这样的观念；等等。)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对领导干部权力观的要求也是侧重于在这方面讲的。

从权力和权利相对的意义上看，领导干部应当从权利相对应的义务的角度定位权力，提升服务意识，树立权力的义务观念和责任观念。具体包括：（1）权力相对，义务绝对，有无权力的义务但无无义务的权力；（2）严格区分职权和个人权利的界限，不得借权谋私；（3）法有明文不得违，法无明文非自由；(4)可能存在运行中的绝对的权利，但只有受限制的运行中的权力，权利是对权力的约束，权力是保障相对人权利实现的手段，不得成为代行权力人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5）程序优先，权力运行的程序规则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6）权力操作设置应当保持适度分散，不能过分集中，保持权利与权力的和谐与均衡；（7）权利本位，权利至上，低位使用权力；（8）依法用权、依法治权，不与民争利，不依权谋私，亦不以权为本部门争名；（9）权、义、责统一，树立法治信念，有错必改，有责必究。总之，所谓权力，生于民意，操于吏手，守于理法之间，关乎民生重计，义、责相随，当敬而用之。

四 结束语

综上来看，权力有限论是政治强制力权力观的法律延伸，它包括：整体意义上的权力限制、分类分权、权力与权利均衡观，它是以人民主权论为一般理论、以分类分权和权力与权利均衡为具体法律操作技术的权力相对主义观念。其中，权力与权利均衡观是其精髓，职权特定化和具体化是权力与权利均衡观的根本落脚点。它是将权力按社会职能进行分工，在公法体系中引入义务、责任范畴，权力被降解为可按法律上的技术规程操持的职权，打破公法和私法对立的界线，私法和私权的地位大幅度提升，民主、民权、民本成为衡量国家权力配置和运行的根本尺度。

我国占主流地位的权力观一直是政治强制力权力观，它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政治观和更多带有前资本主义传统的一种权力观。它主要是从公权体系和私权体系的对立中引申出来的，权力主要被解释为国家主权及公民对国家的绝对忠诚义务和服从关系，权力的政治意味远重于按技术规程操作的客观必要性。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的领导干部应当树立的正确的权力观不排除“权力是政治强制力的观点”，但不包括等级分权意义上的权力观，它是一种权力有限论和民权、民主、民本观，它是我国国家权力观的重大转变。

㈥ 湖南大学法学院的师资力量

李步云：著名法学家，法治、人权领域权威，“法治三老”之一，首倡“依法治国”。
杜钢建：著名法学家，法治、人权、宪政领域新兴权威。原任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屈茂辉：著名民法学家，湖南大学法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法学院院长 ，民商法学科学术带头人。
李良栋：著名民主理论研究专家，湖南大学民主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原任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主任、政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王晓晔：著名法学家，国内反垄断法权威，湖南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原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经济法教研室主任。
张智辉：著名法学家，首批“当代中国法学名家”，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中国检察官协会秘书长，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秘书长等。
邱兴隆：著名刑法学家，“三湘刑辩第一人”、主张废除死刑。湖南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刑法学科学术带头人。曾任湘潭大学法学院院长。
刘定华：经济法专家，湖南大学法学院原院长。
段启俊：刑法学专家，湖南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黎四奇：经济法专家，湖南省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石柏林：法理学、行政法学专家。博士生导师。宪法与行政法学学科带头人，湖南法理学会副会长。
王远明：经济法学家，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理事、湖南省诉讼法学会副会长。
郑鹏程：经济法专家，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人才，湖南省经济法学研究会会长，湖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谢佑平：著名诉讼法学家，博士生导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入选人才。 醒龙奖学金：由湖南醒龙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湖南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邱兴隆及其夫人捐资50万元人民币设立。主要面向湖南大学法学院有志于刑法学学习和研究的优秀学子，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旨在通过奖励鼓励大家努力学习，培养众多刑事法律方面的优秀人才。
研究生奖学金：主要面向研究生，分为一等奖学金、二等奖学金，总覆盖70%以上。其中科学学位研究生全部享有奖学金、专业学位推免生全部享有奖学金。

㈦ 中国提出依法治国的第一人是谁

步云，中国社科院名誉学部委员，法学所博士生导师。

1978年，他发表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标志着法学界的思想解放。

1979年，李步云与人合写了《论以法治国》，开了“以法治国第一腔”。

㈧ 有关李步云先生的资料

李步云，男，1933年生，湖南娄底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

1949年1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10月入朝参战，1952年6月负伤回国，1955年1月转业到地方工作。曾任部队团政治处民运干事，县人民政府科员等职。1957年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1962年本科毕业，1965年研究生毕业。1967年2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至今。曾任该所研究员，法理学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法学研究》杂志主编，社科院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2000年10月起任湖南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湖南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现兼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宣部、司法部“国家中高级干部学法讲师团”讲师，国家行政学院等十余所大学的教授。曾先后去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丹麦、挪威、印度、斯里兰卡、新加坡、日本等10多个国家讲学或考察。

现已出版专著（含独著、合著、主编）20余部，发表论文150余篇，有13项科研成果获奖。代表作有《新宪法简论》、《走向法治》、《法理学》、《法理探索》等。1978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被公认为是法学界突破思想理论禁区的第一篇文章。1979年，他撰写的《论以法治国》一文，在国内第一次提出并系统地论述了这一治国方略；后来又撰写了一系列论文阐述这一治国方略。他是法学研究所先后三次为党中央政治局讲授法制课的课题组成员；1998年还亲自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讲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曾到50多个省部级单位为领导人讲授依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在人权领域，他提出了相当系统和深刻的理论体系，其中很多观点已被学术界认同和政府采纳。在法理学、宪法学、立法学和人权理论等学术领域，他被公认为是我国的学术带头人，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声誉。

1980年7月到1981年7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研究人员。后回社科院工作。曾到纽约大学任访问学者。曾担任《法学研究》主编、社科院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先后到美国、英国、意大利、挪威、荷兰、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做学术访问交流。2000年任湖南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法治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2004年，担任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这是一位为法治和人权奔波了大半生的法学家。

㈨ 李步云的工作经历

李步云1946年9月就读于湖南湘乡县娄底连壁初级中学，1946年春夏，协助中共地下党员刘佩琪组织“济世学会”，秘密印刷《新民主主义论》。1949年9月在娄底和乐坪小学任教。1949年11月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特种兵干部学校学习。1950年7月-1952年6月，先后任四野炮一师二十六团政治处民运干事、青年干事、司令部书记。1950年10月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2年负伤回国。在部队，他曾两次立功，一次被评模范。1955年1月从部队转业，在江苏省太仓县人民政府工作。1957年9月至1962年7月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读本科，其间于196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9月至1965年7月在北京大学法律系攻读研究生，师从著名法学家张友渔先生研究法理。1965年8月至1966年5月，留任北京大学工作，其间在北京海淀区四季青公社任社教工作队队长。1967年2月至1980年6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工作，任硕士研究生导师、法理学研究室副主任，其间于1978年12月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法学界第一篇拨乱反正的文章《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1979年9月发表《论以法治国》，首次系统地提出了以法治国的理论框架与制度构想；1979年11月2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率先呼唤保障人权，在学界、政界和司法界引起强烈反响。是年，与王家福、刘海年等三人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关于保证刑法、刑诉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即六十四号文件）。该文件为新时期中国司法制度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1980年7月至1981年7月，李步云先生曾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时逢1982年宪法的起草。他负责起草叶剑英委员长《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和其他一些有关宪法修改的文件，全过程地见证和参与了1982年宪法的起草和讨论。之后，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任副研究员，重点研究依法治国和宪法修改，曾于1981年11月2日至12月8日，连续为《人民日报》撰写《宪法的结构》、《宪法的规范性》、《什么是公民》等10篇文章，对修宪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和阐述。
1981年8月至1995年8月，李步云先生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研究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法理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法学研究》主编、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期间多次出国考察并作学术交流，曾主持“宪法比较研究”和“立法法研究”等重大课题。1995年9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通过，被遴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1996年至1998年， 李步云先生是法学所三次为党中央政治局讲法制课的课题组主要成员，并就“法治”问题在全国各地作了数十场专题报告， 发表了10多篇有关法治方面的论文，系统地阐述了法治的本质、内容、目标、原则、标准和实现途径。他同其他学者一道，对推动“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起了重要作用。 1998年8月29日，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制专题讲座 。

㈩ 李步云的代表性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
1．《关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专家建议稿）的若干问题〉》（英文版） 1998年第3期
2．《坚持实事求是，繁荣法学研究》 1998年第5期
3．《新时期法理学的发展》（英文版） 2000年第2期
《法学研究》
1．《略论两类矛盾的相互转化》 1979年试刊
2．《人治与法治能相互结合吗？》 1980年第2期
3．《法治概念的科学性》 1982年第2期
4．《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第二作者） 1982年第5期
5．《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 1983年第6期
6．《论人民代表的权利与义务》 1983年第1期
7．《论法制改革》（第三作者） 1989年第2期
8．《论马克思主义法学》 1989年第6期
9．《论人权的三种存在形态》 1991年第4期
10．《社会主义人权的基本理论与实践》 1992年第4期
11．《人权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 1995年第4期
12．《论依法治国》（第二作者） 1996年第2期
13．《法的应然与实然》 1997年第4期
14．《“一国两制”三题》 1997年第5期
15．《司法独立的几个问题》（第一作者） 2002年第3期
16．《论法与法律意识》（第一作者） 2003年第4期
《中国法学》
1．《关于法系的几个问题——兼谈判例在中国的运用》 1990年第1期
2．《发展新概念、研究新范畴、掌握新规律》 1992年第1期
3．《法律意识的本原》 1992年第5期
4．《二十一世纪中国法学展望》 1994年第2期
5．《人权的两个理论问题》 1994年第3期
6．《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996年第2期
7．《关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专家建议稿）〉的若干问题》 1997年第1期
8．《跨世纪的工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997年第6期
9．《论宪法的人权保障功能》 2002年第3期
10．《论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第一作者） 2004年第1期
《求是》（《红旗》）
1．《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1979年第3期
2．《法律与自由》（第一作者） 1981年第22期
3．《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维护法律的权威与尊严》（第一作者） 1986年第22期
4．《中国跨世纪发展的重要保证》 1999年第8期
5．《一部科学地规范我国立法活动的基本法律》 2000年第13期
6．《还是搞法制靠得住些》2004年第16期
《人民日报》
1．《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1978年12月6日
2．《建立和健全我国的律师制度》 1979年6月19日
3．《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 1979年10月31日
4．《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 1979年11月27日
5．《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 1980年11月21日
6．《宪法的结构》 1981年11月2日
7．《宪法的完备问题》 1981年11月3日
8．《宪法必须明确具体严谨》 1981年11月9日
9．《宪法的规范性》 1981年11月10日
10．《宪法的制定和修改必须贯彻民主原则》 1981年11月24日
11．《我国现行宪法为什么要修改》 1981年11月27日
12．《宪法的现实性》 1981年12月4日
13．《宪法的原则性与灵活性》 1981年12月7日
14．《宪法的稳定性》 1981年12月1日
15．《什么是公民》 1981年12月18日
16．《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不可分离》 1982年6月13日
17．《一项意义深远的改革》（第一作者） 1982年7月9日
18．《依法治国的里程碑》 1999年4月6日
《光明日报》
1．《要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第一作者） 1979年12月2日
2．《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1982年6月13日
3．《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1982年11月22日
4．《新时期治国安邦的根本大法》 1982年12月5日
5．《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 1983年5月9日
6．《论依法治国》（第二作者） 1996年9月28日
7．《法学研究要面向二十一世纪》 1997年3月27日
8．《依法治国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2001年10月23日
9．《执政为民必须依法治国》（第一作者） 2003年11月11日
《新华文摘》
1．《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怎样看待法律与自由》 1982年第2期
2．《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1983年第1期
3．《依法治国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1997年第5期
4．《现代法的精神论纲》 1997年第10期
5．《实施依法治国战略论纲》 1999年第9期
6．《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条铁则》 2003年第5期
外文论著
1．《宪政与中国》（日文） 日本国阪大法学第46卷第3号（通卷第183号）印刷，平成八年八月发行
2．《论人权的三种存在形态》（日文） 日本国立命馆法学1993年第4号（230号）
3．《社会主义人权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日文） 日本国北海学园大学法学研究第31卷第3号印刷（1996年3月）
4．《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建议稿的说明》（英文）Explanations on the proposed law on law-mak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ublished by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0
5．《论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英文）On Indivial and Collective Human Rights, Human Rights: Chinese and Dutch Perspectives，Published by Klawer Law International，1996
6．《中国的法治：理想与现实》（英文）Rule of Law in China: Ideal and Reality, Journal of Chinese and Comparative Law, 1997,Vol．3, No．1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7．《中国公民的工作权》（英文）Chinese Citizens’ Right to Work, Human Rights Report No.2.1999 Norwegian Institute of Human Rights
8．《实施依法治国战略论纲》（英文）Essential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人权与宪政》Human Rights and Constitutionlism中国法制出版社China Legal System Publishing House，1999
9．《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专家建议稿）的几个问题》（英文）Sever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Drafting of the Legislative Law of P．R．C（Drafted by Experts）《中国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98年第3期
10．《新时期法理学的发展》（英文）The Development of Jurisprudence in the New Era《中国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0年第2期
11．《论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英文）On the Universality and Diversity of Human Rights 1996年在日本举行的“第一届亚洲法哲学大会”提交的论文
12．《人权的两个理论问题》（英文）Two Theoretic Questions about Human Rights 1995年在德国波恩举行的“中德人权理论研讨会”提交的论文
13．《发展权论纲》（英文）On the main points of Development Right 2000年10月15日-18日在南京举行的“第三届亚洲法哲学大会”提交的论文
14．《二十一世纪中国法学的发展前景》（日文） 2001年4月15日-17日在日本北海道大学举行的“中日韩比较法文化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