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曙宏立法
1. 什么是行政执法
行政执法是指行政主体依照行政执法程序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具体事版件进行处理并直接影响相对权人权利与义务的具体行政法律行为，是国家行政机关在执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或履行国际条约时所采取的具体办法和步骤，是为了保证行政法规的有效执行，而对特定的人和特定的事件所做的具体的行政行为。
2. 关于行政法的核心论文
行政法的核心与理论模式
作者：罗豪才
行政法的核心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也可能有不同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和理论模式。
一、传统行政法学以行政权为核心够建理论体系
传统的行政法学都是以行政权为核心来构建理论体系。战前的大陆法系国家如德、日以及旧中国等，他们的行政法学的核心概念，就是行政权。这集中表现在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架构上结构方面。传统行政法学的结构主要由有三部分内容构成：一是行政组织法。行政组织、行政机关、行政主体，这三个概念的含义存在差别，运行机能也不尽相同，不是同等概念，但都与行政权有关，都是作为行政权的载体存在的。二是行政作用法或行政行为法，都是有关行政权运作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的法律。三是行政救济法。行政机关要为其权力的行使承担责任，给受损害的公民提供赔偿。总的说来，在历史上大陆行政法系国家强调以行政法为工具来保障行政权有效地行使，强调行政效率、公共利益等。
英美传统行政法理论体系，主要也是三个部分，即由委任立法、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三部分内容构成。这三个部分内容体现的中心原则，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委任立法是通过立法权对行政权进行制约，行政程序是事中控制行政权，司法审查是司法权对行政权进行制约。可以看出，这种理论体系还是以行政权力为核心来构建，强调控权，不重视相对方应有的地位位置。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行政法学界也有过关于行政法性质、功能的争论，提出了控权、保权以及既要控权又要保权的三种理论观点。由于当时行政法学还处于起步阶段，又急于回应社会实践的需求，便大量地从日本和我国台湾教材中“移植”其概念、原则甚至理论框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为制定行政诉讼法作理论准备，我国行政法学阶曾围绕行政法与行政权的关系、行政法的性质和功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等问题，展开一场关于行政法要“控权”、“保权”还是“既要保权又要控权”的争论。我国1989年制定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这场学术争论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因此争论并不深入的立法宗旨，与这一阶段理论争论有密切的关联。
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制定与实施，我国行政法学界对实践的发展作了比较深入的总结。人们逐步认识到，虽然以行政权为核心构建行政诉讼制度，、强调维护和监督行政权，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从整个行政法制、行政法学理论体系来看，其视角比较狭窄，思路比较短浅，形而上学的片面性比较突出，认识到以行政权为核心来构建理论体系具有很多缺陷很多，难以揭示行政法内在质的规定性和发展的预期，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事实上，二战后，特别是自80年代以来，无论是日本、美国还是欧洲，其行政法理论也不完全拘泥于传统的理论，也在不断探讨2。这些都促使我们重新考虑行政法的核心问题。
二、以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为核心重构行政法的理论体系
当前，理论界已就行政法的核心问题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即我们认为，应以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为核心来重构行政法的理论体系。以行政权和公民权的关系作为行政法的核心，应该说在当前的理论界争议并不大，共识程度比较高。行政权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只有同相关的概念结成一定关系，才有其实质意义。在行政法上，行政权与公民权是一对相互关联的范畴。行政法学归根到底也是权利义务之学。但是即便承认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是行政法的核心，也不等于只有一种理论模式。对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相互关系的认知和定位的不同，以及价值取向、目标的差别，会形成不同的理论模式。
第一种理论认为行政主体和公民的关系是一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把公民置于被管理、被支配的地位，主张二者法律地位不平等，强调维护行政特权。以这样的原则来构建的行政法理论体系，我们称之为“管理理论”。第二种理论强调控制行政权、保护公民权利，主张通过立法、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来控制行政权，认为只有行政权受到严格控制，公民权利才有保障。其最大特点是突出监督行政的关系。，我们称之为“控权理论”。第一种理论曾主要流行于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如苏联等，第二种理论主要流行于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应该说，近几十年来德、日以及普通法系国家的行政法学已有长足的进步，无论在体系、方法、原则、规范，还是行政法的适用范围等方面都有所创新，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并加以借鉴，但也应当看到，他们的行政法理论模式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第三种就是我们所倡导的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我们认为，行政法关系的各方主体都是能动的，扩张的，又有两重性。双方既对立又合作，是行政法制发展的根本原因。行政法对双方主体既要加以制约，又要加以激励。当然在中国现有的法治条件下，我们应该重点强调制约行政权。行政主体应维护和增进相对方的合法权益，行政相对方要理解和支持行政主体的执法行为，特别要通过互动的参与机制，形成和谐、合作的行政关系格局。我们的理论框架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因此，以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为核心来构建行政法理论体系，至少有三种模式。这些模式在价值取向、目标、规范体系、制度体系的设定，以及行政法治原则的适用范围和要求等方面都存在差别3。
三、行政法平衡理论的创见与价值
在行政法学的研究中，是否还存在别的研究视角？是否还有别的研究范式，或者别的理论模式？回答是肯定的。行政法现象纷繁复杂，并在发展之中，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行政法的研究方案也呈现多样化，理论模式决不会是单一的。何种理论模式更具合理性，有待时间的考验。
但是，我们认为，行政法的平衡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模式，主要有自己的有如下独特的创见和价值特点:
（一）平衡理论为建立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良性互动构筑重要平台提供理论支持。
要构筑行政主体与相对方行政领域十分广泛，具体关系多种多样，非常复杂。但随着现代行政的发展，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强制性行政行为的范围将日益缩小，而以协商、引导等方式实施的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为将大量增加。激励性规则的引进，将极大地改善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平衡理论认为，要构筑行政主体与相对方良性互动的平台，必须保证行政法关系主体之间平等的法律地位。从我国宪法上看，这个问题早已明确。但仍有不少人认为，“行政法是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公法”，“主体地位不平等是行政法的本质特征”。我们认为，主体地位平等是现代行政法治的重要标志，就我国当前转型的社会形态而言，首先要逐步提升相对方的法律地位，使其成为独立的主体；其次，要调整行政主体的职能，改革行政权力的运作方式；第三，要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增强其公共治理能力；第四，要尽量发挥其他国家机关的制约作用，保证行政机关和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处于动态平衡平等。
（二）平衡理论为调整行政法权利（权力）结构机制的构建提供理论指导。
在行政法实践中，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行政主体和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作为最优化的平衡状态是相对的，不平衡状态则是绝对的。平衡理论不仅在行政法学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上有所创新，同时非常注重对行政法制度的研究。主张构建调整权利结构的机制，明确评价权利结构平衡与失衡状态的标准，并通过相应的手段对影响权利结构平衡的各种因素进行有效的调整，以维护和实现相对平衡的状态。
平衡理论认为，有效的机制是发展和维持一种良好行政法制度的重要保障。如果没有良好的机制调整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结构，一个完美的制度设计是无法在运作中发挥现实作用。因此，行政法学不但要对制度本身进行研究，还要研究相应的机制，通过机制的有效运作，实现公民权利和行政权力的平衡。
在行政法机制的构建上，应当特别注重对激励机制的研究。建立激励机制是现代行政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这是由现代市场经济、现代行政以及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所决定的。而这些机制的构建与权力的配置、行政程序的设置以及司法审查的范围和标准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平衡理论揭示了行政法特有的不对等关系。
平衡理论首次揭示行政法关系的本质特征，认为行政法关系中的每一个具体关系都是不对等的。一般情况下，在实体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和相对方形成行政机关为优势主体、相对方为弱势主体的不对等关系；在程序法律关系和司法审查关系中，则形成另一种反向的不对等关系。4不对等关系是行政法关系不同于私法领域的其他法律关系的最重要特征。在行政法关系中，一定的不对等关系的存在是必要的，但不等于所有的不对等关系都是必要的和合理的，也不等于不同性质的不对等关系必然形成平衡的行政法关系。
平衡理论对行政法中不对等关系的揭示，有助于行政法在权利义务配置的合理化方面取得的突破。我们在研究特定的行政法律关系中的不对等关系的形成过程的同时，要研究正向不对等关系的必要性、行政指导和行政合同等非强制行政行为过程中形成的不等关系的特征和行政程序、司法审查中的反向不对等关系等等相关问题。
另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中不对等程度的区别，具体法律关系的不对等与行政法关系平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与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制度构建之间关系。把不对等关系问题的研究与行政管理、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的具体制度安排相结合，改善公民权利和行政权力的结构。
（四）平衡理论揭示了行政程序的性质。
行政程序制度的建构对于建立和维持公民权利和行政权力的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对行政程序性质的研究和探索至关重要。传统行政法理论认为，行政程序规范对于行政机关而言既可以是权利性规范也可以是义务性规范。不同的学派持不同的主张，集中体现了不同的程序性价值取向。这种观念阻碍了行政程序理论的发展和行政程序制度的建设。平平衡理论第一次把行政程序界定为行政行为的时间和空间的表现形式，并根据双方的情势，认为把行政程序法应重点制约行政主体的行为，应为其设定更多的规范界定为义务性规范。，但不同的行政行为其适用的程序的性质应有所不同，行政相对方亦应遵守必要的义务性规范。是对行政程序理论的重要变革。
平衡理论认为，义务性的行政程序规范，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义务性规范，行政程序其制度的设计应当充分考虑行政行为对相对方权利的影响程度。但行政程序不应是越复杂越好，越严格越好，而是要根据行政行为的不同作出不同的安排。对于严重影响相对方权利的行政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行政许可等，应当设置严格的行政程序，以规范行政行为，防止行政权力滥用；对于不会严重影响或者不会直接影响相对方权利的行政行为，如行政指导行为、行政合同行为、行政建议行为等，应当设置相对宽松的行政程序，要给行政机关积极行政、充分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留有余地。
（五）平衡理论有利于行政法方法的创新和引进。
促使行政主体和相对方进行良性互动、进而调整权利结构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平衡理论主张运用各种有效方法实现权利义务的均衡化。这有利于方法论的创新和引进。除了传统的历史、比较、逻辑等方法外，平衡理论更多地运用博奕和利益衡量的方法研究行政法的制度、机制和规范。
在某种程度上讲，行政立法是一个通过博奕的方法使行政主体和相对各方达成共识或达成一定的共识，并通过一定的程序上升为法律和政策的过程；行政管理是行政机关和相对方在既有的规则（法律规范和行政政策）的框架内的博奕过程。平衡理论为引进博奕方法研究行政法问题提供理论上的可能，而博奕方法有助于分析和解决行政机关和相向对方的动态矛盾，为制度的设计和机制的构建提供实证依据。博奕方法的引进，有利于促进作为博奕规则的法律规范和行政政策公平、公开，并有利于优质的行政对策的产生和行政管理质量的提高，对于揭示行政法的价值取向也有重要意义。
由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在司法审查案件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利益平衡已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司法方法。平衡范畴不仅体现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状态，同时也体现一种方法。在司法过程中，利益衡量是法官审视行政法主体之间博弈是否符合原则和规则的重要方法，同时，利益衡量也是在司法解释和司法裁判的过程中促使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方法。这种方法正在司法审查的各个领域受到重视并得到不断运用。
（六）平衡理论揭示了行政法的功能。
关于行政法的功能问题，理论界历来争议很大。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从平面思维转换到立体思维，可以认识到行政法应当为行政主体和相对方良性互动的构建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首先，行政法为行政机关和相对方提供一定的程序和机制，使各方有可能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主张。5这种利益主张表达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一个政治过程，但更多的应当体现为一个行政过程，这就要求行政程序的公平、公开和公正。其次，行政法还应当为行政机关和相对方合理的利益主张的实现提供渠道和保障。其三就是这是一个权利补救的问题，即当相对方的合理利益主张无法通过相应的制度和机制获得实现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候，提供应当有一个后续的制度和机制作为权利补救的保证。此外第三，行政法不但应当具有为行政法主体利益主张得到代表并得以实现的功能，还应当具有保护行政法主体利益以外的权利的主张和实现协调发展的功能。行政法的功能不应当简单的界定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保护公民权利，我们需要通过对行政过程的研究，揭示现代行政法的最高真正功能，并为行政法制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尽管平衡理论提出了自己的创见，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行政法基础理论的发展，但目前还存在一些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今后，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对行政相对方行为、非强制性行政行为、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平衡理论是一种开放式的理论，自身也正在不断的完善。理论模式的变化，会引起行政法概念、原则、制度等方面的变化，也会引起行政法的价值取向和目标的变化。因此，我们必须深入研究，整体把握。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开拓进取。
例如：注意行政法权利（力）结构的研究，主张现阶段要强调提升行政相对方的法律地位，合理定位行政职能，调整行政权力，综合利用相关因素，逐步实现权利（力）结构动态平衡、实现利益均衡、实现行政法关系主体的法律地位平等；主张整合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调整规范体系，形成统一、有机、协调的行政法律制度；强调制约与激励并重、实体与程序并重的行政法机制；主张行政程序重点制约“硬性行政行为”，对“软性行政行为”，则重绩效，只要求其符合一般程序原则；主张保障行政相对方权利的行使，促进其与行政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一种合而不同、和谐的行政法制环境；注意研究行政法制方法，提倡在某些决策过程中，通过各方反复博弈，形成广泛共识，并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坚持行政法治原则支配整个行政过程，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实现行政法权利（力）结构的均衡化；等等。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行政法平衡理论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个不断扩大的群体，并已历时十余年。本书作者是参与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一员，为行政法平衡理论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本书以两个对立的理论模式为切入点，对行政法的基础理论作了系统的、历史的、比较的研究，对行政与法律的基本理论作了深入的阐释，对中国的行政法理论状态提出不少建设性批评观点，反映了一部分平衡理论研究的成果，具有一定的创见。本书作者作为一名法官，对基础理论的实践运用价值问题有较为深入的观察和分析，有独到的见解。因此，本书对于推动司法改革，完善司法机制，落实依法治国的方略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1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会理事长。
2 可参见：（英）CarolHarlow, RichardRawlings,在《Law andAdministration》（《法律与行政》）一书中关于行政法的“红灯理论”和“绿灯理论”的论述；[日]和田英夫在《现代行政法》一书中关于“对以公共权力为中心的行政法体系一直在传统的行政法中占主导地位，现在人们对此提出了疑问和批评，不断主张建立新的方法”（第12页）的论述，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
3 关于行政法的三种理论模式，即“管理理论”、“控权理论”和平衡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异之处，我曾在一些论著中论及，也有其他同志的相关论著可以参考。可参见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 参见罗豪才、袁曙宏：《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石》，《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 罗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和“平衡理论”范畴》，《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
5 美国学者理查德·B·斯图尔特认为，“历史上，行政法的根本前提始终是限制政府权利以保护私人自治权”，然而，由于积极行政的出现，公民的参与，“私人行为和政府活动截然两分的领域已经融合在一起”。这个设想就不再是一个适当的模式了，外部对政府控制的原则已“无济于事了”。他更认为，“一个日益增长的趋势是，行政法的功能不再是保障私人自主权，而是代之以提供一个政治过程，从而确保在行政程序中广大受影响的利益得到公平的代表”。见（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著，沈岿译：《美国行政法的重构》，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96－197页。
3. 行政主体，内容，程序和权限合法的内涵有哪些
广义的执法是与立法相对应的，而行政执法是狭义上的执法。行政执法是指建立在近代国家权力的立法、执法、司法三分立的基础上的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委托的组织及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行使行政管理权，贯彻实施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的活动。行政执法具有以下特征：执法主体的法定性和国家代表性、执法具有主动性和单方意志性、执法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性。功能行政执法的功能有：实施法律的功能、实现政府管理的职能、保障权利的功能。[1] 原则行政执法要坚持的基本原则有：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正当程序原则、效率原则、诚实守信原则、责任原则。[1] 分类根据不同的标准，行政执法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抽象执法和具体执法、羁束性执法和自由裁量性执法、依职权的执法和依申请的执法、强制性执法和非强制性执法。从体系结构上看，行政执法主要分为：政府的执法、政府工作部门的执法、法律授权的社会组织的执法、行政委托的社会组织的执法。羁束行政执法与自由裁量行政执法行政执法行为因受法律拘束的程度不同而分为羁束行政执法与自由裁量行政执法。羁束行政执法是法律法规对需执行的事项有明确、具体的规定，执法者必须严格按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没有自由处置的执法行为；自由裁量行政执法在法律法规规定中，执法者可在范围、方式、数额等方面有一定的选择余地的执法行为。羁束与自由裁量是相对的，如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条件与税额一般都没有伸缩余地，治安管理处罚却有一定的幅度，可供行政机关自由裁量。但后者较之那种“可以处罚”而无任何种类、幅度的规定，显然又属于羁束执法。行政执法在多数情况下都属自由裁量。自由裁量也必须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和在法定的幅度以内进行，否则行政执法将无所适从，因执法而引起的行政诉讼也难以裁判。如何使行政行为既受法律的约束，又有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处置的主动权，是行政法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制度行政执法制度：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是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制度，它对于保障法律法规的顺利实施，行政权力的有效运作乃至社会秩序、公共利益的维护都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由于行政强制执行是以强制为主 要特征的，因此，该项制度设置是否合理和必要，运行是否适当也直 接关系到公民法人的基本权利。为此，规范和限制行政强制执行权力成为很多国家行政法近几十年的重要课题之一。我国经过近二十年的 法制实践，各行政管理领域的强制执行制度已初步建立。首先，在主体上，形成了“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例外”的特有执行模式。其次，在手段上，直接强制似远远多于间接强制。再次，在程序上，则以法院“非诉讼化”的“申请与形式审查”为主要形式。最后，在监督与救济方面，则以行政复议、诉讼与国家赔偿为主要途径。但是，制度的初步建立既不意味着其合理性得到肯认，也不意味着法治化程度得到提高。相反，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实践来看，还存在着大量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统一立法，执行权限模糊，手段混乱，程序不健全，行政决定的执行缺乏力度等，这些问题亟待统一立法解决。本文是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现状出发，通过对行政强制执行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制定统一行政强制执行法的立法构想，行政强制执行的原则。[ 行政执法的生效、撤销、变更和终止行政执法的生效要件：行政执法行为必须是依法组成的并享有管理权限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范围内采取的，执法内容必须合法；在行政执法中，管理相对人必须具有法定的权利和行为能力；行政执法的标的物必须是依法能作为该执法行为的物品；行政执法行为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和法定形式。已经成立的行政执法行为，如发现其违法、不当或不再适应新的情况，可由有权机关撤销，宣布无效或不再生效。部分内容应予撤销，部分内容继续有效的，可以宣布保留其整体而变更其应撤销部分，对应变更部分作出新的决定。行政执法行为已执行完毕，或执行的条件已不复存在，或有期限的行政执法行为已到期，应宣布该执法行为终止。[2] 中国将清理行政执法人员，合同工临时工不执法全面调离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保护等引发纠纷甚至群体性事件，往往由执法机关不按程序办事或程序不规范造成。鉴于此，中国将全面清理行政执法人员，严禁未取得执法资格的人员执法，将履行行政执法职责的合同工、临时工调离执法岗位。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公开发行的三中全会《决定》辅导读本中撰文披露上述内容。[3]
4. 法制中国的难点是什么
法制中国的难点如下：
人治和法治。尽管从价值观念上讲，每个人都毫不犹豫地认同法律权威高于个人意志的法治，但在目前改革开放这样的社会变革时代，人治却是一种难以避免的现象，它与衷心期盼的法治价值目标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个人本位”理论认为，社会的逻辑起点和价值起点是个人，法律的设立在于对个体权利的保护。反映在民法领域，便是以权利为中心，构筑权利保障体系。“社会本位”理论认为，社会的逻辑起点和价值起点是社会、集体而不是个人，个人只有处于社会集体之中才有其自身价值。因此，法律应该促使个人在行使权利之际，承担增进社会福利、巩固国家安全和维持公共秩序的义务。这种观念尊崇国家，高扬权力。
立法超前与观念滞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魏源等开始注意中西政制之别，赞扬民主制度又“公”又“周”，六十年代冯桂芬提出“君民不隔不如夷”，批评专制制度不如立宪制度通达民情，七十年代个别改良派如郑观应等发出开议院的议论；八十年代部分洋务派如张树声等提出立宪问题。个别改良派（如何启）开始宣传“公平”思想；九十年代出现了戊戌变法；二十世纪初先是清末法制改革，尔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崛起，民主思想的激荡。
法制中国其实质是建立一套培育、适应、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并实现“法治国”价值目标。
5. 法治政府的标准由哪些
法治政府的标准是来由源六个层面、24个字组成，是要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国新办举行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袁曙宏在介绍有关情况时表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
(5)袁曙宏立法扩展阅读
依法治国作为中国基本治国方略，强调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其中执法是关键。国家的法律法规都需要各级政府来实施，与群众关系最密切的也是各级人民政府，政府的决策与执法活动是否合法、是否适当，不仅关系人民福祉和社会稳定，也关系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能否落实。
因此，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如果能够紧紧抓住这个关键，在规范政府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滥用方面有切实可行的制度安排，将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产生重大作用。
参考资料来源：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标准包括六个层面24个字
6. 司法部和法制办合并吗
重新组建司法部，将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的职责整合到司法部，不再保留国务院法制办公内室。
全面依法治国是容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为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统筹行政立法、行政执法、法律事务管理和普法宣传，推动政府工作纳入法治轨道，方案提出，将司法部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的职责整合，重新组建司法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6)袁曙宏立法扩展阅读
改革后的司法部主要承担以下职能：
（一）拟订司法行政工作方针、政策，起草有关法律法规草案，制定部门规章，制定司法行政工作的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全国监狱管理工作并承担相应责任，监督管理刑罚执行、改造罪犯的工作；
（三）负责指导、监督司法行政系统戒毒场所的管理工作；
（四）拟订全民普及法律常识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各地方、各行业法制宣传、依法治理工作和对外法制宣传；
（五）负责指导监督律师工作、公证工作并承担相应责任，负责港澳的律师担任委托公证人的委托和管理工作；
（六）监督管理全国的法律援助工作；
（七）指导、监督基层司法所建设和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基层法律服务和帮教安置工作；
（八）组织实施国家司法考试工作；
7. 杨建顺的代表作品
论文类：
《论“服务型政府”在行政法上的定位》，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论经济规制立法的正统性》，载《法学家》2008年第5期
《导读：拓展和创新行政法学研究的阶梯》，载王名扬著《法国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计划行政的本质特征与政府的职能定位》，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摘录转载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公共行政》2007年第10期
《论政府职能转变与建设和谐社会》，载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法律问题》（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6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
《论城市创新中的市民参与》，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3期（总第166期）；收录入北京市法学会编《走进法治——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2008年7月
《论根治腐败的制度支撑》，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论行政评价机制与参与型行政》，载《北方法学》创刊号，2007年1月
《论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及其制度支撑》，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收录2006年）
《论构建和谐社会中城管执法的作用》，载《法学家》2006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收录2006年）
《新世纪中国行政法与行政法学发展分析——放权、分权和收权、集权的立法政策学视角》，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7年第3期
《建立和完善国家科研项目监理制度》，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4月17日
《论行政复议——我国行政复议的现状与课题》，载《人大法律评论》2004年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行政诉讼的类型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视角》，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5年第 11期
《行政诉讼法修改的视点和方向》，载《人民法院报》2005年6月20日；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5年第8期
《论行政诉讼判决的既判力》，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5年第 12期（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收录2005年）
《论房屋拆迁中政府的职能——以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衡量和保障为中心》，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5期
《论产品质量保障、消费者维权与政府职能定位》，载应松年教授贺寿文集编辑委员会编《行政法的中国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论基层政府法治建设的定位及其发展方向》，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1期；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6年第 3期
《高校教师聘任制与维权、救济机制》，载《中国教工》2005年第3期
《公共利益辨析与行政法政策学》，载《浙江学刊》2005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5年第5期全文转载（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收录2005年）
《行政裁量的运作及其监督》，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全文收入中国法制出版社编《宪法与行政法论文选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12月版；全文收入法苑精萃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行政法学精萃（2005年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11月版（被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收录2004年）
《行政立法过程的民主参与和利益表达》，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3期（被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收录2004年）
《论行政裁量与司法审查——兼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理论根据》，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5期予以摘录；被收入周国均主编《中国法学文丛?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被收入法苑精萃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行政法学精萃（2004年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被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收录2003年）
《公共选择理论与司法权的界限》，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3期
《论危机管理中的权力配置与责任机制》，载《法学家》2003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6期予以摘编刊载（被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收录2003年）
《行政许可的合理化与相对人的权益保障》，载孙琬钟、江必新主编《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益保护》，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6月版
《论政策制定的程序化、法制化和民主化》，载《政府法制建设》2003年第5期
《明确法律定位，建立健全教师奖惩和救济机制》，载《中国高等教育》2003年第17期（被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收录2003年）
《日本行政执行制度研究》，载《法学家》2002年第4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3年第1期全文转载
《关于行政执行权力配置的思考》，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8月12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2年第6期全文转载
《教师聘任制与教师的地位——以高等学校教师为中心》，载《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第1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行政程序立法的构想与反思》，载《法学论坛》2002年第6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3年第2期全文转载
《论政府职能的转变与行政许可的原则》，载《法制建设》2002年第2期
《论劳动教养的目的及政府和社会的责任》，载张绍彦、陈兴良、储怀植主编《理性与秩序——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8月版
《政务公开和参与型行政》，载杨解君编《行政契约与政府信息公开——2001年海峡两岸行政法学术研讨会实录》，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行政强制中的和解——三环家具城案的启示》，载《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2年第4期全文转载
《日本国会议员选举制度与宪政建设》，载王晓民主编《议会制度及立法理论与实践纵横》，华夏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关于依法行政观念的十个问题》，载《岳麓法学评论》第二卷，2001年11月
《行政诉讼与司法能动性——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案的启示》，载《法学前沿》第4期，法律出版社， 2001年2月版
《论行政诉讼判决的拘束力》，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9月17日
《宪政与法治行政的课题——宪法与行政法学领域的“现代性”问题研究》，载《人大法律评论》2001年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论坛》2003年第3期、第4期予以全文连载
《日本的行政法治之路》，载应松年、袁曙宏主编《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法律出版社，2001年5月版
《论完善行政监督制约机制》,载《人大法律评论》第二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
《行政诉讼的界限与行政法学研究的课题》,载《行政法学研究》第28期，1999年12月
《中国行政法和行政法学20年的回顾与展望》,载《法学家》1999年第1?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1999年第3期转载
《日本行政法的概念、对象和范围》,载 《外国法译评》1998年第3期
《关于行政法的特点》，载《法制与社会发展》第3期，1998年6月；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1998年第4期转载；《法制建设》1999年第1～3期连载
《日本行政处罚的理论与问题》,载《法学家》第39期, 1996年12月
《规制行政与行政责任》,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2期
《日本宪法诉讼理论与实践发展述评》,载《法学家》第32期, 1995年10月
《关于行政行为理论与问题的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第11期，1995年9月；人大书报复印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 年 第 期全文转载
《关于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载《兰州学刊》第79期，1994年8月；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研究》1994年第12期全文转载
《大胆借鉴、勇于创新、建立完整系统的行政法体系》,载《行政法学研究》第7期，1994年7月
《中国公务员制度论考》（日文，博士论文要旨）, 载日本《一桥论丛》108卷5号，1992年11月
《中国国情与公务员制度的导入》（日文）,载日本《一桥研究》第17卷第2号, 1992年7月
《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展开与课题》（日文）,载日本《一桥研究》第14卷第3号, 1989年10月
《行政诉讼中和解的法理》（上、下）（日译汉，[日]南博方著），载《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春季号（2001年3月）；冬季号（2001年11月）
《日本行政法的现状与课题》（日译汉，[日]南博方著）,载《行政法学研究》第13期，1996年10月；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1996年第4期全文转载
《中国的行政机构改革》（汉译日，董成美著）, 载日本《一桥研究》15卷1号, 1990年4月
迄今共发表论文（译文）200余篇
著作类：
《比较行政法——给付行政的法原理及实证性研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行政法Ⅰ[第四版]行政法总论》（独译，[日]盐野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行政法Ⅱ[第四版]行政救济法》（独译，[日]盐野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行政法Ⅲ[第三版]行政组织法》（独译，[日]盐野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法科学生读本 迈入法学之门》（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
《法科学生读本 法学进阶之路》（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
《行政规制与权利保障》（独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
《比较行政法——方法、规制与程序》（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参考书》（合主编，第一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
《日本国会》（独编著），华夏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行政法》（独译，[日]盐野宏著，姜明安审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4月版
《比较行政法》（合编著，副主编，撰稿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日本行政法通论》（独著），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行政法专题研究》（合著，第二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版
《政处罚实务全书》（副主编）, 中国计量出版社，1996年5月版
《日本行政法》（合译，第一译者，[日]南博方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
迄今共参加编写各类教材20余部
代表性项目
《给付行政法原理与民生行政研究》（08AFX0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点课题 2008年）
《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A0803）（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重大课题 2008年）
《北京地方旅游法规范体系研究》（北京市旅游局委托研究课题，2008年）
《北京城市建设管理法律体系现状研究》（北京政府法制研究会委托项目 2008年）
《我国邮政行政复议制度研究》（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委托项目 2008年）
《我国邮政行政复议的配套制度和相关制度研究》（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委托项目 2008年）
《知识产权重大问题研究》（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协会委托项目 2008年）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模式研究》（国务院法制办、信息办委托项目 2006年）
《外国专业人才引进与管理立法研究》（国家外国专家局项目 2004年）
《国家科研项目监理的法学研究》（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军口管理中心863项目2003年）
《规划法制化问题研究》（国家计委发展规划研究项目 2003年）
《政府规制与行政许可》（01SFB2028）（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 2001年）
《亚洲开发银行“行政许可”课题研究》（国务院法制办委托研究 2000年）
《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政府规制责任》（999－328004）（国家教育部资助年轻优秀教师基金项目 1997年）
《日本法律制度研究》（96JBY820006）（国家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 1996年）
8. 我国著名的法学家都有谁
法学理论
张文显 朱苏力 贺卫方 葛洪义 舒国滢 沈宗灵 孙笑侠 卓泽渊 李步云 刘作翔 付子堂 孙国华 信春鹰 郭道晖 郝铁川 吕世伦 石泰峰 王晨光 朱景文 李林 李龙 刘瀚 谢晖
法律史
曾宪义 张晋藩 武树臣 何勤华 陈盛清 范忠信 邱远猷 吴建璠 杨一凡 杨永华 俞荣根 韩延龙 怀效锋 霍存福 刘海年 倪正茂 高恒 蒲坚 朱勇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周叶中 许崇德 韩大元 胡建淼 胡锦光 江必新 姜明安 罗豪才 马怀德 陈云生 方世荣 张庆福 张树义 莫纪宏 浦增元 童之伟 王名扬 王叔文 吴家麟 肖蔚云 杨海坤 袁曙宏 张光博 朱维究
刑法学
高铭暄 马克昌 赵秉志 张明楷 陈明华 陈兴良 曹子丹 储槐植 顾肖荣 何秉松 梁华仁 罗大华 欧阳涛 曲新久 阮齐林 苏惠渔 康树华 张智辉 周道鸾 卢建平 王作富 何鹏 姜伟 孙谦
民商法学
江平 梁慧星 吴汉东 王利明 孙宪忠 王卫国 赵旭东 郑成思 魏振瀛 崔建远 刘春田 刘凯湘 石少侠 司玉琢 覃有土 顾功耘 郭明瑞 龙翼飞 吴焕宁 夏吟兰 徐学鹿 杨大文 杨立新 杨振山 马俊驹 沈四宝 巫昌祯 关怀 范健 尹田
诉讼法学
江伟 陈光中 徐静村 樊崇义 龙宗智 陈瑞华 陈卫东 卞建林 陈桂明 顾培东 景汉朝 刘家兴 沈达明 宋英辉 谭世贵 汤维建 田平安 汪建成 王国枢 王亚新 杨荣馨 张卫平 周国均 左卫民 谭兵 李浩 常怡 严端 崔敏
经济法学
杨紫烜 李昌麒 刘隆亨 刘文华 漆多俊 邵建东 史际春 徐杰 张守文 种明钊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吕忠梅 国际法学 韩德培 曾令良 梁西 余劲松 陈安 董立坤 龚韧刃 黄进 李双元 刘楠来 饶戈平 芮沐 张乃根 周忠海
军事法学
丛文胜 顾德欣 李昂 图们 张建田
9. 袁曙宏的著作及贡献
（一）著作
1、 《WTO与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转型中的政府——上海浦东新区政府体制创新报告》，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3、 《社会变革中的行政法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4、 《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5、 《全国“四五”普法统编教材——干部法律知识读本》中的《中国行政法律制度》（10万字），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6、 《行政法律关系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7、 《行政处罚的创设、实施和救济》，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出版，1997年修订再版
8、 《行政复议概论》，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9、 《行政诉讼法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其他参与撰写著作20余本
（二） 论（译）文
1、 《论建立统一的公法学》，《中国法学》2003年第5期
2、 《论社团罚》，《法学研究》2003年第5期
3、 《论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法学论坛》2003年第2期
4、 《要强化依法行政观念》，《求是》2002年第17期
5、 《行政诉讼的五大难点》，《人民日报》2002年1月30日
6、 《论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行政法论丛》2002年第5卷
7、 《新世纪我国行政立法的发展趋势》，《行政法学研究》2002年第3期
8、 《论建立市场取向的行政许可制度》，《中国法学》2002年第5期
9、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法治理论的实践与发展》，《新视野》2001年第6期
10、 《论行政法治原则的地域化》，《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1年秋季号
11、 《政府形象论纲》，《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12、 《法治：中国21世纪的政治宣言》，《中国改革》2000年第1期
13、 《由人治行政向法治行政转变的十大标志》，《北京日报》2000年1月17日
14、 《法治规律与法治道路断想》，《法制日报》2000年11月12日
15、 《论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16、 《西方国家依法行政比较研究——兼论对我国依法行政的启示》，《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
17、 《面向新世纪的行政法》（译），《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2001年第1期
18、 《依法行政是政府管理模式的一场深刻革命》，《法制日报》1999年11月15日
19、 《依法治国的局部实践（之一）－－南京依法治市调查报告》，《中国法学》1996年第6期
20、 《依法治国的局部实践（之二）－－人民是推动本溪十年依法治市的根本动力》，《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
21、 《依法治国的局部实践（之三）－－十三城市依法治市状况问卷调查分析报告》，《求是学刊》1999年第4期
22、 《研究邓小平行政法治理论，加强行政组织法制建设》，《中国法学》1998年第4期
23、 《现代行政法本质上是平衡法》，《中外法学》1996年第5期
24、 《行政处罚——一个重要的行政法学范畴》，《中国法学》1994年第6期
25、 《行政处罚的实施》，《法学研究》1993年第4期
26、 《论我国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中国法学》1991年第2期
27、 《改革和加强乡镇政府的部门行政管理工作》，《中国法学》1988年第1期
28、 《论行政法与经济法的划分》，《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
29、 《论行政法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作用》，《法学研究》1986年第2期
30、 《法国行政法院的历史与现状》（译），《国外政治学》1986年第5期
31、 《我国行政工作人员考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导刊》1985年第2期
32、 《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行政法学体系的若干问题》，《中国法学》1985年第4期
其他公开发表法学论文100余篇 1、 主持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依法行政比较研究》
2、 主持完成了司法部重点科研项目《依法治国实践研究》
3、 主持完成了司法部重点科研项目《依法治理研究》
4、 主持完成了国务院法制办重点委托课题《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方案（专家建议稿）的研究与拟定》
5、 正在主持完成司法部重大科研项目《加入WTO与建设法治政府》
6、 正在主持国家行政学院与欧盟合作的《中欧公共管理》子项目：《战略政策研究》
7、 主持完成了上海浦东新区政府重大委托课题《上海浦东新区创新政府体制和管理模式研究》。
10. 法治政府的标准有哪些
职能科学、权责法定 、执法严明、公开公正 、廉洁高效 、守法诚信。
信息出处：
2014年11月6日，国新办举行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袁曙宏在介绍有关情况时表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标准，共有六个层面、24个字，那就是要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10)袁曙宏立法扩展阅读
依法治国作为中国基本治国方略，强调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其中执法是关键。国家的法律法规都需要各级政府来实施，与群众关系最密切的也是各级人民政府，政府的决策与执法活动是否合法、是否适当，不仅关系人民福祉和社会稳定，也关系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能否落实。
因此，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如果能够紧紧抓住这个关键，在规范政府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滥用方面有切实可行的制度安排，将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产生重大作用。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作为权力主体和管理者，政府部门极易主观行事，而多年来又没有形成对政府行为的有效制度约束。因此，一方面，要健全行政监督的法律法规；
另一方面，要调整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与监督的立法角度，即从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禁止性立法转变为允许性立法：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只能做法律法规允许的事项，法律法规没有明确允许的一律视为不允许。与此同时，要把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和群众监督、社会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严格约束政府行为。
建设责任政府、服务政府和法治政府是一项十分紧迫的改革，必须抓住时机，积极推进。但也要看到，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从实际出发，稳妥推进，重要的是坚持方向，把握原则；重要的是不浅尝辄止，延搁拖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