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法治的案例

① 请各举两个关于‘法治’和‘人治’的有关事例！！！各位网友，谢谢啦！！！！！

前段时间，上海复旦大学学生因为登山遇险，被民警救下来，结果民警丧失了生命。那些大学生不仅不感恩，还说，救人是警察的责任。死了也是应该的。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争议。用法律说，大学生并没有说错。但是，就我们人来说，我们不会感到愤怒吗？人与人之间没有了感情，没有了道德，没有了感恩的情怀。用法律讲，父母养育子女是应该的，孩子不必感恩。当外国侵略中国时，我们不保卫祖国也是应该的，因为那是军人的职责。如果纯靠法律，中华民族迟早会被分解的，因为我们国家的基础就是家庭，就是爱国情怀，就是感恩。如果是那个结局，那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意义。
其实，法制和人治各有优劣。法治的有点就是什么都明文规定，随意性小。我不会因为厌恶你，就随意的加重处罚。也不会因为喜爱你，你让你连升三级。但是法治的缺点也很严重，因为社会是具有活性的，不断变化，不断进步的。而法律很难变，程序多不讲，这种情况，你制定一部法律，那种情况，你又制定一部法律。结果是太过于繁杂，太多，到最后有自相矛盾。而且，完全依靠法制，很可能会造成社会没有感情，造成社会的冷漠。

任职的有点是，如果有一个很有能力的领袖，那么社会会进步的很快，他可以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治国才能。如果有法律的程序之约，什么都要走法律程序，估计等法律批下来的时候，他也退休或者老死了。缺点是，他的随意向太大，如果遇上昏庸得人，久违还不小。古代封建社会的皇帝就是这样，第一代皇帝很有本事，社会也进步很快，朱元璋惩治腐败的手段够残忍吧，但是后来的皇帝就笨多了，国家在他们的手里也够惨的。
人治不能持久，法制会逐渐堕落……

② 中国近代史上有关民主法治的重大事件有哪些

清朝末期，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了臣民的义务和权力
中华民国建立时，内颁布了临时容约法，那是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对袁世凯的权利进行了约束。还提出了五权分立，国民的权利等等。
在1922年，国民政府收回了部分关税自主权，在1943年完全收回。
在军阀混战时期，宋教仁四处积极奔走进行党派竞争选举，使得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国民第一大党，并在竞选中取得大多数席位。

③ 关于法治的经典事例有哪些

1、陈毅制定“入城守则”

1949年5月24日夜里，上海街头响起半夜激战的枪声。第二天，天蒙蒙亮，市民们小心地打开一点门，从门缝里望出去，只见马路两侧，整齐地躺满了抱着枪，合衣而睡的解放军战士，市民们感到奇怪，“这些军队怎么和以前不一样的呢？”

不一会，市民们开始走出家门。他们看到战士已经起来了，有的在洗漱，有的在吃饭，吃的是馒头、咸菜。于是，不少市民拿出热水瓶，给战士们倒开水。战士们笑嘻嘻地摇着头，谢绝了。

天大亮了，“解放军露宿街头”，“解放军秋毫无犯”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上海，市民蜂拥上街头，欢迎人民子弟兵，庆祝上海获得新生。

原来上海大战役打响前，陈毅就让秘书长起草了《入城守则》，为接管上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④ 民主法治建设的具体事例

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
民主法治，不仅是一种遵循，一种追求，更已成为一种价值标准，一种行为模式，一道生活的阳光。

自从1996年我省作出依法治省决策，尤其是2005年提出“法治浙江”建设以来，民主法治就以它独特的方式向普通百姓的生活全方位渗透，给普通百姓以勇气、智慧、实惠，以及对生活的信心和对美好明天的向往。

民主法治，如此贴近公民的生活，是因为它开始变得“看得见”、“够得着”、“用得上”——

立法可以参与。公开立法、民主立法大步前行，充分收集社情民意，集中民智，法律法规更加全面准确地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心愿，充分反映普通老百姓的心声和要求。

行政愈加公开。政务公开全面推行，权力滥用的代价越来越大，权力越来越受到制度的“刚性约束”。“合不合法”，成了更多官员的口头禅；“官不好当”，成了更多官员的共同感受。

司法不再神秘。只要您符合条件，就有机会成为人民陪审员，和法官一起坐上庄严的审判席。同样，只要您愿意，也有机会成为人民监督员，直接监督检察官的工作。

……

感受更深切的，或许还是农村群众：村干部选举，只要有能力，老百姓信任你，谁都有机会当选；村里大小决策，采用的是公开民主的方式，只要对村里的事情有意见或建议，谁都可以说上几句。村干部们的普遍反映是，村务全透明，村干部的一举一动，村民都看在眼里，谁还敢有非分之想？

从“民主恳谈”到“村务公决”，从“海推直选”到“自荐海选”……还有许许多多原本不可想象的事，在一件又一件地迅速成为我们身边的现实。我省民主法治建设的探索之广、进程之快、创新之多，令人叹为观止。

民主法治的信念潜移默化，民主法治的力量深入人心。这，给了我们信心，给了我们希望，给了我们一个值得期许的民主法治的明天：到那时，人人既懂得主张权利，又懂得尊重他人权利，人人都是民主法治的主体，人人都视民主法治为生命，为日常生活的习惯与准则，为文明与教养……

⑤ 概括历史八下我国民主法治事件

历史：汉语词语，含义有三：
1.记载和解释作为一系列人类进程历史专事件的一门属学科。
2.沿革，来历。
3.过去的事实。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应该消失。历史的问题在于不断发现真的过去，在于用材料说话，让人如何在现实中可能成为可以讨论的问题。[1] 历史是延伸的。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

⑥ 民主宪政的宪政案例

1、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1801年1月20日，美国亚当斯总统（联邦党人）任命国务卿马歇尔担任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杰弗逊新总统（民主共和党）对联邦党人的这些阴谋诡计深恶痛绝。他在1801年3月4日上任后，得知有17份治安法官的委任状仍滞留在国务院，便立即指示他的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son)扣发这些委任状，并示意麦迪逊将这些委任状如同办公室的废纸、垃圾一样处理掉。但这一作法仍不能阻止联邦党人利用最高法院对民主共和党人进行反击。未拿到委任状的治安法官威廉·马伯里(William Marbury)与另外三个同样情形的“星夜法官”便跑到最高法院起诉麦迪逊，要最高法院下状纸命令麦迪逊交出委任状，以便走马上任。他们起诉的根据是《1789年司法条例》(JudiciaryActof1789)第13条的规定：“联邦最高法院在法律原则和习惯所容许的范围内，有权向联邦政府现职官员下达命令，命其履命其法定义务。这正是马歇尔求之不得的机会，他立即受理了此案。这就是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2、《钦定宪法大纲》
1908年8月27日，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预备在光绪四十二年（1916年）施行。《钦定宪法大钢》由宪政编查馆制订。包括“君上大权”14条，附“臣民权利义务”9条。前14条规定皇统永远世袭，皇权不可侵犯；皇帝总揽国家立法、行政、司法大权，统率陆海军，亲自裁定对外宣战、议和、签订条约等外交事项；有权召集和解散议会；诏令限制人民自由；法律议案未经皇帝核准，不得施行。《钦定宪法大纲》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君上大权”是主要的，共十四条；第二部分“附臣民权利义务”全文如下：“一、 臣民中有合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
二、 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
三、 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
四、 臣民可以请法官审判其呈诉之案件。
五、 臣民应专受法律所定审判衙门之审判。
六、 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
七、 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
八、 臣民现完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
九、 臣民有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 ”
全部的宪法精神包含在最前面的两个条文中：“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和“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钦定宪法大钢》虽然很多条款照抄当时日本国的宪法，虽然皇权被赋予的似乎过大，但，对于这个专制历史已经绵延了四千多年之久的古老国度来讲，改革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一些条款至今仍然闪烁着民主和自由的光辉。
清朝政府自1901年宣布实行“新政”之后，在李鸿章先生利用签订《辛丑条约》钦差大臣之身份，假借列强之手，以追凶之名，迫使慈禧杀掉了一百二十多名顽固的守旧派大臣（实权派、主战派、反对戊戌变法派）之后，朝廷之中已经没有了反对改革的势力，清朝政府的主要官员对待民主宪政（君主立宪）的态度只剩下“缓进”与“激进”派。
李鸿章先生临死之前这一睿智的一笔，为古老的中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扫清了障碍，也践行了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诺言——“我就是康（有为）党。”
几个关键性人物：“五大臣”；杨度；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
3、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12年3月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分总纲、人民、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附则等7章56条。它仿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全国的立法权属于参议院；临时大总统行使职权须有国务员到署；法官有独立审判的权利。它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国民有人身、财产、言论、通信、居住和信教等自由，有请愿、选举、被选举的权利。在国家机构体制上，规定实行内阁制，内阁总理由议会的多数党产生，总理对总统要办的事项，如不同意，可以驳回，总统颁布命令须由内阁总理副署才能生效。 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公布了这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根本大法。由革命所确立的集体身份,它的特点是摈弃过去，力求从过去得到解放。革命要求开创历史，而不是承续历史。就彻底革新中国集体身份认同而言，《民初临时约法》并不比其它任何革命宪法（美国1787年宪法或法国1789年宪法）逊色，《总纲》的第一、二条为“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和“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从这开宗明义的两条就可以看出,它诉诸于再造的原则，而非历史原则。然而这部宪法毕竟没有得到实行。

⑦ 新中国成立至今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三个事例是什么

1、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国家权力。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我国国家制度的核心和本质。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时不断地进一步加以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将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和专题工作报告作为实施监督的一项基本制度。同时对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审查工作监督的制度不断完善。不断完善选举制度，充分发挥人民代表的作用。选举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1995年对选举法进行了修改、补充，进一步完善了选举制度。为不断加强代表工作，发挥代表作用，1991年制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代表法的实施，对于保证代表依法行使代表职权，履行代表义务，发挥代表作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进一步完善民主程序，加强人大组织建设。

2、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
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党的十六大以来，根据宪法关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的性质和任务的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相继制定和修改了有关法律，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基层民主的各项制度。在农村和城市进一步实行基层群众自治。亿万农民依照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进行基层群众自治。198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对促进城市基层社会主义民主产生了重要作用。

3、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宪法保障。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1993年和1999年两次对宪法的部分内容做了修改。那些修改对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重大的保障作用。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取得显著成绩
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近十多年来，我国在民商和经济方面的立法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为了把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制度化、法律化，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重点行业的振兴和发展，为了加强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我国制定或修改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在我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适时完成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批准程序。同时，认真履行我国承担的义务和承诺，进一步完善了有关法律、法规。

5、初步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现在，我国已经有现行法律200多件，国务院制定通过的现行行政法规600多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8000多件。可以说，以宪法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从总体上看，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已经基本做到有法可依。

6、广大公民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取得新的进展
在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识，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法律能够得到正确执行的基本条件。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五个在全国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胡锦涛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身体力行，带头学习法律。中央政治局先后举办了多次法制讲座。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建立了法制讲座制度。多年来，通过普法教育，人民群众增强了守法的自觉性，同时也提高了运用法律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各级行政机关开展了专业法的学习，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⑧ 关于法治的经典事例

清朝末期，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了臣民的义务和权力 中华民国建立时，颁专布了临时属约法，那是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对袁世凯的权利进行了约束。还提出了五权分立，国民的权利等等。 在1922年，国民政府收回了部分关税自主权，在1943年完全...

⑨ 中国的民主和法治发展是一个问题案例还是范例

现在对中国建立法治和宪 政民主的努力下最后的结论还为时过早。我们不知道中国能否成功达到日本、韩国、中国台 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财富水平。我们也不知道中国是否也能像这些国家和地区那样成功地实施法治，或者在人权标准和其他人类福利指标上成功达到同样的水平。我们同样不知道中国将在什么时候在普遍选举（甚至是对最高领导职务进行普遍选举）的意义上实现民 主化，或者什么时候会在“政体第四指数”（Polity IV Index）中得到8到10分。（美国政治社会学家特德·罗伯特·格尔[Ted Robert Gurr]于20世纪70年代创立了“政体研究项目”，现已演变为“政体第四研究”，该研究通过对各国政体的民主程度进行赋值，将各国的民主得分从0到10分为11个等级，数值越高，意味着该国的民主程度越高，其中得8-10分为成熟民主国家。--译者注）但是，中国迄今为止的表现已经超出了预期，而且看起来正沿着与其东亚邻国整体上相似的道路良好地发展着。
当然，对于那些以现在而不是今后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民主发展状况作为衡量标准的人来说，当今的中国会被他们判定为是失败的。但是，其他东亚国家处在相似发展阶段时也被认为是失败的。实际上，这些东亚国家依旧会被那些坚持对权利作自由主义解释的人认定是失败的，因为，这些国家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衡量标准方面的得分仍然低于同等收入的国家，它们对权利进行限制的方式与共 产主义或集体主义的解释是一致的。如果以亚洲许多国家倾向使用的规范标准来衡量的话，西方国家也会被它们判定为是失败的。
就像一些人所提出的，如果中国不是问题案例，那么，它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会是一种可能的模式或范例吗？中国或者更一般意义上的“东亚道路”是否能成为其他国家仿效的模式，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首先，发展型国家一直因为经济全球化和大多数国家的民 主化而遭受损害。而且法制改革是路径依赖的，因而在此种意义上说，它本质上具有本土性。因此，考虑到各国初始条件的多样性和改革进程的复杂性，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实际上，这里所提到的东亚模式过于抽象，从而对决策者而言没有太大的用处。任何想要将其具体化的努力都要面对如下令人不快的事实，即这些东亚国家在其经济、法制、政治制 度和社会形态上都迥然不同。不管怎样，鉴于东亚国家民主过渡进程缓慢以及它们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作出的种种限制，许多国际活动家及其重要的国内支持者都会反对“东亚模式”。
简而言之，中国既不是问题案例，也不是范例。的确，如果我们对法律和发展有所了解，就会知道法制改革需要人们采取务实的态度。改革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许多不连贯的决策，这些决策会使一些国家成为成功者，也会使一些国家成为失败者。同样，改革进程本质上不仅是本土性的，还是政治性的。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正在利用有限的资源努力克服一系列的困难。在多数情况下，中国一直能够抵抗住那种迫使其去遵循一种特定的法制范式的国际压力，这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国家规模及其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领 导人从根本上坚持一种务实的态度。尽管国家领导人的理工科背景经常被视为不利条件，但正是这种背景培养了一种务实的、解决问题的视野，这种视野更多地是由因果逻辑而非意识形态（最新的发展理论或者最新版本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或华盛顿共识）决定的。中国领导人拒绝听从国际专家提出的进行休克疗法式的经济改革的建议，而是选择了一条更加渐进的道路，与此相同，中国也拒绝了盲目模仿一种自由主义民主的法治。这种更缓慢的经济改革道路带来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而没有导致“休克疗法”的严重负面后果，同样，这种符合本国国情的法制改革道路也带来了稳定的进步。
当然，评论者可能会说，这种节奏缓慢的改革会延迟人们对中国进行评估的时间，而且会提高更根本的改革的成本。哪一方的观点在这一辩论中会占据上风，仍有待观察，它取决于中国改革者继续完善法制和扫除政治障碍的能力，这些政治障碍目前阻碍了法治的完整实施，并且在将来很可能成为更严重的阻碍。真正的危险是，政府领导 人在政治改革上步伐过于缓慢，不能及时深入地推行法律体 系的制度改革，包括赋予司法更强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实用主义一直与如下事实有关，即面对当代出现的问题，运用创造力和智慧设计出新颖的和改良的解决方法，而这些方法本身又将导致进一步的问题，需要人们以开放的心态对其继续进行检验。思想开放的改革者不能只关注西方或只关注东方，不能只向上关注国家或只向下关注公民社会，不能只关注文化和政治或只关注经济。他们需要的是一种更符合其国情的改革道路。幸运的是，在那些实质性参与中国法制改革的人眼中，并没有其他的改革方式可供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