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立法

A. 高考制度与科举制度有什么区别

答:科举中举的人很少，皓首穷经的书生多得是，考上了都有工作安排，混个秀才也不错，起码可以当个教书匠，免除兵役，见了县老爷不必下跪，处处受人待见；中了进士，那就非常了不起了，一般都会安排个职务，很多官场成功人士，都是从进士身份飞黄腾达的。如果屡试不第的话，那就比较惨了，因为孜孜以求的，大多是贫寒子弟；经年求取功名，没有了经济收入，混得比较惨。
高考，已经时过境迁，考上了的，已经不再是所谓的天之骄子。君不见，多少名校毕业生拿着微薄的薪水；更多的普通大学毕业生纠结了底薪与待业的两难中；现实中，大学生赚得不比农民工多多少。
科举之路虽然艰难，回报却是丰盛的，是草根改变命运的最佳途径，也是社会实现阶级流动、下层人士改变身份，上层社会补充人才优渥的生态环境。
现在高考一不能改变贫寒自己的身份，二不能实现草根的人生价值，阶层流动降到最低，社会等级逐渐钢化，贫富差距越拉越大，高考逐渐失去了改良社会秩序的功用。
总而言之，高考不如科举，江河日下也。

B. 法律上有没有规定高考改革需要召开听证会

高考改革好难，到时候估计要全国专家商议决定

C. 高考法学专业分数线比较高吗

目前高校开设法学专业的学校主要分为六种，相应的分数线也就不同：
第一种：提前版批次的高校权，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至少分数要在所在省区一本线以上30分才有把握。
第二种：名牌高校。如果北大、清华、中国政法、西南政法，至少在所在省区一本线以上50分才有把握.
第三种：一本院校。学校有好有坏，但起码要过一本线。
第四种：二本院校。有的分数线接近一本，有的要超过二本线。
第五种：三本院校。分数线至少要过3本线。
第六种：专科。分数线要过专科线。

D. 高考地区优惠政策有哪些,在那些法律条文中有所体现,分别是哪一部那一条

这个没立法，每年的分数线实际上属于高校资源的配置，按照各个地方的考生人数以及学校数量达到供求平衡，分数线就相当于根据供求关系定下的门槛。比如某些大城市的高校多，那么学生的分数线就低，因为能够达到供求平衡，不但很容易满足自己省市学生上学，多余的指标可以跟其他省市互换指标。但是高校少的一些城市（除西部偏远地区照顾外），就只能努力读书了，因为自己所在地高校少，不能每个学生都安排，那么只有择优录取，即便考到其他省市，每考出省的一个考生，都要用自己省的一个指标互换的，所以每年分数线都不一样。

E. 高考改革有什么意见

当前,高考改革已成为国家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适逢《湖北招生考试》正在开展“中国高考向何处去”的专题讨论,现借此平台,将有关高考改革的思考与建议提出:建议之一:确定改革目标,提出基本框架现行高考的“基本框架”,形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定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至今,中国国情已发生重大变化,计划经济体制改为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已具体为小康社会,又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高等教育也从“精英阶段”进入了“大众化阶段”,今天我们已处于新的历史高度。现行的高考已经不能适应当今中国的国情,迫切需要进行整体的、重大的改革。
据悉,教育部正研究高考改革问题。建议,首先确定改革的总目标,提出一个“基本框架”,先把基本的东西确定下来,再讨论细节。建议之二:实行分类高考,把研究型大学的招生考试单独分立统一考试的优越性是主要的,但现行统考的缺陷是“共性多,个性少”。
分省命题后,地区差异的问题可能改善,但不能解决招生学校、考生群体之间差异的问题。在大众化阶段,高等学校分为不同类型,这些大学的培养目标、对质量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见《中国教育报》2005年12月30日)。因此,有专家建议,按学校的类型分别考试、录取。
如广西就曾把职业技术类的学校分离出去,根据这类学校的要求,单独考试、录取。这样,可以因材施教,考生各得其所,既有利于高校选拔择优,又有利于中学减轻负担。目前,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国务委员陈至立同志指出,这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她强调要继续实施“211工程”和“985工程”。
她说,“建设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是关系到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大问题,是中央经过深谋远虑作出的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我们要坚定不移、持之以恒地推动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建设”(见《中国教育报》2005年12月30日)。
教育部高教司司长也认为,研究型大学“应当为社会培养精英人才”(见《中国教育报》2006年1月5日)。不区别不同类型学校的不同要求的统考,可能把“精英”淹没在“大众化”中。建议,把研究型大学的招生考试单独分立。在教育部宏观政策指导下,这类学校自愿参加,组成招生委员会,委托某考试机构组织考试,提供分数及有关资料;学校还可以加试,由中学按一定比例推荐德智体比较好的毕业生报考,招生学校单独录取。
建议之三:完善高中毕业生会考制度,或高考单独设水平考试高考科目设置,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反反复复,始终处于两难之中:一方面要求新生全面完成高中课程,反对文理偏科;另一方面,又希望新生具有特长。上世纪九十年代决定,由高中毕业会考承担第一方面的任务,而考生特长则由“3+X”中的“X”体现。
然而,二十多年来,实践结果与原决定相距甚远,以至又出现了许多“综合”。建议,或者完善高中毕业会考,或者由高考单独设置一个“水平考试”,范围包括“语数外”以外高中文化课,不计入总分,只作为资格。高考的选拔考试科目仍为“3+X”,“X”由大学选择。
建议之四:坚决把录取新生的权力还给高校现在高考中最大的怪现象是高等学校几乎完全不关心高考的改革。究其根本原因是政府“定、办”太多。因此,高考改革几乎根本没来自高等学校的动力。建议之五:将各级招生考试机构改变为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上述各项过去曾多次议论,都因“工作量太大”而告吹。
建议,各级招生考试机构改为“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根据工作量决定人员编制,实行个人所得报酬与工作量挂钩。建议之六:以法治考。加大考试立法、考试法制化的力度,加快考试法制化建设的速度,尽快制定考试法,可先由国务院制订《高考条例》或《考务管理规则》。
建议之七:高考在考查知识的基础上应注重考查能力。坚持不懈地进行考试内容与形式的改革,在考查知识的基础上,应注重考能力。以上建议,是我长期从事考试管理实践和考试理论研究的结果,是否妥当,求证于方家。

F. 现行的高考制度是否与科举制度相同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从隋唐创立科举制度，直到晚清废止，实行达一千多年。一个有着上千年生命力的制度，肯定有其存在的深层原因。而其最终被历史所淘汰，亦肯定有其被淘汰的内在理由。本文试图通过对科举制度历史作用及其局限的分析，探讨其中的奥秘所在。 一 许多论述科举制历史作用的文章，都把着眼点放在科举制对优秀人才的选拔上面。科举制初创时起，就有不少人强调科举制的“得人”。《新唐书·选举志》就以进士科为代表，说：“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后世史家不辨其理，往往也沿着这一条思路展开论证，甚至可以罗列出一大批科举出身的卓越人才，以支持自己的论点。 但是，如果再作进一步的思考，就会发现，举出一批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并不能说明科举制度就优于其他选拔官吏的制度。因为通过其他途径做官的，照样有不少出类拔萃者。在这里，个案没有说服力。从逻辑上来推论，要说明科举制度比其他制度在选拔人才上具有优势，不在于你能举出多少事例，而在于你对科举出身者和非科举出身者各自的优秀人才比例有无统计学意义上的数据。但是，由于历史资料的限制，要对科举出身的官吏进行统计，就已经十分困难，而要对非科举出身的官吏进行统计，那更是难上其难。所以，从选拔优秀人才的角度探讨科举制的历史作用，在现有资料条件下几乎是难以进行的。 退一万步说，即使能够进行统计学意义上的分析，也丝毫无助于疑难的解决。隋唐以前，没有实行科举制。但我们根本无法证明，在实行科举制以后，官吏队伍的优秀比例要比实行科举制以前大。谁也无法肯定，唐宋元明清的优秀官吏就比战国秦汉的优秀官吏多。因此，用科举制有利于优秀人才的选拔来说明其历史作用，在学术研究上是缺乏可靠性的。 笔者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即：科举制的历史作用，不在于其对优秀人才的选拔，而在于其对中国封建政治统治需要的满足。从这一角度来研究，不敢说就能十分圆满地解决上述难题，但起码可以从另一条途径启发研究者的思路。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能否长期存在下去，首当其冲的，是能否满足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能否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又是得到统治者的重视的前提。科举制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其优于其他选官制度的作用。 二 从满足中国封建政治统治需要的角度出发，科举制的历史作用，首先表现在它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具有极大的亲和力，高度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成熟以后不断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 众所周知，科举制与隋唐以前实行的军功、察举、辟除等制度相比，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区别，就是科举制的自上而下方式。军功制的实施，有赖于自下而上的军功考核汇报；察举制的实施，有赖于自下而上的层层推荐；辟除制的实施，是把用人权直接交给了下面。而科举制则大不相同，它的标准完全由中央确定，用人完全由中央取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选拔官吏方式。地方上的用人自主权被中央主持的科举考试完全剥夺。 当然，科举制在具体实施中，也是从下到上执行的。在唐代的科举中，是先“乡贡”而后“省试”；一直到明清，也是先“乡试”而后“会试”。但是，这种先下后上，只是一个先后次序问题，而不是选官的主动权自下而上的问题。唐代的“乡贡”，已经完全不同于察举制下的推荐，更不同于辟除制下的自行任免，地方官不过是奉命行事，按照中央规定的具体选官标准进行预选而已。明清的“乡试”，实际上已经成为全部由中央操办的全国统一的分区考试。这种统一的选官标准和方式，排除了地方官吏对政策的解释权力。相比之下，汉代实行的察举制和辟除制，与中央集权的背离是显而易见的。在察举和辟除制下，即使中央有关于用人标准的规定，解释权却掌握在地方的举主手里。从法学的意义上讲，谁拥有法律的解释权，谁就具有实际意义上的立法权。因此，汉代在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制后，用人权力却通过察举和辟除落到了地方大员手里。汉末出现的地方割据，不能不说与察举制和辟除制造成的“门生故吏遍天下”式地方势力集团有密切关联。后世史家认为，察举和辟除造成了地方长官和属吏之间的宗主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各媚其主，而不知有天子”(王夫之：《读通鉴论》)。科举制则完全不需要地方官员解释，也就不存在地方官员的用人权，中央集权的精神，在科举制创立以后得到了彻底体现。科举制度下产生于地方的“乡贡”、“举人”，谁也不会认为自己的“贡”、“举”是出于某一地方官的恩典。更重要的是，即使读书人取得了“乡贡”头衔或初级功名，也必须经过全国统一考试才能决定取舍。这样，地方官员的选人权力就完全被科举制剥夺殆尽，官吏的产生方式同中央集权的要求十分相应，不可能再通过选官造成妨碍中央集权的地方势力。地方大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结成私党，那则是科举制度以外的问题，如唐代藩镇的“入幕”，清初吴三桂的“西选”，正好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正因为科举制度高度适应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所以，得到了隋唐以降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科举制创立之初，李世民曾有一句名言。他看着新科进士从门中鱼贯而入，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中矣！”显然，李世民的眼里，不仅仅看到了新科进士是人才，而是看到了原来“各为其主” 因此，科举制度与现在的高考有其关联对应性，国家正在一步步完善各项不足，一项制度的实行必定有利有弊，怎样做到尽善尽美正是中国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为国家输送和培养各行各业的人才还是付诸于现在高考的制度，必须做到公平原则，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国民综合素质，这是振兴中国的必然之道

G. 理科生可以报考法律吗

理科生可以报法律。

近年来法学专业一直是文理兼收的专业，理科生一般来说是可以报考法学专业的，但在每年高校招生计划发布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一些变动。

高中学理科能报考大学法律专业，根据招生目录，法律专业招生中在文科和理科招生都有涉及，因此高中的文科生理科生都可以报名法律专业。

但是文科招生与理科招生 一般是分开的，具体报考时你参考下招生目录就可以。可能具体的学校还有不同的政策，但总体的原则上文科和理科都能报考法律专业。

大学时法律专业的学生里，高中时有文科的也有理科的，但理科相对少些。
法律专业一般是法律系。因此是可以的。

(7)高考立法扩展阅读

法学就业方向

传统观念认为，法学专业毕业的学生，会从事法官、检察官等社会地位高、收入高的职业，因此，很多家长同学比较偏爱法学专业。很多报考法学专业的同学也希望毕业后做法官、检察官、高校教师等社会地位较高的工作。

其实，这种工作对同学们的院校背景或学历水平都有相当高的要求。

法学专业介绍

系统掌握法学知识，熟悉我国法律和党的相关政策，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特别是能在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仲裁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从事法律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主要学习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法学思维和法律实务的基本训练，具有运用法学理论和方法分析问题和运用法律管理事务与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

参考资料

网络-法学类专业

H. 我国的高考制度存在那些问题

一、宏观社会经济原因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我国高校招生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已发生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对高等教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高校招生的改革和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经济社会形态已初步形成；另一方面，在法律的框架内自由、平等竞争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公平、公正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显著特点。在转型时期，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维权意识的增强，社会对高校招生公平、公正的呼声日渐高涨。但在人们强烈要求社会公平公正的同时，法制还不健全，社会不够诚信，并未提供一个适于公平公正竞争的社会大环境。从理论上讲，高校招生必须贯彻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鼓励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但是，从高校招生考试的过程和结果看，高校录取新生实际上更多地是以高考成绩作为录取依据，很多时候甚至是唯一依据。多年来，为克服这种单一的录取方式所造成的弊端，曾在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综合考核评价考生等方面进行过多次探索，如录取保送生、免试生等，试图改变这种现状；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各种问题相继而生，保送与免试入学等制度只能废止。人们普遍痛恨用弄虚作假来竞争，考试的办法至少在形式和程序上较为公平。以致今日，高校招生有继续强化以高考成绩作为唯一录取依据的趋势，高考成绩在高校招生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智”似乎成了唯一，而“德”和“体”可以忽略不计。从根本上讲，这是高校招生在法律缺位、诚信缺失环境下无可奈何的沉重选择；同时，也是转型时期的特征在高校招生中的客观反映，是高校招生面临的一种“两难选择”。

二、自身制度的缺失和外部环境的局限原因

制度的缺失主要是法律缺位。高校招生工作的主要政策依据是教育部制定的年度文件和各省市招生委员会(教育厅)制定的规定及实施细则。这些规定和实施细则不可能从法律层面上明确高校、考生、招生考试部门、教育行政部门等在高校招生中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一方面，由于是年度文件，每年都有变化，缺乏系统性和普适性；另一方面，因不是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不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虽然高校招生在《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中制定了一些基本原则，但是由于缺乏系统完备的法律进行规范，实际上我国高校招生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这是我国高校招生工作面临的最主要的制度性障碍。外部环境的局限主要是诚信缺失。高校招生缺乏一个遵纪守信的社会环境，高校招生各个主体诚信行为缺乏比较普遍。如考试违规舞弊，高校乱收费，中途改变招生规则和做法，对考生作出不真实鉴定及录取新生不报到等。正是因为诚信缺失现象比较普遍，建立良性的高校招生体制和机制基础薄弱，越发困难重重。

三、过多强调管理和共性，存在着“重物轻人”的倾向

在目前我国的高校招生中，往往过多强调的是统一、共性的特质，忽视或者说无法顾及个体和个性。这种“重物轻人”的现象，其实质是以管理为本，以共性为本。主要表现形式为三个“一”：一是“一考定终身”。考生在6月的“黑色三天”参加集中统一的高考，并根据这三天的高考成绩，决定能否接受高等教育或能上哪一层次的高校。二是“一次填报志愿定终身”。考生在信息掌握受到极大局限的前提下一次性填报志愿，在某些时候志愿的选择比分数更重要，填报志愿成为一种“博彩”，考生以前途和命运作赌注。三是“一次性集中录取定终身”。通常高校招生录取是在较短时间内(一般一个批次的录取时间为5天左右)以及在集中、封闭的状态下，一次性决定考生是否录取以及录取到什么高校。这种录取方式类似于工业生产流水线的操作方式，是将每一个考生“物化”后按照统一标准分类进行批量“物质生产”。这种录取制度和运作模式的局限性表现为：一方面．高校招生的自主权和选拔人才的多样性得不到充分体现，只能以高考分数为主要甚至是唯一判断标准；另一方面，高校和考生的知情权得不到较好的满足与保障，高校无从了解考生在能力和品行方面的表现，考生也很难了解高校的情况。由于填报志愿和录取时间较短，多数考生对自己填报高校的有关情况了解并不全面，这是近年来录取新生不报到人数呈上升趋势的主要原因。最终结果是在统一分数标准之下，录取的是统一“模式”的考生，置高校的多样化需求和考生的个性于不顾。

四、高校招生负荷过重，与其内在要求不匹配

我国高校招生承担的作用，大体有三个方面：一是为高校选材；二是为基础教育导向；三是为社会的公平负责。尤其是作为基础教育的导向，直接影响中小学教学活动，是导致我国中小学应试教育比较普遍的重要原因。同时，由于肩负着为社会公平负责，导致高校招生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敏感性，始终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发生在高校招生考试中的任何一个细小事情，都会成为全国性的具有轰动效应的大事件。有专家指出，在高校招生考试问题上，老百姓和政府是双向脆弱，巨大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并存。从本质上来讲，高校招生与其内在要求相匹配的主要职能应是承担为高校选拔和区分人才，对社会公平负责和为基础教育导向的作用应该逐步弱化。

五、高校招生报考人数太多，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太快

一是报考人数和招生人数急剧增长。伴随着高中生高峰期的到来，考生人数急剧增加，从1999年的288万，持续增加到2009年的1020万。但是，现有的高等教育资源全面紧张，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紧缺矛盾更加突出，难以满足高校招生继续快速增长的需求。所以，高考升学的竞争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同时，由于报考人数和招生人数急剧增长，原有的工作系统和工作模式已不能适应，这对高校招生和考试的性质、功能、组织和管理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考试评价和选拔录取方式也都必须改革。二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是在快速发展中完成的。在过去短短的几年中，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翻了两番，进入了国际公认的大众化阶段；规模达到世界第一，用较少的投入办了规模最大、质量较高的教育，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一些在短期内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困难集中暴露在招生工作领域，增加了规范招生管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如一些地方存在的办学经费不足、发展不均衡、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已成为引发少数地方、高校乱收费和违规招生的重要原因。

六、高等教育大众化，使高校招生由选拔性向选拔和区分并重转化

近几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04年达20％，超过15%的标准，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国家行列。从现实情况看，随着高校招生门槛的降低，只要家庭经济条件许可，绝大多数考生只要参加高考就能被高校录取，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标志性事件，它意味着高等教育整体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革，就必然出现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的多样化、资源筹措的多元化、教育机会的开放化和高等教育质量的多元化。与此同时，与精英教育时代相适应的高校招生制度，就必然面临新的变革，高考的功能已从精英教育阶段的“选拔”性考试逐步向“区分”性考试转变，高校招生所具有的功能不仅仅要为高校选拔精英，还要区分不同层次和类型高校教育的对象。由于高校办学定位和办学水平的差异，高校入学选拔制度不可能废除，部分重点高校招生还应严格选拔；但是，从总体上看，传统的以选拔为主要功能的高校招生制度，必将被日益多样化、灵活化、开放化的考试和录取方式所取代。这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对高校招生改革提出的要求。

七、我国现行用人制度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

传统用人观和正处于新旧交替转轨时期的现行用人制度对高考制度也还存在着一定的消极影响。一是在人才使用方面的“高消费”。高消费一般是指人们在购买商品时以超过自己的消费能力或者以昂贵的奢侈品为购买对象的一种行为，是一种非理性的消费行为。而人才高消费则是指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不以岗位需要为依据，一味追求高层次人才的做法。近年来，随着我国高校的不断扩招，毕业生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毕业生求职时竞争的激烈程度加大，同时就业市场开始转变为买方市场，使用人单位在选择人才时有了更多的余地。这给人才“高消费”提供了可能。许多用人单位在对自身人才需求并不晰的情况下，片面追求高学历人才。结果，高职毕业生可以胜任的工作却要招本专科生，本专科生的工作招研究生，依此类推。人才使用的“高消费”，使得人尽其才无法实现，扭曲了人力资源的正常投资行为，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这种不良的用人观念导致了社会对高学历的追求。二是在人才评价方面的“重学历”。一些用人单位在人才评价标准和人才评价的具体过程中还存在偏重知识因素、看重学历背景，忽视品德、能力和业绩的现象，做不到不拘一格选人才。比如，一些单位在评价人才时，单纯依据学历对人才进行简单的分类，并以此作为待遇区分的标准。诸如此类用人方式的存在，导致学生在选择学校和专业时，片面追求名牌大学和所谓的“热门专业”等。三是在人才晋升方面的“官本位”。长期以来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社会上仍存在倾向于将那些具有一定行政级别的人看作是优秀人才的现象。人们将职务高低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将职称与行政级别相对应，这种“向官位看齐”的做法，也导致一些学者在科研和教育的过程中，追求行政官职。四是在人才管理方面的“身份制”。身份制是中国计划体制下的一种身份等级制度，它将社会成员按职业划分为农民与市民、干部与工人，按所有制形式划分为全民所有制工人和集体所有制工人，按行政级别划分为科、处、司、部等级，不同身份的人享有不同等级的待遇。

八、新闻媒体的宣传导向有偏差

当前，一些媒体在谈到素质教育的极端重要性时，总会痛切地反思只重分数、不重能力的“应试”教育，但每到高考结束，又会津津乐道地大谈升学率。虽然有关部门早已发出不提倡宣传中招和高考“状元”的通知，然而上面是明令禁止，媒体却是我行我素。从网络网站的搜索显示，每年关于“状元”的新闻报道高达数千条。一些媒体把“状元”神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高考“状元”的宣传，从对其本人的专访，到对其应考的辅导资料的宣传，到对其所在学校的宣传，再到对其家人的宣传甚至发展到对其经纪人的宣传。一些媒体还大肆宣传科举文化、状元节、状元跨马游街等活动。一些媒体甚至与企业结合，组织全国各省的高考状元聚会。不少媒体对于“状元”的报道，无论巨细，跟踪炒作，为应试教育推波助澜。
对高考的部分批评报道，给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家长带来较大压力。2004年高考招生之际，由一些媒体追问的“南京高考之痛”，引发了一场全国关注的教育大讨论。当时，江苏一家发行量较大的晚报推出了以“追问南京‘高考之痛’”为题的连续报道。该报记者在高考录取尚未结束时，仅以二本上线人数为准，即对当年南京高考平均分、本科线率等指标的排名情况进行了披露：“南京本科(实际为二本以上)达线考生比去年减少了600人……又一次落在兄弟城市后面”，记者在引导读者反思“高考之痛”的缘由时，提出了“推行素质教育就考不好”、“家教凸显管理漏洞”等问题。关于“南京高考之痛”的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市民、家长纷纷诉诸媒体，指责学校不抓升学率，只抓素质教育没有用；有的学生抱怨学校组织社会实践占用了学习时间；一些教师、专家也纷纷在媒体上发表不同看法……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干扰下，许多学校乱了方寸，高考升学率成了学校唯一追求的目标。多年坚持的素质教育目标被丢弃一旁，加班加点复习、反复做模拟试卷、层层统考又卷土重来。据了解，尽管2004年高考招生结束时，南京市公布的本科录取率为40．12％，高于全省36．7％的平均水平；本专科合计的普通高校录取率为82．89％，高于全省76．5l％的平均水平。但业内和社会上对“南京高考之痛”的讨论并未平息，北京、广州、深圳、青岛等地媒体也相继刊登了相关报道。媒体公开指责“高考之痛”反映了社会仍然是以升学率作为教育的评价标准，强大的社会舆论迫使教育在开回头车，走应试教育的老路。北京一家教育刊物为此撰文“南京沦陷和素质教育的悲哀”，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媒体的各种高考广告起了负面导向作用。众多媒体刊登的一些重点中学、民办学校的广告中，以醒目的字眼渲染升学率。一些地区和学校在媒体上刊登大幅广告(专版)展示高考成绩。很多报纸前面讲如何搞素质教育，后面宣称“买我一套方案、指南，让神童走进千家万户”，“你的孩子可以变成神童，4岁能做××，6岁能做××。报纸的正面反映学生负担过重，后面则是加重学生负担的应考资料。每到高考分数公布后，一些高考升学率在当地居前列的中学就会在报上大作广告，称自己在当年高考中“又是赢家，全校高考均分超出全省平均线××分，600分以上高分者有××人”。一些报纸上还赫然登出：“热烈祝贺X
X中学今年高考取得历史性突破!”“全面超额完成县教育局下达的高考指标，本科上线率超出县教育局指标××％，一批学子考入重点大学!”等醒目广告。

I. 关于高考犯错误的处罚问题~

目前我国在考试作弊这方面的立法还处于空白状态，也就是说高考作弊被抓到，就算情节十分严重，目前来说也没有什么法律依据来进行处罚！

但是这个事情绝对会被记录在档案里，你的大学生朋友估计会被学校记过，甚至开除都有可能。

警方拘留的话，估计2天左右就出来了，因为这方面确实找不到判刑的依据，

不过，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已建立了防范和打击利用无线电设备在高考中作弊的协调工作机制，对于确认属于涉嫌作弊的无线电信号，公安机关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相关人员予以处罚，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所以，如果你们确实是用无线电传递答案的话，估计会被罚很多，然后关一个星期左右...

至于刑事责任这个可以忽略，首先我国刑法立法中没有关于考试作弊这方面的条款，其次只要整个过程里没有伤害到其他人，也没有什么危害行为的话，就完全没有刑事责任的。

PS: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是以“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立案的，估计事情就大条了

我们都知道高考的试卷，答案，等等，在未启封前，都是属于国家机密的，

而考试前通过任何渠道获得的答案，或者试卷内容，都属于“非法获取国家秘密”

刑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二百八十二条规定:“以窃取、刺探、收买方法，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也就是说，如果你朋友真的通过什么渠道获得了答案的话，这两条中至少有一条是可以用在他身上的。

但是~~鉴于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有个漏洞可以钻。

对于售卖作弊电子设备或将他人所作答案传给考生的行为，刑法对此没有相关规定。
所以~~只要能够证明你们购买的只是电子设备，而没有买答案，或者没有买到真正的答案，只是把别的考生所作的答案传给你亲戚~~这样的话，就不能以刑法条款来处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