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和礼治发生在两种

A. 法治和人治，法治和法制的区别

法制、法治以及人治是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

首先，从约定俗成的意义上说，法制和法治两个概念的用法历来不同。

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它是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其他各种制度而言的。

法治则是与人治相对的一个概念：主张法治意味着否定人治，赞成人治则意味着反对法治。

法治和人治被人们在对立的意义上加以使用，在中外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思想家政治家如孙中山等也倡导以民主政治和法治取代封建专制政治和人治，并有精辟论述。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历任领导人中，也同样是在与人治相对的意义上运用法治一词。

其次，法制与法治两个概念的内涵不同。法制的基本内涵是指法律以及与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相关的各种制度（如立法制度、司法制度等）。法治的基本内涵是与人治不同甚至对立的一种治国理论和治国方略或原则。作为一种治国理论，法治和人治探讨的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关键问题。“法治论”认为，关键在于要有一套良好的法律制度，并予以充分实施；“人治论”则相反，认为关键在于国家领导人是不是贤明，“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主张法制并不意味着否定领导人可以发挥巨大作用，而是认为领导人贤明与否不应成为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所在。作为一种治国原则，“法治论”主张法律应有极大甚至无上的权威，不能听任个人和组织的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人治论”则相反，它主张或默认组织和个人的权威高于法律的权威，权大于法。

再次，虽然法治与法制具有内在联系，即实行法治必须要有法制。但我们不能说有了法制就必定有法治。从人类的政治法律实践看，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法制，但却不一定是在实行法治，如当年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和蒋介石统治的中国也有法制，但都不是在实行法治。

最后，即使在动态意义上理解“法制”，也与现代意义的“法治”相去甚远。“法制”的动态含义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简单地说就是有法可依，依法办事。对此，我们可以提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有什么法？“恶法"还是“良法”？二是如何才能保证做到“依法”？“依法”的程度如何？显然，这些都是动态意义上的“法制”概念所不曾也无法回答的。与此不同，现代“法治”与民主政治密切相关，它不局限于形式或逻辑意义上考虑问题，不单纯以“有法”、法律完备为满足，还要求在价值层面上考虑法律的好坏，而且，作为现代“法治”的一个鲜明特征，它还强调《宪法》和法律应该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因此，现代“法治”要求在法律制定和实施的各个环节上贯彻民主原则，实行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和互相制约，严格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体现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则。

B. 法治，人治，礼治和德治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

法治与人治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法治是个舶来词。遍考我国现代之经、史、子、集，我们都无从找到"法治"这两个字的组合。
1 根据学术界的通常观点，最早使用"法治"一词的是梁启超。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首次提出了"人治主义"和"法治主义"的概念，并用之来概括中国儒法两家的政治主张。自此，"法治"一词才在中国传播开来。
在一些中国法学家所编写的工具书上，往往认为法治应该包含两层内容：其一为中国古代法家提出的治理国家应该专用 法律 的主张，这些思想家往往认为，一个国家只要有明确而稳定的法律制度，一切行动都依法而行，则国家可治；其二为西方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为反对君主专制和封建特权而提出的依据法律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法治的要素往往包括法律至上、颁布宪法、"三权分立"等，从法律上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
2 这样，我们所说的法治实际上是两个不同含义的词组所组成，且这两种法治的内涵、价值等诸多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异乃至是大异其趣。我们当今所言的"法治"一般是指后一层涵义，因此，在这意义上而言，"法治"并非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土壤上产生出的概念，而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而我国先秦所谓的法治一般被称为"中国传统法治"。
3 中国传统法治思想的出现，是作为儒家的"德治"思想、墨家的"兼爱"思想的对立物出现的。在当时诸侯纷争、动荡不安的 时代 ，法家不承认德治、礼治能够实现国家的富强。"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悍马，此不知之患也。
"4"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必以仁义智能也。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誉广而名威，民治而国安。
"5 国内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中国传统法治是相对于"礼治"、"德治"而言的，西方法治则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结论从这方面看也是不无道理的。
6 诚然，"人治"的定义及其与"礼治"、"德治"的关系还是学术界尚待廓清的问题。
7谈到"人治"，大多数人会想起儒家的"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8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在政治制度中，无论是人的因素还是法的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法治中有人的因素，人治中有法的因素，因为"徒法不足以治国、徒善不足以为政"。当然，我们如果把人治国家当成一种 历史 上所存在的政体形式的话，那么它就不是一般地强调人在治理国家的作用，而是表示一个人或者少数人具有改变或者决定国家命运的权利和作用，因此我们也不能够以当今的人的因素在制度中的重要作用而肯定人治国家的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划分法治与人治的最根本的标志，应该是在法律与个人（或少数执政者）的意志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是法律的权威高于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凡是法律权威高于任何个人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法治，凡是法律权威臣服于个人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人治。
" 9 回归到一个常识性的主题上来，就是要回答法大还是权大的问题。
中国 传统法治思想，确是从实现国富民强，加强君主专制权力的基础出发，来论证法治的合理性的。"尚法不尚贤"并不是对"人治"的否定，把中国传统法治思想概括为人治下的法治或者说本质上的人治主义也是符合事实的。同时，中国的传统法治较多是"刑"的角度去 分析 和把握，"信赏以尽能，必罚以禁邪"，"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
"10更多地带有工具理性的色彩，在排斥"德治"的同时往往采取一种非道德的 政治 学说，把法治与价值判断相分离。
从一定意义上而言，西方政治文明 发展 的过程便是民主与法治两大观念相辅相成不断融合沉淀的过程。
11古希腊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该包含两层含义："已成立的 法律 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12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奠定了西方绵延不绝的法治传统。由此而言，法治包括了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法治的实施要拒绝人治，第二，法治的价值追求至善。亚里士多德通过对人性进行深入分析后，指出"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 影响 的神祉和理智的体现。
13在一些西方政治学辞典中，大多数学者对"法治"的解释也大体围绕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阐发。
14 英国著名法治思想家哈灵顿曾经论述到，"共和国是法律的王国，而不是人的王国。"
15 就第二层含义而言，法治中所体现的价值追求在经历了历史的积淀之后现在仍然是西方自然法学派所倡导的一个核心理念。

C. 乡土中国礼治和法治的区别

费孝通老先生的《乡土中国》虽然只是薄薄的一册，读起来却极有味，费老先生对乡土中国的深深情感更是充满字里行间。读罢此书，受益无穷。

不过在该书关于《礼治》这一个章节，读了后，还有稍许不同感受。

该章节首段摘录如下：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很清楚的。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

由此费老先生推论出说：

这样说来，人治和法治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人治是法治的对面，意思应当是“不依法律的统治”了。统治如果是指社会秩序的维持，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社会的秩序可以不必靠什么力量就可以维持，人和人的关系可以不根据什么规定而自行配合的。如果不根据法律，根据什么呢？望文生义的说来，人治好象是指有权力的人任凭一己的好恶来规定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的意思。我很怀疑这种“人治”是可能发生的。

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对于费老先生提出的礼治说法，我觉得颇有道理，以此来表述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也无不可。关键是，费老先生对于法治的理解，我认为有所偏颇了。

中国传统社会有没有法律？中国当代社会有没有法律？都不能说没有，但是中国的历史上也好，现当代也好，能称得上法治社会吗？肯定不能。那么假如承认费老先生所谓中国的传统统治模式是礼治，那么当代社会还是礼治可以概括么？显然不再像费老先生所说：“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而能解释了。

D. 人治与法治在哪方面不同

一、强调内容不同：

法治”强调法律至上,“人治”强调领袖至上。“法治”强调法律至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和任何其他规则相比较,法律在治理社会活动中,在规范人们交往行为中具有至上性和首选性；其二是与任何组织和个人相比较,法律是至上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服从法律.”因此,法治国家要求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普通公民一样遵守法律.

“人治”强调的领袖至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掌握国家权力的领袖的意志高于法律,他可以一言立法,也可以一言废法；其二是掌权国家权力的领袖决定国家的重大事务.他依靠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整个社会并使之得以执行。

二、意志来源和代表性不同

法治是多数人之治，法律是大家合意的表示，全民意志的表示；而人治是一个人的意志，凭批示。如古代帝王经常凌驾于法律之上，仅靠皇帝一个人的意愿来决定。多数人之治和个人之治，都是治理，但意志来源和代表性不一样。这是法治和人治的最重要的区别。

三、政治思想

法治包含两个部分，即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是两者的统一体。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形式意义的法治应当体现法治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实质意义的法治也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运行机制予以实现，两者均不可或缺。

法治是以民主自由为基础，需要民主的力量，而我们的法治却看上去好像是官方在发动和推进，民众似乎处在旁观者的地位而表现出“被动”和“冷漠”。在理论上如何印证现行法治推行方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现实的法治实践中确实存在缺少政府和民众的有效“互动”。

冷静地思考分析和对“依法治理”现状的观察，我们不难发现缺少这种“互动”的现实表现，主要原因在于：民众对于自身的权利不知道，知道不执行，执行不彻底，导致了21世纪初的这个结果。民众们在经历义务教育之后，依旧对于介绍法治的课程并不重视，法治观念、理念很难进入民众内心。使得法治推动成为看似官方在发动和推进，民众似乎处在旁观者的地位而表现出“被动”和“冷漠”。

人治主张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贤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儒家重视人治，主张为政在仁；法固然不可缺，但执政者“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主张君主以身作则，施德行仁，并尚贤使能，任用得力官吏推行礼治，以达“文武之治，布衣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境界。主张把人治与礼治、德政结合起来。

E. 关于法治高于德治的辩论材料

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民族浩劫,中国走向了"改革开放"和社会秩序的重建。痛感"文革"期间"无法无天"状况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人们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就是中国应当如何从"人治"过渡到"法治"。人们在提出"官大还是法大"、"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时,呼唤的是"依法治国",所以法治建设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法治建设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毫无疑义。我们在这里所要提出的问题是:单凭法律的健全和完善是否就能够解决当前中国存在的所有的社会弊病和问题呢?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对于源自西方社会的"法治"的真正含义和实行的条件并不清楚,或者说认识并不统一,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在指责中国"人治"弊病的同时,认为西方式的"法治"是万能的,似乎只要有了西方式周密、详尽的法律,在解决社会矛盾和人们行为规范方面的一切问题也就统统迎刃而解。可是在现实社会当中,问题却并不这么简单。首先,近年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的各项法律已经相当多了,应当说人们的行为似乎"有章可循"。但是"作奸犯科"的人却越来越多,案子也越来越大。其次,随着我国社会近年来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人们的收入和消费水准不断提高,按过去的说法是人们应当有物质条件来遵守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了("知耻"),但是近来反映在现实社会中人的基本道德方面出现的问题不是减少了,反而有不断增加之势。

现在无论是从人们的街谈巷议还是新闻媒介的报道来看,对于社会上普遍的道德水准均有"世风日下"之议。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很有一些人坦然地以"只要我不犯法,就无可指责"作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做一些不道德的事。如看到路边有人受重伤须送医院抢救,许多过路车辆就是不停车;有个别过路人好心把伤者送到医院,反被伤者家属讹诈。遇到歹徒行凶,许多人畏缩躲避;如偶有勇者挺身与歹徒搏斗,其余的人仍大多袖手旁观。公园里儿童落水呼救,可以聚集到数千人围观而无人下水。至于制造伪劣商品、伪造证件文书、在经营交易中的损公肥私等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当你询问人们对这些行为的看法时,他们会一致地谴责其为"不道德"的行为,但一旦这类事件再次发生,你会发现大多数当事人、旁观者的行为依然如故。为了防止和惩罚这些不道德的行为,国家不断颁布新的法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惩罚办法,对不赡养老人、虐待儿童、见死不救、造假等行为进行惩罚。但是实际效果又如何呢?凭靠不断地增加和细化法律能否真正扭转当前"世风日下"的趋势?近年政府对"见义勇为者"的表彰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从人们的内心深处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这些都是值得怀疑的问题。

我们在努力向"法治"的目标前进,但是凭靠法律(或"法治")能否完全解决中国社会中当前普遍存在的道德问题?何况在现实社会中有许许多多的不道德行为其本身并不直接触犯法律。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在这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的传统社会都采用了哪些办法来使人们的行为符合普遍的道德规范?其中一些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对于今人是否能够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罪"与"孽"

从古至今,中国人常常用"罪孽深重"来形容做坏事的人。但是如果仔细思考,应当说"罪"与"孽"在其与法律的关系上是有区别的。"罪"指的主要是直接触犯了法律的行为,是可以通过刑事诉讼、法庭判决来对其行为违反法律的程度予以测度并给予具体惩罚的。而"孽"则主要是指不直接触犯朝廷或政府制定的世俗法律,但是违反了社会普遍道德准则的行为,这些行为受到世人的道德舆论谴责,当事人如有良知,也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对于"犯罪"与"作孽",中国民间社会把两者是分得很清的。前者将会受到朝廷刑律的惩罚,而后者则会遭受"天谴",受到神灵和冤鬼的惩罚。

1997年上映了一部反映上海赴云南知识青年返城后经历的电视连续剧《孽债》。为了取得婚姻上"单身"的资格而能够返回上海,他们与当地的妻子离异、相互离异并把孩子寄养给当地农户,他们当时的动机可以理解,行为也没有触犯法律,但却使其他善良的人和孩子们受到伤害,并使自己也陷入良心自责之中,通过几个赴上海寻亲的孩子所造成的感情波澜而生动地表现出来,一个"孽"字在这里使用得就十分贴切。

《辞海》对于"孽"的解释有五种:(1)古时指庶子("孽子"),即妾所生之子;(2)坏事,罪恶(《书·太甲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3)妖孽,灾殃;(4)病,害;(5)忤逆,不孝。第一种解释久已不用,人们今天日常生活中常说的"孽"主要是指第二种解释,指的是人做的坏事和罪恶,而且其惩罚是无法免除和逃避的,所谓"自作孽,不可活"。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小孩子自懂事时起,人们就在对他灌输朴素的道德规范,当他由于无知而折磨小动物时,老人就会摇头说,"不要作孽呀"。当一个贫苦的童养媳被饿饭、被殴打时(这在当时既不犯法也不违礼)

,邻居们就会摇头说,"真是作孽呀"。在抗日战争时期,当一个村民为邀赏向日寇出卖抗日战士时,人们会说,"作孽呀,他怎么不怕出门被雷劈死"。可见,"孽"是与良心和良知相关的,不一定由这个世俗社会的法律来评判与惩罚,而且有时甚至与当权者的法律和意志是相违背的(如汉奸的行为符合当时"政府"的规则,但被民众所不齿)。

官方的法律总会有漏洞,执法者也难得做到"明察秋毫"并把犯法者统统绳之以法。如《胡雪岩》中的刑名师爷所说"大致古今律法,不论如何细密,总有漏洞",社会上总有一些人在设法利用这些漏洞以谋私。但是,与触犯世俗法律的行为相比,"作了孽总是要遭报应的",这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些报应也许在现世("现世现报"),也许在阴间,也许在来世;这些报应也许应在本人,也许延及子孙。从"报应"的观点看,"孽"与我国的民间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律法"与皇权有着密切的关系,"礼教"与儒家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样。

法治的刑律所针对的是对人身、财产的侵害,并制定了详尽的惩罚办法,也就是所谓"他律",凭靠的是外在的制度和力量。民间所谓的"作孽"观念主要谴责的是强者对弱者的欺凌,弱者的范围可以包括平民、老人、妇女、儿童甚至其他生灵(牲畜、猫狗等),谴责其手段的不道德(如倚强欺弱、诈骗、无信义、向官府进谗言等)。对于"作孽"行为的惩罚主要是"天谴"式的报应(死后在阴间地狱中受苦、来世托生变驴变马甚或殃及子女也要代为偿还孽债等),而不是直接的世俗刑律的惩罚。人们根据社会普遍伦理与道德规范来行为,自觉自愿地不去违背或触犯这些规范,即是人们的"自律"。

萨姆纳(W.H.Sumner)认为,在行为规范方面的民俗为社区大众所长久接受之后,会产生一种神秘化(Mythification)的社会过程,而转化为"民德"(Mores,民间道德规范),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宗教或惧鬼(Ghostfear)

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原本产生于民众日常生活与行为中的民俗(习惯性行为),经由原始宗教或惧鬼或魔术等因素的神秘化作用而转化之后,成为具有约束力或制裁力的"民德"(民间道德规范)。违反这一"民德"的行为,就是作孽。

二、"人治"、"礼治"与"德治"(道德规范)

"所谓人治与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那种把"人治"理解为指有权力的人任凭一己的好恶来规定社会上人和人关系,而没有一定的规范可守,这种"人治"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中国传统社会中实行的乃是一种"礼治秩序"。当然,那些"开国皇帝"在制定新皇朝的规范时是会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多少会带有一些"人治"的色彩。但他们也会受到社会传统规范的束缚,不可能随心所欲。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实行的是通过绅权来实施的"礼治",并把其与西方社会的"法治"作为相互对立的两种法律制度。但是,与朝廷官府的"法治"和(社区绅权的)"礼治"相对应的,应当说在我国传统社会中还存在着由于民间道德规范约束而在民众生活中实际发生作用的"德治"(以"积德"为宗旨,以善恶之报为法则),或者说存在着民间的对于一般行为的普遍性的道德规范。当然这一提法(称之为"德治"并与"法治"、"人治"、"礼治"相并列)还需要进一步的推敲论证,但只讲"礼治"并不能完全涵盖我国民间的全部道德规范。我国传统社会中的"礼治"是有其特定含义的,"礼义由贤者出"(《孟子·梁惠王下》),"礼"是特定文化中由圣贤制定的行为准则,而不同于民间朴素的伦理规范(民间的"积德")。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治"、"礼治"、"法治"这些列于经传的、与政治权威相联系的行为规范都可以归类于人类学所说的"大传统",而一些流行于民间朴素的道德规范(民间的"德治",训诫人们"不要作孽")也许可以归类于"小传统"。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了"法律"、"礼"和"道德":"礼……显然是和法律不同的,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部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礼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费孝通先生的这段话讲明了"法律"、"礼治"和"道德"三者之间的不同。"法律"是朝廷政府制定的刑律,"礼"被传统社会认为是士大夫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但这是由统治者为维护"三纲五常"和"尊卑有别"社会秩序而倡导并"教化"民众的正统的、自上而下推行的规范。而民间的道德则源自于民众中多少带有些自发性的如"积德"、"从善","恻隐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朴素的观念。

所以,"礼治"与"德治"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礼治"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君权、族权、父权、夫权和乡绅利益的,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电影《家》非常生动地说明了"礼教"的"吃人"与不道德。在一些社会场景中,"礼治"压制了民间的朴素道德观。如"礼"所维护的"三纲五常"推崇"烈妇",年轻寡妇自杀殉夫是会受到家族、社区乃至朝廷的表彰的,要立"贞节牌坊",但老百姓在背后会叹息落泪,说这是"作孽"。虽然儒家推崇的"守礼"与民间流行的"积德"在某些行为规范上是重合的(如孝敬父母),但同时也有不少事例可以说明两者之间也存在冲突(如寡妇殉夫),所以"礼治"并不能等于以朴素道德观念来规范人们行为的"德治"。这里称"德治"并不是指由统治者推行的"治理之术",而仅仅表示一种行为规范和相应形成的多少带有自发性的民间的社会秩序。

我国传统的农村,几乎村村都有庙宇,其中有佛寺和道观,但更多的是城隍、土地、龙王和当地"有灵验"的地方神癨\。人们会到城隍庙里去求签问卜和哭诉自己的冤屈。民众对于"作孽会遭天谴"的敬畏形成了他们在思想和行为方面自我约束的某种"德治"的精神基础和文化氛围。但是这种民间朴素的"德治"自解放以来,随着历次政治运动的涤荡已不复存在。

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以革命的名义"对其他人(包括亲戚、同事、邻居、老师等)进行的关押迫害、人身侮辱、武斗等等行为,从传统道德的观点来看都是"作孽",但是却成为得到政府提倡和支持的"最革命"的时髦行为。"斗私批修"可以说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礼",而这种"以革命的名义"实施的"红色礼治"与封建社会的"礼治"一样在实践中同样有违反基本人性的"作孽"的一面。

同时,解放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运动直接与全面地冲击了民间宗教,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摧毁了民间关于"积德"和"作孽"会遭报应的信仰体系。除了那些居住在偏远山区与世隔绝的村落里的人们,现在的祖父母和青年父母们已经不大会对孩子们讲"不要作孽"这样的道德训诫了,恐怕向孩子们重复频率最高的是功利主义的训诫"好好读书,将来才能挣钱做官,才能有出息"。"孽"这个词汇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和出现得越来越少了。这标志着社会的发展呢?

还是某种意义上在道德方面的堕落?

在强调法律的同时,社会中关于"孽"的意识的普遍淡化,不考虑做了"缺德事"是否会"遭报应"或者根本否认"报应"的存在,是否是当今人们行为中道德水准下降的原因之一?杜克海姆(E.Durkheim)认为"如果道德力量失去了它的社会权威,那必然是一种强权就是公理的混乱状态"。

中国民间的传统道德规范(如"孽")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我国在规范社会行为方面的某种民间乡土资源而加以改造和利用?在今天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的梳理中,在我们对自己文化的再认识与达到"文化自觉"的过程中,这也许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罪与孽:中国的"法治"与"德治"概说

⊙马戎

三、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法律"与实为"治法"的"法治"

人类自形成为社会之后,就必须产生一定的规范来防止个人、群体之间的冲突和相互损害,为处理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纠纷制定一系列调解和惩罚规则。其中既有由政府制定并强制执行的国家法(诉诸于国家法的称做"打官司"),也有流行于民间"约定俗成"的习惯法(诉诸于民间习惯法的称做"私了",即纠纷的"私下了结")。

人们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中法律的作用评价不一,有的人批评中国缺乏西方社会那样的"真正的法治"精神,所以社会的发展缺乏明确的规则;另一些人则基于对注重法律形式程序的西方法律表示怀疑,从而从自然法的角度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对于伦理的重视和追求"无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的这两种不同观点,可以启发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从法律所涵盖的不同行为对象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法律运作。

费正清认为中国法律是刑事的而不是民事的,是世俗的而不是以宗教原则为基础的,是支持国家权力而不是限制专制的,"法律只代表了统治者的命令,……大部分是行政性的和刑事的,是民众避之惟恐不及的东西"。中国历史可分为"乱世"与"治世","乱世用重典",即用加重的刑罚来把偏离社会规范的各种行为纠正回来。

在西方,"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而"人治"被认为是随意性的、没有客观标准的、体现的是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中国传统社会通常被认为是"人治"的社会。但是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除了个别皇帝的意志给当时的法律打下自己的"烙印"之外,历朝历代还是循着"礼法"在统治。儒家主张"礼治",重视道德伦理对人的教化作用,提倡"无讼";法家主张"依法而治"(Rulebylaw),重视的是刑律的实施,用惩罚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当然,法家强调法律的作用,也暗含着对君主"人治"的限制在里面。但是,这种"依法而治"(Rulebylaw)与西方真正的"法治"(Ruleoflaw)在本质上是不相同的,与其称之为"法治"不如称之为"治法"。

四、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国家法、民间法与民间的道德规范

F. 乡土中国礼的概念

礼俗社会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从社会秩序维持的角度提出的一个概念，它相对于法理社会而言。 我们喜欢划分“人治”和“法治”， 费孝通提出“礼治”的概念，他认为礼治社会是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相同社会的特色。
中文名
礼俗社会
外文名
gemeinschaft
出处
乡土中国
特点
相对于法理社会而言
概念
礼俗社会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从社会秩序维持的角度提出的一个概念，它相对于法理社会而言。按照通常的做法，我们喜欢划分“人治”和“法治”，认为传统社会是“人治”，而现代社会是“法治”。费孝通认为“人治”概念容易让人误解，似乎传统社会是个人按照自己主观意愿，随心所欲进行统治；而“法治”的实质是“人依法而治”，其实也具有人的因素，因而“人治”与“法治”的划分并不准确。于是，费孝通提出“礼治”的概念，他解释说：“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于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依据的规范的性质。”（P49）如果说现代社会是法理社会，则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从性质上说，“礼并带有文明的或是慈善的的意思，礼也可以是杀人的、野蛮的”。(P49)“礼是社会公认的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P50）礼和法一样都是行为规范，“但礼和法不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P50）“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们的行为已完成社会的任务，社会的认为是在满足社会中各分子的生活需要。”“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51）“礼治从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确，只是主动地服从成规罢了。”“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P52）“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不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法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硬度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P52）“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的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

G. 法治、人治、礼治和德治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

区别：

1、概念不同

法治，谓根据法律治理国家，与“人治”相对。

人治是“法治”的对称。又称“贤人政治”，是关于依靠执政者个人的贤明治理国家的治国方式和理论主张。

德治是中国古代的治国理论，是儒家学说倡导的一种道德规范，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礼治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主张以礼治国的思想学说。荀子认为，礼使社会上的人在贵贱、长幼、贫富等封建等级制中都有恰当的地位

2、理念不同

法治是依法治理国家，社会主要法制思想邓小平所提出的观点。

人治以人来治理国家，是封建主义社会的弊端，封建社会已经灭亡是不可行的。

礼治和德治是阐述的是同一个观点，礼仪道德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基本准则，但是用礼仪和道德治理国家，那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法律没有强制性了，如半夜睡觉不关门，人人如己。

3、来源不同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法治、人治是个舶来词。遍考我国现代之经、史、子、集，我们都无从找到"法治"这两个字的组合。

如德治、礼治则是在我国传统的著作如《礼记》等等中可以找到、证其渊源的。

联系：

1、就中国政治思想发展本身而言，在中国近代以前专制、人治思想是政治思想的主流，而从中国近代鸦片战争开始则逐渐向民主、法治思想转变，而德治贯穿社会生活。

2、法治社会是基于人、礼、德演变过来的，如果没有了人文、缺少了礼仪更别说道德那也就是说法治不健全没有了说服力只有强制性，可见法治是社会进步所产生的。

3、都是根据当时社会需要而产生的。

H. 乡土中国对礼俗社会的解释

礼俗社会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从社会秩序维持的角度提出的一个概念，它相对于法理社会而言。 我们喜欢划分“人治”和“法治”， 费孝通提出“礼治”的概念，他认为礼治社会是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相同社会的特色。
中文名
礼俗社会
外文名
gemeinschaft
出处
乡土中国
特点
相对于法理社会而言
概念
礼俗社会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从社会秩序维持的角度提出的一个概念，它相对于法理社会而言。按照通常的做法，我们喜欢划分“人治”和“法治”，认为传统社会是“人治”，而现代社会是“法治”。费孝通认为“人治”概念容易让人误解，似乎传统社会是个人按照自己主观意愿，随心所欲进行统治；而“法治”的实质是“人依法而治”，其实也具有人的因素，因而“人治”与“法治”的划分并不准确。于是，费孝通提出“礼治”的概念，他解释说：“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于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依据的规范的性质。”（P49）如果说现代社会是法理社会，则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从性质上说，“礼并带有文明的或是慈善的的意思，礼也可以是杀人的、野蛮的”。(P49)“礼是社会公认的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P50）礼和法一样都是行为规范，“但礼和法不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P50）“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们的行为已完成社会的任务，社会的认为是在满足社会中各分子的生活需要。”“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51）“礼治从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确，只是主动地服从成规罢了。”“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P52）“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不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法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硬度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P52）“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的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

I. 什么是法制，什么是人制，区别在哪里。

人制和法制 区别:

①两者基础不同。人治建立在个人专断与独裁基础上，而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

②两者特点不同。人治呈现出随意性、多变性的弊端，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而法治具有统一性、稳定性、权威性的特点，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能有效地制裁违法行为，保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

③二者体现的原则不同。人治体现不平等的原则，而法治体现平等的原则。 历史上对法治与人治的三次争论与三种不同理解 ：

(一)三次争论 ：

1. 儒法之争：这是第一次争论，儒家主张人治(或德治、礼治)，而法家则主张依靠法治，提倡“法、术、势”；

2.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争：这是第二次争论，其中柏拉图提倡“哲学王”治国，即提倡人治，而亚里士多德则主张法治。

3. 17～18世纪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争：这是第三次争论，其中资产阶级主张民主和法治，而封建地主阶级则主张人治与专制。

(二)三种理解 ：

1. 第一次争论引起第一种理解，即“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法律还是道德？”

   (1)总观点：人治论认为国家由具有高尚道德的明君贤臣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法治论认为国家由主权者通过法律来治理。

   (2)在中国古代，儒家(人治论者)将天、道德、权力溶为一体，强调以德取天下，以德治理天下；而法家则主张主要应由掌权者通过强制性法律来治理，提出“务法不务德”。

   (3)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主张贤人政治，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法治优于人治”、“多数人之治优于一人之治”，并且在自己的《法律篇》中第一次提出并解释了“法治”一词。

2. 第二次争论引起第二种理解，即“对人的行为应采取一般性指引还是采取具体性指引” (1)总观点：人治论认为应对每个人采取个别的、特殊的指引；而法治论认为应对所有人采取一般的、共同的指引。

(2)在中国古代，法家尽管也提到了法的规范性，但是总体上来说中国古代儒法两家并未就此问题展开论述。

(3)古希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柏拉图认为法律是硬性条文，不可能对社会事务的处理做到面面俱到，法律不可能规定出适合于每一个人的特殊情况的法律条文，所以必须依靠“哲学王”利用技术来管理社会。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是可以克服人的弱点的，法律上是众人之治，因而它更应该适用于大多数人，因而它必然具有原则性、普遍性，同时为适用于具体情况，可以通过修改法律，解释法律，授权法官造法等方式来克服法的原则性带来的局限性。

3. 第三次争论引起第三种理解，即“政治制度上应实行民主还是专制？”

(1)总观点：法治论认为应该主张民主、实行共和政体，而人治论认为应该主张君主，实行专政。

(2)主要出现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些先进思想家反封建专制时所提出的思想和政治纲领中。

(3)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争论中，也有反映，但在中国古代儒法两家的争论中并末出现，因为这两家在政治制度上都维护君主制或君主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