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恐慌与媒介

1. 媒介素养的传播特征

（一）普通个人成为新闻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并在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中扮演重要角色。
马克.波斯特所说的“第二媒介时代”，是相对于20世纪大部分年代里盛行的“播放型传播模式”（broadcast model of communications）所对应的“第一媒介时代”而言。当时信息的发布权掌握在极少数的专家知识分子手里，受众只能被动的接受信息，并且没有互动交流。他认为，随着信息高速公路及卫星技术与电视、电脑、电话等的结合所逐渐形成的替代模式，一种“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的系统”正在形成，其中“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三个概念间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毫无疑问的承认了这种观点。从最初的“克林顿绯闻案”，1998年由德拉吉在博客中报道，抢先于美国的任何一家报纸杂志，再到9.11发生时，一名普通旅游者的DV记录成了重大新闻的重要内容，普通个人已经介入了新闻的生产和大众传播的过程中。在这次中国发生的汶川地震中，许多的DV影像都是网友传到视频网站公之于众的，使我们了解了地震时的动荡，地震后的破败，清晰的知晓了这次事件中的方方面面。还有那知名人士“范跑跑”，就是在网络博客中披露了自己在地震发生时的所作所为，还有那骇人听闻的言论“即使是我的母亲，我也不会付出生命，除了我的小女儿之外”，使自己一下子成为了“公众人物”，并引起了社会上关于伦理道德的大讨论，公众不再只是信息的接受者与使用者，实实在在的成为了信息的生产者与传播者。
（二）个人自由发表对新闻内容的理解，实现互动交流。
普通个人成为了新闻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传播主体不再仅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传播权力，信息的话语权也被分散到了普通个人手中，人们可以根据自己对信息的解码自由发表言论。网络舆论的高潮曾一度使人民受益，比如曾经的“孙志刚案”引发了人们对收容遣送制度暴露出来的问题的思考，从而推动了新制度的出台，使一个实施了21年的不合理制度终止。人们可以自由表达意见，提出评论，使政府能够了解民意，汲取批评意见。但慢慢的，这种言论开始超越正常表达舆论的权限，恣意扩大，成为了一部分人发泄的通道，甚至是滋生色情、暴力的温床。如2006年2月的“女子虐猫事件”，似乎是网络舆论的高潮，受到了网友们空前的关注，网友们发出了“宇宙通缉令”，高价悬赏虐猫女子，终于通过各种手段把她挖了出来，且不论这位女子行为的对错及其中包含的隐情，光是网友这种可怕的“宇宙通缉令”就给这位女子造成很大的困扰，再说另一位夫妇的焚猫事件，经过网友的一“关注”，这对夫妇连门都出不了，对其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网络的“贴吧”给了网民自由发表言论的空间，但言论的过分却使本来美好的东西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三）媒体个人化对新闻把关的降低。
媒体个人化加剧了信息传播内容的泛滥，把关降低。且不论近年来由于手机短信引发的疾病恐慌，军事武装恐慌，单从网络恶搞的不断加剧，且愈演愈烈，不分国界，不分年龄，不分职业，就可以看出这一特点。从日本将中国经典的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的唐僧改为女性之后，近来又估摸着将另一名著《红楼梦》改为游戏版《红楼馆奴隶》，据说林黛玉在里面是个妓女，到现在中国的网友将经典红色电影《闪闪的红星》进行恶搞；从“芙蓉姐姐”的出世，到校园第一爆笑组合“后舍男孩”，再到近来一夜成名的陕西农民周正龙，再加上媒体网民的特别关注，各种版本的搞笑文字，恶搞图片，使原本严肃的科学话题“虎照疑云”被“娱乐化”了，“周老虎”成了娱乐界的新宠儿。近来的“艳照门事件”又是闹的满城风雨，人们不禁怀疑网络难道是个自由、混乱、色情、暴力的大熔炉。在网络中，人们时而虚假，时而真实，网络把关低，使得网络信息真假难辨，网络媒体更是渲染炒作，有娱乐化倾向。

2. 互联网信息碎片化让你变笨了吗

因此，我们看到一个碎片化知识的时候，要思考这个信息和哪些概念有关系，底层原理是什么，如何去使用这些信息，能不能和生活结合起来呢？

比如我们看到钝感力这个概念的时候，要想它说的是强调对于工作的执着，即使面临批评也会想着怎么去改正，而不要对工作中人的批评情绪反应太激烈，它的好处是会让人更加专注于解决问题，而不是变得心里承受力脆弱。那觉察力和钝感力又有什么关系呢？你会顺着这些线索而不断思考和总结，反而会让你把一系列的知识掌握起来。

你不仅不会变笨，反而会变聪明，只要你掌握了碎片化学习的规律。

3. 网络文字对传统文学的影响

网络文字例：神马；纳尼等 [5201314（我爱你一生一世）]

由于网络语言风趣、幽默、具有时代特色、符合年轻人的性格特点。
积极影响：由于其风趣幽默的特点，会给人们的交流增添趣味并且网络语言也丰富了我们的语言，譬如说每年都有一些新词被编入汉字字典，而这些字都主要有网络兴起和传播的，有利于我们在新时代话语圈里进行交流和沟通，代表着时代的潮流。譬如2011年《新华字典》最新的第11版就将“房奴”、“晒工资”、“秀场”、“学历门”等新词收入。

消极影响：网络语言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和复杂性，诸如火星文的一度泛滥，和使用大量的错别字等，影响到了人们平时的正常交流和沟通，有时存在大量的暴力、恶俗话语，充斥着网络暴力。且我个人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否得到复兴，不是取决于它吸收了多少外来文化的精华，而是取决于这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否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根，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液。在与时俱进的同时，不能让民族文化在我们的敷衍中沦为失落的文明。

4. 伯明翰发展进程，急求

世界性文化研究起源于英国，英国文化研究起源于伯明翰大学。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1964年，担任伯明翰大学英语系教授的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因获得了企鹅出版社的一笔资助，在伯明翰大学建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霍加特成为CCCS的第一任主任。后来，霍加特离开伯明翰，赴巴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 CCCS主任一职便由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继任。从1964年霍尔到CCCS工作，到1968年担任主任，再到1979年离任，霍尔在这里连续工作了15年的时间，为CCCS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当时，CCCS主要任务是培养研究生。他们借助油印“文化研究工作报告”(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和伦敦哈奇逊(Hutchinson)出版公司来传播他们的研究成果。1979年霍尔离任时，中心在读的硕士和博士多达40人。1979年理查德·约翰逊继任中心主任后所开创的历史研究给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和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后，乔治·拉伦在官方的压力下，将文化研究中心与社会学系合并，成立了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至此，文化研究从研究生课程扩展到本科教育的领域。2002年，由于种种原因，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遭到校方的解散，而当时，该系已经拥有14名教工和250余名大学生和研究生。

伯明翰学派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伯明翰学派成员是指那些曾经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工作过和学习过的知识分子，包括理查德·霍加特、斯图亚特·霍尔、理查德·约翰逊、乔治·拉伦、托尼·杰弗逊、保罗·威利斯、迪克·赫布迪奇、安吉拉·麦克罗比、保罗·吉洛伊、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戴维·莫利、安·格雷等人。而广义的伯明翰学派成员则除了上述曾在伯明翰工作和学习的人之外，也包括一些虽然没有在伯明翰学习和工作过、却与伯明翰学派成员有着非常密切的学术联系的知识分子，如雷蒙德·威廉斯、格雷厄姆·默多克、约翰·菲斯克、托尼·本尼特、西蒙·弗里斯等人。需要指出的是，伯明翰学派是后来别人加给他们的一个称谓，而他们本人则很少公开宣称自己属于伯明翰学派。

实际上，伯明翰学派并非是一个严格的学术团体，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纲领，他们的文化研究甚至无法称得上是一门传统意义上的学科。正像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西蒙·杜林(Simon During)在《文化研究读本》中所指出的那样：“文化研究是正在不断流行起来的研究领域，但是它不是与其他学科相似的学院式学科，它既不拥有明确界定的方法论，也没有清楚划定的研究领域。”伯明翰学派成员的研究领域是非常广泛的，他们常常将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哲学、文学理论、媒体理论、影视研究、大众传媒研究、博物馆研究、艺术史和艺术评论结合在一起，来探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研究毫无特点可言。从总体上讲，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并非是就文化而言文化，他们总是将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与意识形态、阶级、种族、性别等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背景联系起来进行探讨。所以，阶级、种族和性别便构成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三位一体”。

一、伯明翰学派的阶级研究

早期伯明翰学派成员的左翼知识分子背景，自然使得他们非常关注阶级问题。理查德·霍加特生于里兹(Leeds)一个工人家庭，是在工人社区中长大的孤儿。威廉斯则是出生于威尔士边境的一个普通铁路信号员的儿子，他十四岁就参加过工党的活动， 1939年加入英国共产党。这样的出生背景自然会给他们的思想感情带来一定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在战后的英国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变化，除了劳资对峙之外，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与新兴的大众文化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对峙。如何看待这种对峙，自然是左翼知识分子所无法回避的问题。1956年，前苏联入侵匈牙利，左派阵营中反对苏联入侵的“新左派”脱颖而出。新左派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挑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无法满意地解释资本主义后期的一些社会现象。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入文化研究领域的，他们大多都是新左派成员，而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大体集中在这一时期。霍加特的《识字能力的用途》出版于1957年，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出版于1958年，《漫长的革命》出版于1963年，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版于1963年。这几本书成为后来斯图亚特·霍尔所称英国传统的文化研究成型的标志。而1961年由汤普森等人合办的《新理性者》(New Reasoner)杂志与霍尔等人经营的《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杂志合并而成的《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则长期以来一直是新左派的重要舆论阵地。

二、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霍尔与他的团队一道大大推进了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使之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学术话语。当时，英国的制造业在萎缩，导致英国工人阶级的影响力下降。许多工人开始转而拥护撒切尔主义。而对于霍尔和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从忠于工党转向忠于保守党，这样的转变是与他们本人的愿望相违背的。为了理解这种转变，伯明翰的学者们开始求助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著作。葛兰西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意大利的工人和农民会把选票投给法西斯主义者？换句话说，为什么劳动人民会赞成威权专制，而放弃自己的自由权利？葛兰西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将文化看成是政治控制和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也就是说，资本家不仅动用警察、军队、监狱等强硬手段来维护他们的统治，而且也将政治和社会控制贯穿到工人阶级的日常文化中。在这种背景下，葛兰西提出了他著名的“文化霸权”概念。在“文化霸权”中，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成为社会价值的常识(common sense)，使工人阶级以资产阶级之善为善，使他们宁可维持现状，也不愿反抗。葛兰西认为，工人阶级需要一种反文化(counter-culture)，首先要推翻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然”、“常规”的社会价值理念，最后成功推翻资本主义。应该说，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产生了极大极广泛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后期，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相继出版了一系列研究工人阶级文化的著作，如《工人阶级文化》、《仪式抵抗》、《学习劳动》等。这些著作继承了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以及英共历史学家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关怀，同时又与他们有着很大的不同。第一，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假定工人阶级文化具有某种共同的本质，并且致力于发现这一本质，而这一时期研究工人阶级文化的著作则强调工人阶级文化的异质性和复杂性。这种异质性是由工人阶级内部的种族、性别、年龄、地域及劳动分工等复杂因素构成的，因此并不存在一种具有统一本质的工人阶级文化，也不存在铁板一块的工人阶级意识，存在的只是各种相互竞争的工人阶级亚文化，每一种亚文化都具有独特的生活方式。七十年代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要关注的是这些亚文化中的异种，即英国工人阶级青少年的亚文化。第二，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偏重于文化主义的研究方法相比较，这一时期的工人阶级亚文化研究更加注重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他们纷纷将目光投向索绪尔、俄国形式主义和罗兰·巴特，更加重视文本分析的方法，学术性更加浓厚。由于他们所面对的都是活生生的文本个案，因而也使他们便于开展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并由此揭示文本的文化意义。

三、伯明翰学派的电视研究

大众传媒研究是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其中尤以电视研究最为突出。斯图亚特·霍尔不仅在CCCS成立了媒体研究小组，而且身体力行，亲自主导研究选题。《时事电视的“团结”》这篇论文就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媒体小组集体研究的成果，最后由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伊恩·考奈尔(Ian Connell)，莉迪亚·克梯(Lidia Curti)执笔完成。在这篇论文中，霍尔等人通过考察1974年10月英国大选前夕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电视节目——《全景》(Panorama)，把当时社会政治气氛的历史背景与对《全景》文本的结构主义阅读结合起来，详细分析了媒体、国家和政治之间在国家团结的危急时刻的关系。《时事电视的“团结”》由此成为英国伯明翰学派电视研究的一个代表性文本。

在这个案例研究中，电视的意识形态效果就是使国家的议会形式成为一种自然的理所当然的形式，于是意识形态并不是“媒体的一个骗局”，而是一套结构装置，它为一切看似开放和明确的东西提供框架，反过来又成为特定的政治意义的一个标志。时事新闻所标榜的均衡原则和中立原则，其实质是对统治阶级“优势结构”的复制。这就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的关键所在。霍尔在运用阿尔都塞理论进行分析的时候，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剖析了意识形态在电视节目中的运作机制，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性的电视理论观点。例如，霍尔等人并不认为播音员和政治家之间有某种共谋关系，意识形态并不是以一种机械式的专制主义的方式来控制公众的。他们认为电视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一种双重特性。电视既自主又依附，换而言之，它对于国家来说，“相对自主”。他们也并不把电视仅仅看成是观察世界的窗口。他们认为电视从不只传达一个意义，而是提供意义的范围，其中有一个推荐的意义在引导或指导观众：“关于从电视上可得到的信息，我们认为它们从来不止传达‘一个’意义；它们其实是一个具有众多意义的场所，其中某个得到推荐的观点被作为最恰当的观点提供给电视观众。这种‘推荐’(preferring)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场所。”这成为伯明翰学派电视理论的一个出发点。这意味着观众在看电视的时候，并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的选择者和参与者，观众也参与到电视意义的创作之中。这样一来，电视就成了有权者和无权者的斗争场域。一方面，统治阶级通过电视赢得弱势阶级的认同，使后者的隶属地位更加确立；另一方面，弱势阶级根据自己的社会经验来重新解读电视文本，从而会发生理解上的偏差与误读。这就形成了优势社会形态的电视文本和观众的社会情景之间的某种张力。观众的社会情景促使他们和优势的意识形态结构发生矛盾和冲突，观众收看电视的行为也正是他们的思想和文本的意义之间相互对话、相互协商的过程。这预示着，伯明翰学派电视理论的分析重点将会从文本转向读者。

四、伯明翰学派的种族研究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对种族问题的关注仍然是从斯图亚特·霍尔开始的。1978年，他与别人合著的《管制危机》[10]一书出版。这本书详细考察了黑人青年的“行凶抢劫”这一社会问题所产生的道德恐慌，使人们对原有的对种族的固有理解受到了挑战。吉洛伊1978年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学习， 80年代初他与中心其他七位成员合作出版了《帝国反击》。这本书考察了种族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政治中的重要位置，批评了主流社会学的种族理论，揭示了黑人犯罪行为的表现及内在实质，表达了他们对黑人抵抗的支持与理解，使“种族”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种族问题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列上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议事日程，跟当时英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有关。一方面，英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地位在战后的衰落，另一方面由于战后重建，英国从前殖民地招募了大批有技术的手工劳动者以及医生护士。这些来自亚洲、非洲尤其是说英语的加勒比地区的移民极大地改变了英国政治的本质、内容和形式。尽管政府官方对移民持欢迎态度，但随着70年代英国经济的衰退，失业率上升，因担心亚裔人和黑人抢走本土英国人的工作机会而产生的种族矛盾便日趋激化。“‘种族’现在与移民问题结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核心的政治问题胶囊，因为它带来了对国家整体的焦虑——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文化上——和国家的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便从早期对“阶级”的关注转向了更为具体和现实的“种族”研究。而在众多的研究者中，吉洛伊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1987年，他出版了《米字旗上无黑色》一书，对英国种族和阶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他看来，种族问题以及殖民主义和帝国历史问题都是英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形成过程对于理解英国经济如何被建构、阶级关系如何被调控，它随后又如何更普遍地影响到文化的形成及民族身份建构都非常关键。吉洛伊的分析是极其独特和睿智的。他一方面极力维护黑人文化，另一方面也反对一些黑人学者所坚持的种族绝对论观点。国家和民族的想象性统一，作为现代性的具体体现，一直被认为是世界秩序的构成因素。而吉洛伊则试图超越这种想象性统一，使世界更加开放。

对那些黑人学者和激进主义分子而言，种族这个范畴依然是辨别“我们是谁”或“我们不是谁”的标志。而吉洛伊则反对这种族绝对性的论述。在吉洛伊的分析中，从作为政治意识枢纽的生产和劳动，到社群、城市环境、政府、福利体系和家庭，都有一种双重转换性。在这种双重转换中，一种所有其他差异性最终都可能被瓦解于其中的阶级范畴消失了，而产生了一种可以容纳不同内涵的种族范畴。吉洛伊在该书第一章对种族问题进行了最清晰的表述：“种族构型(race formation)……既是指具有共同表型特征的变体(phenotypical variation)转换为基于种族和肤色进行区分的具体系统，也是指对一直具有种族历史特征的伪造的生物理论的吁请。种族构型还包含着一种姿态，在这种姿态中，种族在政治学中成为有组织性的，特别是在种族区分已经变成了许多机构结构的一种特征的地方……以及个体交互作用的一种特征的地方。”《米字旗上无黑色》号召人们，尤其是号召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去关注“种族”和种族主义的问题，为建立真正多元民主和具有包容性的文化而努力。该书于2002年再版，成为吉洛伊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五、伯明翰学派的性别研究

20世纪70年代，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了妇女研究小组(women`s study group)。之所以要成立这样的研究小组，跟当时在CCCS学习的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不满意她的同事在对青年亚文化研究中的男性立场有关。伯明翰内部在此问题上出现了极大的分歧和争论，这也是导致霍尔离开伯明翰的重要原因之一。麦克罗比认为伯明翰青年亚文化的研究者是性别盲(对性别差异视而不见)，他们研究中的“青年”一词从一开始就毫无疑问是一个男性词汇，因为虽然他们的调查对象经常提到青年工人阶级妇女，但他们丝毫没注意到这些人。他们忽视了受调查者所说的话中的性别歧视。根据麦克罗比的解释，正是这些带有性别歧视的话语表现了他们压制女性的男性态度，表现出了某种工人阶级大男子主义的概念是如何与攻击性的异性恋形式相联系的。

《女性不同意》是一部CCCS妇女小组的论文集，这些论文从各个方面考察了早期女性主义的研究：如个人的理念、心理分析、性行为与主体性、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关于女性杂志与罗曼史的文本文章，除此之外，这部论文集里还有两篇女性的经验之作。多罗西·霍布逊(Dorothy Hobson)描写了孤独的家庭主妇用收音机等媒介来对抗她们的孤独感。她对日常生活经验在建构与重构有性别意义的生活方面的作用感兴趣。她的方法是在她们家里进行对话式采访，后来则是与受访者一同观看《十字路口》(Crossroads)这样的肥皂剧。麦克罗比的《工人阶级女孩与女性文化》则是对当地一家女性俱乐部的年轻会员进行了历时5个月的研究。在该书中她“想看看这些工人阶级的女孩子们的文化”和她们“特殊的、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她想研究工人阶级文化和女权主义理念，尤其是青春期女生的日常生活经验。麦克罗比与13-16岁的女孩子们谈论她们的“学校”、“家庭”和“休闲”生活。她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如问卷调查、观察、访谈、非正式讨论以及要求相关女生记日记。她的女性调查对象脑中满是女人的想法——并且渴望能开始“女性的事业”——婚姻与家庭。

5. 新闻题材的主要影响

1题材泛化影响节目的法治品格和精神。
如前所述，在法治新闻报道中，法治新闻栏目中的题材选择首先呈现出一种泛化特点。如《中国法治报道》当中占比不少的经济新闻、文化教育和体育报道，这些关于节日消费、住房消费和场馆开放等新闻，既不涉及违规也不涉及违法，甚至与广义的道德规范也无甚干系，但因为是热点话题，也被纳入到报道范围，甚至部分经济新闻和教育新闻还被处理为专题进行了立体式的深度报道，使栏目的题材选择显得并不纯粹。另一方面，法治新闻题材的泛化还表现为题材选择上明显的民生化和社会化倾向。这不仅使法治新闻报道显得臃肿不纯，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节目内容的新闻价值和作为法律案件的典型意义。对于法治的内涵，拉兹曾经感叹：“在法治的祭坛上牺牲过多的社会目标，可能会是法律贫瘠而空洞。”。同样，在法治新闻栏目中，泛化的题材不仅使观众难以区分法治的范畴，其中夹杂着的过多的世俗化内容和社会情感，也将影响栏目的法治品格和追求。法治新闻题材的泛化，在某种意义上显示了节目话语空间的有限，这也是节目舆论监督功能还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作为法治新闻栏目，对司法监督的缺位，不仅使其对社会的环境监测和预警功能大受影响，栏目的法治精神也将大打折扣。
2题材失衡导致媒介世界与现实社会的错位
根据大众传播效果理论，大众传播的社会效果首先表现在环境认知层面。传媒报道什么、不报什么、从什么角度进行报道，不仅在影响着我们对周围环境的知觉与印象，而且制约着我们观察社会和世界的视野。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面临很多挑战，刑事犯罪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根据我国司法机关提供的数据，2007年我国的刑事犯罪依然处于高位运行，主要犯罪案件多呈下降走势，如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爆炸、放火、杀人、强奸、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进一步减少。同比分别下降25.2%、11.3%、10.3%、1.9%和1.5%；“两抢一盗”犯罪与2006年持平，但经济犯罪活动走高态势日益显现。2007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8.4万起，比2006年上升4.2%，自2004年以来连续第四年出现明显上升。从具体案件类型来看，除涉税案件和侵犯知识产权案件有所下降外，其他案件均呈上升走势。其中，妨害公司企业管理秩序3265起，同比上升15.4%；破坏金融管理秩序3976起，同比上升11.3%；金融诈骗9055起，同比上升14.3%；扰乱市场秩序3.9万起，同比上升10.1%。同时，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渎职侵权等大案、要案比例有所上升，商业贿赂案件显著上升，涉嫌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司法系统的工作人员为数也不少。但是，反映在我国电视法治新闻中的案件报道，与现实还是存在较大差异。
从前面我们统计的数据来看，犯罪主体为普通人的“两抢一盗”案和诈骗案件依然是节目报道的重点，现实生活中日益增多的经济犯罪、尤其是金融领域的犯罪案件、贪污受贿案件和商业贿赂的报道数量较少，犯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侵权以及腐败案件以及大案、要案更是难得一见。这充分说明媒介在犯罪案件题材的选择方面，有意进行了安全性的筛选，媒介建构的法治世界和现实生活存在明显的错位现象。
3暴力偏向易引发道德恐慌，并导致“偏离放大效果”的恶性循环
法治新闻栏目对暴力题材的“嗜好”，不仅违反“新闻客观性”原则，大量暴力犯罪题材的新闻生产所带来的“道德恐慌”(MoralPanic)与焦虑情绪也是不容忽视的。在一些栏目中，类似“夜半来贼”“楼道杀手”、“近在咫尺的凶手”、“致命的家教”、“市场里的枪声”、“小城大案”、“小村疑案”和“一块电池引发的命案”这样的节目不时出现，仅看标题就足以让人心生不安，感觉那些盗贼和凶手仿佛就在附近，甚至“近在咫尺”。西方学者波特(Porgy)就曾指出，“接触媒体上的暴力内容会对受众产生消极的影响，这种消极影响可以是在受众接触之后立即产生的，也可以是经过长时间的持续性接触后产生的。我们还知道，某些特定类型的暴力展示、某些特定类型的受众以及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都会增加产生消极影响的概率。”暴力题材所带来的道德恐慌，容易引发社会对某种犯罪人群认识的偏离和放大效果，Cohen对于道德恐慌有过精辟的阐释：他说：社会不时地受道德恐慌周期的影响。这是一种状态，一个事件、一个由个人组成的群体表现为被定义为社会价值和利益构成威胁的性质；它的本质被传媒以一种类型化的刻板方式所报道。英国学者朱克斯则详细描绘了偏离放大螺旋的产生过程：“广为传播的谴责可能会导致那些群体更加感到被边缘化，相应地会增加他们的偏离行为，以至于他们更像原来被传媒所创造的哪种动物。持续的偏离会导致警方更大的注意，更多的逮捕和进一步的传媒报道，因此，一个“偏离放大螺旋”就会被推动起来”。
其实不管是法治新闻题材的泛化，还是案件题材的有意识的筛选，其实都体现着主流新闻价值观的导向和示范效应。这种“持续不断的选择、强调和遗漏”的过程，是一种新闻框架(框架就是由传播者预存的立场和观点所构成的选择、强调和呈现的原则)的创造过程，也是对公众舆论与受众对特定事件或问题的理解的引导过程。大众传媒所进行题材的选择和内容的扬抑，里面蕴含着复杂的机理。其中深刻的动因，值得我们警惕，也值得我们深思。
摘要本文以《中国法治报道》、《法治进行时》和《法治在线》为样本，对当前电视法治新闻的题材分布进行量化考察。
关键词电视法治新闻题材泛化、失衡

6. 求英语翻译。

根据利未,要区分“严罚化行为和“严罚化之间的人描绘这种行为。恐惧和愤怒是不够的,“道德恐慌”:这需要一个目标愤怒和暴行。根据“道德慌利未要求民俗鬼。“没有辨认犯罪者的金融抑制“严罚化的不端行为。这两种说法利未解释。首先,那些造成了金融危机不是社会外人。银行家和保险人员不适合普通“犯罪”的形象。第二,大官僚组织匿名性的个人stigmatization抑制。罪犯通过媒介经营公司通常只有当他的folk-devilled[…]“害怕马通过从事一些极端的商业实务。后者可能或不可能是目前的法律,而是因为它是明确的,使一个受欢迎的怨恨,然后翻译“正常隐”去做一件事不对;例如,风险变得过失,创新成为贪婪等等”(利未,2009)。他与暴露看似成功的对冲基金成庞式计划,或者交易进行Madoff适合这样的“极端伯纳德商业实务。“然而,这是他的资格,证实了欺诈例外:假装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商人,坏人是作为一个骗子概念,因此是一个局外人,不像“我们”守法的公民。道德的翻译和奖金,商业风险已经成为在其经营世界规范不负责任和暴利的反应十分清楚的信贷紧缩。政客和金融监管机构在受灾国家银行和银行指向那些有罪。根据前英国首相戈登·布朗、银行家已经“失去视力的基本英国的价值观。“和那把椅子搬开的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耶和华的行为特纳合格银行为“反社会行为。“对于美国总统奥巴马谴责维持民粹主义”的blame-the-bankers”运动。在CBS的电视节目采访时对“60分钟”总统奥巴马很清楚是谁导致了危机:“我没有竞选办事处,以帮助一群只肥猫华尔街银行家。[…]你们是画下$ 10,2000万美元的奖金在美国经历了最严重的经济今年的经历-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而你们造成这个问题”(《华尔街日报》,2009)。责备银行机构危机仍然是不同于个人银行持有负责。愤怒的客户群体挑战官僚匿名在他们渴望找到真凶。几个大型金融机构的首席执行官成为目标。

有道翻译

7. 如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文化建设，需要向公众传播先进的文化。媒体作为传播的主要渠道，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主流媒体，要增强影响力、加强舆论的引导，应当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要保证其向大众传播健康的文化产品，应当提高科学化管理水平。

媒体正在努力“回应社会关切”，即回应普通民众关心的、尤其是涉及民众的问题或事件。问题事件发生后，需要媒体按新闻性质的要求敏锐地捕捉、客观地呈现，以助事态的平息。但相对于这种事后的回应，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更有责任按照社会道德要求，在讴正气、扬善行方面发挥积极的、主动的作用，维护社会正向的舆论环境。如小悦悦事件，见诸媒体后使全国震惊，这有助于国民的道德反思，但同时也增添了社会的道德恐慌。就在小悦悦事出当天，公安部表彰了不顾个人安危、徒手接住跳桥轻生少女的民警王静，但此新闻却少有人知。如此尽职和大爱的存在，未得媒体及时的宣扬，徒任社会负面情绪放大。这种新闻的选择性倾向令人遗憾。再如，上海一家企业举办的一个慈善项目，涉及特殊教育教师的培训，为期2年。作为纯社会公益活动，主办方曾希望得到媒体的宣传，但投告无门。项目进行已半年，互联网上仅有几条此项目启动时相关部门领导出席的通稿信息。社会自发的公益善行，最值得宣传，也最需要、最应该有公共资源（主媒）的配给。我们的宣传报道，领导活动似乎可以淡化一些、内部工作报道也可以淡化一些，更重要的是张扬社会的参与、张扬社会的效果。

文化传播，触动心灵深处才有效，生硬说教只会催生反感。媒体为大众提供着各种文化精神产品，保证文化产品的健康是管理者的责任。但管理者不能替代大众对产品做选择，对媒体的引导也要有科学有效的方法。最近，社会上正在热议国家有关部门对娱乐节目的限制规定。在这个问题上，相关部门也可谓用心良苦。但大众对文化产品的需求，本身要求着百花齐放，极端的低俗必定只为极少数人所好。所以硬性的规定，有时效果并不一定理想。媒体的行为当然需要予以规范和引导，但最好采用更加有效的手段，如借鉴技术的途径实现管理的客观和科学。日前上海戏剧学院完成的一项电视“节目综合评价体系”研究，其评价数据可全频道、全覆盖、全天候测试，可量化，且同时获得满意率与收视率。这个体系有助于减少管理的主观性，可体现受众选择的依据。类似的方式，都是值得尝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