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倪

Ⅰ 周永坤：数学对中国法律问题有何影响

您好，
周永坤:
我们对许许多多的世事常常是“熟视无睹”，数学与法律的关系就是其中之一。[2]多年前与柏生君共赴一会，在乘车外出时比邻而座，问起他在研究些什么，他即娓娓道来。原来他正在研究数学与法律的关系，当时顿觉耳目一新，事后也便渐渐淡忘，谁知今天竟获赠厚厚一书——《法律文化的数学解释》。[3]
细想想，数学与法律的关系随处可见，甚至可以说，法律天天在与数学打交道。刑法中的定罪量刑,民法中的财产权及其交换、结婚年龄、财产继承、损害赔偿,经济法中的税收计算、利息计算，诉讼法中的证据、合议庭的组成与投票等等，这些都离不开数字。就现代宪政制度而言，可以说她就是建立在“计数”上面的，比如选举制度。选举制度从选区的划分到候选人的产生，到最终的投票、计票，无一不在“数人头”。有的时候，几票之差，就决定了谁上谁下。
美国总统选举实行“选举人”制度。州不论大小，每州有两个选举人名额，除此以外，再按人口比例在各州间分配选举人名额，大体上每50万人一席。因此，人口大州的每个选举人所代表的选民数要多于人口小州。加上美国总统大选采取“赢家通吃”原则，即一个总统候选人只要赢得了某州一半以上的选票，则该州所有选举人票都归他。因此有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如果一个候选人赢得了很多人口大州的选举人票，而对手则主要赢得了人口小州的选举人票，那么，后者很可能因所得的选举人票多于前者而当选，尽管他获得的总的选民票可能少于前者。
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布什和戈尔几乎打了个平手，共和、民主两党为“计票”，打了36天的“世纪司法大战”。11月7日计票开始，大约到了美国东部时间半夜两点，CNN根据预测，宣称小布什以271张选举人票险胜戈尔，此后戈尔按惯例打电话给小布什，祝贺对手当选，随即驱车前往田纳西州州议会大厦准备公开承认失败。但是就在戈尔的车队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负责佛罗里达选举事务的州检察长电告戈尔，且慢认输，因为戈尔与布什在佛州所得选票的差距不到0.5%，根据佛罗里达的选举法，这种情况需要重新计票，如果计票的结果翻盘，佛罗里达州的25张选举人票归了戈尔，则戈尔获胜。
11月8日下午，佛罗里达总算完成了67个县的计票工作：在大约6百万张选民票中，布什赢得2,909,135张，戈尔赢得2,907,351张，其他候选人共得139,616张，布什仅比戈尔多得1,784张选民票（相当于佛罗里达选票总数的0.0299%）！于是在是否重新手式计票问题上引发十几桩法律诉讼案，戈尔主张继续重新计票，布什担心出现逆转，反对重新计票，官司从佛罗里达的地方法院两次打到联邦最高法院。
12月9日上午，就在佛罗里达各县刚刚开始人工统计漏选票两小时，最高法院突然发出了紧急命令，要求佛罗里达立即停止人工计票，宣布12月11日再次举行法庭辩论，并将此案正式定名为布什诉戈尔案（Bush v. Gore）。12月12日晚，在万众瞩目中，联邦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做出裁定，“推翻 佛州最高法院命令继续人工计票的决定”。最高法院一锤定音,此前的计票有效，这意味着布什当选，戈尔随之承认败选。2001年1月6日，美国第107届国会开幕，戈尔以参议院议长的身份宣读他内心并不认同的大选结果：布什赢得选民票50,456,141张（占总票数的47.87%），戈尔共得选民票50,996,039张（占总票数的48.38%）。但是在538张选举人票中，布什赢得271张，戈尔赢得266张。尽管布什比戈尔少了近54万张选民票，但他以5张选举人票的优势赢得总统大选，成为美国第42位总统。可见这整个过程就是数字游戏。
虽然事实上数学与法律须臾不可分，但是真正研究数学与法律间关系的著作却少之又少，笔者搜索的结果仅见两部中文作品，一部译作。[4]期刊上涉及这一领域的论文也才17篇。[5]《数学解释》一书是大陆上仅有的两部研究法律与数学关系的专著，思人之未思，觉人之未觉，值得赞赏。这是一本从数学角度研究法律文化的法哲学著作，建树颇多。作者在系统梳理社会科学的数学化进程及数学影响西方法律文化的三个时期以后，对于数学对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作者先用两章（第四、第五章）论述了数学理性与西方法律的关系及理性的数学化与法律的理性化的进程，而后用三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论述了西方法律形式化中的数学因素、作为数学方法的“公理法”对于西方法律理论与法律的影响、法律价值的数量化等数学与西方法律文化关系的重要理论问题，提出了不少有新意的观点。
在作者的启发下，我们发现数学对法律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第一，数是表达法律的工具，没有数，许多法律便无法表达，法律就不能形成有意义的知识体系。例如，《汉谟拉比法典》规定：“任何一个去偷牛、绵羊、猪、山羊的人，如果它属於神或者属於皇宫，这个扒手将为此付赔上三十倍的代价;如果他们属於国王的自由民，他只需付十倍的代价……”这是用数表达处罚的轻重。《十二铜表法》规定：“对于自己承认或经判决的债务，有三十日的法定宽限期。”这是用数表达法律中常见的法律行为的期限。我国唐律中的“出入人罪”制度则不仅规定了相应的笞、杖、徒、流各种刑罚种类的量，而且规定了笞、杖、徒、流之间复杂的换算标准与换算方法。当现代法律发达起来的时候，数学更渗透到法律的各个部门与领域，现代法律中的种种“标准”无不是数量化的，或者是借助数量才得以表达的。
第二，数学是法学研究的工具，这方面在现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三十多年前的苏联法学家就说过，对于法学而言，“定量的研究方法对于法律科学从来都不是陌生的。例如, 司法统计就是根据违法行为的次数和实施违法行为的人数等数据算出指数,并提供分析这些数据的方法。然而，司法统计所依靠的主要是描述法和统计手段(分数平均值百分比)数学的现状, 控制论和计算技术以及分类法的成果促进数学在法学中的应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6]如果我们将眼界放得更宽一些，就会发现法学现代化是知识现代化的一部分，而知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便是知识的数量化，知识数量化的历史潮流无疑对法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科学知识的数学化与这三个伟人的名字不可分离：伽利略（1564年—1642年）、笛卡尔（1596年-1650年）、牛顿（1643年-1727年）。据说笛卡尔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他被命运之神附了体，被一束强光照得睁不开眼，这似乎暗示他会找到一直困扰着他的问题的答案。此后，他又做了三个梦，他看到奇异的水果，室内忽然电闪雷鸣，然后一切归于寂静。寂静中他发现自己手中拿着一本诗，与一个男子讨论每首诗结尾由他写的一句话：“我在生活中应该走哪条路？”梦中的他觉得这是见了鬼，于是立刻向圣母玛利亚祈祷，并立誓要步行去朝圣。笛卡尔对梦中的问题是这样回答的：用几何学的精确推理方法把所有的知识统一起来，把世界数学化。[7]“伽利略（1564年—1642年）改变了一切，使定量分析方法取代定性分析方法，成为研究科学的基本方法。”[8]1687年牛顿（1643年-1727年）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部很可能是物理科学中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著作，将自然科学真正的数学化了。在自然科学的带动下，知识的数学化也进入了社会科学领域，数学统计、博弈等数学方法成为推进法律进步的重要工具，数学向包括法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贡献了“概念、规律、原理、理论、标准和价值”。[9]
第三，数学对法观念上的影响。只要有规则——那怕是最原始的规则，就离不开数与量的观念。作为法律基本规则的等价交换，就隐含着“等价”的预设。复仇则是伤害者与被害人之间的“等价交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等价交换”是普适性的基本法律原则，而这本身就是一个计算的过程。它需要将人和行为进行“同质化”的数学处理，需要对人际关系的“数量化”处理。如果进一步，将同质化的人作等量处理，就离民主社会不远了。城邦政治家、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成员阿尔基塔说，“一旦发现了正确的计数标准, 就能控制公民的冲突并促进协调。因为如果那里达到这一点, 就不会有过分的权益, 平等就占居统治地位。正是这个（正确的计数标准) 给我们带来了契约, 穷人从有财产的人那里得到东西, 富人给贫民东西, 彼此公平对待, 相互信任。作为一种标准和对作坏事的人的威慑, 它制止住那些在做坏事一切能计算结果的人, 使他们相信当他们企图反抗它时就不免败露; 而当他们不能(计算这种结果) 时, 也可以向他们表明他们是因此而做错了, 从而防止他们犯罪。”[10]可见，作为古希腊民主制度观念基础的契约观念、平等观念都与发达的数学息息相关。
第四，数学对法律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进入大数据时代以来，种种计算工具直接应用到司法与执法过程中去。大约在199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的法院工作开始数字化：陪审团由计算机抽签产生，简单的裁判（例如海关裁决）可以由“法律专家系统”作出，裁判文书可以在网上直接查到。即使是在这方面后起的中国，现在法院工作也离不开数学工具了。
第五，促进了法律的形式主义。这无疑是数学对法律的最大贡献，也正是《数学解释》重点着墨之处。《数学解释》对数学于法律形式主义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对韦伯思想的解析来证成的。诚如书中序言所说，《数学解释》一书的作者充分论述了韦伯关于合理性以及形式主义理性法律问题的理论分析，并且循着韦伯的思想理路，突出体现了形式合理性要求的西方形式理性法律的独特性与唯一性，同时还注意到韦伯对经济行为理性化与经济行为的可计算和可预测性之间的关联的深刻揭示，这确乎把握了韦伯思想的要义，不仅如此，《数学解释》一书作者试图在韦伯论述的基础上更加鲜明地强调数学因素在西方形式主义理性法律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在西方文明系统中，合理性与理性都与计算有关，而计算与数学有关，数学是理性、合理性的根源，离开了数学，理性就会缺乏，合理性就无从谈起。[11]这些论述无疑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法律形式主义的成因是多元的，并不全在数学一端。诚如《数学解释》的作者所言，西方的宗教、罗马法的形式化、经济理性化、职业法学家的技术训练等等都对西方法律形式化有贡献。[12]确实，西方法律的形式主义除了有知识学——发达的数学——上的原因以外，还有政治上的原因——民主，如果没有民主这个制度条件，知识分子的数学观念就不可能成为社会实践，甚至专制制度可能会压抑、摧毁数学科学本身。这一观点可以从庞德的法律发展阶段理论中得到支持。庞德认为，形式具有两大优点：一是“形式可以避免争议”，二是形式乃是一种防止司法执政官“专断行动的保障措施”，庞德除了将严格法——形式主义法 产生的原因归之于传统外，还诉诸于罗马人“对专断运用国家救助这种现象所产生的担忧。” [13]这些论断清楚地告诉我们，对权力滥用的担忧是西方法律中的形式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社会心理上的需求是通过民主制度转化为制度理性的。
接着作者的思路，让我们对数学与法律关系这一主题的中国问题作进一些探讨。
第一，“西方法律是形式主义的，中国法律是实质主义的”这个判断是否能成立？
不少学者在比较中西法律的时候，都这样理解韦伯。仔细琢磨，此论断未必允当。韦伯的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的分类只是概念意义上的，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理想类型”，它并不与具体的法律空间相对应。发达的形式、对形式的尊重、特别是古代在诉讼中甚至将形式强调到不近情理的地步，这无疑是西方法律异于、也是优于东方法律（不仅仅是中国法律）的重要特征。但是“中国法律是实质主义的”这一判断却未必能成立。
从经验的视角来观察，在立法上，起码自秦以降，中国的法律就是高度形式化的，至于《唐律》，恐怕其形式化的程度在同时代的世界法律中是独占鳌头的，唐律开创的这一传统，则一直沿续到清末。司法形式主义，也早在秦代已见端倪。相信读过《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朋友可以发现，起码在法条上，秦代的司法是高度形式化的。司法形式主义作为司法哲学，也早在晋代就已经成型。晋代的刘颂在给皇帝的奏书中系统论述了司法当依照法律（形式）裁决、司法是“小技”（追求法律上的正义）、反对司法追求至善（超越法律之善）的司法形式主义见解，明确提出“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 ，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当奉用律令”的司法形式主义主张。
但是，中国的司法实践的确具有“实质主义”的特征，它追求的是“实质公正”，而非“形式公正”，中国的司法缺少对形式的尊重，上述形式主义的司法观对司法实践的影响力实在有限。这样讲并不是说中国的司法普遍不尊重形式，而是说，当法律遇到干预司法的权力的时候，当法律遇到以儒家权威出现的种种政策的时候，法律就为之让路，代之以政治的、道德的、功利主义的政策考量。这一点包公戏中有充分的体现。你看，包公为了追求实质公正，可以来一个完全不顾审判程序的“阴审”。[14]
那么，中国法律中的“实质主义优势”产生原因在哪里？相对落后的数学及其数字观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帝王专制制度。帝王专制固然需要形式化的法律支撑，因为没有法律就没有秩序，也就没有专制，因为专制也是一种制度，尽管在自由平等的观念下它并不可欲。但是另一方面，专制制度与法律的形式主义适用之间存在内在的张力。因为专制的法律最终目的是维护专制统治，而这与法律形式主义的主要原则相冲突，比如，同案同判、法律的明确性、法律的可预测性。当然，最重要的是，形式主义的司法意味着个人自由，而这是专制者最不愿意看到的。诚如耶林所指出的，“形式乃是反复无常之行为的不共戴天之敌——亦即自由的孪生姐妹。……确定的形式乃是有关纪律和秩序基础，据此也是自由本身的基础。它们是抵御外部进攻的堡垒，因为它们只会断裂，而不会弯曲；而且在一个民族真正理解自由的作用的情况下，他们也将从本能上发现形式的价值并且从直觉上认识到，就其形式而言，他们所拥有的和所坚持的并不是某种纯粹外部性的东西，而是其自由的保障。”[15]
除了专制制度这一重要原因外，中国法律的实质主义还有两个文化原因。一是中国理性的实质主义倾向。韦伯明智地指出清教与儒教秉持两种不同的理性：“儒教的理性主义旨在理性地适应世界；而清教的理性主义旨在理性地支配这个世界。”[16]这其实就是许多学者所指出的中国文化的特质——顺生文化。在这一文化下面，司法官僚的最高追求不是“同案同判”这样的司法基本善，而是一己之政绩，司法之善常常让位于“统治之善”——王权的稳固。文化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逻辑的欠发达。中国人缺乏logos观念，却通行所谓“辩证思维”。前者是人必须遵守的客观性的存在，具有规范性，它与规则的权威共存，是司法形式主义的根本观念工具；而后者则往往成为超越规则的托辞，被用于证成超越法条的实质主义司法。在西方，基本逻辑规则同时是法律规则，遵守逻辑是法官的基本义务；在中国则正相反，恪守逻辑者往往被视为“迂腐”，甚至被斥为“酷吏”。
第二，数学对中国法律问题有何影响呢？
《数学解释》在一些地方谈到了中国法律问题，例如，在论证西方自然法对法的形式合理性的贡献后提到中国古代自然法，[17]在“神秘数字的法文化蕴含”中提到神秘数字对中国法律文化的影响。[18]但总有言犹未尽之感。其实，法文化有个性，也有共性。既然同西方一样，中国的数学与法律也是存在于同一时空中，中国的法律与数学也就必然存在密切关系。事实上，数学在中国的地位也是很高的。宋徽宗的时候初置算学（数学），讨论谁是数学的老祖宗，有人推孔子，济州金乡知县徐处仁却说：“仲尼之道无所不备，非专门比。黄帝迎曰推策，数之始也，祖黄帝为宜。”[19]在一个认黄帝为初祖的国家，将数学的初祖定为黄帝，这表明数的地位是很高的。在数字中，中国人特别崇拜“一”，认为它是万物之始，在此同时将法律与数字“一”相勾连。《邓析子》言，“是以规矩一而不易，不为秦楚缓节，不为胡越改容。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形之，万世传之，无为为之也。”[20]
但是总的来说，中国的数学对法律的影响力远不如西方是不争的事实。其原因诚如《数学解释》的作者所指出的，西方数学的发达，特别是抽象化程度高。除此以外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数的观念不同，西方数的观念是“科学”的，中国数的观念是迷信的。“同中国古代对数的迷信有很大区别。中国古代理智思维的自觉水平只是感性的质, 数在那里完全是按感性的质的东西来理解的, 丝毫没有意识到二者的概念差异, 比如周易把数的奇偶性直接归结为感性的质的阴阳性。这恰恰是东西方数观念的重大差异。”“这种差异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希腊自毕达哥拉斯起有了纯数学, 中国古代却没有也不可能有, 因为纯数学是合乎概念地看待数的必然产物, 其内容不过是数、量的概念的规定性的具体展示。”[21]也就是说，西方的“科学数学”发展出严格的概念，形成严格的概念逻辑，而中国的迷信数学却没有能抽象出精确的概念来，无法形成概念逻辑，这就从根本上削弱了中国数学的影响力。
我们已经步入了所谓大数据的时代，以数学为基础的互联网正在改变这个世界，改变人际关系，从而也正在改变法律，数学与法律的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密切。可以想见，数学与法律间关系的研究，也有其光辉的前景。

Ⅱ 倪姓名人有哪些

倪说：战国时期宋国人，一说宋国大夫，著名哲学家，游学稷下，以善辩著称，较早提出“白马非马”的问题。
倪萌：字子明，汉代临淄（今山东淄博）人。仁孝敦笃，遇荒年，民相食，与兄出城采蔬，被捉，欲食兄。萌言兄瘦，不如萌肥健，愿代之。感其义不杀。
倪若水：藁城（今属河北）人，唐代名臣。进士出身，出任汴州刺史时，政尚清静，风化大行。唐玄宗派人捕珍禽异兽于南方，若水谏止之。官至右丞。
倪文一：福安（今属福建）人，宋代官吏。咸淳年间进士，官安仁县尉，清流知县。元兵南下，归隐，元世祖征召不赴。
倪思：湖州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宋代学者、官吏。历任礼部侍郎、礼部尚书， 倪 思以直谏著称。其博学多才，著有《经锄堂杂志》、《齐山甲乙稿》、《兼山集》等。
倪涛(1087-1125)，北宋官吏。字巨济，广德军(今安徽广德）人。少能文，年十五，试太学第一，遂擢进士。累官左司员外郎朝议取燕云，大臣有不敢言其非，惟涛建议辽守盟约，不犯边；当今宋军不习阵战，军储不足，毋轻易出师，否则引来后患。忤王黼，被论罢，贬监朝城县酒税又徙茶陵船场，卒。著有《云阳集》。
其他倪姓名人有宋官吏倪文一，学者倪朴、词人倪偁；清诗人倪淑、倪婉，词人倪小等。近当代倪姓名人有政治家倪志福，解放军将领倪志亮，北洋皖系军阀倪嗣冲，国际法学家倪征，语言学家倪海曙，油画家倪贻德，电影演员倪萍，国际象棋手倪华等。

Ⅲ 费希特的哲学观点

哥特利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3-1814），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他一生的职业是大学教师：1794年被聘为耶拿大学教授，1809年创办柏林大学并任校长。费希特是康德的学生，深受康德思想的影响，青年时期向往较激进的个人民主主义，赞扬法国大革命；后期思想倾向于保守，主张维护王权统治和民族利益。在法律思想方面，费希特尊重康德提出的最高公正原则，但他更加注重原则的实际作用，因此，他的法律观具有明显的实证主义倾向。

主要学术著作有《天启学说批判》《伦理学体系》《告德意志民族书》《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等。

一、法哲学基础

费希特继承康德的法哲学思想，并从特定方面加以发展。他首先提出一个“自我”的概念，认为自我乃是一切实在的本原。他反对康德“自在之物”的客观存在，认为真正的存在只有自我，“自我”首先设定自身，然后设定了万事万物。

他也意识到只凭“自我”一个概念解释不了所有认识问题，于是又设定了“非我”。非我，即自我之外的一切事物，它不能绝对地存在。他认为存在有三原则：

（1）自我绝对地存在；

（2）自我设定与它对立的非我；

（3）自我设定一个可分为自我和非我的存在。

从自我哲学出发，费希特建立了独特的法学思想体系。

二、法和法律的概念

（一）法

费希特认为，法属于先验的范畴，它是从“纯粹理性的形式”中引申出来的。因此，他也把法学称为关于人类公正的科学。而公正科学的基本原则是：“限制你你自由并以这种方式使他人也能自由。”在对公正原则的表述上，康德是从允许自由（正面）的角度展开的，而费希特却从限制自由（反面）的角度来讲述。这不仅是表述的差别，其含义也大不一样。

费希特认为，最高理性原则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它应该与社会现实相适应而不是高高在上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费希特明显的务实倾向，故他强调理性与实在法的同一性。可见，费希特是西方一位从理性主义法学到实证主义法学的过渡性人物。

（二）法律

费希特认为，法律是按照理性原则制定的、保证人与人之间实际自由关系的全部社会条件的总和。他认为，法律的概念应该落实到“法律关系”问题上。

从更实在的意义看，费希特认为，法律就是指一批用于审判的规则，这就是实在法。法律是一个中间物，它一端连接最高公正原则，另一端连着法庭判决。只要法律是清楚的、完善的，裁断和判决有时就已经包含其中了。费希特还提出了两个相应的命题：“所有的法律纯粹是理性的法”和“所有的法律都是国家的法”。

（三）法律的内涵

法律规范的基本内容究竟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费希特和康德有很大的分歧。康德从绝对理性出发，认为法律的基本内涵是权利，他将法学亦称为权利科学。而费希特则从相对理性出发创立了法律义务论。他认为，法律的基本内涵是义务。

首先，费希特认为法律不是抽象、客观的东西，从而否定自然法、自然权利的应然存在；其次，法律是认为制定的，而人是主观自我的产物，所以，法律表现的是人类不同自我之间的关系。一个人拥有自我的同时，必须尊重他人的自由，这才会得到真正的社会自由，而尊重他人自由的唯一方法就是限制自身的自由，这和法律的内涵是一致的。

（四）法律与道德

费希特1认为，过去所有法学研究都将法律与伦理道德混为一谈，而他是第一位把法律与道德伦理分开的法学家。他认为，道德讲的是法律之外的良知，而法律讲的是法规之中的义务，两者泾渭分明。法律与道德的区别主要有四点：

（1）道德调整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法律调整人的外在行为。

（2）道德上的义务是绝对的；法律上的义务是相对的。

（3）道德上的义务是普遍的，不需要人们的同意；而法律上的义务必须经过人们的自愿和同意，即自愿在法制社会中生活。

（4）道德虽然也有强制性，但它不是来自国家的强制而是来自社会舆论的谴责；法律的强制则是国家的强制。

费希特关于法律与道德的思想被萨维尼理论化后又传承给了曾在德国留学的英国人奥斯丁，终于成为西方实证分析法学的基本思想。

三、实在法理论

（一）刑法

（1）刑法强制的合理性。费希特认为，公正自由原则要求人们自觉地限制自己的自由，如果不能做到，必然产生不法，法律就必须劝告或限制他这样做，于是，法律的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

（2）有限的同态复仇。费希特认为，刑罚的基本原则是有限的同态复仇，个人根本不可能承认复仇中有规则，人们只想“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更过分的甚至是无限的报复会发生在强者身上，这将招致社会的混乱。他认为，刑法就是由国家制定的关于复仇的界限规则，是人类理性和文明的体现。

（二）宪法

（1）国家理论。费希特关于国家法的理论有二：一是国家是一个组织化有机体；二是宪法由国家与公民的契约所构成。

（2）宪法。宪法是共同意志被显示的全体人民的法，是组织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由国家与公民的共同契约所组成。一是财产契约；二是保护契约；三是结合契约。结合契约是只有在社会的每一成员都作出了其应有的贡献之后，国家才将人们结合起来并交还他们应有的权力。

（3）政体理论。费希特也主张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但他强调行政权应独立于其它权力，国家要组织一个几乎全权的行政内阁以保证代议制政府职能的顺利行使。

（三）民法

（1）原始权利。费希特认为，自由法则决定人的原始权利属于一切人。人的原始权利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意志自由和人身绝对不可侵犯；二是个人拥有自由对待整个感官世界的权利。第一项是绝对的财产权；第二项是自由的财产处分权。从理性意义上讲，费希特认为，这些基本权利是普遍的、绝对的和与生俱来的，这和自然法理论中讲的“自然权利”是完全一样的。在这些权利中，他认为财产权是最重要的。

（2）经济自由和国家干预。在传统西方社会，民法是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唯一法律。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情况在慢慢改变，国家干预经济已初见端倪。尤其是在当时的德国，为了尽快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与其他邻国抗衡，国家干预势在必行。费希特及时看到了这一变化，在他晚期著作《封闭的商业国》中提到：“国家要全面干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直接组织商品交换，确定生产规模，控制公民职业，甚至公民的私人生活国家也要加以干预”。

Ⅳ 河北邯郸有什么名胜古迹

1、赵邯郸故城

赵邯郸故城又称赵邯郸故城遗址，是中国战国时期赵国国都邯郸古城遗址，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区及其西南郊。是战国后期黄河以北人口众多、商业繁荣的最著名的大都会之一。

自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年）赵敬候从晋阳迁都邯郸，至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赵国为秦所破，邯郸作为赵国国都历经八代王侯，延续时间长达158年。汉代为赵王刘如意的都城。汉以后逐步衰废。

2、响堂山石窟

响堂山石窟又称响堂寺石窟，坐落在河北省最南端的邯郸市峰峰矿区。属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响堂山石窟最初开凿于北齐时代（公元500—577年），隋、唐、宋、元、明各代均有增凿。

尚有石窟16座，4000多尊雕像，石窟均营凿在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的鼓山最优质的石岩中。石窟幽深，人们在山洞里击掌甩袖，都能发出宏亮的回声，故名“响堂”。

它是河北省现已发现的最大的石窟，也是国务院第一批公布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为国家AAAA级景区，四星级森林公园。2012年11月份，响堂山风景名胜区晋升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3、磁山遗址

磁山遗址又称磁山文化遗址，位于河北省南部武安市磁山村东约1公里处的南洺河北岸台地上，东北依鼓山，距武安城17公里，是中国最初发现的一种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距今约10300年，突破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考古的年代，因其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

磁山遗址出土的家鸡骨骸是已知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家鸡骨骸，比原来认为的世界最早饲养家鸡的印度，要早3300多年。考古学上定名为“磁山文化”，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邺城遗址

邺城遗址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上的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都城遗址，由南北二城构成。邺北城是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封魏王后营建的国都，曹丕代汉移都洛阳后，以此为北都。

5、娲皇宫及石刻

娲皇宫位于河北邯郸涉县，是中国最大、最早的奉祀上古天神女娲氏的古代建筑，是北齐文宣帝高洋往返邺城至晋阳所建的又一离宫，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AAAAA级景区。

娲皇宫始建于北齐，是神话传说中女娲氏 “ 炼石补天，抟土造人 ” 的地方，初开三石室，雕数尊神像。后经历代修葺、续建组成。

娲皇宫依山就势，巧借天然，人称之为“天造地设之境”。这里不仅建筑宏伟独特，而且还较为完好地保存了国内罕见的摩崖刻经，是一处不可多得的自然和人文景观。

北齐石窟 3 个，北齐摩崖刻经 6 部，集古建、石窟、石刻、石造像于一体，是中国最大的奉祀中华始祖女娲的古代建筑群，自古就有 “ 蓬壶仙境 ” 之美誉。

Ⅳ 聂树斌案的始末

2005年，王书金在一次治安排查中被警方带走。他交代自己犯了2起强奸案、4起强奸杀人案。其中一桩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案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这桩奸杀案发生于1994年，20岁的聂树斌被怀疑是嫌疑人，1995年就被执行了死刑。

郑成月押着王书金回到石家庄的那片玉米地指认现场，有人说，凶手不是10年前就枪毙了，怎么又来一个？


王书金

据红星新闻报道，王书金并不认识聂树斌。他第一次从代理律师朱爱民口中得知，是这个小伙被执行死刑的时候，特别惊讶："既然是我干的事，为什么有人替我死了呢？"

后来朱爱民和王书金多次谈起西郊奸杀案，王书金讲述的细节大多都能和当年案件的笔录、证词吻合。他每次见到朱爱民，都在询问这起案件的进展，聂树斌什么时候能平反。

有人觉得王书金急着揽罪，是为了能多活两年。王书金反驳称自己多活是在多受罪。

2016年12月2日，最高法改判聂树斌无罪，王书金如释重负，但也时常觉得对不起聂家：要是他没做这个事，聂树斌也不会死了。

为了孩子，没有早点自首

王书金是农村孩子，家里6个孩子，他是老四。哥哥对他的管教就是打骂，生活里也没有什么关爱，小学二年级都没念完。

15岁的时候，王书金强奸了一个小女孩，获刑3年，从此成了村子里的"异类"。通过姐姐换亲的方式，他娶了媳妇，但婚姻并不和谐。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王书金开始将单身行走的女性视为自己的目标。因为害怕被告发，他杀害了自己强奸的对象们

Ⅵ 请问中世纪时西欧各国君主和罗马教皇是什么样的关系

罗马教皇，又叫做罗马教宗，是罗马教廷的领袖。
教皇在拉丁文中是“爸爸”（pope)的意思。教皇们认为自己是基督12使徒之一彼得的继承者，是上帝指派的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最高领袖。
五六世纪起，教皇和教会的权利迅速膨胀，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8世纪中期“丕平献土”之后，教皇国在意大利中部形成。教皇既是宗教首领，又是拥有世俗权力的一国之君，直接管辖的领土达四万多平房千米。9世纪，教皇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仲裁者。教皇与封建君主之间的斗争持续不断。十二三世纪时，教皇权力达到顶峰：有权废黜君主；罗马教廷成为中欧和西欧一切宗教事务和教义问题的最高裁判机构。当时，教会上层人士拥有很大权力，生活非常奢华。
14世纪起，随着西欧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和壮大、资产阶级的兴起、宗教改革运动的进行，教皇权力逐步衰微。近代时期，在意大利国家取得统一的情况下，教皇国领土缩小，教皇退居于罗马附近的梵蒂冈，教皇国实际上不复存在。20世纪早期，梵蒂冈被意大利承认为主权国家，主权属于教皇。

Ⅶ 倪姓名人有哪些

倪发科倪发科，男，汉族，江苏溧水人，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班法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1954年1月生，1970年9月参加工作，197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中共安徽省委委员，六安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1970年9月至1976年8月省建设兵团建新农场下放知青，任班长、排长、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分场场长；1976年8月至1983年9月任省属普济圩农场总场党委常委、副场长（副县级，其间：1980年10月至1981年5月在中央农垦干部管理学院学习）；1983年9月任省农垦厅工业处副处长（其间：1985年1月至1986年8月在中央农管学院南京分院学习）；1987年1月任芜湖市农业局副局长，同年任局长、党委书记（其间：1991年9月至1992年7月在省委党校学习）；1992年2月任南陵县委书记；1994年2月任芜湖市委常委、南陵县委书记；1994年11月任芜湖市委常委、副市长、南陵县委书记；1994年12月任芜湖市委常委、副市长；1996年2月任芜湖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政府党组副书记；1997年11月任芜湖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政府党组副书记；1998年2月任芜湖市委副书记；1999年10月任六安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2000年2月任六安市委副书记、市长；2002年11月任六安市委书记、市长（其间：2002年3月至2003年1月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2003年6月至今任六安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安徽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倪茹倪茹［清］字儒粟，杭州人。能诗文，善书、画，受知於俞樾，自称俞楼弟子。画工山水，尝为张呜珂写秋泾老圃图於扇头。呜珂谓其空蒙萧瑟，悠然有江湖之思云。《寒松阁谈艺琐录》 倪越石倪越石［清］字师鲁，江宁（今南京）人。喜治印。《广印人传》 倪光炯倪光炯（１９３４－），教授。浙江镇海（今宁波）人。１９５５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历任复旦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高级物理学会国理事，上海市科技史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曾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专于理论物理。对莱文逊定理及其地相对论量子力学中的推作了深入研究。用相干态组态模氦场论中的真空，计算出标量量子电动力学中耦合参数的临界值。著有《近代物理》。 倪天鳖倪天鳖［清］字涵六，号蘅圃，浙江象山。诸生。精医学，能诗、画。其祖之尧，号宁园，善翎毛，得鄞县（今浙江宁波）杨治卿（大临）笔意，尤工画鸲鹆。 《清画家诗史》 倪麟倪麟［唐］开元（七二二至七四一）中集贤画直。工人物。 《图绘宝鉴补遗》 倪征倪征（１９０６－），法学家。江苏吴江人。１９２８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１９２９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曾任约翰斯�9�9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员。１９３０年回国。后任上海第一特区法院推事、重庆地方法院院长、国民党政府司法行政部参事。１９４７在东京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首席顾问。１９４８年后。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律系主任、教务长，同济大学图书馆主任。１９５６年后，历任外交部专门委员，法律顾问（大使衔）、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国际法院法官。长期从事法律研究，在国际法学方面有较深的造诣。著有《美国和美国司法制度》、《国际法中的司法管辖问题》等。 倪一膺倪一膺［清］字服颜，号松楼，浙江浦江明经，司铎奉化。十岁遭家难，即能力学。工书、画，晓音律，所著编年诗甚富。《两浙名画记》

Ⅷ 姓氏倪，介绍下

倪 读音作ní
（百家姓典故）
倪郳同出一源 宋后名人辈出
倪，是由“人”字和“郳”字组成的，如果“倪”、“郳”这两个字用以表示姓氏，意义却是相通的，两个姓氏根本就是同出一源。

倪氏和郳氏的这段渊源，历来的史书都记载得十分清楚。譬如，“姓纂”上记载说：“邾武公封次子于郳，是为小邾，后失国，子孙为郳氏，避仇改为倪，郳城在中海”；“姓氏考略”上则指出：“倪氏即郳氏、郳氏，避仇改为倪，望出千乘”；另外，“通志氏族略”上也有同样的记载，指出“倪氏即郳氏也；省文作郳。郳良，六国时人，见吕氏春秋。”

从这些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出，倪氏和郳氏，都是源出于郳氏，那么，郳氏又是怎样来的呢？关于郳氏的来源，历来也已经有了十分详尽的考证，原来，郳氏的上世是出于邾，是邾郏的后代，传到夷父颜的时候，由于有功于周天子，就将其次子友别封为附庸，居于郳，屡次从齐桓公尊王攘夷，所以曾被周天子命为“小邾子”，荣耀一时。后来，郳国被楚国所灭，友的子孙就“以国为氏”，开始以郳为氏。传了若干代，由于避仇，再改为倪，或省文为郳氏。这就是倪姓和郳姓的由来，也说明了这两个姓氏在2500多年以前的同出一源。

倪氏与郳氏，是出自春秋的郳氏，郳氏又分自当时邾国，而邾国则是周武王封给上古颛顼帝的后裔的，则推算起来，后世姓倪与姓郳的人，自然也是最光荣的黄帝子孙了。

现在，在山东省的滕县和峄县，同时都有叫作郳城的地方，根据考证，这两处地方正是春秋时郳国的所在地，当然，也正是后世倪姓和郳姓人家的最初发源地。

郳氏究竟是什么时候才为了避仇而改姓为郳氏，然后再加上个“人”字变成为倪的？由于文献缺详，所以迄今仍无法确定。不过按照历史上倪姓名人的出现年代看来，倪氏的得姓，至迟也应该在2000多年以前的汉代，因为，在当时就有过一位叫作倪宽（或作郳宽）的人在史书上出现。此稍后的南朝时期，又有一位江阴太守名为倪启，由此当可推知郳氏的改姓为倪，大致是在汉代之际。

到了灿烂辉煌的唐代，历史虽久而得姓较迟的倪氏，开始出人头地，曾经出过一位官拜尚书左丞的大臣倪若水，以治绩的优异而名登史册。

到了宋代以后，倪姓的杰出人物就多了，仅仅有宋一代，就出了倪思、倪闪、倪文一、倪涛、倪祖常等青史传名的人物。

Ⅸ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法家人物是谁

西周奴隶制社会的运转，依靠的是两项权利原则：礼和刑。“礼”针对贵族，“刑”针对普通百姓。在西周奴隶制社会礼里，各种社会关系主要依靠个人接触和个人关系来维持。天子、诸侯都生活在社会金字塔的顶尖，与普通百姓没有直接关系，而与百姓打交道的人，则是一些下级诸侯和小贵族。诸侯国之间的交往称为“礼”，而贵族依靠“刑”迫使庶民服从。到了东周时期，社会各阶层原有的僵硬界限逐渐被打破，大国之间侵略，兼并；这在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中可以得到印证。各国领导人都想在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中保存自己的国家，强大国家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强化国家的统治，就需要中央集权。面对这样的形势，儒家、道家、墨家等各派都力图解决君王的各种问题，可是都过于理想化，不切合实际。各国君王爱听的不是怎样谋求民众的安居乐业，而是如何解决当前的严峻的国际形势。就这样，一班“方术之士”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有一些人为他们鼓吹的统治方略提供理论依据，这就构成了法家的思想主张。有一种对法家的误解，认为他们主张法学，其实，法家主张组织领导极权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Ⅹ 求描写封建和封建社会的文章

“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

名教观念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名即名份，教即教化，名教即通过上定名份来教化天下，以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等级制度。

三纲、五常这两个词，来源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但作为一种道德原则、规范的内容，它渊源于先秦时代的孔子。孔子曾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观念。孟子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董仲舒按照他的大道“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对五伦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求全责备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而这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亦即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三纲皆取于阴阳之道。具体地说，君、父、夫体现了天的“阳”面，臣、子、妻体现了天的“阴”面；阳永远处于主宰、尊贵的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董仲舒以此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把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董仲舒又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则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治国者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看来，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五常之道。坚持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从宋代朱熹开始，三纲五常联用。

名教观念最初也始于孔子。孔子强调以等级名份教化社会，认为为政首先要“正名”，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董仲舒倡导审察名号，教化万民。西汉武帝时，把符合封建统治利益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用它对百姓进行教化。称“以名为教”。其内容主要就是三纲五常。但“名教”这个词的出现是在魏晋时期，用来指以孔子的“正名”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魏晋时期围绕“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展开了论辩。王弼糅老庄思想于儒，认为名教出于自然；嵇康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西晋郭象则认为名教即自然。宋明以后，名教被称作“天理”，成为禁锢人们言行的桎梏。如违犯封建伦理纲常，即被视为“名教罪人”。

三纲五常和名教观念，为封建阶级统治和等级秩序的神圣性和合理性而辩护，成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基本理论，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维护和提倡。它们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道德原则和观念，被写进封建家族的族谱中，起着规范、禁锢人们思想、行为的作用。2000多年来，它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国民性。当然，这种思想在一定时期也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