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抬高

1. 为什么会有钉子户，钉子户占据道德制高点

可是网友们对强制拆迁的指责好像使一些非常无理的钉子户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我可以告诉你好多地方人知道要拆迁加紧“增加面积”以图多点补贴，那是在向购房者要补贴，我甚至认为房价的推高一些钉子户也起了作用，开发商肯定要转嫁成本。
还有本人认为高房价有个巨大的好处,就是使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蓬勃的房地产业使各处市容市貌大为改观，生活硬件迅速升级，这是无可争论的。因为存在巨大利润，所以涌现越来越多的开发商，楼盘。中国的城市化也大大加快了。
还有在绝大部分国家，拥有一套房子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在人口众多的我国更甚， 大喊买不起房的人请问大家以前住哪里，大家肯定是想要更好的房子（更好的地方或者更大的房子），大家应该考虑的是房价那么高怎么还有那么多人买的起，毕竟供需关系决定了房价的基础,如果没人买，房价肯定降。 我想大家口中所说的房价肯定指城市的房价，但是我国未来多年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的局面不会变，需求还是大，房价基本没什么大的下降的理由，在这里我奉劝网友们想要房子的人太多了，在网上骂娘没用。想要更好的生活只能自己努力。当然对于官商勾结引起的房价增长，还是该骂。不过供需关系还是最大因素，毕竟他们把房价勾结的再高， 买的人少就得降。
中国房价最大问题在于官商勾结给巨大的供需缺口再加一把火，更加烧高房价。go-vern-ment要在中国农村居民城市化这一历史阶段把好关。
还有中国的文化环境也抬高了房价，如果没有女孩愿意学习外国租房结婚，中国的男“新人”永远累，房价也会越高，因为社会保障等原因， 国人普遍缺少安全感，才会结婚必须买房。
本人观点是决定房价的顺序（按关联性排列）：供需关系，官商勾结，文化环境，钉子户
有些人可能要骂我，但是我觉得自己客观，骂我可以勿及家人！

2. 聊一下站在道德制高点来对别人进行道德绑架你见过哪些

必须要给老人让座，以看似道德的逻辑去约束或规范别人的行为。以某种高尚的口号（比如仁义、自由）为筹码，要挟个人或众人不得不做某些事情。

3. 比道德制高点更高的是什么

在所有的道德制高点中，没有比“保护弱势群体”更高的了。但是，口号的简洁性不能掩盖现实的复杂性，最近美国参众两院在“07年联邦最低工资法案”问题上的较量，就体现了这种复杂性。 美国的联邦最低工资，从1997年开始就一直没有变化，停留在5.15美元/小时的水平上。为了适应新的经济形势，民主党很早就提出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7.25美元的目标，共和党却迟迟不肯响应。但是06年11月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打破了这一僵局。民主党占多数席位的众议院，很快就于07年1月通过了提高最低工资的法案。 按理说这事就该完了，最低工资提高，底层劳工的利益得到了保护，政治家们可能还因此多赢得一些选票，岂不是皆大欢喜？ 可惜，这事没完。1月众议院刚通过该议案，2月参议院的许多共和党人就出来“捣乱”。他们表示，如果不增加小企业减税条款，他们就不批准该议案。最后，参议院通过了该法案，但是增加了“10年内给小企业减税83亿美元”的条款。 这样一来，众议院又不干了。我们提高最低工资，是“保护弱势群体”，你们要给小企业主减税，是“保护强势群体”，你这不是跟我对着干吗？不行，要减点税可以，最多13亿。 两方面讨价还价两三个月，最后的结果是：最低小时工资从5.15增加到7.25美元，同时5年内给小企业减税48亿美元。各方预计它的最后批准指日可待。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对共和党的“捣乱”感到困惑和不齿。“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与劳苦大众为敌”……我们从小接受的阶级教育也许会条件反射般地给我们输送这些判断。但是，事情真的这样简单吗？我们不妨把“提高最低工资”作为一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看看它可能引起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假设我是一个企业主，手下雇佣了7个人，每个人的小时工资是5块钱，如果政府强令我将工资涨到7块钱，我会怎么做呢？为了维持同样的生产成本，我很可能将7个员工裁成5个。这时候，那5个人的利益是得到了保护，那么，那两个被裁掉的人呢？ 事实上，无数经济学研究已经表明最低工资法和失业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虽然经济学家当中也有“异见分子”，比如克鲁格的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法对就业率影响非常微弱，但是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实证研究都一再表明最低工资增加失业率，尤其是年轻的、非熟练工的失业率。“最低工资研究委员会”调查表明，最低工资上升10％，会导致年轻非熟练工失业率增加1％到3％。这个研究结论令人悲哀之处就在于，最低工资法旨在保护弱势群体，最后伤害的，恰恰是弱势群体。 你可能会说，那就让政府禁止企业在提高最低工资的情况下裁减员工。先不说这个“禁令”在雇用自由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可能，就先假定它是可行的吧，后果怎样？对于企业来说，如果政府规定我不能解雇员工，那我不雇新的员工总行吧？前面说过，最受最低工资法影响的，恰恰是年轻非熟练工人的就业机会。你可能又要说，那我强制你雇佣新工人。好吧，我只好雇佣新工人。结果又怎样？这个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它的竞争力下降――美国的制造业在第三世界国家面前节节败退，与其劳动力成本偏高不能说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就贸易保护主义！你又说了。好吧，贸易保护主义――咱竞争不过中国、印度，把它们关外面还不行？后果又是什么？提高的生产成本转移到价格当中，谁来承担？消费者。那些抱怨美国的商品、服务太贵的人，很可能同时是主张提高最低工资的人，却不愿看到这二者之间的联系。你可能又要说了，咱不让他们把生产成本转移到价格当中来，咱降低资本家的利润率不行吗？可以啊，but how？如果一家企业没有违法，你怎么强制规定它的利润率？强制企业不许解雇工人、强制它雇佣定量的新工人、贸易保护主义、规定企业利润率，把这一切加起来，那叫什么？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弊端，呵呵，还用得着我继续推这付多米诺骨牌吗？ “保护弱势群体”最后导致“伤害弱势群体”，“道德制高点”变成“道德陷阱”，这就是所谓的悖论。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充满了悖论。 认识这些悖论，需要比道德制高点更高的东西，那就是理性。当然，我绝不是说“最低工资法”不合理，事实上，我支持最低工资法。我说的只是，在讨论这个法案的同时，要考虑它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并对这个不良后果采取“配套”的预防措施，从而防止好心办坏事。共和党“给雇佣穷人和老兵的小企业减税”的附加条款，恰恰是基于这种意图，因为最低工资法案真正冲击的，其实并不是那些利润丰厚的跨国大公司，而恰恰是那些本来利润率就微薄的小餐馆、小百货店、小农场，一旦它们因为抬高的劳动力成本破产、或者不得不通过裁员来维持低运行成本，“弱势群体”就从倒霉走向更倒霉了。 罗斯福政府1938年第一次在美国历史上提出最低工资法案的同时，也建立了一系列的增加就业的“配套”措施。比如著名的“工人进步项目”，通过大量的公共工程来增加就业机会，从而抵消最低工资法对就业率的冲击。后来美国福利制度日渐完善，通过缓冲失业给个人带来的经济危机，同样为最低工资的不断上升提供了配套制度。 能否把相关思考引入中国呢？应该认识到中美两国本质性的区别，如果说美国对劳工几乎存在“过度保护”，中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那种“中国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廉价劳动力，如果给工人确定最低工资就会吓跑投资者”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想当然”。如果劳动力越廉价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就越有优势，那世界上最有投资优势的应该是非洲。事实上，相对很多发展中国家，除了廉价劳动力，中国还有很多其他优势：基础设施、政策优惠、熟练劳动力、基本信用机制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害怕稍稍抬高一点最低工资投资者就会跑到印度去呢？其实，中国劳动力极端廉价很大程度上不是国际竞争的结果，而是中国企业之间恶性竞争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让所有企业集体提高最低工资，防止它们之间的恶性竞争，外国投资者未必会跑，工人受益，后果无非是让美国的消费者为一条中国制造的牛仔裤多付一、两块钱，何乐而不为？ 而且，由于许多研究表明穷人消费率比富人高，提高穷人的工资能够更有效地拉动有效需求。在中国这样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里，最低工资拉动需求的效果，应该比美国这样一个“橄榄型”的社会显著得多，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实行最低工资法，对就业率的负面影响更可能被其正面影响所抵消。当然，即使如此，如果我国真的开始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法，还是需 许多配套政策以保证就业率，比如小企业的减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强化福利制度、通过公共基建项目增加就业、提供优惠投资政策、加强劳动力培训等等总而言之，保护弱势群体，绝不仅仅是占领道德高地的问题，而是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制定。

4. 如何提高教师的道德素质

教师作为人生的启蒙者，人的行为的诱导者和知识的传播者，自身行为、品格的优劣与否，对下一代的成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古今中外的教育有识之士都及为重视对教师的职业道德教育。古人曾把师德作为正本清源、纯正社会风气的重大措施，提出“唯师道立而善人多”。孔子在告诫他的弟子时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就说明教师的职业道德在教育中是有极其重要的示范力量的。为此，作为教师，应该十分重视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加强自我教育和自我修养，是提高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那么如何加强教师的自我修养呢？首先，教师要学会关爱学生。关爱学生是教师处理学生之间关系的准则,是全部教师职业道德的核心精髓.热爱学生是教师的天职,是教育的桥梁和推动力,是教育成功的基础。教师对学生的爱,在教育过程中发挥着其它教育因素和力量所不能发挥的作用,教师对学生的尊重,理解、鼓励和宽容，将使课堂处处充满真诚的信任和友好的合作，只有热爱学生，才能教育学生，感染学生，并得到学生的尊敬和信任。爱学生，就要尊重学生的人格。对待每一位学生要一视同仁，不能因为成绩的好坏、相貌的美丑、家庭的贫穷等原因而歧视学生，即使是调皮学生也不能放弃，有时老师的一次谈心、一次鼓励、一次问候，说不定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一般说来，教师爱优等生并不难，而要真正热爱后进生就很不容易，而后进生恰恰是最缺乏受、最需要爱的人，这些学生往往是父母不喜欢，同学看扁他，心灵之弦十分敏感，存在着戒备心理。事实上，每个学生都有优缺点，优秀生不可能满身都是优点，后进生也不会一无是处。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要设法“让每个学生都抬起头来走路”。教师要以博大的胸怀，满腔的热情，关心热爱后进生，帮助他们树立起生活学习的风帆，对他们的教育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义、施之以法、导之以行，即使是批评也要委婉中肯，爱在其中，教师对学生的爱，不是一种单纯的情感赋予，其目的是教育好学生，“教不严，师之惰”、“严师出高徒”，教育学生本身就包含着对学生的严格教育，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当然严格并非是越严越好，而是要严慈相济，严中有度，严中有理，严中有情，对学生所提的要求和目标，要掌握合理的分寸。95年我做班主任的时候，我们班里一名叫王强的学生，从小父母的离异，跟长辈一起生活，长辈的溺爱，复杂的家庭背景使他沾染了许多不良习气，随着年级的增长他变得粗暴，早熟。4年级开学，我便把他列为第一教育对象。开学不到一周，他便与高年级的学生接触，打架。被告到我那，他还是一副满脸是理、不屑一顾的样子。我压制自己的情绪，对围观的学生说：“我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如果是你们的理，让他给你们赔理道歉。”然后把他们支走，我一步步询问打架的情况，并再三强调：要保证所说事情的真实性。原来是因为一孩子无意踩到了他的脚，他让那个孩子道歉，那个孩子不愿意，他才用武力解决的。依这孩子的个性，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是假话。弄清楚了事实，我带他去找那几个孩子，我首先让他们各自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然后自己主动像对方承认错误并向对方道歉。然后我当着很多学生的面表扬了王强，我一边抚摸着他的头，一边说：“虽然我们王强平时很横，可是今天却很讲理，而且他也很真诚、很主动地承认错误，希望得到同学们的原谅，他今天的做法，老师很欣赏。”他听到这话很高兴。在日记里，他这样写到：“今天，我打架，老师站在我这一边。”这是孩子对我认可的第一步。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有意无意地总会找我说两句话，我知道他缺乏的是一份母爱，在生活上我疏导他，让他懂得自重、自爱。同时我也把一份母爱送给他，教他怎样与同学交往。他乐于为班级服务，我让他当我们班的生活班长，班级里琐碎的事情他管理得很好，学习态度也积极了，笑容常挂在他的脸上，他变得乐观向上了。看着他那张灿烂的笑脸，看着他一天天在茁壮成长时，我感觉到是爱心给了他快乐，是爱心让我感受到我职业的伟大，关爱学生是师德修养的灵魂，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具有可比性，做为班主任，在工作中我用不泯的童心去和一颗颗稚嫩的心进行对话，去发现他们的与众不同，让他们的个性得到张扬，特质得到发展。热爱一个学生就等于塑造一个人才，厌弃一个学生无异于毁坏一个人才。友爱需要回报，师爱则是无私奉献，陶行知先生提出“爱满天下”，因此他才能为学生做到“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一旦我们有了这种比友爱更无私，比母爱更深刻，比情爱更崇高的师爱，我们的教育也就迈进了成功的大门。其次，教师要为人师表。为人师表是教师处理职业劳动与自身人格塑造之间的关系准则，是教育事业对教师人格提出的特殊要求。其基本含义是：模范遵守社会公德，衣着整洁得体，语言规范健康，举止文明礼貌，严于律己，作风正派，以身作则，注意自省、自察、自纠。其特点是：表率性、律己性、统一性、真实性。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要始终与学生紧密联系在一起，教育的目的就在于要把学生培养成国家和社会的有用之才，因此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是教师职业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也是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调节的重要内容。教师的劳动是一种以人格来培养人格，以灵魂来塑造灵魂的劳动，教育过程始终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教师就必须致力于塑造自己的高尚人格。教师在各方面应成为学生的表率，应该身教重于言教，教师的学高身正，是对学生无形的感化力量。青少年学生的模仿性的可塑性是很强的，教师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性格、感情、意志和爱好，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工作态度、待人接物、文化素养、治学精神，都会在学生的心灵上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教师的高尚人格和言行，会让学生油然而生敬意，会使学生耳濡目染受到良好的品德教育，从而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有时甚至会影响他们的一辈子。教师道德上的完善还需要教师实现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统一，这两者获得统一的突出表现是教师的风度，语言规范，避免语言不当，切忌粗鲁、尖刻。举止文明，仪态端庄，教态从容。第三、教师要学会团结协作。团结协作是调节教师与教师、教师与领导等教育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道德规范。是优化校内育人的关键因素。虽说教师的工作目标和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教师之间是平等的同志关系，但不能否认，在现实生活中，教师之间、教师与领导之间，教师与教辅人员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矛盾，对此我们应当遵照《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做到谦虚谨慎、尊重同志、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维护其他教师在学生中的威信，关心集体，维护学校荣誉，共创文明“校风”，培养人这一伟大而艰巨的教育工程，不是哪一位教师所能独立完成的，要办好一所学校，教好一个班级，开好一门课，培养好一个人，都不是哪一位教师单凭个人劳动所能奏效的，而必须由教师这个集体共同努力完成。任何一所学校，必须通过全体教师齐心协力，才能完成教书育人的任务，教师无论在业务上，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尊重对方的自尊心，尊重对方的劳动，增进彼此的理解和信任，树立同行相亲，相助的新风尚，任何轻视，贬低别人的言行或不择手段地抬高自己都是不道德的，每一个教师都不应贬低其它学科而提高本学科，更不应片面地去争地位、争时间，学校领导应当尊重、信任、关心教师，公正、科学、客观地评价教师的劳动，要严以律己、勤恳坦诚，做教师的表率，深入教育实际，提高管理水平，教师则应服从，接受，支持领导的工作，发现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要善意地予以指正，积极帮助克服，并理解体谅领导的难处，共同分忧解难，以主人翁的姿态关心学校的发展，只有这样，上下一心，左右协调，才能形成良好的环境氛围，才能形成教育的合力。总之，教师只有真正具备了职业道德自觉性,才能把师德修养贯穿于整个教学活动中。所以，教师要学会关爱学生，要学会为人师表，要学会团结协作。这样才能真正提高自我修养，提高自己的职业道德修养，构建和谐校园文化。才能使学校兴旺发达。

5. 他们张开的嘴以为自己站在道德的最高点什么意思

道德绑架，其实谁都不比谁高尚。

6. 人们为什么喜欢抢占道德制高点

道德只不过是一种抹黑人的工具，站在道德制高点就可以抹黑所有人，然后间接的抬高自己，或者说在古代都是有称王之心的人

7. 道德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道德的评价标准是善与恶。
道德是公正的法官。道德评价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和人们内在的意志力量。道德是人以评价来把握现实的一种方式，它是通过把周围社会现象判断为“善”与“恶”而实现。
道德评价是依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道德标准对他人和自己的行为进行善恶、荣辱、正当或不正当等道德价值的评论和断定。通过赞扬、褒奖或批评、谴责，激励人们扬善弃恶。
延伸：道德
道德是以文明为方向，以礼义廉耻忠孝节悌为核心内容的一种社会主流价值观下的非强制性约束法则。
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顺理则为善，违理则为恶，以善恶为判断标准，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道德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起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 道德是指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评价人的行为，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动规范的总和。道德作用的发挥有待于道德功能的全面实施。道德具有调节、认识、教育、导向等功能。与政治、法律、艺术等意识形式有密切的关系。 中华传统文化中，形成了以仁义为基础的道德。

8. 道德的约束力都多大

道德和法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准则，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中国古代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思想为我们今天采用德法并治之治国模式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的历史考证。笔者试图通过对礼与法关系之历史考察，寻求道德与法律协调之合理内核，进而就当今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矛盾略陈解决之管见。
关 键 词：礼；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法治；德治
不管法治这张天网如何恢恢，总有漏网之鱼；不管法治调整的范围多么广阔，总有鞭长莫及的地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凡是法治不及之处，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1〕 德治是指在社会治理中对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设的重视和适用。法治与德治在社会治理中应是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的，即法律与道德双管齐下、“综合治理”。中国古代的法律实际上是一种二元体制，就是两种体系或渊源、形态的法律并存。一种是国家制定法，一种是“礼法”、“德法”。这两种社会调节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种社会现象纳入其调整范围。而我国当代社会法律是唯一的社会调节手段，道德作为另一种调节手段存在严重缺位。这样的一元法体制亟待调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吸收其合理内核，建立起德法并治的二元法体制。
一、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之考察
“德”，在西周时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它要求统治者敬天孝亲，对己严格，与人为善，只能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刑罚，而使用时必须慎重。儒家对“德”加以继承和发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主要包括宽惠使民和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权与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导方针，即主张“德主刑辅”。〔2〕 儒家的这种德治是以“礼”做为根本内容的。 “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3〕 礼的起源与宗教、祭祀、宗法有关，它体现了社会中的宗法身份等级，同时作为身份社会的古代中国也促成了礼的繁衍，两者互为支架。但礼的范围很难界定，它包罗万象，无所不在，既可以是个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国的根本纲领；它是对他人做道德评判和法律裁断的最后依据，又是社会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细腻地对人的行为做出准则式规定，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作理论上的抽象。再论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4〕“平之如水”，有公平、正义之义。因此要正确理解礼与法的关系，就必须将其放入中国古代这片土壤中，以中国传统的视角来审视。
（一）道德的法律化
所谓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1、周公制礼，引礼入法
周公制礼就是对夏殷之礼进行整理补充、厘订，使礼的规范进一步系统化，礼的原则趋于法律化。“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5〕“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6〕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7〕
周礼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亲亲与尊尊的一致性，表现了族权与王权的统一。“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8〕 礼与刑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在适用上是互补的，违礼即是违法，违法即是违礼，出礼入刑。但是礼与刑的适用对象各有所侧重。正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