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界改革

Ⅰ 法学界的两大现象具体是怎么回事

你说的法学界的两大现象也就是法学界的两个现象一个是西政现象，另一个则是南阳现象。
河南省南阳地区出了很多法学家，被法学界成为南阳现象，著名的包括
1、张文显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镇平县人，原吉林大学党委书记，现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法理学； 2、郝铁川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邓州市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曾任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法理学/法律史学；

3、樊崇义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内乡县人，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刑事诉讼法学；

4、杨振山教授（已故），博士生导师，南阳人，曾任中国法学会民法、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主要研究领域：民法学；

5、赵秉志教授，博士生导师，南阳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刑法学；

6、周 密教授，河南省邓州市人，北京大学，主要研究领域：刑法学/法史；

7、付子堂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新野县人，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法理学；

8、冯 果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镇平县人，武汉大学，主要研究领域：民商法； 9、刘海年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唐河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信息法研究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法律史/人权，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

10、侯国云教授，博士生导师，南阳人，中国政法大学，主要研究领域：刑法学；

11、郝宏奎教授（满族），博士生导师，南阳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侦查学；

12、王新清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新野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主要研究领域：诉讼法；

13、王轶教授,河南省镇平县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主要研究领域：民商法；

14、曹富国教授，河南省唐河县人，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采购与公共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15、郑人玮副教授，法学博士，河南省唐河县人，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6、李汉军 教授，汉族，南阳人，1964年8月出生，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理事。历任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海南大学特区法制研究所所长、海南大学法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诉讼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海南省重点学科诉讼法学科组成员，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17、王志祥 南阳人，法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近年来，在《法学家》、《法商研究》、《政治与法律》、《刑法论丛》、《刑法评论》、《法制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编撰（译）和参与编撰（译）《欧盟刑事司法协助研究暨相关文献中英文本》、《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暨相关重要文献资料》、《“9·11”委员会报告》、《美军虐囚报告》、《有组织犯罪比较研究》、《外国刑法学概论》、《中国废止死刑之路》、《英美刑法学》等著作10余部；

18、乔宝泰 法学家，南阳人。1948年参加国民党军队去台湾，后患病退伍，担任育达商职工友，嗣任台北市大安区群英里干事，先后毕业于“中国地方自治函授学校”专修班、政治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中国文化学院三民主义研究所硕士及博士班，获台湾第一个三民主义“国家法学博士”学位。后执教中国文化学院，累升教授、总务长、教务长、副院长、院长，中正文教基金会董事。曾当选“国大代表”，1971年列名台湾第9届“十大杰出青年”。长期从事三民主义理论研究。著有《国父权能划分学说之研究》、《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中华民国宪法与五五宪草之比较研究》等。

Ⅱ 司法考试改革对法律行业又怎么的影响

这个改革从08年说到11年，仍然毫无动静。
按照传说中的改革模式，改革之内后司法考试一年考两次，容第一次考理论（相对于现在，会深化对法学理论的考查），第二次考实务（也就是对法律条款和实务的融会贯通），必须两次都通过才能拿证，对于法学专业学生来说，考试的技术含量提高，难度加大，对于学生的法学专业素养要求会更高。

Ⅲ 沈家本法律改革思想

中华法系的终结和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寻根溯源,始自清末沈家本主持的法律改革。此次改革是在全面扬弃中国法律传统,全盘引进西方国家立法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法制乃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转型。沈家本也因此而获得了后世的持久赞誉和推崇,被誉为“中国法律现代化之父”,著名学者杨鸿烈称其为“有清一代最伟大的法律专家”, “中国法系全在他手里承前启后,且又是媒介东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 1 ] 。

一、融会中西、兼收并蓄:沈家本法律变革思想概述

沈家本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变法思想,从“法与时转”、“法与时宜”的观点出发,他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认为法学研究要结合古今,甄采中西。他说:“当此法治时代,若但征之今,而不考之古,但推崇西法而不探讨中法,则法学不全又安能会而通之,以推行于世?”[2 ]也就是说,学不分新旧中西。这就是他反对门户之见,对待中西学说的态度:

“今者法治之说,洋溢乎四表,方兴未艾。朝廷设馆,编纂法学诸书,将改弦而更张之矣。乃世之学者,新旧纷,各分门户,何哉? 夫吾国旧学,自成法系,精微之处,仁至义尽,新学要旨,已在包涵之内,乌可弁髦等视,不复研求。新学往往从旧学推演而出,事变愈多,法理愈密,然大要总不

外情理二字。无论旧学新学,不能舍情理而别为法也,所贵融会而贯通之。保守经常、革除弊俗,旧不俱废,新亦当参,但期推行尽利,正未可持门户之见也。”[ 2 ]沈家本还从实践与理论的关系指出中学“多出于经验”,西学“多本于学理”,“不明学理,经验者无以会其通,不习经验,则学理亦无从证其是。经验与学理正两相需也”[ 2 ] 。正是由于中国古代法学与近代法学各有所长,所以法学者应当“保其所有而益其所无。”[ 2 ]正是从这种态度出发,沈家本在主持修订法律期间,始终坚持“参考古今,博稽中外”[ 2 ]的修律原则。他既反对数典忘祖、一味推崇西法;也反对门户之见,一概摒弃西法。他对两派都提出批评:“方今世之崇尚西法者,未必皆能兴深明法之原本,不过籍以为炫世之具,几欲步亦步趋亦趋。而墨守先型者,又鄙薄西人,以为事事不足取。”[2 ]为了使修律能够符合清末统治阶级的需要,沈家本明确提出:“我法之不善者,当去之。当去而不去,是之为悖。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而不取,是之为愚。”[ 2 ]

二、仿行西法:沈家本法律变革思想的重心

如前所述,沈家本既反对单纯推崇西法;也反对一概摒弃西法。可是在仿效外国和遵循传统这两者之间,笔者认为沈氏的态度并不是两者并重。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沈氏更为强调仿行西法,甚至以“折冲樽俎,模范列强”作为变法的宗旨,以西方法律为标准,把变法修律等同于制定西方化的各种法典。

沈家本生活在19 世纪末,经历了外国侵略带来的掠夺和屈辱,目睹了中国因为落后被列强侵略、掠夺,江山残破,民不聊生的局面,危难的局势激发了他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强国富民的价值追求,而这种意识和追求又推动了他寻求治国安邦之道。沈氏为了解除内忧外患,拯救国家危亡,当然就推崇西方法制,希望清朝统治者仿效外国,治理国家。不过,沈氏更为偏重仿行西法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首推长期困扰清政府的领事裁判权问题。

所谓“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乃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在强迫中国与之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一种司法特权。依照这种特权,凡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其在中国的侨民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只能由该国领事,或由其设在中国的司法机构依据其本国法律裁判。

作为近代中国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重要标志,领事裁判权使中国的司法主权遭到严重破坏,在近代中国,领事裁判权制度是西方列强蓄意践踏中国主权,通过侵略战争,用不平等条约的形式强行建立的。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正式确立于1843 年7 月22 日在香港公布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其附则》及随后签定的《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第十三款规定:英国侨民与华人“倘遇有交涉词讼,管事官不能劝息。又不能将就,即移请华官公同查明此事,既得实情,即为秉公定断,免滋讼端。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华民如何科罪,应治以中国之法,均应照前在江南原定善后条款办理。”[ 3 ]这是西方列强在华取得领事裁判权的第一个条约依据,它的订立,标志着领事裁判权制度在中国的产生。此后,列强接踵而至,叠相效尤。领事裁判权的适用范围也越来越大,外国领事取得了观审权、会审权,以及会审公廨中的司法审判权,以致在中国领土上出现了“外人不受中国之刑章,而华人反就外国之裁判”[ 4 ]的奇怪现象。这正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深刻写照。

领事裁判权不仅破坏了清政府的司法最高主权,也给清政府造成了难以吞咽的苦果。涉外案件由于对中外双方适用法律、司法管辖都不同,致使民众生命与财产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沈家本所编《刑案汇览三编》,特置《中外交涉刑案》一卷,已痛切感受到这种危害。更让清政府揪心的是,领事裁判权直接危害了清朝统治。由于领事裁判权的存在,在各通商口岸的租界内,清王朝的政治和司法权力管辖不到,就在这所谓的“国中之国”,为那些对清政府不满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有了一定程度暴露对清朝廷不满的自由。因此,不受清王朝法权管辖的各口岸租界,特别是上海租界,成了民众,特别是资产阶级鼓吹改良或革命的言论之地。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派、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派,都利用过租界。对资产阶级在租界的活动,特别是革命派的反清活动,清王朝既恼火又无可奈何,清王朝封建统治者的这种心境,在著名的1903 年上海苏报案中表露得十分清楚[ 5 ] 。

自清政府意识到领事裁判权的严重危害后,领事裁判权问题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而在1902 年清政府对外续订商约时,英、美、日、葡四国又对中国发出了迷人的诱惑,四国声称:如果中国能整顿本国法律使与各西国律例改同一律,他们即允弃其治外法权,“中国深欲整顿本国律以期

与各西国律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 6 ]由此,回收领事裁判权成了沈家本变法修律最重要的动因。诚如沈家本所言:“夫西国首重法权,随一国之疆域为界限,甲国之人侨寓乙国,即受乙国之裁判,乃独于中国不受裁判,转予我以不仁之名,此亟当幡然变计者也。方今改订商约,英、美、日、葡四国,均允中国修订法律,首先收回治外法权,实变法自强之枢纽。臣等奉命考订法律,恭译谕旨,原以墨守旧章,授外人以口实,不如酌加甄采,可默收长驾远驭之效。”[ 7 ]

强国无术的清政府对列强的诱惑深信不疑,于是慈禧太后颁布了变法上谕:“现在通商交涉事宜繁多,着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通商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8 ]慈禧的变法上谕以不可违抗的命令限定了沈家本变法修律活动的范围,把中国法律“按照通商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妥为拟议”,如此修律完全不顾中国的社会状况,不是以继承改造中国旧有法律为出发点,无异于把法律的变革等同与法律制度的西方化。所以说沈氏主持的清末变法修律不是中国法律的自行转变,也没有把从根本上改造中国传统社会作为出发点,而是以收回领事裁判权、维持清政府的统治为目的的。伯尔曼曾就法律革命的论题说过:“法律中大规模的突然变化,即革命性变化,实际上是‘不自然的’。”[9 ]总体上而言,沈家本所主持的清末变法修律是中国法律现代化过程中的一次“不自然的”变革,沈家本法律变革思想的重心亦无疑是仿行西律,移植西法。

三、融会中西:沈家本法律变革思想的合理性证明

沈家本仿行西法的法律变革思想,必须经过充分的论证,才能为统治者所接受,才能真正地付诸具体的条文之中。沈家本要面对他的反对者的质疑:如果移植西方法律,不就是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否定吗? 对此沈家本的态度是“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乎近世之最新之学说,而仍不戾

乎我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 10 ] 沈家本论述一项法律变革方案,往往从中国古代的法律入手,追及三代之事,以证明此项变革在古时已有根源,然后概述西方各国对此的法律规定,进而力陈当今法律之弊,最终证明此项法律变革势在必行。也就是说,沈家本的策略是以中国法律比附西方法律,借此沟通中西法律,以引入西法。沈家本考证传统法律的渊源、挖掘中国传统法律学说中的精义,使之与西方法律在学理上和规范形态上趋于一致,进而把西法的规范变通为中国固有之物。此种措施其立意在于会通中外法律的学理基础,使外国法律规范易于为中国国民所接受。因此,笔者认为, “融会中西”是“仿行西法”的论证方式和手段,是为了证明“仿行西法”的合理性。

为了消除法学界内部的门户之见,沈家本曾列举大量例子,论证“西法之中,固有与古法相同者”[ 11 ] ,“举泰西之制,而证之于古”[ 12 ] 。

如法治学说,他指出:法治并不是西方的独创。《管子》就有:“立法以典民则祥,离法而治则不祥”。又:“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还有:“先王之治国也,使法不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这些都“与今日西人之学说流派颇相近”[ 13 ] 。因此,西方学说中的法治主义,中国古代早已有人持论,只不过宗旨不同罢了。

可见,沈家本的论证方式是在中国传统中寻找现代化的依据。因此愈是变革,愈是符合自己的传统。从这种论证方法,我们可以看到沈家本在变革法律中为排除阻力,使自己的建议能被接受而做的努力,并体会到他始终贯彻如一的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的变法思想。

可是,沈氏以西法比附中法,在合理之外,又显得比较牵强。他曾以《周礼》中的“三刺之法”比附西方的陪审制;以汉之读鞫乃论,唐之宣告犯状比附西法的刑之宣告;以唐宋时期刑部和大理寺的分工,比附西方行政与司法的权限划分。沈家本甚至将把“日本全国新制,萃于《法规大全》一书”,视为是即《周官》、《通典》、《会典》诸书之流亚也。沈家本的这些不成熟乃至错误之处,反映出他借古喻今,以期减少修律阻力的良苦用心。

四、传统与现代化之博弈:沈氏无法解决的难题

如前所述,沈家本的变法修律没有把从根本上改造中国传统社会作为出发点,而是以收回领事裁判权、维持清政府的统治为目的的。他将中国法律的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于是修订新律“专以模仿列强为宗旨”,显示出极力仿效西方制度的倾向,却忽视了中国法律的本土化发展,没有把法律置于民族利益和社会文化的视野内加以分析。结果就是,他虽然使中国法律具有了近代化的外壳,却在移植外国法律的过程中中断了中国法律的传统性。他所修订的新法律与传统的价值观念格格不入,无法深入到现实社会生活中去。

可见,我们在研究沈家本的法律变革思想时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也是沈氏始终探索的一个问题就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改造中国传统的法律,中国的法律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化这两者之间的博弈? 沈家本迫于收回领事裁判权的压力,又出于对西方法律制度先进性的认识,他认为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标准就是西方法律制度。沈氏眼中的法律现代化是从外国移植来的,而不是在中国本土社会生长出来的。因此,沈家本无法解决的是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法律文本与法律实践的脱节。虽然全面移植西法,但法律实践仍按其旧,更有学者认为新法

的好处未得,原来的乡土社会的“礼俗秩序反面遭到破坏”[ 14 ] 。

然而,法律是深植于一定社会文化的产物,它不是一个完全独立存在的体系,而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法律的发生、发展与变化无不受制于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而变法修律机械照搬西方制度,移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这往往有本末倒置之害。

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与现代化始终是一对难解的问题。传统文化在法制领域虽已丧失了主导地位,但它仍在深层次上影响着现代社会的法意识、法心理、法价值。我们不仅要比较研究外国的法思想、法制度、法文化,也应该充分重视研究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注重回应改造中国现实的需要,西方的法律制度不是现代化的惟一标准。

Ⅳ 中国法学界的泰山北斗是

以下是中国法学界的泰斗（排名不分先后）：

1、高铭暄：泰斗加学术（刑法界的祖师爷）

高铭暄（1928.5.24-）男，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人。1951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1953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研究生班毕业，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荣誉一级教授 ，兼任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

Ⅳ 法律改革名词解释

法律改革指的是一个国家或社会在其社会的本质属性与基本的社会制度结构保持相对稳定、现行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也没有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整体意义上的法律制度在法律的时代精神、法律的运作体制与框架、具体的法律制度等方面的自我创造、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法律改革的关键与核心是法治观念的确立和法律制度的创新与发展。

Ⅵ 法考改革后，有什么变化呢

你好！法考改革后的变化如下：

一、考名改革

2018年之前名为“国家统一司法考试”，2018年后改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即“司考”变为“法考”。

二、报考条件改革

1、原报考条件：“高等学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学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

2、改革后报考条件：

（1）具备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法学类本科学历并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

（2）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非法学类本科及以上学历，并获得法律硕士、法学硕士及以上学位;

（3）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非法学类本科及以上学历并获得相应学位且从事法律工作满三年。

三、法考科目改革

原科目为：试卷一、试卷二、试卷三、试卷四;一、二、三卷考客观选择题，试卷四考主观题。每张试卷分值为150分，四卷总分为600分。各卷考试时长均为180分钟。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方式。试卷一、试卷二、试卷三为机读式选择试题，试卷四为笔答式案例分析、法律文书、论述试题。各卷科目为：

试卷一：综合知识。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法理学、法制史、宪法、经济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

试卷二：刑事与行政法律制度。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试卷三：民商事法律制度。包括：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含仲裁制度);

试卷四：案例分析、法律文书、论述。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法理学、宪法、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

现科目为：客观卷一、客观卷二、主观题卷。

客观题考试实行闭卷、计算机化考试方式，试题、答题要求和答题界面均在计算机显示屏上显示，应试人员应当使用计算机鼠标或键盘在计算机答题界面上直接作答。

客观题考试共两卷。分为试卷一、试卷二，每张试卷100道试题，分值为150分，其中单项选择题50题、每题1分，多项选择题和不定项选择题共50题、每题2分，两张试卷总分为300分。具体考查科目为：

试卷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法理学、宪法、中国法律史、国际法、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试卷二：民法、知识产权法、商法、经济法、环境资源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民事诉讼法(含仲裁制度)

主观题试卷：9:00—13:00，考试时间240分钟。

主观题考试为一卷，实行计算机化考试。包括案例分析题、法律文书题、论述题等题型，分值为180分。具体考查科目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法理学、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含仲裁制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

主观题考试设置选作题的，应试人员可选择其一作答。

四、法考时间改革

原考试时间：仅一个批次，考两天，时间为9月的第3个周六、周日。

试卷一：周六 上午08：30—11：30，考试时间180分钟。

试卷二：周六 下午14：00—17：00，考试时间180分钟。

试卷三：周日 上午08：30—11：30，考试时间180分钟。

试卷四：周日 下午14：00—17：30，考试时间210分钟。

现考试时间：客观题分两个批次，也就是两天。2020年考试时间为10月31日和11月1日

第1批次考试时间：

试卷一：9:00—12:00，考试时间180分钟。

试卷二：14:30—17:30，考试时间180分钟。

第2批次考试时间：

试卷一：9:00—12:00，考试时间180分钟。

试卷二：14:30—17:30，考试时间180分钟。

主观题考试时间为11月28日 9:00—13:00，考试时间240分钟。

五、法考查分改革

改革前：在考完的第二天上午公布真题，过3~4天公布真题答案，考完一周左右对真题答案提出异议，考后两个月左右公布成绩。分数线另外公布。

改革后：现在是客观题卷成绩考后一周左右公布，同时公布分数线;主观题卷是考试下一个月底公布成绩及分数线;二者均无真题。

以上是中公法考整理的解答，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Ⅶ 司法部关于基层法律工作者改革的近几天的新闻

消除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阴影为基层法律工作者顺利开展民事诉讼代理扫除障碍
2013年1月1日，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施行后，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第一类诉讼代理人，也是专业诉讼代理人，使基层法律工作者看到了司法体制改革的曙光，感受到了基层法律服务所生存发展的希望和空间。然而在具体的执行中，受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的影响，作为享有审判权的人民法院仍然对基层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行为存在着歧视性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法学博士吴兆祥先生在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中的诸多观点。正是由于有吴博士观点作支撑，作者在深圳市福田区法院代理北京等地的当事人承办申请执行事务时，才遭到拒绝。
细探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的背景和理论依据，作者发现这个批复的出台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次大倒退，且引用的是已经失效的或需要修订的部颁规定，它的出现使无数有作为、能够为“非辖区”当事人提供优质服务的基层法律工作者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为了基层从事法律服务的同行能够正常开展“辖区外”诉讼代理业务，为了司法部高层能听到最底层的声音，作者从四个方面谏言，希望司法部决策层能够及时作出反应，以消除司复[2002]12号批复产生的阴影。
一、从深圳两级法院对基层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的不同做法，看两级法院法官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差别执行。
2011年3月以来，在山西省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务所执业的作者，开始为以北京人为主的17名出借人，远赴深圳市的两家法院承办被告为深圳市三家私营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案，案件总量为54件，涉案金额为986万元。由于该案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作者先后在深圳两家基层法院进行了4批次的诉讼，到2013年5月17日，四批次判决书全部发生效力。两批17案已经中止执行，准备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还债。
2013年9月2日，当作者持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等五省市区16名委托人签发的授权委托书、本所的专用函和本人执业证，再次踏进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立案楼，代理这些当事人承办37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执行事宜时，被负责承办执行案件窗口的女法官告知，因基层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非本辖区外的案件而拒绝接受相关诉讼文书。
此前，在深圳市福田区、罗湖区法院无论是起诉当初的代为立案、出庭代理诉讼，包括前两批17个案件的申请执行，都没有因为作者是一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下简称法律工作者）而被拒之门外。
作者向这位女法官再三说明为这些当事人代理诉讼，并不是第一次来深圳，且已经生效的这37案判决书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就是本人。然而，这位法官依然坚持她执行的正是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
而作者的观点正好与之相反。作者认为，既然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已经通过立法确立了法律工作者的诉讼代理地位，就不应当看着已经过时的老黄历，再拿已经失效的批复作挡箭牌。况且，十年前司法部一个批复怎么能对抗立法机关的规定，任凭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这位法官还为作者支招说，可以由当事人推举诉讼代表人亲自前来法院立案，以解决法律工作者代理权受限的问题。
由于作者在福田、罗湖区法院分别代理的前两批共17件案件已经中止执行，将进入破产还债程序，作者带着草拟的相关诉讼文书来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教。并与立案庭接待法官探讨进入破产还债程序法律工作者能否享有代理权时，接待法官请示领导后明确答复，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权不会受到限制。
在深圳这座高度开放的城市，两级法院审查立案的法官对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说明深圳市中院的同志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有正确的认识，业务素质更过硬，同时反映出执法者对新施行法律的理解仍存在着不同认识。
为了争取37案执行阶段的代理权，作者再次返回福田法院与这位法官交涉。承办法官认为自己无权决定，请示负责立案审查的领导。这位领导很负责任，不仅与作者进行了沟通，还给深圳市中级致电了解了法律工作者代理权的问题，确认作者所反映的情况属实后，又给其他基层法院打电话了解对类似情况的做法。最后女法官作出答复依然是，中院是中院的做法，基层法院就这么做，并以龙岗、罗湖区等法院都是这种做法为由拒绝。
作者提出是否可以给个书面答复，该法官答复可以，但须领导给出编号。等了好大一会儿，该法官告诉作者，已请示领导不能给予书面答复，也拒不接收相关诉讼文书。为了说服作者，这位法官还拿出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以下简称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作为其拒绝的依据。
两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其直接后果便是影响当事人权利的实现。为了节省资源、节约时间，征得委托人代表同意后，作者与深圳市一家规模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将这批37案的执行事务转交当地律师代理。
作者代理的诉讼案件，真正符合“本辖区”条件者少之又少，也没有被拒之门外。这是作者本人从业24年来，因法院执行司法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第一次被法院剥夺诉讼代理权。
二、其实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当时引用的条文已经失效，却在之后的十余年间仍大行其道，且产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不顾法律工作者当时已经走向法律服务市场的现实，援引的又是已经过时、失效，且存在立法技术缺陷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1991年9月20日由司法部颁布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总则部分第六条规定“乡镇法律服务所应当立足基层，主要面向本辖区内的政府机关、群众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组织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务，服务方式力求便民利民，及时有效”，根据该条的规定，已经明确定位为“主要面向本辖区”，而没有限定非本辖区。却在分则部分的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出现“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限制性的规定。
从立法技术层面看，如果分则部分的规定违反总则部分的规定，应当作为无效条款来看待，却在当时缺乏立法法指引的情况下，加上拟稿人、审稿人法学理论的欠缺或疏忽，才作出如此不严谨的规定。因为法律服务业本身包括诉讼代理服务业务。事实上，当年中国的法学人才已不再匮乏，司法部应该有一批法学专家、法律专业人才。如果当时有人能够意识到它的副作用，以及立法技术上存在的缺陷，只要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发布之前将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删除便可。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这项规定出台的历史背景是法律工作者照样拿着政府的工资、使用着政府的经费，穿着与公安、司法助理员一样的警服，还从事着非法律服务工作，其工作性质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同时应当肯定，当时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正方兴未艾，多数法律服务工作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出台“工作细则”在特定时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制定的基础是，1987年5月30日由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根据暂行规定第九条“乡镇法律服务所实行‘有偿服务，适当收费’”的原则。……那时还没有全面推行“两不四自”。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司法部当初的本意已经是鼓励、扶持这个行业的发展，而不是进行打压、限制它生存、发展的空间。
之后，司法部又倡导“不占编制、不要经费”，提出法律服务所走“自主执业、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道路，其意图正是为法律服务所走向市场创造条件。当时对法律服务所代理诉讼业务加以限制，更多的顾虑可能来自对法律工作者业务能力的担心。
三、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发布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5月30日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同时废止”，那么到2000年4月1日之后《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这部曾经指导我国基层法律服务业建设、发展的部颁规章便失去存在的基础。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这部新制定的部颁规章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做法是，将“乡镇法律服务”变更为“基层法律服务”，两字之差确实是一种进步。按照常识和发展的眼光，曾与《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相配套的细则、解释，如不修改重新发布便将作废。
十分遗憾的是，就在新规颁布实施9个月之后，司法部竟不当引用效力待定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在2002年12月10日，以司复[2002]12号作出《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
这份批复是“根据《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
根据逻辑学大提前错误，其推出的结论必然错误的基本原理，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效力待定或失去存在基础的情况下，作出“因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结论肯定错误。
然而，正是因为这个批复的存在，将我国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影响了十余年，给工作优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基层法律工作者带来的却是灾难性后果，它束缚了有能力的基层法律工作者的手脚。其间，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否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的请示》(苏司办2002)69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经过长期深入的调研，全国政协委员孔维克发现，“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民事诉讼法》第一次在法律层面上确定了基层法律工作者诉讼代理人的地位，明确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代理案件。但司法部于1991年针对政府拨款的法律服务所而制定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却依旧未改，仍令行于当今自收自支的合伙制法律服务所”。孔维克委员同样认为，“这一限制性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将基层法律工作者列为诉讼代理人的立法精神相悖。”
综合评价这个批复，不仅没有起到规范法律服务市场的作用，没有给基层法律工作者带来工作便利，反而给没有执业资格的其他人员代理诉讼留下了存活的空间。从现实意义看，它的存在将制约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的顺利实施、成了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的拌脚石，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大倒退。
三、吴兆祥博士对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及性质所持之观点，既没有考虑法律工作者产生的历史背景，更没有发现《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存在的缺陷，也忽视了已经步入成熟的法律服务所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更没有从发展的眼光正视民事诉讼法作出的新规定，所发言论颇具消极意义，对法律工作者开展“辖区外”诉讼代理业务产生的影响深远。希望吴老能够更新观念，重新定位法律工作者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的地位。
《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第十一章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法学博士吴兆祥先生撰文（以下简称吴文）认为，“基层法律工作者主要业务包括代理参加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活动。但是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业务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司法部（司复[2002]12号）《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规定：根据《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因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这是在代理诉讼业务时，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的主要区别。（见吴文P117第20行至第28行）
作者认为，吴兆祥博士可能没有认真研究中国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史，也忽略了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的背景，更没有根据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仔细梳理新法与旧法的关系，上位法与下位法的不同效力，更没有质疑该批复是否合规有效，因此才直接引用了司复[2002]12号批复，因而才作出“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诉讼业务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结论。
吴兆祥博士在文中还指出“这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是作为律师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种形式。”（见吴文P117倒数第1行至P118第1行）
作者认为，这种观点很值得商榷。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对“公民代理”的范围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司法部部颁规章已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执意要把基层法律工作者划入“作为律师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种形式”，显然是对取得执业资格的基层法律工作者执业行为的不尊重，或者说是对基层法律服务整个行业的岐视，也没有将司法行政机关核发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当回事。
吴兆祥博士在文中最后指出“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诉讼代理人，就其诉讼法律地位而言，是仍然作为公民代理，还是成为一种独立的代理人类型尚需进一步研究。（见吴文P118第1行至第4行）”
作者认为，从吴兆祥博士的说法可以看出，吴兆祥博士显然是对全国人大的立法没有信心。既然最高立法机关已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同一层次的诉讼代理人，说明双方在诉讼中的地位平等，功能相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不同的是，律师就是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还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只因各自取得资格的渠道、条件不同，核发证件的部门不同，而称谓有别。但发证机构都是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领导下的两个工作机构。若再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看成“公民代理”，显然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和立法本意相悖。
试想，如果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局及最高立法机关真得采纳了吴兆祥博士提出的以上意见，在修改《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或更高级别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条例》、《基层法律服务法》时，真将其观点溶入其中，那么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基层法律工作者将再无出头之日。最为直接的后果便是使得最高立法机关作出的基层法律工作者与律师并列的民事代理诉讼地位变成一纸空文。
为此希望吴兆祥博士能实身处地考虑一下基层法律工作者面临的现实困难，在《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再版时，将第十一章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以免继续以误传误，成为各级法院法官阻碍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区域”代理诉讼的挡箭牌。
四、要改变人们的偏见，最终须从顶层设计着手，取消这些不适时宜的规定。在新规一时难以出台的情况下，最为便捷的做法是司法部以批复的形式废止司复[2002]12号批复，为基层法律服务所健康发展扫清障碍。
自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施行以来，基层法律服务业本来已经步入了正轨，法律工作者的队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正如吴博士称言“2000年12月24日，司法部组织了首次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统一考试。2000年底，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共有工作者总数达到121904人，比1999年底增加2182人，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达到57561人，占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的47%。”（见吴文P117倒数第6行至第2行）
然而，2002年12月10日由司法部司复[2002]12号作出《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却如当头一棒，给正在处于发展时期的法律服务业戴上了“经箍咒”。
就是这么一个庞大的服务群体，多数同志完全能够胜任民事诉讼代理业务。却让他们各自为阵、划地为牢，只能在自己所持执业证确定的执业机构所辖区域内从事代理诉讼业务。
就此河南律师马玉峰认为，司复[2002]12号批复，对法律工作者的执业地域进行限制，即“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如果双方当事人不在法律工作者执业的辖区内就无权代理案件。那么就明确禁止了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地办案，成为好些律师、法官的利用品。
作者认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今天，乡镇、城区街道基层法律服务要发展、要生存，就应当适应市场需求，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服务。作为市场主体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不应当拒绝非区域当事人的服务请求，同时也没有理由拒绝为非区域当事人提供服务，如此做法势必剥夺了法律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当今交通、通信如此发达，对基层法律服务的“执业区域”限制事实上已成为不可能。
再则，法律服务所既不是行政机构，也不是公安派出所，更不象派出法庭的职能，也没有任何上拨经费，它不会将有服务需求又送上门的客户拒之门外。
作者认为，这样规定并没有实际意义，反而制约了服务所的业务来源，给并不景气的法律服务所带来生存压力。无须讳言，业务开展较好的法律服务所没有一家不越过这条“红线”去执业。而没有能力代理诉讼，信用度不高的法律工作者，即便将法律服务所设在当事人的家门口也没人敢用。
作者所在的法律服务所，如真严格司复[2002]12号批复的规定，可能早已关门停业，改行另谋生路。事实上，全国多数地区的法院包括北京市，并没有因为非辖区当事人委托的案件而限制法律工作者出庭代理，就连深圳市两级法院也是如此。因此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确实没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
多少年来，为了法律服务所的生存与发展，无数的法律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法学界专家奔走呼吁，撰文立说，试图改变法律工作者当前的命运。列举如下：
2008年6月4日，《记者观察》杂志记者张鹏在《10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面临存废之争》一文中，指出“法律工作者认为，国家既然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颁发了“准生证”，就应当允许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这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工作权！”
2008年6月1日以后，部分省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要求与司法部高层领导人就“中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诉讼代理权”问题进行对话，却至今没有下文。因为法律工作者没有自己的行业协会，无法通过上级协会向司法部高层表达诉求。
当年4月3日，作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蜀汉法律服务所主任李双德与司法部公证律师工作指导司基层法律服务处处长蒋建峰，探讨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诉讼代理权和《基层法律服务法》的立法。然而，直到今天司法部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法院办理诉讼业务中的障碍。反而因为法院引用了司法部并不适当的批复，而使得法律工作者被拒之门外。
在法律服务所摸爬滚打过、已取得律师资格的河南黎光律师事务所律师马玉峰，客观评价道“法律工作者来自于乡村，法律工作者由于生在农村，同情弱者的观念较强，代理案件有着相当强的责任感，忠实于法律，忠实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代理费的收取低廉，有些优秀的法律工作者的水平不亚于律师。由于法律工作者服务基层，扎根基层，案源业务不断的扩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发挥着作用”
为了让基层法律服务业能有健康发展的空间，全国政协委员孔维克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上提案指出，“由于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权经常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他们却不得不面临着‘断奶’又‘断粮’的窘境。”为此建议，“司法部废止1991年9月制定的《乡镇法律工作者业务工作细则》，制定新的法律工作者业务管理办法以适应新的法制环境，扩大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服务范围和领域，让这个群体能够在跨区域的竞争服务中得到锻炼提高，给基层百姓提供更多的选择”
湖北省京山县坪坝法律服务所主任王伟，深深感到，“在农村，离开了法律约束的经济活动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离开了法律指导的改革问题多多，多半失败”，为此在《当前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业面临的困境及出路探讨》一文中呼吁，“司法部应借鉴《律师法》和《公证法》的起草和颁布过程中的经验，尽快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有些内容已过时的司法部59号令和60号令修改后上升为行政法规或法律，确保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依法执业。或者由司法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律师法》第十四条和第四十六条进行修改，然后作出立法解释，将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诉讼代理业务上升到法律许可的范围，这也是当前基层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
参与过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和中国政法大学律师学研究中心《北京地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现状及对策研究》调研工作的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朱桐桐，发表专著建议制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
当然，希望废除法律服务所之声也不绝于耳。
2013年4月8日，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处向社会发布《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的修订草案，使作者很兴奋。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时代可能就要结束。
根据上级司法行政机关的安排，作者撰写了《只有成为市场主体，才有更大生存发展空间》文章，忻州市司法局领导曾来所进行调研，对作者的提法和一些做法给予肯定，作者所持观点或许能为高层立法有所帮助。
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出台一部新规需要经历的程序或步骤可能还会太多。为了消除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造成的阴影，作者建议，可否考虑由某个省级司法厅就是否继续执行《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向司法部作出请示，由司法部以批复的形式予以撤销司复[2002]12号批复，或以已经过时为由不再适用此批复作出批复。
司法部如果能及时出台这样一个新批复，便可解决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区域”诉讼代理的问题，为基层法律工作者顺利开展民事诉讼代理扫清障碍。

Ⅷ 请问一下中国现在法学界的权威和领军人都有那些

中国著名法学家大全——《当代中国法学名家》

法学理论
张文显 朱苏力 贺卫方 葛洪义 舒国滢 沈宗灵 孙笑侠 卓泽渊 李步云 刘作翔 付子堂 孙国华 信春鹰 郭道晖 郝铁川 吕世伦 石泰峰 王晨光 朱景文 李林 李龙 刘瀚 谢晖

法律史
曾宪义 张晋藩 武树臣 何勤华 陈盛清 范忠信 邱远猷 吴建璠 杨一凡 杨永华 俞荣根 韩延龙 怀效锋 霍存福 刘海年 倪正茂 高恒 蒲坚 朱勇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周叶中 许崇德 韩大元 胡建淼 胡锦光 江必新 姜明安 罗豪才 马怀德 陈云生 方世荣 张庆福 张树义 莫纪宏 浦增元 童之伟 王名扬 王叔文 吴家麟 肖蔚云 杨海坤 袁曙宏 张光博 朱维究

刑法学
高铭暄 马克昌 赵秉志 张明楷 陈明华 陈兴良 曹子丹 储槐植 顾肖荣 何秉松 梁华仁 罗大华 欧阳涛 曲新久 阮齐林 苏惠渔 康树华 张智辉 周道鸾 卢建平 王作富 何鹏 姜伟 孙谦

民商法学
江平 梁慧星 吴汉东 王利明 孙宪忠 王卫国 赵旭东 郑成思 魏振瀛 崔建远 刘春田 刘凯湘 石少侠 司玉琢 覃有土 顾功耘 郭明瑞 龙翼飞 吴焕宁 夏吟兰 徐学鹿 杨大文 杨立新 杨振山 马俊驹 沈四宝 巫昌祯 关怀 范健 尹田

诉讼法学
江伟 陈光中 徐静村 樊崇义 龙宗智 陈瑞华 陈卫东 卞建林 陈桂明 顾培东 景汉朝 刘家兴 沈达明 宋英辉 谭世贵 汤维建 田平安 汪建成 王国枢 王亚新 杨荣馨 张卫平 周国均 左卫民 谭兵 李浩 常怡 严端 崔敏

经济法学
杨紫烜 李昌麒 刘隆亨 刘文华 漆多俊 邵建东 史际春 徐杰 张守文 种明钊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吕忠梅

国际法学
韩德培 曾令良 梁西 余劲松 陈安 董立坤 龚韧刃 黄进 李双元 刘楠来 饶戈平 芮沐 张乃根 周忠海

军事法学
丛文胜 顾德欣 李昂 图们 张建田

世纪之交的中国法学家流派
（一）红派 所谓红派法学家，就是学术上走红，学术理论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政治上得到宽容，三十来岁就能当上博导的一批法学家。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利明、赵秉志、陈兴良，北京大学的武树臣，武汉大学的黄进，等等。
（二）黄派 所谓黄派法学家，就是能将法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极有价值的改革建议，从而有力推动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司法体制改革的的法学家。他们善于联系实际，善于运用法学原理进行现实批判，关注民生，力主改革。他们不仅著述丰富，而且分量沉重。在他们的代表作中，往往以黄金般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主要观点和主要主张。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国政法大学的江平，《中国法学》杂志社的郭道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梁慧星，等等。
（三）紫派 所谓紫派法学家，是指那些比红派法学家更多一层红色的法学家。
紫派法学家的特点是，参与改革但不首倡改革，对已有的改革措施和改革理论常从较正统的角度进行解释、论证和宣传。在他们身上往往环绕着一层紫色光环。他们在政治上颇受重视，经常参与重要法律的起草；他们在学术上也很有地位，大多有博导、会长、理事长等等的学术职务，全国性的教材也常常由他们主持编写。 紫派法学家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对于别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探索常持批评态度，而他们的批评往往又是以政治批评为主，以学术批评为辅。一九九六年的所谓“晓南风波”正是这一特点的重要表现。② 最有代表性的紫派法学家是张光博。 张光博是大连海事大学经济法律学院教授，主攻宪法学和法理学。
（四）灰派（经院派） 所谓灰派法学家，是指那些埋头于学术研究，不太关心现实生活，较少进行现实批判，不提具体改革建议的法学家。他们在法学界很出名，但在法学界之外的知名度明显不如黄派和彩派，甚至也不如蓝派和绿派。 灰派法学家学术功底深厚，著述甚丰。他们虽然回避现实政治问题，但他们的学术成果往往成为红派人物和黄派人物的学术依据。 北京大学的龚祥瑞早在八十年代初出版的《比较宪法和行政法》一书中，就认真地论述过法治和法制的区别，但由于他没有联系中国的实际进行现实批判，所以就没有产生多大影响。灰派与黄派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此。 灰派法学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北京大学的龚祥瑞，张国华，沈宗灵，赵震江，姜明安，等等。
（五）蓝派 所谓蓝派法学家是指那些竭力主张充分开放、充分借鉴和移植西方法律和西方法学的法学家。走向蓝天和大海是蓝派的基本特点。

蓝派法学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思想活跃，思路开阔。他们倾心于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对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有深刻的揭示和批判。他们大多出生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与红派法学家是同龄人。与红派不同的是，他们一般不考虑在学术界的社会地位问题，不重视博士、博导等头衔。与红派相同的是，他们一般也不进行太多的现实批判。

蓝派法学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南京大学的张中秋，苏州大学的周永坤，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梁治平，等等。 张中秋的代表作有《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法律与经济——传统中国经济的法律分析》，等等。梁治平的代表作有《新波斯人信札》，《法辨》，《法律的文化解释》，等等。

（六）彩派 彩派法学家是指那些同时具有多种色彩的法学家。 彩派法学家的代表人物有：南京师范大学的公丕祥，吉林大学的张文显，南京大学的范建，华东政法学院的曹建明，苏州大学的杨海坤，杭州大学的胡建淼，中共中央党校的石泰峰，等等。彩派法学家不仅学术成果丰富，而且学术组织能力十分突出，社会交往面十分宽广。他们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对所有的学派皆能宽容，也为所有的学派所宽容。因此，他们总是五彩缤纷的。在他们身上，黑派可以看到黑，红派可以看到红，紫派可以看到紫，蓝派可以看到蓝，灰派可以看到灰，黄派可以看到黄，白派可以看到白，雾派可以看到雾，绿派可以看到绿。 彩派与红派大体上也是同龄人，学术地位略次于红派，政治地位却强于红派，大多兼任高等院校的行政领导职务，不是校长，就是院长，至少也是个副院长什么的。
（七）黑派 黑派是指那些被认为是主张全盘西化，在法学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政治上犯过严重错误的法学家。近年来，他们很少发表论文或出版论著。主要代表人物有群众出版社的于浩成，北京大学的袁红兵，中国政法大学的陈小平，等等。
（八）白派 法学界的白派人物的主要特点有二：其一是头脑一片空白，在他们的著作和文章中，以及在他们的课堂上，没有任何属于他们自己的观点和理论，更没有改革或不改革的意见和主张；其二是以**为主要目的，白花花的银子不赚白不赚，赚了不白赚，学术、学位、职称等等，无非是**的手段而已。 但平心而论，白派法学家在普及法律知识方面还是有一定贡献的。

（九）雾派（变色派） 所谓变色派，就是无一定色彩，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法学家流派。该派就象水蒸汽一样，一会儿灰色，一会儿白色，一会儿黑色，一会儿蓝色，一会儿发红光，一会儿五彩缤纷，什么时髦他们就变成什么。他们和彩派的区别是，彩派在任何时候都是五彩缤纷的，雾派只在极少的时候才是多彩的。雾派除了在不同的时候制造不同的声势以外，对法学研究和改革事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理论贡献。 雾派和白派在外表上有些相似，但始终有实质性区别。白派的目的是经济，雾派的目的在于政治。

（十）绿派 绿派，也可以叫做草派。该派法学家就象绿草一样，一方面生机盎然，另一方面不引人注目，不被法学界重视。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山大学的刘星（一正），江苏省行政学院的刘大生，等等。

草派的特点是，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一律采取超越的态度，不屑于参加各种“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讨论和争论。

他们在学术上的追求是：哪里有荒漠，就向哪里挺进；哪里有废墟，就在哪里扎根。他们的文章在政治上不受器重，但也不受批判；在法学界很受冷遇，被认为无足轻重。中国权威的法学刊物从来不发表他们的文章。

Ⅸ 清朝末年法律改革有哪些

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重视法理学研究 清朝末年,为了适应改革法制的时代需要,沈家本大力提倡推求法理、重视法学研究。他把法理学研究看成是法律工作的先导。要明法必须先要明理,而明理的重要途径就是提倡法理学研究。沈家本认识到近代各国法律著作浩如烟海,在庞杂的法律著作面前,法学家只有“会而通之”,才能做到“折衷而归一”,寻找到切中时弊的药方。 沈家本不仅从司法实践和法制改革方面强调法理学研究的重要性,还通过法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来说明恢复和发展法理学的必要性。法理学从战国时期最为发达到清朝法学逐渐衰落。尤其是清代,清代名卿纪昀(晓岚)所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仅所收法律书目甚少。持法名公巨卿尚且视法学为无足轻重,其余小吏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沈家本认为,及时恢复和发展法学,在清朝末年尤为必要。沈家本已经觉察到,法律和法学发达与否,与政治关系极大。法学盛衰与政治的关系表现在两方面: 一、“法学之衰也,可决其政之必衰”。法学盛衰即使不能必然导致政治盛衰,也能对政治产生重要影响。二、沈家本意识到,在法律与政治的关系中,主导因素仍然是政治。政治腐败,就会产生“有法而不守,有学而不用”的现象。历史上法学繁盛时期,都是与统治者重视法律、提倡法学分不开的。为了推动法学的发展,沈家本极力主张恢复律博士这一官职。沈家本渴望法理学能够在中国由衰而盛,他把希望寄托在清政府的所谓“宪政”上。 沈家本对于法律的概念进行了探讨，但是他没能说明法的产生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他不仅从表现形式方面探讨了法律的概念，而且极为重视法的内容与作用。认为治理国家不能没有法律，而且实行法治要以仁道为宗旨。他种思想明显是与“恶法优于无法”的论调有别的。他的法权统一的思想批判了封建主义等级特权观念，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而且认识到不应以法律泄私愤，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他和许多儒家贤哲一样，也十分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主张教养为主，惩治为辅。同时他也十分重视执法的问题，持平执法，不仅会弥补恶法，而且也会使社会安定。而这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取决于执法者。所以他很重视法律人才的培养。 二、确立中西结合的修律思想 沈家本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变法思想,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沈家本在主持修订法律期间,始终坚持“参考古今,博稽中外”的修律原则。他既反对数典忘祖,一味推崇西法,也反对门户之见,一概摒弃西法。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积极学习西方法学理论和研究西方法律制度,因此,日本法学界也是“名流辈出,著述日富”。沈家本以此说明西方法学确有可学之处。沈家本提出法学研究要结合古今,甄采中西。 为了使修律能够符合清末统治阶级的需要,沈家本明确提出:“我法之不善者,当去之。当去而不去,是之为悖。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而不取,是之为愚。” 他反对重型酷刑，而且在他的坚持下，它们也在大清律中被废除了。对于在菜市场上执行死刑，他也极为愤慨，认为它是对于社会没有好处的。罪刑相宜，，罪刑法定，反对比附，这些在今天的法律中也都得到了体现，这说明他的思想在当时之先进与正确。改良监狱，认为应该是感化人，而不是单纯的惩罚，改造人。 沈家本的法律思想在近代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法律观的影响,继承了中国古代德主刑辅、以仁统法的法律思想,对封建末期极端专制主义的法律制度和法学观点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对近代中国法学和法律思想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由沈家本负责修订的新法,虽然由于“礼教”派反对而大多数没有被颁布实施,但他在法学上的建树是应当肯定的。

Ⅹ 当代法律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一、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理论背景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危机之中。具体表现为:政治上，民众公共需求的不断增强与政府的软弱无主动形成了鲜明对比，政治冷漠与政治冲突并存;经济上，政府对社会的全面干预造成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高福利造成了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社会方面，吸毒、犯罪、失业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政府在这些问题面前几乎束手无策，社会整合程度大大降低。所有这些都呼求人们对政府的角色和职能进行反思，要求政府对自身行为方式进行重大调整。豍在此背景下，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的政府治理理论和模式应运而生。它主张将政府治理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将私人企业的管理方法和经验引入公共部门，通过组织与管理的再造来提升政府的服务品质，从而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
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许多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相继进行了政府改革运动，并将其作为行政革新的主导性思想之一。哈佛大学的卡马克对世界上123个国家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公共管理改革研究发现，80%的国家进行了公共管理改革，如表所示:
表1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公共管理改革
如上可见，新公共管理对世界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公共管理起源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逐步扩及到其他西方国家。
二、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实践
(一)西方政府体制内的改革实践
1.转变政府职能，决策与执行分开。在新公共管理理论思潮的影响下，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于1998年宣布批准《改善政府管理:下几步》改革方案，到1995年英国中央政府各部门的执行机构已经达到97个，在执行机构工作的公务员已经达到27.7万人。竖荷兰中央政府于1990年发起了“大效率”的改革，促使政府执行事务进一步自主化。与欧洲国家相比较，新西兰执行机构化的改革较为彻底且成效显著。机构改革后，新西兰中央政府有17个政策部、11个提供服务的部门，还有3个部门兼有政策和服务两种职能。豏
2.精简机构和人员，改革公务员制度。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对传统文官制度进行了改革，包括调整文官的管理机构、削减管理人员，废除不必要的管理法规、放松管制及改革职位分类制度和工资制度等。1979年上台执政的撒切尔夫人对文官制度也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主要是精简文官队伍，向非特权化方向发展。总之，西方各国政府在精简机构，减少公务员数目上都取得了显著地成效。英国中央机关公务员1979年为75.2万人，到1974年减到53.3万人;新西兰由1984年的8.8万人，减到1998年的3.3万人;澳大利亚从1990年至1997年，公务员减少25.7万人;美国从1993年至2000年联邦政府裁员27万余人。丰此外，为提高公务员的政治回应性，各国也相应设置了公务员系列。1981年加拿大设立了高级公务员之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也设立了高级公务员系列，英国于1996年也创立了高级公务员的组织层次。
3.放松规制，健全政府内部运行机制。放松规制是新公共管理思想的一个主要特征，也成为西方各国所倡导的行政改革的主题之一。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各国掀起了以放松规制，健全政府内部运行机制为基本取向的内部管理改革运动。1998年3月，美国各联邦机构删除了大约64万页的内部规制，删除了大量联邦规制，缩小了审批事项的管理范围。日本政府从1977-1994年进行了十多次大小不等的放松规制的改革，进一步减少了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发挥了市场的调节作用。澳大利亚政府于1985年在放松规制方面也采取了措施:下放审批权限;废除失效的、过时的审批条例;明确界定不同行政层级的条例审批权限。
4.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现分权与权力下放。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影响下，1982年法国进行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大调整，这一改革主要内容集中于扩大地方政府的权力。如1984年转交了交通运输、社会活动和司法等方面的权限，1985年转交了教育、文化和环保等方面的权限。豑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一步加大了地方分权的力度。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执政时期，推行分权化改革，实行“新联邦主义”，并公开宣布将权力、资金和责任转向人民。
5.借鉴和引入企业管理方法和技术。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借鉴和引入私营企业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如新西兰在1988年开始推行“政府部门法案”为蓝本的改革;加拿大于1990年发表题为“加拿大公共服务2000”的政府改革指导性纲领;美国于1993年成立“国家绩效评估委员会”。这些改革都深受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影响，即发挥市场机制在公共服务领域中的作用，积极借鉴私营管理的技术和方法，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豒
(二)西方政府体制外的改革实践
1.调整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营建政企间的伙伴关系。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影响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普遍调整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具体来说，调整政企关系，实现公共服务市场化的途径主要有:推行私有化、公私合作等形式。1979年，英国撒切尔政府在调整经济政策、民营化、公共服务承包等为内容的政府改革时，采取国有企业私有化形式，并鼓励公私竞争。1979年美国联邦政府新政部门用于向承包商购买公共服务的经费是230亿美元，到1989年则为480亿美元。豓 2.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20世纪90年代美国总统克林顿倡导的“再造政府”运动的原则，就是建立“社区服务”，即授权社区居民直接参与社区相关的教育、卫生等公共事务的决策权与参与权，扩大社区在提供服务与管理上的作用。此外，西方国家非营利组织作为社会的第三部门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它在弥补市场失灵及政府能力不足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公共服务市场化推进了社区、非营利性机构在参与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过程中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促使政府角色由“划桨”转向“掌舵”。
3.密切政府与公众的联系，营造“顾客导向”的行政文化。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根据“顾客”的需求提供优质服务，以顾客驱动机制增强政府的回应性，以满足社会公民多样化的需求。英国撒切尔政府时期提出了公众是顾客，政府为顾客服务的原则，梅杰政府时期进一步提出“顾客导向”的观点，并以宪章的形式把政府公共服务的内容、标准、责任等公之于众，要求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开展了“重塑政府运动”，提出了“顾客导向”的原则，并力求创造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政府。此外，新西兰、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荷兰、瑞典等国家在行政改革过程中也都相应提出了“顾客导向”的服务理念。
三、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一场以新公共管理为导向的政府改革浪潮，这股浪潮最终演变为一种国际性趋势，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示范效应。调整政府职能结构，最大限度发挥和提升政府能力以求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成为各国政府改革的共同愿景。理论思想是没有国界之分的，西方国家改革的实践给我国行政改革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1.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思想观念的转变是推行政府改革的前提和基础。理论思想的酝酿成熟为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经济全球化高度发展的当今时代，传统的行政管理理念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政府必须打破传统的管理模式，借鉴和引进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树立以人为本、顾客至上的执政理念。
2.强化立法，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政府顺利实施改革的保障。我国是一个法治化国家，众所周知，法治化之下的政府权力是有限权力。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这样认为，公共权力具有对价值的稀缺资源进行权威分配的功能。然而，我国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实施的公共权力“实质上是公共利益的分配过程，公民所得到的公共利益来自于政府，但直接决定谁享有公共利益的则是政府的公职人员。”艳从西方政府改革的实践中可以看出，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等国家在改革实践中纷纷推出了相关法律作为推行改革的保障，在法律的护航下，西方政府改革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因此，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有完善的法律为依托。
3.重组流程，提高效率。追求效率是政府改革的出发点。新公共管理主张建立“企业家型政府”，西方政府在实践中也体现了这一理念，就管理方式上而言，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借鉴和引入私营企业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对政府管理方式进行重新整合即政务流程再造，电子政务的推行则是提高效率的集中体现，也是政府管理领域的一种新趋势。因此，我国在建设服务型政府过程中应积极推行电子政务，通过服务流程再造提高行政效率。
4.找准定位，转变职能。重新界定政府角色，转变行政职能这是政府改革的核心和关键。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政府改革逐渐对政府进行了角色的重新定位，放松政府管制。比如英、美、法日、瑞典等国政府陆续放松了对航空、铁路、能源、电信、银行等行业的管制，实行政府职能市场化、公共服务社会化，寻求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的均衡点。我国在政府改革过程中也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重心，将政府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交由市场去做，政府要无为而治;将那些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治理的事情，政府应有所作为，要建立起多元互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