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规模最大的一次立法活动是对

① 题目:评述中国古代立法指导思想的发展并列出历朝立法成果

中国历代立法指导思想和立法活动的演变

陈建华

（一）夏商朝的立法思想是神权法思想。

神权法思想是从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发展而来的，人类进入第一个阶级社会以后，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被加上了阶级属性，成为神权法思想。

夏朝统治者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受天命”，代表上天对人间进行统治；把他们对奴隶和平民的镇压和惩罚说成是“恭行天罚”。从夏朝开始，奴隶主就利用“天命”、“天罚”的神法权思想对奴隶进行欺骗，给他们的统治披上一层神秘的合法的外衣。商朝全部继承了夏朝的神权法思想，并且较夏朝更进一步，发展为一种典型的神权法思想。

立法活动：

1、禹刑。《左传》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它是指夏朝法律的总称，并不是指一部成文法典，大多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习俗陆续积累的习惯法，具体内容无可详考。

2、汤刑。《左传》记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它是商代法律的总称，包括不成文的习惯法和国王发布的“誓”“诰”“命”等。誓侧重于出兵打仗前的盟誓，主要是发布军事命令或宣布军事纪律，大体相当于后来的军法。诰侧重于国王或者权臣对大臣、诸侯或者下属官吏发出的命令、指示或训诰。命是君主针对具体事情发布的命令。三者均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

（二）西周的立法指导思想

是明德慎罚与以德配天以及亲亲与尊尊，具体到刑事立法指导思想就是“义行义杀”和“明德慎罚”。西周法律思想反映西周统治者立法思想的成熟与丰富，有利于政权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所谓“义行义杀”，就是针对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的情势，选择最适宜的刑罚手段来对付社会犯罪，反对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刑杀的方法。

所谓“明德慎罚”，就是在对付社会犯罪问题上，要提倡德治，提倡伦理道德的强行灌输，以期在人们头脑中构筑预防犯罪的精神堤坝，有效地预防可能发生的犯罪。同时在镇压时，采取审慎的方针，即区分严重犯罪与一般犯罪的界限，对一般犯罪采取宽缓的原则；对严重犯罪才施以重刑。

立法活动

1、吕刑。周穆王为了革新政治，命司寇吕侯作“吕刑”。后因吕国改称甫，所以又称甫刑。它是西周中期很有代表性的法典，内容不可考，《尚书•吕刑》有所记载。吕刑论证了敬德于刑，以刑德教的重要性，反映了奴隶制法制的成熟状态，是在总结商和周前期法制建设经验基础上的重大发展，影响深远。

2、九刑。两种含义，一为周朝初年制定的刑书；一为西周的刑罚，即墨、劓、剕、宫、大辟五刑加上赎、鞭、扑、流等刑罚，合起来称九刑。

3、周公制礼。将夏、商两代礼制加以折中损益，加上周族自己的礼制，制定了通行全国的较为全面、系统化的周礼，即所谓礼典，规范调整西周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教育、婚姻、家庭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周礼是西周时期法律规范的重要形式之一。

（三）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建立了封建性的国家，为了巩固从奴隶主手中夺取的政权，封建地主阶级采用法家思想作为他们的立法指导思想。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三方面：

1．“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意思是说，取消按照血缘关系而规定的法律特权，取消按照爵位的有无和高低享有不同的待遇，除国君之外，不论是谁，只要违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论罪处罚。这样，开始打破奴隶制“刑不上大夫”的壁垒。

2．“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意思是说，要制定成文法，并向百姓公布，是人人皆知法而有法可依。从而否定“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

3．行刑，“重其轻者”。是指在定罪量刑时，加重对轻罪的刑罚。这样，轻罪就不致产生，重罪也就无从出现了。

立法活动

1、郑国“制刑书于鼎”。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鉴于当时社会关系得变化和旧礼制的破坏，率先制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这是打破奴隶主垄断法律的一种手段，打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局面。

2、邓析“竹刑”。公元前502年，郑国大夫邓析自行修订郑国的法律，书于竹简之上，称为“竹刑”。它虽属私人作品，但是影响很大。邓析后因“私造刑法”有违“国家法制”，被执政驷歂处死，但他的竹刑仍在郑国流传并为国家所承认，从而成为官方的法律。

3、、晋国铸刑鼎。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把前任执政范宣子所编刑书正式铸于鼎之上，公之于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

4、《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共有6篇，《盗法》、《贼法》、《囚法》（又称《网法》）、《捕法》、《杂法》、《具法》。其中，将《盗法》和《贼法》放于法典之首，体现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它是战国时期法律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战国时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它的体例和内容为后世封建成文法典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从体例上看，它的六篇为秦汉所直接继承，成为秦律、汉律的主要篇目，魏晋以后最终形成了以《名例》为统率，以各篇为分则的完善的法典体例。

5、商鞅变法。战国时期一次最为重要的社会改革。，在变法过程中，将《法经》改编为秦律，史称“改法为律”。法是指春秋中后期对法律规范的总称，由夏商西周时期的法律“刑”发展而来。要求把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提到更高的位置上来，改法为律即突出强调法律规范的普遍性、稳定性、必行性，使法律观念的又一进步，对秦朝法制统一有重要的意义。此后，中国古代的法典基本以律为名。

（四）秦朝的法律指导思想仍然采用法家的思想，主要表现为：

1．法令由一统。这一思想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全国实行统一的法律；第二层含义就是最高立法权属于皇帝。

2．事皆决于法。秦朝专任刑罚，规定了各种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3．以刑杀为威。这一思想有三层含义：第一，法网严密；第二，严刑重罚；第三，滥施刑罚。

立法活动

秦朝法律制度的许多内容直接来源于商鞅变法期间以及商鞅变法以后秦国所确立的制度。秦统一后主要是颁布各种单行的法律法令，立法活动频繁，但没有制定一部大而全的统一法典。

（五）汉朝的法律思想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汉初到文景帝时期采用黄老的无为而治作为统治思想，到了汉武帝之后确立了封建正统的儒家法律思想。后世封建王朝基本沿袭封建正统法律思想。

1．汉初至文景时期

汉初至文景时期以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为法治的指导思想。

汉初，由于秦朝的苛政和连年战争，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统治者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息生养，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巩固刚刚建立的封建政权。这时，刘邦总结秦亡的教训，作为借鉴。刘邦手下陆贾根据黄老思想，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提出“道莫大于无为”。当时统治阶级从皇帝到丞相无不尊崇黄老思想。文景时期尤为显著。无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就是“轻徭薄赋”、“约法省刑”。结果，出现了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繁荣景象。

2．汉武帝以后

汉武帝以后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辅”。

汉初社会政治经济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得到巩固，但汉初分封的诸侯王室力量也逐渐强大起来，同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土地兼并严重，加上匈奴不断入侵，最高统治者就亟需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寻求新的法制指导思想。汉武帝招贤纳士，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统”思想应对。他指出，要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首先要统一思想。进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儒术，是将儒家思想与阴阳家思想结合起来，使之神秘化。他指出，事件万物都分为阴和阳，德为阳，刑为阴，德主则刑辅。这也是总结秦朝“转任刑罚”的教训，提倡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辅以刑罚。这种刚柔并济的治国之道，是汉武帝行之有效的统治方法。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开端。

立法活动

1、“约法三章”与《九章律》。刘邦入咸阳后，宣布废秦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汉朝建立后，高祖命萧何参照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在《法经》的基础上，增加《户律》《兴律》《厩律》。它是汉朝的基本法律。

2、汉律60 篇。惠帝时，叔孙通为补充《九章律》所未涉及的官秩、仪品之制，编订《傍章律》18篇；武帝时张汤制定《越宫律》27篇，规范宫廷警卫等事项；赵禹制定《朝律》6篇，明定朝贺制度。以上四部分共60篇，汉律的框架基本形成。

（六）唐朝初年立法指导思想同当时“安民立策”的总方针政策密切相关，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点：

1．德本刑用。唐太宗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积极推行以教化为宗，刑罚为辅的政策。把“德礼”作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罚只是为保障推行“德礼”而设，二者相辅而行。

2．法令简约。所谓简约，就是条文简明，使人易知。

3．宽仁慎刑。所谓宽仁就是提倡用轻刑。所谓慎刑，就是对犯罪者处刑采取慎重的态度。

立法活动

1、《武德律》。为唐高祖武德年间制定颁布，是唐朝立法的开始，以隋朝《开皇律》为基础，没有太多变化。

2、《贞观律》。唐太宗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全面修订法律，经过11年的时间，完成并正式颁布，共12篇，500条。构筑了唐律的基本框架，标志着唐代基本法典即告定型。

3、《永徽律疏》。唐高宗以《武德律》和《贞观律》为蓝本，制定颁布《永徽律》，共12篇，500条。后长孙无忌又奉命制定律疏，对律文进行逐字逐句的解释，与律文具有同等的效力，附于律后合编一起，称为“永徽律疏”。它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但对主要原则和制度从历史上寻根溯源，说明其沿革，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依据。《永徽律疏》在元代以后被称为《唐律疏议》，它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具社会影响的代表性法典，集中体现了唐朝法律空前发达的盛况。

（七）宋代立法指导思想

宋王朝统治时期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部曲转化为佃农，摆脱地主的私属地位，跻身为国家编户。宋初统治者为适应这一变化，总结了唐末五代“君弱臣强”导致变乱的教训，确立中央集权的基本国策，加强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和统治。

宋代统治者针对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不断，确立了重惩“贼盗”的法制指导思想。主张采用重法，使用酷刑严厉镇压“贼盗”犯罪，所谓“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就说明了这一点。

立法活动

1、《宋刑统》的制定。在内容上沿袭《唐律疏议》，但在各篇下分214们，并且律后附有唐中期以后到宋初到敕、令、格、式。

2、编敕活动。宋代自太祖制定四卷本《建隆新编敕》后，凡新帝即位或每次改元都有编敕。

3、编例活动。宋代也很重视编纂条例和断例工作，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神宗变法期间首颁《熙宁法寺断例》，南宋时期高宗颁布《绍兴刑名断例》等。北宋哲宗首颁“权宜指挥”，至南宋中期指挥已达数万件之多，其法律地位也日趋重要。

（八）元代立法指导思想

一是“参照唐宋之制”，“附会汉法”；二是沿用本民族习惯法。

立法活动

1、《至元新格》的制定，成为元代立国后第一部成文法典汇编。

2、《风宪宏纲》与《元典章》。分别制定与元仁宗时期与元英宗时期。

3、《大元通制》。以《风宪宏纲》为基础，修订了元代较为完备的成文法典《大元通制》，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元代法制状况。

（九）明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为了维持政治、经济不遭受严重的破坏，君主专制统治更加强化，并发展到极端化的程序。这一时期的立法指导思想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确立的，对整个明朝的立法活动都有深刻的影响。

1．重典治乱世。具体体现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两方面。朱元璋认为，国家的稳定，首先取决于封建国家能否实行对于各级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试图通过重典治吏，来达到更好的治民、治国，强化中央集权。

2．礼刑并用。朱元璋也从历史中意识到，一味强调镇压，仅靠严刑峻法，虽可以取得一时之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主张礼法并用，将礼的预防犯罪的职能同法的镇压的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坚持严刑酷法，又强调德礼教化，儒法结合，礼刑并用。

3．加强法制宣传。朱元璋将立法与法制宣传结合起来，要求老百姓知晓法律是如何规定的，用实际案例来教育老百姓。

立法活动

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初年开始编修，洪武30年完成并颁布于天下的法典，共七篇30卷，460条，一改传统的刑律体系，更为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篇格局。《大明律》是有明一代大法，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不仅本朝终世奉守不变，历代也无敢轻改。

2、《明大诰》。朱元璋在修订《大明律》的同时，为防止“法外遗奸”，亲自督导编制了《大诰》四编。主要内容是为惩治臣民各种典型犯罪的案例及朱元璋发布的训词诫令，是明朝具有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法令汇编，充分体现了“重典治世”的思想。

3、《问刑条例》。条例是明律以外的单行法规，一般简称“例”。通常来自于司法审判的典型案例，司法机关根据该案例拟定条文，经皇帝批准颁布，成为可以普遍适用的法律形式。明孝宗弘治年间，刑部删订《问刑条例》，使之成为正式法律，还将律例合编，例为附注，称《大明律集解附例》，影响了清朝。

（十）清初“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的立法思想。

清朝统治者从关外时期起，就重视借鉴明代法制的得失，尤其到皇太极时，已从实践中认识到吸收明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性，因而形成了“参汉酌金”的立法原则。“参汉”，就是吸收明代的法制；“酌金”，则是有条件地援用女真族的习惯法。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开始将明律为代表的汉族封建法律意识与原则吸收到有关的法律、法令中。在汉官的建议下，清代法制建设将“详译明律，参以国制”作为基本的立法指导思想。

立法活动

1、《大清律例》。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是清朝较为完整、严密的定型大法，它与《大明律》的体系结构基本相同。

2、则例。则例是清代最重要的法律形式，分为条例、则例、事例、成例等。则例指清朝针对中央各部门的职责、办事规程而制定的基本规则，是规范各部院政务活动、保障其正常运转的行政规则。可以视为清政府的行政法规，自康熙朝开始制定，分为一般则例和特别则例。

② 西周时期的主要立法活动有哪些

西周时期，最经常的立法活动和最主要的法律形式，是传统的“诰”、“命”、“誓”等王命，当时周王颁布的王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誓：即誓词，是周王战前向臣下发布的军令性质的命令。

诰：是指诰诫，是周王对诸候和下级官吏的训示。例如《康诰》，是周公个定叛乱后，封康叔于殷地来统治当地的商朝遗民。在康叔就任时，周公发布大法，提出了十分重要的刑法原则和政策，对西周的立法和司法起着指导作用，影响极为深远。

命：即周王告诫群臣，或针对某项具体事务而发布的命令。它是指导国家活动的重要根据，因此周王多次强调，“勿废联命”。诸侯的卿大夫在封邑内发布的命令，也是重要的法律渊源。

除此之外，西周主要的法律形式就是礼与刑。西周王朝幅员辽阔，一度出现过奴隶制社会的高度经济繁荣。体现在法律上，就是“周公制礼”和吕侯制刑两大立法事件的出现。

（一）周公制礼

“礼”，这个专有名词可能是由于周公制礼才确立的。所谓周公制礼，并非是周公个人意愿的立法活动，而是以奴隶制宗法等级作为依托，确立调整奴隶主贵族内部的相互关系，维护其特权的行为规范。

西周开国初期，针对统治形势的需要进行了制礼的工作。在周公的主持下，以周族以前的习惯法为基础，特别是关于精神和原则方面，同时吸收夏商两代礼仪制度中的有用部分，经过整理制定了有关国家制度，调整社会关系以及生活规范的礼典。包括政治、经济、伦理、婚姻、习俗等各个方面，涉及刑法、民法、行政法和诉讼法等多种法律内容。它的实质，既是确认周代国家政权与政治生活的基本制度，又是进一步运用法律手段巩固宗法制度和国家政权合二为一的具体保障，因此影响十分深远。

经过制礼，西周奴隶制国家的法律才逐渐趋向完备，周礼实际上已作为一种积极规范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周礼是西周时期法律规范的重要形式之一。

（二）吕刑

西周到了穆王时，国家财政出现危机，周穆王命司寇吕候进行法律改革，制定吕刑，“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可见吕候受命制定的是赎刑，而不是一般的刑罚。吕侯制刑，是西周政权的一次法律改革，它通过制五刑进一步阐明了古代法学理论的渊源，使国法与宗法的统一达到理想的境界，为后来封建法典的制定作了先导。

吕候制刑的历史背景，除了为搜刮民财之外，当时狱政的腐败、也是促使制刑的中要原因。因为典狱官吏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不如干脆制定赎刑，还可以把收入归公。从《尚书·吕刑》的记载来看，吕刑所确定的照刑原则以及其他刑事政策，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点，也说明当时奴隶制立法趋于成熟。改革的基本精神，在于贯彻周初“明德慎罚”的指导思想，强调国家司法从选择司派官到具体执法各个环节都必须慎重、崇德。但是吕候制定的《吕刑》并不是成文法典，它只是一次法制改革。封建时代之所以对周公制礼和吕候制刑津津乐道，其价值就在于它为封建国家制定刑法、行政法和诉讼法确立了一个“千古遵循”的法则。

另外，与周朝法律不冲突的南朝习惯法，还在殷商人集中的地区准许适用，称之为“殷彝”。此外遗训作为先王遗留下来的遗制，必须遵循。

③ 三国两晋南北朝主要立法活动

指导政治社会改革总是困难的，尤其是当改革牵涉到统治者本身利益时，其难度及危险更是足以吓退大多数改革者。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北魏孝文帝改革确实是历史上罕见的事例。

④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一 立法概况
(一)三国时期的立法概况

在鼎立形势下的三国法制，一般沿用汉制，承袭汉律。但都有自己编纂的法律，尤以魏国法律较详备。魏明帝时制定的魏律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魏明帝曹睿下诏改定刑制，由陈群、刘邵等人参酌汉律，“作新律十八篇”，这就是三国时期著名的《魏律》。魏国这次大规模的修律活动，实际上是对秦汉相沿的旧律作了一次较大的改革。魏律内容与条文更加统一，结构更加严密。对晋律的制定有直接影响。蜀国定都于成都之后，曾由伊籍与诸葛亮、法政等人“共造蜀科”，作为蜀国的重要法典。

在吴国，据《文献通考》记载，“吴之律令，多依汉制”。其立法活动。

(二)两晋的立法概况

西晋时颁行过律、令、故事、式，皆为东晋所沿用。《晋律》（又称《泰始律》）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晋律》与汉、魏律相比具有如下特点：

1、法律概念更加规范、准确。由于律学的发达，晋代统治者对律之“理”的研究格外深入，他们首次区别了律与令的性质。《晋律》颁行后，张斐、杜预两大律学家为之作注，经朝廷批准，颁行天下，与《晋律》具有同等效力，称为《张杜律》。

2、体例设置更加合理。《晋律》将《新律》的《刑名》篇分为《刑名》与《法例》两篇，置于律典之首，以完善《新律。刑名》中的刑法总则，并加强其统领诸篇的地位。

3、礼律进一步融合。为了维护士族利益，晋代统治者将礼入于律中，“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

(三)南北朝时期的立法概况

从立法情况看，总的来说是北朝法律优于南朝。南朝统治者由于热衷玄学，崇尚清淡，朝野上下都不重视法律的编纂，因此在封建法制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基本上是沿用《晋律》。

北朝几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十分注意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重视律令的编纂。其中《北魏律》和《北齐律》上承汉、魏、两晋，下启隋、唐，在完善我国封建法典的历史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北齐律》不但吸收魏晋立法的经验，而且经过当时律学家总结前代法典编纂的得失，被称为“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北齐律》共计十二篇，949条。其中将《北魏律》的刑名、法例合为名例篇冠于律首，使其在刑律中起着定罪制，“较举上下纲领”的统摄作用，增强了封建法典的科学性。而定律十二篇，则是完成了汉以来封建法典由繁至简的改革过程。

二 法律制度的主要发展变化

(一) 首创“八议”、“官当”制，特权制度法典化

魏律首定“八议”制度。这是封建等级特权原则在刑法适用上的进一步具体化，是对封建贵族官僚减免刑罚处分的特权规定。“八议”的对象是“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凡属上述八种人犯死罪时，“议其所犯”奏明皇帝裁处，一般可降为流罪，流罪以下减刑一等。

至北魏、南陈时，法律还确定了“官当”制。这是封建法律关于官吏用官职爵位抵当徒罪的一种制度。

(二) 五服制度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所谓“五服”，即根据亲属关系的远近所规定的五种丧服的服制，根据服丧期限的长短与丧服质地的粗细，服制共分斩衰（三年）、齐衰（一年）、大功（九个月）、小功（五个月）、缌麻（三个月）五种，统称“五服”。亲者服重，疏者服轻，依次递减。

所谓“准五服以制罪”，即对于亲属间的相互犯罪，根据五种丧服所表示的远近亲疏关系来量刑定罪。服制愈近，对以尊犯卑者的处罚愈轻，对以卑犯尊者的处罚愈重；服制愈远，则与此相反。它是罪刑确立标准以及整个法律制度进一步儒家化的重要表现，并对后世的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的封建法律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 确立“重罪十条”

“重罪十条”正式确立于《北齐律》，是指被封建统治者认为直接危害封建国家根本利益的十种最严重的犯罪，包括反逆（谋反、篡权）、大逆（毁坏皇家宗庙、山陵或宫殿）、叛（背叛国家、里通敌国）、降（投降敌伪）、恶逆（谋杀或殴打尊亲属）、不道（残酷地杀人，如杀一家非死罪者三人以上）、不敬（偷盗皇室器物或祭祀用品，过失危及皇帝安全）、不孝（不奉敬侍养尊亲属或不依礼服丧）、不义（逆杀本属官长）、内乱（亲属之间犯奸乱伦）。凡犯有“重罪十条”之一者，不在八议、上请、赎免之列，一律予以严惩。

(四) 刑罚制度的改革进步

族刑连坐范围不断缩小。魏初将“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犯者“腰斩，家属从坐”，然而“不及祖父母、孙”。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改定律令为“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东晋“惟不及妇人”。北魏初期定律令：“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而以“女子没县官”。自东晋、北魏以后，凡从坐之妇女，母妻姊妹等得以免除死刑而没为官奴婢，这对于后世的刑罚制度有明显的影响。

免除宫刑，进一步废止肉刑。魏晋时，由于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化，统治集团内部要求恢复肉刑的声浪迭起，因此多次引起了关于肉刑的争论。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就法定刑罚而言，是沿着进一步废止肉刑的方向发展的。西魏文帝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诏：“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北齐后主天统五年（公元569年）：“诏应宫刑者普免刑为官口”。至此，结束了宫刑的历史。

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西汉文景时期刑制改革以后，劳役刑与笞刑地位日益上升，成为刑罚制度的主体内容。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的继续改进，新的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

（五）法律形式、立法体例的发展和法律概念的规范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封建法律形式逐渐趋于完备，于律、令之外，又有科、比、格、式等形式出现，它们互相补充成为统治阶级手中灵活有效的法律武器。从而推动了隋唐以后律令格式并行的局面。

中国封建法律之体例，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经历了较大的变化。首先，改具律为名例律，置于律首，使居重要地位。置刑名于律首始于曹魏，综合刑名法例为名例成于北齐。其次，经过长期沿革，北齐定律十二篇，为以后隋唐律的篇章结构提供了先例。

刑法的特定概念，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日渐规范化。就晋律而言，从张斐《律表》中已可看出，明确规定了故意与过失的区别；主犯与从犯的区别；罪与非罪的界限；罪与罪之间的区别等，

对封建刑法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

三 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

三国时期的司法机关基本上沿用汉制，中央由廷尉、御使、尚书三部分组成。廷尉是最高审判机关的长官，下设属官政、监、平。南北朝时，北齐将廷尉扩大为大理寺，为专门审核刑案的官署，设卿、少卿、丞为主官，下有政、监、平，并置律博士，明法椽若干人，使中央司法机关趋于完备。在地方，由行政长官兼理狱讼，一般是由县令先作判决，后经郡太守，如郡太守不能断决，送州刺史，最后送廷尉。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司法审判制度，大体沿袭东汉之制，又有所发展改进，主要表现在：

皇帝直接控制审判亲自录囚。为了加强对司法机关审判活动的监督检查，这一时期普遍推行录囚制度。许多皇帝都亲自参与审录讯问囚徒的活动。同时皇帝也常派法官近臣，前往各地审录囚徒。南北朝时期，封建皇帝还通过案验制度，监督检查各地的司法审判工作。

确立死刑奏闻复核制度。为了慎重对待人命关天的死刑重罪，同时也为了便于封建皇帝直接掌握控制大案要案，开始逐步确立死刑奏闻皇帝复核的制度。死刑奏闻复核制度的确立，直接影响到后世的司法。隋唐时期在此基础上，发展为死刑三复奏制度。

“登闻鼓”直诉制度的建立。这种在朝堂外设鼓以待有冤抑者击鼓直诉的制度，有利于补救审级限制的某些弊病，也有利于防止司法官员枉法舞弊，是对不许越级起诉限制的补充，符合诉讼审判制度发展的进步趋势。

⑤ 三国两晋南北朝立法成就

曹魏：《新律》
1、篇章体例的调整：18篇；刑名
2、“八议”制度入律
3、改革刑罚体系
西晋的《泰始律》

1、篇章体例：20篇；改具律为《刑名》、《法例》二篇
2、严格区分律与令 “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颁布《晋令》四十篇，《晋故事》三十卷
3、律文以外，附有《杂律解》、《律解》，共颁于天下；“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
4、立法宗旨“除其苛秽”，“存其清约”，律文简要得体
5、内容上“以礼入律”，“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
南朝：多袭用晋律 南陈律创制“官当”（晋律中就有“除名比三岁刑”的规定；陈律规定：“五岁四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并居作；其三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一年赎；若公坐过误，罚金；其二岁刑，有官者，赎论；一岁刑，无官亦赎论。”）

北朝：立法频繁，多有创新
北魏：《北魏律》20篇 首创“存留养亲”制(“诸犯死，若祖父母、父母七十以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例”)

东魏：《麟趾格》改科为格 西魏：《大统式》

北齐的《北齐律》
1、篇章体例：科条简要，结构合理
12篇；合《刑名》、《法例》为《名例》
2、律令权式并行的法律体系
3、鞭、杖、徒、流、死的五等刑制 ；废宫刑
4、创制“重罪十条”（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
八议、官当等制度被确定下来

⑥ 三国两晋南北朝立法活动急！！！！！！！！！！！！

曹魏律 它是三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立法成就，又名《新律》、《魏律》。它与汉律相比进行了较大的改革，表现在：删繁就简，增加篇目至18篇，扩充了法典的内容，突出了国家基本法典的主导地位；将《法经》的“具律”改为刑名，置于律首，突出法典总则的性质和地位；八议入律，使礼律进一步融合；改革刑罚，使刑罚制度进一步规范化。它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封建法典的制定在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2晋律泰始三年，晋武帝诏颁《晋律》，又称《泰始律》。主要成就在于：新增《法例》篇目，丰富总则的内容；精简律令章句，以“刑宽禁简”著称；再度改革刑制，使刑罚相对宽缓；增加律注，与法典本文合为一体，为法典的适用提供了统一的标准。因这部法典又经两位律学家张斐、杜预作注释，律文与注文合在一起，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因而又名《张杜律》。它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唯一一部曾通行全国的成文法典，对后世影响深远。3北齐律代表当时最高水准的封建法典。特点：12篇的法典体例；首创《名例律》的法典篇目；确立重罪十条；确立死、流、徒、杖、鞭五刑，为隋唐封建制五刑体系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它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著称，在中国封建法典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对隋唐时期立法尤具影响。当然也有麟趾格，大统式。南北朝时期是法制转变的一个时期 首先是旧五刑向新五刑变化的一个时代

一）三国法规

1、蜀国——《蜀科》

2、吴国——“律令多依汉制”

3、魏国——《魏律》（《新律》）

魏律共18篇，它对两汉旧律进行了改革，主要有以下几项：

（1）增加篇条；

（2）改《具律》为《刑名》，冠于律首；

（3）吸收律外的傍章科令，调整、归纳各篇内容；

（4）正式规定”八议”条款；

（5）改革刑罚制度。

（二）两晋法规

西晋——《晋律》

以汉魏律为基础，于晋武帝泰始三年完成，故又称《泰始律》。该律曾经张斐、杜预分别注释，后人称之为”张杜律”。晋律共20篇，它比魏律又有重大发展：

（1）严格区别律令界限，提高正律地位；

——“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

（2）篇章设置更加合理，法律条文简要得体；

分《刑名》为《刑名》、《法例》两篇

（3）法律概念进一步规范；

明确解释了一些法律名词

对刑名的类别也作了简明的解释

——“生罪”与“死罪”

（4）在内容上“礼律并重”——“准五服以制罪”

五服：斩衰（三年）、齐衰（一年）、

大功（十个月）、小功（五个月）

缌麻（三个月）

（5）规定保护地主官僚特权的法律制度

杂抵罪：就是以夺爵，除名、免官来抵罪的总称。它是官当的雏形。

（三）南朝法规

沿用《晋律》

（四）北朝法规

1、 北魏——《北魏律》

北魏律共20篇。其特点是“纳礼入律”。

（1）在刑罚原则方面有：八议、官当、老小废疾减刑免罪等；

（2）在罪名方面有：大不敬、不道、杀人等；

（3）在刑名方面有：死刑、流刑、宫刑等。

其特点是“纳礼入律”。

2、东魏——《麟趾格》

3、西魏——《大统式》

4、北齐——《北齐律》

北齐律共12篇。

（1）它开创了十二篇的律典体例

《名例》、《禁卫》、《婚户》、《擅兴〉

《违制》、《诈伪》、《斗讼》、

《贼盗》、《捕断》、《毁损》、《厩牧》、

《杂律》

（2）首创了《名例律》的篇目

《刑名》+《法例》——《名例》

（3）在刑名、罪名方面也有所创新

它确立了“重罪十条”，为后世“十恶”提供了范例；

还确立了死、流、徒、鞭、杖五刑，为封建刑罚体系奠定了基础。

（4）它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著称，隋唐法典均以其为蓝本。

意义：

1、在当时的立法活动中，《北齐律》的立法水平最高，所取得的成就最大

2、北齐律是—部上承汉魏律之精神，下开隋唐律之先河的重要法典。对后世影响极大。

三国两晋南北朝立法活动的主要成就

（一）封建法律形式逐渐趋于完备。

与律令之外，又有科、比、格、式等形式的出现，互为补充。

（二）法典体例增加了科学性。

1、体例上调整:《名例》置于律首

《魏律》：《具律》——《刑名》，篇首

《晋律》：《刑名》——《刑名》+《法例》

《北齐律》：《刑名》+《法例》——《名例》

2、篇目上变化：12篇形成

（三）法律概念进一步规范。

（四）基本确立封建制五刑。

笞、杖、徒、流、死

（五）丰富了封建法典的内容

⑦ 以下哪个中国古代法律是错的

秦朝应该是矮个子保护法，一身高定法律。

⑧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立法概况是什么

南朝在封建法制建设上甚少建树，而北朝各国都比较注意封建法律的修订，其中北魏律和北齐律影响最大。

公元386年，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推行封建化的政策，其中包括学习汉族地主阶级实行封建法治的经验，以改变其“言语约束，刻契记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的落后状况，这是北魏统治者重视封建立法的根本原因。北魏律几经修改，至孝文帝太和年间形成最后的规模。北魏律共二十篇，篇目可考有十五篇：刑名、法例、宫卫、违制、户律、厩牧、擅兴、贼律、盗律、斗律、系讯、诈伪、杂律、捕广、断狱。先后参加魏律编撰工作的汉律学家多达数十人，其中许多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北魏律的制定除吸收魏晋律的长处外最突出的就是进一步“纳扎人法”，把更多的儒家规范纳入法典之中，使得北魏律在儒家化过程中更进了一步。

公元550年，北齐建立。武帝河清三年（公元564年）完成了《北齐律》的制定，这是一部在中国封建法制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的封建法典，北齐律共十二篇九百四十九条，其实际主持者是擅长律学的渤海封氏，并有数十名儒生的参议，经过长达十五年的精心研讨，才制成北齐律。这项规模宏大的立法活动，不仅全面总结了历代封建王朝的立法经验，而且富于创新精神，撰律者“校正古今，所增损十有八九”。北齐律的篇且是：名例、禁卫、户婚、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原牧、杂律。

北齐律基本上确定了中国后世封建法典的体例与规模。一方面，北齐律把晋律，北魏律中的刑名、法例二篇合为名用律一篇，仍置于律首，作为“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较举上下纲领”的统率全律的总则，正式确立了名例律作为封建法典总则与核心的地位。自此以后至明清各朝法典相沿不改。另一方面，北齐律的十二篇，虽经后世各朝稍加损益，但基本上保留了名例律统率十一篇分则的结构。

北齐律还首创“重罪十条”，隋、唐律在此基础上正式形成“十恶”制度，成为中国封建法典中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另外，北齐律中奠定了封建制刑罚体系的基础，即杖、鞭、徒、流、死，在此基础上隋唐律正式形成了答、杖、徒、流、死的封建制五刑。

北齐律为中国封建法制的发展与完善作了突出贡献，它吸收了前朝立法和司法的成功经验，具有“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显著特点，是隋唐两代成熟完善的封建法律的直接蓝本。

⑨ 有关中国法制史的问题

《北齐律》将晋律创立而为南朝、北魏、北周各代律典所沿用的《刑名》、《法例》两篇合为《名例律》一篇，并置于律首，进一步突出了律典总则的性质和地位，也使律典的体例结构更加规范。
《北齐律》的立法者认真总结《法经》以来律典篇目不断增多的利弊，经过“部分科条，校正今古，所增损十有七八”
，最终将其精简合并为《名例》、《禁卫》、《婚户》、《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厩牧》、《杂律》十二篇949条。这一篇目结构，是律典体例日趋成熟完善的结果，代表了当时律典编纂技术的最高水平。
《北齐律》经过魏律对“旁章科令”的删繁就简，又经过晋律对“律令章句”的精简删削，律令条目大为减少，但仍多达2
926条。《北齐律》再度合并加工，将全部律文缩减到949条，实现了“法令明审，科条简要”
的立法要求，使律典内容的取舍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各代的立法活动中，《北齐律》的立法水平最高，所取得的立法成就也最大，堪称以前历代立法技术与立法经验的结晶。正如程树德所概括的那样：“南北朝诸律，北优于南，而北朝尤以齐律为最。”
在中国古代法律编纂史上，它对后世立法影响极大。隋朝《开皇律》即以《北齐律》为蓝本，唐律又以《开皇律》为依据，而唐律又成为宋元明清各代的立法基础，并直接影响到周边亚洲其他国家法律制度的发展。

⑩ 南朝规模最大的一次立法活动

A.宋对律、令、科的修撰 B.齐对律、令、科的修撰
C.梁对律、令、科的修撰 D.陈对律、令、科的修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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