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文章

❶ 求法学论文一篇

在消费者维权意识增长的今天，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理性妥善处理消费者的维权行为？惩罚性赔偿离我们还有多远？

名词解释：

惩罚性赔偿是指民事主体违反民事法律规定，通过法院判处的由侵害人向被侵害人支付超过实际损失的金额的一种损害赔偿。

有一个美国老太太因边开车边喝热咖啡烫了腿，却成功告赢了麦当劳，获得百万赔偿。这个故事，中国人都很熟悉。

那个告赢麦当劳的老太太叫史特拉，美国有个以她命名的奖，每年颁给最成功也最荒诞的诉讼案的原告律师和陪审团。得奖中最有名的案子是奥克拉荷马的马弗·格瑞辛斯基先生。

该天才买了一辆崭新的9米长的旅行车（有床，有厕，有厨房的motor home）。在回家的高速路上，他把自动驾驶定在120公里的时速，就离开驾驶座到后面煮咖啡去了，最后出了大车祸。幸好，该位老兄还活着，并且状告该车制造厂而得到175万美元赔偿，外加新车一辆，理由是车子的说明书上没有说：不可以离开驾驶座到后面去煮咖啡。

案子过后，该制造厂真的把这一条加在说明书上了。

上帝已经死了

在著名的“麦当劳咖啡烫伤案”中，老太太史特拉遭受的实际损失只有2万美元。陪审团却判决被告偿付高达27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依照美国法律，只要被告存在欺诈的、故意的、恶意的、后果严重的违法行为，即可适用惩罚性赔偿法规，赔偿金额可以远高于受害者的实际经济损失或精神损害。

1999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早就知道油箱设计有问题，但为了利润而不及时修改，造成了6人严重烧伤。法庭判决通用汽车公司支付补偿性赔偿1亿美元，惩罚性赔偿48亿美元。这种惩罚性赔偿针对大企业，保护弱势群体，旨在对侵权者主观上的恶意和不道德进行严惩，以求杀一儆百。

在17至18世纪的美国，惩罚性损害赔偿主要适用于诽谤、诱奸、恶意攻击等使受害人遭受名誉损失及精神痛苦的案件。进入20世纪后，大公司和大企业蓬勃兴起，各种瑕疵商品导致的消费者损害案件也频繁发生。大公司财大气粗，对于消费者的补偿性赔偿，很难遏制其为追逐赢利，而制售不合格甚至危险商品的冒险。于是，惩罚性赔偿逐渐适用于产品责任领域，赔偿金额也不断提高。

国内的消费者就没这么幸运了。

“齐二假药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之后，中国消费者的无奈无不凸显在苍白的法条间，公众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又一次热切关注，唤起了人们对十年前一个匪夷所思的笔记本纠纷案的记忆。

1997年8月，王洪购买了恒升笔记本电脑一台，因电脑质量问题与厂商产生纠纷，多次交涉未果，王洪自觉上当，在网上发了一篇《请看我买恒升上大当的过程》。此文一出，跟帖无数。恒升认为王洪侵犯了公司的名誉权，遂发起诉讼。2000年12月19日，北京一中院作出终审判决，被告向恒升公司赔款9万元。2001年3月12日，被告因无力支付赔款，而因“拒不执行判决”被拘留。最后还是免费帮王洪代理案件的律师从多位同情者处筹得9万元交给法院，这个倒霉的消费者才在“消费者保护日”的前两天重见天日。

这一判决，在十年前中国互联网方兴未艾之时，引起巨大轰动。新兴的网民将判决视为对网络言论自由的最大挑战。终审判决当日，恒升的网站被黑客贴出醒目的黑底白字“赢了官司，输了世界”，王洪被拘当日，又一位网民借用了尼采的名言——“上帝已经死了”。

判决作出后一年，恒升就在消费者的视线中消失了。赢了官司的恒升，市场却给了它最严厉的惩罚。

舶来的惩罚性赔偿

十年过去，对于中国很多普通百姓而言，惩罚性赔偿仍然是个陌生无力的词汇，人们对于赔偿更为通俗的理解是赔多赔少的问题。

我国法律中一直未明确惩罚性赔偿制度，直到1993年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时，才正式建立了惩罚性赔偿金制度，该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一规定借鉴了英美法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也是迄今为止我国法律中惟一的一条惩罚性条款。

而关于欺诈行为的认定，人们看法不一。

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

1996年3月15日，国家工商行政局发布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欺诈消费者行为，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因此，欺诈行为既包括经营者积极编造虚假情况或歪曲事实，故意告知消费者虚假情况，也包括有意隐匿真实情况，有义务告知消费者却不告知。

但在是否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上，有法学专家认为：“惩罚性赔偿是英美国家的典型做法，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观念不相符，我国不必效尤。”

正因为如此，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中国举步维艰。

罚金与隔靴搔痒

回望中国，期待对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法律审判的呼声，早已高过对其道德审判。

但当消费者认为消法中规定的赔偿金额不足以弥补自己的损失，而希望获得更多的赔偿时，不得不选择漫长而高成本的诉讼维权之路，正因为如此，许多消费者放弃了维权，部分企业也继续铤而走险。

然而，最近有一个消息足够让消费者振奋。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中，已经引入了对质量缺陷食品进行“十倍价款赔偿”的法条。相对于消法中的两倍返还，这显然又进了一步。

也有人提出，在即将制定的民法典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才更有利于这一制度的实施。

值得期待的是，我国学者目前已起草了两个版本的《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草案建议稿》，其中都引入了惩罚性赔偿。版本一规定：故意侵害他人生命、身体、人身自由、健康或具有感情意义财产的，法院得在赔偿损害之外判决加害人支付不超过赔偿金3倍的惩罚性赔偿金。版本二规定：因生产者、销售者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请求生产者、销售者给予双倍价金的赔偿。

然而，这样的规定在适用条件和惩罚额度上与英美法系中的惩罚性赔偿力度相比，仍如同隔靴搔痒。

为什么近年来，假冒伪劣食品和有毒食品案例层出不穷，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赔偿机制上的震慑力不足。消费者和受害人的维权成本很高，司法实践中一般只判决赔偿实际损失，不考虑受害者耗费的时间、精力等成本。由于缺乏惩罚性赔偿，违法者的违法成本很低，补偿性赔偿的标准远远不足以抵御其为逐利而制售不安全食品，有问题的产品的贪婪。

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增加企业的违法成本，才能保护守法企业的公平竞争。也只有对诉讼的恐惧才能令制造商们重视产品质量，更不会为小利而冒大险

❷ 急~~！法学论文

商品房预售法律规制的经济法视角 【摘要】市场机制对社会资源配笠的调节方式和调节过程存在着自身 无法克服的局限性，阻碍整体利益的实现，影响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 正是由于“市场失灵”，国家不得不进行干预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在商 品房预售中买受人处于明显的弱势，出卖人也往往利用优势地位损害 买受人的利益。本文力求以经济法学的其本法律价值为指导，以利益 分析为线索，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实现利益的平衡，以及通过惩罚性赔偿 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买受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实现法律的公平之义。 【关键词】商品房预售;市场失灵;国家干预;惩罚性赔偿制度 L商品房预售与经济法平衡性原理一缺陷矫正 商品房预售中常常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如”市场失灵”就需要 国家进行干预来矫正缺陷。国家干预是指国家基于公共利益，为 了实现实质公平而通过立法活动限制市场主体意思自由，并迫使 其服从的意志及表现。自由放任基础之上的市场竞争机制，并非 在任何领域、任何状态下都能够充分展开，而在另外一些领域或场 合，市场机制即使能够充分发挥，也无法达到符合整个社会要求的 正确资源配置效果。这些问题就是市场经济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固 有的缺陷或不足，西方经济理论将它们统称为”市场失灵”。’，市场失 灵’是由市场机制调节的自身缺陷造成的。市场机制缺陷和失灵， 既不可能由市场机制本身克服，也不可能由商事主体的行为解决， 只能由政府出面进行适度干预。是因为政府有着纠正市场机制失 灵的特有优势，如征税、审批、处罚等，”政府是唯一有能力和社会 成员相平衡的组织”。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希望国家多负起 直接投资之责”。他主张对资本主义加以”明知管理”，在市场失灵 的情况下，国家应当积极的干预经济，扩大政府职能，刺激投资和 消费，这为现代国家干预机制确立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极大地开发 利用了国家干预的力量。 法律是经济的上层建筑，国家干预正是以”市场失灵”作为其 存在根据的。并围绕两个目的进行，一是为了追求实质公平与实 现良好的市场秩序;二是规范立法层面以外的国家管制。其界限 应当是防止预售方这一利益集团损害预售方利益，即对预购方进 行事实上的管制，防止预售方之间的恶性竞争，保持公平的竞争环 境。 市场的真谛在于竞争，而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仅是一种假象， 是根本不存在的，即在现实的市场环境中仅靠当事人自治是不可 能保持有效的市场秩序的，这一点在商品房预售制度中表现尤为 突出。 商品房预售是我国目前房地产交易的主要方式，据有关资料 表明，载我国房地产开发资金中，预售款已占房地产全部见者资金 5创毛左右。实践证明，完全依靠市场机制作用的自动调节是不可 能实现房地产市场的良性发展的，放任自流的商品房预售会引起 房地产交易中的过度投机、欺诈等违法行为，不仅会严重损害预购 方的利益，而且会造成经济的动荡。而且，投资商品房预售市场具 有高利润、高收益的特点，这种巨大的利益驱使完全可能促使以追 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事主体个体争先恐后地进人这一行业，最后导 致社会资源过于集中，供大于求，恶性竞争的情况出现。因此，国 家需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干预，这点在商品房 预售领域表现的尤为突出。近期央行不断的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以 及多项国家政策法律的出台正是为了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干预，使 之回归理性。 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结合，使得个人利益与全 局利益可以同时兼顾。通过国家在某些领域发布灵活的政策，可 以使市场体制外的经济关系也能得到有效的调节。通过国家强有 力的监管，可以规范市场的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国家对经济的统 筹安排辅助市场机制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合理配置。国家对市场主 体提供信息，保证了交易起点的公平。国家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保证了市场经济的顺利展开。国家缩小贫富差距，保障了市场竞 争中弱势群体的利益。因此，国家作为”看不见的手”干预”市场失 灵”，将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和政府指导作用相结合。 2 . 商品房预售与经济法倾斜性原理-一实质公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房预售是独立平等主体之间就期房进 行等价交换，平等的预售房与预购方享有充分的意思自治，但是这 种平等也只是法律地位上的平等，和平等受法律的保护。但是契 约自由-一”其流弊使经济上的强者利用契约为欺压弱者的工 具，或契约自由为掩护而产生影响社会公序良俗的情事，所以契约 自由遂有其限制，大抵由个人契约趋向集体契约，由形式契约趋向 契约内容的限制”合同自由和国家干预是应交易中效率和公平者 两个价值趋向而产生的。合同自由追求的是效率，国家干预则是 为了确保实质上的公平。在现代民法中，合同自由受到各个方面 的限制，国家处于社会利益的考虑，为维护交易安全、维护社会正 义、保护弱者(消费者)的目的，在强调合同自由的同时，兼顾合同 公正，允许国家适度干预。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正义即公 平”，从社会理论和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公平分为自然公平(普遍 公平、形式公平)和矫正公平(实质公平)，前者是自然主义的基础， 后者是国家干预的理由，而倾斜性成为矫正公平的内在要求。 市场经济发展的萌芽阶段，各市场主体之间经济实力大致相 当，”意思自治’，也就自然成为市场交易的基本原则。但随着市场 经济的发展，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强势主体和弱势主体之间的分歧 也越来越大，’意思自治”这一原则己成为强势主体对弱势主体进 行残酷掠夺的绝佳理由。所以，预购方相对于预售方常常是处于 弱势地位，双方的交易实质不公平。自治法认为法律法意义上的 公平仅仅是指形式公平，它意味着机会平等，即社会资源平等地向 市场开放，竞争的起跑线均等，市场主体同等的不受歧视，市场主 体平等地拥有实现其经济目的的手段。而国家管制所追求的公 平，是在承认经济主体占有社会资源的差异的前提下而追求的一 种结果上的公平，即实质公平。因为预购方和预售方悬殊的势力 对比，往往造成预售方侵害预购方权益的后果，这就要通过国家干 预进行矫治，用以实现实质公平。商品房预售法律制度中国家干 预所追求的终极价值之一应当是实质公平。国家干预的方式是对 特定对象给与倾斜性的支持和保护。 房屋作为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属于生存权的基本内容，应当 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对公民个人消费的优先保护体现了现代民 法社会本位的发展趋势，是现代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引发对公民基 本生存权利予以特殊保护的客观要求。公民个人与法人团体相 比，前者处于弱者地位，在经济实力、联合程度、消费认知能力等诸 多方面都很难与以法人形式出现的经营者相匹敌，因而法律维护 公平的宗旨要求在保护的取向上应对消费者有所倾斜。正是体现 了经济法倾斜性原理。 3 . 商品房预购人利益的救助机制--一惩罚性赔偿资任制 度 3 . 1惩罚性赔偿责任体现着经济法的价值 商品房预售由于交易周期长、可预测性差，房地产开发商在资 金、技术、信息或是社会影响力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而 商品房预购人常常因欠缺交易经验及足够的交易信息和能力，很 难与开发商抗衡。预售人处于弱势地位，保护弱者以维护社会利 益平衡是现代社会法治精神所要求的，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 法律，维护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社会公共利益是经济法的根本目的， 对预售商品房消费者权益的优先保护也体现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 追求。 法的形式价值是指自身的价值。在全社会范围内，经济法责 任的形式在于维护经济安全和实质正义。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的 形式价值也在于此。惩罚性赔偿制度对正义价值的促动，在于实 质正义。法律责任的设定都是为了实现矫正正义，但现实生活中， 法律制度的不完备性和行为人的履行差错，使法律责任并不能完 全矫正不正义，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产生是为了弥补这种矫正不足。 惩罚性赔偿制度通过给受害人一笔额外的赔偿金，来使受害人的 权利恢复至未被侵害之前的状态。在实际的补偿性赔偿中，受害 人及其家属为了伸张正义而花费的时间、精力，而受到的周折、辛 酸常被忽略，这与现实的高诉讼成本、艰难诉讼过程极不相符。回 到现实中，补偿性赔偿是不能够充分有效地矫正不正义的，因此它 需要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补充，以维护实质公平。 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作为消费者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之一，惩罚 性赔偿制度能够更好的弥补消费者的损失，体现经济法的实质公 平。 32我国商品房预售领域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及其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49 条即通常所说的”双倍赔偿”，自此建立了民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 度，直接目的一是使受害消费者获得合理补偿;二是从社会公共利 益着眼，制裁经营者的欺诈行为，以减少欺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虽然明确了有限度的适用惩罚 性赔偿，但却没有明确商品房作为商品的属性，也没有明确适用 《消法》规定的双倍赔偿条款。其中第8、9条分别对两类恶意违约 行为和三类欺诈行为引人了限于购房款一倍以下的惩罚性损害赔 偿制度;第14条在商品房面积误差绝对值超出3%部分的房价款 及利息实行双倍返还的规定也具有惩罚性赔偿的性质。这三类欺 诈行为是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或者提供 虚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己经抵押的事实;故 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安置房屋的事实。 由此五种情形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 时，买受人除可以请求返还己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外，还可 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己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发布虚假 商品房销售广告是一种欺诈行为，如果其符合上述情形的构成要 件，作为买受人的消费者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 该司法解释的出台突破了传统的补偿性赔偿的合同责任理 论，折中性地引人了惩罚性赔偿责任，但是与《消法》第49条规定 的惩罚性赔偿的严格责任还有较大距离，对于商品房是否属于生 活消费品依然没有定性，这样对于遭受欺诈的购房消费者而言，仍 然不能直接援用《消法》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该司法解释仍然 是一个对商品房开发商的不合理利益与购房消费者的合理利益之 间的折中妥协产物，实际上是一种”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笔者 认为，针对商品房销售中的欺诈行为，应当旗帜鲜明地适用《消 法》，这样，既规范了开发商的经营行为，又维护了购房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同时又能促进我国房地产业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l]李昌麟 . 经济法学附1 .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 [2]王泽鉴 . 民法学说与利例研究(第5册)【MI .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1998年 . [3]王泽鉴 .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6册)【M] .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1998年 . [’]符启林.商品房预售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加1年. [5]邱本 . 自由竞争与秋序调控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 网刘武元房地产交易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 . 闭高富平、黄武双 . 房地产新论附].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咖年 . [81李昌麟、许明月.消费者保护法附].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 . [9]斯蒂格利英.郑秉文译.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M] . 北京:中国物资出版 社，1998年 . [l0]金香爱 . 关于商品房”双倍赔偿”的经济法理思考[Jl . 河南省政法管理 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2) 【川王利明.惩罚性赔偿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 ， ZOx)年，(4) . 〔12]刘楠.论公法、私法二元结构与中国市场经济 . 民商法论丛第4卷[C1，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年 . 【13]王立峰 . 论惩罚性损害赔偿.民商法论丛第15卷汇C] . 北京:法律出版 社，2(期)年 . 【14]刘俊海 . 旗帜鲜明地适用消法第49条困1人民法院报2003年 . 〔151梁慧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的解释与适用 . 困1人民法院 报，2(X)l年3月29日 . 【l6]凯恩斯 .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附l商务印书馆，1981年 .

❸ 法律方面论文

你好，法律方面的论文大部分是按照这个思路去写的：
1.选题，你在生活中发现存内在容哪些法律问题，你对这个法律问题有看法。比如：论保险代位求偿行使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2.选好你要写的论题后，就开始查找有关论题方面的资料，比如现行规定，学者们对这方面的定义，主流的观点，这方面的案例等。
3.大概熟悉在你论题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对问题的认识后，就可以开始着手正文了。
4.各个学校都有对论文格式的要求，一定要严格按照学校要求的格式来完成论文。多和同学交流，不懂就问老师。
5.跟你说说正文怎么写。
本科论文可以分成三部分进行，
第一部分是中文摘要，引言，相关概念特征，立法现状等；
第二部分，重点是第二部分，这一部分要求你提出在存在的问题，然后针对问题给出解决的办法。
第三部分就是把你的参考文献列出，再致谢就可以了。
谢谢，请采纳！

❹ 学校要求写一篇法学论文

法学论文写作的准备
欲写出高质量的法学论文,应当作好多方面的准备,其中,主要是如下三个方面:

(一)制定研究计划
研究计划,是指研究的方法、步聚和时间安排等方面的筹划。制定研究计划,包括预先自我规定从哪个方面入手进行研究,先研究什么,后研究什么；从哪些方面着手收集资料；再怎样合理地安排时间,等。只有这样,研究起来就会重点明确,方法和步骤井然有序,防止研究时顾此失彼和做重复劳动等情况发生。

(二)广泛收集材料
广泛收集法学论文资料,是指广泛收集与法学学术论文题目有关的材料。充分占有丰富的材料是写出高质量论文的雄厚基础。这是因为:

1.充分占有资料,能了解到与论文有关的问题学术理论界研究到何种程度；哪些问题没有研究过；哪些问题虽已有人研究过但不深刻；哪些问题虽有旧说但需要匡正,等。这样,就能明确自己研究的重点和主攻方向。

2.充分占有了资料后,能拓宽研究问题的视野并提高认识问题的整体高度,为使自己站在前人已研究过的问题的更高层次,为写出更高水平的法学学术论文打下基础。

法学论文资料的来源,从大的方面观之,有直接地从社会调查、访问、实验中获取,也有间接地从书籍、报刊、文件、法规、电影电视、广播和其他文献中得到。收集法学论文资料的途径主要有:从校内外图书馆、资料室已有的资料中去查找；通过做实地调查、社会实践或实习等渠道获得；通过自己的平时观察和做实验获取。

收集法学论文资料的传统方法主要有:

1.自制资料卡片,上面写明资料的题目及简单内容,资料的出处、页码、年、月等；2.自己抄录；3.全部或部分复印；4.剪下自己订阅的报刊上的有关材料,等。在当今信息时代,收集资料的方法可购买有关资料的光盘,可从电脑上查阅或者下载,等等。所收集的材料内容包括:典型事例或案例、有关引文、法律条款、领袖的语录、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历史资料、数字、至理名言或格言、对立观点的论点和论据等。

收集法学论文资料应当注意:1.要全面地收集与自己的论文有关的材料；2.对资料进行整理、分类；3.再选择出写论文所必需的典型资料,以备待用。只有这样,才不会使自己被浩瀚的资料所困扰,甚至被它们搞得头脑发懵,良莠不辨,主次不明。

(三)编制法学论文提纲
编制法学论文提纲,是指在收集到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根据论证论文主题的需要编写和制作该论文结构的框架和体系。实际上,它相当于由序码和词语所组成的一种逻辑图表。制作论文提纲十分必要。这是因为:1.它能促使自己从宏观上对全文进行谋篇布局。由于编制提纲需要对材料进行选择；接着按论证主题的需要,对必用材料的使用按先后顺序进行安排和调整；对不必要的材料忍痛割爱,等,因此,这就促使自己对全篇作合理的布局。2.它能使论文的框架视觉化。好的论文提纲能使论文的中心论点、下属论点及论据安排得先后井然有序,层次分明,因而能使自己一看就一目了然,清清楚楚。3.能帮助自己在写作时,按已定的论文框架沿着先后顺序行文和避免重复。由于写作法学学术论文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完成,有了一份详细的和纲目分明的论文提纲,能使自己按图索骥,流畅成文。

如果没有论文提纲,虽有腹稿,写作起来,由于写作时间较长,在论文写到中间或后半部时可能忘记前半部分已写的内容而又重复写上；或因时间长将应该写上的内容因遗忘而漏写,这样,就必定出现重复或漏写的情况,影响论文的质量。

编制法学论文提纲应当做好两方面的准备:1.确定基本论点,就是确定全文的表达中心。在此之后,再确定下位论点,即阐发基本论点的若干个小的论点。下位论点最好写出论点句子,使其固定下来。确定下位论点时,应根据论证基本论点(上位论点)的需要选用与上位论点逻辑关系最密切、说服力最强的论据。2.选定材料。选定材料,就是选定将要写入论文中的材料。此项工作应从收集到的大量材料中选出最能证明观点(上位论点、下位论点)的材料,并将它们作为立论的依据。这些材料,应当少而精。选择和整理材料应当分清主次。在选定材料的过程中,可采取如下几种办法:把选好的材料按问题分开；将证明每个问题的材料划分为一组；每一组的材料按使用的先后次序排列好。经过对材料作上述整理,又使其与论点连在一起,就便于下一步编制提纲。

编制提纲。要编制一份好的一万字左右的法学学术论文提纲,应当注意三个问题:

1.有合理的项目

一般在法学论文题目之下,编制出两个或三个层次的小项目。例如,写明:第一,题目(中心论点)；第二,三至四个分论点(下位论点)；第三,一至四个论据。第二和第三项的写法,既可用标题写法,即用简要语言,以标题的形式把该部分内容概括出来；又可用句子的写法,即用一个比较能表达完整意思的句式把该部分的内容概括出来。两者各有所长,各人可视自己的需要择一。

2.采用有效地编制论文

❺ 法律方面的文章去哪里发表

法律方面的文章还要取决于文章内容以及形式。如果是论文可以在《法学杂志》、《中外法学》、《法学研究》上发表；如果是通俗或者时效强文章可以在《法制日报》、《法制晚报》上发表。

❻ 求你那篇法学专业论文！谢谢

论我国现阶段社会环境中青少年犯罪的诱因因素

班级：05级法经一班 姓名：XXX 学号：XXXX 成绩：

青少年违法犯罪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社会问题，被视为当代三大公害之一。近年来，我国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相当突出，它不仅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同时也玷污了青少年宝贵的青春年华。来自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统计显示，未成年人犯罪在经历了1995年、1996年的低潮期后，近年来再次呈现上升趋势。 因此，为了达到认识进而控制、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目的，对于我国现阶段社会环境中青少年犯罪的诱因因素进行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青少年犯罪的定义
青少年犯罪在中国大陆尚不是严格法律意义上的概念，而是犯罪学研究中及现实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概念，是从社会学、犯罪学的角度提出的，并非刑法意义的犯罪解释。我国的青少年犯罪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所说的青少年犯罪指的是已满14周岁、不满25周岁的青少年实施的危害社会、触犯刑律，依法应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狭义上的青少年犯罪概念即刑法学上的犯罪概念，其目的是为了定罪量刑。而广义上的青少年犯罪是指6-25周岁的青少年的不良行为，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不良行为是指《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规定的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违法行为是指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所有行为，犯罪行为是违反《刑法》禁止的一切行为。广义上的青少年犯罪概念即犯罪学上的青少年犯罪概念，其目的是为了预防青少年犯罪。故本文所说的青少年犯罪是指广义上的概念。

二、我国青少年犯罪现状
有资料显示，我国近10年来的犯罪增长率已过24%，而其中青少年犯罪的比例，据官方统计资料表明，在1980—1989年的10年间，14—25岁年龄段的犯罪占全部犯罪人数的比重一直维持在70%以上，自1990年以来的近10余年，这一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65%左右。这中间，十五六岁少年犯罪案件又占到了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
我国的青少年犯罪具有两大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是青少年犯罪长期以来所固有的特点：第一，从犯罪性质看，呈现出日趋暴力化的特点；第二，具有满足物质欲望的贪利性特点；第三；从犯罪组织形式看，具有团伙性特点；第四，从主体年龄上看，青少年犯罪呈低龄化特点；第五，青少年犯罪屡教不改，具有反复性特点；第六，青少年犯罪具有突发性特点。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确立以及与之相伴生的失业、教育产业化、贫富差别悬殊等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日益加剧。青少年犯罪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
第一，网络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日益密切。信息技术的普及与发展在给现代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其在青少年犯罪中的催化剂作用正在成为不争的事实。青少年由沉迷网吧发展到有轻微违法行为，就是由于在网上浏览到了暴力、色情等网页，任其发展下去，就有可能引发犯罪。包括沉迷网吧，逃学，为筹钱上网而发生的抢劫、盗窃；沉溺于虚拟的网恋最终因无法接受与现实的差距导致的犯罪；以及以网络作为媒介而实施的犯罪等
第二、农村籍青少年犯罪急剧上升，农村流入城市的青少年犯罪突出。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以及教育费用的猛增，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少年，也加入到了打工者的行列。但这些初来乍到的打工者，一方面由于文化水平低下，缺乏生存的基本技能，往往很难在城市立足；另一方面，城市多姿多彩的生活对他们又极具诱惑力。因此，他们总是不惜一切手段也要跻身于城市，最终到了山穷水尽时，则挺而走险，甚至以身试法。
第三、性犯罪比例较大，且有上升趋势。随着色情以及家庭娱乐设施的普及，青少年与性的关联越来越明显，比如早恋、同居、同学及朋友之间的性行为，特别是有偿色情服务等，而现今的教育体制下正规健康的青少年性教育又几乎是空白，因此，处于性早熟时期而对性的认识是既神秘又剌激，在有诱惑的情况下，极易引发青少年性犯罪。

三、我国现阶段社会环境中青少年犯罪的诱因分析
青少年犯罪原因可从主体内因素和主体外因素两方面来看，主体内因素主要指的是青少年在此时期的心理生理主要特征，包括青少年生理上急剧发育，内分泌强烈，使其内心躁动，活泼好动，但生理上却发育滞后，不能认识行为的社会后果和责任，因而行为受本能控制，缺乏判断、决策过程，且易受外界不良诱因诱惑等 。而主体外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以下仅就我国现阶段社会环境因素对青少年犯罪的诱因进行浅要分析。
（一）家庭原因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最基本的生活单位，是青少年接触的最早的群体关系，对青少年的心理产生很大的影响。马卡连柯认为，学生主要的教育基础是在幼儿期奠定的，他说：“在5岁以前所做的一切，等于教育过程的百分之九十的工作。” ，大量的调查材料表明，家庭教育不良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现今社会中，不良家庭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家庭自然结构的破坏
所谓家庭自然结构的破坏包括：父母双亡，父母单亡，父母离异，父母分居，父母再婚，父母一方有精神病，父母双方或一方被判刑，劳改等。由于家庭自然结构的破坏，孩子必然失去管教或缺乏管教，有些人因为从小失去母爱，到外面去寻找“友谊”和“温暖”，而被坏人引诱，误入歧途；有些人因为家庭受到冲击，升学就业无望，物质生活困难，内心对社会产生不满而走向犯罪，有些人因为人手不了继父母的虐待、歧视，离开家庭流落社会，学会偷扒等等。尽管其中一部分人可能得到亲戚、邻里或老师的一些照顾，但毕竟是有限的，致使孩子的不良习惯和反常行为得不到及时的发现和纠正。
2、家庭意识形态的影响
有些家庭的父母为些小事争吵不休，甚至大打出手，不仅给孩子树立了一个坏榜样，而且由于经常争吵，家庭失去了和睦温馨的气氛，父母无心教育子女，对孩子放任自流。抑或由于父母行为不庄严、不检点，没有建立正常的权威形象，使得少年形成不良的性格或者进行不良行为的模仿而导致异常行为（包括违法犯罪）的发生。
3、不正确的家庭教育方法
有些家长对子女及其溺爱，致使子女的性格具有明显的任性、自我为中心的特点。有这种性格的少年，一旦介入社会生活，很容易以自私的、任性的态度不顾社会道德、法律规范去追求自己的目标，从而发生违法犯罪的行为。
有些家长对子女采取简单粗暴的教育方法，致使子女形成粗暴冷酷的性格。这种青少年在处理人际关系的矛盾时很容易发生粗暴的攻击行为，并由此导致违法犯罪。
还有些家庭经济困难，造成的孩子很早涉足社会，外出打工。由于缺乏正常的家庭生活和文化教育，他们中很多人误入犯罪群体中，男的青少年多半以行窃、诈骗为营生，女性青少年则以卖淫为“职业”，而且这些人违法犯罪的意识很浓厚，改造教育的难度很大，抓了放，放了抓，不思悔改，重操旧业，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
（二）学校因素
由于教育体制问题，我国的学校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智育、轻德育，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致使一些学生缺乏善恶、真假、美丑、荣辱的鉴别能力，对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消极影响缺乏免疫力，容易步入歧途。并且学校对于学生的法制教育、生理卫生教育流于形式，很多基层学校根本就没有心理辅导方面的任何措施。一些教师缺乏对学生特别是后进生生理、心理常识的了解，不知如何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教育方法过于简单，除了批评还是批评，甚至加压逼退，逐出“山门”。致使他们破罐破摔，流落街头，寻找“知己”，结成消极性的非正式群体，久而久之，极易走上团伙违法犯罪的道路。
(三)社会因素
社会不良现象对青少年的影响不容忽视。现在人们所说的“黄色”、“灰色”和“黑色”“三色污染”，对青少年的危害尤其为甚。目前，在文化市场上，图书报刊、音像制品中充斥着大量的封建迷信、凶杀暴力、淫秽色情及其它不健康的内容，对社会文化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污染。其中，“黄色污染”对青少年的腐蚀则最为严重。与此同时，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和走后门拉关系的“灰色污染”，使一些青少年也耳濡目染。而带有黑社会性质暴力犯罪的“黑色污染”更使一些青少年纷纷模仿，讲“哥们义气”，跪拜结盟，打打杀杀，危害社会。
（四）司法因素
虽然我国法律比较注重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但在青少年犯罪中的成年人犯罪部分却没有相关明确的保护，造成司法实务与学理研究之间形成空白地段。比如在执行刑诉法过程中所存在的“刑讯逼供”、“律师会见难”和“超期羁押”等“老大难”问题。这些都可能使受到不公正对待和遭受枉法追究的人，产生逆反、继而对社会进行抵抗甚至敌视的犯罪心理。对于青少年来说，更容易产生这种心理。而在这些方面，司法务实和法律规定方面产生了脱节。并且在对青少年罪犯的监狱管理中，并未能很好地减少监狱的“交叉感染”，而监狱对青少年犯罪的“交叉感染”作用更是突出，因为他们的抵抗力更弱，模仿力则更强。对此，应引起充分注意。
四、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对策
青少年犯罪是一个社会问题，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综合症”。我们更应依靠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综合治理。正像《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第2条）所提出的：要成功地预防少年违法犯罪就需要整个社会进行努力 ；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条）也明确指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实行综合治理。 ”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家庭方面
培养、教育子女是父母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只养不教，是父母的失职，教子不善，则是父母的罪恶。要从根本上制止青少年犯罪，就是要重视家庭教育。作为家长，在营造和睦家庭氛围的同时，不仅要为子女的成长提供良好的物质保障，更应该对孩子进行心理精神方面的教育和交流，一般情况下，少年犯罪都是有前兆的，家长要细心观察，及时加以引导。将孩子的不良言行告诉老师和邻居们，争取他们的帮助、配合，在孩子的周围形成一个监督圈，通过各方面的督促、引导，使孩子改邪归正，健康成长。并且司法方面也应该对教育失职的家长进行具有强制的法律制裁。
（二）学校方面
作为学校，应该端正办学指导思想，抓好素质教育和品德教育；努力提高教师素质，尤其注重教师政治素质和师德的培养；同时应切实抓好学生的法制教育，通过这些法制教育，使广大青少年懂得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知道什么行为是社会提倡和法律允许的，什么行为是法律禁止的，什么行为是违法的，做到知法、懂法和遵纪守法。
（三）社会方面
社会预防，主要是指净化社会环境，给青少年创造一个有利于其身心健康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动员社会力量，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和保护，以控制和减少青少年犯罪。
第一、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防止“黄色”、“灰色”和“黑色”这“三大污染”对青少年的感染和侵害，坚决禁止含有色情、暴力等音像制品。同时，要加大对容美发、桑拿等色情场所及有可能诱发色情活动的经营场所进行综合治理，做到不要让污泥浊水侵蚀我们的下一代。
第二、规范网吧，清理整顿社会环境。在网吧的管理上下大力气，从而真正把青少年堵在不健康的网吧之外。
第三、加大对出租房屋及宾馆、旅馆的的管理力度，进一步完善和加强社区化管理。在面对失业、下岗，社会闲杂人员以及外来人口越来越多的新情况下，要发扬社区管理的优势，实行更为有效的科学化的管理，使社区成为预防犯罪的一道坚强关口。
第四、健全农村保障体系 。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更好地得到利用，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女子能够得到有效安置和良好的教育。
（四）司法方面
我国刑法在立法中充分体现了国际通行的教育、预防、保护和社会化原则，把保护同刑罚处分相结合，体现从宽和人道原则，把处理不良行为同处理犯罪行为相结合，体现预防犯罪原则，但这些原则毕竟只是原则，在有些方面还是很缺乏操作性的，甚至是无法可依。而我国法律对青少年犯罪，有处理从宽的规定，但还没有管教从严的相对应的法律措施。因此在具体法律实务和法律规定的配套和落实实施之间需要更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

综上，从社会环境角度来看，青少年犯罪有其家庭、学校、司法和社会风气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要采取家庭预防、学校预防、司法预防和社会预防等多种预防方法，进行综合治理，以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

❼ 法学论文

希望能帮到你 哪怕一点点

就业的门槛和物价一样越来越高了，有的招聘单位居然要求女生乳房要对称了！按此速度发展下去，不久的将来可能要求SIZE36以上的女生才可参加面试了

参加过应聘、艰辛地找过工作的人都有体会，没找过工作，逛过街的人也知道。在用人单位“买方市场”的今天，求职者常常受到就业歧视，理由五花八门，甚至荒唐可笑，略加归纳，列举如下：

身高歧视。这是司空见惯的，女营业员身高158厘米，外表秀气，开朗活泼。。。要求类似选美。因为大家太常看到了，以至于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了！
姓氏歧视。据报道，有个女孩毕业后，准备当一名营业员。她与一位经营布料的老板面谈。这位老板有意聘她，但一听女孩姓裴，便马上改变了主意。从此，先后十余次求职均被拒之门外，只因女孩姓“裴”。
性别歧视。很多企业招用员工时将女性拒之门外。同等条件下，除非女性应聘者特别优秀才会考虑，而对男性并没有这个要求，这就是传说中的‘宁要丑男武大郎，不要才女穆桂英’！！
经验经历歧视。在一些招聘广告中，常常有对“经验”的要求，这使一些根本没有工作经验的大学生或无工作经验的人才望而却步。其实，有些职位对经验的依赖并不多，只要经过短期的接触或培训就可胜任，试问刚跨出高校门槛的大学生怎么会有两年以上的销售经验（不排除个别情况）、*******经验呢？对于应聘者来说，个人经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有过犯罪前科或坐过牢的人，他们的就业道路将是处处碰壁、一片荆棘。所以大家一定要理性、冷静的思考自己的人生，不要走上不归之路！！！

学历学校歧视。有很多企业在招聘过程中，对“学历”的要求动辄以硕士、博士为硬性标准，但实际上所需人才的岗位有专科学历就足以胜任，没有必要高薪聘用硕士、博士，造成无谓的人力资源浪费现象；有的企业则对名牌大学情有独钟，非名牌毕业生不录用；而有的企业则偏爱“海龟（归）”，有句话叫：“海龟上岸，土鳖滚蛋”。
血型歧视。一家公司不惜重金聘请销售总监和国内、国际市场销售经理，除了要求高学历、多年在大型企业的工作经验、出类拔萃的管理开拓能力之外，还有一个条件：血型为O型或B型。在招聘时对血型有要求实属少见。？？？难道企业也像女生一样迷恋星座？
户籍地域歧视。现在各大城市都有许多工种不允许外地人涉足，也就是户籍歧视。北京就明文规定一些行业限制使用外地人员，如金融与保险业的各类管理员、业务员、会计、出纳员、调度员、星级宾馆前厅服务员、收银员、话务员、核价员、出租车司机、办公室文秘等，这些工作都不许没有北京市户口的外来人员从事。此外，地域歧视也相当严重，比如前一段时间炒得相当热的《河南人惹谁了？》、《千万别惹东北人》等书都反映了地域歧视的严重态势。
类似的就业歧视现象不胜枚举。按照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人人都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并将采取适当步骤来保障这一权利，但公民平等的就业权利在现实中却不断被阉割。

针对上述就业歧视现象，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中国需要制定《反就业歧视法》，明确确立就业平等、禁止就业歧视的法律原则，并由政府部门履行对就业市场歧视性行为的监管职能。其实，是我国立法滞后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禁止就业年龄歧视的法律，如美国有《雇佣年龄歧视法》，禁止任意的年龄歧视。而我国缺乏对个人就业权利和就业机会的法律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增加了社会就业成本，降低了社会总福利水平，造成人力资源的不当配置和严重浪费。

良法是人类理性的体现，同时又促进人们形成理性的理念。如果继续纵容如此明目张胆的就业歧视，忽视弱势群体，那么法律的公平价值、秩序价值又何以体现。在秉承‘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国，没有几个人敢如此嚣张的挑衅法律的威力！同样因身高受歧视的案件，在我国公务员考试报考条件尚未修改时在重庆等地区也发生过，但是正是因为没有一部明确的法律来保护这一弱势群体，现实生活中，就业歧视的现象仍屡禁不止！因此，我认为，为保护就业者的合法权益，保障各类人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制定《反就业歧视法》势在必行，以禁止在劳动力市场中出现的种族、性别、年龄、地域、户籍、相貌、身高和学历在内的任何形式的歧视。

禁止就业歧视的立法理由及其法律界定
近年来，随着人权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就业歧视（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又称职业歧视 ）问题渐渐凸现，并日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就现状而言，我国立法上对于就业歧视的规定不够完善、缺乏可操作性；法学理论上对就业歧视也未能形成合理统一的观点；而各地方法规、部门规章上所存在的歧视壁垒更是比比皆是。因此，亟需制定禁止就业歧视立法。本文仅对禁止就业歧视的立法理由和就业歧视的法律界定展开研究。

“歧视”在现在的一般含义是指根据阶层或者群体而不是根据个人的特长或优势加以区别对待和考虑 。虽然上述定义过于宽泛，但歧视本身的确是一个中性词汇，在经济学中更是如此。正是基于此，经济学中甚至法学界中一直有着是否应当反歧视的争论。关于其如何渐渐演化为贬义词，有学者这样描述：“歧”指岔道，“视”指看待，即白话文的“分别看待”。可惜“歧”字后来引申为专指若干条岔道中错误的那条，“歧视”一词也跟着添上了贬义。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差别对待都不合理，因为对于个体的人而言，差异是存在的，这其中有自然属性的差异也有后天努力所形成的差异。根据后天努力所形成的差异进行区别对待，比如根据技能，恰是促进人发展的动力。而只有以自然属性差异为标准进行的差别对待才是歧视。即便做这样严格的限定，这种一般意义上的歧视也远远超出了我们要讨论的范围。本文将仅围绕“法律含义上的歧视”对“就业歧视”进行讨论。

一、禁止就业歧视的立法理由

（一）反对立法禁止就业歧视的理由

1、经济学上支持歧视的根据

最早关注歧视的是经济学而不是法学。在经济学上，有很多理论支持歧视。经济学家认为“歧视”的根源在于资源的稀缺。由于资源稀缺，进而决定必须有竞争的市场才能最充分有效的利用资源。而竞争必然意味着选择和淘汰，这一过程也必然需要规则。根据竞争的各种规则，人就被分成了不同的群体。经济学家相信，一个完全竞争市场拥有众多的卖者和买者，所有没有一个买者或者卖者对价格有显著的影响力。在经济学家的眼中，不正确的歧视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中不可能维持。因此我们可以也总是能够观察到这样的现象：有钱的可以乘坐豪华轿车、漂亮的女孩可以参加选美大赛、学习好的可以就读名牌大学、个子高的可以打篮球等等。上述种种，本身就是这个竞争的社会的一般规则。“可见，“竞争”和“歧视”，是形影不离的亲兄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同一种现象的两种说法。”因此，自由竞争就必然意味着歧视，只要我们需要竞争，就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消灭歧视。

2、企业用人自主权的需要

有学者认为，将“就业歧视”套在私营或独资企业上，就回到了政府及社会在用人制度上直接干预其自主权的旧体制。企业追求的是赢利上的吹糠见米，而不是理论上的“道德关怀”。因此不能采用立法的方式反就业歧视。而就业歧视在所有企业都转变人才观念的时候，在整个社会对人才的评判标准趋于理性化的时候，在劳动力再不极度过剩的时候，便可自然而然的迎刃而解。
更有学者进一步主张，人的一切选择行为都是歧视的。而就业歧视行为都只是企业们在“取己所需”而已，这么做怎么不会“增加社会的就业成本，降低社会福利水平”。甚至认为，正是“歧视行为”把人们配置到了他们各自最能胜任的职位。也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并总结性的主张，“就业歧视”行为是没有感情色彩的，是必需的，只有实行“就业歧视”企业才能找到合适的员工，才能发展，因此不应该立法反对就业歧视。

3、合同自由和保持立法权威

有学者在合同自由的基础上认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有选择是否签约的权利，择优录取是行使这一权利的必然，因此“歧视”是双向“择优录取”的特殊表现形式。况且合同自由决定了，只有双方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时才会签约，所以不能认为这是歧视。再者“立法是神圣而严肃的事情，不能因事立法。而且有法不依、有法不执就相当于没有法。这也不是立法就能解决和杜绝的事，因为隐形标准难以约束”。

（二）制定反就业歧视立法的理由

尽管，对于是否立法禁止就业歧视尚存在争议，但是多数学者都是持赞同的观点。 我们认为前述反对观点并不成熟也缺乏依据，在总结已有理论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四点立法理由。

1、 实现人类基本价值的需要

自由和公正是基本的人类价值，为了实现它们有多种制度可以选择。传统的经济学鼓吹自由的竞争市场，而制度经济学家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未必就能产生平等。权势的个人或者集团的强制总是能够打破竞争的自由。而这正是我们需要政府的一个主要理由：即要在这种情况下确保所有个人都能得到保护。既然自由和公正是基本的人类价值，我们就必须确定公正的标准，在“程序公正”和“社会公正”之间做出选择。所谓程序公正意味着个人和权力机关应对同等情况下的他人一视同仁；而社会公正指结果平等，即社会地位和交往的结果应该是平等的。但是，显然社会公正与自由和繁荣的实现水火不相容，因此并非现代社会的适当选择。而程序公正必然要求不分种族、宗教、贫富或亲疏地保护同等的基本权利，换言之，程序公正就意味着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此必须克服甚至消除歧视。

2、 “和谐社会”的诉求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而和谐社会的第一个特征就是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 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正面临严峻的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如果不能够在程序上保证各群体的包括平等就业在内的劳动权利，很有可能会造成某种社会动荡和不安。仅以受歧视的乙肝患者为例，除了已经爆发的周一超杀人案等恶性事件外，我们注意到种种激烈的言词出现：比如“我是乙肝患者，但我不是乙等公民”、“因遭乙肝歧视杀人，周一超能否成为孙志刚” 等报道。而在著名的“肝胆相照网”论坛注册的网民就已多达87,424人。 这些现象无一不在提醒着我们必须正视社会上存在的歧视问题，而就业歧视涉及人的生存权更是首当其冲。

3、 立法反歧视是保障基本人权的途径

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历来重视对人权的维护和保障。党的十五大指出：“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党的十六大重申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方针，同时提出了“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004年，宪法又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国家保障和尊重人权”。我国近年来参加的《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人权公约和文献也已多达21个。而劳动权就是一项基本人权。虽然单位应当有自由的用人自主权，但是以同工作性质和需要无关的原因、随意地进行聘任、给予区别待遇必然会侵害特殊群体的基本人权，况且“不歧视加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和法律不加歧视给予平等保护是保护人权的一项基本原则”，为此，有必要进行国家干预、通过立法以指引和矫正就业歧视的存在，这样才能建立更加完善的人权保障机制。

4、 完善现行法的必然选择

关于禁止就业歧视的立法，在我国并不是不存在，但是却失之抽象而缺乏可操作性。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且“公民有劳动的权利”。这两条结合起来是禁止就业歧视在我国的宪法渊源。而具体到部门法，虽然《劳动法》也明确禁止就业的“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歧视，并进一步规定“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 但是由于缺乏具体的权利救济程序和民事责任。事实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曾对62个定点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状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67％的用人单位提出了性别限制，或明文规定女性在聘用期不得怀孕生育。而制定《反就业歧视法》，就是不仅要进一步明确就业平等、禁止就业歧视的法律原则，而且更要作出具体的、操作性强的规定，并由政府部门履行对就业市场歧视性行为的监管职能。

二、就业歧视的法律界定

（一）、国际条约对就业歧视的界定

为实现反歧视的目的，在各国家、地区、国际组织的共同努力下，一系列的国际条约得以订立，力图为在国家和地区内反歧视设定最低的标准和范例。这包括：反种族歧视方面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性别歧视方面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劳动权利方面的1951年国际劳工组织第100号公约《对男女工人同等价值的工作付予同等报酬公约》，就业方面的国际劳工组织第111号《劳动和职业歧视公约》等。

在这些公约里都对具体的歧视作了某种界定，虽然每个公约都限于其所旨在消除的具体歧视类型，但这些定义对于我们在法律上清楚界定就业歧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比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规定“……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做的任何区别、排除或者限制，其作用是为了妨碍或者破坏妇女基于男女平等、无论已婚还是未婚……享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而国际劳工组织第111号《劳动和职业歧视公约》认为歧视是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见解、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所做出的，后果是取消或损害劳动或职业机会均等或待遇平等的任何区别、排斥或者优待。但是，对于一项特定工作基于其内在需要的任何区别、排斥或者优待不构成歧视。“劳动”和“职业”包括获得业务培训、获得工作和特别职业，以及劳动条款和条件。111号公约所提供的定义从歧视的原因、存在的领域、侵害的权利三个角度对就业歧视进行了比较完善全面的界定。同时又排除了正当的不平等对待。这种定义方式尤为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不过，在借鉴国际公约对于歧视的界定时，我们不能忽略另外一个被视作是歧视的例外的相关概念，即积极行为（有时又称为平权行动）。积极行为（affirmative action，positive action）是指为了纠正已经存在的歧视行为，法律强制或者用人单位自愿给予某些法定人群优惠的行为。积极行为是实现事实上平等的工具。联合国秘书长采取暂行特别措施将联合国各级女性官员的男女比例提高到50/50的行政指示就是典型的例证。《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1条第4款规定了这样的特别措施“专为使若干必须予以必要保护的种族或民族团体或个人获得充分发展而采取的特别措施，以确保此等团体或个人同等享受或行使人权或基本自由的，不得视为种族歧视”。

（二）、其他地区和国家对反就业歧视的界定

1、欧盟

在介绍欧盟关于就业歧视的界定时，我们首先要注意，欧盟在进行成文法化之前，判例法已经预先对于歧视的含义作了限定。欧盟的判例法清楚地阐明，并非任何区别对待都等于被禁止的歧视，只有那些没有客观或者合理理由的区别对待，即非追求合理目的或者手段和目的不相称的区别对待才是被禁止的歧视。以此为前提，适用于欧盟成员国的《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的《第12议定书》规定，“鉴于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并有权受法律平等保护的基本原则”，“任何依法享有的权利应当得到保障，而不因任何诸如性别、种族、肤色、语言、增交、政治、或其他见解、民族、或社会出身、同少数民族的联系、财产、出生或者其他身份等理由而受到歧视”。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对《议定书》的解释报告，这一界定是一种非穷尽的列举。之所以没有将其他的类型，比如身体或者精神残疾、性趋向以及年龄也加以列举的原因，是为了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14条保持一致性，以免使成员国误以为不被列举就不属于保护的范围。 而欧盟《建立劳动和职业平等待遇基本框架》指令 的第一条对就业歧视做出了更具体的规定。在该指令中，就业歧视包括直接歧视和间接歧视。该指令先规定了歧视的类型限于宗教、或信仰、残障、年龄或者性趋向。接着指出，直接歧视是指因前述的原因对于相似条件给予另外一人较差的待遇。而间接歧视指因为所属群体不同而在适用表面中性的条件、标准或者实践将导致某一类群体处于不利境况时的情形，但是如果有合法目的，并且为实现该目的所必需和恰当的情况除外。

2、其他国家和地区

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歧视的法律调控机制比较分散，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完善的平等法律制度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都有法律明文规定禁止直接和间接歧视、建立了独立的机构协助被歧视人、并规定了积极行为来保障平等的实现。在这一目录下的典型国家包括荷兰、爱尔兰、意大利、比利时、英国和瑞典。而其他国家则分散在多个法律中，且往往没有健全的体制来保障个人诉讼。在此，仅以爱尔兰为例介绍第一类国家的规定。

1998年爱尔兰颁布了就业平等法，该法于1999年10月18日正式实施。 其第6条规定，在同劳动关系相关的任何方面禁止根据性别、婚姻状态、家庭状态、性趋向、宗教信仰、年龄、残疾、种族、以及国别进行直接和间接歧视。此外，在职场根据以上原因对职员进行骚扰也是被禁止的。而雇主有义务采取合理措施避免出现职场骚扰现象。该法既适用于公共机构也适用于私人部门，包括贸易协会、专业协会、以及职业介绍机构。至于积极行为，在爱尔兰只被允许针对性别、超过50岁的人、残疾人以及外国人采取。为了确保平等劳动权的实现，爱尔兰设立了两个机构分别处理个人投诉以及开展促进平等的活动，即平等事务调查处（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Equality Investigations）和平等事务局（Equality Authority）。前者拥有调查权，并可以做出有约束力的裁决，其对歧视的补偿裁决可以达到两年的工资总额。而后者实际负责平权行动和起草相关法案。

（三）国内学者对于就业歧视含义的界定

由于对于就业歧视研究的匮乏，国内学者对于就业歧视的含义都有着不同的观点。概括来看，国内学者对于就业歧视的定义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将就业歧视限定于狭义的就业过程或就业机会歧视

有学者紧紧围绕劳动法的规定指出，“就业歧视是对平等就业权的侵害,所谓平等就业权是指具有劳动能力,达到法定年龄的劳动者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上选择用人单位从而平等地获得参加社会劳动的机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年龄、肤色、国籍、个人身体素质等不同而遭受歧视的权利。” 也有学者给出了类似的定义，认为就业歧视是指“条件相近的求职者在求职过程中，由于某些与个人能力无关因素的影响，自己不能够享有与他人平等的就业机会，从而使其平等就业权受到侵害的现象。”

2、采取列举歧视表现的方法进行界定

有学者采取列举方式表述了普通观念中对就业歧视的理解，指出，劳动力就业中的歧视包含三种不同的意义:一是表现为心理上的不喜欢，这是以招聘考官的个人喜好而定的；二是不公平对待,即对应聘者以不同的方式对持；三是不公平待遇,这种不平等的待遇主要是指劳动者的就业权利、社会地位、工资、福利等方面,它使劳动者在进入市场时就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

3、根据歧视的类型进行界定

有学者根据歧视存在的不同类型，比如是基于性别还是年龄等，对就业歧视做出了如下的定义：“就业歧视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和经济过程,其根源在于社会习俗,并被那些剥夺弱势群体的较好的教育与工作机会的体制所强化。它主要是指因种族、性别、年龄、地域、所受教育状况等方面的不同而给予的不平等待遇。根据造成这种不平等的原因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绝对不平等和相对不平等。”

（四）对国内学者定义的评价

1、定义狭隘

概括来看，以上定义具有两个共同点。首先，定义都是以我国《劳动法》第三条“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以及十二条“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的规定为基础，将劳动法上的歧视限于侵犯就业平等机会，从而就业歧视的定义被限定为就业过程歧视。其次，定义都认为就业歧视是对平等权的侵害。

我们认为，尽管以上定义基本上抓住了歧视本质上是对平等权的侵害这一核心，但却囿于现行《劳动法》的规定、过分的限制了就业歧视的含义。按照我国劳动法的规定，平等就业权是指劳动者不论其民族、种族、性别、宗教的不同，均享有平等的获得就业机会的权利。换言之，我国《劳动法》上的就业权是指“就业机会权”。平等就业机会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就业资格的平等，二是就业能力衡量尺度的平等。但是，平等就业机会权仅是劳动权的直接体现之一,是实现其他劳动权的前提，劳动权的内涵远不止于此，还包括但不限于《劳动法》第三条规定的其他权利。尽管我国《劳动法》在条文中只明文宣示“就业平等”，并且在第二章“促进就业”中明文列举了就业机会歧视的种类，但是，诚如上文所述，抽象劳动权下所有具体化的权利都理应平等获得保障，这是平等权的应有之意。因此，我们认为歧视不应被限定在就业机会歧视上，应当涵盖所有的具体劳动权。

有的学者意识到了“就业歧视”的广泛含义，在定义“就业歧视”这一概念时指出：“所谓就业歧视,是指条件相等或者相近的求职者在求职过程中,或者受雇者在就业时由于某些与个人工作能力无关的因素不能够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以及工资、配置、升迁、培训机会等就业安全保障的平等待遇,从而其平等就业机会受到损害的现象。” 尽管该学者在定义的最后又错误的把平等就业回归到平等就业机会，但是，从其定义中可以看出，该学者所意指的“就业歧视”不仅限于对劳动法上“平等就业机会”的侵犯，而且包括对于就业安全保障的不平等对待。

基于以上，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区分就业权和就业机会权的基础上，统一“就业歧视”的含义，避免将就业歧视进行不当的限制或者导致对于就业歧视的狭隘误解。

2、忽视间接歧视的存在

在国内学者的定义中，几乎都将视角限于就业的“直接”歧视上。我们认为，就业歧视不能仅限于直接的不平等对待。事实上，劳动过程中形式上的平等有时候会导致实践或实质的不平等。如果用人单位的招聘测试不恰当，有可能会排除某一类群体的被聘用。比如，在美国著名的Griggs v Duke Power Co一案中，用人单位提出了高学历的要求，而这个要求对于工作性质而言并非必要，并且在美国黑人这一人群往往学历偏低，因此这种高学历的要求大大降低了黑人的录用比例，被法院认为构成歧视。所谓间接歧视就是指这种对不同人群所采取的表面形式平等的对待。这种现象在我国也相当常见，但却往往被忽视、甚至司空见惯。比如，用人单位追赶潮流式的用书面测试的方式进行招聘，而测试内容却并不科学；还有对不同年龄段的人使用同样的体能测试标准等等。一般而言，如果某人将一种条件或者要求?C

❽ 关于"法律"的文章.

用思考，良心和勇气去追求正义

前段时间，最能反映我们现行司法体制的弊端消息莫过于下面这一则：

一场审判中的所有人———辩方律师、公诉人、审判长、主审方法院院长都持无罪意见，但受审者周澄最终获刑5年。在周澄刑满出狱之后，完全出于偶然，他得到了一套与案件 审判有关的案卷副本。这套案卷副本显示：当年决定他命运的那场审判竟是“上面要判几年就是几年”。(12月7日《中国青年报》)

这则消息一出来，评论如潮，人们纷纷对现行的司法体制进行反思。是的，法官除了法律无上司，但今天我们的法院却是人、财、物都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而司法改革讨论了多年，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问题是，即使在这样的司法体制下，法官就有权作出违背法律的判决吗？法官能用这样一条理由来为自己开脱责任吗？因此，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还必须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从社会学意义上讲，人虽然是一个个社会组织的成员，但仍然没有摆脱我们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应当具有良心和道德、正义感的人这一事实本身。同样，作为一个政府公务员、司法者，首先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然后才是国家机器中的一份子。作为公务员、司法者，是否仅仅按照指令行事，还是通过独立的思考作出符合法律意志的结论，并拒绝执行公然违背法律意志的命令，这深刻地考验着每个公务员与司法者的思考能力、良心与勇气。

在周澄挪用公款案中，原本溪市平山区检察院起诉科科长滕俭秋对此案提起了公诉，今天周澄案的申诉状也出自她的手。她解释道：“不是说我不在位了，我就说周澄无罪，即便是当时，我也明白无误地持无罪的观点。但是上面定了调子，说只要证据搞好就行，我们也只好尽量往有罪上*。”同样，在审判中，据知情人士讲，上面非要判，而司法机关则认为无罪，但顶不住上面的压力。知情人士讲，这些讨论已全部记录在案。所以，因为上面要定周的罪，滕俭秋就往有罪上*提起了公诉，而法院从院长到审判员也就以有罪进行判决，尽管他们都认为周无罪。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什么样的逻辑。

有鉴于公务员服从法律而不是上司命令的重要性，《公务员法》第五十四条特别作出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显然，仅仅《公务员法》这一条规定并不能保证公务员、司法者在执行公务与司法活动中可以免除职务变动与失去职位之忧，司法体制的改革必须提上议事日程。

早在19世纪德国法学家耶林谆谆告诫我们“为权利而斗争”!权利不是一天能得到的，每个人的正义行动会将涓涓细流汇成奔腾的大江，因此，每个人必须牢记，没有经过思考的生活不值得过，司法者、公务员必须用思考、良心与勇气来追求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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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214.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
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
（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
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
（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
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
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
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
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
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
“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
1.“公民”的含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
（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
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
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
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
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
（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
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
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
2.“个人信息”的含义
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
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
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
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
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
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

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

《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

《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

《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

《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

图表 2
《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
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
（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
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
1.可识别性
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
2.客观真实性
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
3.价值性
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
（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
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
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
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
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
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
“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
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
（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
《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

类别

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
（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

五十条以上

五百条以上

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

五百条以上

五千条以上

其他信息

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

图表 3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
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
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
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
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
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
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
（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
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
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
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
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