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
1. 老子公章句就是道德经么 有多少篇
《老子河上公章句》旧题西汉河上公作。《正统道藏》本为四卷，收入洞神部玉诀类。 河上公不知何许人。通行的《道德经》版本不是《老子河上公章句》，详细解释请看http://ke..com/view/980638.htm
2. 老子道德经第一章详解
老子《道德经》八十一章中的第一章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这是老子写《道德经》的开宗明义之句，其分量是极重大的。如果这个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没有弄清楚，那么以下整本《道德经》都没有法子好好地读下去，更不要说如何去正确理解和实行了。然而，这个“道可道，非常道”一句六字中，最关键的问题乃是：“常道”二字，到底应该怎样诠释、怎样理解呢？ 论者或谓，老子既然说出一个“常道”来，而未加进一步的解释，正好给后人留有余地，帮他解释发挥。纵观古今，对“常道”的解释大致分成两类：一是本着“六经注我”的原则，凭借自己的想象力与思辨力，创造或嫁接出一个“常道”的意义来；二是本着“我注六经”的原则，从《道德经》里去找“相近”的字眼，然后把它们“栽”到“常道”身上去。 如前者的方式，就是认为“常道”即是不可思议的、永恒不变的，那么它必定是超越于万有之上，或超越于可道之道的一种“东西”。现存《道德经》注解，《河上公章句》虽归“六经注我”一类，但以长生成仙为旨趣，其所谓“常道”乃“自然长生之道”，故不入此类之大流。后世解老思想之大流，至少可以上溯到王弼。他的《老子注》被历代官学各界奉为“通行本”，他对此六句的解释是：“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到唐高诱在注解《淮南子·泛论训》时，开始直白地说：“常道，言深隐幽冥，不可道也。”推到《关尹子》（伪书）：“不可言者，即‘道’。”达到了极端。从古至今，不知道有过多少人注释过《道德经》，恐怕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这么解说的：“可以被人说明的道，就不是那永恒不变的道。”或者是：“道可以说出来的，就不是那一成不变的永恒之道。”或许有人用些不同的字眼，但总体意义，都是相差无几。我们查看过《道德经》的16种英文译本，这句话都被翻译为：“The Tao that can be spoken of is not the eternal Tao.”有些译文变易一些字眼，也于大意无害。可见中外古今，俱是这般解说，就应该是铁定了的，不容别人置喙！可是仔细推敲起来，这种训释的本身，不仅文法上有问题，意义和逻辑上都自相矛盾。 “道可道”中，第一个“道”字是名词，第二个“道”字是动词，“可”字是副词。第一个“道”字是一个总体的名称，它的内涵应该是整本《道德经》的内容。“可道”，是去界定头一个“道”字，说它是“可以说明”的，引申来说，就是“可以思议”的。因为“言”为“心声”，必先有思，后才有言。根据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如：“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35章）“道冲而用之。”（4章）“上士闻道，勤而行之。”（41章）“以道佐人主。”（30章）等等。这“道”不仅可以思维，可以议论，可以阐明，而且可以施行，并且很有实用价值。因此，“道，可道（言说和遵循）。” 这句话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反之，古今解老者流，以“道”为不可言，与《道德经》自相矛盾，就大错而特错了。 可是，跟着来的“非常道”这一句话就出了问题。这个“非”字一般人都把它当“不是”讲，“常道”是一个专有名词，在五千八百多言的《道德经》中，只出现了这一次。“常道”可以当“平常之道”、“正常之道”讲，也可以当“永恒之道”、“不变之道”讲。二字《楚简》本不存，证诸《帛书》本，原为：“道，可道也，非恒道也。”今本以“常道”为“恒道”，盖为汉人为避文帝刘恒之讳而改。把“常道”解释成“不变的永恒之道”，乍然观之，似乎比较接近“合理”，而古今中外一般学者也大都是这么解释的。把“道可道，非常道。”前后两句话连接起来，就自然变成：“那可以思议的道，【但，并】不就是那不变的永恒之道。”这样初读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不妥，不过，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反转来读，“常道乃不可道之道。”就是“那不变的永恒之道是不可思议的，不可言说的，不可施行的，不可实用的……。”这样一来，问题可就大了。 我们接着必定要问：第一，这个“常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老子既然提出这个名词，为什么不说它是什么，给它特别下个定义？第二，老子既然只提出而不加说明，大概是因为它是不可以说明的。既然是个不可说明的东西，那么提它出来做什么？第三，老子在《道德经》第一句里，就提出一个“常道”的概念，可见是很重要的，甚至于比第一个“道”字还重要些。可它又是一个永远无法“接触”到的东西，那么把它放在第一句话里，除了“否定”了第一个“道”的总体意义上的重要性外，还有什么作用？第四，老子既要些写《道德经》来传“道”，而第一句话，就把“道”否定了，这是何苦来哉？因为除了“永恒之道”以外，就是相对的、暂时的、不稳定的“道”。用整本书来描写那样无谓的相对的“道”，又所为何来？第五，在短短有限的五千八百个字里，要说“宇宙论”、“本体论”、“目的论”、“方法论”；还有政治、社会、经济、军事，甚至于策略。这么多东西，为何还提出一个毫不相干的“常道”来？如此等等，还有许多连带的问题，问不胜问。总之，是老子自己矛盾呢？还是解读老子的人矛盾？ 实在地说，老子一书，“无”之以为用，“有”之以为利，非不可言说者也。老子曰“美言”，曰“言有君”，曰“正言若反”，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皆言也，皆可道可名。而以“常”谓不变不易，实为解老者之偏。 有些人强调“不可道的常道”，是把“常道”放在“道”之上的说法，等于替老子建立了一个“自在天”。佛教不立“自在天”，就是佛教不相信创世主。其他如犹太—基督教，就有一个全智全能、自在、永在、无所不在的创世主“耶和华”，回教称“阿拉”，儒教中也有自己的“天”、“上帝”。这个创世主是有人格的。把“常道”看成了创世主一类地东西，甚而至于把老子这个“人”变成了个创世主。这个“命题”，牵涉到了由哲学到宗教的演绎，内容十分庞杂，不是本文的重点，只好到此打住。 有些人根据《道德经》说：“复命曰‘常’，知‘常’曰明。”（16章）意思是说：回复到根本（如叶落归根），就叫做“常”。知道（认识）“常”的，就叫做“明”。他们把这句话说成：回复到根本就是“常道”，认识“常道”的，就是聪明。这似乎太简易了，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那《道德经》第一句里的“常道”，应该是个很重量级的奥秘字眼，而且注明了是“不可道”的。怎么在这里就这样轻而易举地马马虎虎地就“说明”了那个“常道”？知道叶落归根就是“常道”，知道“常道”的就是聪明。这有什么神秘不可说的地方？这个“常”字分明不是“常道”，应该是“常理”、“常规”或“常识”。不然，那个不可思议的一成不变的永恒之道，不就成了个“纸老虎”了吗？其次，例如“见小曰明，……是谓袭‘常’。”（52章）意思说：见得到微小之处，叫做聪明，……这就是因袭了“常道”。还有，“知和曰‘常’，知‘常’曰明。”（55章）这些地方，帛书《老子》用的也是“常”字，而不是由“恒”改成“常”字的，分明不能就把它认作第一章里的那个“常道”讲，把它们当作同一回事。 如后一类的方式，虽然因王弼的引领而使绝大多数人盲从，但也并不是没有一两个独立思考的古今人士。古今研究《道德经》的学者们，对首章之句，不是没有另一种的读法和解释。他们把这句话做了这样的解读：“道，是可说明的；道，不是一成不变、永恒的。” 《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的解说接近于这种观点：“道者，虚极妙本之强名也，训通训径。首一字标宗也。可道者，言此妙本通生万物，是万物之由径，可称为道，故云可道。非常道者，妙本生化，用无定方，强为之名，不可遍举，故或大或逝，或远或返，是不常于一道也，故云非常道。”然而2000多年来，持此论者可谓凤毛麟角。当代著名学者朱谦之先生在此基础上给予更高度的概括和总结，他说：“老子著五千之文，于此首发其立言之旨趣。盖‘道’者，变化之总名。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虽有变易,而有不易者在,此之谓常。自昔解《老》者流，以道为不可言。……不知老聃所谓道，乃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既无永久不变之道，亦无永久不变之名，故以此应物，则‘建之以常无、有’（《庄子·天下》），言能常无、常有，不主故常也。不主故常，故曰：‘非常’。常有、常无，故曰：‘复命曰常’（16章）；‘知和曰常’（55章）。常，即非常也。”（《朱谦之文集》卷3《老子校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他把老子所说的“道”，定义为“变化之总名”，因为《周易》是周朝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易”就是变化，宇宙万有都在阴阳的相激相荡、相辅相成中变化无穷。《易经》的大前提是：一切事物都在川流不息地变化，所以称之为“易”。但变化不是没有规则的乱变一通，它是有一定的法则的，所以称之为“易简”。一切事物都在川流不息的变化中，却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那就是“变化”的本身。变化的本身是不变的，也是不许变的。因为如果“变化”的本身都变了，那就变成没有变化了。这样就会破坏了大前提。所以称之为“不易”。“不易”已经被包藏在“变易”之中，因此不必再作单独强调。这一点与老子整体思想没有什么不通之处。老子说：“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23章）天长地久，四时变化，都是可变可易，安有所谓“常”者哉？这种解法完全破解了 “不可道的永恒不变之常道”。 如果把“常道”仍看作一个专有名词。应该着重研究的就在这个“非”字上。“非”字可以当作“违背”解，可以当作“错误”解，……也可以当作副词“不是”解。问题是：“非”字能不能当作“无、没有”解？考诸古籍,《书经·大禹谟》：“后非众，罔与守邦。”孔颖达疏：“君非众人无以守国，无人则国亡。”其次，《元史·食货志》：“民非食货则无以为生。”近代邹容《革命军·革命之原因》：“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务使鬻妻典子而后已。”以上之例，都是把“非”字当作“无、没有”解。如果“道可道，非（无、没有）常道。”那么就彻底否决了常道的存在。排除了因“常道”而带来的困扰，和朱、林二人殊途而同归，也彻底解决了矛盾。不过，这里比较更直截了当。 另外，还有一种读法，就是把“非常”两个字连用，当作形容词，去形容最后那个“道”字。也就是把这句话解读成：“道是可道的，是非常的。”就是说：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谈的“道”，既是可思议的，也是特殊的，不是一般普通的道。唐代道士李荣曰：“道者，虚极之理也。……圣人欲坦兹玄路，开以教门，借圆通之名，目虚极之理，以理可名，称之可道。故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非常道者，非是人间常俗之道也。”（《道德真经注》）其意为：道即虚极之理，理是可以说的，所以道可道；但这个道不是人间常俗之道。今人已有一些学者认识到这层意义，郭世铭先生《老子就竟说什么？》一书（华文出版社1999）以注原书思想的内在一致性而超群出众，他说：“整个句子的意思是‘道是可以说清楚的，但不是人们一向所说的那样’。也就是说在老子之前以及老子同时别人也在讲道（事实的确如此），不过老子认为他们讲得都不对，现在要重新来讲。”这种解释，即使并非老子要表达的原意，也道出了老子《道德经》蕴含的思想特征。不难想象，在老子写书的时代，社会上还存在了一些别的“道”，例如，周朝开国是的先王礼乐之道；郑子产的治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夷吾之道；至少还有与老子同时，周游列国的孔子，到处宣讲的尧舜之道、《大学》《中庸》之道、宗祧体制下的孝道。……老子以作者的身份，把自己的著作，做了说明，给它一个与众不同的定位，不是没有道理的。不然他如何能开道家学派之先河！ 老子是一位大智大慧的人。他的书中有些话，都要叫人转几个圈圈，才能理解（辩证逻辑）。他这《道德经》的第一句话，是不是“埋伏”了什么“机关”在内？因为如果第一句话就解歪了，那么以下就不知道要歪到哪里去了。如果解读的人没有“真知卓识”，遽而发言，就应了“言者不知”（56章）的话了。按老子的话，本来是：“甚易知，甚易行” （70章）的，可偏偏就“天下莫能知，莫能行。”（70章）因为老子老早就知道：天下人多爱自作聪明，会把最简最易的事，弄得复杂万分，就掉到自己的陷阱里，出不来了。他就明说：“夫惟‘无知’，是以不我知。”（70章）因此，“知我者，希。”（70章）大多数的人把老子第一句话就解歪了。对老子能不能有真知灼见，就在这第一句话上，马上就现底。莫非“道可道，非常道。”就是老子“埋伏”下的“试金石”？这样说来，老子真伟大啊！真是微妙玄通。
3. 河上公章句的主要内容
作为秦汉黄老学者的著作，《河上公章句》的主要内容是以汉代流行的黄老学派无为治国、清静善生的观点解释《老子道德经》。天道与人事相通，治国与治身之道相同，二者皆本于清虚无为的自然之道，这是《河上公章句》的基本思想。故陆德明《经典释文》概括此书为“言治国治身之要”。
从“天道自然无为，元气化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出发，本着天人合一、国身相同的观点，用自然法则来论述治国养生之道，寻求能使国家太平久治、个人长生久寿的方法，这是自战国、秦汉以来黄老道家学说的基本内容。汉代发达的政治学和医药养生学，在思想上无不受到黄老学派的影响。但是西汉初期的黄老学，比较偏重于探讨安邦治国的“经术政教之道”。河上公这一齐国黄老学派“贵清静而民自定”的政治主张，由于适合汉初经济凋敝、人民亟需休养生息的形势，由盖公传与曹参，并得到汉文帝、窦太后等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在汉初盛行了七十余年。及至汉武帝即位，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黄老学遂退出了政治舞台。
但是，作为“经术政教之道”的黄老派政治学说虽然不时兴了，以个人修身养性为主的黄老学说却在继续发展。特别是在汉武帝迷信神仙方士，汉代社会追求长生成仙风气盛行的背景下，黄老养生学得到了十分有利的发展条件。到了东汉时期，黄老学已演变为偏重个人养生成仙的学说。王充《论衡·道虚篇》称：“世或以老子之道为可以度世，怡淡无欲，养精受气。”《后汉书·矫慎传》载吴苍《致矫慎之书》曰：“盖闻黄老之言，乘虚入冥，藏身远遯，亦有理国养人，施于为政。”可见东汉人认为黄老学的主旨是养生成仙，而非“理国养人，施于为政”。东汉统治阶级中颇有人喜爱养生之术，甚至以黄老作为祭祀崇拜的神灵，祷祠求福。
《后汉书·光武帝纪》载皇太子劝谏光武帝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又《楚王英传》称：“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汉桓帝延熹八年，两次遣使者去陈国苦县祭老子，欲求成仙（《后汉书·桓帝纪·郊祀志》）。汉灵帝熹平二年，陈国相师迁奏前相魏■与陈愍王刘宠共祭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魏■辞与王共祭黄老君，求长生福而已，无它冀幸（《后汉书、陈敬王羡传》）。可见到了东汉后期，祭黄老求长生已成为帝王贵胄之常事。这种风气对桓、灵之世民间奉祀黄老的原始道教组织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
从上述汉代黄老学说发展演变的过程，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河上公章句》以黄老思想解说《道德经》的时代特征。首先，《河上公章句》关于天地万物生成过程的解释，完全符合汉代黄老的元气自然论。《河上公章句》注《老子》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以抱阳。冲气以为和”，其文云：道始所生者一，一生阴与阳也；阴阳生和、清、浊三气，分为天地人也。天地人共和万物，天施地代，人长养之也。万物无不负阴而向阳，回心而就日。万物之中皆有元气，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虚与气通，故得久生也。
可见河上公是以黄老家宇宙论作为个人养生的理论根据。
关于天人相通的观点在《河上公章句》中也有表述。如四十七章称：“天道与人道同，天人相通，精气相实。”从这一观点出发，河上公以天道自然无为的法则论述了黄老学的两项基本内容，即治国与治身之道。《河上公章句》常以治国与治身并举，“说圣人治国与治身同也”（三章）。治国的目的在于安定人民，致国太平长久，其要点在于爱惜民财，不为奢泰淫侈，嗜武滥刑；治身的目的在于身心清静安宁，达到长生久寿，其要旨在于爱气养神，除情去欲，不为烦劳放纵。二者共同之处在于效法自然，“无为养神，无事安民”。故《河上公章句》云：治身者爱气则身全，治国者爱民则国安。治身者呼吸精气，无令耳闻也；治国者布施德惠，无令下知也。（十章）
治身者当除情去欲，使五脏空虚，神乃为之也。治国者寡能，从弱共扶强也。（十一章）
圣人守大道，则天下万民移心归往之也。治身则天降神明，往来于己也。万民归往而不伤害，则国安家宁而致太平矣。治身不害神明，则身安而大寿也。用道治国则国安民昌，治身则寿命延长，无有尽时也。（三十五章）
法道无为，治身则有益精神，治国则有益万民，不劳烦也。（四十三章）人能知止足则福禄在于己，治身者神不劳，治国者民不扰，故可长久。（四十四章）
治国者当爱惜民财，不为奢泰；治身者当爱惜精气，不为放逸。夫独爱民财、爱精气，则能先得天道也。（五十九章）
治国烦则不乱，治身烦则精散。（六十章）
治身治国安静者易守持也。（六十四章）
治国者刑罚酷深，民不聊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嗜欲伤神，贪财杀身，民不知畏之也。（七十四章）
《河上公章句》对治国与治身之道虽皆有论述，但其重点却在治身养生，带有秦汉黄老学的特征。故全书第一章开宗明义：道可道——谓经术政教之道也；非常道——非自然长生之道也。
按《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二句经文的原义，是说：可以用言词表达的道并非“常道”。“常道”是老子哲学特有的概念，幽深玄妙，只可意会不可言说。河上公解释“常道”为“自然长生之道”，而非“经术政教之道”，这未必符合老子的原义，但却表明了作者轻视治国而偏重养生长寿之道的倾向。第六十四章注云“圣人学人所不能学。人学智诈，圣人学自然；人学治世，圣人学治身。”则更清楚表明了作者轻治国而重治身的思想。
道家养生学的内容，主要是讲怎样通过精神形体的锻炼修养，达到战胜疾病衰老，长生久寿，甚至不死成仙的目的。《庄子·刻意篇》中已提到：“吹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善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二书中皆有黄老家论养生的内容。《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医药、房中、神仙家著作也多托名黄帝、容成等上古真人，与黄老学有密切关系。但直接以黄老养生思想来解释《老子》的汉代典籍，现存仅有《河上公章句》一书。
根据《黄帝内经》、马王堆出土的医药养生书、《道引图》，以及江陵张家山出土的《汉简引书》等资料来看，汉代医药养生方术门类颇多，主要有服食方药、道引行气、房中固精、守一存神等几大类。服食方药（包括草木药与金石药）的目的在于借药物的外力保养身体，延年祛病，后来道教的外丹方术即源于此。行气、房中、存神等方术，则是要通过保养人体内的精气神等维持生命的要素，调节人体自身功能以祛病延年，后世道教的内丹养生术由此发展而成。《河上公章句》的养生方法主要属于内修方术。黄老养生家认为：人身之精、气、神三者是维持生命的基本要素，称为“三宝”。人之衰老病死，皆因三宝亏损枯竭，故欲长生者必须重视精气神的保养。故《太平经》云：“人欲寿者，乃当爱气、尊神、重精也。”行气、房中、存神，就是早期道家及道教保养精气神的三大养生要求。《河上公章句》对此三项皆有论述。
首先，关于行气术，河上公认为人禀天地之和气而生，和气散则死亡，故善摄生者必须保养和气。“治身者爱气则身全。”保存的方法在于调节口鼻呼吸，使呼吸轻柔缓慢。故曰：不死之道在于玄牝。玄，天也，于人为鼻；牝，地也，于人为口。鼻口之间，乃通天地之元气所从往来。鼻口呼■喘息，当绵绵微妙，若可存，复若无有。用气当宽舒，不当急疾勤劳也。（六章）
人能抱一使不离于身，则长存。一者道始所生，太和之精气也。专守精气使不乱，则形体应之而柔顺。
治身者呼吸精气，无令耳闻也……治身天门谓鼻孔，开谓喘息，合谓呼吸也。（十章）
其次，关于房中固精之道，河上公称男女之精为“精气”，认为“治身者当爱惜精气而不为放逸”。保养精气的方法，一是在男女交合中节欲重施，忽使精气漏泄，二是还精补脑之法。《河上公章句》称：爱情重施，髓满骨坚。（三章）
人以气为根，以精为蒂。如树根不深则拔，果蒂不坚则落。言当深藏其气，固守其精，使无漏泄。深根固蒂者，乃长生久寿之道。（五十九章）
治身者却阳精以粪其身。（四十六章）
最后，关于保养精神之道。河上公认为：“人之所以有生者，以有精神。精神?空虚，喜清静。饮食不节，忽道念色，邪僻满腹，为伐木厌神。”（七十二章）这里的所谓精神，不反指人的心思观念，而且有神灵的含义，即驻守人体五脏之中的灵魂。人之精神易爱外界声色财货诱惑，产生嗜欲贪念，使精神劳动，离形而去，如此则生命危矣。故欲长生者必须除情去欲，保持五藏空虚，精神安静，形神相抱不离。《河上公章句》对此多有表述，如：人能除情欲，节滋味，清五脏，则神明居之也。（五章）
人能养神则不死也。神谓五藏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肾藏精，脾藏志。五藏尽伤，则五神去矣。
人载魂魄之上得以生，当爱食之。喜怒亡魂，卒惊伤魄。魂在肝，魄在肺。美酒甘肴，腐人肝肺。故魂静志道不乱，魄安得寿延年也。（十章）
治身者当除情去欲，使五藏空虚，神乃为之也。（十一章）
上述行气、固精、养神三项养生方术，上承汉代黄老道家之学，下启魏晋神仙道教。东晋南朝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和上清派经典，对《河上公章句》的养生术又有进一步发展。《河上公章句》之所以为后世道教徒重视，其原因正在于此。
4. 老子河上公章句的释义
河上公注本文字简明，清晰精确，有相当浓厚的养生思想，反映了西汉社会尚黄老 神仙的思潮。注中反复讲“自爱其身，以宝精气”（七十二章）；“治身者当爱精气而 不放逸”（五十九章）；“深藏其气，固守其精，使无漏泄”，“深根固蒂者，乃长生 久视之道”（同上）；“爱精重施，髓满骨强”（一章），“人能自节养，不失其所受 天之精气，则可以久”（三十三章）；特别强调了宝精爱气在养生中的重要地位。河上 注本还以“去六情”、“损情去欲”作为养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认为：得道之人，损情 去欲，五内清静，至于虚极（六十章）； 治身当除情去欲，使五藏空虚，神乃归之（十一章）；情欲断绝，德与道合，就能 无所不施，无所不为（四十八章）；除情去欲，守中和，就是知道要之门户（一章）。 河上注将治身与治国相结合，主张身国同一。以人君作为养生之道的施教对象，把 养生之道和人君的南面术联系起来。它说，治身者爱气则身全，治国者爱民则国安（十 章）； 圣人治国与治身相同（三章）；效法道的无为，治身则有益精神，治国则有益万民 （四十三章）；人能知止足，则福禄在己，治身神不劳，治国民不扰（四十四章）；治 国烦则下乱，治身烦则精散（六十章）；治国当爱民财，不为奢泰，治身当爱精气，不 放逸（五十九章）。把治身的原则推而广之，扩充到治国当中，则国无不治；反过来说， 把治国的道理运用于治身，则身无不治。身与国是相通的，清静无为、知足俭啬是二者 共同的原则。这是对老子原有思想的发挥，后世道教徒解老时也继承了这一观点。 河上注中多有神仙思想，如注“谷神不死”称：谷，养也。人能养神则不死（六章）。 注“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称： 使吾无有身体，得道自然，轻举升云，出入无间，与道通神，当有何患（十三章）。 反映了西汉黄老思想的特征。
5. 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翻译
你要写出是哪句呀 不然怎么给你翻译......
6. 老子河上公章句的经注
经名：道德眞经注。又名《河上公章句》，亦称《道德经章句》，为最古的《道德经》注本。汉文帝时，陕州隐者河上公注。按唐陆德明《老子道德经音义》谓：“河上公为章句四卷，文帝徵之不至，自至河上责之，河上公乃跃身空中，文帝改容谢之，於是授汉文以《老子章句》四篇”。河上公，西汉道家学者。姓名不详。在河滨结草为庐，因号“河上丈人”。精研黄老业，以《老子》教授。葛洪《神仙传》载，汉文帝（前180－前157在位）好《老子》，有不解数事，时人莫能道，遣使问之。答曰：道尊德贵，非可遥问，帝自至庵责问，乃踊身空中。帝稽首谢，於是授以素书道经章句，谓“熟研之，所疑皆了，余注经一千七百馀年以来，凡传三人，连子四矣”。言毕失其所在。《隋书·经籍志》著录曾注《老子道德经》二卷。此注分《老子》为八十一章，每章题名。今传《道德经》分章标目本，卽始於河上公。全书主旨以治国治身相结合的思想来阐述《老子》，谓“道当以无为养神，无事安民”。其理想之人君，乃万民之父母，为民兴利除害，公正无私，去贪淫声色，服饰饮食，宫室台榭。其修身之法为除嗜欲，去烦乱，怀道抱一，守五神，和柔谦主，不处权，爱精重施，髓满骨坚，反朴守淳。鼻口呼吸喘息，当绵绵微妙，若可存复，若可无有。用气当宽舒，不当为急疾勤劳。此注除《道藏》本外，尚有景龙碑本，广明本及日本天文钞本，泷川本等，可以互校。参校本：一、《四部丛刊》影印宋建安虞氏刊本（简称影宋本）。二、敦煌S.477、S.3926号写本。
7. 《道德经》较好的注本有哪些
《道德经》主要注本有哪些?
《道德经》言简意深，自秦汉以后被历代道家学者奉为根本经典，为之注解者极多。仅现存《道藏》中的《道德经》注本，就有50多种，这些注解因时代不同而不断变化其宗旨，因此研究老子学的变化，可以了解道教义理发展演变的历史踪迹。
现存最早的老学著作，是西汉末年严遵的《道德真经指归》，本书以“自然无为”为宗旨，以修身正法与仁义道德相统一，用以经世治国，养物生民，实人君南面之术。《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相传为西汉文帝时河上公传授，实际上是东汉黄老学者假托之作；本书阐发以道治身治国之旨，而以治身养性为本，是东汉黄老学从经术政教之道向神仙道教转化的象征。《老子想尔注》，相传是东汉五斗米道祖天师张道陵所撰，本书是早期道教思想教义注解经文，反映道教神化老子，以宗教神学改造《道德经》的特点。
魏晋玄学家注解《道德经》的代表作，有王弼的《老子微旨略例》和《老子注》，都是以玄学本体论哲学解经为其特色，表明道家哲学从汉代黄老学宇宙论进至魏晋玄学本体论，影响极大。自南北朝至隋唐，道教哲学从玄学本体论演变为重玄双遣论，当时出现的《道德经》注本有数十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唐代道士成玄英《老子道德经开题序诀义疏》和李荣的《道德真经注》。宋元时代，老子学的新发展是以内丹学说注经，如南宋白玉蟾的《道德宝章》，以道教内丹学融会佛教禅宗思想，书中杂有不少炼丹药物和火候图像。
8. 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有多少人校注过
经名：道德眞经注。又名《河上公章句》，亦称《道德经章句》，为最古的《道德经》注本。汉文帝时，陕州隐者河上公注。按唐陆德明《老子道德经音义》谓：“河上公为章句四卷，文帝徵之不至，自至河上责之，河上公乃跃身空中，文帝改容谢之，於是授汉文以《老子章句》四篇”。河上公，西汉道家学者。姓名不详。在河滨结草为庐，因号“河上丈人”。精研黄老业，以《老子》教授。葛洪《神仙传》载，汉文帝（前180－前157在位）好《老子》，有不解数事，时人莫能道，遣使问之。答曰：道尊德贵，非可遥问，帝自至庵责问，乃踊身空中。帝稽首谢，於是授以素书道经章句，谓“熟研之，所疑皆了，余注经一千七百馀年以来，凡传三人，连子四矣”。言毕失其所在。《隋书·经籍志》著录曾注《老子道德经》二卷。此注分《老子》为八十一章，每章题名。今传《道德经》分章标目本，卽始於河上公。全书主旨以治国治身相结合的思想来阐述《老子》，谓“道当以无为养神，无事安民”。其理想之人君，乃万民之父母，为民兴利除害，公正无私，去贪淫声色，服饰饮食，宫室台榭。其修身之法为除嗜欲，去烦乱，怀道抱一，守五神，和柔谦主，不处权，爱精重施，髓满骨坚，反朴守淳。鼻口呼吸喘息，当绵绵微妙，若可存复，若可无有。用气当宽舒，不当为急疾勤劳。此注除《道藏》本外，尚有景龙碑本，广明本及日本天文钞本，泷川本等，可以互校。参校本：一、《四部丛刊》影印宋建安虞氏刊本（简称影宋本）。二、敦煌S.477、S.3926号写本。
9. 请问有没有版本把道德经里王弼的注也译成白话文的我看的版本只译道德经原文，王弼的注没有译文。
应该是“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版吾亦信之，德信。圣人之在权天下，歙歙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属其耳目焉，圣人皆孩之。”吧。中间那句的理解：在天下人看来，圣人一点也不肆意妄为，总是和百姓一条心。
10. 老子河上公章句的版本
在唐朝《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未出现之前，众多的《道德经》旧本中，河上公本和王弼本与《老子指归》流传最广。近人朱谦之认为：王本 属文人系统，一般为学者推崇；河上本近民间系统，文句简古。②河上本自身也有不同。据李道纯称：有河上公解注，有二家全解，有章 句白本，三本中以章句白本理长。③朱谦之又说注本有北方传本与南方传本的不同。北 方本以敦煌发现的六朝唐写本为代表，即敦煌本；南方本则以日本奈良圣语藏镰仓旧抄 卷子残本及东北大学教授武内义雄所藏室町时代抄本为代表。北方本优于南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