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批判法学

❶ 中西法律文化差异

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首先表现在法的观念上。传统中国的法的观念主要以“刑”为核心和内容，因此，在传统上，中国人往往习惯于把刑、律、法等同起来，以为法即是刑法。这种观念源于中国古代法的特殊形成，并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加强。刑与暴力相联系，而且最初主要是针对异族的，后逐渐转化和扩大到在性质上类于异族的所有违犯礼教的人。刑归根到底是一种血缘集团性的压迫法，并长期局限在血缘范围内。西方法的观念主要以权利为轴心，这是因为古希腊、古罗马国家与法肇始于平民与贵族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社会妥协的结果。所以，尽管这种法不能不因社会集团力量的消长而偏于一方，也不能不因为它是国家的强制力而具有镇压的职能，但它毕竟是用以确定和保护社会各阶层权利的重要手段，并因此获得一体遵行的效力。

中西法律文化的另一个差异是法的本位，也即法以什么作为其权利义务的基本单位。在最早的时期，中西法律都是以氏族或扩大了的氏族（部族、部落联盟等）为本位，但在古代世界的转换过程中，却走了两条日益分离的道路。中国法律走上了一条从氏族／部族到宗族／家族再到国家／社会的集团本位道路，这可以图示为氏族／部族→宗族／家族→国家／社会，其特点是日益集团化。西方的法律本位则经历了一条从氏族到个人再经上帝／神到个人的道路，图示为氏族→个人→上帝／神→个人，其特点是日益非集团（个人）化。不过，本世纪以来，中西法律的本位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在中国，个人在法律中的地位愈益提高，而连带主义、民族主义则对西方法律本位一度产生了非个人化的影响。

从法律文化所体现的性质来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公法文化，西方法律文化传统上是一种私法文化。所谓公法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刑事性（刑法化或国家化）的法律体系；私法文化则是一种民事性（民法化或私人化）的法律体系。中国传统法律中确有关于民事、婚姻、家庭、诉讼等方面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在性质上都被刑法化了，也即以刑法的规定和方式来理解和处理非刑事问题。西方法律文化作为一种传统的私法文化，其主要标志是民法和商法的发达。此外，我们还应看到，西方法律在近代以前的刑事民法化和近代以来公法的发展及其私法化现象。

伦理化与宗教性可以说是中西法律文化比较上最具对极性的差异。传统中国的法律在西汉以后逐渐为儒家伦理所控制，儒家伦理的精神和原则日益规范着法律的变化和发展，至隋唐终使中国法律完全伦理化，这一情形延及清末而毫无变化。儒家伦理使传统中国的法律成为一种道德化的法律，法律成为道德的工具，道德成了法律的灵魂。这不仅使传统中国法律丧失了独立的品格，也从根本上阻碍了它向现代的转变。西方法律文化从罗马开始就受基督教的影响，到中世纪时，基督教逐渐控制了世俗的法律，虽然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使政教分离，法律在整体上摆脱了基督教的束缚与控制，但基督教对西方法律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并且深入到西方法律文化的思想和制度深处。

中西法律文化在体系和学术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中华法系”母法的传统中国法律文化是一个带有封闭性的体系，而代表西方法律文化的大陆和英美两大法系是开放性的。这种不同的结构形态是由它们所属的社会机制所决定的，并随着社会本身而变化。传统中国的法律学术主要表现为对法律进行注解的律学，缺乏西方那种围绕正义而展开的具有批判功能的法学。“律学”与“法学”虽然只有一字之别，但它是两种形态的法律文化的反映。

应该承认，同为人类文化组成部分的中西法律文化存在差异与冲突的同时，也有相似、相近、相通之处。从根本上说，每一文明都有关于理想社会的设计，不同文明的理想自有差异，但都是人类心性的表现，都是人类对生活秩序化和正义性的追求。这提示我们，既不应忽视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要关注它们基于人类共性的相通性，并努力在人类文化的差异中寻求各种可能的互补，最终经由理解和化解而达于会通

❷ 什么是批判法学批判什么法律。

批判法学是20世纪60—70年代在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产生的一个法学流派。
批判法回学以批判西方法律答制度和法律文化为宗旨
批判法学是一种“异端的法律学说”。它以批判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尤其是美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为己任。代表人物主要有肯尼迪，昂格尔等，其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美国的现实主义法学。

❸ 西方主要法学派别介绍

自然法学说的由来

 自然法学说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几乎贯穿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全过程。从古希腊、古罗马到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无不涉及自然法问题。或者说，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自然法学说是西方法学中一脉相承经久不衰的理论。因此，认真研究这一理论，对分析、批判和借鉴资产阶级法学具有重大意义。
 自然法学异源于古希腊哲学。著名的自然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便提到自然法与人为法，并认为法是战争的产物，将法归结为永恒的产物。（公元前六世纪
 ）他甚至初步指出自然法与人为法的区别，但没有作进一步的论证。但后来，诡辩学派代表人物普罗塔哥拉又对此作了阐述，认为法律起源于自然状态，是正义的表现。苏格拉底在此基础上，正式把法律分成两种：一是制定法，一是不成文法。并指出法是市民的行为准则。不成文法是人类行为的准则，是神的立法，而人的立法必须服从神的立法。他的学生柏拉图，尤其是他是徒孙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正式从法学的角度提出和论证了自然法的基本思想，但不系统。
 率先把自然法系统化的是古罗马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法学家西塞罗。他的名作《法律篇》是系统阐述自然法理论的代表作。他不仅给自然法下了定义，而且把它同理性、正义联系起来，并指出理性与正义均源于自然。他认为，自然法永世长存，万古不变，是绝对正确的；而人定法（制定法）则有两种情况：凡符合自然法原则的人定法是正当的法律，否则就不是法律。西塞罗把自然法理论推向其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而是古希腊思想家、法学家集体智慧的结晶。但这一时期的自然法理论有明显的局限性：一是最后把自然法与神联系在一起；二是没有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尽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在他们对自然法极为重视，而仍然是“空中楼阁”，从而使他们的自然法理论只能成为一种文化遗产。
 中世纪是整个法学的衰落时期，与其它社会科学一样，法学成为神学的“附庸”与“婢女”。但神学家们没有忘记自然法这一概念，经过他们的精心设计，毫不掩饰地把自然法披上了神学的外衣，公开提出自然法从属于他们所讲的上帝创造的永恒法，大大降低了自然法的地位。在他们看来，只有永恒法彩色至高无上的法律，它渊源于神的智慧，就是说，只有神才能使法律、正义、理性统一起来。

 古典自然法学派

 古典自然法学派形成于17-18世纪，创始人为格老秀斯（荷兰）、主要代表人物有：洛克（英国）、孟德斯鸠（法国）、卢梭（法国）、汉弥尔顿（美国）、杰弗逊（美国）等，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继承了历史上自然法学说的某些观点，以唯心史观为理论基础，并形成了古典自然法学派。格老秀斯宣称：“法律是理性的体现”，“正义的标准”；他给自然法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自然法是真正理性的命令，是一切行为善恶的标准。”他心目中的理性、正义与古希腊的自然法学说有所不同，他把理性从天上引到了人间，即他讲的理性是指人类的理性，而不归结于神。更可贵的是，古典自然法学派把正义、理性同资产阶级民主、人权、法治联系起来，并成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他们还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观点：
 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基本观点
 法律理性论。自然法学说的基本原则，就在于认定除国家制定的实在法（行为法）之外，还存在一种凌驾于实在法之上的“超法律”的自然法。他们认为，自然法高于实在法，是实在法的基础，是监督实在法的手段。自然法学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都把自然法与理性联系在一起，但归宿不同。古希腊把理性归宿于自然，中世纪把理性、正义渊源于神，而资产阶级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则归结于人类。他们认为人类理性之中就有自然法，因此，凡是有理性的人类都要自然法的支配。
 天赋人权论。天赋人权论首先是格老秀斯提出来的，洛克把它加以系统化，潘恩等人在《独立宣言》和《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把它加以规范化；其主要内容有：1）人权是天赋的，与生俱来；2）人权的基点是个人；3）人权是抽象的，超阶级的；4）人权主要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平等权和财产权，而财产权是核心。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又增加了新的内容。
 社会契约论。这是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基础，霍布斯、洛克、卢梭都先后系统地论证了这个问题，尽管他们各自讲的理由不同，但结论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在自然状态下，人们订立契约，建立国家，并让出一部分权利赋予国家，由国家来保护每个公民的人权。他们的后继者又把社会契约论扩展到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 主权在民论。这是“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的引伸和发展。按照卢梭的说法，由于人们把一部分权利转让给国家，并不是奉献给任何个人；他们放弃权利，因此，人民在国家中应该是自由的，国家的主权只能是属于人民，人民可以更换政府。在此基础上，卢梭提出 了“主权在民”或“人民主权”的理论，他指出：“人民主权”应包括如下原则：（1）主权不可转让；（2）主权不可分割；（3）主权不可代表；（4）主权至高无上和不可侵犯。
 法治论。自然法学派主张建立法治国，强调法律至上，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依法办事，强调权力制约，并把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和政治体制。
 对古典自然法学派的评价
 古典自然法学派是西方法学中影响最大时间最长的法学流派，特别是 20世纪以来，成为了西方三大派别之一，在世界范围内曾一度广泛传播：
 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理论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对推翻封建专制和神权政治起了巨大的作用。
 古典自然法学派关于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等理论。既是人类社会进步和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又对社会的发展，对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一定借鉴作用。
 自然法学派的的理论基础是唯心史观，它所谓的“人类理性”、“天赋人权”都有历史的局限性和虚伪性。

 自然法学说的复兴

 19世纪，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和阶级斗争的新的要求，自然法学派逐渐被历史法学派所取代，分析法学派也随之兴起。
 但到20世纪，自然法学派又出现“复兴”的局面，德国法理学家斯塔姆勒提出“内容可变的自然法”学说。他认为法律在逻辑上应先与社会和经济现象而存在，不是经济决定法，而是法决定经济。他把法区分“正当的法”与“不正当的法”，并认为“正当的法”是由“不正当的法”演变与发展而成。他所谓“正当”与“不正当”，不在于法的内容，而在于法的形式。只要法的形式与所定的标准相适当即为“正当的法”。
 “复兴自然法学派”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法学家信奉天主教义，亦称新经院主义法学派，其代表人物是法国的马里旦，他认为私人占有财富属于自然法，而“自然法之为法，是因为它是对于永恒法的分有。”另一部分法学家虽不公开站在宗教立场上，但提倡理性服从信仰，把自然法解释为一种理想的永恒的正义，如意大利法学家迭尔维寇。
 二次世界大战，自然法学派的观点进一步被重视，尤其通过几次大论战：如富勒与哈克，哈克与德沃金，使自然法学派威信大增。
 自然法学在其发展的历史中，大致经历了自然主义自然法学、神学自然法学、理性自然法学和新自然法学四个发展阶段。
 新自然法学的特点
 自然法学的复兴严格地讲，应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有下列特点：
 强调人权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新自然法学派有两个支派或者说有两个发展方向，即世俗的与神学的，但他们都强调人权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如威玛政府的司法部长拉德勃鲁赫认为，法律必须有绝对的价值准则，否认人权的法律是“绝对错误的法律”。他指出实证主义有利于法西斯政权对权力的滥用。他这些法律观点，德国战后审判法西斯分子起了重大作用。但拉德勃鲁赫毕竟是一个相对主义者，是一个典型的不可论者，这当然应予以否定。马里旦是新自然法学神学派代表，提倡以基督教教义改造社会。他们突出特点是强调人权，并专门写了一本《人权与自然法》的名著，认为应用人权制约国家的权力。
 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新自然法学派不是简单重复自然状态、自然法、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等说教，而是保留旧的形式，赋予新内容，或者干脆放弃一切虚构，直接强调法律对道德的依赖性。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是罗尔斯的正义论和德沃金的权利说。德沃金认为，个人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些权利不仅是法律规定而且是不限法律规定而存在的。
 新实证分析学派的影响。新自然法学派开始重视法的形式因素，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富勒。他提出了“程序法自然法”理论，认为，一个真正的法律制度包含着固有的道德性，即法的内在道德，亦称法制原则，是一种特殊的、扩大意义上的程序道德，包括：（1）法律的一般性；（2）公开性（3）非溯及既往；（4）法律的明确性；（5）避免法律中的矛盾；（6）法律不应要求不可能实现是事情；（7）法律稳定性；（8）官方行为与法的一致性。
 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观点
 新自然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拉德勃鲁赫(RadBruch),法国的马里旦美国的富勒、德沃金和罗尔斯。
 对自然法学派的评价
 自然法学派在西方法学中一脉相承，流传至今，是当今西方三大派别之一。在西方法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 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理论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对推翻封建专制和神权政治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 自然法学派，关于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等理念的提出既是人类进步和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又推动社会的发展。对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一定借鉴作用，
 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基础的唯心史观，它所谓“人类理性”“天赋人权”都有历史的局限性和虚伪性。

 社会法学派

 概说

 社会法学派亦称社会学法学。这一学派的含义相当混乱，大体上有两种解释：一是用社会学的观点与方法研究法律，研究法律同其他社会现象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研究法律的社会效果与目的；一是指法律强调社会利益，提倡“法律社会化”。
 在20世纪初，这两种解释还是有意义的，因为第一种说法尽管主张用社会学的观点与方法研究法律，但他们仍然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法律社会化”已占绝对优势，上述两种解释实际上已经趋向一致。
 本来，社会学法学、社会法学和法律社会学三个概念是一致的。当然，由于研究者本人是法学家还社会学家，其研究的重点和角度是不同的。一般讲，法律社会学是“陈述性的”而社会学法学是“规定性的”，意思是说法学家着重于法律规定，社会学家侧重于陈述有关事实。
 从社会学法学的发展历史来看 ，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
 早期社会学法学。它产生于19世纪的后期，其创始人是法国的孔德。孔德又是实证主义的创始人。早期社会学法学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法律，诸如生物学、人种学或心理学等等。如英国的社会学家斯宾塞(Spencer)便以生物学为依据，认为社会与国家如同生物一样，是一个有机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生存竞争和强存劣汰，法律的任务在于保护个人自由，一个人只要不妨害他人同样的自由，就可以从事他所愿意的任何活动。奥地利社会学家普洛维奇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种族斗争，国家起源于较强的原始民族，对较弱的原始民族的征服，随着国家的出现就形成了国内的阶级之间的斗争以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法律是统治集团通过国家权力对被统治集团进行统治的工具。还有法国的社会学家塔尔德和美国的社会学家沃德，将法律解释为心理现象，从而创立早期社会学法学中的心理学法学。
 现代社会学法学。它又分为两大派，即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法国学派又称欧洲学派，其代表人物是奥地利的社会学家埃利希，他认为法律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和判决，而社会本身，应该是“活的法律”，他不同于制定法，而是社会组织的内在秩序。美国现代社会学法学的创始人是著名法学家庞德（以后专节论述）
 早期社会学法学与现代社会学法学的重大区别有：（1）现代社会学法学不仅主张用社会学的观点与方法研究法律，而且特别强调法律是社会效果与社会目的；（2）早期社会学法学强调个人利益个人权利，现代社会学法学强调社会利益；（3）在解释法律方面现代社会学法学不是从生物、人种、心理某一角度而是综合各门学科加以解释。
 此外，还有一些现代西方法学派别与庞德的社会学法学有一定差别，一般不称之为社会学法学，但从其基本趋向来看，仍属于社会学法学的范围，可列为社会学法学的支派。如法国的法学家狄骥创立的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德国的利益法学等等。

 分析法学派

 分析法学派的由来与发展

 分析法学派是19世纪西方法学三大派别之一，曾长期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现在，它仍然被认为是西方法学“三足鼎立”的一家。
 分析法学派大致历经两个大的历史阶段，即以奥斯丁为创始人的早期分析法学派阶段和以哈特为代表的新分析法学派阶段。
 分析法学派产生于英国，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妥协性在法律方面的直接后果。奥斯丁的主要观点有：
 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并以此引伸出“义务、制裁”为法学的基本范畴。在他看来，法律只有是一种命令，才能得到实行；如果仅仅是“告知”、“希望”，实际上是很难得到遵守。他认为，法律作为一种命令，只有来自主权者才有实际意义，才可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 法律与道德没有联系，即划分实在法与理想法。在他看来。法学就是研究法，“恶法亦法”，也属于研究范围。
 他认为法律有两种，应当法和实在法，法理学的任务在于研究实在法，从而开创法学领域实证研究和形式主义风气。
 毫无疑问，奥斯丁的观点与自然法学派的观点是矛盾的；同时，他将法律与道德分离是荒谬的；但他提出法学应研究实在法有一定价值，在客观上促进法学的发展。

 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

 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创始人是英国的法理学家哈特（Hort）,原为出庭律师，1952年由牛津大学教师升为该校法理学讲座教授，1978年退休。主要著作有《法律的概念》（1961年），《法律、自由和道德》（1968年）、《法理学和哲学论文集》（1983年）。
 新实证主义法学是在论战中形成与发展的。战后哈特与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进行了三次大论战：第一次是哈特与美国法理学家富勒长达数年的论战；第二次的哈特与英国法官德夫林的论战；第三次的哈特同美国法理学家德沃金的论战。
 1957年4月，哈特在哈佛大学演讲时，作了一个《实证主义和法律与道德之分》的报告，为法律实证主义进行了辩护，并对富勒等人进行了攻击，从而揭开了第一次论战的畜牧。富勒当即发表了《实证主义和忠于法律—答哈特教授》予以反驳。60年代，两人又各自出版自己的代表作---哈特的《法律的概念》和富勒的《法律的道德性》，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进一步批驳对方。这次论战实际上是西方法理学中传统的自然法学和法律实证主义两大派之争。分析法学认为，自然法学是一种形而上学，它研究的是理想的或正义的，而非实在的法律。自然法学则认为，实在法，通常指国家制定的法律，应符合代表某种正义、道德的自然法。
 第二次论战的焦点仍然是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具体问题是：法律是否禁止成年人同性恋的问题。法官德夫林主张禁止，而哈特根据自由派道德观点，认为不应该禁止。在争论中，有人支持德夫林，也有人支持哈特。
 第三次论战是哈特与德沃金。德沃金对哈特的主要规则与次要规则提出异议，并阐明了原则、规则和政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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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三大法学学派及其主要观点是什么

三大法学流派指的是新自然法学派，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和社会学法学派这三个在现代西方影响较大、占传统地位的法学流派。他们的法学理论，是西方人在探索真理过程中留下的足迹，这对我们认识人类法的发展历程、规律及本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和法治建设，亦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新自然法学的启示意义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新自然法学是西方自然法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自然法思想的意识可以追朔到西方文明的起源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被人们在不同的时期为不同的目的而使用，它的形式不断翻新，内容不断完善。产生于20世纪特殊社会环境的新自然法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马里旦、富勒、罗尔斯和德沃金等等。他们的新自然法学说（或价值论学说）各有侧重点，各不相同，然而却共同的体现出自然法观念的思维形式。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法律应当关注某种应然性，法律的发展应当遵循一定的价值原则并体现一定的价值要求。无论是马里旦的神学自然法、富勒的"程序自然法"、还罗尔斯的正义论或德沃金的权利论，无不"注重研究法产生和存在的根源或基础，法的目的和意义以及法应追求的理想境界"③ 他们的手中都有一份"价值表"，为应然的法律之制定和评价提供了所依据的标准。新自然法学派强调法本身是一个价值系统，必然反映一定的价值关系，极为重视法的合理性和道德性。他们通过总结、抽象和思考，为法律的建构铸造了理想的框架和模型。 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启示意义 分析法学在现代主要以凯尔森和哈特为代表，它基本上继承了传统的分析法学的理论，严格地区分"实际上是这样的法律"和"应当是这样的法律"，着重对实在法进行逻辑分析而不作有关的价值判断，否认价值和道德的必然联系。 凯尔森指出，价值判断在性质上是主观的，因而只能是相对的；人们不能用理性认识来回答有关法的普遍和最高价值这一命题；对于自然法学中的绝对正义，他认为这"是一种自欺或者等于一种意识形态"。④ 既然对正义持道德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态度，⑤ 于是凯尔森认为，正义只能是一种"合法性"，应当建立与价值无关的纯粹研究法律结构的法律科学（即所谓"纯粹法学"），"就其对象实际上是什么来加以叙述，而不是以某些特定的价值判断的观点来规定它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⑥ 哈特给法下的定义是"法律是 一种特殊的规则"，这是他的"语义分析法学"的基本原理，他以奥斯丁的分析实证法学作为重要的理论渊源，主张法律与道德有联系但"并无必然联系"，法律应当采用"广义的概念"，即将法律的效力和法律的非道德性区分开来，以体现除了道德之外法律的所有其它复杂的特征。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把我们从自然法学家法律的"理想国"中拉回到实证的 现实世界，在对法律形式的逻辑分析上运用了更多的新的方法，继承了传统分析法学对实定法的重视和研究，也吸收采纳了其它法学流派的合理成分，内容丰富，颇具影响。 三、社会学法学的启示意义 社会学法学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在社会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实证主义的法学思潮，"它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认识和研究法律问题"⑦ 社会法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狄骥、埃利希和庞德。狄骥提出了"社会连带主义"学说，体现出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关注社会的整体利益，强调社会义务。埃利希则以提出"活的法律"的观点而闻名于世。他认为，这种"支配社会本身的法律"，尽管并不曾被制定成法律条文，但"即可预防纠纷的出现，在纠纷出现后，也可以籍以解决而毋需求助于国家的法律机构"。⑧ 他让人们注意到国家制定法之外的其他行为准则（如习惯、职业道德、行业规定等等）对于社会秩序的意义，摆脱了"纯粹"法律规范分析僵化的法学研究视角和方法，将法律分析的重点引向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环境。庞德的社会学法学理论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理论。他提出"法律是一种'社会功能'或'社会控制'"，用法律的功能性概念来取代逻辑性概念，主张"有用即是真理"。他还提出了法律社会学的基本纲领，启示人们关注法律制度和法律学说的实际效果，强调以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法律，关注法律的作用而不是抽象内容；并且注重法律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总之，社会法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担负起了打破'法律关门主义'禁锢的历史重任"，⑨ 它社会本位的立场，法律社会化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对于法律的发展和一定社会的变革，其重大的启示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四、综述三大法学流派的意义 如上所述，论及现代西方三大法学流派的意义，无庸置疑，其最大的意义正是他们本身--众多的法学家们通过对前人的承继和自身敏锐的思考，开创出一片浩瀚的法理学思想的海洋，它们虽然不是真理，但却是人们永恒探索真理之路的台阶。无论是宏观的构筑还是微观的探索，都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宝藏和无穷无尽的启示。具体来看，三大法学流派的意义如下： （一）让我们从多个角度窥探到法律的本质、目的和研究方法。 正如博登海默所言，真理是人们在任何特定时间的经验的总和。法律仿佛是一座有许多厅堂的大厦，用一盏灯很难同时照到每个角落。而一个法学流派，就如照亮法律大厦的一盏灯，"横看成岭侧成峰"，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勾勒出了法律的形象。三大法学流派被美国法学家霍尔（Jerome Hall） 总结为法律中三个不可分的因素，他们分别代表着法律的价值、概念和事实。不仅在实质性的内容上，更宝贵的，三大法学流派为后人认识、研究和发展法律，提供了丰富的途径和方法。新自然法学 提示人们注重的法的价值支柱和道德性，在法制建构时必以某种准则为依据，从而避免了法律丧失实质的正义，也避免了法学堕落为纯技术性的学科。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注重对"实定法"的研究，对于法律规范、法律结构、法律秩序及法律体系内部各要素的统一等等命题均有深入的探讨和卓越的贡献。他们所采用的逻辑分析和实证主义的方法，更是后人研习法律的必要工具。社会法学派则倡导"社会本位"的理念，注重法律的实际效果，重视法律与社会生活及其它学科之间的联系，不仅如此，他们所采用的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及实用主义的态度，更是深远地影响了西方乃至全世界法学的发展趋势。当然，无论三大法学流派的贡献有多么卓绝，他们都不可能是大写的真理，都只是局部的、相对的。然而，站在历史的尾页，以"事后诸葛"的口吻批评他们的局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真正有意义的是谦恭的弄清他们给了些什么？我们得到些什么？应当怎样利用？除此之外，再没有更大的价值了。 （二）三大法学流派适应了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状况的要求，具有历史现实意义 任何事物的产生总是由于某种需要；而它产生之后，也必然首先服务于这种需要。西方三大法学流派正是应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的需求而产生的；而论及它们的意义，首当其冲也正是满足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需要。19世纪中叶，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稳固，古典自然法学"自由、平等、权利"的抽象口号已不能满足他们巩固既得利益、加强社会控制的要求，因此，历史法学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应运而生，他们带来了具体明确的法律观念、严谨的逻辑体系从而维持了现实的法律秩序。二次大战中，法西斯势力给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这唤醒了人们法律不能没有正义的标准和相对普遍的价值准则，⑩ "无论善恶"的法律只会助纣为虐，戕害人民。在这背景之下，新自然法学得以出现，重新正视和评价法律的道德性、正义、权利这些"古老的话题"，确保了法的价值依托。而社会法学派的历史背景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陷入了"瓶颈"，经济危机连续爆发，百业萧条，人心浮动，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放任主义和"法律关门主义"均受到社会现实的质疑和轰击，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打破"法律系统独立论"的束缚成为必然的趋势。法社会学"对症下药"，倡导社会本位，注重法与社会生活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主张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性，因而出现伊始便受到变革者们的热切欢迎。在"需求"最为迫切的美国，更是成为长期主导法学界的学派。由此可见，思想领域的任何发展和运动均产生于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同时也为这个时期提供了一种"自持之势"⑾ ，也就是产生着历史的现实意义。 （三）三大法学流派继承并发展了西方法哲学的传统学说，使这些思想以更合理的形式得以流传 三大法学流派除了法社会学派产生较晚，无所谓"新"、"旧"之分外，其余二者都可以冠以"新"的名号。新自然法学派自不必说，凯尔森、哈特的分析法学也是在奥斯丁"旧"分析法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成的。当代西方的法学流派，既继承了各自"祖传"的学说，又互相吸收对方的某些合理因素，呈现出相互靠拢的趋势。如新自然法学较古典自然法学，少了一些"形而上"而多了一些"操作性"，迎合了社会实证主义潮流的要求；而新分析法学则批判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法的价值即"自然法最低限度的内容"之存在，显现出对自然法学说的吸纳。正是这种"修补"和相互的借鉴，使得西方的传统法律学说没有因为历史的发展和自身的缺陷而遭受淘汰的厄运。而是以一种相对当代社会经济生活来说更合理的新形式得以传承。西方法学，正是在这种否定之否定的循环中发展至今，它们对传统--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内在秩序承继与遵从，同时又紧扣发展中的社会状况而自我更新，因而产生和完备出一套与西方社会相适配的法律体系。在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具有某种普适性而为其他民族所竞相学习和借鉴。 （五）现代西方三大法学流派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意义 斗转星移，时光飞逝。人类社会步入"现代"的殿堂已五百年有余。上世纪初叶，随着西风东渐，中国社会开始由"古代的、传统的社会体制向近现代文明过渡"⑿ 尽管中西法律文化的底蕴和发展的路径大相径庭；尽管"外国的经验不可能代替中国的经验"⒀ 但谁也无法否认人类社会和法律科学发展规律的客观性，无法否认市场经济社会关系的共同性，也无法否认西方法律文化发展至现代的先进性和一定程度的普适性。建立健全的、符合现代精神的法律文明体系已成为当今社会的共识。而在借鉴的过程中，我们必需首先关注西方的法哲学思想，因为它是法律文化首要的组成部分，思想代表着"知"，而制度代表着"行"，不知者，无以为行。⒁ 现代西方三大法学流派的法律思想，正是对几千年来西方法学理论的承继和发展，蕴涵着诸多西方法哲学思想的精髓。在我们虚心"求道"于西方，几从"虚无"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今天，研究现代西方法学流派绝不是奢侈的娱乐；它"实体性"的思想、它对法学的研究方法乃至学术的精神，都当为我们所重视和学习。对待西方法律，盲目的排外自大或者"只求其用，不问其体"的盲目移植，都是不可取的。尽心研究西方法律文化及法哲学的"本真"，以及这些法哲学思想与社会历史条件的相互关系，从而发掘出西方法律"活的灵魂"为我所用，才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

❺ 黑格尔国家法批判 是不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的一本早期著作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哲学的第一部著作。1843年夏天写于莱茵省的克罗茨纳赫，故又称《克罗茨纳赫手稿》。原稿共39张，没有标题，现在的标题是1927年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发表这一手稿时加的。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追随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后来根据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观念来批判黑格尔的哲学思想。费尔巴哈从宗教问题出发，阐述了一个重要思想：人的本质就是人自身。宗教的产生是人性异化的后果。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由此批判人的异化。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异化的社会原因。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是，人不是抽象地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借和辩护的总根据。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马克思认为，宗教是苦难的现实世界的反映，宗教中的苦难就是现实世界中苦难的歪曲的反应。要批判宗教，最彻底的做法是彻底的推翻颠倒的社会关系，推翻异化人性的社会制度。颠倒的现实世界一旦被推翻，宗教幻想的天国也就随之瓦解了。
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又对当时处在封建复辟状态的德意志各邦的政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提出，正如15世纪的宗教改革是在僧侣头脑中发端的一样，当前德意志的政治改革应该是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发端的。哲学的主要任务是批判和揭露，以便唤醒德意志的政治革命，但“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只有通过革命斗争而不是哲学上的辩论，才能促进德国政治的演进。在革命的力量上，马克思注意到了当时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的作用，提出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在于“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无产阶级。因为“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这个社会解体的结果，作为一个特殊的等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费尔巴哈》中，我们不难看到，马克思着重强调的有以下几点：人的本质归根结底并不仅仅是宗教的本质这种抽象物，更不是脱离社会的孤立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主观的实践是必要的，而且是最重要的，因为人的能动性思维能通过实践作用于客观；要用哲学改变世界，必须把人的感性活动理解为人的实践活动，放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去考量------“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总之，马克思之所以批判得不留情面，是因为他认为包括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在内的大多数哲学家们不停的编造新词汇解释世界，与其妥协，只是在意识形态上打转，也就是说，只是要改变关于世界的观念，而无法改变世界本身。在从思想的天国下降到现实生活方面------即在现实中实现哲学继而消灭哲学方面，大多数哲学家都没有触及，这使得哲学的作用多数时候只停留在思维上，而没有切入实际，从而不具有物质力量。但是在历史进程中，“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一点在马克思看来是关键的。马克思认为，由于人不是孤立抽象的人，而是与所处环境联系在一起，所以人有充分的动机去改变环境，而哲学作为一种理论，只要彻底，“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而费尔巴哈等哲学家却在涉及人时陷入了唯心主义，将人周围的世界抽象化了，抽离了，苦难变成了非普遍现象，变成了少数人的例外，而与社会现实无关，所以费尔巴哈等人从根本上忽略了“在现实中实现哲学”，或是认为“不消灭哲学本身，就可以使哲学变为现实”，总之他们忽略了有主观的实践这一至关重要的环节，所以马克思在剖析德国现状时痛心地说道，“在这里，实际生活缺乏精神内容，精神生活也同实践缺乏联系。”可以说，马克思激烈批判费尔巴哈等人，是因为他认为他们的观点的缺陷正是当前德国最致命的缺陷，因为“彻底的革命只能是彻底需要的革命，而这些彻底需要的产生，看来既没有任何前提，也没有必要的基础”（毫无疑问，要产生“彻底需要”，必须使人和所处社会环境紧密相联）。这个缺陷导致“（法国和英国）那里，正在解决问题；（德国）这里，矛盾才被提出”，“德国并不是和现代各国同一个时候登上解放的阶梯，甚至它在理论上已经超越的阶梯，它在实践上还没有达到”，“（德国）只是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了现代各国的发展，而没有参加这种发展的实际斗争”。也就是说，德国的实践和精神不仅相互脱离，而且实践水平大大低于英法等国家。德国落在了后面。当然马克思并不会认为是某些哲学家们导致了德国的此种畸形的意识形态，但他认为他们至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极大的影响了德意志的意识形态。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大声疾呼：“应该像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对德国政治现实的斗争就是对现代各国的过去的斗争，而过去的回音依然压抑着这些国家……德国人的解放就使人的解放…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
同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费尔巴哈》中，都用了不少篇幅来彻底批判宗教。因为他认为，既然宗教是这个现实的，不合理的，“颠倒了的”世界的产物，是为其服务的有感情的制度，是其“总的理论”，那么对宗教的批判的预期的目标便是批判那个“颠倒了的世界”本身，是批判使宗教产生的社会矛盾本身。虽然说在“人创造了宗教”这一基本点上，马克思和费尔巴哈是一致的，但马克思显然认为这不足以使费尔巴哈的观点免于被批判。因为尽管费尔巴哈把宗教归结为人的本质，但他把人的本质抽象孤立地看待，他被遮蔽，从而不可能看到最根本的现实性的问题------宗教的产生是由于历史进程，宗教里所表现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苦难的抗议以及寻求慰借，宗教的产生归根结底是因为现实的普遍的社会矛盾，而不是因为个别人的偶然，而且，宗教这种作为“颠倒了的”世界的总理论的意识，也绝对不是单个的人所能产生的，它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关系中。费尔巴哈的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了，但却没有要确立此岸世界真理的意思，因为他的精神与实践脱节，由于没有和实践结合，它的观点缺乏更实际的意义，根本无法切入现实，从而对现实作些改变。而马克思认为，要消灭宗教最根本的原因和最大的意义就是，一个不需要宗教来麻醉的世界才是真正合理的，幸福的。因此宗教批判不仅要使人摆脱对自己处境的幻想，还要使人作为有理性的人真正来思想和行动，来使宗教批判真正实现其最大意义-----改变使人抗议的现实，来建立自己所需要的现实性，“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反复强调的观点就在于此，他希望德国不再止于思维，而是跨出实践的步伐，去尝试发掘思想的更大更现实的效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法律思想在这部写于1843年7、8月间的篇幅巨大的未完成的手稿中，马克思不仅用唯物主义思想批判地改造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法哲学本体论，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著名论断，还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法学辩证法思想，提出了在矛盾分析基础上“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的唯物主义法学辩证法观，进而在法学本体论和法学方法论两个方面突破了黑格尔，为历史唯物主义法学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的世界观转变，是从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开始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正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法律观向唯物主义法律观转变的重要标志。
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
(一)、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法学观，明确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黑格尔完全颠倒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把国家这种上层建筑当作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而把社会的经济关系当作派生的东西。在他那里，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而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颠倒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唯心主义观点，指出不是国家及其“理念”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1页）国家是从作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出来的，它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构成部分，是国家的存在方式。这样，马克思就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法的“主词”与法的“宾词”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确定了从市民社会到国家和法的唯物主义法哲学。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又进一步说明了财产关系与法的内在联系。他认为法和国家的全部内容就是财产，揭示了法与财产关系的本质联系：法是财产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财产关系则是法的实在内容。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的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他还进一步深入剖析了“长子继承制”这一法律问题，批判了黑格尔在国家、法和私有财产的关系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这样、马克思便通过对黑格尔唯心主义法学观的批判，澄清了法学研究领域中一个带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即法的客观性及其本质。他不再停留在“私人利益决定法”的命题上，而是把握“市民社会决定法”的深刻精神，从而揭示了财产关系对国家和法的决定作用。当然，这时马克思还没有把市民社会同物质生产直接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没有把私有财产看作是一种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也没有弄清现存生产关系与其法律用语“财产关系”的联系和区别。因此，“市民社会决定法”这一命题尚未获得全新的意义。但是，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思想仍然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因为马克思抓住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这一基本原则，就从根本上揭开了一切政治和法律现象的谜底，为历史唯物主义法学观奠定了基础。
(二)、提出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这样一个在法哲学领域中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并把解决这一关系看作是消除国家与个人之间异化现象的重要理论基础。马克思批判地继承近代启蒙运动突出人的价值与尊严、强调人的权利的进步精神，尤其是批判地吸收了卢梭的思想，对黑格尔关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统一性的命题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第一次提出了要从现实的人的活动中把握人的本质的思想。这是他关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形式和法的关系思想的必然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唯物主义原则在探讨人的本质问题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人的普遍的和客观的特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而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0页）马克思从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强调要以 “现实的人”为基础，从“现实的人”的活动中揭示人的“社会特质”，进而与黑格尔抬高国家、贬低个人的观点相反，重视个人的权利问题，突出个人对国家的能动的独立作用，从而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不仅超越了近代启蒙思想家，而且也超越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
(三)、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提出“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的思想。马克思反对黑格尔从国家权力的统一性出发，为王权歌功颂德。他指出，黑格尔力图把君主说成是真正的“神人”、“绝对理念”的真正化身，说君主是“人格化的主权”和体现出来的国家意识，从而把近代欧洲立宪君主的一切属性都变成了意志的绝对的自我规定。马克思通过对普鲁士专制国家的揭露批判，阐明了黑格尔这种把封建王权看作是自我规定的最后决断环节的理论，无疑是主张“任性就是王权”、“王权就是任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69页）。马克思还进而从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出发，把人民主权和君主主权看作是两个完全对立的主权概念，批判了黑格尔抬高君主主权、贬低人民主权的观点。他指出：“主权这个概念本身就不可能有双重的存在，更不可能有和自身对立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9页），不是君主的主权，就是人民的主权；人民的主权不是从国王的主权中派生出来的，国王的主权却是以人民的主权为基础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又把民主制作为与君主制相对立的实行人民主权的政治形式进行了阐述。他指出，民主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具有本身以外的意义，每一个环节都是全体民众的现实的环节；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因而民主制是作为国家制度特殊形式的社会化了的人；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的存在就是法律。而在君主制中，不是法律为人而存在，而是人为法律而存在，人是法律规定的存在。马克思说：“民主制是国家制度一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哑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页）“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君主制却不是民主制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0页）可见，马克思把民主制看作是解决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一种完善的政治形式。
(四)、提出解决立法权与国家制度、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冲突的唯一途径是人民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思想。针对西方法学发展史上和黑格尔关于立法权与国家制度关系问题上的种种糊涂观念，马克思鲜明地提出了解决二者关系的原则。他指出，国家制度和立法权之间的抵触，只不过是国家制度本身的自相冲突，是国家制度这一概念中的矛盾。他把国家制度看作是政治等级与市民等级之间斗争的产物，“国家制度只不过是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之间的协调，所以它本身必然是两种本质上各不相同的势力之间的一种契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6页）从这一思想出发，马克思反对黑格尔所谓立法权能改变国家制度的观点，指出“立法权并不创立法律，它只揭示和表述法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6页）；而只有人民才有权决定国家制度，“从而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5页）国家制度如果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还进一步提出了通过革命改变国家制度的思想。他说：“诚然，在许许多多国家里，制度改变的方式总是新的要求逐渐产生，旧的东西瓦解等等，但是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真正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5页）对于如何解决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冲突，马克思认为，关键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国家，在这种国家里，实行人民直接管理社会事务的直接民主制形式，使人民直接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真正的国家应当是“人民的国家”。
(五)、阐述了唯物一元论的法学认识论和法学辩证法。马克思不仅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国家观，而且揭露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方法论。他精辟地分析道，黑格尔理论上“失足”的原因在于他唯心主义地理解了思维和存在的相互关系，从而导致了颠倒国家、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他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做完了自己的事情并且是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做完了自己的事情的思维的样式来制造自己的对象。黑格尔要做的事情不是发展政治制度的现成的特定的理念，而是使政治制度和抽象理念发生关系，使政治制度成为理念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9页）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黑格尔将法哲学变成了应用逻辑学，即用唯心主义方法来处理社会政治问题。他说：“在这里，注意的中心不是法哲学，而是逻辑学。在这里哲学的工作不是使思维体现在政治规定中，而是使现存的政治规定化为乌有，变成抽象的思想。在这里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63页）因此，整个法哲学只不过是对逻辑学的补充。黑格尔唯心主义地理解思维与存在的相互关系，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二元论。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唯心主义法哲学二元论的批判分析和通过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分析，清楚地阐明了，只有从现实的存在物出发，分析市民社会本身的发展及其规律，才能获得关于法的真理性认识。在分析批判中，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法学辩证法的正确之处，指出：“黑格尔的深刻之处也正是在于他处处都从各种规定的对立出发，并把这种对立加以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2页），也就是关于矛盾的思想。马克思将其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发挥，并用它来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了黑格尔调和对立面斗争的倾向，即用所谓“居间者”、“中介”、“等级要素”等来调和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冲突。他说：“与其说是中介的存在，还不如说是矛盾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2页）马克思把现实的对立面分为两类：同一本质的对立面和本质不同的对立面，强调对立面的斗争在矛盾中的地位和作用。

❻ 古希腊法律思想对西方的影响

第二章 希腊法哲学思想
一、希腊文化

1. 希腊
文化意义上指，包括现代希腊共和国、意大利南部、南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等，共同特征是与地中海有关。希腊人指“多利亚人”，他们穿早了希腊灿烂文化。希腊是西方文化的摇篮，“言必称希腊”

2. 希腊文化

1) 希腊文化是海洋文化，以地中海为中心，与海水密不可分。

2) 农业、种植业不发达，主要以商业贸易，海洋贸易作为轻经济发展方式

3) 城邦制度，有母邦与子邦（殖民）之说

4) 宗教是多神教

5) 逻格斯，主要指理性、知识、科学秩序、尺度

希腊文化是理性、科学文化，有深厚理性、科学传统

二、希腊法律理念

1. 法律的宗教性

在人类历史上，各民族都试图运用宗教深化说明自己的生活，创造自己的社会组织制度和组织形式，从而借以说明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在内的社会制度的根源、本性。古希腊人也是从神、神话中寻找和论证自己的社会秩序以及法律制度创制的根据的，也可以说，希腊人也是直接借助神、神话创造自己的政治法律文化，在历史上可以有很多资料应证

赫拉克列特“晦涩诗人”——人类一切法律都是因为那唯一的法律的存在而存在，身的法律为心所欲的支配一切满足一切有超越一切

荷马史诗——人类的法律来源与神、是奥林匹斯山上众神之首宙斯作为礼物赐予人类，人类也是因为神启而了解法律，从这个意义上，希腊法律观念有神秘性，希腊法律最初指神的话语立下的宇宙秩序，因此在希腊早期，法律被看作是神圣的，不可所以违背的至上秩序，一开始法律就被蒙上一层神佑的光轮，是神给人间的法律提借了合法性，权威性的基础和根据，因此早期希腊每次法律颁布都要托于神意，都要加上“众神说”、“宙斯说”，法律的颁布也在特定的宗教场所。

神启法律观念，实际上确立了人类早期法权威的神学观、宗教观，促进了人类制度化的过程，促进人类文明进程，同时告诉我们人类一切权威合法性来自与神圣性。

2. 自然法与人定法的分别

公元前5世纪左右，希腊社会处于变革之中，传统生活方式思维、行为生活方式、传统观念都受到人们的致意批判，希腊人的精神思想风貌为之一变，法律思想方面，人们不再将法律看作神授，而认定为认为的，是为了人们生活便利而设置，可因具体情况而改变，由此可知，当时的人摆脱了神佑思想，还法律世俗基础的面貌，从人们的行为、社会生活来解释法律，在其中最集中体现时代思潮的是自然常规、自然法与人定法的关系的争论。

在法律史上，希腊的悲剧《按提革涅》具有重大意义，所揭示的是自然法与人定法，不成文法与成文法之间的复杂关系，由此也揭示出戏法法律文化基本的范式，从此以后，自然法与人定法成为西方法律思想和制度内在的问题，并依照引导西方法律制度的变革，推动思想的发展，也告诉我们自然法与人定法这种（）代表了西方二元文化的法律文化精神。

自然法与人定法的争论主要体现在智者文化运动中（第一批智者是“民众教师”）指挥率先考虑法律的合法性权威性所在，根据来源基础，将法律还原于世俗的、感性的，法律是人为的，是约定俗成的，只在一时一地，因而法律具有流动性，暂时性，是与普通有效的自然法对立的，法律是与利益直接关系的，是与特定社会利益集团有关系的，是强者之力。在社会中，不正义比正义更有力量，不正义所获利益比正义更大，这告诉我们，智者学派脱掉法律神佑的外衣，还法律世俗的人文化，推动法律现实化与其法律思想、精神、价值、制度的更变。

3. 法治

很早就认识到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诉诸于法律，希腊各城邦积极进行法制建设，形成非常系统，计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制度。

前670年——德拉古立法——雅典立法

前594年——梭伦立法

前509年——克里斯提尼立法

前480年——伯里克利立法

梭伦立法具有重要重要意义：雅典作为希腊的形象，进入了法制，以法律来控制管理社会的传统或方式，形成了法制化的社会控制体系

法治理论的形成发展：

梭伦认为，国家最最需要的是法律制度，没有法律发生内乱是国家最大的灾难，梭伦不顾各方面反对，依然立法，指定法律理论。

晚年，柏拉图非常重视法律：①法律是理性的②法律是规范本性的方式，没有法律的秩序，人类将是最野蛮的动物③法治是防止权利腐败的方式，是节制官吏的力量，法律只一条金色的纽带，是社会中不同力量的监督，具有协调各种关系，因此晚年柏拉图明确提倡法治，将法律和秩序看最现实国家。

在法律史上，亚里士多德具有重大贡献：①他明确规定了法治的内涵——法律得到普遍的遵从；人们遵守的法律是良好的法律，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法律似乎城邦安全的堡垒，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法律是屏除了欲望的纯理性；法律是正义的，对后来西方法治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根据希腊古法律实践，希腊人很早就认识到法律不是社会中的权宜之计。而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核心之所。没有法律管制，人类是野蛮的，人类社会将是无序的。

4. 敬畏法律

亚里士多德提出：法律必须得到普遍服从，单有法律没有得到遵守，比没有法律更为恶劣，不仅以法治为自豪，而且以敬畏法律遵守法律的精神而凌驾与其他公民之上。

苏格拉底——①苏格拉底之死由自己的性格决定的。②苏格拉底是希腊社会两种价值体系、两种思想中的冲突，苏格拉底服从的是理性的，希腊社会服从的是感性的，权利化③苏格拉底表现敬畏法律，遵从法律不仅仅是法律义务也是道德义务。

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具有深厚敬畏法律精神、文化，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自觉认同敬畏、遵从法律，自觉从法律为自己行为观、价值观为依据，任何人都不要轻易破坏法律，哪怕是自己握有重权，身居高位，哪怕在社会中存在不公正的制度，哪怕法律做出不工整的对待，智者认为人人都要遵守法律，若抛弃法律，每个人都为所欲为，不仅整体制遭到破坏，人们的生活也会降低到野兽的水平，这告诉我们敬畏法律服从法律是人作为人的法律义务，也是道德义务，人必须自觉认同法律，遵守法律。

5. 法律的自由

希腊与雅典政治文化、法律文化的分歧，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希腊精神的内在核心，是希腊人自认为的生命本性，希腊人自称是自由人，人的生活生存就是自由，为自由而生，为自由而死，就此而言，希腊人认为人有自由的权利不受他人外物的支配而独立生存。在历史上，希腊人认识到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认识到胡作非为的危害性，“任何国家，个人的自由将导致极端的奴役”，正因此希腊人明确提倡人是自由的，但在无拘束的生活中必须遵守法律，服从法律。正是由于我们遵守法律，希腊人认识到自由是有界限，必须以一定的法律为基础，自由就是服从法律的自由，是对自由与法律内在关系的认识，希腊人自以为超越野蛮人

6. 法律与正义

正义是对层面，变化莫测的，也是令人困惑的，古希腊人很早就开始探索正义的内涵，澄清正义的意义，由此形成系统的正义理论，成为西方正义源头。荷马史诗中简单的正义观念，DLIKE，正义来之于神，是神所赐予人类基本社会制度、社会准则。正义在于贵族与平民之间实现平等、平衡，从而避免两大阶层的冲突，格拉赞里特，正义是逻各斯、理性、尺度、次序，毕达戈拉斯认为，正义是一种数，正义是四，四是第一个偶数自乘数，代表平等，揭示出是对等性。

智者学派认为，正义是强者利益，强权就是公平。柏拉图认为，在国家中，正义是没个人拥有自己的东西、从事自己的活动，让每个人各得其所，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就是平等。希腊思想家重视正义与法律的关系。柏拉图认为，一个理想的国家，必须是正义的国家，每个人按其各自等级秩序，从事自己活动，各得其所。在理想国家中才有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存在正义与非正义区分，法律是一种中道之权衡本身代表正义理论。具有所划分的实质正义、程序正义、形式正义。明确提出法律的功能是要维护社会平等公平。因此，所谓法律正义性，一方面指明法律要创建理想化、公平的社会秩序，保障维护每个人行为机器利益，另一方面，法律正义不仅要合法性，必须是正义化，理想化公正性是法律内在品性、标准，也是法律权威性，功能性的规律。

7. 概括：通过以上对希腊法律基本观念的考察，可以认识到希腊法律精神是理性化传统，正式这种理性化传统构成希腊内在品行，没有理性化就没有法律精神，没有希腊理性精神，就没有西方后来法律文化。

三、柏拉图的法哲学思想

1. 三部曲

柏拉图的著作包罗万象，涉及现代人所有的知识领域，他也是人类伟大的导师，有人评价其著作：柏拉图以罕见的程度将逻辑思维和抽象四的明辨从令人惊奇的诗意想象和探邃的思想情感结为一体，娓娓到来，形成了一道思想洪流。

其著作是理性与非理性，理性与思辩，逻辑与密度的结合体；其著作大多是对话式

柏拉图的著作可看作是政治性的，他一生关注的是社会政治问题，是如何构件正义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在徘徊之中，在相对主义的迷茫中，为人们寻求一个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其著作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哲学性的是《理想国》、《政治家》、《法律》这三部著作

《理想国》：柏拉图以正义为主线，探索主义的社会秩序，社会制度是如何构建、发展、维护的，如何培养、教育人、涉及到辨证法等

《政治家》（晚年）：通过探索政治家治国的历史探索唯一正当的统治方式。书中，他一方面坚持了《理想国》的基本逻辑、基本立场、积极从事理想、正义的社会秩序、社会制度的构建，仍然坚持贤人政治。另一方面，他又试图超越理想国的理论框架，提出了法治的重要性，必要性这种观点。《政治家》构成了《理想国》与《法律》相过度的中间桥梁，说明他开始重视法治。

《法律》（最长）探索现实的国家的构建问题，探索一个社会如何在法律基础上形成，建设和维护，在法律史上这是希腊的网络全书，是后世了解希腊法律制度的信息源、法律文化的信息源。

2. 正义论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批判正义是欠债还钱、勇敢、友谊、智者宣称强者的利益。他明确认为正义是一种德行，是与善、智慧、勇敢、机智等道德想联系的内在价值，是个人、社会、国家、生活中的根本准则。他认为作为个人德行与国家是一致的，可以由小看大，无论对个人、国家来讲，他明确规定：正义是每一个人只做自己的事情，而不兼做别人的事情，各得其所。所谓不正义，是在国家之中每个人没有办法按照社会所规定的角色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从正义理论建立在社会分工、分层的基础上。根据其思想一个理想的城邦由三部曲组成，统治者、辅助者、生产者。

他通过正义、对正义的探索形成哲学家的国王的途径：哲学家运用其智慧，正义来治理国家；国王通过哲学教育运用智慧，正义来治理国家。

3. 正义的实施实现以来教育

柏拉图：通过教育人才成为守法的公民

1) 正义论是构件社会秩序的根本价值标准，具有强烈现实性，指明了社会发展方向，社会改革目标，柏拉图的正义论把社会发展力挽狂澜。

2) 柏拉图根据“正义论”建立哲学家王国这种政治体系，创造“知识立国“，”技术治国“这是对于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依次重大建构，是对人政治法律本性的深刻东西

3) 柏拉图途明确提出正义是一种德行，是智慧、勇敢、机智等品德的统一体。

4) 具有重大缺陷，过于重视社会整体性，忽视个人性，过分突出集体主义，忽略个人主义，过分突出社会生活中道德性，忽略个人平等性，人的权利义务的并存，过分突出社会等级性，不平等性，而忽略个人平等性，等价性，过分突出先验而忽视经验性，因此柏拉图具有分级、否定个人主义，平等主义倾向，具有极其浓厚集体主义国家主义倾向，在历史上是典型的政治功利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具有集权主义。

4. 法律论
理想国中的法律思想，根据《理想国》中设计哲学家国王治理国家不需要法律，正义的执行不需要法律，靠的是哲学家的智慧。

1) 柏拉图明确表示法律没有包括最高尚的事物，因此无法推行正义。

2) 理想国是以道德作为根基的，在正义的社会秩序中，从具有道德，不需要法律，认为只要有了美德，即使缺少法律，人也可以依据美德制定出所需要的法律。

3) 对法律的认识是否理性，与理想国要求的理性是不同的

4) 统治者不需要法律，也不需要法律约束，用法律约束优秀之人的手脚，不仅是不恰当的，而且是无意义的，愚蠢的。

5) 在《理想国》中，正义的原则是国家的基本法，哲学家国王所依靠的首先是美德，而不需要依靠法律，美德是本，法律是末，本末不可以倒置，美德是社会的根基，精神支柱，法律是手段，工具，因此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实际上把法律与美德置于从属地位。“尚律不如尚学，尚法不如尚智”

6) 立法根据全国人利益而非部分人利益，法律基本意图是让公民尽可能幸福。

7) 一个社会没有法院、法官不称为社会，城邦不称为城邦。

8) 柏拉图认为，如果人们可以根据理性和神的思慧指导生活，社会就不需要法律，指挥次序与法律更有力量，理性是万物的主宰，但在现实中，难找理性。第一的选择即是法律次序，第二的是现实，法治的国家，是有法律的，混合的君主制，民主制的，但也是最自由最无法无天的，君主制容易导致独裁，混合的君主制即是两种集合。

5. 总结柏拉图的思想：

1) 充满理性主义，理性主义色彩，始终坚持社会根基是道，人类通过道德可以性完善，通过道德可以建立理性社会秩序，理性社会秩序可以实现正义，就此而言，柏拉图最早系统构件了道德共和国，从而成为西方乌托邦思想源头。

2) 柏拉图法哲学核心是正义论，开启西方源远流长的正义论。

3) 徘徊在人治论与法治论之间，没有摆脱这种思想困境，与希腊社会尤其是法律秩序有关，也与柏拉图的思想逻辑，对法律性质、功能、使命的认识有关。

4) 晚年探讨法治，重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功能作用，对亚里士多德有重大意义，构成其法哲学思想起点也促进西方哲学发展。

四、亚里士多德法哲学思想
代表作《政治学》、《雅典政治》、《尼可马洛伦理学》

1. 亚里士多德现实主义方法论

在人类认识历史上，有两种基本认识路线，一种是经验，实证的，传统的，现实的，可称之为经验主义，另一种是理想的，浪漫的、乌托邦的，可以称之为理性主义。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分别代表其中一种，柏拉图是理性主义典型代表，亚里士多德是讲演主义代表。在法哲学上，亚里士多德以经验主义（现实主义）最为思想基础，曾对人类知识体系作了第一次明确分类，他将科学分为：第一——哲学、物理学、应用性科学（实践性），包括逻辑学，第二——诗学、修辞学、伦理学。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基本政治是应用性、实践性的，必须以传统现实主义为依据，以经验方式研究，尽可能广泛，有经验材料，根据历史记载，亚里士多德曾收集158个城邦的实证材料，分别协作每一个城邦的宪政研究。

2. “人是城邦的动物”

1) 在历史上，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一命题，这是对人之本性的认识，构成了亚里士多德现实主义法哲学的思想基础。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就有社会本能，天生就具有自然合群的自然性情，具有乐意过社会生活的自然倾向，他说，人天生就愿意过社会生活，不能在社会中生存的东西——人，在本性上脱离政治共同体。不能在社会中生存的东西——人，要么为禽兽，要么为神，要么为匹夫，要么为超人，人必须都在社会中生存，与一定社会共同体相关，因此，人是政治动物这一命题的首要含义是人的本性是社会性。

2) 第二层含义是“人是理性的道德动物”，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唯一具有语言理性的动物，因此可辨别善恶是非，因此人具有伦理道德，如善恶，正是这些观念，所以人超越其他动物或新的生命力，摆脱了野蛮性、蒙昧性。

3) 人是政治动物即指人是城邦的动物，人是生活在政治同体中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家庭、村庄、城邦是人类自然发展的的三个环节。
城邦的概念：
其人数足以维持自主生活的公民联合体，追求善、德，重视城邦经济性，也重视城邦政治性、伦理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作为公民政治共同体不仅为了经济利益而建立的经济实体，而且是政治实体，伦理实体，通过社会政治结构，社会政治机构运作，引导人们快乐自由生活，实现至上。

4) “人是政治动物”，同时隐含人是法律性的动物，

A. 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通过法律，人们才能成为善两的人，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优良动物，一旦脱离法律与正义，人就会堕落成为眼满的动物。

B. 法律是城邦的支柱，法律是城邦的生命，是城邦安全的堡垒，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法律是人与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永恒之树，不是可有可无的便利工具，正是因为法律才有善良生活与社会秩序。

3. 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论

1) 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是一种中道之权衡，正义是用来对待他人的，用来处理与人关系的。正义是人们实施正当行为和以正当方式希望拥有正当的东西，在此意义上，正义与法律完全一致，普遍正义就是合法的，正当的。他认为，正义是平等的，人类社会的平等有数量平等（算术平等，与比例平等，几何平等），因此，两类特殊正义，指对于比例平等是公配正义。他认为，分配正义指在社会共同体成员中进行婚姻、金钱、名誉财富以及合法公民人人有配的分配，他认为根据比例平等不同地位、身份到人类所拥有的合理正当分配，那些出身高贵对城邦做出出较大贡献人，按比例比其他公民享有更多的金钱、荣誉、权利、财富。

A. 所谓分配正义，是分配的比例平等，所谓不正义，就是对比例平等的破坏。

B. 分配正义起点是平等，结果是不平等

C. 分配正义是一种资源配置的基本原则，是对社会制度利益的分配

D. 分配正义注重效益问题

2) 相对数量平等感是交换正义（矫正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是提供交、交易、交换中标准调整其中条件，这种交往具有算术关系，这种算术玻璃关系可以理解为一视同仁。一个人所享有的东西都比原来的东西多视为得，比原来少就是损失，这两种有一中间状态是对等，就是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交换正义就是利得与损失的中间状态。他认为法律是这种一视同仁，法官的工作就是恢复平等，就使利得与损失的均衡，法官是通过刑罚或减少利得对受害人予以补偿，违法得利者予以剥夺将非正义的平等恢复平等。

A. 矫正正义也是社会体制正义中一部分

B. 矫正正义就是指相同对待，一视同仁法律中平等原则

C. 出发点是社会中存在非正义、非正当、平等，结果是恢复原来的平等

D. 在历史上，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非常明确将法律功能与平等联系在一起，明确提出任务就是恢复平等

3) 亚里士多德提出公平。公平也是一种正义，但不同于正义，公平和正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善，但公平比正义更有力，是因为公平虽然就是正义。并非法律的正义，而是对法律的矫正，这实际上是将法律理解为法律救济，法律衡平指当法律因其大原则太抽象而不能解决具体案件时对法律的救济、补偿，在法律史上，亚是比较早研究法律抽象化，普遍性、变动性，明确提出法官拥有一定主动性、灵活性，根据法律精神原则处理具体案件，提倡以公平弥补法律的一般性缺陷，以衡平救济当事人，减轻当事人损失。法官要求较高法律智慧，能根据社会中情理处理有关问题。

4. 亚里士多德的法律观

1) 法律是什么？在《政治学》及其他著作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是多样的。

A.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是正义的化身，他说法律有好有坏，或者合乎正义的或者不合乎正义的，要使事物合乎正义，需有毫不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是中道之权衡。法律是全邦人民进于善得的永久的制度，法律是正义的化身。

B. 法律是理性的，法律恰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奇和理智的体现。

C. 在《修辞学》，法律是一种约定、一种契约，不是临时协定而是长期契约。

D. 提倡法律不是一种奴役，而是一种拯救，是人自由的根据，不是用来限制自由，而是为了保障维护实现自由。

E. 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是城邦安全的堡垒，法律就是社会控制方式。

2) 法律基本特征
A. 法律是具有公正性，对统治者、被统治者一视同仁。
B. 普遍性，任何人都必须遵守法律。
C. 法律具有权威性，是国家中最优良统治者。
D. 可变性，亚里士多德认为通过立法方式制定出的成文法不是很周详的，而是有缺陷的。必须根据人类社会生活经验进行变革，但这种变革是有一定限度的，不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对法律的变革改进应该是极为不神圣的。
你可以看看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efb5b001000bj3.html，还有冯象写的文章也有

❼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新版马恩全集的第几卷

都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手稿于1843年3月到9月期间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写于1843年10月中—12月中，最早于1844年2月发表于《德法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