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林顿法治

❶ 法治原则的历史由来

现代意义的法治始源于西方，最早可追溯自古希腊。古希腊人把尊重法律和自由并论为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城邦生活的和谐（“善”）的两个基本政治准则，主张自由就是人只受法律约束，法律比人还要有权力。

毕达格拉斯最早提出“人治不如法治”之说。古希腊伟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其代表作《政治学》中明确主张：法律是有道德的文明的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导致城邦“善”的一个条件。

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法治的基本要素在于“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有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他认为法治优越于人治，他说：“凡是不凭感情治事的统治者总是比凭感情治事的人们优良，法律正是没有感情的。”

因此，“谁说应该由法律来遂行其统治，这就有如说，惟独神祇和理智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是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对西方法治传统产生过久远深刻的影响。

罗马人的法治观直接导源于希腊文明，他们不善于思辩，但却精于行动，辉煌的罗马法成为罗马人高耸的纪念碑。西塞罗所谓的“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成为一句不朽的名言。

(1)哈林顿法治扩展阅读

原则的适用

第一，合理借鉴人类在建构和发展法治文明中的优秀成果

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法治固然要体现国别性、时代性和阶级性，但它更应体现人类在追求进步和发展过程中的共同智能，因此对那些后法治化的国家来说，如何充分吸取先法治化的国家的经验与教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

第二，重视习惯规则。

现代法治发展所面临的共同环境是：国家与社会日益混同，传统意义上的公法与私法界限

法治原则逐渐模糊，与条文法相对应的“活法”（living law）和"内部规则"（inner law）逐渐复活。这就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反思和审视立法者的"制法"理性。

马克思认为：立法者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则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真正的法律规则只能在特定的情景中发现，系统地创造一整套法律规则的任务超出了人类的理性能力。

第三，正确处理民主和法治的关系。

现代国家在法治化建设的过程中，通常也把民主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发展目标。这是因为民主在满足社会的合法性诉求，体现正义和公平，制约国家权力和促进公民参与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民主本身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她既可指一种制度形态和政体形态，又可表征公民享受的权利和自由，还可指一种多数表决为基础的程序操作机制。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民主并不代表一种绝对的善，她既可发挥正向度的作用，也可发挥副向度的作用。

❷ 洛克的 政府论 中 有关国家起源的 流派及其代表人物

政府论
《政府论》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J.洛克的政治著作。1690年出版。作者写作的目的是对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进行辩护和理论总结。
全书分上、下2篇，上篇撰于1681年，作者逐条批驳了保皇派思想家R.菲尔默宣扬的“君权神授”和“王位世袭”说。下篇撰于1689年，在批判君权神授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洛克用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论阐述国家的起源和本质。他从虚构的自然状态出发，论证生命、自由和私有财产是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这种权利既合乎自然法，也合乎人性；为了保护人们依据自然法享有的自然权利，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建立政府；最好的政府形式是由民选议会掌握最高权力的君主立宪制。在这种政府形式下，国家权力是分立的，立法权高于行政权，人民手中始终保留反抗暴政和重建政府的最高权力。《政府论》为在英国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对后来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一书成于1679年、完成于1681年、发表于1689年，【1】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斗争与妥协中产生的著名政治学和法学名著。该书批评了封建王权与宗教专制结合而成的绝对专制主权理论，【2】同时也为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制度作了全面、系统的辩护。全书一方面清理了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准确说是英国革命时代的各种思想，另一方面又第一次系统的完成了“以社会主权”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自由主义政治学说，阐发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思想与学说如天赋财产权利、社会契约、人民民主等。文字中充满了典型的不列颠的经验主义和妥协传统，赋予其理论相当的宽容性和符合时代的浓厚的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气息。“他对政府之哲学基础所做的广泛思考这一原创性贡献，他的集前人成就的学说及原则应被认为是此后控制政府各项权力的基本原则”。【3】这在理论上奠定了后来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法治主义和怀疑主义不同路径，同时在实践上深刻影响和指导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从这个意义上，洛克的《政府论》可以称得上近现代政府的“福音书”。
一、洛克《政府论》的思想背景和理论溯源
在英国，17世纪是在政治和法学史上具有根本意义的革命所发生的时代。该世纪初，斯图亚特王朝开始，显著特征就是：国王与议会就主权渊源和性质以及法治问题互不相容发生冲突且日益升级，并最终以国王被送上断头台而告终。随后革命的清教徒统治英国一直到1660年，但此后却再也不能继续按照他们的方式进行下去。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的先后复辟导致有关争端一直未决，而且由于詹姆斯的固执与对新教臣民的冷漠尤其是让自己的官员充斥天王教徒的做法，导致了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联合起来废黜了詹姆斯二世，由新教徒奥兰治的威廉和妻子玛丽联合执政（根据先前继承规则，这是不合法的。洛克在下篇中予 以了辩护）。1688年的这一“光荣革命”中产生出来了有关法律至上、人民的基本权利和政治权威的民主基础的一系列原则【4】。这些也是革命后执政的辉格党人形成的自己的政治传统，也由此形成了英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核心。
这种自由主义的精神在洛克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尤其反映在他的名著《政府论》中。洛克经历了英国革命的全过程，加之他曾因政治原因逃之荷兰并在那里亲眼看到了荷兰人的自由精神和英雄气概以及宗教和政治上自由主义的实际运作和好处。《政府论》两篇目的就是为沙夫茨伯里伯爵及其辉格党的朋友们推翻詹姆斯二世的革命提供理论和智慧的武器；洛克1689年回国后因革命已发生，便修改了《政府论》。在回国后写的序言中希望该书“足以确立我们伟大的秩序恢复者，现在的威廉国王的王位”；也强调希望该书“向全世界论证英国人民对公正的自然权利的热爱，他们捍卫这些权利以及国家处于奴役和毁灭边缘时拯救国家的决心。”
洛克的政治社会理论总结了宗教改革末期和国王与国会分裂这段时间的政治思想；集前人思想之大成，把过去经验产生的政治理论思想集中起来，纳入属于他那个革命时代的开明思想之中，在政治思想史上打下了他独特的烙印。他并没有完全隔断历史，人们通过胡克发掘出来的中世纪传统而可以将这些思想一直追溯到托马斯•阿奎娜【5】。事实也是，尤其下篇的许多论证都引有胡克的《宗教政治》一书中。当然，这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因为其表现形式、阶级和社会基础已完全不同了。笔者将在下面的内容里论述这一问题。
反观洛克的学说，我们必须要意识到以下事实：首先，15世纪前的英国已具有浓厚的经验主义，注重科学研究范式，强烈的反叛意识及与生俱来的妥协精神。其次，洛克同时代的前辈们如弗兰西斯•培根的提供新工具法的经验归纳法、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哲学、科克所践行的普通法法治精神、哈林顿倡导的自由法治主义以及霍布斯的权力观和契约论，这一切都深刻影响了洛克的思想发展。最后，洛克的时代相比较于当时的欧洲大陆，至少在不列颠，宗教问题已基本解决；政治比较开明了。正是洛克丰富的实际政治经验和兴趣，正是他对理性的哲学信念的执着，正是他对经验主义立场上的坚定，正是他那在精神上的自由与解放，才有了这部近代自由主义的经典政治哲学著作。
二、《政府论》上、下篇的主要架框分析
《政府论》整体上可以说是洛克早期在《论宽容的书信》的发展，在后者作者不仅阐述了宗教崇拜的自由而且阐述了他的关于政府起源和政治组织基本条件的观点：
赋予行政长官的全部委托、权力和权威，不是为了别的目的，而是要用来谋求使他超然于社会之上的人们的福利、保护与和平，因此只有这一目的是而且应当是他修正和均衡其法律以及设计和组织起政府所应依据的标准和尺度。假如人们不在一些法律下联合起来，不成为一个国家也能和平和安宁的一起生活，那么也就根本不需要行政长官或政治，因为它们只是用来保护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免受相互之间的欺骗和暴力；所以只有建立政府的目的应当是政府活动准绳。
可见在洛克看来政府起源是为人们的幸福与和平，而政府的组成条件又必须以其目的为准则。在随后的内容里，洛克强烈驳斥了绝对君主制，他写道：
不能假定人民会给予他们同胞中任何人或更多的人支配自己的权威，去达到保护人民自身之外的任何其他目的，或者把他们管辖权的范围扩展到世界的范围之外。
这里洛克从经验出发一方面排除了任何形式的人对人的专制，不论是一人专制抑或是多人专制；另一方面表明了政治是现实的是入世的而非来世的观点，即将宗教排除了政治之外。
从理论建构上，菲茨•詹姆斯•斯蒂芬在洛克的政治理论中看到了与其形而上学明显不一致之处：《人类理解论》的目的是要摧毁先天理念说，把一切知识归结于为经验的概括；《政府论两篇》第二篇似乎与这一切恰恰相反，它完全以自然状态和理性法则这两个概念为依据，因此很难看出洛克怎么能从经验中得出其中的任何一个概念。但实际上，洛克仍未脱离他一贯的学术方法：首先，上一个世纪，在新教改革下“自然法”学说已经开始去掉经院神学的标签及与之联系，开始用理性话语代替；在17世纪，世俗化的自然法成为政治理论赖以取得进展的基础；也在17世纪第一次出现了对作为高级秩序存在的自然法实质拒斥；到了17世纪，“自然”开始指称人的欲求而非神的法律，而当时的个人主义者正是在自我利益何以应当自由实践的依据这一意涵上使用自然权利的。洛克说“理性就是自然法”，【6】同时他也不认为与自然法冲突的人类法律归于无效。如论财产私有权时：
劳动使它们同公共的东西区别开来，劳动在万物之母的自然已有的成就上又增加了一些东西，因此它们就成为他的私有权利。
其次，论及自然状态时，他是把这一概念与战争状态和政治社会相对的。作为清教徒的洛克认为上帝将理性和财产赋予每一个人：自然状态是“是一种平等的状态”。“自然状态是一种自由状态，但并不是放任状态”。这些自然状态是建立在人的本性和人类社会的本性之上的，是经验的而非抽象的假设。17世纪英国的启蒙作者们正是以描述的人类学为发端的，然后问道：必须如何创造一些规律，让这类生物（人）得以一起生活？【7】“洛克在破坏了天赋观念以后，在抛弃了那种相信人永久在思想的空洞想法以后，便证明我们的种种观念都来自感觉。”【8】
洛克为之辩护的自然状态是确实存在的，通过合意创立一个新政府是可能的。人类早期历史知之甚少，但不能因为历史记载缺乏就推定人们不曾处于自然状态中；他举出若干实例证明自然状态在较晚近的历史和欧洲以外的其他民族中普遍存在。洛克认为的自然状态并不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而是对人人平等自由、缺乏公共权力的一种社会现象的描述。这种现象可能存在于人类初始阶段，但自然状态并不同于初始阶段；只要缺乏公共的政府形式，人就处于自然状态。

❸ 有关腐败的法律文献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正在探索着构建权力制衡机制的途径，目标是建立法治化的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结
构，从源头上根治权力腐败。可以说，有了公共权力，便有了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法律监督 是人类社会治理权力腐败的神圣使命和主要方式。
【摘 要
题】法学时论
【英文摘要】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probing a way of establishing
mechanisms of power su p ervision and it aims at setting up 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social and econom ic structures so as to bring power corruption under
permanent control.Legal supe rvision and public powers are,so to speak,twins
parasitizing in the state instit utions.There are state institutions,there are
public powers.There are public pow ers,so there must be the supervision of
public powers.Legal supervision is thesacred mission and principal mode of
governing power corruption in human societi es.
【关 键
词】权力/腐败/监督/power/corruption/supervision
【正 文】

腐败，指思想的腐朽、生活的堕落及私欲的膨胀。其中，权力的腐败乃是核心，正如有人 形容，腐败是权力和私欲结合的罪恶之子。腐败的根源，来自于国家机关的垄断权力，权力
腐败是权力异化的极端表现形式。因之，在腐败的种种表现中，最令人担心的是权力的腐败 ，对于权力腐败必须治理也毋庸置疑。

权力腐败和权力滥用有种种典型表现：(1)不正当占有公共资源为个人享用，包括贪污行为
、挪用公款行为、侵占财物行为等，这是腐败现象的典型表现。它以腐败者拥有的公共权力
作为基础，利用这种公共职位，其可以不遗余力地从事图谋私利的类似经营的活动，从生活
资料的侵占发展到生产资料的侵占，使腐败从生计型向致富型方向发展。(2)利用经济上的
好处改变人们对于地位、职位、财产方面的判断和安排，其行为的外部表现形式就是贿赂。
贿赂的延伸，发展为变相送礼、大吃回扣、强拿硬要等。在贿赂中，受贿者丧失原则，行贿
者以较少的成本获取垂涎已久的地位或利益，诱使更多人的逐臭效尤。(3)偏离公共的角色 滥
用职权，泛指以权谋私、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行为。在现代，腐败的核心问题是 以权谋私，腐败的形式也已经从经济上的小打小闹、小偷小摸，发展到了政经勾结的腐败
类型，引起政府形象的极度损坏。(4)以亲疏之别、远近之别、上下之别、情感之别的私人
关系决定公共关系的确立和维持，在公共权力机关的组成体系中，形成裙带网络。在中国，
腐败拥有着地缘与人情的肥厚土壤，这种不正常的关系网络会导致权力腐败在民间的延伸，
它的可怕之处正在于普通的公民对此安之若素。(5)公共权力的“人治化”行使，体现为严
重的官僚主义和特权主义。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官员们制造着一种浓浓的“官气”，集权
现象、家长制现象、神秘化现象、地方保护主义现象等普遍存在；渎职无能、擅离职守、抛
弃责任、人浮于事、文山会海、强迫命令、任意决策、好大喜功、管理混乱、道德失范等等
，构成了腐败产生的温床。(6)腐败还带有行业垄断色彩，多发生在权力较大的经济管理部
门和执法司法机关，主要手段是依托部门和行业权力进行勒卡索要。于是，人们又在探讨立 法腐败、行政腐败、司法腐败、行业腐败的特征及其根源。

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腐败现象如剜之不去的痼疾，生而需治，治而复生，这使历代的统 治者在对其“辐辏攻之”中疲于应付。但无论是“天子们”的自我约束，还是包拯、海瑞似
清官的竭忠辅弼；无论是将整饬吏治任务放在第一位的明君治世，还是在腐败面前缴械投降
的昏君，哪朝哪代的“万世江山”都逃脱不出因腐败的政治统治而社稷山崩的命运。现代社
会，腐败问题仍然是一个世界性问题。1992年，意大利政界爆出受贿丑闻：仅1991年，意大
利各政党非法收入高达83亿美元，贿赂和回扣使这个国家的公共开支增加了30-40亿美元。
一位官员形容：“当人们用刀刺透官方记录的表层时，腐败便显露出来，人们甚至在没有看
到时也能闻到它的气息”。“这类事件将战后依旧纷乱的世界惊得目瞪口呆”。[1](P1)

权力腐败的罪恶后果十分明显。政治上，腐败引起人民的普遍反对而威胁着国家社会的稳 定；经济上，腐败破坏着分配公平而阻碍着市场的竞争；文化上，腐败引起社会道德的沦丧
而制约文明水准的提高；思想上，腐败腐蚀了人事制度的肌体，毁掉了一大批公务人员。特
别是，腐败是一种超法律、反法律的行为，它动摇着国家权威的基石——法律权威。因此，
各国都把反抗权力腐败作为完成民族复兴、建设富强国家、净化社会空气的大事。权力监督
的原理论证，乃是为了解决公共权力的限制问题，最终是为了防止国家权力的超越、滥用、
腐败、违法问题。其实质，在于倡导法治的方略，弘扬民主的精神，使我国不再走任人治主
义倡行、任特权主义存在、任腐败行为泛滥的重复之路。具体而言，主要的法治化措施如下 ：
一、对权力腐败的规则控制：以法律制约权力

对权力腐败的规则控制，指制定严密的法律法规，规范权力的运作过程，控制官员的用权 行为。目的在于使易于越轨的公共权力在立法、行政、司法、守法的各个运行环节上都受到
法 律的制约，一旦行为“脱轨”，便有法律依据制裁这种脱轨。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
默所说：“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使掌权者受到 一定行为方式的约束。”[2](P344)

回溯中国反腐败过程，我们曾经走过弯路，即主要靠道德约束和政治运动抑制腐败，这要 从专制制度中追根溯源。在我国长期的封建政治统治中，极为强调的是管理者自身的素质和
才能，而其素质和能力的判定，有赖于上级的赏识、道德的约束和自我的克制。在法律监督
方面，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均属于皇权的组成部分，也即行政权的附庸，没有
形成类似西方国家的议会监督制度和司法审查制度。这一历史留给今天的痕迹是极其发人深 省
的，它导致我国公共权力的行使不是以法律为度量范围，而是以长官意志为标准边界，行政
权力从未受到过法律力量的实质约束。现代社会，人们已充分认识到，控制腐败甚嚣尘上之
势，必须有赖于法律的制定及其实施。法律基于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而赋予国家机关一定的
权力和职责，就必然要求国家机关符合权力运用目的而不滥用权力，维护公共利益而不以权
谋私，合法执行权力而不越权违法，履行法定职责而不失职渎职，遵守法定程序而不丧失程
序公正。强化法律监督的作用，正在于法律规范具有道德规范所不能比拟的普遍性、权威性 和强制性。

在反腐倡廉中，法治化的明确要求，首先是必须完善廉政立法。在此方面，世界各国颁行 了诸如《反腐败法》、《阳光下的政府法》、《公务人员职责法》、《官员道德标准法》、
《官员弹劾法》等，对于规范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行为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国的宪
法、组织法、国家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已就法律监督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全国人大
常委会、国务院、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先后颁行了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及领导干部经商
受礼的规定、关于禁止挥霍公款的规定、关于禁止借选拔任用干部之机营私舞弊的规定、关
于财产收入申报的规定等相关法律文件和政策性规则。这类文件的及时出台，不能说在监督
问题上无法可依，但我国的监督立法比较简陋和粗糙，对于腐败问题的政策性文件多，立法
的规范性和技术性都未能达到应有水平，还需要在立法上出台成熟健全的法律规则，实现制 度的预先控制。

不仅如此，权力监控还必须从严。汉密尔顿曾经直白地指出，“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 ；霍布斯也强调，“不带剑的契约不过是一纸空文。”法律监督的目标，是将权力置于法律
规则的控制之下，一旦被监督者有违法擅权行为，能有被察觉、防范、制止、惩戒的可能，
反之，如果监控机制不健全，“得手”的容易会使违法者有恃无恐。因此，国家应当加大对
于国家公职人员贪污、贿赂、挪用、豪赌等腐败行为的惩治力度，并使法律责任成为腐败行
为所支付的最大成本。这种控制和惩罚，主要来自于外部的外力，它犹如一种动力，能够推 动政府及其官员
的行为合法正当，但它更多的是一种威慑力，如同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对于不法行为会有
力的予以戳穿。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虽然一些重大腐败案件受到了立案查处，但“漏网之
鱼”仍然存在，“特权阶层”仍然存在，对一些官员处罚的“轻描淡写”也仍然存在，致使
侥幸心理的、抗拒法律的人会继续腐败。因此，只有在治理权力腐败方面敢下狠心，才能真
正有利于遏制腐败。如上述意大利事件发生后，该国警方逮捕1350人，受牵连者约2500人，
卷入了8个政党，5名内阁部长辞职，多名国会议员、高级官员和企业家受到司法调查、审讯 、逮捕或拘留，这在意大利政界虽是一件丑闻，但惩治腐败的力度从中可窥见一斑。

二、对权力腐败的体制控制：以权力制约权力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人们总是把建立一个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的政府作为一种理想和希望 ，
这未尝不是好事，但希望必须落实于政治体制的配套之中。以权力制约权力，意味着一种国
家权力对另一种国家权力的外在约束，通过各国家机关之间的相互制约，达到权力的基本均 衡，防止其中的一项权力过于强大而滥用。尤其需要在下列方面有所作为：

充分认识权力监督的必要性。国家机关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关系到各国的政治、经济、 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大局，决非可有可无、可重可轻、可大可小的个人事务所能比拟。因此
，立法、行政、司法机关的权力定位和相互关系的法治化由来已久。以行政权力为例，从古
至今，这种权力都最为实在、最为广大、最为权威。行政机关可以运用授权、审批、颁证、
收费、禁止、命令、管制、处罚等权力方式，行使委托立法权、法律执行权、国家管理权、
行政处罚权、自由裁量权，并强制所有的社会成员服从这种权力。这必然导致政府与被管理
者形成矛盾冲突关系，也与其他国家机关形成权力对抗关系。由此而言，重视国家机关之间
的权力制衡，绝不仅仅从“人民主权”的民主意识角度考虑，还表现为一种强化国家管理的
“实用性”要求。应该说，政治家是最实用主义的。可以想象，如果构成国家机体的主要国
家机关相互扯皮，如果公务人员不受限定任意扩张自己的权力，而监督体制显现出控制不力
、有错不纠、放任自流的状况，自然是一种政治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表现，而如此的社会也 必然是一个失却秩序亦失去民心的社会。

合理利用人类文明的创造性。在治理权力腐败的过程中，古今中外有许多成效显著的范例 。如中国历史上的监察体制，以健全完备的监察法规、相对独立的监察机构、广泛拥有的监
察职权、纠举权贵的监察实效而著称于世，监察御史担负着调查、弹劾、谏诤、审计、监试
、考核、侦查、公诉、审判官吏的重要使命，实际是通过“治官之官”，实现“治吏之道”
，值得当代人潜心研究。而现代国家中，英国、瑞典、新加坡，都是廉政建设的成功样板。
英国的文官制度严密严格，通过考核使文官队伍保持相对纯洁，在规范化的制度约束下，公
务员如履薄冰，不敢“越雷池”一步。瑞典自古倡导“消除特权，官民平等”的法律精神，
议会督察专员监督与政党监督、新闻监督相互配合，有效作用，由此成为北欧政治清廉的主
要国家。新加坡是一个中华传统文化气息浓厚的国家，也是一个注重法制的国家，其廉政立
法的健全和明确、廉政机构的独立和高效、廉政措施的严明和有力，都独具特色和魅力，值 得我国在当今的制度完善中予以借鉴。


切实保障政体改革的有效性。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针对国家权力设
置而进行的内制改革，它与法律监督所要达成的控制权力滥用的监督目标息息相关，有利于
控权制度的实质性兑现。基本途径和方法为：(1)权力缩减。政府只保留一部分管理权和审
批权，不能事无巨细横加干涉。(2)权力分解。权力由不同机关、不同官员掌握，防止重大
权力的独断专行。(3)权力制衡。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应切实享有对行政机关的控制权，改
变目前行政权力膨胀而立法、司法权力弱化的局面。(4)权力公开。政府应充分意识“暗箱
操作”是助长权力腐败的温床，在反腐败中，我们决不能忽视“政务公开”的呼吁及其潜在
力量。(5)权力监督。现有的审查制度、审批制度、审计制度、监察制度、质询制度、考核
制度、罢免制度、听证制度、复议制度、诉讼制度等，都可以称之为权力控制的利剑，也都 应该不断健全发展。

配套建构专门监督的趋向性。除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间制约关系的建立健全外， 目前，各国在法律监督体制上，正趋向建立外部的、独立的监督机关以制约权力。因为，“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多中心’的，不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所能个别解决，它需要一个
综合性机构。”[3](P518-519)新加坡的反贪污调查局、香港的廉政公署、法国的行政法院
、奥地利的宪法法院等，都是相对独立的监督组织，以地位明确、人员精练、权能强化、效
率高超的特点和优势，成为新型监督体制的样板。在我国，各级人大、党的纪律监察机构、
行政监察机关、人民检察院、审计组织等都享有一定程度的监督权，在对于腐败的治理方面
，往往采取“联合办公”的形式，查处了许多大案要案。但不足之处是，这种体制使各种平
行的监督机关都享有监督权，尚有机构重叠、分工不明、权能模糊、效率低下的缺陷，需要
对于上述监督主体进行明确的法律定位与权责分工。为此，笔者建议：我国应该合并反贪力
量，成立专门负责腐败治理的国家廉政总署，实现外部的、专门的、独立的、实效的监督。
三、对权力腐败的社会控制：以权利制约权力

以权利制约权力，是指明确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联系和界限，发挥公众对于国家权 力的制约作用，使他们在保护自身权利实现的过程中，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权力行
为进行监督。这一立论，主要基于下述三个理由：
合法的权力源于权利。按照“人民主权”的观点，公权力代表着社会共同体的共同性，政
府只是实现人民共同利益的代理人，政府与社会成员一样并不拥有特权，相反，它要服从构
成共同体规则的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约束。自近代以来，“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思想
已经深入人心，国家权力由人民授予自然受人民权益限定的原理也通过宪政实践成为现实。
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社会成员有权通过参政权、选举权、质询权、批评权、建议权、罢免
权、听证权、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的行使，维护自身利益，制约权力行为，使民主监督
成为确保国家权力合法运行的重要根基。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应该深刻地认识到：人民并不
直接享有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而需要委托特定的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行使公共权力，
如果权力机关破坏了权力与权利的平衡结构，人民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英国学者哈林顿曾
经断言：“主权应该是必不可缺的东西，然而又是十分骇人的东西。这正像火药对于士兵一
样，可以使他安全，也可以使他遭受危险。”[4](P103)因此，国家每设定一种权力，都要
求它代表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当公共权力过于强大，超越权力委托人的意志愿望所期待的范
围，导致权力行为与人民的权利抵牾时，就必须运用法制的手段，从权力的生成、分配和实 施各个方面来约束其不法运作。

违法的权力畏惧权利。民主监督的实质，在于动员各种社会的监督资源，形成社会内部的 多层次的权力监督网络，实现对于权力控制的“综合治理”。在此方面，亚里士多德给了我
们许多警世名言，他说：“物多者比较不易于腐败”，“多数群众比少数人不易腐败”，“
若干好人的集体一定较不易腐败”，都说明，大众对于权力的约束是一种重要的约束。实际
上，腐败的力量在于把有着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的社会“撕成为碎片”，它是一种典型的“
各个击破”，而当人民形成联合力量之时，腐败就无藏身之地，也无用武之地了。在当代，
人们已认识了社会控制力量的强大和深刻，并且通过多种途径利用这种威力。诸如，新闻媒
介的公开报道，人民群众的信访举报，政协组织的协商对话，工会妇联对于社会弱者的利益
维护，社会自治团体日益发挥民间调解作用等。我们相信，当人民群众普遍动员起来之日， 就是腐败分子无立足藏身之时。

他律的权力需要自律。从权力和权利的平衡关系而言，公民大众对于政府权力的限制仅仅 是“一相情愿”，政府除了受民众社会的监控之外，还应该受内部自我机制的束缚，达到自
律、自省、自励的要求。对于各级政府而言，接受制度的规制，遵循职业的纪律，迎合道德
的评判，既是政府性质的体现，也是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使然，否则政府会与民众社会格格
不入。例如，政府会“主动”采取某些自我监控的措施，颁行各种行政法规，严格把握重大
管理活动，审慎决策，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并且通过内部罢免处分等手段使违纪
的成员受到制裁等，以维护政府自身形象，防范内部机构和成员对于政府行为总体目标的反 叛
。所以，约束有外部和内部之分，有他律和自律之别，有强制与自愿之异，但无论如何，约 束的目的均见之于政府权力被“有限化”的后果之上。

四、对权力腐败的审计监督：以专门技术控制权力
审计，是国家审计机关通过审查原始凭据、帐目、报表、资产、文件，对有关国家机关、
财政金融机构、企业事业单位的财政财务活动进行检查、审核、评价、鉴证，以判断其真实 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活动。

现代经济生活中，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一些不法之徒采取各种手段和伎俩，在财产占有 、投资增值、交换分配、消费使用的每一个环节，加剧着非法敛财聚财的活动。特别是在一
些大宗的违纪违法行为中，运用帐目做手脚的现象增多，其作案踪迹隐蔽，作案手段狡猾，
需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关于审计监督特性之认识，正建立在审计技术方法的
优越性基础之上。审计监督，拥有一套完整科学的操作体系，诸如审阅法、核查法、顺查法
、逆查法、盘点法、外调法、线索筛选法、配套还原法、立体查帐法、补帐查帐法等。这类
特殊的技术方法，使审计机关得以揭露和纠正经济领域的违法腐败行为，为纪检、监察、法
院、财政、税务部门的监督及侦破大案要案建立功绩。可以说，审计监督已成为市场经济大
潮中控制权力腐败的重要手段，并为其他任何监督形式所不能替代。透视其发展趋向如下：

发挥审计监督的经济功能。在中国，关于法律监督的理性思考偏于强调政治上的必要性， 政治领域建立相互制约体制的实践也相对比较成熟。但笔者以为，约束机制并不仅仅适用于
政治社会代议制条件下的立法监督和执法监督，而应该更加广泛地适用于所有经济领域的“
权利代理”情形。如在国有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如何对于普遍存在的“化公
为私”、抽逃国家资产现象进行监督，就应该是法律监督讨论的重点。广义而言，人类生存
的基本问题就是经济问题，经济利益已成为一切社会活动的原动力，也成为判别人类行为合
理合法与否的试金石。成功与失败、高效与低能、进步与落后都取决于经济活动中的权益法
定与权益实现，而权力之腐败也主要表现为非法权力和非法利益相融合之政治经济勾结型的
腐败。这就要求我们把经济领域的监督问题纳入平行于、甚至超出政治领域监督问题的更高
高度看待。可以说，审计监督根植于控制经济活动的需要，只要经济活动广泛存在，审计就
成为必须，审计的经济意义就应当高于政治意义。运用审计组织来监督经济运作，保持良好
的竞争环境，不仅能有效地节约经济成本，而且对于政经勾结型的权力腐败是最好的防治措 施。

追逐审计监督的实用价值。审计监督的实用性为其他所有监督形式所不具备，即无论在理 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审计工作都与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有关，而且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驾护
航。在我国，违宪审查还罕见应用，人大代表的罢免权也鲜为行使，社会团体对于局部利益
的维护尚有失偏颇，人民群众的监督呈现出分散性和无效性，这使上述监督具有着虚幻的成 分和监督的缺漏，但审计监督的前提和后果都是实实在在的，它往往通过经济数字的量化
指标和科学精确的技术手段予以表现。对于被监督者，一旦被查处贪污腐败，将在经济上有
所损失，这种损失是令被监督者痛之又痛的；对于监督者，由于人类文明的积淀，审计人员
可以“胸有成竹”地作出审计结论，置违法违纪者以“无可辩驳”的推理之中，使“狐狸再
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发挥这种审计监督的实用性，是审计监督的生命力所在。但目前，
审计的运用，仍然没有与它的实用性价值成为正比，在审计监督效果和效益上，我们还大有
潜力可挖。特别要加大对重点审计对象的定期审计，加强对财政、金融、税收、工商、外贸
活动的审计，以及落实领导干部在任和离任时的经济责任审计，才有利于为权力腐败设置一 道铁壁防线。

确保审计机关的独立地位。审计机关担负着特殊的使命，这要求其在组织体制上必须具有
一定的独立性，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综观目前各国审计机关的设置
，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隶属于议会，美国、加拿大、西班牙等国属于此种模式；二是隶属
于政府，瑞典、沙特、约旦等国采取这种体制；三是既不隶属议会、也不隶属政府，经费、
人事、体制独立，仅向议会或政府报告审计结果，法国、德国、日本、印度建立了此种制度
。中国的现行体制，基本属于第二种类型，审计机构是设立于政府内部的工作机构之一，这
使同级审计确有难度。法律监督本身是“挑毛病”，易于“得罪人”，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
站在被审计的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的“对立面”，常常面对巨大的压力和阻力。因此，实现
有效的审计监督，有赖于改革双重领导制，使审计机构在国家机关中单列组织体系，直接对 上级审计机关负责而不隶属同级政府，做到有权有责，才能在经济监督中实现有利有节。

促进审计监督的专职发展。审计监督权力实现之基础，在于审计主体掌握专业技术知识，
因而，对审计人员的职业素质要求也高于一般国家公职人员。审计人员除了应具备必要的政
治素养、法律知识、管理经验、观察能力外，还必须熟知金融知识、财会知识、贸易知识、
税收知识，以及掌握一定程度的会计审计查帐方法，唯其如此，才能使审计监督准确、恰当
、公正、客观、合法。而审计职能的职业化，意味着审计机关自行安排审计工作计划，独立
地对审计事项作出审查、评价和审计报告；意味着审计机关履行职责所必须的经费应当列入
财政预算，由政府予以及时、足额保证；意味着审计人员依法以第三者的身份执行职务，在
实施审计时居于公正地位；意味着审计人员有相对固定的职位，工资、升降、任免、退休都 受法律保障，非违法渎职不受调动和免职等。

概括言之，反腐败必须治标又治本，将权力制约纳入法制化轨道就是治本之策。而在反腐 败过程中，尤其需要从严格经济监督的角度控制权力之滥用，将防范政经勾结型的腐败类型
作为重任。同时，对权力腐败者绳之以法，也是发挥监督功能的必然要求。我们坚信，腐败
为败类所为，为人类共愤，采取法律监督的综合措施予以治理，必将控制腐败于未然之中，
打击腐败于已然之时。在此过程中，法律监督事业也必然对于中国改革、发展、稳定之大局 立有功勋。
【参考文献】

[1]林喆.权力腐败和权力制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3]龚祥瑞.比较宪法和行政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4]詹姆斯·哈林顿.大洋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❹ 古希腊哲学派别关于法的观点

古希腊，从“尚法”到“良法之治”

❺ 现代西方国家所讲的法治是什么

“法制”、“法治”、“人治”的词义分析（1）

一、“法制”的三种含义
“法制”一词在我国古代就已出现。“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2）但在解放前，法制一词较少使用。解放后、“文革”前，一般称“革命法制”或“人民民主法制”。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通称“社会主义法制”。近年来，“法制”一词，大体指以下三种含义。
第一，法律和制度，也有的仅指法律制度。这里应注意的是，在现代社会中，与中世纪不同，重要的制度通常都有相应法律规定或都在相应法律范围内发生作用，就这一意义上讲，“法律和制度”和“法律制度”这两个词组可以说基本上是同义的。但另一方面，“制度化、法律化”二词有时是有区别的，法律化固然是一种制度化，反过来，并不是所有制度化都是法律化。例如体现党内民主或社会组织、企事业民主管理的制度，并不属于或不一定属于法律范畴。再有，这里讲的法律和制度一般是指静态意义上的，主要指有关法律和制度的条文规定，少数是习惯法或其他惯例。
第二，动态意义上的法律，即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对法律实施的监督等各个环节构成的一个系统。类似西方社会学法学家所讲的法律概念。例如美国社会学法学家庞德（R. Pound）就将法律称为“社会工程”（3），并对法律的概念作了很广泛的解释。近年来，我国有些中青年法学工作者将系统论引入法学，往往将法制称为“法制系统”或“法制系统工程”等。
第三，指“依法办事”的原则，也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所讲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一意义上的“法制”，就词义而言，相当于17、18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所讲的“法治”、“法治国”等原则。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以上三种含义有时单独使用，有时结合使用，依不同情况而定。例如当我们讲应有“完备的法制”，通常指第一种意义上的法制，即应制定齐全的法律、法规。当我们讲“法制建设”时，主要是第二种意义上的法制—法制系统工程，即对从立法到监督法律实施各个环节都 要建设。当我们讲应“遵循法制”主要指第三种意义上的法制，即根据“依法办事”的原则。有时也可以兼指以上三种含义，例如当我们在讲“加强法制”、“健全法制”等用语时，就可以将法制的三种含义都包括在内。
这里还应注意，以上第三种含义，即“依法办事”原则这一意义上的“法制”，在不同民族语言中有不同表达法。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在不同场合下分别使用过“法治”、“法治国”、“法制”三词。在列宁的著作中，无论是对苏维埃政权还是对资产阶级国家，都用法制一词。苏联法学著作一般也是这样用法。我国解放初期，“法制”和“法治”二词在报刊上都曾使用过。但直到粉碎“四人帮”止这一长时期内，一般仅用“法制”而不用“法治”。这一现象看来也是受苏联法学影响所致。
二、历史上对“法治”和“人治”词义的不同理解
历史上关于法治和人治的争论，主要指以下三次。第一次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儒家主张人治（或德治、礼治）；法家主张法治。第二次指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前者主张人治，后者主张法治。第三次指17、18世纪资产阶级先进思想家为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有关法治的观点。
在这三次争论中，法治论者和人治论者对法治和人治二词的词义是怎样理解的？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就需要了解双方的分歧究竟是什么。就了解法治和人治的词义而论，这些分歧大体上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个主要分歧是；国家治理主要依靠什么？是法律还是道德？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
中国古代儒法双方的不同观点就体现了上述分歧。例如儒家认为，“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4）“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5）反过来，法家则认为，“圣人之治国，不能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因而，就“不务德而务法”（6）。
在古希腊思想家关于人治和法治之争中也体现了上述分歧。柏拉图在其代表作《理想国》中力主“贤人政治”，并主张除非由哲学家成为国王，人类将永无宁日（7）。他极为蔑视法律的作用，认为不应将许多法律条文强加于“优秀的人”，如果需要什么规则，他们自己会发现的（8）。只是在他的“贤人政治”的理想国方案失败之后，他才在自己晚期著作中将法律称为“第二位最好的”（second best），即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与柏拉图相反，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9）在西方历史上，这是法治论的第一个经典性论述。这里还应注意，亚里士多德对这一问题的提法是：“由最好的一人或最好的法律统治，哪一方面较为有利？”（10）他主张法治优于人治的一个主要论据是：法治等于神和理智的统治，而人治则使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因为一般人总不能消除兽欲，虽最好的贤人也难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时引起偏见。“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和理智的体现。”（11）同时他还主张，即使是一个才德最高的人作为统治者的国家中，“一切政务还得以整部法律为依归，只在法律所不能包括而失其权威的问题上才可让个人运用其才智。”（12）再次，他为法治作辩护的论据中还涉及到本文下面将讨论的其他两个主要分歧。
第二个主要分歧是：对人的行为的指引，主要依靠一般性的法律规则，还是依靠针对具体情况的具体指引？人治论强调具体指引，法治论强调一般性规则。
这一分歧在中国古代儒法两家关于人治、法治之争中有所体现，特别是一些法家强调法律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尺寸、绳墨、规矩等，即能作为对人的行为进行一般性指引的准则。但总的来说，儒法双方并未就一般性指引和具体指引的分歧展开明显争论。
与此不同，在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相当突出。柏拉图反对法治的一个重要论据是：法律就像一个愚蠢的医生，不顾病人的病情而机械地开药方。然而，人类个性不同，人的行为纷繁复杂，人事变化无常，法律不可能规定出适合每一特殊情况的规则。所以“对一切人最好的事情不是法律的全权而是了解君主之术和有智慧的人的全权。”（13）亚里士多德在反驳上述观点时指出，“法律确实不能完备无遗，不能写定一切细节，这些原可留待人们去审议。主张法治的人并不想抹杀人们的智虑。他们就认为这种审议与其寄托一人，毋宁交给众人。”（14）他在《尼可玛可伦理学》一书中也进一步探讨了一般性规则和具体情况之间的关系，“法律总是一般规定，但实际情况中又有一般规定中不可能包括的事。”（15）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采取纠正法律因一般性而造成缺陷的衡平手段，例如修改法律，执法者根据法律精神来解释法律，容许法官离开法律条文作出判决等。
第三个主要分歧是：在政治制度上应实行民主还是专制？法治论者主张民主、共和（包括君主立宪），人治论者主张君主制、君主专制或寡头政治。
柏拉图主张贤人政治和哲学家国王，在政治制度上讲就是维护君主制和寡头政治。亚里士多德在主张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时，也提出了拥护民主和共和制的观点。他认为，“群众比任何一个可能作较好的裁断”，“多数群众也比少数人不易腐败。”（16）在平民政体已经兴起的情况下，以一人为治的君主政体也不适宜了；在君主政体下，如果继任的后嗣是一个庸才，就必然会危害全邦，而在实行法治的情况下，就不会发生这一问题（17）；同时，平民政体意味实行轮番制度，即同等的人互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也就是“以法律为治”（18）。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已将法治和民主、共和政治制度直接联系起来。
法治论和人治论在政治制度上的分歧主要出现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些先进思想家在反封建专制时所提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纲领中。在我国古代儒法两家关于法治和人治的争论中从未涉及民主与专制的分歧。因为儒法两家在政治制度上都是维护君主制或君主专制的（法家更主张严刑峻法）。因此，我们不能把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论同17、18世纪西方国家反封建专制的法治论相提并论或者把前者错误地解释为反对君主专制的君主立宪论。
还应指出，在中国古代儒法两家和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人治和法治之争中都直接、明确地提出人治和法治二词。与此不同，西方国家17、18世纪关于人治和法治之争主要体现在当时一些先进思想家在抨击封建专制、等级特权并鼓吹建立君主立宪、三权分立或民主共和国等政制的同时要求法治和反对人治，而当时维护君主专制、等级特权的代表人物并没有直接、明确地提出要人治不要法治之类的口号。
17、18世纪先进思想家提倡法治也都是同他们所主张的政治制度或政治纲领密切联系的。例如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英国的洛克（Locke, 1632年~1704年）认为，立法权是最高的、不可转让的国家权力，但它也不能危害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等自由权利。国家立法机关“应该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19）。鼓吹民主共和国的法国卢梭（Rousseau, 1712年~1778年）认为，“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不论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就称之为共和国；因为只有在这里才是公共利益在统治着，公共事物才是作数的。”（20）美国独立前夕猛烈抨击英国君主专制的潘恩（Paine, 1737年~1809年）提出，“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21）。
在西方国家历史上，继亚里士多德提出“法治优于人治”之后，第一个直接明确提出类似观点的是英国17世纪思想家哈林顿（Harrington，1611年~1673年）。他也倾向共和制。他在自己的代表作《大洋国》一书中一开始就指出，通过法律这一艺术，人类的世俗社会才能在共同权利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组织起来……根据亚里士多德和李维（22）的说法，“这就是法律的王国，而不是人的王国。”（23）
美国政治家、第二届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735年~1826年），将哈林顿关于法治的思想写进1780年马萨诸塞的宪法中，它规定该州实行三权分立，“旨在实现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24）
从三个主要分歧中可以看出，那时法治论者和人治论者对法治和人治赋予多种含义。在中国古代儒法两家的争论中，人治指的是主要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贤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法治则是指主要依靠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来治理国家。在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争中，人治和法治的含义比较复杂。人治不仅指主要依靠道德高尚的人以道德感化手段来治理国家，而且指对人们行为的指引主要应依靠根据不同情况而定的具体指引，也还指君主或少数寡头的统治。法治则不仅指主要依靠由不受人的感情支配的法律来治理国家，而且还指对人们行为的指引主要通过一般性的规则的指引，也指民主、共和政制。在17、18世纪反封建斗争中所讲的法治主要指民主、共和制、人治则代表君主专制、等级特权等。
三、80年代中国法学界关于法治和人治之争中对有关词义的不同理解
在西方国家，自17、18世纪起，民主、共和制意义上的法治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要法治不要人治”、“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法律至上”等用语已成了西方流行的用语。但西方法学家对法治的具体内容或原则始终众说不一。19世纪末英国宪法学家戴西（A. V. Dicey，1835年~1922年）曾以英国政制和法律传统为基础，提出了法治的三个著名的原则：任何人都不因从事法律不禁止行为而受罚；任何人的法律权利和责任都应由普通法院审理；每个人的个人权利不是宪法的产物而是宪法所赖以建立的基础。但这些原则以后不断遭到反对，被认为已不符合20世纪的现实（25）。50、60年代，西方法学家曾围绕法治这一主题召开过几次国际会议，但并未就法治的具体内容和原则取得一致的意见。随着“福利国家”方案的兴起，国家权力日益扩大，西方法学家中一度展开了“福利国家”与“法治”是否矛盾的争论。但这已不是“法治”和“人治”之争，因为争论双方都主张法治，分歧主要在于一方认为福利国家意味着国家权力加强，从而危害个人自由和法治。另一方则认为福利国家、个人自由和法治三者可以相互结合（26）。
中国法学界关于法治与人治问题的争论（27），不同于上述三次争论。首先，这一争论中一方固可称为“法治论”，另一方似可称为“法治与人治结合论”（以下简称“结合论”）而不能称为“人治论”。即80年代中国法学界存在“法治论”和“结合论”之 争，但不存在“法治论”和“人治论”之争。其次，这一争论同各自对“法治”和“人治”二词的词义有不同理解有关。为说明这点，不妨将双方基本论点简化如下：
法治论者：要法治不要人治，法治与人治是对立的；法治指以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法律为准，人治则指以个别领导人意志为准。换一句话说，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专制、独裁。
结合论者：法治与人治不可分，二者必须结合；法律是由人制定并由人实行的，没有人的作用，还有什么法治？换句话说，法治指依法办事，人治指要由人来制定和实施法律，必须重视人的作用。
本文作者相信，双方都主张我国应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也都主张我们应以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的法律为准而不以个别领导人的意志为准；都会主张法律是由人来制定和实施的，如果没有人的作用，是谈不到法治的作用的。如果以上结论能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分歧主要在于双方对法治和人治二词的词义持有不同的理解。
我们不妨再进一步探讨一下：双方对法治和人治二词词义的各自不同的理解又根据什么？法治论者认为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专制，这种理解显然直接间接来自西方17、18世纪对法治和人治的理解，而且这种理解身心健康仍在西方流行。结合论者对法治和人治的理解，看来是与我国古代儒法两家争论中所提出的观点有联系的。如上所述，当时儒法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要分歧实际上可以归结为：治理国家主要依靠道德还是主要依靠法律，根据我们现在理解，道德和法律二者对治理国家来说不可偏废，因而也就可以推论出法治和人治应该结合。而且当时儒家还强调“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28）加上秦汉以来，儒法合流、法治与人治合流的思想和实际也更容易使人引申出法治与人治不可分或二者必须结合的结论。
但这里也应着重指出，80年代结合论者对法治和人治词义的理解，仅从词义讲，也不同于古代儒家对人治的理解。至少，儒家强调的是人治，强调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的首要作用，而结合论者强调的是法治和人治的结合，强调法律规则和人的作用的结合，就这一意义上讲，我们也不妨认为80年代结合论者提出了他们对法治和人治词义的另一种理解—在历史上对法治和人治词义的各种理解之外的一种理解，即：法治指的是领先法律规则治理国家；人治指的是依靠人来制定和实行法律，这种意义上的法治和人治必须结合。
本文作者早在1980年北京市法学会组织的一次关于法治与人治问题的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曾提出，当时法治论者和结合论者“争论之点似乎不在法治与人治应否结合或应否只要法治而不要人治，而却在于到底什么是法治和人治”。在那次发言中，我也讲到无论历史上先秦思想家或近代西方思想家对人治、法治的理解都有不科学的地方，特别是后一种解释显然是与资产阶级的“法学世界观”密切联系的，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宜将‘法治’和‘人治’作为一种口号来提倡。在我国，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又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提倡几个口号，包括像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口号，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加强能起什么推动作用我是有怀疑的。”同时，我在发言中也反对当时有些人主张法治人治两个概念都不科学，因而都不适宜用的简单否定态度（29）。现在回顾这一发言，我觉得它表达的基本思想与本文还是一致的，但当时自己认为我们不必将法治与人治作为口号来提倡这一观点应该修正。近十年来，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口号无论在我国法学界或一般舆论界已广为传播。社会上多数人已接受了这种理解：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专制，我们要法治而不要人治。
对于词的选择，一般地说，除非是特别不科学或不合适的，我们应尊重社会上多数人的理解，这也就是尊重“约定俗成”的原则。对法治、人治二词词义的理解，就像对作何词义的理解一样，它们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变化的。
四、“从人治向法治转变”这一命题中的有关词义
“从人治向法治转变”之类的命题可以引起一些问题，例如为什么必须要从人治转向法治？“过去”存在（甚至“现在”还存在）人治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对这种现象（包括对过去或现在实行“人治”的人）又作何评价？现在为什么不能立即实现转变，为什么需要逐步转变，甚至还要从双轨制转向单轨制？等等。当然，我们可以从上面所讲的法治论的理解出来来回答：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专制，因而我们要“从人治向法治转变”。但这里应注意，对我们目前来说，“要法治不要人治”可以理解为一个抽象的原理，而现在“从人治向法治转变”这一命题至少包括了以下具体含义：我国在“过去”以至现在还存在着人治或某种程度的人治，而这里讲的“过去”一般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时期，甚至还可能指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国内战争时期。显然我们在讲“过去”（三中全会以前时期或甚至新中国成立以前）以至现在还存在“人治”（或某种程度的“人治”）时，对这里讲的“人治”的词义又需要作进一步探讨了。
就提出“从人治向法治转变”这一命题的人来说，他们所讲的“人治”可能指以下两种含义：一种是指：有的领导人由于受封建思想意识的影响，因而表现出专横、独断等不民主的思想作风。对人治的这种理解可以说是对17、18世纪关于人治、法治词义的引申。另一种是指：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不可能有完备的法制，或者是由于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上有失误，不重视法制，因而使各级领导人不得不就各种具体问题作出决定。当然也可能是以上两种情况的交错并存。当我们在讲“从人治向法治转变”时，应该考虑到各种不同的情况。前一种情况是应该加以否定的，对后一种情况，或者不宜称为“人治”，如果要称之为“人治”，那就需要赋予另一种特定的含义，即在法制不完备或法制不受重视的情况下不得不由领导人作出决定。这种意义上的“人治”既不同于古代儒家所讲的人治，也不同于80年代结合论者所讲的人的作用，更不能理解为专制或专横独断等。

❻ 关于法纪的名人名言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但丁 ★ 大路无边，各走一边——俗语 ★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谚语 ★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岑参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 ★ 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王安石 ★ 年年送客横塘路，细雨垂扬系画船。范成大
法律不能使人人平等，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
—— 英国法学家 波洛克
一旦法律丧失了力量，一切就都告绝望了；只要法律不再有力量，一切合法的东西也都不会再有力量。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
法官就是法律由精神王国进入现实王国控制社会生活关系的大门。法律借助于法官而降临尘世。
——[德]拉德布鲁赫 著《法学导论》
在法学家眼中没有法律只有法理,在执法者手中没有法理只有法律,法学家的使命就在于将法律的理性变成理性的法律交到执法者手中。
——邱兴隆
法官对任何案件都应进行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大前提是一般法律，小前提是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结论是自由或刑罚。
——贝卡利亚
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 ——霍尔姆斯
在法典时代开始后，静止的社会和进步的社会之间的区分已暴露出来。
——梅因
有二种和平暴力，那就是法律和礼节。 ——歌德《格言和反省》
法律源于人的自卫本能。——英格索尔《摩西的一些错误》
公正不是德性的一个部分,而是整个德性;相反,不公正也不是邪恶的一个部分,而是整个邪恶。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程序是法治和恣意而治的分水岭。(西方法谚程序先于权利) ——英国法谚
法律的制订是为了惩罚人类的凶恶背谬，所以法律本身必须最为纯洁无垢。
正义可以提升一个民族。 ——《圣经》
极端的正义，即极端的不正义。——西塞罗
法律是正义与善良之术。——塞尔苏斯
世间的一切苦难之中，最大的苦难无过于枉法。——培根
以无情的目光论事，以慈悲的目光看人。——培根《论法律》
一个共和国的自由存在于法律的王国之中，缺乏法律便会使它遭受暴君的恶政。
——[英]詹姆士·哈林顿《大洋国》
我们不应把全球法律产生的障碍归咎于文化多元性，而是应归因于不同的国家利益之间的不相容性。
——[美]Ｔ·Ａ·哥伦比斯·Ｊ·Ｈ·沃尔夫：《权力与正义》
如果立法者一开始就不集中注意力去建立公民的财产和地位的平等，那么，他的一切努力都将徙劳无益。
——[法]马布利：《论法制或法律的原则》
平等是一项神圣的法律，一项先于其他一切法律的法律，一项派生其他法律的法律。
——[法]皮埃尔.勒鲁 《论平等》

❼ 法治实践怎么写

教育部日前印发的《全国教育系统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指出，在中、高考中适当增加法治知识内容，不断改进教学评价方式，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素养和法治实践纳入学生考核评价中。

《规划》要求，切实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法治教育格局。在中小学开设道德与法治课，发挥法治教育的课堂主渠道作用。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使青少年理解法治的道德底蕴，尊崇公序良俗，牢固树立规则意识、平等意识、诚信观念和契约精神。积极探索法育的规律与特点，以宪法教育和权利义务教育为重点，将规则教育、习惯养成与法治实践相结合，遵循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科学安排教育内容、教育重点和方法途径，坚持落细落小落实，更多采取实践式、体验式、参与式等方式，切实提高法治教育的质量和实效。坚持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相结合，注重发挥课外活动、社会实践和网络文化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青少年法治教育部门协调机制，充分利用整合各部门和社会的法治教育资源，建立政府部门、学校、社会和家庭协调配合开展法治教育的机制，形成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新格局。

《规划》提出，统筹推进青少年学生法治教育。坚持课堂教学和学校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在中小学设立道德与法治课，有条件的地区和学校可开设法治教育相关的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依据《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在有关学科课程、学校活动和文化建设中有机融入法育理念和法治教育内容。在小学普及宪法基本常识，逐步使青少年树立宪法意识、巩固国家观念。在中、高考中适当增加法治知识内容，不断改进教学评价方式，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素养和法治实践纳入学生考核评价中。深入推进高等学校法治教育，重点加强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建设，大力推进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创新，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不断增强学生法治观念和参与法治实践的能力。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法治教育活动。加强对学校法治教育的评价与考核。

《规划》指出，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到2020年，在各地统筹建设60所左右的国家级实践基地，各地争取在中等以上城市建立至少1 所符合标准的省级实践基地。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利用实践基地的资源，在中小学设立具备一定实践性、互动性教学功能的“法治教育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