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治的讨论
1. 法治与人治的讨论集中在什么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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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治到法制、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我党自建国以来，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吸取了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从建国初的人治，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从“法制国家"到"法治国家"，其中一字之差，产生了质的飞跃，它包含着新的、更高层次的理论内涵和重大的实践意义，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在认识上的统一和重大提高。
法制、法治以及人治是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首先，从约定俗成的意义上说，法制和法治两个概念的用法历来不同。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它是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其他各种制度而言的。法治则是与人治相对的一个概念：主张法治意味着否定人治，赞成人治则意味着反对法治。法治和人治被人们在对立的意义上加以使用，在中外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思想家政治家如孙中山等也倡导以民主政治和法治取代封建专制政治和人治，并有精辟论述。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历任领导人中，也同样是在与人治相对的意义上运用法治一词。
其次，法制与法治两个概念的内涵不同。法制的基本内涵是指法律以及与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相关的各种制度（如立法制度、司法制度等）。法治的基本内涵是与人治不同甚至对立的一种治国理论和治国方略或原则。作为一种治国理论，法治和人治探讨的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关键问题。“法治论”认为，关键在于要有一套良好的法律制度，并予以充分实施；“人治论”则相反，认为关键在于国家领导人是不是贤明，“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主张法制并不意味着否定领导人可以发挥巨大作用，而是认为领导人贤明与否不应成为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所在。作为一种治国原则，“法治论”主张法律应有极大甚至无上的权威，不能听任个人和组织的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人治论”则相反，它主张或默认组织和个人的权威高于法律的权威，权大于法。
再次，虽然法治与法制具有内在联系，即实行法治必须要有法制。但我们不能说有了法制就必定有法治。从人类的政治法律实践看，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法制，但却不一定是在实行法治，如当年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和蒋介石统治的中国也有法制，但都不是在实行法治。
最后，即使在动态意义上理解“法制”，也与现代意义的“法治”相去甚远。“法制”的动态含义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简单地说就是有法可依，依法办事。对此，我们可以提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有什么法？“恶法"还是“良法”？二是如何才能保证做到“依法”？“依法”的程度如何？显然，这些都是动态意义上的“法制”概念所不曾也无法回答的。与此不同，现代“法治”与民主政治密切相关，它不局限于形式或逻辑意义上考虑问题，不单纯以“有法”、法律完备为满足，还要求在价值层面上考虑法律的好坏，而且，作为现代“法治”的一个鲜明特征，它还强调《宪法》和法律应该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因此，现代“法治”要求在法律制定和实施的各个环节上贯彻民主原则，实行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和互相制约，严格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体现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则。
总之，在中国用法治置换法制，其意义就在于与人治的彻底决裂，法制将真正成为法治下的法制，而不可能是“人治底下的法制”，更不可能再是“法制底下的人治”。倡导法治，反对人治，为解决以下两个始终困扰着中国政治体制和民主法制建设的根本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一是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国家和社会的治乱兴衰主要寄托在一两个领导人的英明和威望上，因而在指导思想上忽视甚至无视法治的意义；二是权大于法，办事依人不依法，依言不依法。
2. 关于中国法治怎样向前走的讨论
请参考：
除了中国的法治是否应以中国实际为出发点外，我与贺的根本分歧在于：法律职业群是否应遵循社会各界共同倡导的道德规范；对法律的理解、适用能否违背一个社会基本的常识、常理、常情；离开了人民的参与，能否最终保证司法公正。简言之，现代法治归根结底应该是 “机械的规则之治”、“法学家之治”，还是 “人性之治”、“人心之治”、“常识、常理、常情之治”。我认为，正是对上述问题的错误回答，导致了较长时期内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与目标的渐行渐远。
强调法律与社会基本伦理分离，主张“法律职业并不是要遵循社会各界共同倡导的道德规范”，是（至少长期以来曾经是）我国法学理论界普遍流行的观念。将“法律”凌驾于常识、常理、常情之上，凌驾于司法人员的良心之上，这种观念不仅与“司法人员必须依照良心履行职责”这一世界各国宪法普遍规定的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相悖，更是在实践中导致了法律职业群基本伦理迷失的恶果。记得在一次讲座中，当我谈到 “司法必须讲良心”、“讲法必须讲理”时，一大批来自全国的一流的法学家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我：什么是良心？什么是常识、常理、常情？常识、常理、常情到哪里去找？良心到哪里去找？当这些法学权威们普遍不知良心为何物，不知常识、常理、常情为何物时，我们能够奢望“法律在法官之上”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司法人员的犯罪率以大大超过司法人员的职业化进程速度增长，司法腐败成为民众最不满意的社会现象，2003年以前的5年中，司法工作人员涉嫌犯罪率几近普通民众的5倍，难道就真的不足以引起我们法律人的深思吗？
认为对法律的理解可以偏离社会基本的常识、常理、常情，强调合情合理不合“法”的必须依“法”办，这种“讲‘法’不讲理”的主张，可以说是传统法学不民主、假民主、反民主的集中体现，在实践中必然导致人治、导致专制，必然结出“权大于法”，“有权就是法”。
3. 谈一谈你对法治的理解和认识
1996年3月17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确立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针 ,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目标和要求.这一方针的确立 ,必将对我国政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全方位的影响 ,从而极大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并精辟阐述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与法制建设目标.这标志着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理论日益走向成熟,社会主义依法治国实践迈入更高阶段.对于我们切实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理想,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 依法治国,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略与法律文化,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一种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相当发达的社会文化共存亡同兴衰的社会现象. 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应当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而且也应当成为真正实行依法治国的法治国家.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必然是而且应当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最高历史类型的依法治国.
二、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为一种理想的治国手段,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都可运用的治国方略.但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依法治国与资本主义依法治国有着根本的不同.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依法治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法律保障.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依法治国,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基本保证.
三、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 （一）具备完备的法律体系. 有法可依,是立法方面的要求.这是依法治国的法律前提,也是依法治国的首要环节.有法可依是指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需要法律调整的领域和方面都有良好的法律可以依据和遵循. （二）有法必依.有法必依是指一切政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公民都必须依法办事.这是依法治国的中心环节.（三）执法必严. 依法治国的关键是执法,难点和重点也在执法.执法必严,是指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办事,坚决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另外司法独立是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对保证司法裁判的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秩序,满足社会成员对效益的需求,真正做到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四）违法必究.违法必究,就是要严格追究违法犯罪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这是依法治国的必要保证,是法律威严的重要体现.当前,在违法必究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坚决反对干部搞特权、有责不究、重犯轻罚.邓小平同志曾强调：“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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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人治、法制、法治的相互关系
一言难尽。一言以蔽之：人治过于人，法制过于法，法治人法相当、相宜。
5. 全面深化依法治国讨论
“在全面深抄化改革袭的今天，我们党要实现改革意图，尤其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来指导立法工作，将党内通过的改革举措，通过国家制度的形式科学地固定下来，在程序化的环节中予以落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成熟先行，抓住主要矛盾和重点问题，把政府职能转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政府职能转变到哪一步，法治建设就要跟进到哪一步。”
6. 关于法治的演讲稿
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为避免类似文革中决策的失误而给国家带来更大灾难的发生，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了挫折中经验教训，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陆续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提上了党和国家工作的议事日程，党的十五大正式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写入了党章。厉行法治，依法治国是党领导方式的转变，而不是党领导地位的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党是我国政治生活的核心。深刻理解党在依法治国具体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对依法治国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意义。
一、法制思想在中国的建立
（一）法治思想的起源
法治思想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中，“法治应包含两个重要意义：以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普遍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良好的法律。”这里亚里士多德强调了实现法治的标志是服从法律，又强调法律也是正义的法律，否则即使有法律的统治，也非实质意义上的法治。从这个原始的法治概念出发来给法治寻求定义可得：法治是指存在于法律是正义的前提下的一种“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社会状态。
1700年后的今天，经历了人类史上的数次思想革命，政治领域中的民主观念、人权观念开始为普通人所关注，并逐渐根深蒂固。保障人权，尊重民主，维护公平，体现文明的观念也不断为大多数文明国家所接受，基于这种变化，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法治思想中的“法律至上”主义在近代有了新的意义。各国政治团体，政党派别更倾向于把法的至上性作为抑制民主被过分滥用的一个有效的武器来保障其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因为法制对民主的保障所具有的两面性：一方面保证其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又防止被人滥用，所以政治家们更关注法治的实施，学者们讨论的热点也集中在“法治”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是其具体内容有哪些。
英国学者戴西认为，法治的标准有三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宪法赋予个人权利与自由，而是个人的权利产生宪法。美国学者富勒也曾提出法治的八项原则，它们是法律的一般性，法律要公布，法不溯及既往，法律要明确，避免法律中的矛盾，法律不应要求不可能实现的事，法律要有稳定性，官方行动要与法律一致。1959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国际法学家会议专门以法治为议题形成的《德里宣言》把法治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①立法机关的职能是创造和维持个人尊严得到维护的各项条件。②法治原则不仅要求规范行政权力的滥用，也需要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护法律。但赋予行政机关以委任立法权要有限度，不能取消基本人权。③要求有正当的刑事程序，充分保障被告辩护权，受公开审判全，取消不人道和过度处罚。④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等。
如上学者关于法治标准的论述虽然说法各异，但却都突出了法治最基本的方面：尊重法的权威，保障个人人权的实现，严格依法办事。这些对我国全面而又有重点地理解法治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我国对法治思想的认识与接受
中国学界对法治思想的讨论明显晚于西方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上溯100多年，我国历经了无数次社会变革，遭致在中国大地上，从未有过一场真正意义上严肃的关于法治的讨论，虽然建国后，出现了短暂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时期，但却最终还是淹没在了混乱的中国政局之中。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个转折，这次大会前后在思想界引发的一场关于中国历史经验教训和现状的深刻反思与总结的讨论，打破了人们思想上的僵局，使法治思想的重生提供了可能。
当代中国人开始接受近代法治思想之初就不把它当作纯学理来看待。而是借鉴各国关于法治近代研究成果把其与政党、国家制度、及其周围环境因素综合起来考虑。
我国学者姚建宗在其著书《法治的生态环境》中对法治的生活立场、生存土壤、制度基调、人文情怀；时空领域，法律环境以及法治意义的现实载体多方面作了系统而又形象的阐述，提出了许多新的法治观点。法学理论界名宿张文显教授对法治意义也从“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的基本认识出发，作了全面而又富有特色的归纳，并提出了法治社会六大基本标志：①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社会关系均应纳入法律轨道，接受法律的治理，而法律是建筑在尊重民主、人权和潜能、保护和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公平、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基础上。②凝结着人民公意的宪法和法律高于任何个人、群体和政党的意志，有至上的效力和最高的权威。③国家一切权利根源于法律且要依法行使。④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因性别、种族、肤色、语言和信仰等特殊情况而有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差别，非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差别只能与职位相连，而职位对一切人开放。⑤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合法的或准许的，每个人只要其行为不侵犯别人的自由和公认的公共利益，就有权利按自己的意志活动。⑥公民的权利、自由和利益机会非经正当秩序和充分理由不受剥夺，一切非法侵害（不管使来自于个人或国家）都能得到公正、及时、合理的补偿。①
《宪政的中国之道》一书作者王人博也总结了法治八条原则：第一，法律必须使公开的、一般性的、明晰的；第二，法律应当使相对稳定的；第三，特别法（包括法律、命令和行政指令等）必须依据一般性的、公开的、普遍的和相对稳定的规则制定；第四，司法独立必须给予保证；第五，必须遵守自然正义原则；第六，法院应当享有审查权利以判断是否合乎法律；第七，到法院打官司应当容易、第八，不允许执法机构利用自由裁量权委曲法律。②
综合各家对法治标准的认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的法治化”：首先指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过程，是建立社会服从法律的秩序的过程；其次是指实现一种社会民主、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社会状态。
二、“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
（一）“依法治国”的概念意义
“依法治国”确立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法治与法制有没有区别？主张“依法治国”有没有片面性，或者是否是一个超阶级的观点？所有这些问题从最初的理论探讨到实践中正式将其作为基本方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从理论界到广大干部中都存在着广泛的意见分歧，存在着不同看法甚至疑虑。目前已基本形成了较为统一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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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讨论议题
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版理体权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维护和运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8. 求依法治国和老百姓关系的讨论文章
可以做啊。你要做成什么样子的，需要提供素材？
9. 法治的重要性300字
生活在西方的我们如今看中国，它正非常努力地让其法律与法的精神接轨，走向法治归宿。我们在英格兰创造了法治，它一直很好地服务于我们。祝愿你们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对于世界的幸福、财富、自由来说，意义非同小可。
中国的情况不一样，而且英国已经实行法治这么久了。中国有不同的传统，也有不同的道路，如何在中国实现法治？
我要说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我对中国实行法治非常有信心。
举个例子。深圳30年前只是一个小渔村，30年前如果你问：“我们能在30年中把这个小渔村变成一个人口达1000万，高楼林立，整个世界都会为之瞩目的城市吗？”人们肯定会回答“不可能”。但是看看现在深圳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同样，35年前你问一个中国人，说“可不可以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人们肯定会告诉你“不可能，我们没有这个传统”。在中国的国情下，这也是不可能的。但看看深圳的现在，无论黑猫、白猫，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得还是不错的。
所以，我对中国的法治非常有信心。下面，我来回答一个最难回答的问题，陪审团可否在中国得到实施？
在很多社会中，陪审团是可以实现的。英国陪审团的流程和理念，就是一旦有人被控有罪，就会在社会上选出12个人到法庭上来听证。在充足的听证后，他们会到庭外对案子进行讨论，然后回到庭上判定被告是有罪还是无罪。
这种情况，的确在英国是有效的。但在其他的国家，这个经验并没有用得很好，比如在日本就不行。这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在1930年左右，日本尝试实行陪审团制度，结果很快就废弃了。在日本根本行不通，原因是日本人不擅长做决定。法国人做决定也是比较困难的，他们不喜欢评论别人，或对别人的事情做判断。所以，在日本如果实行陪审团制度，可能要经历好几年才能做出一个决策。
但在中国，陪审团很有希望行得通。因为陪审团制度需要几个条件，比如民众受过比较好的教育，有比较好的经济能力，而且对司法系统有着比较好的理解，他们就可以作为陪审团的基础来源。现在，中国人民越来越富裕，有越来越多的大学，中产阶级层不断扩大，为陪审团制度提供了非常好的实施条件。一旦有了好的陪审团制度，法治的实现就不是特别大的问题了。
但这种法治上的改变是比较大的转型，不可能在一两年甚至5年内就可以完成。中国的经济改革用了30年，才达到了今天的成就。实现法治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我也很乐观，随着中国人民的财富的增长，经济能力、教育水平的提高，这非常有希望实现。我遇见的中国人都很有思想，很理性。给我留下印象的是，这些人为彼此负责，非常出色。
因此，我认为很多中国人已经具备了这种能力，去把社会推向法治，也具备潜质推行一个有效的法治体系。
比较难的问题，是权力尤其中央权力机关与法律间的关系，以及法律究竟是由比较精英的人还是由人民来制定？当然，权力机关包括中央的权力部门把权力下放是很难的事情。但可以看到，现在中央都在讨论如何将权力下放。以前这种事情是难以想象的，今天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我们也看到，需要各种各样的新政策去适应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条件下，只有给人们更多的自由，经济才能更好地发展。所以，想让中国这个有漫长文明历史、有复杂国情的国家向前发展，只依靠中央权力是不够的，必须要把权力下放，才能建立比较和谐、成功、幸福的社会。
现在从中央的讨论以及预备实行的政策，已经看到了高层逐渐想把权力下放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公民教育水平的提高，经济能力的加强，对司法体系的了解与运用进一步成熟，就非常有可能使人民的权利与权力获得平衡，法治实现本土化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