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穿道德线

① 在工作中，到底是道德底线重要还是业绩重要呢

做人的底线是:道德底线! 但在现在的社会里，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各种社会道德的性质，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道德！通俗点说也就是利益是道德的基础，在利益面前最能真实的反映个人的道德底线了，你可以为了利益做某些事情但是它要不违反你的道德底线。

任何所谓的底线，是人为感受标准，你自己如果感觉到没有，那就是没有。如果是伤害企业战略底线，企业必定会做出相应处理。而你的说法，只是这里振振有词，企业没有按照你的想法做出相应处理，深感不满而喋喋不休的牢骚。

② 道德底线会是多少

我在温州这边，也有好多，都是十几岁的女孩，就蹲在那里，地上写几个求助的字， 我一直也不解/ 自己很健康，为什么要选择那种方式生存下去啊！ 自己现在还有劳动的能力！就选择不劳而获， 不要相信他们，骗人的 我们的金钱都是劳动获得的！ 就算有爱心，也要年迈，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

③ 最近很多穿搭博主效仿试穿童装被抵制，我们为什么要反成人试穿童装

最近很多穿搭博主效仿试穿童装被抵制，我们反对成人试穿童装的原因如下：

大部分穿搭博主效仿试穿童装，并不是因为她们真的觉得成年人穿童装很好看，也不是因为自己的身材真的适合穿童装，只不过是因为在网络上很多穿搭博主拍了这样的视频，而流量很高。所以说这些穿搭博主想要去蹭热度。那么只穿不买也许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成年人穿童装本来就是一个破坏性极高的行为。

所以说这些穿搭博主效仿的行为是给店家造成了损失的，店家在这个过程没有获得任何的好处，也没有参与，但是却要承担损失，这是不公平的，因此成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这种不正确的行为就要抵制。

④ 公共场合下，人类的道德底线到底有多低

最讨厌公共场合吃瓜子

⑤ 慈善的道德和法律红线在哪里

做慈善能否张扬、是否必须纯洁无瑕？ 股权做慈善需要做哪些法律规范？ 如何通过立法的方式让更多的有价财物来做慈善？ 慈善机构和个人绝不能碰到的法律红线是哪些？ 点评嘉宾： 沈丹义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项目总监 黄荣楠 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潘跃新 著名财经评论员 潘跃新：用法律之眼看经济之事，法眼看经济，越看越清晰。《民主与法制·新天地》本月的封面话题是“慈善的道德和法律的红线在哪里？”。最近慈善问题上有三件事触发了对这个话题的思考：一是，陈光标做慈善被曝太张扬，有水分；二是，曹德旺将价值35亿的股权捐出来，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突破了许多法律约束；三是，上海的一家红十字会吃了一顿“天价餐”，引发了社会的热议和批评。 A、做慈善能否张扬、是否必须纯洁无瑕？ 黄荣楠：陈光标的“暴力慈善”并不是一开始就被人们这样称呼的，他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做慈善，是汶川地震时他及时赶赴现场，送水送食品，还穿着军装、拿着锹和大家一起把人救出来，他冒着巨大危险出钱、出力、出人，人们都觉得他是大善人，给他了很高的评价。那现在为什么对他的争议很大呢，主要是近期他做的一些事，比如，他用现金排了一个很宏伟的人民币墙，这个举动我可以理解，因为陈光标的捐赠理念就是自己直接捐到灾民手里，这符合了不少人对公益机构或私募基金的不信任的心态，所以当他建人民币墙时大家都认为他比较张扬，但没说他不好。但后来他去台湾做慈善时，要求受捐人排队上台，领取善款时要对他鞠躬，当地媒体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一种伤害，也不符合慈善的本质。“暴力慈善”由此而来。 沈丹义：我们内部也讨论过陈光标的慈善举动。我个人认为陈光标慈善的动机肯定是行善的，但是行善的方式过于高调，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受援者的自尊心，难以为国人接受。真爱梦想在做慈善项目时，始终秉承 “给予就是获得”的价值观。我们给孩子们纯真的童年以彩色的梦想，我们得到的最大回报就是孩子们开心的笑容，孩子们对知识对人生的热爱，看到孩子们自信、从容、有尊严地成长，我们感到最大的幸福。我们不是为了感激而行善，我们是为了世界更美好而行善。在这点上，我们与陈光标的做法有点不同。陈光标要得到的回报是尊重和曝光度，这是涉及做公益的价值取向。我个人认为并未突破道德底线。 潘跃新：做慈善有个道德的宽度，如果突破了可能就要用法律来回答。如果没突破，只是做慈善的人的个人特性 潘跃新：股权投资专家、文化产业资深策划人、中国并购联盟（现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副主席、秘书长、清华大学法学院律师专家、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客座教授。现任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股权投资事务特别顾问、中广国际创意产业基地总顾问，本刊特邀策划。 黄荣楠，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执业律师。复旦大学法学士，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国际经济法硕士。现为上海市律师协会理事。全国首届名校大学生辩论赛冠军辩手。“首届全国律师电视辩论赛”最佳辩手，获得上海市律协荣誉证章，记司法部三等功一次。黄荣楠曾获2005年度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称号、2008年度“上海市十佳青年律师”称号。黄律师对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的法律事务有较深研究。 来决定的，就像我们现在讨论的那样，属于道德范畴的慈善，陈光标这样张扬做慈善到底对慈善事业有没有好处？ 黄荣楠：道德的范畴是很宽泛的，我认为陈光标慈善行为对中国慈善事业所带来的是促进还是损害，这应该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道德标准。如果陈光标的慈善行为让人们颇为反感，其他做慈善的人不愿捐献，而受捐人也不愿前来认领，那他的行为就是对慈善事业的伤害。 潘跃新：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如果他所做的慈善是一种倒退，我们应该设置一根红线，如果没有法律红线，是否应该设置一些行业规则，确定做慈善哪些行为应该提倡，哪些行为应该避免，形成做慈善的一种社会和行业共识。 沈丹义：我觉得相对于很多富豪还没有捐钱的意识，陈光标捐出自己的财富帮助灾民，这种行为是值得敬佩的，但是他的行为不值得推广。因为，光标哥将钱直接送到受捐人手中，而不是做成一种持续带来效益的产品或服务体系，只能算是公益的最初级阶段。我进入这个行业不长，但却明显感觉，这种只管捐钱不管捐出去的钱是否产生效益的做法，已经将个别灾民的贪欲心刺激起来了，他会为了一点点捐款来鞠躬甚至流泪，但是转过身去，他对捐助人没有感恩之心，反而会点评谁捐得多谁捐得少。他会做这样的表演，目标就是拿到更多的钱，这已经成为一个演出的受益。因此，在慈善已经发展了20年的今天，如果我们还鼓励或者推广这种初级阶段的公益，应该算是公益行业的倒退。 潘跃新：在这个圈子里应该制定一些自律性的东西，明确反对什么、提倡什么。

⑥ 老师严重偏心某个学生，是不是违反了职业道德

一段视频在网络上走红:某用人单位领导召集一群保洁员训话，其中一位女性保洁员为了证明其打扫的蹲便池水干净，竟当着众人的面，从便池中舀起一杯水，一口气喝了下去。事后，该用人单位对外辩称，这位女保洁员是企业的标杆员工，喝蹲便池水是其自愿行为，也是其职业道德的体现。

在目前的劳动用工关系中，职业道德虽有涉及，但似乎并不详尽。那么，这位“自愿”喝蹲便池水的女保洁员的行为是否是职业道德的体现？职业道德应该如何履行？职业道德是否可以强制要求员工做到？本刊特邀上海林峰律师事务所主任林峰律师就此予以解答。

问题一

⑦ 现代社会的道德底线

底线伦理是公民道德建设的可行之路 何怀宏
摘要：现代社会的道德建设优先地应该是公民道德建设。一种强调和解的、相当平民化乃至市民化的、放松的、日常的、多元的、底线的公民道德形态，既是对传统的继承，又是在多元社会背景下的一种创新。现时代我们面临这样一种处境：最小范围内的道德规范需要最大范围内的人们的同意和共识，最低限度的道德约束呼唤着最高精神的支持。
一、道德是一种“公共资源” 我国正向现代社会迅速转型，新的社会要求产生与传统的道德基础崩裂，导致人们常对目前的社会道德状况感到不满。作为个人，我们常常感到相当无力和信心不足。那么，道德建设的动力何在？我们的信心又建立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我们必须觉得道德很必要。它虽不像衣食那样须臾不可离，不能当饭吃，当衣穿，但是，如果社会没有道德——主要是一套规则并加上对规则的尊重——我们的饭也会吃不好，甚至根本吃不着。因此，道德是一种巨大的“公共资源”，每个人都有责任保护和发展这一“公共资源”。就个人来说，一般而言，如果遵循了基本道德就比做了亏心事感觉要好，心地会比较平安。我们不要小看这“心地平安”，它是许多幸福快乐的基础。
换句话说，道德建设的初始力量，其实正是从人们对道德状况的不满和不安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不满和不安是因为人们的“良心”说了话，即便暂时还不能做到完全遵循它的声音行动，但人们已经意识到这样的状态不是很好。比如，无论一个社会还是一个人，如果仅仅是繁荣和富裕，有很多钱，有很多眩人耳目的东西、声色犬马，却没有什么精神的和道德的东西，这样的状况主观上感觉并不会很好，客观上也不能持久。如果说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维系，那是因为有前人或他人积累的伦理资源。一旦人人都只是使用这种公共资源而不补充，让它持续亏空，就可能会有社会“破产”的一天。
因此，道德的根本力量来自道德本身，来自基本的“良知”——在所有人那里都以某种方式存在着的最基本的恻隐之心和是非观念。良心的声音常常非常微弱，以至于我们听不到，这有时是因为我们平常的行为没有触及它的底线——最紧要的道德；有时则可能是因为整个社会的风气出了问题。良心是容易“放失”或“蒙尘”的，所以古人常说要“求其放心”，“勤拭尘埃”。当然，从正面说，社会道德的力量还来自榜样的力量，来自许多人的“相濡以沫”和相互感染。 二、道德建设要从公民道德着手 在强调道德的意义时，需要说明现代社会的道德应当是平等和适度的道德。也就是说，道德建设的信心来自我们所要建设的道德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不是要所有人都成为圣人的那种尽善尽美的道德，而优先地应该是公民的道德，即每个人作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都应该履行的义务。这种现代社会的道德主要是用来防止坏的行为，而不是用来塑造高尚优雅的人格。觉得道德无用常常与把道德理解得过高联系在一起，而某些人过分的愤世嫉俗或者无力感有时正是来自这里。这种太高的理解是传统社会的理解。在过去，道德是少数精英的道德，目的是“成圣成贤”，在多数人那里实际只是受其影响的风俗。在现代平等多元的社会里，道德不能不面向所有人，所要求的也只是所有人都能遵循的基本道德规则。越过此线，则是进入一种个人精神信仰努力的领域。
因此，道德建设要从公民道德入手，从基本义务着手。人的善端是超过恶端的，但我们又的确不敢夸大这种向善的力量。人是有限的，是应当超越自己的，他仅仅靠自己的力量还不够，他还需要一种超越的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在个体的表现形态可能相当不同，因此，支持人们履行基本的道德义务和引领他们进入更高的道德境界的精神动力也是相当不同的。我们对现代人的道德信心尤需要建立在一个恰如其分的基础上，这种基础乍看起来或许比较“低弱”，但却比任何“高蹈”的道德都更为坚固和持久。 三、现代社会公民道德的鲜明特点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bb81fb0100bz7n.html) - 底线伦理是公民道德建设的可行之路_《绿叶》杂志_新浪博客 当今社会的道德状况，的确存在着一些冲击到道德底线的“乱相”；而且，比这“乱相”更严重的是潜伏着一些更深层的价值和信仰危机，比如说权力的腐败、机会主义价值观的流行、职业道德水准的下降，以及对精神信仰的漠不关心等。有些时候，道德精神的严重缺失甚至使人有“末世”之感。
伦理道德的巨变与社会经济，尤其与政治的巨变密切相关，甚至常常受到它们的支配性影响。20世纪时“文革”的激烈动荡把传统的很多东西都毁了，比如乡村自治、自然的亲缘组织。除了体制上的破坏外，还有观念上的破坏，破“四旧”、“批林批孔”，传统社会既定的信仰、固定的规则被简单粗暴地视为“陈旧”、“迂腐”、“僵化”，甚至是“以礼杀人”。
从“文革”结束至今30多年，中国社会又一次发生了巨变，伦理道德也概莫能外。总的来说，这30年的道德变迁，从伦理道德的基本形态来看，是从一种“动员式道德”走向一种“复员式道德”，也就是从一种强调斗争的、相当政治化乃至军事化的、紧张的、运动的、一元的、高蹈的道德形态，走向一种强调和解的、相当平民化乃至市民化的、放松的、日常的、多元的、底线的道德形态。“动员”（mobilization）和“复员”（demobilization）两个概念最早都是军事术语。从“动员式道德”走向“非动员式道德”，也意味着从一种非常时期的道德走向一种正常时期的道德，从一种要求高蹈的道德走向一种坚守底线的道德，从一种价值和规范统一的道德走向一种区分价值和规范的道德。目前我们也许只能说，取其谐音，感觉它是一种“复原”——即向比较正常而非亢奋的状态的一种恢复，也是向传统的某种复归；同时它也是一种“复元”——虽然人们在基本规范方面需要寻求共识，但在价值追求和生活方式方面却无可避免地多元化了。人的精神资源是多样的，个人信仰的对象和喜欢的生活方式也趋于多样，但仍应当在基本道德行为上寻求共识。在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要求大家只追求同一个目标，这是不太可能的，只要他不去伤害别人，就都是可以的。因此，我们不妨在严重影响他人和社会的行为规范上求同，而在个人的生活追求和趣味上存异。
由此可见，公民道德既是继承，又是创新。从求同的一面来说，它实际是过去社会基本道德的一个重申；从存异的一面来说，它又带有现代社会划分公私领域的鲜明特点。 四、底线伦理是建设公民道德的可行之路 底线伦理，即道德“底线”或基本规范，主要是相对于较高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来讲的。不管人们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价值目标，都有一些基本的规则不能违反，有一些基本的界限不能逾越。比如不能强迫他人，不能杀人越货，不能坑蒙拐骗等，即把人当人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底线伦理首先在应用上就有一个范围，即它主要用于公共领域，用于那些会严重影响到他人和社会的行为；其次在对个人的要求上，它不涉及“分外有功的行为”，而主要是指必须履行与公民权利相称的公民义务。这样，底线伦理就和现代社会的公民道德产生一种对象和内容上的耦合。而且，它鲜明地揭示出公民道德的性质是一种现代社会所有成员的基本伦理。当然，完整的底线伦理还包括社会制度的正义，而公民道德主要讲社会成员的道德。
我们可以将“道德底线”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所有人最基本的自然义务，人之为人的义务，比如说不伤害和侮辱生命、不欺诈他人，这也是最基本的道德底线；第二个层次是与制度、法律密切相关的公民义务，比如说奉公守法，捍卫法律尊严，抵制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同时也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第三个层次是各种行业的职责或特殊行为领域内的道德，比如说官员道德、教师道德、生命伦理、环境伦理、网络伦理，等等。
以上三个层次，越是前者越为根本，后者一般是前者的引申和具体化，但因为有领域和行业的特殊情况和权益而有外加的责任，所以往往也就显得较高。比如掌握权力的官员，除了履行一般的自然、社会义务和公民义务，还需要担负起与其权力相称的职责。这种职责的高低轻重是和权力或影响力成正比的，权力越大，其行为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越大，责任也就越重。
第一类自然的义务不受基本制度的影响，是我们在任何社会里都应该履行的。第二类狭义的社会义务则对制度有要求。比如说，原则上社会义务都是要求人们各安其分，各尽其职，但这“分”是不是安排得公正合理，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职责是否合理，是否能够顺利履行。因此，在这方面，社会制度的正义将优先于个人的政治义务。
换句话说，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社会体系中各安其分，各敬其业，但是，我们更有必要通过社会制度创造出一个能够使每个人各得其所、各尽其能的基本条件，即创造出一个公正的社会环境。也就是说，大家都要守本分，以尽职尽责的精神做好自己的事情，而政府也要守本分，确定自己恰当的权力范围，保障各阶层、每个人的正当权利和利益不会受到侵犯。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把社会公正与个人义务并提，把权利论与德性论视为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并且优先讨论权利论，等等，这是发人深省的。但是，无论如何，制度的不公正即使有时可能勾销一个人的政治职责，却仍然不能勾销一个人的自然义务。总之，只要你是一个社会的成员，你就必须履行某些义务。不管你有什么信仰，追求什么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不管你多有权、多有钱或多有名，有一些基本的东西你是不能丢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转型中的复杂的现代社会，可能会遇到很多麻烦，可能要做出妥协和退让，但某种做人的底线是不能突破的——不能因为达不到最高，就把最低的也放弃了。在道德上，我们要摒弃一种“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思维，不能因为成不了圣徒、英雄，就索性做一个坏人；不能因为社会不是太理想，或者别人做得不是太完美，就给自己的行为找借口。总之，不能认为“既然你也不是太好，你也有一点私心，那么我就什么都可以做，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对底线伦理的理由有一个通俗的说法是：你不想被偷、被骗、被抢、被杀、被强制和被伤害，那么，你也不能对别人做这些事。也就是说，把他人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人、同样有尊严的人，以人为本，决不把人仅仅作为手段对待。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它的规范是可以普遍化的，是能够获得一种为大家承认的共识的，也是充分考虑到基于人性的可行性的。作为一种社会伦理，底线伦理首先要考虑可行性，考虑“应当意味着能够”，这种可行性是针对社会的绝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道德精英而言的。因此，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伦理，它并不提出很高的道德要求，比如说成为圣贤或英雄，而是希望人们能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好人。底线伦理依据的动力之源是一种在所有人那里都潜存的普遍的恻隐之心和向善之心。
道德是可以分层次的。每个社会里都有一些人有着很高的道德追求，如西方历史上的斯多葛派，中国古代儒家的一些人以道德高尚、品格完美、成为圣贤作为他们人生的最高乃至惟一的精神追求。对他们来说，自然是绝对不会以底线伦理为满足的。现在随着社会的平等化，大家的价值追求也可以多样化了，许多人没有很高的道德追求，不想做圣人，但也不去伤害人，只求一生本本分分赚钱，平平安安度日，这也是无可非议的。
底线伦理的道理似乎很简单，但要使人信服地说明和论证这些基本规范却不容易。因为在它之前的“传统社会的伦理”，是一种要求人们成为“圣贤”的“高蹈伦理”，与这种“高蹈伦理”并行且随后又常常流行一种道德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高蹈伦理”自然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因为它曾鼓舞人们创造出璀璨的道德景观。但无论如何，一种基本的道德秩序是我们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础性平台。任何社会、任何个人都必须立足于此。损坏了这一基本平台，其他一切高处的东西，一切灿烂和辉煌最后都无法维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追求，但人必须先满足一种道德底线，然后才能去追求自己的生活理想。严守道德底线需要得到人生理想的支持，而去实现任何人生理想也要受到道德底线的限制。当然，道德底线的大致确定和具体阐述是需要通过所有相关人、所有各方进行平等的对话、交流和讨论来达到的。当前优先的问题是需要如此阐述一种底线伦理，以使它不仅仅能得到一种人生理想与价值体系的独断的支持和阐释，而且能得到持有各种合理的人生理想与价值体系的人们的共同支持。现时代我们面临这样一种处境：最小范围内的道德规范需要最大范围内的人们的同意和共识，最低限度的道德约束呼唤着最高精神的支持。所以说，强调道德底线与基本义务、提倡人生理想与超越精神又是紧密联系、完全可以互补的。

⑧ 到底是谁冲破了道德底线

写了这么久的博客，也算是积累了一些经验。在我的博客文章中，有批评当权者的，有鞭挞社会丑恶现象的，也有嘲讽一些中国人缺乏诚信，甚至丧心病狂的，当然更多的是推广民主自由。你猜猜哪类文章点击率最高？

点击率偏高的正是为数不多的批评、讽刺中国人素质低、道德水平滑落的博文。这些博文毫无例外可以得到编辑推荐与众多网友热捧。难怪每每有这类事件发生时，编辑总会向我约稿，希望我能够对照外国人的高素质与高道德水准，狠狠刺痛国人，警醒国人。

这两年，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儿就是“道德底线”。好像每发生一件社会事件，例如彭宇案、佛山小悦悦事件、药家鑫案、郭美美炫富、洛阳性奴案，还有温总里口中昭示“道德滑坡”已到了“严重地步”的 “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等事件，都会让媒体与网民称呼为一次又一次冲破了“道德底线”。

可如果大家去我博客看看，就会发现，我恰恰很少针对国人素质低与道德水平滑坡写文章。南京彭宇案我没有写，发生在离我住处不远的佛山小悦悦事件我也没有写，甚至连那么多毒食品事件，我也从来没有写出一篇完整的文章。由始至终，我没有加入众多对国人道德低下口诛笔伐的作家们的行列。

因为，我不太清楚国人的“道德底线”是什么，而且，我不认同把一些孤立事件与犯罪行为说成是冲破“道德底线”的元凶。

二

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到底如何？我觉得，这要看和谁以及何时相比。

如果从我这些年的观察来看，有了互联网的十年，中国人个体的素质不是低，而是高了；中国人个体的道德水平也提高了，而不是降低了。可我恰恰看到网络上有相当一部分人把当今中国“道德水平滑坡”同几十年前相比，和文革时相比，说那时路不拾遗，整个社会没有黄赌毒、艾滋病、坑蒙拐骗，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空前高涨，人民唱红歌、相信和热爱英雄……我不知道这些人到底经历过那个时代没有，以及他们当时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但如果他们怀念那个时代的“道德”，其实，那个时代离开我们并不是很远，跨过鸭绿江，你就可以在北朝鲜重温旧梦了。——那里和斯大林的苏联与希特勒的德国都差不多，没有小偷、妓女，路不拾遗，甚至连犯罪都很低，但那是全人类都认定的人类历史上道德水平最低的时代。

如果把国人的道德水平同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呢？例如和那些生活水平高出我们十几倍的西方国家相比，又如何？很多方面，国人的“道德”还有需要改进与提高的地方。但即便这样，我还是坚持自己的一个观点，那就是无论从人性、素质，还是道德水准上，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差别绝不会太大，甚至各有优劣，各有特点。我的这个观点是生活在中国三十多年，又到西方生活十几年后的切身体会。我相信，真正在东西方都生活过的华人华侨，也大多有类似的体会。

三

就在这几天国人都在聚焦台湾大选的时候，西方媒体头版头条有两个大新闻。一个是美国媒体报道的美国士兵朝阿富汗塔利班士兵尸体撒尿，竭尽侮辱之能事；一个是欧洲媒体为主报道的意大利游轮触礁事件，船长逃跑，有游客为抢救生设备大打出手……

再看看今天澳洲的两条重要新闻：第一条，违犯财务规定，不定期准时上报自己补助款是如何花费的议员，被财政部收录进“耻辱柱”名单，向公众公开；第二，一名澳洲前政府医保监督机构主管表示，有不良医生用多申报或给病人采用不相关的治疗等手段向医保系统多收钱，估计超过20亿澳元。

这是前后不超过一个星期的四条重要新闻。如果这些事件发生在中国，会怎么样呢？我想，一定会被我们说成是道德水平低下的典型事件，尤其是澳洲的两件事，医生乱开药物与进行额外治疗赚钱以及国会“代表”们化纳税人的钱又不说清楚，都和中国的极其相似。而辱尸案与游轮沉没事件，一个发生在高素质的美国人身上，一个让我么想起了百年前的泰坦尼克号……

西方社会的道德水平是否在降低？他们的道德底线在哪里？

四

先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我想你回答我一个问题：你认为哪个朝代的道德水平高？哪个时代的民众冲破了道德底线？你有什么证据？或者，你使用什么标准？

我相信，即便翻遍了历史书，你绝对不会对我说，秦朝有一个村妇在水井下毒，害死了半个村子无辜的人；宋朝有人在梁山脚下开人肉包子店；明朝有流民对儿童先奸后杀，手段极其残忍；清朝的洪秀全杀人如麻，像皇帝一样弄了很多老婆……我的问题是，你会把这些事件作为衡量一个时代，一个民族道德水平高低的标志与标准吗？

你不会，也不可能。因为一个时代的道德水准不是看一些孤立的社会事件，也不是由一些犯罪分子的行为来定，一个国家与民族的道德水准集中反映在政治制度、经济文化与社会结构上。

秦朝的道德水准更多的是被“焚书坑儒”与“指鹿为马”界定的，中国几千年的道德底线在陪葬、阉割（太监）与酷刑前已经无法再低了，这不是任何一个小民能够“冲破”的，而是由一个皇帝划定，有利益集团形成的。

于是，当有人对我说清朝的太平天国叛贼烧杀抢夺，像皇帝一样三宫六院，冲破了当时相对稳定的道德底线的时候，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太平天国叛贼石达开全兵败被捕，按罪当满门凌迟三千刀处死。可问题是，石达开的儿子才几岁，根本经受不起一点一点凌辱三千刀。为了弘扬清廷法律的公正，也让叛贼的孩子遭受最严厉的惩罚与痛苦，据说官家竟然把石家的孩子养起来，养到身体能够经受三千刀的时候，再慢慢一刀一刀地残忍地弄死他。以皇帝的名义，以全体中国人的名义，以道德与法律的名义！

这才叫“道德底线”，清朝的道德底线就凝聚在那个线上，低得任何小民与罪犯都无法冲破了！哪怕你再编多少穿越回清宫的戏，反复歌颂慈祥的“皇阿爸”如何慈祥地以德治国，也无法提高清朝的“道德底线”！

五

彭宇案中一定有一个肇事者把老太婆撞到了，也许不是彭宇，老太婆看错了。但如果说老太婆的道德水准低到诬陷施救者，那顶多是老太婆糊涂了，或者是老人穷得没有钱治病，国家又没有给她足够的医疗保险。不管是彭宇错，还是老太婆糊涂，这种个别事件不应该被吵到中国人道德水平低的地步。

佛山小悦悦事件发生在我住处50公里不到的地方。我有段时间每天的健身与思考都是骑一辆自行车穿行在小悦悦出事的那种集市里完成的。那里多是外来人口集中地，灯光昏暗，路面混乱，以及本来应该管好的孩子在街上乱走，垃圾到处都是等等，居住与工作条件之差，超过想像（从而常常给我写作带来想像），这些条件都让那个事件变得有些复杂。我认为不能完全使用诸如“18路人漠不关心、国人道德底线再次被冲破”来一言以蔽之。有些我说不清楚，你每天晚上去那里走两个小时，就明白了。

如果我们继续把那些吸引国人眼球的“道德”案件拿出来分析的话，毒食品、药家鑫等等，我们发现，很多都是一些刑事犯罪，根本不能代表国人的道德水平。要知道，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没有令人发指的犯罪？

于是，在洛阳性奴案发时，当媒体一片谴责中国人怎么搞的，道德底线到哪里去了的时候，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连续写了两篇文章（《如何阻止变态狂把你关进黑屋子？》——而这两篇文章和当时一些作者借此事件鞭挞国人道德底线不守的调子背道而驰。我的意思是，洛阳性奴案和特定的中国人的道德水平高低并无直接关系，类似案子早就出现在道德水平看似高于中国的西方国家。这两篇文章出来后，算是压下了一场借机攻击中国人道德败坏的势头。

六

各种被指责为道德犯罪，或者冲破“道德底线”的犯罪行为本身往往不能代表一个国家与民族的道德水平与“道德底线”，但一个国家的当权者如何处理这件事，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道德标高！

回到美国士兵侮辱塔利班尸体的事。按说，年轻的士兵眼看敌人把自己的战友打死了，侮辱一下被击毙的尸体以泄心头之恨，也算是人之常情，首长们应该理解吧。可是，那几天，从美国国防部长到国务卿，都亲自面对全世界的电视镜头，声称要彻底查清此事，不能容忍——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美国士兵和全世界各国的士兵的道德水平不相上下，可是，国家的法律与军队对他们的要求却完全不一样。

回到意大利游轮沉没事件。当东方人还沉浸在泰坦尼克船长的职业道德与百年前西方人高贵品格而自卑得不能自拔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这个贪生怕死的意大利船长和部分游客原来根本没法同四川地震发生时一些勇敢、高尚的中国人相提并论。但不用为西方感到悲哀，整个西方没有人会觉得他们的道德败坏了。法律的制裁等着那位船长。——法律，是文明社会“道德底线”的守护神。而很多中国人，却绕过法律，对一些明显是犯罪的事，提升（或者降低）到道德与“道德底线”的水平来大发宏论。

就拿折磨中国人这么久的毒食品事件来说，这明明是一些严重的犯罪事件。在法治的西方国家，以前不是没有毒食品事件，但随着法律的健全，以及政府机构监管制度的完善，已经没有多少人再敢以身试法。你知道如果是西方一个药品公司，只要让一些有副作用的药品流向市场，结果是什么吗？往往是让这个药品公司倾家荡产，那些主管人一辈子难再翻身。

可是在中国呢，揭露毒食品的文章和帖子常常被删除，有些人还遭受打击报复。一些包庇怂恿犯罪行为的官员随时复出。你说这是个人道德水平低下，还是制度不健全、法治缺失、权贵们一手遮天所致？

七

为什么嘲讽、批评甚至侮辱中国人素质低与道德水平滑坡的文章受到青睐，而指出社会的道德水准其实是掌握在皇帝手里，是受制度限制的人总是不那么受欢迎？原因很简单，当权者与权贵们喜欢看到低素质与没有道德的民众，从而给自己教育、管制与压迫民众提供充足的借口。

说到道德，就无法离开个人素质，两者难分难舍。这几年，没有任何一件事比上海世博会更能挑起国人的神经，让他们对中国人的素质如此的失望过。世博期间，传出参加世博的中国人脏乱差、不排队、不文明的帖子充斥网络，一时之间，议论纷纷，中国人丢了世博的人，中国人丢了中国的面子……

好在我到了世博现场，做了实地调研与对比，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素质与道德水平都不低，低的是主办单位不把中国人当人看——没想到，整个互联网上有成千上万的借世博嘲讽中国人素质与道德的文章与帖子都得到推荐与喝彩，唯独我的这篇《世博亲历记：中国人的低素质让世博蒙羞？》，从好几个博客网站同时消失了——从他们统一行动就可以看出来，是有关部门出手了。

现在，你们明白了吗？是的，这是一个可以讽刺与批评中国人素质低、道德水平滑落的地方，但你却不能探讨国人的素质为什么低，道德水平是如何滑落的。于是，鲁迅被统治者与民众一起喜欢得要死要活，因为他把中国人的低素质与没有道德底线针砭得一针见骨。而那些指出了中国的问题其实是在国家政权、在制度上、在统治者的执政理念与强迫国人接受的价值观上的胡适等人，不但不受到统治者青睐，民众也鲜有人知。

八

这个话题超过了我的知识范围，但春节快到了，我不说出来，心里不舒服。普通国人原本不应该背负这么沉重的道德负担，道德滑落不全是我们的错，冲破道德底线的也不是屁民们！

世界各国的人性与道德水准，总体上说都大同小异，例如地球上各国什么样的犯罪都有，西方的杀人犯一点都不比东方的仁慈，西方唯利是图的家伙都可以把鸦片贩卖给我们，中国人历史上好像都没有破过这样的底线吧？所以说，那些过分强调民众素质与道德底线的人应该清楚，道德底线从来不只是某个人可以冲破的，而且，只能靠公权力与法律来坚守的。

在古代中国，皇帝与统治者就是法律，他们能沉沦多深，那个时代的“道德底线”就能降到多低。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德治国”没有错，执政者能够以什么样的“德”来治理国家，管理人民，就标志着这个国家的道德水平能够达到什么高度。但现代文明是法治取代人治，大大地提高了人类的道德底线，并有了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标准，或称为普世价值。

于是我们看到，澳洲的国会议员包括澳洲前总理霍克和基廷都在公费报销的账目上有不清不楚的地方，这只说明澳洲官员的道德也在滑坡，而他们上了政府颁布的阳光透明的“耻辱柱”则代表了澳洲的道德底线。可我们这里呢？从官员情艳日记到我爸是李刚，从官员们的二奶三奶N奶，到组织部长的“阴毛门”，从统战部长的贪污腐败到央企的万元大餐、用纳税人的钱消费茅台与小姐——这是代表公权力的道德滑坡，可却没有一个制度与体制给他们划一条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没有监督，没有不被报复的言论自由，没有“阳光法案” ……

九

贪污腐败是最严重的道德败坏，但只有贪污腐败的人不但不受到法律的制裁，反而可以靠溜须拍马上到公权力的高位，继续鱼肉人民的时候，道德底线才会失守；互联网上各种流言蜚语甚至造谣生事是社会道德风气败坏所致，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当某些官员不经过法律程序指使公权力半夜敲响网民的门，警告、威胁、打击，甚至进行秘密逮捕的时候，道德底线才会被冲破；偷盗、抢劫、杀人犯罪再猖狂，也只是部分犯罪分子丧尽天良，可一旦不受限制与监督的公权力肆无忌惮地公民进行拷打与虐待的时候，这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已经无影无踪了……

以德治国，首先要给当权者划一条执政的“道德底线”，而这条底线就是公认的“以人为本”，就是法治等普世价值。法律是道德的守护神，只有把那些驾凌于法律之上的当权者关进笼子，道德底线才有可能守住。

正因如此，我们要正确认识当今社会的道德水平问题，看清是谁在冲破道德底线。严防一些权贵以民众的道德水平低下来充当道德代言人，试图对民众施加新的愚民与洗脑教育。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不是等着执政者来拯救道德滑落的民众，而是大家一起盯住执政者，让他们守住道德底线，提高道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