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延平论市民社会理论与中国的法治理路
1. 关于对市民社会的解释
市民社会这一术语出自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8卷第182节附录）。在马克思早期的著作中，这一术语的使用有两重含义。广义地说，是指社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的总和；狭义地说，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出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市民社会”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理论，这里的“市民”当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指的与“村民”相对应的概念。市民社会表示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和经济安排、规则、制度”，是指“当代社会秩序中的非政治领域”。出自《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网络全书》。
拓展资料：
“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一个舶来词，进入20 世纪90 年代以后 ,市民社会开始成为我国学界的热门话题。很多学者试图用“市民社会”这个概念来解释中国近代以来国家——社会结构的变化。然而把西方语境中形成的公民社会观援引到中国, 可能会出现根本不适用的情况。
一方面, 欧洲的公民阶层经由罗马法、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等形成; 另一方面, 公民社会以家族或家庭利益向社会利益转化以及学习过程为前提, 它刺激了自由公民的责任心并形成共同责任([德]托马斯·海贝勒诺拉·绍斯米卡特，《西方公民社会观适合中国吗?》，《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64页)。
考察东西近三百年的历史，在民间组织方面，西方主要体现为市民社会的兴起，而中国则体现为帮会的兴衰。
中国的帮会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作为最早出现的中国的民间组织之一，帮会的兴衰丝毫没有市民社会的成色，它与市民社会的区别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在与政府的关系方面是依附于政府还是独立于政府；在人身关系方面是传统的宗法依附关系还是契约关系；在对外关系方面是公开的还是封闭的。弄清以上几点，就可以从某个侧面揭示中国市民社会难产的原因。
2. 市民社会理论是什么
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源自西方，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市民社会是一种城邦，被等同于个人实现优良生活，取得自身存在根据的共同体。在古代希腊的城邦，公民的个人生活与政治生活是相通的，并且是融于政治生活之中的。在古罗马，西塞罗将市民社会看成是出现城市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市民社会与文明社会同义，而文明社会是指与自然状态相对立的人类社会。“对事物的这种看法不容许对市民社会和国家作出界分，因为对希腊人或罗马人而言，这种界分是难以理解的。”在以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为代表的古典市民社会理论中，“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即政治共同体）、“文明社会”（即城邦的文明生活）三者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家往往在这三重意思上使用“市民社会”的概念。
马克思是在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进行扬弃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市民社会思想，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划分、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市民社会的本质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理论都进行了批判和深化。
3. 伍俊斌的主要学术成果
专著：
《公民社会基础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获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第十三次科研评奖一等奖。
论文：
1.《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内涵、限度及其互动》，《河北学刊》2007年第6期。获第三届“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青年学者优秀论文、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第十二次科研评奖科研成果一等奖、“社会公平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征文二等奖。核心内容被新华网、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网等转载。
2.《推进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之基本路径论析》，《中州学刊》2011年第5期。
3.《论政治国家的限度》，《理论与现代化》2009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2009年第5期全文转载。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等转载。
4.《社会转型期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必要性分析》，《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5.《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互动维度下的中国市民社会建构》，《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年第3期。
6.《论中国公民社会的两重性》，《学术界》2009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政治》2009年第10期全文转载。
7.《中国市民社会的文化建构：从身份走向契约》，《学术界》2006年第2期。《第十六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论文集》收录；《新华文摘》2006年第11期《 篇目辑览》收录；《资料通讯》2006年第5期转载。
8.《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中的中国市民社会建构》，《福建论坛》2006年第1期。
9.《人性假设与政府建构——中西政府建构传统的人性基础之比较研究》，《福建论坛》2006年第9期。
10.《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探析》，《福建论坛》2008年第7期。
11.《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评析》，《福建论坛》2010年第6期。
12.《从自然状态到政治社会的契合与分殊——以霍布斯、洛克、卢梭为例》，《福建论坛》2011年第7期。
13.《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探析》，《江淮论坛》2009年第5期。
14.《追求正义与善：古典时期西方政治合法性思想的缘起》，《江淮论坛》2011年第6期。
15.《中国公民社会建构的结构性要素》，《理论与现代化》2007年第6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中国政府创新网等转载。
16.《中国特色社会生活契约化》，《理论与现代化》2010年第2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等转载。
17.《论政治合法性的构成要素》，《理论与现代化》2011年第1期。
18.《社会转型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价值、挑战和路径分析》，《理论与现代化》2012年第3期。
19.《国家与社会：内涵、分化及其范式转换分析》，《理论与现代化》2011年第4期。
20.《论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共存共强》，《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人民网、中国改革论坛网、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网等转载。
21.《论当代政府建构的四个转变》，《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22.《社会转型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对策分析》，《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获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2011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23.《现代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分析》，《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24.《论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基本类型》，《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25.《尼采价值哲学初探》，《广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获湖南省第五届“挑战杯”三等奖。
26.《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范式转换》，《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27.《论公民社会的限度》，《内蒙古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28.《市场经济视野下公民社会的发展》，《重庆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29.《有限政府理念建构的哲学之维》，《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
30.《协商民主的价值分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31.《马克斯·韦伯合法性思想评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32.《霍布斯政治合法性思想探析》，《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33.《利普塞特政治合法性思想评析》，《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34.《论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
35.《卢梭政治合法性思想评析》，《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36.《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评析》，《理论月刊》2009年第10期。
37.《“开放社会”的四大悖论及其解决——析波普尔的民主和自由理念》，《北方论丛》2004年第1期。
38.《哲学视阈中的有限政府——兼论有限政府理念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之意义》，《新疆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39.《论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嬗变》，《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9期。
40.《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分析》，《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4期。
41.《国外发展理论的历史嬗变及其意义》，《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42.《社会转型期公民政治参与的两重性分析》，《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43.《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44.《洛克政治合法性思想评析》，《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45.《分权制衡理论的发展逻辑及其意义》，《前沿》2011年第1期。
46.《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前沿》2007年第12期。
47.《公民社会的契约文化》，《学习时报》2006年5月22日。人民网、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中国管理科学院《前沿论丛》第75期等转载。
48.《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学习时报》2007年10月8日。人民网、中国政治学网、中国社会学网等转载。
49.《马克思论市民社会之克服——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学习时报》2008年4月21日。人民网等转载。
50.《推进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良性互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21日。
51.《civil society 意涵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2月16日。
4. 如何理解“第三领域”——从市民社会和法律多元的角度
本文探讨黄宗智教授提出的概念＂第三领域＂。通过对黄岩诉讼档案一个案例的分析,本文阐明该概念核心内容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以及国家身份与社会身份的交叉,进而对与此概念相关的论争作一番梳理,指出这是由对法律概念的不同理解,以及当事双方所依托的不同理论传统和研究旨趣造成的。＂第三领域＂所针对的是采取＂国家-社会＂二元分法的市民社会理论传统,而对它的批评所依托的是法律人类学中的法律多元主义传统。从前一种视角看＂,第三领域＂这一概念具有破除二元对立传统,适应中国具体实践的重要意义。
5. 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理论，这里的“市民”当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指的与“村民”相对应的概念。
自古典时期、近代以来德国的马克思、黑格尔以及现代哈贝马斯等在研究相关问题时，对“市民社会”均有适用；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学界对此有浓厚兴趣。其英文名civil society，在汉语中有译作公民社会、文明社会和民间社会的。最早的含义是相对于野蛮社会而言的，黑格尔是从相对于家庭和国家角度定义的，现代政治学理论则是相对于政治国家来适用的。
按照《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网络全书》的解释，市民社会是“表示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和经济安排、规则、制度”，是指“当代社会秩序中的非政治领域”。该理论对法学、法制有重要的影响并且具有重要的工具价值，比如现代以来人类法制的最新发展及其对传统“公私两元”的法律分类形成的颠覆性冲击，就表现在作为第三法域的“社会法”的形成。这种最新的法律部门类划分，即与市民社会理论有关。
你可通过阅读相关的政治学、法学著作对此有更深入的理解。
6. 怎么理解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郑重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抓住了我国法治建设的根本，向国内外明确宣示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坚持党的领导，一个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是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这三个方面，规定和确保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内在属性和前进方向。
一、党掌舵领航
在中国，谁能担负起领导建设法治国家的重任呢？毫无疑问，只能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提出来的，把依法治国上升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是我们党提出来的，而且党一直带领人民在实践中推进依法治国。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做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体现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
二、制度奠定基石
法律制度与政治制度紧密相连，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必须实行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制度基础，我国一切法律法规和相关体制机制必须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只有适应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法治才能发挥应有作用，我们的法治道路才能走稳走好。
三、理论指引方向
在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党提出了关于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这个法治理论，科学回答了中国要不要搞法治、搞什么样的法治、怎样搞法治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是指引中国法治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指南针和导航仪。
这三个方面紧密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指明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力量、制度基础、理论指导。把握了这三个方面，就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最根本的东西，也就弄清了这条法治道路与其他国家法治道路的本质区别。
(6)齐延平论市民社会理论与中国的法治理路扩展阅读：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_网络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重大决定_网络
7.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最根本的是坚持什么
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我们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专机统一，最根本的是属坚持党的领 导。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实施好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 的基本方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 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才能 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制度化、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
不能把坚持党的领导同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对立起来，更不能用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来动摇和否定党的领导。 那样做在思想_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十分危险的。
(7)齐延平论市民社会理论与中国的法治理路扩展阅读：
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是我国社会主义 法治建设的 一条基本经验。 我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 成果，确立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对这一点，要理直气壮 讲、大张旗鼓讲。要向干部群众讲清楚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做到正本清源、以 正视听。
8.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要坚持哪些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核心要义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二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是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
只有牢牢把握住这三个方面，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制度属性和前进方向，才能立足中国实际建设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8)齐延平论市民社会理论与中国的法治理路扩展阅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根据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能够解决中国在发展建设过程遇到的社会问题的法律治理的途径和模式。就是不照搬照抄但却可以学习借鉴任何国家法治经验的中国法治模式。
这条法治道路的具体标志是“四个坚持”：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从根本上保障人民权益，是本质要求；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基本原则；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是基本方式；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与国情相适应、与社会相对接，是基本前提。
9. 人民社会为何优于公民社会
人民社会的治理方式是走群众路线。从治理的层面看，人民社会要创新社会管理，坚持走群众路线。与市民社会理论不同，人民社会中的政府与群众是一体化的，而不是对立的。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不是相互冲突的关系，而是和谐统一的关系。 人民社会是一个有效规避风险、更加安全安定的社会。过去几年，全国范围内迅速普及基本医疗保险，正在普及基本养老保险，这种风险分散机制增强了中国社会抵御风险的能力。 人民社会是中国最基本的社会国情。人民社会的理念不是“舶来品”，而是源于中华民族的创新；人民社会的理念不是照搬外国的“公民社会”，而是中国的“全体人民社会”；人民社会是根据中国实际，继承而创新，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共同构建一种新型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 “中国梦”不同于“美国梦”、“欧洲梦”，它们的社会基础也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中国的人民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13亿人民共建、共享的人民社会，是实现伟大复兴的社会基础，是凝聚各族人民力量、实现“中国梦”的最大推动力。
10. 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的第四章读后感
《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读书笔记
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法治的根本之义在于权力的制约和权利的保障。《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把法治放在市民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指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互动关系构成了法治的基础和界限，并以此对中国法治的建设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设计和解说。
法治文化是指从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和现实的环境中生长出来的，经过长期社会化过程而相对稳定地积淀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即一个国家地区、民族、社会对法律生活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包括人们的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思想、法律价值取向等内容。法治文化是法治的"灵魂"，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和谐社会是党和国家在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审时度世、科学论证而提出的重大时代命题。这一命题具有深刻的内涵，可以集中表述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法治社会是和谐社会的第一内涵，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保障。
一般讲，法治所体现的一种依法办事的良好社会状态至少应包括这样一些内容：一是这个国家要具备完善而良好的法；二是这种法要得以普遍而自觉的遵守；三是已建立健全完备的使这种法得以正确适用与遵守的国家权力机构体系，而且这种权力体系是以权力的互相制约、监督为前提条件的。法治就是在法及其司法体制健全的情况下，在完全地服从于和体现了社会的整体利益与群体意志的前提条件下，能最大限度而充分地发挥个人的意志与行为的自由的一种社会状态。
在明确了法制与法治的基本含义之后，就会看出二者有许多区别。诸如法制所讲的法主要指静态的法的规则及其体系，而法治所讲的法除静态的法的规则及其体系之外，还包括动态的立法、司法、行政执法以及守法等活动；法制所讲的法律制度既可以是好的、民主的法律制度，也可以是不好的、专制的法律制度，而法治所讲的法律制度单指良好的、民主的、能使法得以正确适用和普通遵守的法律制度；法制社会中的法与民主的关系既可以是与民众的意志相统一、体现了民众意志的法，也可以是与民众相对立、是统治者统治民众的工具的法，而在法治社会中法完全体现的是主权在民、政治民主；法制社会中法对权力的规范和约束既可以是所有的人和一切国家机关，也可能是在法的约束和规范之外仍然存在着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独裁者或权力机关，也就是说法制并不必然地排拆人治。而法治社会中法对权力的约束和规范却是完全的、绝对的，包括一切的权力机关和所有的个人，法治必然地排拆人治，法在法治社会中至高无上，除此之外不存在绝对的个人或权力机关的至上权威，而且所有的国家权力都予合理配置和划分，并相互制约。
在经过上述简单分析之后，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需要的是法治，而不是单纯的法制。法制可以存在于奴隶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任何的社会形态之中，而法治只能存在于民主政治的社会形态中。因此，我国现在所提倡和努力建立健全的是现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
法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从她的理论基础之中可以得到一些说明。法治与人治截然对立，她强调社会中单个的所有的人的自由、独立与平等，反对迷信和个人崇拜。法治坚决反对社会中存在着无与伦比的智慧超群、道德高尚的圣人贤哲，强调群体的智慧和道德高于个人。既强调和尊重个体的自由、独立与价值，又以群体的意志对个体的行为加以有效限制为基础。显然，她远远优越于以个人专制独裁为根本特征的人治。法治的基本原则以良好的法的制定与遵守以及确保法的适用与遵守的完善的国家权力机关体系的存在为主要内容。要实现这一原则，达到法治的目标，尚需付出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然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我国的建立健全，却已是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