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法治

⑴ 《论语》中孔子、孟子、荀子对于法律的言论

需要说明的是《论语》中国春秋时期一部语录体散文集，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回弟子的言行。它较为集答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没有孟子，荀子的的相关言论。

孔子主张用道德引导民众、用礼来约束民众。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领导一个国家，如果仅仅用政令来领导，用刑罚来管理，结果是民众不敢犯法，因为一旦犯法就会受到刑罚处罚。若是如此民众只会想办法逃避刑罚处罚，而没有羞耻之心。假如以道德来领导，以礼来教化。每个人都有道德的涵养，民众能从内心自觉的约束自己，如果做错了，自己就会觉得惭愧，而不是等到法律制裁，才会悔恨。

孔子所主张的德治是优于法治的更高境界，如同共产主义是较社会主义的更高境界。法治更多的是治理一种行为，而德治治理的却是人们的思想。行为本身由思想而来，若是能够将人们的思想教化，那么法治也就成为一件简单的事情了。

⑵ 孔子的治国之道是否缺少法制

孔子在抄治国的方略上主张“为政以袭德”，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

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了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为政以德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它代表了孔子的为政的思想，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这是孔子学说中较有价值的部分，表明儒家治国的基本原则是德治，而非严刑峻法。

⑶ 孔子主张依法治国

孔子以礼治国

⑷ 冀名峰：孔子思想中缺乏法治精神吗

孔子的治国思想集中反映在《论语》之中，《论语》十分强调德治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回作用，孔子答推崇和追求以德治统帅和覆盖社会治理，认为如果社会能够在德治体系有效运行下达成安定和谐，那将几乎是成本较小、效果较优的社会秩序状态。比较而言，孔子专门论述法治的内容确实相对较少，但是，言不可因其少而谓其轻，我们不能因为孔子专门论述法治内容相对较少而得出孔子只重视德治、不大重视法治的结论。事实上，孔子高度重视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并特别强调法治精神和德治精神内在统一的重要性，这对完善现代社会治理有着重要意义。

⑸ 孔子的思想主张

孔子的有关思想主张 :

1、孔子主张礼治，反对法治。礼的意义在古代甚为广泛，指国际间交际的礼节仪式，贵族的冠、婚、丧、祭、飨等典礼，包括政治制度、道德规范等。

2、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论语·颜渊》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又问“克己复礼”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3、在教育上，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 

4、在品德方面，他主张“宽、耻、信、敏、惠、温、良、恭、俭、让”等。

(5)孔子法治扩展阅读：

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倡导仁、义、礼、智、信。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也反映他的哲学观点，对后世影响亦甚深远。“‘仁以处人，有序和谐’是孔子思想的原发点，是儒家思想核心之核心。”（陈志岁《载敬堂集》） 仁体现在教育思想和实践上是"有教无类"，春秋时代学在官府，孔子首开私学，弟子不问出身贵贱敏钝，均可来受教。

仁体现在政治上是强调"德治"，德治的基本精神实质是泛爱众和博施济众，孔子把仁引入礼中，变传统"礼治"为"德治"，他并没有否定"礼治"，他的"德治"无疑是对"礼治"的继承和改造。爱人既为仁的实质和基本内容，而此种爱人又是推己及人，由亲亲而扩大到泛众。

⑹ 孔子认为法治与德政的区别在哪里

法治与德政的区别在于，法治是靠外力约束人的行为，而德治是靠自我的道德观念自我约束。
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使人更好地约束自身不合道的行为。德治不行有法治，德治优于法治。人人凭良心守法，执法者凭良心执法。那么法治就等于德治。

⑺ 孔子的法律思想是以什么为核心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在法律思想上，主张“克己复礼”、“为政以德’提倡“和谐”、“无讼”。他的法律思想经过孟子、荀子和西汉董仲舒等儒家的继承、发展和改造，成为了封建社会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长期影响着封建社会的立法和司法活动。本文仅就孔子两个重要的法律思想一“仁学法律思想”和“德主刑辅”思想加以简要论述。
1．仁爱一孔子法律思想的核心
在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仁”是核心和灵魂。了解孔子的一切思想都必须从仁开始。在孔子思想最可靠的著作，也是儒家的经典一《论语》中，讲“仁”达109次之多。
“仁”是什么?《论语．颜渊》有云：“仁者爱人”。这种“爱人”是出自内心深处的平和、谦恭和亲热之情，虽然它可能最早来自血缘亲情，不过在此时已经扩展为一种相当普遍的感情，如果“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是外在的礼节，那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出自内心深处的一种对“人”的平等与亲切之情和“人”应当尊重“人”的观念的体验。《论语．里仁》中孔子也说到“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
“爱人”可以说是孔子对“仁”的总体概括，“爱人”就是同情人，关心人，爱护人，“爱人”是仁的灵魂的内核，是仁的根本之所在。“爱人”思想体现了孔子对人的重视和关心。《论语．乡党》：“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马棚失火，孔子关心的是有没有人受伤，而不是他的马，充分表现出了孔子对人的生命的关心。孔子把人的性情中的“爱人”之心追溯到了血缘亲情。《论语．阳货》中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在孔子看来，人的本性中，血缘之爱是无可置疑的，儿子爱他的父亲，弟弟爱他的哥哥事实人之共有从血缘中自然生出来的真性情与真感情，这种感情就是“孝…‘弟”。
《论语．学而》中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它是善良和正义的源泉于依据，人有这种真感情并且依照此来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就有了“爱人”之心，所以孔子断定“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始乱者，未之有也。’孔子认定这就是建立一个理性社会的心理基础。他要求每一个人“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2德圭刑辅思想一孔子法律思想的主旨
德刑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上的一个核心问题，“明德慎罚”、“德主刑辅”的思想起源于公元前一千多年的西周初年。孔子把这一思想发扬光大，提出了以德政教化为主，以政令刑罚为辅的主张。
孔子的“德主刑辅”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孔子生活的时代，周天子的一统天下已不复存在，神权政治动摇，重民思想兴起。他总结了春秋以来统治者实行“折民惟刑”已不足以维持其统治的教训，认为“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宪问》)，人民生活贫困是反抗统治的原因，一味用刑罚杀戮并不能解决问题。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德主刑辅思想才在孔子手中得以充分的发展并趋于完善，“德主刑辅”的思想与西周的“明德慎罚”一脉相承，构成我国封建时代法律思想的一大特色。
“德主刑辅”并非孔子的原话，而是汉代人对孔子思想的一个概括。关于德刑关系，孔子这样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有格”(《论语．为政》)。有人认为这是孔子不重视法治的显明例证。其实，只要联系《论语》中另一段记载来看，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日：“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日：“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民而民善矣。’可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针对当时有人提出的用刑杀威吓人民来治理国家的主张的。孔子并不反对用刑，只不过“德”、“刑”相比，他更重视“德”的作用而已。首先，在指导思想上，他认为德是本，刑是末，凭借德政来治理国家，就会使百姓像重型环绕北极一样归顺，而不需要刑罚去压服。所以，第二在治斟旌政方法上，他认为德在先，刑在后，基于德先刑后的认识，孔子反对不加德而用刑罚，反对不加训诫而只要归顺，他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并把这种违反德先刑后的行为放在四恶之首来斥责，斥之为“暴”、“虐”。第三，从实际作用来看，孔子认为德大刑小，仅用刑罚只能暂时制止犯罪，却不能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不能铲除犯罪根源。综上所述，孔子在德刑关系上认为：德本刑末，德先刑后，德大刑小。这分别从指导思想、治国措施、实际作用三方面总结出来的认识，归结起来就是“德主刑辅”的指导思想。
孔子的“为政以德”的“德”，不但是提高统治者思想境界的修身养性的“德”，而且更是一一种治国施政措施的“德”。就是说，对于统治阶级提出“德”的要求，既要他们正其身，又要他们施仁政。施仁政的内容也就是“德治”的内容。这从孔子和冉有的一段对话中能够看出一些。可知，德治的内容部外二条，一是使百姓富庶的富民政策，二是富庶之后教之德教民政策。“富之”是治国的第一步，是条件，是基础，“教民”是治国的第二步，是手段。虽然他还有“富而无骄易”的统治阶级偏见，但能够认识到“贫而无怨难”的确是一种进步。但是孔子所谓的德治到了统治者身上也不外是要求为国不要横征暴敛。在司法实践中，孔子主张“哀矜务喜”，这种司法和刑罚原则要求把法律和情理结合起来，不仅要看犯罪行为的结果，还要看犯罪行为的主客观原因，表现了孔子要求司法中重视民命，贯彻“道德齐礼”原则的良苦用心。同时，他反对严刑酷罚，主张刑罚适中。《论语．子路》“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其中所含的“刑罚中”思想，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定罪准确、量刑恰当、不枉不纵、不偏不袒、不轻不重，做到了公正公平。孔子的“刑罚中”思想代表了文明的方向，体现了人道的价值。若从社会控制、犯罪预防的角度来看，德礼为主，刑罚为辅是“标本兼治，重在治本”，这一学说中有着明显的道德至上论的倾向。在“德主刑辅”思想的指导下，法律成为伦理道德体系和行政命令的附庸，缺乏相应的独立性和自治性，这与现代法治“法律之上”的精神相违背。

⑻ 孔子为什么反对"法治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china.com.cn时间： 2012-06-08 16:52责任编辑: 任子鹏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字仲尼，排行老二，汉族人，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他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据有关记载，孔子出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南辛镇鲁源村）；孔子逝世时，享年73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先秦和秦汉保存下的《史记·孔子世家》。
在中国法律演进史的初期，曾发生过一场著名的且至今仍不乏现实意义的“大讨论”：是否需要把法律公之于众。率先提倡法律公开，并把这个理念付诸实践的著名人物是郑国的子产；23年之后，晋国的赵鞅等人又有同样的举动。孔子则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子产、赵鞅要把刑法铸在铜鼎上，让公众知晓，叔向、孔子则明确反对“铸刑鼎”，这就是争论双方的基本观点。
在2500年后的今天，我们都知道，法律公开是一个基本的法治原则。为什么在中国法律史的源头，一个小国的政治实践者(子产)就提出了如此“先进”的法治理念？为什么孔子反而要拒斥这种“先进”的法律措施？有一些教科书把孔子反对“铸刑鼎”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思想落后、保守，代表了奴隶主阶级的利益”，这显然不足以说明问题的症结，既低估了孔子的人格，也无助于同情地、语境化地理解孔子的思想倾向。
按照《左传》的记载，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郑国的政治舞台上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说，即使在个人生活中，子产也足以为人楷模。譬如，他遵循各种礼仪，过着具有德性的日常生活，因而获得了孔子的高度赞赏。但是，作为政治人物，子产心中还有一个致命的隐忧，那就是郑国的生存危机。在相互倾扎的列国环境里，郑国虽然历史悠久，文化古老，却地域狭小，实力不足，始终处于强大的邻邦楚国与秦国的威胁之下，危如累卵。身为郑国政界的中流砥柱，子产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保障郑国的生存权。然而，当时的郑国与其他国家一样，都处于礼崩乐坏的大潮中：上层的肉食者们相互谋杀，离心离德，冲突不断；下层民众也就像一群无头苍蝇，漫无目标，一片混乱。在这样的国内形势下，郑国的国力日渐衰败，社会生产力急剧下降。为了扭转这种趋势，子产出台了多项政治改革措施，其中之一就是“铸刑书”：把法律刻在铜鼎上，让法律向所有人公开。根本的目标就在于以统一的法律来重建基本的社会生活秩序，实现由乱而治的转向。
获悉子产推行的这项改革措施之后，晋国政治家叔向很快就派人送来一封信，他在信中指责子产并认为：古代的圣王不制定刑事法典，主要是害怕民众滋生讼争之心；民众若有讼争之心，必然抛弃传统的礼义，纷纷引征刑法文本；为了毫末之利，必将争执不休。这恐怕不是国家长久之征兆。面对叔向的批评，子产在回信中写道：“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这就是说，我的才能很有限，不能为子孙后*虑，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拯救当下的危局。
没想到在23年之后，晋国的赵鞅等人又要“铸刑鼎”，这就引起了孔子的抗议。虽然史书上并没有记载孔子对子产的批评，但在《左传》的“昭公六年”与“昭公二十九年”中，分别记载了叔向对郑国子产“铸刑书”的批评以及孔子对晋国赵鞅等人筹划“铸刑鼎”的批评。把这两个相去不远的历史事件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关于是否“铸刑鼎”的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子产、赵鞅主张制定并公布法律，叔向（叔向，姬姓，羊舌氏，名肸，字叔向。春秋后期晋国贤臣，公族大夫，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孔子反对制定并公布法律。
为什么孔子反对制定并公布法律？孔子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坚信自己的“职业伦理”的必然结果。我们也可以说，孔子在恪守“以伦理为业”，这才是孔子的命根子。孔子对于贵族的伦理先锋队的信心，强调“伦理先锋队”对民众的领导，类似于真正的政治家对于政治的信心，真正的学者对于学术的信心，真正的宗教信徒对于宗教教义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说，孔子的角色类似于一个布道的宗教领袖。与之对立的子产身处庙堂之高，耳闻目睹的尽是礼崩乐坏的现实，对于当时的“贵族先锋队”早已失去了信心；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另辟蹊径，把建立政治秩序的希望寄托在超越于贵族与民众之上的法律。这就是双方各自的长处与局限。
是否“铸刑书”、“铸刑鼎”，表面上看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深层却体现了早期法家与早期儒家关于法律、关于国家治理的不同立场。同时，在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对峙，政治家伦理与思想家伦理的分野。如果说子产的选择，反映了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伦理的思维方式，那么孔子的态度，则体现了理想主义的、思想家伦理的思维方式。

⑼ 孔子为什么反对“法治”

孔子主张行孝善慈宽仁，有些法治是反孝善慈宽仁的，所以他反对法治。

⑽ 孔子关于依法治国的名言注明出处

我荒废了时间，时间便把我荒废了。 —— 莎士比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