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何立法

1. 这个成语和古代哪两个人有关系

萧规曹随”萧指的是萧何，曹说的是曹参。不管怎么说，曹参毕竟也是个人物。
曹参，为相则不如萧何，为将则不及韩信。为相，萧何是立法者，曹参只是守成者；为将，韩信大开大阖，动辄倾国倾城，改变天下格局，曹参只能小打小闹，补苴罅漏，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所以在汉初那个风起云涌、人才辈出的时代，曹参固然出将入相，其实才具平平，魅力有限。不过曹参也有他的长处。曹参的长处，主要有二： 会做人，能自知
曹参一生的事业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是“为将”阶段。那时曹参主要是刘邦和韩信在战场上的副手，从反秦到灭楚，参与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战争。司马迁曾统计曹参的功绩如下：打下两个诸侯国、一百二十个县；俘虏了两个诸侯王，三个诸侯国相，六个将军，大莫敖、郡守、司马、军候、御史各一人。这些成绩虽然不可忽视，却是当时任何一个长期征战沙场的将军都能够取得的，因为那多半还是由于韩信指挥有方的缘故。《史记·曹相国世家》云：“曹相国参攻城野战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与淮阴侯俱。”此言甚是。总之，作为将军，曹参未能独当一面，没有特别杰出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刘邦一直非常信任曹参。刘邦怀疑过很多人，却从未怀疑过曹参。韩信官拜大将军时，曹参被派为韩信的副手，身负监视韩信的特殊使命。汉三年，刘邦攻打项羽，成皋兵败，全军覆没。刘邦落荒而逃，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当时刘邦身边只有为他驾车的夏侯婴一人，心慌意乱，以至于半路上为了加快逃窜速度，摆脱追兵，三次将亲生儿女从车上推下，欲弃之不顾而去，当时之窘迫，由此可见一斑。最后刘邦终于狼狈不堪地逃到韩信军中。此时正值夜半，韩信还在酣睡。早已安插在韩信身边的曹参出来接驾了。刘邦正是在曹参的带领下，直接冲进韩信的卧室，将兵符收归己有，军权易手，俾能立即重振声势。所以曹参实为刘邦的密探。在参与了夺取兵权事件之后，照理韩信应当对他时刻提防才是，而曹参居然能与韩信和平共处。以韩信之狂妄自负，刚愎自用，要做到这一点还当真不容易！另一方面，密探的身份总是至为尴尬，不是得罪这边，就是得罪那边，一不小心，便要落得“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的下场，曹参能与韩信成功合作多年，同时使刘邦不疑有他，可谓左右逢源，难能可贵。曹参之会做人，已经不难想见了。 曹参前期为将，未见奇功。从“为将”到“为相”的转折过程中，曹参遇到一个名为“盖公”的道家，从此改变了他的性格，也成就了他的后期事业。

汉惠帝元年，废除了诸侯国设置相国的规定，改“相国”为“丞相”，朝廷改派曹参为齐国丞相。当年，曹参本来就是齐王韩信的相国，韩信被刘邦徙封为楚王后，曹参也交还了相印。后来刘邦把长子刘肥封为齐王，同时任命曹参为相国。现在曹参改做齐国丞相，统辖齐国七十座城池。天下方定，万业凋敝，百废待兴，曹参便把齐国的长老和儒生召集起来，讨论安定百姓的方法。齐国儒生数以百计，众说纷纭，曹参不知所从。听说胶西有一位名叫“盖公”的高人，精通黄老之学，曹参便派人以重金厚礼请来，向他求教。盖公之说，无非是一句话：“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换言之，也就是“无为而治”。这是道家政治哲学的总原则、总纲领。纲举而目张，至于具体的行政措施，可以依此类推。曹参认为盖公的理论很有道理，十分佩服，于是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让盖公住，将他长期供养起来，以便就近时时请教。仰仗盖公的黄老之术，曹参当了九年齐国丞相，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齐人誉之为“贤相”。
道家的学说，与儒家的学说一样，都有“成物”与“成己”两个方面，即都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只是儒家比较偏于入世，道家比较偏于出世而已。所以，老子虽已悟道成道并弃世归隐，仍然有心救世，以为道家的圣人乃是理想中的圣王；就连完全不存救世和用世之心、标举精神“逍遥游”境界的庄子，也有“应帝王”的篇章流传。但是，道家学说的宗旨，毕竟主要不是“成物”或“外王”，而是更加倾向于“成己”或“内圣”。成己是成物的基础，内圣是外王的前提。成己或内圣，古代道家或称之为“全性保真”，用现代的语言来说，也就是自我认识、成就自我。一个信奉道家学说的人，其成就之大小随领悟与修养之高低而有所不同：层次较低的可以做到“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中等层次者可以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知之明，领会为人处世之道；层次最高的则能够主宰自我，根据自己的天性和兴趣而生活，乘兴而往，兴尽而返，随遇而安，随波逐流，而不为外在环境所左右。

曹参的天赋不高，悟性平平，仅能达到道家境界的中等层次，不过这已经足以使曹参受益匪浅，受用不少。首先，正是由于学了盖公的黄老之术，使曹参颇有自知之明。

惠帝二年，萧何去世。曹参在齐听到这个消息，便让手下赶紧收拾好行装。这是怎么回事？曹参说：“我马上要到朝廷去当相国了。”不久，朝廷果然遣使来召曹参。断定自己必将替代萧何的位置，“当仁而不让”，这是自知之明。曹参代萧何为相国之后，“举事无所变更，一尊萧何约束。”知道自己的才具不及萧何，没有必要画蛇添足，狗尾续貂，这也是自知之明。

曹参与汉惠帝的一番对话，大约是最能说明他“能自知”的一个实例。

曹参当汉相国，仍然行无为之治，每日饮酒，几乎什么事都不干。长此以往，不但同僚不能理解，就连汉惠帝也沉不住气了。相国的职责，乃是治理国家，干预朝政大事，为皇帝排忧解难，现在曹参身为相国而不治事，莫非由于我年轻而看不起我吗？当时曹参的儿子也在朝中为官。汉惠帝让他回家质问父亲：先帝当年托付重臣辅佐当今皇上，皇上现在还年轻，你曹参身为相国，却每日饮酒，也不向皇上请示汇报，这样怎么考虑天下大事啊？曹参之子机灵，回家劝谏父亲，隐瞒了惠帝的话，只当是自己的意见。曹参一听，勃然大怒，把他狠狠地打了两百皮鞭，叱道：“你小子知道什么？也敢谈论天下大事！赶快给我进宫伺候皇上去！”曹参责打的是自己的儿子，得罪的却是皇帝老子。这下汉惠帝当真生气了，在朝会上当面谴责曹参。曹参自然装糊涂，马上脱帽谢罪，然后发言：“请陛下自己考虑一下，陛下的圣明神武比得上高帝吗？”惠帝说：“我怎敢与先帝相比！”曹参又问：“陛下看我与萧何，哪一个更加高明？”惠帝说：“依我看，你似乎不及萧何。”于是曹参继续说道：“陛下说的是！高帝与萧何平天下，定法令，一应俱全，明确无误，现在陛下只需垂衣拱手，无为而治，我等一班朝臣守住职位，按部就班，遵循原有法度而不改变，不也就可以了吗？”惠帝无言以对，只得说：“好！曹参！现在你可以回去休息了。”

这番对话，相当高明。其思想内容可谓已得道家学说之堂奥，其推理形式几乎具有西方逻辑之势不可挡的力量。曹参的言说方式，乃是欲进先退，欲擒故纵。先设了个圈套让惠帝来钻：你不是说我什么事都不干吗？好！我承认。你不是说不治事不好吗？好！我也承认。但是我请问陛下，你比得上高祖刘邦吗？肯定比不上。既然比不上高祖，那么陛下如今的作为，只能是为高祖的建筑添砖加瓦，搞搞装修，就别想另立门户，另起炉灶，另辟蹊径，另搞一套了。同理，既然我比不上萧何，那么我的作为，最多也只能是填补萧何未竟的草图，而不是重新创造一件绘画作品。既然陛下都只能什么事都不干，我当然就更是只能什么事都不干了。陛下说我不治事不对吗？我这可是完全在模仿陛下啊！

能自知与会做人，有如“内圣外王之道”，两件事情乃是“体”与“用”的关系。有了道家学说的根底，加之年岁渐长，经验日丰，曹参做人的修养也便渐老渐熟，炉火纯青。曹参做人的原则，可以归纳为“退让”、“宽容”四字。
当初，曹参离开齐国返回朝廷之际，特别叮嘱继任的齐国丞相：“我现在把齐国的刑狱和市场托付给你，请你千万不要多加干涉。”后任丞相一听，这等区区小事，竟然如此慎而又慎地交代于我，岂不怪哉！便问：“治国之事，难道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吗？”曹参说：“不要以为这是小事。要知道，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刑狱和市场是包罗万象之所，藏污纳垢之地，善人与恶人在这里兼容并存。最好任其自然，不妨网开一面。如果干涉过多，管理过严，扰乱了它的自然秩序，那么坏人到哪里存身呢？既然坏人无处存身，那他们岂不是要出来兴风作浪，国家岂不危险？所以我把这件事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首先将它托付给你。”常言道，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就算是十恶不赦的奸人吧，人家也得生存嘛！你不让人家活下去，人家还不要逼上梁山？这件事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曹参的为人之道，即“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二是曹参的为相之道，即“料敌机先，未雨绸缪”。两者都是道家精神的体现。

如果说曹参对自己有“自知之明”，那么他对别人则能“难得糊涂”。内心精明，外表糊涂。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人的本性中有蚊子的特点。蚊子叮人，人也叮人。人的眼睛总是本能地盯住别人的毛病和过失。一旦发现别人暴露的毛病和过失，顿时喜出望外，以为美味佳肴，杀气腾腾地扑将上去，便扎，便刺，务必切中要害，皮开肉绽，一针见血，然后饱餐一顿，心满意足。曹参不是蚊子。他看到别人小有过失，往往一笑了之，且主动为之隐瞒。老子云，“不尚贤，使民不争”，曹参反其道而用之，“不挑毛病，使人不争”，效果倒也不错，相国府里因而总能相安无事。曹参选择官吏，也遵循道家的原则。道家“守拙”、“尚愚”。曹参发现官吏中有拙于文辞为人忠厚的，立即重用他。官吏中有死抠法令条文，为人苛刻、待人严厉，且一心追求能吏声誉，其声嗡嗡有如蚊子鸣叫的，立即将他哄走。

2. 汉朝的主要立法有哪些

1．约法三章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进入咸阳，在统治基础尚未稳定的情况下，为了扩大政治影响，笼络人心，以利于夺取政权，他宣布废除秦朝苛法严刑，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窃罪，余俱去秦法”，这可以看做是西汉王朝立法的开端。在天下“苦秦苛政久矣”的情况下，刘邦的约法三章，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普遍要求。约法三章只是政治策略性的口号，并没有真正实行。但是刘邦的除秦苛法，并非长久之计，而是在楚汉相争、胜负未定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争取民众的权宜之策。

2．《九章律》

汉朝建立以后，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依循秦朝旧律已不能适应需要，因此汉高祖五年，命丞相萧何制定《九章律》。《九章律》是汉朝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法典，它远取李悝《法经》，近取秦律，于盗、贼、囚、捕、杂、具六律之外，增加户、厩、兴三篇，合为九篇，故称《九章律》。其中，户律主要规定户籍、婚姻、赋税的内容，厩律是规定畜牧马牛、驿传之事，兴律主要规定征发摇役、城防守备等事。所增加的内容，大都是民事法规。由于汉初法律制度大多沿袭秦制，因此九章律的基本精神仍在于“御奸”，在结构上也是以刑为主，兼蓄诸法。

3．《傍章律》

这是汉高祖时制定的有关宫廷礼仪方面的法规。汉高祖刘邦当上皇帝以后，深感文臣武将缺乏应对礼仪，懦生叔孙通奉命制定《傍章律》十八篇，主要是参照儒家的礼仪制度，集中规定了君臣朝请及各种官延礼制。《傍章律》是对《汉九章》的补充，与《九章律》并行。

汉高祖时期，除了萧何的《九章律》、叔孙通的《傍章律》，还命“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由此可见，汉高祖时期立法活动是比较频繁的，这就为汉朝的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

4．《越宫律》与《朝律》

《越宫律》与《朝律》是汉武帝时期制定的重要法规。《越宫律》是汉武帝即位后，命延尉张汤制定有关宫廷警卫方面的专门法规，共二十七篇《朝律》也称《朝会律》，是御史赵禹奉命制定的关于朝贺制度的专门法规，共六篇。

《九章律》、《傍章律》、《越宫律》《朝律》总计六十篇，统统称做汉律。这些基本法规构成了汉代成文法的主要内容。据史籍记载，至汉武帝时期，以这些基本法规为主体的汉律令已达三百五十九章，加上各种决事比，构成了汉朝法律极为庞杂的内容。

西汉初年及汉武帝时期的主要立法，形成汉代法律规范的主体框架，被之后汉代各朝所遵循。随着社会情况的变迁，各朝在不改变这些基本法律的前提下，不断颁布各种单行法规和法令，使汉律的内容越来越多，体系也越来越庞大。加上两汉时期不断积累增加各种判案成例，即“决事比”，使法令繁多，体系庞杂成为汉朝法律的显著特点。总括两汉四百年的立法活动，经历了由繁苛到简缓，再由简缓趋向繁苛的多次反复过程。

3. 古代中国如何立法 君主命令就是法律吗

中国历代立法指导思想和立法活动的演变陈建华（一）夏商朝的立法思想是神权法思想。神权法思想是从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发展而来的，人类进入第一个阶级社会以后，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被加上了阶级属性，成为神权法思想。夏朝统治者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受天命”，代表上天对人间进行统治；把他们对奴隶和平民的镇压和惩罚说成是“恭行天罚”。从夏朝开始，奴隶主就利用“天命”、“天罚”的神法权思想对奴隶进行欺骗，给他们的统治披上一层神秘的合法的外衣。商朝全部继承了夏朝的神权法思想，并且较夏朝更进一步，发展为一种典型的神权法思想。立法活动：1、禹刑。《左传》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它是指夏朝法律的总称，并不是指一部成文法典，大多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习俗陆续积累的习惯法，具体内容无可详考。2、汤刑。《左传》记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它是商代法律的总称，包括不成文的习惯法和国王发布的“誓”“诰”“命”等。誓侧重于出兵打仗前的盟誓，主要是发布军事命令或宣布军事纪律，大体相当于后来的军法。诰侧重于国王或者权臣对大臣、诸侯或者下属官吏发出的命令、指示或训诰。命是君主针对具体事情发布的命令。三者均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二）西周的立法指导思想是明德慎罚与以德配天以及亲亲与尊尊，具体到刑事立法指导思想就是“义行义杀”和“明德慎罚”。西周法律思想反映西周统治者立法思想的成熟与丰富，有利于政权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所谓“义行义杀”，就是针对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的情势，选择最适宜的刑罚手段来对付社会犯罪，反对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刑杀的方法。所谓“明德慎罚”，就是在对付社会犯罪问题上，要提倡德治，提倡伦理道德的强行灌输，以期在人们头脑中构筑预防犯罪的精神堤坝，有效地预防可能发生的犯罪。同时在镇压时，采取审慎的方针，即区分严重犯罪与一般犯罪的界限，对一般犯罪采取宽缓的原则；对严重犯罪才施以重刑。立法活动1、吕刑。周穆王为了革新政治，命司寇吕侯作“吕刑”。后因吕国改称甫，所以又称甫刑。它是西周中期很有代表性的法典，内容不可考，《尚书•吕刑》有所记载。吕刑论证了敬德于刑，以刑德教的重要性，反映了奴隶制法制的成熟状态，是在总结商和周前期法制建设经验基础上的重大发展，影响深远。2、九刑。两种含义，一为周朝初年制定的刑书；一为西周的刑罚，即墨、劓、剕、宫、大辟五刑加上赎、鞭、扑、流等刑罚，合起来称九刑。3、周公制礼。将夏、商两代礼制加以折中损益，加上周族自己的礼制，制定了通行全国的较为全面、系统化的周礼，即所谓礼典，规范调整西周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教育、婚姻、家庭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周礼是西周时期法律规范的重要形式之一。（三）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建立了封建性的国家，为了巩固从奴隶主手中夺取的政权，封建地主阶级采用法家思想作为他们的立法指导思想。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三方面：1．“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意思是说，取消按照血缘关系而规定的法律特权，取消按照爵位的有无和高低享有不同的待遇，除国君之外，不论是谁，只要违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论罪处罚。这样，开始打破奴隶制“刑不上大夫”的壁垒。2．“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意思是说，要制定成文法，并向百姓公布，是人人皆知法而有法可依。从而否定“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3．行刑，“重其轻者”。是指在定罪量刑时，加重对轻罪的刑罚。这样，轻罪就不致产生，重罪也就无从出现了。立法活动1、郑国“制刑书于鼎”。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鉴于当时社会关系得变化和旧礼制的破坏，率先制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这是打破奴隶主垄断法律的一种手段，打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局面。2、邓析“竹刑”。公元前502年，郑国大夫邓析自行修订郑国的法律，书于竹简之上，称为“竹刑”。它虽属私人作品，但是影响很大。邓析后因“私造刑法”有违“国家法制”，被执政驷歂处死，但他的竹刑仍在郑国流传并为国家所承认，从而成为官方的法律。3、、晋国铸刑鼎。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把前任执政范宣子所编刑书正式铸于鼎之上，公之于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4、《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共有6篇，《盗法》、《贼法》、《囚法》（又称《网法》）、《捕法》、《杂法》、《具法》。其中，将《盗法》和《贼法》放于法典之首，体现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它是战国时期法律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战国时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它的体例和内容为后世封建成文法典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从体例上看，它的六篇为秦汉所直接继承，成为秦律、汉律的主要篇目，魏晋以后最终形成了以《名例》为统率，以各篇为分则的完善的法典体例。5、商鞅变法。战国时期一次最为重要的社会改革。，在变法过程中，将《法经》改编为秦律，史称“改法为律”。法是指春秋中后期对法律规范的总称，由夏商西周时期的法律“刑”发展而来。要求把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提到更高的位置上来，改法为律即突出强调法律规范的普遍性、稳定性、必行性，使法律观念的又一进步，对秦朝法制统一有重要的意义。此后，中国古代的法典基本以律为名。（四）秦朝的法律指导思想仍然采用法家的思想，主要表现为：1．法令由一统。这一思想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全国实行统一的法律；第二层含义就是最高立法权属于皇帝。2．事皆决于法。秦朝专任刑罚，规定了各种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3．以刑杀为威。这一思想有三层含义：第一，法网严密；第二，严刑重罚；第三，滥施刑罚。立法活动秦朝法律制度的许多内容直接来源于商鞅变法期间以及商鞅变法以后秦国所确立的制度。秦统一后主要是颁布各种单行的法律法令，立法活动频繁，但没有制定一部大而全的统一法典。（五）汉朝的法律思想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汉初到文景帝时期采用黄老的无为而治作为统治思想，到了汉武帝之后确立了封建正统的儒家法律思想。后世封建王朝基本沿袭封建正统法律思想。1．汉初至文景时期汉初至文景时期以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为法治的指导思想。汉初，由于秦朝的苛政和连年战争，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统治者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息生养，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巩固刚刚建立的封建政权。这时，刘邦总结秦亡的教训，作为借鉴。刘邦手下陆贾根据黄老思想，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提出“道莫大于无为”。当时统治阶级从皇帝到丞相无不尊崇黄老思想。文景时期尤为显著。无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就是“轻徭薄赋”、“约法省刑”。结果，出现了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繁荣景象。2．汉武帝以后汉武帝以后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辅”。汉初社会政治经济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得到巩固，但汉初分封的诸侯王室力量也逐渐强大起来，同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土地兼并严重，加上匈奴不断入侵，最高统治者就亟需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寻求新的法制指导思想。汉武帝招贤纳士，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统”思想应对。他指出，要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首先要统一思想。进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儒术，是将儒家思想与阴阳家思想结合起来，使之神秘化。他指出，事件万物都分为阴和阳，德为阳，刑为阴，德主则刑辅。这也是总结秦朝“转任刑罚”的教训，提倡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辅以刑罚。这种刚柔并济的治国之道，是汉武帝行之有效的统治方法。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开端。立法活动1、“约法三章”与《九章律》。刘邦入咸阳后，宣布废秦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汉朝建立后，高祖命萧何参照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在《法经》的基础上，增加《户律》《兴律》《厩律》。它是汉朝的基本法律。2、汉律60篇。惠帝时，叔孙通为补充《九章律》所未涉及的官秩、仪品之制，编订《傍章律》18篇；武帝时张汤制定《越宫律》27篇，规范宫廷警卫等事项；赵禹制定《朝律》6篇，明定朝贺制度。以上四部分共60篇，汉律的框架基本形成。（六）唐朝初年立法指导思想同当时“安民立策”的总方针政策密切相关，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点：1．德本刑用。唐太宗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积极推行以教化为宗，刑罚为辅的政策。把“德礼”作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罚只是为保障推行“德礼”而设，二者相辅而行。2．法令简约。所谓简约，就是条文简明，使人易知。3．宽仁慎刑。所谓宽仁就是提倡用轻刑。所谓慎刑，就是对犯罪者处刑采取慎重的态度。立法活动1、《武德律》。为唐高祖武德年间制定颁布，是唐朝立法的开始，以隋朝《开皇律》为基础，没有太多变化。2、《贞观律》。唐太宗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全面修订法律，经过11年的时间，完成并正式颁布，共12篇，500条。构筑了唐律的基本框架，标志着唐代基本法典即告定型。3、《永徽律疏》。唐高宗以《武德律》和《贞观律》为蓝本，制定颁布《永徽律》，共12篇，500条。后长孙无忌又奉命制定律疏，对律文进行逐字逐句的解释，与律文具有同等的效力，附于律后合编一起，称为“永徽律疏”。它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但对主要原则和制度从历史上寻根溯源，说明其沿革，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依据。《永徽律疏》在元代以后被称为《唐律疏议》，它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具社会影响的代表性法典，集中体现了唐朝法律空前发达的盛况。（七）宋代立法指导思想宋王朝统治时期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部曲转化为佃农，摆脱地主的私属地位，跻身为国家编户。宋初统治者为适应这一变化，总结了唐末五代“君弱臣强”导致变乱的教训，确立中央集权的基本国策，加强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和统治。宋代统治者针对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不断，确立了重惩“贼盗”的法制指导思想。主张采用重法，使用酷刑严厉镇压“贼盗”犯罪，所谓“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就说明了这一点。立法活动1、《宋刑统》的制定。在内容上沿袭《唐律疏议》，但在各篇下分214们，并且律后附有唐中期以后到宋初到敕、令、格、式。2、编敕活动。宋代自太祖制定四卷本《建隆新编敕》后，凡新帝即位或每次改元都有编敕。3、编例活动。宋代也很重视编纂条例和断例工作，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神宗变法期间首颁《熙宁法寺断例》，南宋时期高宗颁布《绍兴刑名断例》等。北宋哲宗首颁“权宜指挥”，至南宋中期指挥已达数万件之多，其法律地位也日趋重要。（八）元代立法指导思想一是“参照唐宋之制”，“附会汉法”；二是沿用本民族习惯法。立法活动1、《至元新格》的制定，成为元代立国后第一部成文法典汇编。2、《风宪宏纲》与《元典章》。分别制定与元仁宗时期与元英宗时期。3、《大元通制》。以《风宪宏纲》为基础，修订了元代较为完备的成文法典《大元通制》，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元代法制状况。（九）明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为了维持政治、经济不遭受严重的破坏，君主专制统治更加强化，并发展到极端化的程序。这一时期的立法指导思想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确立的，对整个明朝的立法活动都有深刻的影响。1．重典治乱世。具体体现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两方面。朱元璋认为，国家的稳定，首先取决于封建国家能否实行对于各级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试图通过重典治吏，来达到更好的治民、治国，强化中央集权。2．礼刑并用。朱元璋也从历史中意识到，一味强调镇压，仅靠严刑峻法，虽可以取得一时之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主张礼法并用，将礼的预防犯罪的职能同法的镇压的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坚持严刑酷法，又强调德礼教化，儒法结合，礼刑并用。3．加强法制宣传。朱元璋将立法与法制宣传结合起来，要求老百姓知晓法律是如何规定的，用实际案例来教育老百姓。立法活动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初年开始编修，洪武30年完成并颁布于天下的法典，共七篇30卷，460条，一改传统的刑律体系，更为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篇格局。《大明律》是有明一代大法，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不仅本朝终世奉守不变，历代也无敢轻改。2、《明大诰》。朱元璋在修订《大明律》的同时，为防止“法外遗奸”，亲自督导编制了《大诰》四编。主要内容是为惩治臣民各种典型犯罪的案例及朱元璋发布的训词诫令，是明朝具有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法令汇编，充分体现了“重典治世”的思想。3、《问刑条例》。条例是明律以外的单行法规，一般简称“例”。通常来自于司法审判的典型案例，司法机关根据该案例拟定条文，经皇帝批准颁布，成为可以普遍适用的法律形式。明孝宗弘治年间，刑部删订《问刑条例》，使之成为正式法律，还将律例合编，例为附注，称《大明律集解附例》，影响了清朝。（十）清初“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的立法思想。清朝统治者从关外时期起，就重视借鉴明代法制的得失，尤其到皇太极时，已从实践中认识到吸收明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性，因而形成了“参汉酌金”的立法原则。“参汉”，就是吸收明代的法制；“酌金”，则是有条件地援用女真族的习惯法。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开始将明律为代表的汉族封建法律意识与原则吸收到有关的法律、法令中。在汉官的建议下，清代法制建设将“详译明律，参以国制”作为基本的立法指导思想。立法活动1、《大清律例》。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是清朝较为完整、严密的定型大法，它与《大明律》的体系结构基本相同。2、则例。则例是清代最重要的法律形式，分为条例、则例、事例、成例等。则例指清朝针对中央各部门的职责、事规程而制定的基本规则，是规范各部院政务活动、保障其正常运转的行政规则。可以视为清政府的行政法规，自康熙朝开始制定，分为一般则例和特别则例。

4. 德云社陶阳斩萧何唱词

陶阳《斩萧何》所有唱词：
1、小韩信在生前，把军法修好，天丧巨才，萧何我暗自悲嚎。韩夫人献此书功绩显要，国有律，军有法，三齐王定能够将功补过美名标，再悼亡魂复沉星重上九霄。
2、汉萧何怎能够尸禄害政，法不全，政不安，枉做朝臣。今得书献吕后治军有本。看起来盖棺定论的小韩信，又能够重建宗庙，追封为栋梁臣。撩袍端带我把坟茔进。萧何从此也安心。
3、韩信奇才世人敬，萧何从不错看人。烟消云散当庆幸。三生有幸，会故人。
4、我不尊法法无尊，怎服民心天下人。
5、我流泪眼看你流泪眼，断肠人我们心相连。你为你夫了夙愿，我为立法治江山。韩信投我共扶汉，云龙风虎迂良贤。萧何三次曾保荐，满朝文武齐集登台拜帅。他是旗开得胜，扫灭项羽在九里山。常言道革固则裂木坚更易断。为人者刚强自负弓满定折弦。三齐王在未央宫中死得惨。我装聋作哑，冷眼旁观。吕后娘娘她她她夺回兵权。怎不学小范蠡飞遁离俗人走远。怎不学小张良聪慧非凡。今日我一死无遗憾，我不伏法怎能立法。军法国律扫威严。愁只愁在九泉之下，我愧对韩信面，我满颜羞惭。
6、择良辰吕后催我速就范，落的个亡戟得矛她两周全。千万离去速走远，她耿耿于怀记心间。我枉活了半百眼力太浅，还不如韩信年方三十三。坟前我把世人劝，王法条条不容宽。

5. 萧何和曹参与黄老之术的关系

黄老治术是属于假托黄帝时期的政治清明以及崇尚道家思想中的清净俭约作为西汉初的政策方针

西汉帝国建制初经过三年反秦战争一年的楚汉相争之后，原本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农业人口大量流失，当时西汉丞相萧何为了让流失人口快速回到原有工作岗位上以及减少多余的政策支出和浪费，制定出“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清静俭约”三大政策方针作为西汉帝国建制初年的政府政策大纲。以道家的清静俭约作为官员以身作则奉行的圭臬，以无为的政策推行方法取代有为的积极实行。

曹参是继萧何后的汉代第二位相国。早年随汉高祖刘邦起兵，史载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掠地，功最多，宜第一。”，萧何于临终前向汉惠帝刘盈举荐其为汉相。其在位期间，整天痛饮美酒，大块吃肉，清静无为，继续执行萧何留下的政策，不予改变。惠帝甚异之，问他为什么如此，曹参问说：“皇上跟先帝谁比较圣明？”皇帝说：“我怎么敢跟先帝比。”曹参又问说：“我跟萧何谁较贤能？”皇帝说：“君似不及也。”曹参接着说：“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时人歌颂：“萧何为法，顜若划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史称萧规曹随。

6. 汉初主要的立法活动有哪些

1、刘邦：《约法三章》 2、萧何：《九章律》 3、叔孙通：《傍章律》 《九章律》是萧何在秦律六篇的基础上增加了《户律》《兴律》《厩 这就是汉律60篇，大致奠定汉律的规模。

7. 汉朝廷尉的立法指导思想

法制思想
1、初期实行"与民休息"、"宽省刑罚"的政策。崇尚黄老之术，提倡"清静无为"；
2、汉武帝后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实行"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

8. 中国古代都有哪些著名酒鬼

朋友之中有酒鬼乎？非也！朱古力、文时特、小乔、田幺，皆酒虫也。不信？试看下文——
1.孔融
孔融让梨的故事人人都知道，可是孔融是个酒鬼的事知道的人就不多了。话说汉朝以前，酒是随便喝的，直到刘邦开国後，萧何立法禁酒，此後，历朝历代每到收成不好的时候，就开始禁酒来节省粮食。不禁酒的时候，大家都随便放开了喝，也看不出谁是酒鬼。可是这禁酒令一颁发，别人都不喝了，唯独酒鬼还在那喝，就显得鹤立鸡群了。曹操这个人一直有点粮食恐慌症，这可能是他平生断人粮道留下的後遗症。一到粮食缺乏的时候，曹操就会颁发禁酒令。一般人这个时候再怎麽想喝，也得收敛一下，可是孔融不这样，他直接上书给曹操，文采飞扬地写了好大一段。孔融这个人文采不错，可是打仗和治理州郡都不在行，这可能是他整天喝酒没时间管事造成的。孔融不但自己喝，还喜欢聚众喝，经常感叹说：“要是天天有人来陪我喝酒，我就没什麽心烦的了。”孔融整天醉醺醺的，当然治理不好州郡。而且孔融喝完酒还喜欢乱说话，嘴巴又毒。曹操打下邺城，把大美女甄氏赏给儿子曹丕。结果孔融喝了两杯以後又说话了，说过去我一直不知道周武王灭纣以後怎麽处理的妲己，今天可算明白了，原来是赐给他儿子周公了啊。孔融嘴巴毒，终於惹火了曹操，把孔融全家都杀掉了。孔融死的时候感叹说：“言多令事败啊！”可见他一直没明白，要不是喝酒太多嘴巴不受脑神经控制，怎麽能说那麽多胡话呢？！
2.郑泉
人们普遍认为北方人的酒量比南方人要好上一些，不过三国时代的酒鬼，北方有孔融，南方却有一个更胜他一筹的，那个人就是吴国人——郑泉。
郑泉，人称“酒中奇人”。他平生最大的心愿是：“愿得美酒五百斛船，以四时甘脆置两头，反覆没饮，惫即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减，随即益之，不亦快乐！”
郑泉老兄希望自己有一艘装载著五百斛美酒的船，船的两边都放著最喜欢的下酒菜，自己随时随地可以放怀畅饮，而且这些酒还不会减少，喝一斗补一斗，喝一升添一升，自动给他加满，永远保持五百斛的最佳状态。
郑泉先生喝了一辈子酒还是觉得没够，临死之前反复叮嘱家人：“必葬我陶家之侧，庶百年後化而为土，幸见取为酒壶，实获我心矣。”他活著的时候天天喝酒还不算，还期盼死後屍骨化成泥土，能够幸运的被制作成酒壶，永永远远泡在酒裏，生生死死与酒永不分离！他对酒的执著真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如果生活在现在，郑泉的遗言一定是：我火化以後也不用买盒子装了，直接和上黄泥制成酒壶就完了！
3.陶渊明
陶渊明平生好酒，最喜欢把别人拉到自己家裏喝酒，一旦自己先喝醉了，就说：“我醉欲眠卿可去。”意思是“我喝多了要睡觉去了，您请自便吧。”
相传，陶渊明弃官後隐居於庐山下，每日自耕自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地而食，凿井而饮，过著悠闲的田园生活。这个时候陶渊明新娶了夫人翟氏，翟氏种田是把好手，粮食年年丰收，因此陶渊明又有酒可喝了，每到闲暇时，他就和一帮朋友到两裏以外的庐山南麓虎爪崖下饮酒作乐。崖下有一条名为醒泉的溪涧，涧中横卧著一块巨大的黑褐色花岗巖石，高约 3米，长约 6米，宽约 4米，石面平滑，是一个天然的大酒桌。陶渊明和朋友们每次都坐在这裏饮酒作诗，一同取乐。他每饮必醉，每醉必赋诗文，醉倒後便挥手对同伴说：“我醉欲眠，卿且去！”说完就睡倒在石上。日复一日，这块石头的中间竟然凹了下去，留下了枕痕。於是，这块石头就被命名为“醉石”。
陶渊明一辈子喝酒太多，自己没什麽事，可五个儿子却都有些呆傻，有人说可能是陶渊明喝酒留下的後遗症，其实，是他老人家不懂“十毒之害”，酒後排遣，图一时之快播下的恶果！
他的《责子》一诗是这样写的：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艺。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天运茍如此，且进杯中物。
从诗裏可以看出，陶渊明十三岁的儿子还不识数，九岁的只知道吃，可是他老先生还不赶快戒酒，还来了句：“天命就是这样，我还是继续喝吧！”唉，真是可惜可悲，一个文学世家就这麽被酒给毁了。
4.刘伶
杜康造酒刘伶醉，谈酒鬼就不能不谈刘伶。刘伶是安徽人，“竹林七贤”之一，崇尚的是老庄思想，讲究的是无为而治。刘伶这个人个子比较矮，还不到一米六，加上长相比较对不起观众，因此从小不爱和别人来往，直到遇上另一个大酒鬼阮籍，还有“竹林七贤”的另外几位，才一见如故，开始了吃喝玩乐，饮酒赋诗的生涯。
刘伶经常坐著鹿车，车上放著酒，车走到哪裏就喝到哪裏，後面还跟著一个人扛把铁鍁，职责是等刘伶喝死的时候把他埋了。这个坐车喝酒虽然招摇，但是还比不上他自己在家喝酒来得痛快。刘伶最喜欢脱光衣服，一边喝酒一边裸奔，反正是自己家裏，别人也管不著，有一次被人看到了，这帮人就嘲笑他没正经。结果刘伶把老庄的语录活学活用得很好，直接来了一句：“天地才是我的房子，这个屋子不过是我的衣裤，你们没事干往我裤子裏鉆干什麽？！”诸君看看，是不是有点像“邪子”？！
别人管不了他，也说不过他，刘伶的老婆看不下去，把他的酒坛酒缸全砸了，逼他戒酒，刘伶总喝酒身子不好，打不过老婆。眼珠一转有了主意，说：“那好吧，我答应戒酒，你买点酒肉，请乡亲们过来，我当众宣布戒酒。”老婆高高兴兴买了酒肉回来。刘伶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开始喝酒吃肉，不一会又醉过去了。
刘伶老先生活著声名不响，死後成了名人，有人赞扬他：“一生浑是醉，万古复何悲。”世人爱酒，也许是现实过於残酷，所以，只有酒中才有乐土吧。可是一醉纵能无悲，醒了又怎麽办？
5.阮籍
阮籍和刘伶是一对大酒鬼，他是河南人，和安徽人刘伶是邻居，不过阮籍比刘伶帅得多，容貌伟杰，志气宏放。简单来说就是很有男子汉气概，和小瘦猴刘伶完全不同。阮籍和刘伶交情好，一是因为都爱酒，二是因为都崇尚庄子，而且阮籍中气十足，善於仰天长啸，还能弹琴，诗写得也不错。不过当时也没几个人夸他，因为他不顾礼法。一提到礼法，每个人都想到封建，其实每个年代都有礼法，直白点就是所谓的潜规则，大家都不这麽干，你偏偏这麽干，那麽大家只能说你另类，或者干脆就是有点痴了。阮籍干过的痴事实在不少，有些是很可爱的，比如说他听说步兵营的地窖裏有美酒三百桶，就主动申请去当步兵校尉，其实去了以後就是每天喝酒，喝完酒擦擦嘴就走人了，因此大家都称他为阮步兵。
上面这些事都显得阮籍直爽可爱，下面这几件就显得有点怪了。
阮籍家附近有个“美女酒店”，老板娘是远近闻名的大美女，阮籍没事干就去喝酒，喝完还不走，老板娘坐在哪裏，他就往身边一躺，倒头就睡。可能男主人知道阮籍这人不是色狼，何况他整天都来消费，居然也不赶他走。当然也可能是阮籍身体强壮又是国家干部，要是换成刘伶敢这样，肯定直接拎著脖领子丢到街上去了。
阮籍也和刘伶一样，喜欢坐车喝酒，走到哪裏算哪裏，喝到感情上来了就下车大哭，一次走到楚汉交战的地方名叫广武山的，说出了一句千古名言：“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阮籍虽然狂放，却也很讲究策略，他知道司马昭心狠手辣，很少去忤逆他，还执笔写过《劝进文》，劝司马昭自封晋公。因此司马昭对他很维护，尽管阮籍当官不做事，又不遵礼法，仍然安安稳稳的得享天年，做了个快乐的酒鬼。
6.王绩
说王绩是谁，可能又没几个人知道；说到“五斗先生”，可能有点文化的酒鬼都能知道了。不过现在的酒度数太高，酒鬼们喝完了酒连话都说不利索，更别说赋诗了。喝的时间越长，脑子裏东西越少，再过几年，可能连王绩这样的酒界天王级人物也淹没在风尘中了。
王绩，字无功，自号“东臯子”、“五斗先生”，唐朝山西人。王绩的五言诗非常出名，被後世公认为是五言律诗的奠基人。而且王绩颇为博学，他善於弹琴，曾经改编琴曲《山水操》，还会占卜算卦。是个很全面发展的酒鬼。
隋炀帝大业年间选拔人才，他被选中，但是不想在朝廷做官，就要求做六合县丞。结果在任职期间，他除了喝酒什麽也不干，因此被弹劾解职。王绩心宽得很，他想，反正自己当官也不为民做主，不然就干脆回家卖红薯吧。可是就这麽回去挺丢人的，他就叹息说：“到处是罗网，还是回家安心。”於是大家都认为王绩这个人有个性，不愿意当官。
王绩除了喝酒，就是读书，不过，他读书就只读那麽几本：《周易》、《老子》、《庄子》等。其他的书都不怎麽读，好像这个庄子简直是酒鬼们的精神寄托，人人都崇尚庄子。不想读书的时候，王绩就出门游历，他曾游历过北山东臯，自称是“东臯子”，他学老子骑著青牛四处游荡，遇有酒店，就进去喝上几天。只要有人请他喝酒，他不管请客的是谁，都去赴席。他的老朋友杜之松请他去讲礼法。他说：“礼法就是糟粕，去你家讲礼法又不能喝酒，那不是憋死了我，我可不去。”
隋朝灭亡了，朝廷征召前朝官员，王绩以原官待诏门下省。按照惯例，每天供良酒三升。王绩的弟弟王静想，大哥不是不喜欢当官吗，怎麽这个待诏干了这麽长时间，不符合他的性格啊，就问王绩：“待诏是不是很快乐啊？”结果王绩回答说：“挣钱少，又寂寞，要不是有这每天三升酒，我早就撂挑子走人了。”上司陈叔达听说这个事，就把三升给他加到一斗。这回王绩不说话了，每天闷头喝酒，大家都很佩服他对酒的执著，就叫他“斗酒学士”。
王绩对阮籍的作风一直很仰慕，他听说太乐署的焦革善於酿酒，就申请去做太乐丞，每天大饱酒福。焦革死了，王绩也把制酒法学到手了，不仅此後喝酒能自给自足，还写成《酒经》、《酒谱》两本书，不过让酒鬼们失望的是，今天这两本书都已经失传了。
王绩家东南面有块巨大的石头，他把石头弄碎，用石头建立了杜康祠，还把经常给他酒喝的老师焦革也供在庙裏。王绩出名的诗文都带一股酒气，包括《醉乡记》、《五斗先生传》、《酒赋》、《独酌》、《醉後》。当时名流李淳风赞他是“酒家南董”。南董是春秋时期齐史官南史﹑晋史官董狐的合称，皆以直笔不讳著称，南董指忠於史实的优秀史官。王绩对酒绝对忠实，“酒家南董”四字，王绩当之无愧。
7.毕卓
晋朝是个酒鬼辈出的年代，为什麽呢？并不是晋朝人特别能喝，而是晋朝的士族制度能够让这些出身不错的酒鬼爬到官位上，一个当官的酒鬼总是容易比穷棒子酒鬼更容易写进传记的。穷人好酒那叫颓废，可是官员好酒那就得叫做风雅。毕卓就是一个例子，要说毕卓没有才华，那显然不是，可是要说毕卓这样的人当上官能够顾及百姓，那根本就是胡扯了。
毕卓出身士族，在西晋混了个吏部的郎官干。可是毕卓对坐在办公桌前统计枯燥的数字毫无兴趣，他唯一乐於投身的事业就是喝酒，因为喝酒耽误公事那是常事。他公开宣布自己的人生理想是“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因为这一句话，毕卓就成了名人，後人喝酒的时候想起毕卓，吃蟹子的时候也想起毕卓，坐著小船喝酒吃蟹，也成了不少人心目中的极乐境界。毕卓更是被卖螃蟹的人尊称为“蟹神”。
毕卓作吏部郎的时候，一个邻居酿了酒，他居然晚上跑去偷喝，喝得正高兴，让人家家丁抓了个现行。因为天太黑，邻居看不清他的脸，就把他一绳子捆在那裏，毕卓毕竟是做贼，也就没好意思出声。到了天亮，邻居一看，可了不得了，这偷酒的不是毕郎官吗，赶紧把他给放了，连声道歉，毕卓倒是很潇洒，哈哈大笑说：“让我闻了一夜的酒香，多谢了，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就让我打点酒回去喝吧。”邻居一听，赶忙说：“那怎麽好意思，您就在这喝就行了，我给您准备点下酒菜。”毕卓高兴得不行，就在酒缸边上喝了个够，一直喝到趴在缸边起不来。至今民间还有“甕边醉倒毕吏部，马上扶归李太白”的劝酒对联。其实按我的估计，毕卓没少去人家偷酒喝，邻居不好意思说他，就采用了半夜鸡叫裏大家收拾周扒皮的方法，假装看不清脸，让他受点教训，可没想到毕大酒鬼脸皮超级无敌厚，不光不脸红，还明目张胆地喝了不少酒去。碰上这样的滚刀肉，那是谁也没办法了。
毕卓的诗文基本上没有流传下来，但是他有一句话倒是非常出名，那就是：“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不少武侠小说裏都喜欢引用这句话。大画家齐白石很崇拜毕卓，曾经画了一幅《毕卓盗酒》图，并题：“宰相归田，囊中无钱。宁可为盗，不肯伤廉。”毕卓盗酒也成了民间故事之一。
8.怀素
杜甫有《饮中八仙歌》，其中有一句叫做“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张旭能列入饮中八仙，那也是了不得的发达酒鬼了，可是张旭的草书和怀素的草书并称“颠张醉素”，也就是说张旭先生的酒鬼级别只到了颠的地步，而怀素已经到了一日九醉的地步，当别人问他们为什麽能把书法练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张旭答：“用心。”怀素用行动回答了他们——那就是喝酒。
怀素是个和尚，可是这个和尚从来不坐禅，终日裏只是吃肉、醉酒、云游、草书。怀素一辈子都在做这四件事，就连睡觉，那也是因为喝醉酒才睡的。怀素是湖南人，从小就出家当了和尚。怀素颇好书法，人们很少能够听到他的念佛声，却经常看到他在井裏洗墨。既不念经，又污染大家的水源，这样的和尚很快就被开除了。
怀素回到家中，开始练习书法，怀素喜欢写草书，须臾之间能纵横挥洒千万张，对於没有收入的他，购买纸张实在是一大经济负担。可是怀素毕竟是怀素，办法多得很，他在自己的居处附近，种上了一万多株芭蕉。芭蕉叶子又大又宽，就像一张宽大的宣纸，既可以放开手脚，任意挥洒，又可以反复书写。饿了还有芭蕉可以当饭吃。除了芭蕉叶以外，怀素还用漆盤、漆板代替纸张，终於把盤板写穿，笔也写秃了，怀素把这些东西埋在一起，名为“笔冢”。
书法练成了，怀素的酒钱也有了著落，想请他写字，就要请他喝酒，只要喝出感觉，立刻就能一挥而就，一个好酒的和尚书法家，当然是炒作的对象，於是酒的作用被炒得神乎其神，怀素也成了飘飘欲仙的神人了。怀素自称“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家名门，纷纷置办上好的酒席，请怀素到自己家中热情款待。怀素别无他求，也不用什麽下酒菜，几杯酒一下肚，兴致勃发。顷刻之间，那家的屏风便写满了挥洒的草书。
怀素终於领悟了书法的至理，成为狂草的代表人物，醉僧怀素，也因此在书坛和酒坛名垂千古。据说，怀素有个习惯，就是喝醉後在别人衣服上写字。於是不少人为了得到他的墨宝，看见他喝酒就穿上白袍站在他面前冒充屏风，往往就得到了他的手书，比现在找明星签名可是方便得多了。
看来，这是文子我可以效仿的路径哦！
9.李白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在历史上，李白被称为酒仙，这并不是李白的酒量有多大，而是李白的诗歌太过出名。李白是甘肃人，也有人考证说他出生在吉尔吉斯斯坦。不过不管他出生在哪裏，他是个中国人是毫无疑问的。
李白喝起酒来谁都不放在眼裏，敢让高力士给他脱靴。不过李白不是那种一味喝酒的刘伶、毕卓之辈，他一直很想当官来实现自己的抱负，於是他就给两个官员各写了一封自荐信，凭他的文采，想夸别人当然是不费吹灰之力，他给安州裴长史的自荐信中有这麽几句：故时人歌曰：“宾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门。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须驱马埒华轩。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声於天壤之间，岂不由重诺好贤，谦以得也？”在给另一位官员韩荆州的自荐信中，李白写道：“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要说这两位官员够幸运，诗仙都来拍自己的马屁，可是这两位也知道自己是块什麽料，认定李白这是讽刺。韩荆州还好，裴长史直接定了李白一个诽谤。李白一怒之下进京，东游西逛十几年，终於闯出了名声，被唐玄宗破格录取为翰林。可是这份工作名义好听，实际就是做诗供皇帝取乐的，李白索性每天大醉，狂态毕露，终於被炒了鱿鱼，回归了平民身份。
官场黑暗是李白的不幸，却是後世的大幸，李白此後纵横於诗坛酒海，有联赞曰：”嬉笑悲歌怒骂，诗仙剑侠酒狂。“
余光中先生的一首诗很好地概括了李白——
酒入豪肠
七分酿成了月光
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9. 《史记·曹相国世家》的探究题（关于曹参萧何）

1、萧规曹随。
2、萧何此人有谋略，刘邦争天下，全是靠萧何在大后方供应军粮、补充人员。所以，刘邦得天下后，认为萧何虽无一箭之功，但是功劳却是最大的一个。他做丞相后，为稳定和维护刘氏天下，更是不遗余力。诛杀韩信他也参与，对于韩信而言，真是成也萧何败萧何。但这无可厚非。
3、曹参的做法可能有人认为是安于现状，甚至是无能。但是，西汉建立不久，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而不是扰民。治大国如烹小鲜，曹参在这方面留下了一个很好的经验。对于曹参的做法，应该给予高度评价，如果没有曹参继续与民休息的政策，西汉就很难走向强盛。

10. 杀韩信、杀英布的刘邦，为什么唯独放过了萧何

作为汉朝的皇帝，刘邦杀韩信，有杀韩信的原因;斩英布，有斩英布的理由;放过萧何，自然也有放过萧何的依据。

对待古人，后人们常常有一些误解，以为刘邦功成名就，就要杀尽那些功臣，然后刘姓一家独大，其实这是天大的误会。

后来，刘邦在外平叛的过程中，又十分突然地将萧何由丞相重用为相国，加封食邑，安排专门的卫队给他护卫，萧何知道刘邦又不放心自己了，不但推辞封赏，还捐出家产，作为军费，刘邦欣然笑纳。

为了消除刘邦的戒心，本来公正立法的萧何，甚至低价强买民田、民宅，还放高利贷，自损形象，让刘邦安心。

萧何为了让刘邦放过自己，也实在是殚精竭虑，煞费心机。让刘邦“独独放过”，确实也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