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单独立法
A. 国际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吗
国际商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
国际商法是调整国际商事关系的统一实体规范和争端解决程序规范的总称 ,具有自身的调整对 象和调整方法 ,而且已经形成颇具规模的体系 .因此 ,国际商法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国际法部门 .西方国家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基本确立了国际商法学的独立法学部门地位 .在我国 ,将国际商法学作为广义国际 经济法学的一部分是在目前条件不成熟时的可采之策 . 关键词 : 国际商法 法律部门 国际商法学 法学部门
21 世纪 ,我国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方面将发挥更为重要 , 更加积极和更富建设性的作用 ,我国企业将
更为全面和深入地从事各种国际商事交易 ,展开国际竞争 .这种涉外经济发展态势对国际商法的实践和 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 . 但遗憾的是 ,迄今为止我国学界对国际商法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国际商法一直没有被作为一个独 立或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来对待 ,国际商法的宏观和整体研究成果十分匮乏 ,甚至对国际商法的定义也没 有明确一致的认识 .有鉴于此 ,笔者拟对国际商法和国际商法学进行初步探讨 ,以期抛砖引玉 . 本文首先界定国际商法的定义 ,进而依据部门法的划分标准论证国际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最 后阐明国际商法学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这一客观事实 ,并建议我国法学界确认国际 商法学的独立法学部门的地位 .
一, 国际商法的定义
我国学者对国际商法 ( Internatio nal Co mmercial Law , Internatio nal Business Law or Internatio nal Trade Law ) 这一概念的理解并不一致 .有学者认为 ,国际商法是调整国际商事交易和国际商事组织的各 种法律规范的总称 ,其渊源包括国际条约 , 国际惯例和国内法 ,其范围主要包括代理法 , 合伙企业法 , 公司
① 法, 外商投资企业法 , 合同法 , 买卖法 , 产品责任法 , 票据法和国际商事仲裁法 . 也有学者认为 , 国际商法
是调整国际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其渊源包括国际商事条约 , 国际商事惯例和国内法 ,其范围主要 包括合同法 , 代理法 , 买卖法 , 产品责任法 , 海上货物运输法 , 海上保险法 , 票据法 , 商事组织法 , 工业产权法
② 和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程序法 . 上述两种定义基本相同 ,而且都将国内法作为国际商法的渊源之一 , 只是
在范围上有所不同 . 笔者从实在法和统一法的观念出发 ,主张国际商法是调整国际商事关系的统一实体规范和争端解决 程序规范的总称 .这里 ,需要作几点解释 : 第一 ,国际商法是实在法 ,是以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为渊源并为 法院和仲裁机构在解决国际商事争议时所适用的法律 ,而不是存在于理论形态的比较法 .第二 ,国际商法 ·36 ·
国际商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 —— — 兼谈国际商法学是独立的法学部门 是统一私法 ,是独立于国内民商法 , 专门而且统一适用于国际商事关系的法律 ; 国内民商法 , 国内经济法和 国际经济法不属于国际商法的范围 .第三 ,从范围上看 ,国际商法包括国际商事代理法 , 国际商事合同通 则, 国际货物买卖法 , 国际货物运输法 , 国际货物运输保险法 , 国际支付法 , 国际借贷法 , 国际融资租赁法 , 国际投资合同法 , 国际担保法 ,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法 , 国际知识产权交易法 , 国际民事诉讼法及国际商事仲 裁法 .将上述领域的法律规范纳入国际商法的范围 ,是因为在这些领域存在统一的国际商事惯例或公约 ; 而在公司法等领域 ,由于不存在统一的国际商事惯例或公约 ,因而不属于国际商法的范畴 .
二, 国际商法是一个法律部门
一般认为 ,判断一类法律规范是否从整体上构成一个法律部门 ,需要考察这类法律规范是否有自身的 ③ 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 . 调整对象是指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 ,包括政治关系 , 经济关系 , 家庭关系 ,等等 , 它决定着法律规范的性质 .法律的调整方法 ,指法律调整特定社会关系的特定方式 ,如刑罚制裁或民事责 任的方式 , 直接调整和间接调整的方式 .调整对象作为部门法的划分标准 ,显得过于宽泛 ,往往需结合调 整方法才能较清楚地解决部门法的划分问题 . 如果一类法律规范 ,运用自身特定的方法对特定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并达到一定程度 ,以致形成了系统 的具备一定规模的体系 ,则该类法律规范就可以成为一个法律部门 . 以下我们依次考察国际商法的调整对象 , 调整方法和规模体系 ,从而就国际商法是否构成一个独立的 法律部门作出判断 . ( 一) 国际商法具有自身的调整对象 —— — 国际商事关系 第一 ,国际商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 "商事关系"即平等商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 .平等主体指自然 , 人, 法人和非法人企业 ,财产关系包括商事代理关系 , 物权关系 , 知识产权关系和债权关系 .婚姻家庭 , 收 养和继承等民事关系不属于国际商法所调整的商事关系的范围 .以商事关系作为调整对象 ,决定了国际 商法的私法性质 ,从而将国际商法与国际公法和国内公法区别开来 .第二 ,国际商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一 种具有国际因素的商事关系 .国际商法调整的商事关系具有国际因素 , 即商事关系的主体 , 客体或内容 至少有一项具有国际因素 .商事交易的主体 ,如果一方 , 双方或多方具有不同国籍 ,或其住所 , 营业所位于 不同的国家 ,即为主体具有国际因素 ; 主体不具有国际因素 ,但商事关系所指向的标的位于另一国家或产 生, 变更或消灭商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另一国家 ,也可认为具有国际因素 .以具备国际因素的商事关 系作为调整对象 ,决定了国际商法必然与国内民商法有所不同 .第三 ,国际商法所调整的国际商事关系虽 然可以说是一种经济关系 ,但却不同于国际经济管理关系 .从大陆法系的法律用语来看 ,平等主体之间的 经济关系 ,在法律上的标准术语是 "民商事关系"而非 , "经济关系"而国内经济管理关系和国际经济管理 ; 关系 ,在法律上的标准术语才是 "经济关系" .因而 ,在注重法律部门和法律学科划分的大陆法系国家 ,商 法和经济法 , 国际商法和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不能因为 "经济关系" 这一关键词而合而为一 ,而是由于采 取了 "商事关系" "经济关系" 与 的不同表达而泾渭分明 .我国近代以来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 ,而且在 20 世 纪 80 年代后在国内法上也区分了经济关系和商事关系 ,因而在国际法上区分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商事关 系也势在必然 .而区分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商事关系 ,也就意味着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商法具有不同的调 整对象 ,因而属于不同性质的法律部门 . ( 二) 国际商法的调整方法是直接调整方法 国际私法以国际民商事关系作为调整对象 ,也就是说 ,它与国际商法均调整国际商事关系 ,但由于两 类法律规范的调整方法不同 ,故它们的法律性质也是不同的 . 国际私法的核心规范是冲突规范 ,冲突规范的作用在于确定国际民商事关系所适用的国内法 ,冲突规 范本身并不直接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主体的实体权利和义务 .显然 ,国际私法是一种特殊规范 ,它所运用 的调整方法是一种间接调整方法 .国际商法是直接适用于国际商事关系的实体法 ,它直接规定国际商事 主体在国际商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 ,所运用的是一种直接调整方法 . ·37 ·
法 商 研 究
2005 年第 2 期 ( 总第 106 期)
调整方法的不同 ,使得国际商法与国际私法区别开来 . ( 三) 从国际商法的产生和发展看 ,国际商法已成为一个具备规模的法律体系 国际商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产生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 ,其标志是 1919 年国际商会的成 立 .从 19 世纪末开始 ,直接规定国际商事交易关系中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条约和习惯便应运而生并逐渐发 展 .国际商事统一公约首先在知识产权领域产生 , 具体成果为 1883 年的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和 1886 年的 《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1896 年国际海事委员会成立 ,总部设于比利时的安特卫普 , . 由各会员国的国内海事委员会和一些个人会员组成 ,致力于海事私法的统一 .此外 ,国际法协会也把制定 统一私法作为其宗旨之一 .1919 年 ,国际商会成立 .该组织总部设在巴黎 ,由国际商业组织和企业组成 , 并在众多国家成立分会 ,主要从事贸易与银行惯例的编纂和研究工作 .国际商法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 ,反 映了世界市场得以形成这一客观现实的需要 .伴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将 世界市场瓜分完毕 .国际货物买卖 , 国际直接投资 , 国际借贷交易空前频繁 ,这使得运用冲突法解决法律 纠纷方法的弊端充分显现 ,也促使了国际意识的复归 .一方面 ,商人们推动各自的政府制订统一公约进行 协调 ; 另一方面 ,商人们也开始有意识地通过自己的机构来编纂自发形成的惯例 .国际商会的成立是商人 们国际意识复归和商人们要求制订国际商事统一法的集中体现 . 在 20 世纪 ,国际商事实体法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以国际商事公约 , 国际商事惯例 , 普遍性格式合同为 渊源的国际商事实体法已形成体系 ,涵盖了国际商事交易的许多重要领域 .在国际公约方面 ,国际统一私 法协会 , 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和国际海事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国际代理 , 国际货物买卖 , 国际货物运输 , 国际支 ④ 付, 国际融资租赁的一系列公约 . 以国际惯例而言 ,国际商会 ,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和其他机构制定了多种 国际惯例 ,涵盖贸易术语 , , 托收 信用证 , 国际商事合同的一般规则 , 海上保险条款 , 国际保理 , 国际特许经 ⑤ 营等领域 . 在 21 世纪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 , 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和国际海事委员会 , 国际商会的立法活动 更为积极 ,这也预示着国际商法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 总之 ,国际商法具有自身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 ,而且经过百余年的发展 ,已经形成颇具规模的体系 , 无疑应属一个独立的国际法部门 .
三, 国际商法学是独立的法学部门
法律部门的产生必然要求对应的法律学科 ,国际商法也不例外 .世界上最早对国际商法进行系统研 究的当属英国的斯密托夫教授 ,他在 1948 年就出版了 《出口贸易 : 国际贸易的法律与实务》 一书 .从 20 世 纪 40 年代到 60 年代 ,欧美一部分商法学者和国际法学者专注于国际商事条约 , 惯例的各种专题和综合研 究 ,成为一个新的法学职业研究群体 —— — 国际商法学者 ,而他们所研究的国际商法也成了一门新的学科 . 20 世纪 60 年代 ,在法国 , 苏联和美国也出现了同样类型的教科书 , 如法国教授 Philippe Kahn 所著 《国际 ( ( 商业买卖》1961 年) ,苏联学者 D · ·Genkin 的教材 M 《苏联对外贸易和法律调整》1961 年) ,美国 W ·S ⑥ ( ·Surrey 和 C ·Shaw 合著的 《国际商事交易法律指南》1963 年) . 据此可以认为 ,在 20 世纪 60 年代 ,就 基本确立了国际商法学的独立法学部门地位 .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才重视国际商法的研究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有些高等院校曾开 设国际商法学课程 ,并招收国际商法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生 .1982 年国家教育委员会 ( 现为国家教育 部) 正式将国际经济法学列为与国际法学 , 国际私法学相并列的法学二级学科 .从此以后 ,尽管经贸大学 和综合大学的商学院仍然开设国际商法学课程 ,但在法学专门教育中 ,我国法学界的一般做法是将国际商 法学作为广义国际经济法学的一部分或作为大国际私法学的一部分 .这两种做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大 国际私法学将直接和间接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的法律置于一体 ,可以获得对调整国际商事关系法律的整 体认识 ,但目前还很难逾越各国学者长期以来将国际私法主要视为冲突法这一约定俗成的观念所导致的 障碍 .广义国际经济法学将公法和私法融为一体 ,可以较为全面地把握企业从事国际商业所面临的各种 跨国法律问题 ,但无法成立一个和谐贯通的学科体系 . ·38 ·
国际商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 —— — 兼谈国际商法学是独立的法学部门 客观而言 ,国际商法学独立法学部门的确定对西方国家国际商法的学术积累 , 人才培养和实务指导都 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国家能够在国际商法学术研究和实务中处于领先地位 . 我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 ,要想在国际商法的制订和实施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 必须加强国际商法的研 究 ,必须尽早确立国际商法学的独立法学部门地位 . 笔者在 1996 年就曾经提出国际法四部门说 ,认为 : 除国际公法学和国际私法学这两个传统的法学部 ⑦ 门外 ,广义国际经济法学可以再进一步分为国际经济法学和国际商法学两个部门 . 可惜这一观点至今仍 未引起我国学界和国家教育管理部门的足够重视 .笔者至今仍然认为这种做法在理论上是一种较为科学 的划分方法 ,符合国际学术界的既定做法 ,应考虑加快实施 . 如果暂时无法实施 ,也还有一种变通和过渡的做法 ,就是继续维持广义国际经济法学作为第三国际法 学科的地位 ,但在广义国际经济法学中 ,可以将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狭义国际经济法 ( 也称国际经济管 ⑧ 理法) 和调整国际商事关系的国际商法 ( 也可以称为国际经济交易法) 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体系来阐述 . 具体地说 ,国际经济管理法作为上编 ,讨论 W TO 法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 , 世界银行体制 , 区域贸易协定 , 巴塞尔协议 , 双边贸易 , 投资和税收协定 ; 国际商法 ( 国际经济交易法) 作为下编 ,阐述和研究国际商事条约 和惯例 .上编和下编各有自己的总论和分论 ,各有自己的实体法和争端解决程序法 .与现有广义国际经 济法学教材相比 ,这种做法能够使学生更加清晰地把握两个相互联系但又有显著区别的法律领域 ,也将有 助于我国国际经济法和国际商法研究在各自领域的细化和积累
B. 怎样理解商法的独立性
所谓商法的独立性，至少涉及对三个问题的认识：一是是否存在形式上的商法或商法典；二是商法能否作为独立的部门法存在；三是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是商法包容经济法抑或经济法包容商法。
一、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形式商法的独立性问题
资本主义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商事活动的规模和程度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表现为：第一，人的普遍商化和商化的人。商人直接成为工业家，商人企业化而进入生产领域；生产者直接成为商人，并直接为商业进行大规模生产。第二，商业职能与生产职能融合为一。商业了职能已从交换过程向生产领域渗透，商业职能不再局限于买卖，也向代理、采购、仓储、运输、居间、零售等职能发展。第三，商人特殊阶层及其特殊利益的进一步消失。与之相适应，出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立法趋势，要求削弱身份在商事活动中的影响，统一市场行为立法。
二、民法与商法的区分：实质商法的独立性问题
1.商法有独特的调整对象。商法调整的是商事关系，包括商事交易关系和商事组织关系。
2.商法有独特的调整方法。与民法注重自由和公平不同，商法更注重营利。
3.商法有独特的调整原则。为了保证商法的营利性，商法确立了商主体法定原则、维护交易安全原则、促进交易迅捷原则和保障交易公平原则。
4.商法有相对独立的体系和结构。自法国制定商法典以后的近百年中，各国商法典所包含的内容虽然有所不同，立法形式也有差别.
三．从民商法到经济法的跨越：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问题
1．从两者历史发展阶段的原因来看，民法、商法、经济法相继出现。
2．从两者性质和理念来看，商法是属于具有公法因素的私法，强调商人间的平等，商事交易的自由、效益和安全；经济法是具有私法因素的公法，自由、平等、公平、效益、安全、秩序等法律价值理念被侧重于从公法的角度去阐释，经济法更强调社会整体经济效益，反对暴利和私权绝对。
3．从两者的基点和作用过程来看，商法立足于确认和保护商人的地位和利益，强调商人的营利性；经济法的基点是国家整体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和经济资源的合理分配，强调社会经济利益的整体平衡性。
4．从两者的内容和制度来看，商法主要规定商人的地位、组织形式、商事交易行为规则和行为后果、商事登记、商号、商业账簿等，并形成了总则、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海商法等商法制度；经济法主要规范商事活动中的 竞争关系、经济资源配置关系、社会保障关系、产业发展 与调整关系等，形成了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社会 保障法、产业调整法、财政与税收法等法律制度。
C. 如何使民法总则的制定坚持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
民商分立，是指在民法典之外，另行制定商法典，民法典与商法典并存。它有两层含义:一是就立法体系而言,在民法典之外另定单独商法典;二是就法律运行机制而言,由民法和商法共同实现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民法和商法各自独立而又相互依存。从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民商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来看,"民商分立的模式之所以至今仍占支配地位,不仅由于传统,而且还有某些理论依据"。
采用民商分立的国家主要有法国、德国、日本以及以它们为模板的许多大陆法系国家。
民商合一是指民事和商事统一立法，将商事方面的内容编入民法典中，或以单行法规的形式出现。采用民商合一的国家又可以分为民商完全合一和民商不完全合一两种体例。民商完全合一是将商法的大部分内容都纳入民法典，如瑞士、意大利等；民商不完全合一是将商法一部分内容纳入民法典，而公司、票据、保险、海商等商法的主要内容则采用单行立法，典型代表是台湾地区民法。在大陆法系主要的法典体系中，有民商合一、民商分立两种立法模式。其中采用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占多数，即在民法典外还编有商法典，如德国、日本、法国、葡萄牙等。
D. 商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在我国采取的是来民商合一的立自法模式，目前我国尚无一部完整的民法典，仅有一部《民法通则》并附之一些单行民事法律，一些商法的相关法律作为特别民法存在。有的学者将商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因为在理论上商法是单独研究的。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将民商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
E. 商事行为的我国商行为立法模式的理论评价及可行选择
(一)民法现代化与民商合一商行为立法模式
近代民法源于古罗马市民法，而近代商法则滥觞于中世纪商人法。因此，二者产生的时代和场域不同，之间的区别也较为明显。然而，随着民法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这种泾渭分明的格局被打破。民法的现代化其实就是民法的商法化，其根源在于民事社会的商事化。为了因应发展了的社会关系，民法从近代开始就逐渐吸收商法的规则，以更好地发挥对发展了的民事交易的规范作用。比如，缔约过失本来起源于商事交易，因为商人在缔约过程中有交易成本的付出和机会利益的期望，而对于民事人而言，这些成本和利益可以忽略不计。但问题是，民法很早将该制度整合进民法典中并加以明确规定，后来的商事交易反过来还要“借用”民法的规定。近代以来民商分立立法模式国家之所以改采民商合一立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民法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民法商法化的主要发生领域就是契约关系，因此，有学者预言，在现代社会，几乎不再有什么规定对商事债与民事债区别对待。各国的债法往往会采用与商事法共同的原理，共同规范交易活动，其有关规定也多体现营利思想。这也就是瑞士将商法的内容统合进债法的主要原因。
民法商法化使得发展后的民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商事交易，而民商合一立法模式的采行，使得商事交易规则被纳入民法典中进行规范。但民法的商法化并不是在否定民法的独立性，而是说民法受到了商法更多的影响，而显示出与时俱进的状态。日本学者将民法的商法化形象地理解为“民商法在移动其界限的同时也继续共存”。商法规范放入民法典中依然属于商法规范，并不仅因为其所处法典位置而影响其性质。
近代以来，商事行为规则一方面有融入民法的趋势，但另一方面却也有远离民事行为的倾向，比如，商自然人可以适用作为意思表示的法律行为，但到了公司那里，商事交易基本上表现为一种程序化交易，公司与合伙主要由代表人从事活动，那么传统的意思表示是否还能解释公司从事的交易行为也值得反思。
(二)割裂民商关系的民商分立商行为立法模式
关于民商分立立法模式，主要分为绝对意义上的民商分立模式和相对意义上的民商分立模式。前者主要指在民法典之外，另行制定商法典。后者是指在民法典之外，不制定商法典，但制定单行的调整商事关系的基础性和原则性规则，这个单行规则加上其它如公司法、票据法等单行部门法，共同构筑商事法律体系。
绝对意义上的民商分立国家，商事纠纷依然离不开民事规范的支持。在德国，“商法规范在解决案例中很少单独适用，而往往是和民法规范的所有原则相结合的。”在日本，关于营业转让，商法典几乎没有规定该种合同的内容，而只是规定了转让人的债务承继方面的问题，即受让人继续使用转让人的商号时，即使是该营业发生的债务受让人不继受的情形，受让人也要承担清偿债务的责任。这就是一种民法和商法之间通过配合来对商事交易进行规范的表现。因为，关于营业转让的合同订立及其内容等问题，就可以适用民法中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但关于债务继承这个特殊问题，可以在商法中进行规定。所以，即使在有商法典的国家。
相对意义上的民商分立是我国学者的独创。其做法就是借鉴《民法通则》的经验，制定调整商事关系的共同性规则，即“商法通则”。但“商法通则”的颁布能否解决商事关系包括商行为的适用问题，值得怀疑。关于商事行为，商法通则的规定肯定会较为原则，缺乏更为具体的操作规则，对某些特定商事行为的适用必然会依赖民法关于相似民事行为的规定。比如我国已有的一般性商事法规文本《深圳经济特区商事条例》在第5条第3款规定了商行为：“本条例所称商行为，是指商人从事的生产经营、商品批发及零售、科技开发和为他人提供咨询及其它服务的行为。”这种笼统和抽象的立法规定对法院解决商事纠纷可以说没有任何帮助，法官最后还是要比照民法来进行定性，然后寻找其特殊的规定，加以适用。从某种角度而言，由于“商法通则”的原则性立法使得商事行为缺乏适用的前提，同时又要借助于民法关于民事行为的有关规定，反而会助长司法界的“商法无用论”情绪。
纵观各国的立法历史和现状，民商分立从来就不是绝对的，为了立法的简约和技术衔接，商法往往将其与民法之间的交叉规定放在民法里，自己只规定不同于民法的特殊性问题。比如《德国商法典》关于买卖只有寥寥9条，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依赖民法关于买卖的规定，使得商事买卖关系以适用民事买卖规则为前提。因此，我们不应该关注商法规则放在哪里，而是要关注哪些是商法规则，即使它们被“放进了”民法典里。不仅要知道哪些商法规则被放入民法典之中，而且还要知道有些已经被商法化了的“民法规则”其实也就是商法规则。
(三)“有合有分”的商事行为立法模式是未来的可行选择
基于民法商法化和立法技术等一些现实原因，商事行为和民事行为制度开始出现融合的趋向，民法和商法之间的对立也逐渐淡化。德国有学者甚至认为商法的内容在本质上和民法没有不同。但是，商事行为要被完全纳入到民法之中似乎也难以实现。日本目前正值民法典修订阶段，有民法学者考虑乘此良机将商事行为纳入到民法典之中。但国内学者的讨论结果是：即使有一些商事行为可以被纳入民法典中，但如批发商、中介商、运输商等作为经营活动的交易类型，还是不可能纳入民法来进行规定。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近十数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基于融资而产生的资本证券化、金融商品交易、连动性债权等现代资本交易行为在商事行为体系中的重要性逐渐增强，这些行为与传统的民事行为甚至商事行为之间的差异巨大。虽然这些行为的基础依然是买卖契约，但是，与传统买卖契约比较起来，却具有两个与众不同之处：一是这些交易的风险过大，对于其技术要求也甚高；二是投资者众多，远远超越了传统民事交易和商事交易的“一对一”交易方式。这就使得在该领域出现了新的规范观念：一是行政管制的经济法因素进入；二是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社会法理念产生。这些交易虽然在本质上与民事买卖契约没有不同，但由于例外规则越来越多，以至于人们已经忽视了它们的买卖契约基础，这时就没有必要将其统合入传统的民事契约规则中来。
对于民商关系不能仅停留在描述性关系之上，既不能简单地认为二者高度同一，也不得简单地认为二者高度不同。交易的本质是相同的，这并不因为民事交易和商事交易而有所差别，只是在本质相同的交易基础上处理方法往往出现差别。关于商法和民法的关系，有学者将其比作寄居蟹与空螺壳的关系，认为二者之间：“既有共享的空间，相互的利用，看似一体，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个体。”这个比喻非常恰当，可以作为我国未来推行“有分有合”即下文所讨论的“多元化立法模式”合理性的一个注脚。在商事行为立法方面实行“有合有分”的民商立法体例，即民法典与单行法并列制，不仅不会消弱商法的独立性，反而能促使我们更好地研究商法和民法的关系，从实质上而非形式上构建现代商法制度体系。
F. 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更符合国情
伴随着近现代专制制度的盛行，传统式社会发展分散化在不一样机构手上的地方立法权慢慢规整到专制制度手上，我国慢慢替代其他组织变成法律法规的唯一历史渊源，而在地方立法权集中化的全过程中，清除法律规范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变成关键工作中之一。
当今世界共同市场贸易会员国中间为消除出口外贸阻碍，使产品和币币交易更简单易行，也都规定法律法规统一，使民法典与商法统一起来。由此可见，民商合一融入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需，当今民法典和商法的发展趋向理应是“民商合一”。
G. 民法和商法的关系
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无论在理论上还
是在实践中都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它不但影响到我国民商法学科的发展前景,而且也决定了我国民法典制定的理念和思路。本文试从民商关系的角度对我国民法典的编纂体例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以就教于各位同仁。
一、传统民商分离的历史功绩及其局限性
(一)民商分离的涵义及其历史沿革
民商分立又称民商分离,它有两层含义:一是就立法体系而言,在民法典之外另定单独商法典;二是就法律运行机制而言,由民法和商法共同实现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民法和商法各自独立而又相互依存。从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民商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来看,“民商分立的模式之所以至今仍占支配地位,不仅由于传统,而且还有某些理论依据”。[1]
如果追溯民商分离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虽然商事习惯和商事规则很早就已出现,但商法真正作为一个法律部门而独立存在却是近代的事情。商事关系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结果。罗马法作为商品生产社会的第一部世界性法律确定了简单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质的法律关系。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范围的扩大,面对纷繁复杂的商品经济关系,以民法为基本内容的罗马法开始有捉襟见肘之感。对此,伯尔曼认为:“无论是重新发现的罗马市民法,还是仅仅残存的罗马习惯法,包括万民法,都不足以应付在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出现的各种商业问题。”[2]由此产生了对商法的需求。而在商法制度的构建和商法体系的完成方面,商人无疑发挥了重大作用。商人们在长期的交易中摸索出一套规则,即商业习惯。商业习惯在商人们之间有类似于法律的效力,商人自治团体按照已经发展起来的商业习惯解决商人间的纠纷,并发展起自已的司法系统———参与裁判制的商事法院。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作为那个时期的特征,商法最初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虽不是全部———是由商人自身完成的。”[2]作为最早出现的意大利商人习惯法主要根据的是罗马法,运用了罗马法的法律术语和权利义务观念,并吸收了教会法的善意、公平交易和信守合同的道德观念,它构成了近代商法的基础。中世纪末,特别是16世纪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欧洲的一些国家封建势力逐渐衰落,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寺院法开始被废弃,统一民族国家逐步形成。随着国家干预商事事务的强度不断增大,商事习惯法逐渐被国家的商事法所取代,从而导致在欧洲大陆相继出现了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1817年的《卢森堡商法典》、1829年的《西班牙商法典》、1888年的《葡萄牙商法典》、1838年的《希腊商法典》、1838年的《荷兰商法典》、1850年的《比利时商法典》、1865年和1883年的《意大利商法典》、1900年的《德国商法典》等,并由此形成了所谓的民商分离立法模式。
(二)民商分离的历史功绩
民商分离既是一种科学的法律体系划分,带有较多的主观色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从理论上说,将民法典与商法典分立的体例,是一种符合经济生活对法律调整的不同需求的体例,这不仅使民法与商法各自发挥其应有的效用,而且使商法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基本原则及其特有的立法技术全方位地为人们所了解、知晓并加以应用,这对树立重商扬商的法律观念具有重大意义。[3]具体说来,民商分离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商分离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从法律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进行了巩固和加强。商法与市场经济密切相联。与民事主体不同,市场经济主体是以从事营利性活动为其唯一存在目的的经济人——商人。经济人必须具有理性,能通过成本—收益或趋利避害原则来对其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营利是商人据以从事经营活动的终极目的,是商人的根本价值追求,是商法调整的市场经济的价值基础,也是评判市场主体经营活动是否合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标准。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商法制度的设计都应当而且必须考虑商事行为的营利性这一要求,尽可能减少市场运作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就立法实践来说,整个商法制度的设计都是为了满足商事主体的营利性要求。整个商法的运行过程也表现为对各种利益关系的平衡、选择和取舍,并通过权利和义务对各种利益进行规范和调整。如果说民法对商品交换的一般性调整为商事关系的调整提供了基础的话,那么,商法则对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形成的经济关系予以专门性调整,营利调节机制是它特有的方式。商法把营利视为自己的宗旨,创造了自身的价值体系和新的原则。[4]
第二,民商分离促进了整个社会立法技术的提高。一般而言,民法规范为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提供了一般的行为规则,这些一般行为规则是对整个市民社会及其经济基础的抽象和概括,是人们理性思维的结果,一般较为合理也较为稳定。正是基于这种调整对象的性质和特征以及调整手段的特点所决定,因此民法条款绝大多数属于伦理性条款。不仅如此,自罗马法特别是德国民法典之后,民法非常注重对概念的使用及对概念的界定。但民法概念却具有相当的弹性和不确定性,典型的如作为民法基本要求的公平和诚实信用、判断行为效力的善意和恶意、确定行为人是否承担责任的过错等概念,都具有相当的灵活性。而商法则不然,商法规范则要求所使用的概念应具有明确肯定性和不可产生歧义性。商法最早起源于“商人法”,从它产生伊始就具有专门性及职业性,而后虽经多次进化,“商人法”发展成为“商行为法”,但商法的基本特质并没有变化。商法始终是对市场经济的直接调整,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基本规则及基本运作方式翻译成法律语言就构成了商法规则。有什么样的市场交易方式和市场交易内容,就相应有什么样的商法规范进行调整。由此决定了商法规范必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技术性,并且这些技术性规范不能简单地凭道德伦理意识就能判断其行为效果。可以说,若没有大量技术性规范的有效调整,商法的营利性和商法宗旨均难以实现。
第三,民商分离促进了法律规范的国际化运动。从历史渊源方面来看,早期商法在西欧中世纪商人习惯法时代就具有一定的国际性。商法本属于国内法,它所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国内商事法。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国际交往的加强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许多商事关系中都涉及到国外主体或其它涉外因素。不仅如此,商法所调整的市场经济本身就具有良好的成长性和显著的跨地域性,一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它国经济的发展,任何一国要想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不依赖其它国家而独立发展几乎已不可能。因此,国内商法也就不能再局限于本国的领域内,而要顾及有关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另一方面,与其它法律制度相比,商法的国际统一性要求有着较好的客观基础。一是商法的大多数规定都是技术规范,既不像刑法那样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也不像民法那样有着浓厚的民族色彩和伦理色彩,这就为实现商法的国际统一化奠定了良好的法律技术基础。二是商法的内容大多源于中世纪的商人自治法,这些自治法主要来源于在商事活动中所形成的各种商事惯例,而这些惯例在各国制定成文商事法时都曾广泛地加以借鉴,即各国商法就其主要内容而言具有同源性。因此,商法的每一个部门法在具体操作上都具有易于统一性。从目前多数国家的法制现状来看,商法中有关票据、海商、国际货物买卖和商事仲裁的国际一体化发展实际上已经是无法逆转的趋势。
第四,民商分离强化了对交易安全的维护。与民法比较注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要求不同,商法中对当事人的意思自由作了较多的限制。商法中包含有较多的涉及刑法、社会法等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公法规范,这些规范具有明显的国家强制性。在法律适用上,公法规范具有优先效力,这种优先效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当事人的行为只有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才被认为是有效的,单纯的不违反法律规定并不构成行为合法的当然理由;二是在法律适用上公法规范可以排斥私法规范而单独发生效力;三是对于带有公法性的规定,当事人不能通过协议或章程而改变其内容。就商法本身来说,为了突出对交易安全的维护,商法在商行为的法律控制方面实行了强制主义和严格主义。通过商业登记、消费者保护、不正当竞争之禁止、商业垄断之限制等一系列规则调整商主体的行为。不仅如此,商法还比较注重商事行为的独立性,强调每一行为的有效与否仅仅取决于该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而与其它行为的效力无关。与此相关联,商法非常强调对信赖利益的保护,强调行为的外观效力,公示于外表的事实纵与真实的情形不符亦确认其行为效力,而不需要探究行为人的内心真实想法。以上这些制度对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保障交易安全具有非常显著的作用。
第五,民商分离扩大了交易习惯和交易规则的适用范围。在商法制度创立的初期,为了有效调整商人之间的商事关系,特别是跨地区、跨国境的商事关系,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促进商事贸易关系的正常发展,商人们根据商事交易的实际需要,创造出一些习惯做法和惯例。即使在现代社会,习惯仍然是各国商法的重要渊源之一。交易习惯由于反映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因此为交易主体所主动遵守,并对交易主体的行为形成必要的约束,具有较强的确定性和确信性。交易习惯在市场经济关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提高市场的自律水平,降低法律的运行成本;可以填补法律的空白,解释法律的含义,使法律得以更加合理的施行。
(三)民商分离的历史局限性
民商分离虽然适应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代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的形成。但由于商法从一开始便带有商人习惯法的局限性,是实用主义和折衷主义的产物,其立法过程缺乏类似于民事立法那样的理论准备,因此在缺乏理论准备下建立起来的欧洲各国商法体系,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其内容被不断修改和补充,从而成为发展最快、变化最为迅速,但同时又缺乏必要理论指导的法律部门。[5]随着现代生活的发展,民商分立的一些先天不足也逐步暴露出来。
首先,我们无法从理论上对民法和商法作出明确界定,其原因在于:(1)民商法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包括公平价值、效益价值、平等价值、诚实信用价值等;(2)都是以社会经济关系作为其调整对象;(3)都有赖于现存的相同经济基础和经济实现方式;(4)在法律属性上同属于私法范畴等。
其次,商法的内容和原则要受民法基本原则的指导和制约。由于民法和商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市民社会的法律表现,都属于私法范畴,因此,民法和商法在基本原则上具有相通性。不仅如此,相对于商法的基本原则,民法原则更具有基础性,在性质上属于根本性规则。民法基本原则的根本规则属性有两层来源,一是其内容的根本性,二是其效力范围的广阔性。由于“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6]因此,民法的基本原则主要表现为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流转所必须遵循的一些基本准则,是对整个市民社会基于主体平等和意思自治而建立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具有抽象性和系统性。就对市场经济的法律调整而言,民法提供的是一般规则,商法提供的是具体规则,所以民法是一般私法,而商法则是特别私法。民法是纯粹私法,有着完备的自治体系;商法为混合私法。因此,民法的基本原则通常可以适用于商法规定。
最后,商法的产生存在先天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就商法的体系来说,商法本身的体系纷纭芜杂,难以形成共同的法律原则,各组成部分之间没有充分的内在联系。从德、法等国商法典形成的历史因素来看,商事规则本来就是民法的“弃儿”,商法典是对游离于民法之外的“散兵游勇”的收容,故其内在联系性远远不如民法。不仅如此,商事法律规范本身还缺乏必要的共同性,“民法和商法的分立并不是出于科学的构造,而只是历史的产物”。[7]商法规范没有形成完全独立的调整方法,它的方法仍然是建立以权利为内容的法律关系;没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它的对象仍然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商法内容主要是对民法规范的变更、补充或排除。[8]从历史发展来看,法、德、日等国的商法典不但制定较早,而且在形式理性上也远不如民法典完美,无论是商法典的结构与内容,还是商法典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都不能与民法典同日而语。由于商法没有民法那样坚固的基石和传统,没有一套严密精深的商法理论和商法学说来影响欧洲各国的法律制度和立法活动,因此注定了它的出现不但不能动摇民法的传统地位,而且面对民法强大的扩张性和包容性,还有逐步丧失自己独立的危险。[9]
二、民商合一与商法的民法化
为了弥补民商分离的理论缺失,在理论上主张民商合一的呼声渐趋高涨。民商合一论者的主张按其含义不同又可以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商法民法化”,另一派主张“民法商法化”。前者以商法较之于民法是个性小于共性,民法原理足以解决所有商事问题为由,主张将商事规范纳入民法中而不必另定商法典,用民法取代商法。后者以现代社会更加强调商事活动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商事交易及商法上形成的制度与思想已逐渐成为整个民商事法律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为由,主张构建以商法为主要内容的民商事法律制度,用商法原理统帅民法,将民法制度融于商法之中。[10]在这两种观点中,主流是商法的民法化。从实行民商合一立法体例国家的实际情况看,也都是以商法民法化作为其立法模式的。因此,通常意义上的“民商合一”指的就是商法民法化。随着近几年来我国民法典制定研讨的深入,民法学界有人明确提出制定民商合一的民法典的主张。认为民商合一的实质是将民事生活和整个市场所使用的共同规则集中制定于民法典,而将适用于局部市场或个别市场的规则,规定于各个民事特别法和商事特别法。就立法实践来看,瑞士是首先采用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的现代国家,1911年3月30日,瑞士通过了统一的债务法典。原先采用民商分立制的意大利在1942年制定了一部包括民商法在内的综合性的新民法典。土耳其1926年新的民法典也接受了瑞士民法典的合一体例。泰国、匈牙利、南斯拉夫、俄罗斯等国也相继采取民商合一制。因此有学者断言:“民法法系的现代趋势是朝着法典统一,包括商法典和民法典统一方向发展。”[11]
民商合一论的主要理论是建立在对作为传统商法立法基础的商人和商行为的否定基础上的。即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人的普遍商化,人的普遍商化导致人人都是商人,人人都是商人导致商主体与民事主体的融合,因此商法应融入民法;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商业职能与生产职能的融合,商业职能与生产职能的融合导致民事行为和商事行为的融合,因此商法应融入民法。以上推理颇有牵强附会之感。所谓商品经济发展导致人的普遍商化,只不过是指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后,绝大多数人都被卷入了市场和参与市场交换,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人都是商人,商事行为的本质在于资本的营利活动,因此,商人仅仅应当界定为资本的人格化身。因此,不能认为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诸多的民事主体都卷入了市场、参与了商品交换,就认为民事主体已经与商事主体相融合。商人仍是独立存在的与一般民事主体不同的主体,商法仍然表现为现代商人的身份法。只不过传统商法的商人身份特性是建立在商人特权基础之上的,而现代商法的商人身份法的特性是建立在现代民法的具体人格基础上的。商事主体区别于民事主体的显著表现是商事主体将其范围延伸到了公司。公司制度的出现不但使主体范围由单纯的自然人扩及到了不具有自然思维能力的社团组织,使主体资本的筹集超出了单个自然人的能力和财力的限制,使主体人格不再依附于自然人的寿命而可以具有永久存续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公司是完全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要素;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就在于发展了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12]不仅如此,商业职能与生产职能的融合只表明作为商的资本活动的范围的扩大,但并不表明商事行为与民事行为的融合。现代意义的商法已不再是单纯的属人法,而是以一切商事活动和商事关系为调整范围的法律部门,商事行为并非只有职业商人才能为之,相反,任何实施了商事行为的人,都会受到商法的管辖,如公司行为、票据行为、证券行为、破产行为、商买卖行为等。商法尽管脱胎于民法,却有了完全不同于民法的法律原则、制度,有了完全不同于民法的理论依据,有了完全不同于民法的调整方式,而决不是民法基本原则、制度在商事领域的具体化和特殊化。[13]商事活动的营利特殊性使得民法中平等自由等原则经过商法的改造,变成为具有新的内涵的商法原则。
三、民法商法化与我国民法典的制定
(一)民法商法化及其立法实践
民法的商法化主要表现为民法对商法内容、商法原则和商法规则的吸收和借鉴。所谓“民法商法化”,其意义有二:一是由商事交易及商法上所形成之思想或制度,为民法逐渐采用;二是原属民法上的制度或法律关系,后渐归商法所支配。这一理论并不主张商法复归传统民法规则,而主张相互吸收。我国在制定合同法时就采取了民法商法化的立法模式,确立了以商事合同为常态、以民事合同为例外的立法格局。从而实现了民法和商法的有机结合,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民商合一的典范。当然,我们强调民法与商法的相互渗透与同化,主要是表明两者的内容相互交叉和接近,两者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差别日益缩小,两者的功能日益趋同。但是,这并不是说民法与商法已融为一体,彼此不再独立存在。虽然民法已经日益商事化,但商事化后的民法将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而不可能变成商法。
(二)我国民法典编纂的基本理念和思路
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典编纂的基本理念和思路应当是:在正确界定和承认民法和商法差别的基础上以商法编的方式对民商法进行统一立法。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民法是调整商品经济的基本法,是商品社会的“宪法”。民法的产生与发展是社会生活诸条件互动作用的结果,创造法律同创造历史一样,“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4]21世纪民法将在20世纪民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它将面临一些有待解决的、更具挑战性的难题。世纪之交的民法无疑正处于一种统一化与多元化、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对立发展的态势中。[15]我们应对传统民法做成功的现代转化:适应整个现代社会,制定一部民商混合的法典,即在正确界定和承认民法和商法差别的基础上,以商法编的方式对民商法进行统一立法。当然,采取民商统一立法,有两点是不能忽视的。一是商事活动的某些特殊要求,必须在未来的民法制定中加以满足,统一不能漠视不同的主体和不同的活动的差异性;二是要追踪新时期商事活动的变化,使我们的法律不至于与现行的商业条件不相关联,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法律。[16]
我国现阶段之所以要采取民商统一立法体例,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民法和商法在调整对象上具有不可区分性。民法和商法都调整市场主体及其活动。市场经济必须有赖于商品经济而存在,以承认和实施商品经济的基本要求为条件。商业行为与一般的民事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没有明确的界限,都会产生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民商分别立法可能引起适用法律上的困难。其次,法律性质和属性上具有相同性。民法和商法在性质上都属于私法范畴,在规范内容上都属于权利法。完全实行民商分立有人为割裂同一法律关系之嫌,既有害于私法体系的统一性,也不利于私法理论的深人发展。最后,民商分离的立法条件在我国并不具备。在我国发展的所有历史阶段,商人都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而是依附于其他主体而存在,现在的商人仍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因此中国缺乏民商分离的主体基础。不仅如此,一般言之,民商分立必须以民法的高度民主发达为条件,是在民法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现有的民法规范无力调整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时才产生对商法的渴求。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是,民法本身尚有待完善和弘扬,民法观念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在民事立法尚待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民法典尚付阙如的情况下实行民商分离,无异于在沙滩上修建摩天大厦。
笔者始终认为,民法虽然是主要调整财产(经济)关系,但民法就其产生和演变来说,对人(其中特别是公民)自身的价值、人的法律地位、人的权利的关注远胜于对财产的关注。这也是民法区别于商法的表现之一。因此,对民法来说,只有人本身才是目的,而财产仅仅是实现人的目的的手段。如果本末倒置,把规范财产关系作为民法的主要着眼点和核心内容,而不注重对人类理性的提升和确认,那么因此而制定出的民法典只能是对民法本质的歪曲和异化。[17]因此,对市场经济的法律调整主要应当是由商事法律规范来实现的。我国目前所采用的单行商事立法的模式,虽然具有灵活、简便等优点,但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单行商事立法的模式,由于缺乏一部总纲性的法律协调,使各个单行法律变成了孤立、单一的法律,不能形成商法体系内在应有的联系,致使商事法律杂乱无章,缺乏统帅,不成体系。这不利于对我国市场经济关系的统一规制,亦无助于对单行商事法律原则、制度和规则的全面理解,更不利于对单行商事法律的贯彻实施。[18～19]由于没有一部总纲性的商事立法,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商事法律基本理论,没有形成系统的商事法律理论,没有实现商法学体系和内容的科学化。通过商法编的方式对商法内容进行疏理和整合,明确规定我国商法的基本原则,并把单行商事法规中带共同性的东西以商法原则和商法规范的形式固定下来,不但有利于我国独立商法体系的形成,也有助于对单行商事法规的统一理解,更有助于其有效实施。
由此可见,民商统一立法并不是简单地将商法并入民法,或是将商法完全融入民法,或是完全由民法取代商法,而是以承认民法和商法各有其独立的调整内容为条件,在充分承认民法和商法各有其特殊性的基础上,将民法内容和商法内容进行充分整合,以民法典(或称民商法典)为载体,分别以民法编、商法编、知识产权法编和家庭法编为各自所属法律类别的统率,以一系列单行法为特别法的一个系统完整的民商法规群,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民法和商法对经济的共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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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经济法与民法，商法的区别和联系
民法和商法是从横向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他们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而经济法则专既从横向、也属从纵向调整社会经济关系。它们虽然是各自独立的法律部门,但并非纯然无涉,而是应相互配合,相互辅助,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来保障社会经济发展。
I. 民商合一的立法现状及问题
在我国，至今没有颁布民法典，更谈不上商法典。但我国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坚定不移地走民法法典化之路，本着制定一部完整、完善的民法典的目标，并且该目标已经被坚持了几十年，目前为止民法典仍在积极的起草过程中。在80年代的时候，国家经济性质还不明确，经济体制改革正在进行，实行民法法典化的确是困难重重，因此将制作一部完整的民法典的计划作了改变，改为分别制定民法典中的各个部分，那时将这种做法称为“批发零售”，因此1986年只是制定了民法通则。到目前为止我国不仅颁布有民法通则，还颁布有继承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等具有提高效率和维护交易安全特点的单行法。这是我国民法和商法获得发展的重要事实。我国的民法和商法虽然均是以单行的形式出现的，但民法的理念原则和基本制度早已融通到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制定具有我国特色的民法典，已经成为我国民法理论和实务界的共同呼声。
对于我国要不要单独制定商法，现有几种意见：有人主张制定一个独立专门的商法典；有人则主张制定一个类似《民法通则》的《商法通则》，在深圳市便制定了一个《深圳市商事条例》。大多数学者则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不必单独制定商法典，他们认为，尽管商事活动有其特殊性，但仍无法回避对民法一般规则的适用，而且另外制定商法典或商法总则，即便不出现与民法典内容重复的现象，也无法避免两者间的矛盾冲突。 自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开始建立私法制度时起，民法和商法的界限就是不清楚的(这个时期长期存在的是民法和经济法之争，商法被人们所忽视)。有学者对我国商法制度的状况进行过这样的描述“中国从有大清商律开始，商法的历史至今将近一个世纪。但人们对商法的研究却没有这么长时间。以商法制度支撑的商法研究，由于商法历史在中国的中断，也不得不留下历史的空白。”我国自1980年就开始了所谓的事实交易规则的创制，不过这个时候人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商法在我国的存在。我国1980年颁布的经济合同法规定有买卖、仓储、保险等多种交易制度，若视其为商事交易的法律一点也不过分；民法固有的理念原则和制度几乎包括了我国民商事立法的所有内容。
在我国，商事领域有三个基本问题仍然是我国立法中相当薄弱的环节：
商事企业制度
我国在商事企业应如何分类，商事企业种类要不要采取法定主义，以及如何确定有限合伙、无限公司、法人独资公司、连锁店等企业新形态的法律地位等问题上存在较多争议。
商事代理制度
经理的权限问题非常重要，对各类企业组织形式中作为全权代理人的经理的权限的确定；对经理的越权行为的效力的认定，以及能不能对抗善意相对人等问题的规定还有待完善。
商事人格权问题
在我国，商业信用的价值认定及其保护机制、商业秘密的界定与保护商业注册问题等问题，在立法上均缺乏行之有效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