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美学

Ⅰ 为什么布瓦洛《诗的艺术》被称作法国古典

1、《诗的艺术》为适应君主政治需要，对高乃依、拉辛和莫里哀等大戏剧家的创作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形成了一套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君主专制政治标准和文艺政策的新古典主义戏剧理论，曾得到路易十四的亲自审阅和欢心。他被任命为王室史官，并被吸收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2、《诗的艺术》是模仿贺拉斯的《诗艺》写成的，发表后影响很大，在欧洲各国新古典主义思潮中，被称为权威的美学法典。此书对戏剧的总的要求是赞美君王，维护王权，尽忠报国，给人以美德和教训。

(1)立法美学扩展阅读：

《诗的艺术》赏析：

这部作品集中表现了哲学及美学思想。《诗的艺术》是布瓦洛最重要的作品。他长期被看作“巴那斯山的立法者”。尽管古典主义的代表作家高乃依、莫里哀、拉封丹和拉辛的杰作在《诗的艺术》发表之前已经问世，《诗的艺术》并未指导过他们的创作。

但是《诗的艺术》在理论上仍然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这部论著总结了古典主义的理论原则，将古典主义的创作经验理论化并有所发展。《诗的艺术》提出要模仿自然，这个思想是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继承来的。

Ⅱ 学习美学课，老师要求要写一篇800字以上的感受，那个高手能直接给我发过来一篇啊，只要看着差不多就给分

从美学的观点看法律——法美学散论
或许是由于工业化和商品化时代滥用理性和“计算”规则的缘故，我们现在已愈来愈丧失了黑格尔所称谓的“理念的感性显现”（审美）的能力。崇高物象的心灵激荡，“无利害感”的游戏冲动，诗歌语言引动的惊异与纯喜，无限想象的自由伸展的渴望，“风格”、“趣味”的体验与追求，以及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描绘的“酒神状态的迷狂”[1]，似乎也渐渐远离了我们感性直观的视野。以至于，当我们从艺术和美学的观点来审视被高度理性化的意志所宰制的所谓“法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要面临着那些把法学作为纯规范科学的专家们的指摘，“法美学”的理论旨趣甚至可能会被看作是“不伦不类的妄议”而遭受讥讽，被排拒于法学神圣庄严的殿堂的大门之外。人们难以接受的事实是：法律怎么能够成为美学或艺术的“视之对象”呢？

所以，当德国法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在其《法哲学》（1932年德文版）一书中主张通过文学创作和艺术作品来认识法律的本质，并且要求建立一门法美学（Aesthetik des Rechts）之时，他实际上已经注意到“法的世界”和“艺术（美）的世界”之间的隔膜给现代人类的心性所造成的深刻影响。拉德布鲁赫指出，随着文化领域的特定化，法与艺术逐渐趋于分化，甚至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法是文化构体（Kulturgebilde）中属于最为僵化的一种，而艺术则是变动的时代精神最为灵动的表达形式，两者处在自然的敌视状态。那些富于才情的浪漫诗人甚至咒骂法律，把它们看作是“每时每刻折磨人的心灵、令人恐惧的东西”[2]。我们在学术史的发展中发现：正是由于法律和艺术（美）分属不同的精神领域的缘故[3]，那些早年抱持“寻找一份体面的职业”投考法学院的才华横溢的学子们（如歌德、席勒、马克思、雅斯贝尔斯），不堪承受法律所造成的“心灵的折磨”，后来又纷纷放弃从事法律职业。
不可否认，法学是反映人的经验理性的学问，是人的法律经验、知识、智慧和理性的综合体现。自然，法学也可能会渗透研究者个人的感性的观察和领悟，但它绝不是个人感情的任意宣泄。就其本性而言，法学是与一切展现浪漫趣味和别出心裁的思想方式相抵牾的。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法律活动愈来愈趋向专门化和职业化，法学与法律的语言经过法律专家们的提炼、加工，已经演变成不完全等同于“日常语言”一套的复杂的行业语言。在谈到其特点时，拉德布鲁赫指出：“法律的语言是冷静的：它排除了任何情感的声调；法律的语言是刚硬的：它排除了任何说理；法律的语言是简洁的，它排除了任何学究之气.我们还可以说，法律的语言具有精确的意义和所指，但由于它们是需要专家操作或“表演”的语言，是一种由高度发展的文字伪饰过的语言，它们也就不那么贴近人们生动活泼、多姿多彩的感性生活，而总是与普通人的感性直观保持着一种“距离的间隔”，有时甚至会抑制人们通过审美的自由追寻“终极愉悦”（极乐）的那种渴望和冲动。这样，至少就近现代的所谓“法学家的法”（Juristenrecht）而言，它们表面上愈来愈丧失了令普通人感到亲和愉悦的直观的趣味，这亦无形中遮蔽了它自己独特的审美的性质和价值。
（二）
历史悠远的距离所造成的朦胧感，可能会唤醒我们现代人心灵中一丝尚存的审美意识，促使我们去探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所谓“亦法亦歌”的规则，研究那种与人类的感性正义观念浑然一体的生动的“活法”（lebendiges Recht），甚至也会对那些与我们的性情和认知完全隔膜的现代法律（法典）或司法活动产生审美的兴趣。
感谢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科（Giambatista Vico, 1668-1744），他在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能力感”的时代，写下《新科学》（scienza nuova）一书，把我们的心性带到古代如梦如幻的精神世界，使我们感受到先民那种不同于技术理性和数学方法之“诗性智慧”及其创造物的魅力。“诗性的经济”、“诗性的伦理”、“诗性的政治”、“诗性的宇宙”，如此等等的语言背后的意义空间所展示的图景，至今仍然在我们受技术宰制的心灵里产生震颤。
维科以其独特的语辞分析和生动的笔调描绘出“法”起源的自然意象。他关于古罗马“法”（ius）一词的诗性推论，透现着对法律的一种审美情感。维科指出：
古代法学全都是诗性的，……古罗马法是一篇严肃认真的诗，是由罗马人在罗马广场表演的，而古代法律是一种严峻的诗创作。[5]
其实，在更早的时期，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国家篇》（《理想国》）和《法律篇》中已经隐约地表达了相同的思想。柏拉图把“法律和社会组织的美”视为一种居于较高层次的“美”[6]；在他看来，建立一个城邦的法律是比创作一部悲剧还要美得多，最高尚的（悲剧）剧本只有凭真正的法律才能达到完善。历史上的一些伟大的立法者（如斯巴达的莱库古和雅典的梭伦）才是伟大的诗人，他们制定的法律才是伟大的诗。[7]
晚出于维科的德国著名童话作家（《格林童话》的著作者之一）、历史法学派的重要代表雅可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于1816年发表长篇论文《论法之诗》（Von der Poesie im Recht），从诗性的法律语言、法律象征、诗歌形式诸角度考察了法与诗歌之间的关系以及德意志古法中的诗性规则（法律的韵律）。他在文章的开篇即表达了与维科相同的观点：
法和诗相互诞生于同一张温床。……的确，两者的起源都建立在两种本性之上：一种建立在惊奇之上，一种建立在信奉之上。这里的惊奇，我更愿意把它当作是任何一个民族法律和民歌的开始。……所以，诗中蕴涵有法的因素，正象法中也蕴涵有诗的因素。[8]
也许是受雅可布·格林等一批法律史家所开创的研究传统的影响，“法与诗歌”、“法与戏剧”、“法与绘画”、“法与美”等等论题，亦间或地进入德国晚近的法学家们的理论视野。总体上讲，德国人对我们能够想象到的问题，已经作了尽可能广泛的讨论。这里，仅列举其代表性成果之要目，以便我们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历史法学派的后期领衔人物奥托·冯·祁克（Otto von Gierke）著《德意志法上的幽默》（Der Humor im deutschen Recht，1871）；
新黑格尔主义法学派首创人约瑟夫·柯勒（Josef Kohler）著《在法学舞台前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vor dem Forum der Jurisprudenz，1919）；
齐特尔曼（Zitelmann）著《作为艺术的法学》（Die Jurisprudenz als Kunst，1904）；
T·施泰因贝格（Theodor Sternberg）著《法律中的笑话》（Der Witz im Recht，1938）；
G·缪勒（Georg Mueller）著《我们民族诗歌中的法与国家》（Recht und Staat in unserer Dichtung，1924）；
A·巴拉赫（Adolf Bachrach）著《法律和想象》（Recht und Phantasie，1912）；
汉斯·费尔（Hans Fehr）著《绘画上的法》（Das Recht im Bilde，1923）；《诗里的法》（Das Recht in der Dichtung，1931）；《法律上的悲剧》（Die Tragik im Recht，1945）；
H·施托克哈默（Hubert Stockhammer）著《作为科学的美学和法学》（Aesthetik und Jurisprudenz als Wissenschaften，1932）；
H·特里佩尔（Heinrich Triepel）著《论法的风格：法美学文集》（1947）；
H·马尔库斯（Hugo Marcus）著《法的世界与美学》（Rechtswelt und Aesthetik，1952）；
（三）
德国学人的研究表明：在人类心灵中最富人性的部分，法律也有其一席之地。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明示的那样，法可以为艺术（美学）服务，艺术（美学）也可以为法服务。象任何其他文化现象一样，法也需要具体的表达手段：语言、手势、服饰、符号和建筑等。法的这些具（物）体表达手段（koerperlicher Ausdrucksmittel）也可以通过审美作出评价。
Rene Marcic在他的法哲学著作中曾经说过一句话：“人是法的担当者（Der Buerge des Rechtes）。”我们也可以接着说，人也是美的担当者。几千年来，艺术（美）和法之所以具有可以比较性，因为它们都有着神秘的起源，均追求着某种永恒的价值（如“善”）。法表现为正义的工具，而艺术则是创造美的“技艺”（Koennen）——在希腊人那里称techne，在罗马人那里称ars。所以，在欧洲中世纪，近代，甚至到了18世纪，某些艺术家和法律家一直还保持着一种亲缘关系，他们被封为供职的“艺术创作者”（Kunstwerker），为教皇和王室服务。他们的技艺包含多种多样，如诗歌、建筑、绘画，甚至还有法的修辞和法的艺术（die Kunst des Rechts）。在此，艺术和法遵从的是美和正义的“传统”。
法律与艺术（美）的结缘，事实上并不完全是“风雅的时代”（例如“巴洛克时代”或“洛可可时代”）矫揉造作生活的一种表象的修饰，从根本上讲它是人们试图将一切事象诉诸直接的“观看”和“欣赏”而必然产生的现象。而正是处在遵循传统与寻求自由伸展之机的人们才会把他们惊异的目光以及想象力和理解力投向一切可以观察的对象之上，不仅继续探寻对象物之“真”“善”，而且希望感受其内含之“美”。
的确，并不是所有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都承认“真”、“善”、“美”之内在的关联性，康德（Kant）在《判断力批判》（1790）中甚至认为，追求功利的“善”与表达为概念的“真”有害于“美”的纯形式。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探讨“美的本质”，而是把美视为对象物映射入人的感官的属性，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任何对象物及其属性（包括真、善）都可能成为审美的对象。而且，有时，认识事象的美，正是获知事象之真、善的桥梁和基础。所以，席勒（F. Schiller）在《艺术家们》（1789）一诗中写道：
只有通过美这扇清晨的大门
你才能进入认识的大地。[9]
同此道理，法律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事象所暗含的所谓无意识的“隐秘秩序”（verborgene Ordnung），有时也必须通过美“这扇清晨的大门”才能被人们所知觉和认识。在此意义上，我们并不是把“法美学”看作是一门“画地为牢”的学科，而看作是那种用美学的观点、方法和态度来把握、审视和判断法律现象的问学方式及方向。“法美学”并不象其他艺术门类那样通过直观、感性呈现的方式把美的对象物直接展示给“观看者”（Spectator），而是通过直观的认识来发现法律内在的美的秩序，探求这种秩序形成的审美动因，并为法律的构建提供某种可以参照的美学标准和原则。无疑，法美学将从感性的进路拓展法学的生动形象地观察法律的视野，同时也将激活被传统法学长期压抑的法律认识，使法律研究者们从绝对主义和纯粹理性规则主义的法律教义中逐步解放出来的，在法学理论中寻求一种“和谐的自由活动”之旨趣。或者，简括地说，法美学研究所要拯救的，就是我们在法律认识领域正悄然逝隐退化的直观想象的能力以及相应的原创力和自由。
从另一个角度看，法或法律作为美学（艺术）考察的适切的对象，作为艺术素材来对待，也是由法及法律生活的独特性质所决定的。如拉德布鲁赫所言，法在根本上蕴藏着某种“戏剧化的冲突”（Der dramatische Konflikt），内在地包含有一个多样态的反题，即事实和价值、实然和应然、实在法和自然法、正统法和革命法、自由和秩序、正义和公平、法和宽容之间的对立性[10]。艺术形式（尤其是戏剧）的本质在于阐释反题（矛盾），它也特别喜欢抓住法或法律现象的内在矛盾性。例如，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和《恶有恶报》等，均极尽曲折而生动再现了“想象的现实”中“法律的故事”之动天哀地的情节，通过安提戈涅、鲍西娅和伊萨贝拉们冲突的命运，揭示出人情与法律、罪孽与宽恕、残酷与仁慈、冤苦与正义伸张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与此相应的复杂而深刻的问题性（Problematik）。[11]
在这里，艺术（美）形象地复述出法律世界中的“众多独立而互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纷呈”，使法律的叙事和对话形成“由许多各有充分价值的声部组成的复调”（米·巴赫金语）[12]。这样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将打破或改变传统法学理论研究中那种既定的、“独白式（主调）的”解析问题的态度和方法，使之生成新的商谈（Diskurs）或对话的规则，以便在复杂的“疑难案件”（hard case）的辩谈中引申出更切合问题性的法律义理。
除了戏剧外，还有另一些艺术（美）形式表明特别适合表达法的矛盾性，这其中包括讽刺作品和漫画艺术。一个法律人，如果在他目前的职业生涯中不能及时充分认识到其职业中存在的深层的问题性，就不是一个好的称职的法律人。因此，严肃的法律人应当喜欢看待那些用讽刺形式批评其法典的人，应该喜欢那些诗人中的冥思苦想者，因为他们对正义基础中值得怀疑的人性比较敏感；同时也应该喜欢托尔斯泰，喜欢妥斯托耶夫斯基，或者伟大的司法讽刺家（grosse Karikaturisten der Justiz），这些人既是讽刺家，又是沉思者（Daumier）。
只有对艺术一窍不通的人才会过分陶醉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纯粹“专业性质”，每时每刻把自己看作是人类社会最清醒、最理性和最有用的部分，养成偏狭独断的职业作风。而法律人的责任，不仅仅是机械精细地、“刻板而冷峻地”操作法律，而且是要把伟大的博爱精神、人文的关怀、美学的原则和正义的情感以专业化的、理性而又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
正是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法律人应当同时是工匠和艺人（Kuenstler），是法律艺术的创造者。
（四）
从美学的观点观察法律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把一个抽离了一切内容和规定性（Gegebenheit）的“纯粹的法”或法的纯形式作为法美学的对象物来研究。但事实上，能够成为审美对象的法均包含一个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或者说，法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现实地”存在过，它才会被人通过审美意识所经验和认识。没有历史和地域的规定性，没有现实的人性（民族性）色彩和特定情境（situation）背景的法，或许是可以成为（形而上学）“思”之对象的，但绝不可能成为（法美学）“视”之对象。毕竟，法美学不是关于法律的思辩的哲学，而是研究人对法律之美的感性审视的学问。
“法的时间和空间维度”还包含这样一层涵义，即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法”是具有不同的美学价值和表现形式的。我们不可能以超时间的美学标准来审视历史上的一切法律，也不能先验地预设它们的美学意义和价值的同一性。换一个角度说，我们不能笼统地宣称所谓“一般的法”有什么样的美学意义和美学价值，而总是说处在此时此地或彼时彼地的“法”有什么样独特的美学意义、价值或性质。在此，法律的审美态度实际转换成了一种情境主义（situationalism）的态度。
以这样的态度来观察法律，我们总是要谨慎地对待所观察的法律形成的历史-文化-地理根源，探究法律演进的隐秘过程，比较不同地域（如东方与西方）和不同时间段（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的法律的美的特性、表现形态、“式样”、“风格”等等。或者说，我们对待不同形式的法律（习惯法、成文法）、不同地域的法律（如“东方法”、“西方法”、“大陆法”、“英美法”）、不同时间结构中的法律（古代法、中世纪法、近代法和现代法），所持的审美观点、方法和态度应当是存有一种情境的差别的。
（五）
法美学若是有生命力的，那么它就应当更多地从法的表现形式之美的研究中获得滋养。如果我们怀有维科和格林们那样的好奇心和感受力，我们将会在浩如烟海的史料、诗歌、古律、判例、话本小说、戏剧和民间传说等不同文本的解读中寻找到法的形式美的踪迹。
在此方面，最令人怦然心动的，可能是探寻维科和格林均描述过的悠远年代的“诗体法”。这些以诗歌表现的法律，记载着每一个在成长中的民族之生命感受，记载着他们对朦胧的正义、神圣的规则及隐秘的秩序的想象和渴望。在以“输洛加”（Slokas）诗体写成的印度《摩奴法典》中，我们甚至读到了来自远古“诗化的”醍醐灌顶的智慧[13]。这些充满着先民惊异、想象和虔诚的诗体法，对我们后来逐渐成熟老化变得精明世故的人类将是值得永远自我观照的镜鉴。它们的魅力会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日益增强。因为我们知道，法律和正义有时必须呈现生动形象的外表，否则人们就看不见它们现实的身影[14]。在这里，生动形象的诗歌之美“调和了它自身的内外界限，调和了规则和自由”[15]。
法律的生动表达，并不只限于诗歌，它们也可能表现为民间俚谚（语）、格言、散文、韵文或绘画。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1855-1926）在其皇皇大著《法律进化论》中提供的凿凿之据表明：在东方和西方的法律进化史上，从“无形法”到“成形法”的过渡，其间经历了“句体法”、“诗体法”、“韵文法”、“绘画法”和“文字法”诸阶段。例如，德意志古法谚简明匀称，罗马法《十二表法》句韵切合，中国太古之“象刑”（绘画法）栩栩生动，均属上述法律形式之典型。在穗积氏看来，这些法律表达形式的变化，实际上反映出人类智慧、认知能力的增长和社会力之自觉的发展过程[16]。
此外，历史上各个时期法官的判决（判例）也是表达法的的审美价值的合适形式。实际上，法律的形式美法则（如法律语言的对称均衡、逻辑简洁性和节奏韵律，法律文体的多样统一，等等）更多地体现在那些独具个性而又富有审美趣味的法官们的判词之中。法官们的“优美的”判决所生发的美学价值，决不压于任何优秀的艺术作品。鲁道夫·佐姆（Rudolf Sohm）曾经赞扬塞尔苏斯（Celsus）的判决才能，说他能够从个别的案件中抽引出普遍的规则，运用最为简洁的语言形式；这些形式具有凌空飞动的语词的冲击力，令人升华，使人澄明，犹如一道闪电照亮遥远的风景[17]。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审美渴望，美国的卡多佐法官（Benjamin N. Cardozo，1870-1938）也曾说：“除非为了某些充足的理由，我不想通过引入不连贯性、无关联性和人为的例外来破坏法律结构的对称性。”[18]
总而言之，句体法、诗体法、韵文法、绘画法、文字法和优美的判词等等，这些法的审美素材存在于各个民族的漫长历史之中，成为亟待探掘的丰富宝藏。法美学应当点燃火光并小心地护卫这光亮，以照亮进出幽暗深处探掘的通道。
（六）
最后要指出的，也许是一种不必要的担心，即人们可能会把法美学的研究等同于一种法律浪漫主义或法律唯美主义（完美主义）倾向。这里，笔者不拟做过多的讨论，只想交代一点：法美学是利用多学科方法、态度求知问学的一种，而法律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则属一种实践指向的“意蒂牢结”（Ideology，意识形态），两者存在着根本的差别。法美学研究之旨趣绝不是要服务于这种“意蒂牢结”或与之共谋，恰恰相反，它在本质上是反对任何形式的独断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法律观念或法律纲领的。因为，只有认识到“美”的界限的人，才会在法律的理性实践中做出审慎的判断和决定，避免唯美主义在实践上的独断专行[19]。
法美学所崇尚的，是一种开放的探索精神，一种不断探寻未知的态度。如果哲学要奔赴的是一条没有尽头的“林中之路”的话，那么法美学同样会选择这条可能“突然断绝在杳无人迹处”的道路。海德格尔（M. Heidegger）在《诗人哲学家》中道出了问学者“在路上”的心情：
道路与思量，
阶梯与言说，
在独行中发现。
坚忍前行不息，
疑问与欠缺，
在你独行路上凝聚。[20]
——这，亦当成为一切追求法美学“探险”的学人们的共同志趣。
[1] 《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页1-108。
[2] Gustav 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S. 205 ff. [3] 按照黑格尔的解释，法律属于“客观精神”，艺术或美学属于“绝对精神”的感性阶段。
[4] Gustav 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S. 206. [5] [意]维科：《新科学》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页563。
[6] 柏拉图：《会饮篇》210B-D。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页262。
[7] 详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页55以下。比较陈中梅：《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
一起看看吧.
······································

说行天下 是非常不错的小说网站大全，你值得拥有。

Ⅲ 中世纪审美文化的美学追求是什么

中世纪大概是4——14世纪。这一时期，总体概括为石头的圣经——欧洲基督教美术。总体分为拜占庭和西欧这两个部分

Ⅳ 概括近代欧洲人文主义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

一、文艺复兴时代
以佛罗伦萨为中心.拉丁文是共享文字.
一般来说,西方思想分成三种不同模式看待人和宇宙,第一种模式是超越自然的,焦点在上帝,人是上帝创造的一部份；第二种模式是自然的,焦点集中于自然,即科学的模式,人是自然秩序的一部份；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的模式,焦点是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
这种区分只是可以用多种方式组合的三种倾向之间的区分,没有严格的界线,更不是如孔德的三阶段规律的另一个翻版：人文主义模式超越神学模式、科学模式又超越人文主义模式,因为这三种模式都陆续有代表,继续发挥影响力,它们之间的关系在竞相自称垄断真理与不同形式的共存之间摇摆.
古希腊思想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尖锐攻击经院哲学的,是它们一心扑在逻辑范畴和形上学的问题,其抽象思维逻辑推理,脱离人的日常生活.不过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并不想用另一种哲学思想来代替经院哲学,他们只想把经院哲学所忽略的作用复活起来.
人文主义讨论中最喜欢谈到的话题,就是积极活跃的生活、和沈思默想的生活孰优孰劣?沈思默想的生活不再像中世纪占据最重要的位置.
二、启蒙时代
文化批评家、宗教怀疑派、政治改革派的松散、非正式、完全无组织的联合,巴黎是中心,法语是共享语言.
启蒙时代开启之前,已经有哥白尼与伽利略、培根,探险航海.
宗教战争,使所有思想开始跟神学分家.笛卡耳、史宾诺沙,以及霍布斯.霍布斯把道德社会的基础置于自我保存,最能看出英国内战造成的焦虑感.
启蒙时代开始的十八世纪,开始从宗教战争的怀疑论走出,其乐观,是建立在试验性科学.培根曾在十七世纪时预料到此点,他于1626年去世,结果牛顿诞生了.牛顿生于1642年,死于1727年.大自然开始从神秘中走出,变成可知.
启蒙运动影响力最大的,是运用自然科学的冲击力,让人文学科也脱离神秘的宗教启示.
三、十九世纪（1789-1914）
理性、自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运用,使这个阶段永远的影响了二十世纪.当时的人相信,让所有的人的能量彻底释放,世界会永远进步向前,充满了乐观的心情.
科学替代哲学和收到挑战的宗教,提供精神上的保障和对大自然的掌握,牛顿当年寻找的「原动力」,被从神学中释放,而用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来解释.
孔德企图把自然科学中奏效的方法,应用到社会和道德研究.思宾赛和马克斯都自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得出了可以与牛顿的运动定律相比的一套决定论定律,不容有偶然性、神的干预或个人选择的余地.达尔文则废除了自然科学与人的研究的分界线.
达尔文的理论基础是进化和进化过程中的自然选择过程观点,这结束了人的特殊地位,把人与动物等同.

Ⅳ 为什么西方文化产生了美学

西方美学，源于三个基础：对事物的本质追求；对心理知，情，意的明晰划分；对各艺术门类的统一定义。

Ⅵ 西方美学史上，被称为美学之父的人是谁

西方美学史上，被称为美学之父的人是亚历山大·哥特利市·鲍姆嘉通。

历来在美学史上形成共识的看法是他第一个采用“Aesthetica”的术语提出并建立了美学这一特殊的哲学学科，被誉为“美学之父”。

鲍姆嘉通的主要美学著作是博士学位论文《关于诗的哲学沉思录》和未完成的巨著《美学》此外在《形而上学》《真理之友的哲学书信》和《哲学网络全书纲要》中也谈到了美学问题。他的思想对康德、谢林、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美学家发生过重大影响。

(6)立法美学扩展阅读

鲍姆嘉通1730年入哈雷大学学习，接触了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哲学思想。他和高特舍特一样，都是伍尔夫的学生。1737年他任编外教授，1739年起任法兰克福大学教授。这段时期他出版了一系列哲学、伦理学、逻辑学和美学著作。

他专门的美学著作有两种：一种是《关于诗的哲学默想录》，这是他于1735年答辩的学位论文，同年9月该书出版，他在这本书中第一次提出美学是一门独特的哲学学科的思想。

另一种是《美学》，第一卷出版于1750年，第二卷出版于1758年，但是这部著作因作者去世而未能完成。按照鲍姆加登的构想，美学应该包括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

鲍姆嘉通已经出版的《美学》仅仅占理论部分的三分之一（另两部分是“方法论”和“符号学”），至于实践部分（艺术理论），则根本未能涉及。另外，他的哲学著作《形而上学》的部分章节论述到美学问题。

Ⅶ 艺术 美学 宗教 哲学 科学 数学 神学 等等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啧啧，这个问题还真是大。我尽量帮你回答吧。
如果你想知道你所列的那些东西究竟是什么，你必须有一定的西方思想史的概念。请先清楚一点，这些概念，全部都是西方的概念，不能加入中国思维。请不要和我说什么中国也有艺术、美学、哲学之类的话，当然，中国确实是有，但是那是在西方所定义的基础上筛选出的所谓中国哲学、艺术、美学，而非我们本土概念。所谓中国的哲学，其实是经学史学子学；中国的美学和艺术，就是中国的文人艺术。当然，这些不重要。我做这个区分的目的，就是首先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请站在西方的两希（希伯来、希腊）的思路基础上，而不要参杂我们的中国本土思想。（请不要以为我是厚此薄彼，只是这里加入中国思维是不合适的。）
从整个西方学术史的思维来看，从希腊三贤，到笛卡尔为一个时代。从笛卡尔到康德到胡塞尔为一个时代。从胡塞尔和罗素到当今为一个时代。（我这个划分只是为了方便，非常之粗略，为了我叙述方便而已，请不要太认真。）而他们一直以来的目的都是相同的——那也是哲学的目的——为了寻找真理。
如果说全部的学科都是从哲学中划分出来的，其实不无道理。西方思维就是从他们的哲学思维，从他们希望知道“真理”是什么开始的。苏格拉底是一个提问式的学者，一个“接生婆”式的学者。柏拉图开始形成他的“真理""原型”的看法。亚里士多德则网络全书的探讨一切。这是希腊的哲学，西方哲学的开始。
还记得我之前说的两希起源嘛。希伯来人，旧约的民族，上帝的选民。他们同样实际上在寻求真理。但是他们的真理是来源于宗教、《旧约》。在希腊人那里，预设了人本身是可以知道、接近、了解真理的。但是希伯来人的思路是，人无法完全得到真理（上帝），真理是由上帝掌管的，其本身就是关于上帝的知识，真理能且只能从信阳中得到。
以上是结合了宗教和哲学，其实，他们都反应了人的一种欲求，那是一种对寻找自身确定点、找到自身根基的欲求。希腊人选择了哲学、希伯来人选择了宗教。之后的基督教综合了这两者（见新柏拉图主义等）。
这些就是第一个阶段了。
为什么是到笛卡尔呢，其实这个划分不是太准确。亦可以划分到培根，甚至划分到胡塞尔也可以，我觉得直到胡塞尔，人们才明白了科学思维的意义。划分到笛卡尔是因为，在中世纪的这千年，有一个对人类的至关重要的知识出现了——科学。
科学是什么，科学亦是要求一种固定的知识。但是科学是从一种过去的目的论式的世界转变到了（事实上每个现代人都是的）机械论的世界。他探求的是经验本身所能告诉我们的真理，而非柏拉图式的、希望从理性去探求的真理。笛卡尔所做的，我认为他是看到了科学在未来的可能性，所以希望用哲学、以哲学的思路，为科学的可靠性奠定基础。（因为科学来源于经验，而经验被哲学认为是不可靠的，当然，这是过去的看法，当代的科学哲学早已远远超出这个讨论了）
在我所说的第二个阶段，科学的被认可程度，科学的知识的被认可程度越来越高，科学以其经验的明证性（和他的副产品——工业品的方便性）成为人类追求知识的一种最可靠、最成功的的方式。（请不要忘记最初、甚至当今那些科学家们是为了真理本身而寻求科学，为了那种哲学式的“好奇”）而哲学，其实是每况愈下了，从笛卡尔到培根到休谟洛克到康德到黑格尔，哲学寻求“真理”的方式并未改变——依靠理性。
以上是第二阶段了。
我一直没提数学是不是。其实数学，当然，对科学来说，他是一项基本工具。但对哲学而言，他和哲学一直是交织的。我就不提毕达哥拉斯学派了，你看柏拉图、笛卡尔、康德、胡塞尔，谁没有数学背景。为什么数学对哲学这么重要，我觉得你去看看《理想国》可能会有一种最基本、最直观的了解。那是柏拉图开始的，就对数学的重视。因为数学本身具有一种明证性，他是自明的，能获得新知识的（和意见对立的那种知识）。故而，想要获得真理，数学性思维是不可缺少的。笛卡尔就是希望用数学的“公理性”的思路来建立他的哲学。
为什么我在这里提数学呢，因为已经到第三阶段了。不能不提20实际哲学两大思路——逻辑学、分析哲学思路和现象学思路，即罗素和胡塞尔。
(我真的不太想打字了，写简单点了，虽然本来写的就很简单）分析哲学，依旧是借鉴了数学思路，以及发展出的标准语言-逻辑学思路，希望从语言、逻辑来发现，找到真理的基础。而现象学——我真的觉得最好自己去看看关于现象学的东西，我觉得且不说和东方思路的对比很有趣，现象学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发现——是从笛卡尔开始接手，但不是从那个ego就结束了，而是进一步把自己作为镜子，照见所见的经验，“面向事实本身”。
但注意一下，虽然在这里，这两大思路还是希望寻找到“确定的知识”，但是和过去的哲学、宗教不同，他们寻求的不是那个"天上的”“真理”性的知识，而只是固定的知识。个人的意见是，实际上，哲学已经降低目标了。
真的是非常片面，非常简单的思想史梳理。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数学、哲学、宗教，哦，还有神学是吧，如果你是指宗教学的话，那是从缪勒开始的，实际上是一种现象性的宗教的对比（横向、纵向），神学，即是寻求关于神的知识，是宗教内部的对神的探索。比如说吧，前者，就会包括宗教语言学、宗教考古学，后者就会包括文本学，这样。其实是对神的两个方面的探索，当然，我也可以把“神”转译为另一种的“确定的知识”，从而使我的论点一致。
我想说的是，整个西方的思路，都保持在那个两希的思路——对真理的探求，当然，两希思路本身其实是不同的。希腊式的“好奇”，和希伯来式的“启示”（想想看约伯记中的那个不可知理由的上帝）。但实际上，我觉得内在是反应了人本身的一种对固定性的欲求。

我一直没说艺术和美学，因为我觉得他和以上我所说的其实不太相关。以上我所说的是“想要得到”，而艺术和对艺术进行探讨的“美学“，是”想要表达“。有人说美学也是哲学的一部分，当然是对的，但这只是说美学是用了哲学的方法在探讨艺术这个意思而已。艺术本身，必须其中有声音在说话，”我“本身在说话，方成为艺术。我对艺术的理解仅此而已，也不知道是不是对，但我个人是这么看的。
打了这么多字，就在这里结束吧。

Ⅷ 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立法是什么意思

合目的性是康德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作为先验的判断力的原理的合目的性原理，是康德美学的核心所在。而对康德的合目的性原理的内涵、特性与影响的剖析与揭释，可增进对合目的性原理乃至整个康德美学的认识与理解。一、康德合目的性原理的内涵1．目的与合目的性的规定在康德美学中，目的与目的性等概念都有他特定的规定，在探讨康德的合目的性原理之前，须把这些概念厘定清楚。

Ⅸ 柏拉图的代表美学观点是

一、真实的存在与理念论

柏拉图的宇宙观不是一般的纯自然哲学的宇宙观，而是自然与宗教和伦理相结合为一体的，为他后期思索所独创的宇宙观。柏拉图的宇宙观虽然为罗素所否定，但肯定的人大有人在，我认为不可似罗素那样地轻易否定，而是要深入地研究，分清是非清红皂白。

首先是他的客观真实存在论。在他的名篇《蒂迈欧》中，认为在整个宇宙中有四个方面的真实存在，其中有神、理念、空间和混沌物质元素。

柏拉图是有神论。神是宇宙的第一真实存在，是宇宙的最高统治者，宇宙的创造者，他是永恒的，不变的实在。但是，柏拉图所说的宇宙神与一般宗教的上帝基督不一样，宗教的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柏拉图的神就不能创造理念、空间与物质的基本元素等。也与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也不完全一样，有那么多的神话故事。柏拉图所说的宇宙神只能是哲学道理中的自然神，是自然造化中的主宰者、指挥者、管理者和创造者。在他讲神掌管宇宙，创造宇宙的时候，他有时又将其称为“工匠”、“宇宙之父”、“穆得革”等，因此，神对宇宙而言是一种外在的实体，在《政治家》中称为外来的力量。

其次是就是理念，它是宇宙中第二个真实的存在，是一个永恒的不变的实在。在《巴门尼德》篇中称它们都是一个个单个独立的实体，排列在整个宇宙自然中，供神创世使用。理念究竟是什么？从大量的篇章对话来看，理念就是神创造万物时所要用到的模型、标准样子。如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说：“神用型与数来塑造它们”，这个型就是理念的意思。由于型与数有关，所以理念又可以用我们现在理解的事物的本质规律的角度去理解，它是形成事物的内在原因。如某种物质材料，在按某种加工程序、基本结构的加工制作，就一定会形成某种事物。在柏拉图看来，宇宙形成之初，理念的实体与物质的实体是分离的，是分存于两个不同的世界。是因为神要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这两种实体才在神的手里将其结合在一块，理念为模型，物质为材质，就如揉好的面粉按进模具中做成为各种各样的饼子一样，神用此方法就创造了有模有样的万事万物。实际上，理念就是事物的本质规律。

再次就是空间。空间在柏拉图的思想中是一种虚空的存在，就如我们常人所感知到的空房子、空地方一样，是一个存放东西的场所。在《蒂迈欧》篇中，他就是这样认为的：“第三类存在是永久存在不会毁灭的空间，它为一切被造物提供存在场所。”按我们现在的认识，时空是物质运动的形式，它们是事物存在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但是柏拉图的思想中却把它们分割开来了。认为时间是以后他造出来的。如在《蒂迈欧》中说：“日、夜、月、年在天被造出来之前并不存在，是在建构天时造出来的。”照此看来，存在的空间不仅是虚空的，而且还是静止的。

最后为宇宙物质混沌论。在他看来，最早的宇宙物质是一个完全无序混沌不清的存在，而且它和神、理念等一样，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在。这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就是水、火、土、气等四种元素。因此仅从这一点来说，柏拉图不能完全将他说成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的代表。在西方哲学史上，也有人不同意，而是定为二元论。我认为二元论的说法较为贴切。

不过，这个物质的世界是一个变动不居，混乱无序的世界。由于神的不满意，由于神的善意，在神的掌控改变下，这一世界才变得和谐有序，尽善尽美了。但是变动不居的本性并未改变，因而世上的万事万物仍在不断地生成改变中。它不似神和理念的世界那样永恒不变，始终如一。这两个世界的区别就在于，物质的世界是感性的世界，“可见的世界”，永远在变化生成的世界。虽然这个世界能让人类见到，但却不能了解到它们。而神和理念的世界则是理性的世界，“可知的世界”，永恒不变的世界。这个世界虽然是人能认识它，但却是一个看不到的世界。

这个两个世界的理论就是柏拉图二元论的思想根基。这个“可见的世界”就是一个物质的世界。但是，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中，首先，是一个运动着不止，混沌无序的物质元素世界才是真实存在的世界，而经工匠创造过的现象世界，虽然有序运动，但又是一个变动不居不断生成的世界，因而这些常变常新的现象又是一种非存在、非真实的世界。另一个“可知的世界”，虽然是真实的存在，但它们都不是物质的，而是神灵、灵魂和理念等。因此这些东西与物质世界相比，它们又是不可见的似非实在的东西，它们只能靠心灵的理解，属于灵魂的范畴，因而自然就属精神的范畴。由此可见，对柏拉图的思想下二元论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柏拉图有客观唯心主义思想，而且其思想是占主导地位的，但不是唯一的。从早期希腊自然哲学中所吸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是不可抹杀的。

在柏拉图真实存在的世界里，除了神的存在高高在上，无可比拟外，理念的存在就是主要的。因为理念除它是使宇宙事物存在的有序外，它还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共相”。它相当于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概念、本质、一般等。为什么概念、本质和一般的东西会变成为具体实在的呢，因在柏拉图的理念中，理念不是抽象的，而是相对具体的实在，所以又与我们所理解的概念、本质等有些不同，虽然它不是个别的具体实在，但却是类别的具体实在。如他自己所举床的理念的例子，虽然这个床不是具体的某个床，但却是我们所见到的一般的具体床的应有样子或模型。床的样子和模型虽然我们用肉眼见不到，但在我们的脑子里灵魂中就先验地存在着。人对床的认识，就是凭着脑子里床的这个理念知识通过回忆去认识的。因此，从认识论上说，柏拉图这种认识论是建立在先验的客观唯心主义灵魂回忆说的基础上。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斐多》、《斐德罗》、《斐莱布》等篇中见到，他认为人的灵魂是不灭，轮回转世的。灵魂在永恒的可知世界里，早就对各种理念熟悉。当灵魂进入一个出生了的人体后，灵魂随人体进入了一个可见的世界。于是这个人的知识和理智，就是由理念所固有的知识和理智，然后通过灵魂的回忆后就可获得，人的教育与学习，只不过是灵魂回忆中的一种形式罢了。

另外，从目的论来说，柏拉图的理念论也是相当有份量的。因为神要创造这个世界，其目的就是至高无尚的善。在《蒂迈欧》篇中阐述宇宙的生成，神的动机与目的就是这样：神总是期望世界万物皆善，尽善尽美。当他发现整个可见世界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紊乱无序的运动中时，他就想到有序、善和美等。神就是用这个有序、至善和美来改造这个世界，而所使用的方法就是“用型与数来塑造它们”，也就是用理念来塑造它们。这就是说，事物的尽善尽美是与存在的理念息息相关的，理念与美与善是相通的。

存在与非存在是相对立的，即真实与虚假是相对立的。在这个宇宙中，属于非存在的，虚假的东西又是指的是什么呢？在柏拉图的阐述真实存在实体的同时，也谈到了属于非存在的东西，如镜子里所照出的一切东西；艺术家所创作的东西等等，因为它们都是“影子的影子”，都不是真实的存在。其次是一般工匠所造的床，广泛而言，包括现实中所生成的一切事物，都是理念的影子，即柏拉图所说的对理念的“分有”或“模仿”等，因而也不属于真实的存在。这里还有柏拉图受赫拉克利特“流变”说的影响，“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 河流。”由此而形成的“生成”说的理论在内，即世上万事万物的生成都是在即生即灭，永不恒定，事物总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因而现在存在的事物，随时间的流变马上又不存在了。与此相关，关于时间的的存在，柏拉图也认为只有现在时的时间才是真实的存在，而过去时与将来时，都只能是时间的影象而已，因而也是不存在的。
二、善的至高无尚和目的论

善与善的理念在《国家》篇与《蒂迈欧》篇中阐述得最清楚。善是至高无尚的体现，一是神是善的化身，或者说代表；二是善是知识和真理的源泉，又高于一切的知识与真理，比一切知识的对象“更有尊严更有威力”。因此，善的理念是理念中最高的理念。可以这样说，在这宇宙中，善与神是并驾齐驱的两个永恒的存在。

柏拉图善的理念的被“分有”或“模仿”，使宇宙处处充满着善的理念，这是神对宇宙善意的希望和创造的一种目的，是神的目的的具体体现。神的善意就是希望宇宙不要混乱无序，而是和谐有序，尽善尽美。所以神的善意就是一种善的目的。这种善意的目的，体现在整个宇宙中就是和谐有序的自然，即自然的生成都是在理念的主导下形成，没有混乱无序的恶；体现在社会中就是和谐有序的理想国家，有会治国的国王，有善于保卫国土的勇士，有善于生产和管理的臣民。大家各尽其责，各尽所能，和睦相处；体现在每个人的身上，就是四种美德的良好修养的统一，即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共同支配人的思想与行为。

与善相反的东西就是恶。其恶之源，在自然来说，就是自然本身中的混乱。如他在《伊庇诺米》中说：“无规范、无秩序、笨拙、无节奏、不和谐”等，就是恶的根源。对社会而言，他在《蒂迈欧》篇中认为：是因为身体灵魂中“受到各种可怕的，不可抗拒的情感的影响”。他又说：“这些情感，首先是快乐是趋向罪恶的最大的引诱者；其次有痛苦，是对善的妨碍；再次是急躁和恐惧，经常给人提出愚蠢的主意；还有不易劝解的愤怒和容易使人误入歧途的希望。”

至高无尚的善，是神的旨意、目的，也是社会人的愿望与目的。他在《国家》篇中说：“每一个灵魂都追求善，都把它作为自己全部行动的目标。”在一个国家中，只有充满着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的人，才是这个国家最善良的人，最有道德的人。虽然柏拉图的理想的国家是乌托邦式的，但却充分地表明了柏拉图对善的目的的追求和他认定宇宙充满着善的信念。

目的论是西方哲学一个研究的范畴，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斯多德、沃尔夫到康德等，他们几乎都大至相似地认为宇宙存在一个目的，存在一个外来的推动宇宙向着完善、完美方向发展和运动的力量，这就是目的论哲学的主要依据。这些哲人都在思考着宇宙的发展存在着一个完善完美的倾向，柏拉图的目的论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一样，认为善的目的就是神的目的。善就是事物的完善、完整、完满，也即好的意思。亚理斯多德在论及事物产生的“四因论”（质料、形式、动力和目的因等）中，目的就是原因之一。沃尔夫的老鼠是为了给猫吃的的猫鼠论，康德的客观事物存在的目的论等等。尽管他们的目的论的说法不完全一致，但从深层的内容去分析，他们的目的论与事物发展的和谐有序，合规律这一点是相通的。目的就是追求事物的和谐有序，符合规律；实现目的就是要按规律办事。因此，在他们的人性化的社会里，目的性与规律性是完全统一的。

关于目的论，在哲学领域内，人们都很忌讳它容易与宗教或神扯上关系，所以在我国哲学研究中，没有它研究的存在价值。其实，我不全然这样看待问题。不错，从柏拉图、亚理斯多德到康德的目的论，是与他们的神学观念有关系，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即从它有合理的一方面来思考目的的问题。

所谓目的，它是人的主体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愿望，还有行动的计划，它与人的欲望、动机、意志力的倾向密切关联。人的目的可分积极与消极的两部分。所谓消极的，就是指由人的纯粹欲望所引发的某种目的。这是一种无理性的，甚至是违反客观规律的无理要求。由它，可造成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社会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等，因而使社会形成灾害。而积极的目的，则是人正确反映自然客观规律的结果，是人在理性原则指导下所形成的目的，在这一目的主导下，就可使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构成美好的世界。两种不同的目的，就有两种不同的客观反映，造成两种不同的客观结果。

人的积极的目的实际上是人向客观自然发展中学会的，是自然向人的立法，向人所订下的标准法则。因此，人的目的也就是自然的目的，自然的目的与人的目的是相通的。所谓自然目的，其实就是自然发展的必然规律，也即马克思所言的“美的规律”。“大道自然”也，客观自然的发展就是按照一条美的规律在不断的创造着和改变着自然，由已婚猜测到的宇宙大爆炸开始，到人类的产生，再到人类社会不断向着高级社会的发展，都是在美的规律作用下，似乎自然是有目的地向前发展着，这就是自然的辩证法。

三、美的本质和真善美的统一

柏拉图在谈论客观和主观世界的真与善的同时，总是要和美感和美联系一起来谈论的，真、善、美在柏拉图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体统一的。关于美的议论，主要在《大希庇阿斯》篇、《会饮》篇、《国家》篇、《斐多》篇和《斐德罗》篇中较为突出。其主要的观点，可大致归为两个类，一是美的本质问题，二是美与真善的关系问题。

1、美的本质

首先柏拉图肯定美是真实的存在。但在真实的美的存在中，许多现象的美又是说不清楚的，如年轻小姐的美；一匹漂亮的母马；一个美的竖琴；一个美的汤罐；最美的猴子，还有黄金和女神等等。在这许许多多美的现象面前，相比较而言之，究竟推断什么是美时，就说不清了，因而感到在讨论现象中的美时，“美是难的”。因为现象中的美会“因人而异”，“因时因地而异”。有时是因为它是“恰当”；有时是因它有用或“有益”和“善”；有时是因它能使人的“视听产生快感”等等。因而它不是绝对的，本有的，不变的，而是相对的、非本有的、变化的。
在柏拉图的思想中，他始终这样认为，美的现象为什么会是美的，这都是因为美的事物中具有美的本身的原因，是因为美的现象“分有”了美的本身，本质或“美的理念”。

何谓美的本质或理念？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有一大段话说得很清楚。他说：“这种美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因为这种美不会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它对一切美的崇拜者都相同。……它不存在于其它别的事物中……它自存自在，是永恒的一；而其他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对它的分有”。

那么这种美的本质为什么会给美的事物带来美呢？在柏拉图看来，主要是它“和谐”的本性。关于柏拉图美的和谐观的形成，我认为有两来源：一是来源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数的和谐；二是来源于苏格拉底善的和谐。在柏拉图思想中，宇宙的生成除了按神的善意，善的理念所创造的一个和谐的宇宙外，另一个是在方法上，神用了数的规则来整理、规划世界，是数的规则、和谐，才使宇宙生成后有和谐统一的秩序。

那么和谐又是如何成为美的本性呢？从柏拉图的宇宙观来看，和谐的对立面就是不统一、不和谐和无序混乱，它们就是丑恶，它是神未创造出世界之前一个真实存在的物的世界。而今日的和谐有序的世界是神按照“尽善尽美”的目的创造之后才有的，因此，和谐与真实存在的神，真实存在的善的理念、美的理念是一致的，又由于美善的同一，所以和谐既是善的目的，又是美的本质。

关于美的和谐本质，柏拉图在《会饮》篇中谈论爱神一节中说得最为清楚。他在《国家》篇中曾说过：“最美的境界”是“心灵的优美与身体的优美和谐一致”。而爱神就完全符合这个条件。首先爱神“年轻”，“相貌秀美”为世公认；其次，爱神具有正义、勇敢和节制等各种美德。因此爱神的心灵美与身体美是和谐一致的，是美的最高境界的化身。爱神不仅本身美，他而且还引导人类，引导诸神去爱美，去创造一个和谐美的世界。因此他说：“美丽的爱神一出现就不会有丑恶”，因为爱神在人类世界“播下了各种幸福的种子”。这种幸福的种子就是“各种美德”。它们是：“大地上的和平，海洋上的宁静，狂风暴雨的平息，还有甜蜜的芳香，让我们安然入睡。”总之，美就是由爱神带来的一种和谐和幸福。
关于美的和谐的本质，这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这样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问题，在柏拉图的思想中认为，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是很难理解到的，而且也很难看到的，它是一个很高境界存在。因此他说：这种“精纯不杂”，“神圣天然一体”的和谐美的真相，并不是任何人，任何时间可以见到的，而只有有智慧的高等级的哲人，在一定的时候才能看到。作为普通人，在现实生活里所见到的美，都是经验的、相对的、比较而言的美。这些都是美的现象，并不是美的本质。

柏拉图关于美的本质在于和谐的理论，在美学的研究领域内有较大范围的共识，为许多哲学家和美学家所认同，可能在说法上有些差异，但实质是一样的，即美的本质在于和谐、统一或一致等。不过要认识到这种和谐不是纯粹的和谐，如绝对的唯一；毫无生气的静止的“和谐”等等。美的和谐是在不和谐、不统一或不一致前提下的和谐，如事物混乱无序的前提下的和谐，事物多样性而呈现出来的和谐，矛盾统一后的和谐等。在柏拉图的思想里，虽然没有这样更深刻地阐述，但其实质的思想内容就是如此的。因此，从这一点上，还有其它的方面，我认为他的美学思想有许多可取之处。仅从美的本质而言，从广义的美学上说，是基本正确的，因为他道出了客观美的规律发展的实质。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其事物的发展，属于美好的东西，就是完善的东西，它们总是按对立统一，多样统一，形成和谐的系统或整体，你看看你周围的事物发展不都是这样的吗，美的东西总是符合规律性，符合目的性，为人所喜爱。

2、美与真善的关系

由于柏拉图有客观唯心主义理念论的基础，美的理念与善的理念都是在宇宙中客观的真实存在，因而在柏拉图思想中，真、善、美的内容是统一的，真实的东西，就美与善的东西；美的东西也就是善的东西，美与善没有根本的区别。

先说美与真的关系。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美的理念，美的本身就是真实的存在。因而相反那些经验中许多美的现象，在柏拉图看来倒属于不真实的了，因为它们都属于理念的影子，是从理念中摹仿或“分有”出来的东西。又由于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艺术作品只是对社会生活的描绘，用柏拉图的话来说，艺术只是“镜子里的影子”，或人物的“肖像”。因此，艺术美就只能是社会生活美的影子，艺术的美对于美的理念而言，隔了两层，比起社会生活中的美还要更加虚假，因为它是“影子的影子”。基于这样一个原因，所以柏拉图对于以诗为代表的艺术和艺术家的存在是极不欢迎的，而且提出要将诗的艺术赶出理想国家的家园。

再说美与善的关系。柏拉图在《国家》篇中说：“真理和知识都是美的，但善的理念比这两者更美。”在《蒂迈欧》篇中说：“凡善的事物都是美的”。在这些言谈中表明美与善是同一的。在前面讲了，在柏拉图总的宇宙观中，他认为善的理念又是理念世界中至高无上者，因而美的理念就必须从属于善的理念，为善的理念所支配。基于这样一个原因，所以在柏拉图在审美分析中，始终都认为灵魂的美要高于一切形式的美。如他在《会饮》篇中就谈到要使人认识到灵魂的美的要比形体的美更高贵。在《国家》篇中就说到，一般的普通人都是“声色爱好者”，因此他们都只关注“美的声调”，“美的色彩”，“美的形状”等，只有哲学家，爱智者，才能看到和理解到和善同类的美本身。在《斐莱布》篇中说：心灵的快乐要高于一切感官所拥有的快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