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法经典案例

❶ 法律咨询经典案例

法律咨询经典案例法律这些经典案例有很多很多啊，法律是正规的，是有经典案例的，有书啊，真有条的给我。

❷ 一道法律经典案例，合同法，求解答~~~谢谢

1.B 公司无权要求A公司付款，王先生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
2.根据合同相对性，B公司有权要求王先生继续履行合同或者解除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

❸ 法律咨询经典案例

如你所述，如涉诉，可以提供证人证言证实该权益属于你方。或者请村集体出面协调。

❹ 法律无情的经典案例有哪些~~

对于错杀致死的 是很普遍的，杀人偿命是必然行为 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任何人的生命谁都没有权利剥夺，正当防卫过度也能构成误杀。光从这一点就可以无情

❺ 经典法律案例

以下均是我平时和大学用得挺多的。
http://www.lawspirit.com/
http://www.doj.gov.hk/chi/laws/
http://www.chinalawinfo.com/
http://www.law-star.com/
http://www.legislation.gov.hk/chi/index.htm
尤其是第一个和北大得，能找到很多东西。其实每个好一些得大学你只要输入他们的名称比如哈佛就会有法学的信息。
所以这些我就不在列的。

❻ 法律的经典案例

以下为法制的事例：
案例一:

一天晚上,某县中学的4位学生,傍晚闯进了城郊某中学的男生寝室里,掏出匕首威胁并殴打宿舍学生,共抢劫200余元。由于受害学生报案及时,他们在回家40分钟后同时落网。

案例分析:在此案中,行为人“在客观上表现为对财物的保管者、所有者、守护者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迫使其交出财物”;在方法上,实施暴力,公然“对被害人的身体实施打击或者强制,例如,捆绑、殴打、禁闭、伤害等等”,严重威胁着他人的生命、健康的安全;在主观上,是有意地采用暴力手段,夺取钱物,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故4位学生的行为已触犯了刑法。我国刑法还对刑事责任年龄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1)犯罪时已满16岁的人是完全负刑事责任时期。因为他们的智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已具有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应当要求他们对自己的一切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2)犯罪时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是相对负刑事责任时期,对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犯罪如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抢劫、贩毒、放火、爆破、投毒等犯罪负刑事责任。这4位学生犯罪时3位16周岁,一位15周岁,理应根据刑事责任年龄,追究他们应负的法律责任。 案例二:

16岁的中学生刘某是某中学高二学生,家庭条件很好,刘某从小就娇生惯养,在学校不求上进,几乎每天都出入网吧并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花钱如流水,时间长了,父母知道他的恶习,便严格控制他的经济来源。由于找父母要钱这条路走不通,又实在渴望出去潇洒一下,一天,他趁父母外出之机,将家里的5000元现金偷走。一个多月后,刘某的父母发现5000元现金被盗,很快就怀疑到他,于是追问儿子有没有拿家里的钱。此时,5000元钱都快被他挥霍光了,刘某害怕家长责备,便一再说自己没有拿,其父亲便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公安机关经过缜密的侦查后将犯罪目标锁定在刘某身上。在大量事实面前刘某不得不承认钱是自己偷的,公安机关遂将其刑事拘留,后转为逮捕。父母知道窃贼是自家的儿子后,认为儿子偷拿父母的钱财不犯罪,他们也不想追究责任,要求公安机关释放刘某,但公安机关认为刘某已涉嫌犯罪,因此对于刘某父母的请求未予允许。

案例分析:盗窃父母或近亲属的财物,在是否构成犯罪和处罚上有其特殊性。法律规定:“偷拿自己家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罚时也应与在社会上作案的有所区别。”刘某偷盗自家钱财达5000元,数额大,在父母追问时又拒不承认,且把偷拿的钱用于赌博和挥霍,结合这些情节看,刘某应当属于“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情形。司法机关以涉嫌盗窃罪将刘某刑事拘留,这是完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不过,刘某偷盗的财物毕竟是自己家的,其社会危害性明显比在社会上作案要小,加之他属于未成年人,因此法院在宣告其有罪的同时,通常会给予较大幅度的减轻处罚。 案例三:

二00二年七月的一天晚上,某中学三位同学乘门卫不注意,悄悄溜进学校,直奔某班教室。一名同学对着教室门先踹了几脚,然后另两名同学接着踹,将教室门板踢下一块,三人乘此钻进教室,又开始毁坏其他东西,后扬长而去。
案例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72条规定:“结伙斗殴、寻衅滋事、扰乱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教学秩序或破坏校舍、场地及其他财产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名同学破坏校舍及其他财产行为,应由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案例四:

李某(男,19岁)、王某(男,19岁)、徐某(男,15岁)预谋绑架某乡中学生刘某、张某,然后向其家勒索现金。于2005年5月8日晚6时许,犯罪嫌疑人李、王带着事先准备好的凶器卡簧刀二把,绳子三根,铁棍一根,胶带一卷,预先到达某乡大桥东头第三泻洪口处,另一犯罪嫌疑人徐以去河西玩电脑游戏为由将刘某(男,16岁)、张某(男,15岁)从家中骗出,当三人走到西大桥东头时,徐借口说去桥墩取事先藏在那的钱,将被害人骗至西大桥东头第三个桥墩处,这时躲在桥墩处的李、王手持卡簧刀将二被害人逼住,李用铁棍猛击刘头部数下,刘倒地后王、徐又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将刘的脖子勒住,约一分钟后见刘不动了,又用同样的手段将被害人张打倒,认为二被害人已死亡迅速逃离现场。三犯罪嫌疑人第二天给张某家打电话索款,要人民币五万元。 案例分析:李某、王某和徐某预谋实施的是绑架罪,但具体实施犯罪过程中,他们不仅实施了绑架的行为,并且还实施了故意杀人的行为。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实施绑架行为并杀害被绑架人的,以绑架罪论处。这种类型的绑架罪实质上包含两种具体的行为:一为绑架行为,二为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这两种情况在我国刑法中均可构成独立的犯罪,即一般情节的绑架罪和故意杀人罪。本案中,李某、王某已够法定年龄,所以应承担完全刑事责任。徐某案发时的年龄为未满16周岁,根据刑法第17条的规定,其不应对绑架罪承担刑事责任,但应对其实施的故意杀人罪承担刑事责任。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积累、渐变过程。让我们每一个同学自尊自爱,遵规守纪,做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❼ 1500字法律经典案例

2000年9月，某厂女工王某从工厂下班回家途中，被一名歹徒拦路强奸。为查找和告发作案人，王某及时向当地公安派出所报了案，还向邻居和丈夫说了被强奸的事实。一周以后，夫妻之间因此而发生口角，被害人王某服毒自杀（幸及时送医院抢救，未死）。破案后，被害人王某向人民法院要求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让被告人（强奸者）赔偿因自杀抢救而花费的医药费用。
问：在这样的情况，王某是否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理由是什么？
参考答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 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所谓物质损失，也就是经济损失。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而遭受的精神、人格、名誉和婚姻家庭关系等方面的损失，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要求经济赔偿。
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只能以犯罪行为直接引起的物质损失为条件，如被告人行凶伤害，致使被害人伤残，需要治疗的费用；再比如由于被告人盗窃、抢劫，致使被害人遭受物质损失的，则被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被告人强奸、污辱造成被害人精神痛苦，而被害人没有直接遭受物质损失的，也就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上述情况中，被害人服毒自杀后的抢救医疗费用，并不是由被告人犯罪行为直接引起的，因此被害人王某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要求经济赔偿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❽ 法律典型案例的分析和感悟

本书选择了来50个典型自案例，主要来源是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刊物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参考案例，其中也包括一部分被媒体广泛报道并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的案例。案例选择的总体思路是近年来具有一定争议，在理论上具有较强探讨价值，在实践中具有较广适用空间。选择时考虑案例在刑法各部分的分布，但有多有少，并不面面俱到。在分析过程中，如果对裁判结果和论证过程有不同意见，也会提出相应的质疑和批判。本书在展开个案分析时，除展示案例裁判者的论证思路、理由之外，不再进行一般教材式的、全面的基础理论叙述，更多直接基于事实和规范，从某些独特和关键的角度进行针对性的分析。以此试图说明，刑法适用的过程，是在目的指导下，运用各种论证方法，不断拉近规范和事实的距离，得出符合正义、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结论；同时希望说明，一个合格的法律工作者，需要强大的事实和规范的处理能力，人类生活复杂多样，新问题层出不穷，具有良好的社会生活感悟能力、应对能力和事实分析能力的法律工作者，才是合格的法律工作者。

❾ 求点经典的古代法律案例

法律形式

中国古代的法律形式很多，不象现代法律只有法、法规、条例等少数几种。古代法律形式总结起来有如下几种：刑、法、律、令、典、式、格、诏、诰、科、比、例。在一个朝代，经常有几种法律形式同时使用，组成该朝代的法律体系。不同的法律形式的使用范围也不一样，效力高低也有很大区别。

刑

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通用。其含义和法相同，基本指刑律，不指刑罚。后来，刑称为法或律，战国以后常指肉刑或刑罚。

法

这是商鞅变法之前的常用法律形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变法时都以法为名称，如魏国的《法经》，晋国的《被庐之法》。到商鞅变法将法改为律后，法仅仅在广义上使用。

律

这是商鞅变法后中国古代常用的法律形式，应用广泛，如秦的《田律》，汉朝《九章律》，魏晋之后，有《魏律》、《晋律》、《北齐律》、《隋律》、《唐律》、《大明律》、《大清律》。

令

统治者就某一具体事务颁布的命令。是律的辅助性法律，在隋唐时期有专门法典，如《开皇令》和《贞观令》。

典

最早出现于唐朝的《唐六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典。后来的宋和元明清都有此类法典。

式

这是关于官吏具体行为的专门法律，范围非常广泛。式在唐朝还有一定地位，是唐朝律令格式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到了元明清时期，地位下降了很多，不再起主要作用。

格

格也是一种行政法规。格作为独立的法律形式，最早出现于东魏的《麟趾格》。明清时将格的内容归入了会典和其他形式的法规，不再独立。

科

汉朝到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形式，科意思是断，所以依法断罪叫做科罪。在隋唐以后，敕的地位重要，科被敕和格所代替。

比

比是两汉到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形式，也是一种审判原则。如果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可以用相似的律条定罪，这叫做比。因为这样类推断案，出现了司法腐败现象。到汉朝以后，比不存在，内容被吸收进其他法律形式里边。但是类推形式在古代一直存在。

例

和比一样，例也是一种断罪原则，也是汉、唐、宋、明、清时期的法律形式，但名称不同。秦称“廷行事”，即法庭成例。汉朝称为“故事”，即以《春秋》中已有的故事作为断罪的依据。到了明清时，例和律并行，日益重要，在清朝时，其效力甚至高过了律。

诏

是古代皇帝发布的命令，也是很重要的一种法律形式，又叫诏令。皇帝的诏令经常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既可以认可、公布法律，也可以改变、废除法律。

除了以上的法律形式之外，还有敕、诰、命、制、程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是专制集权社会，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他可以用诏、敕、诰等法律形式来发布新的命令，任意破坏现存的法律。这就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法自君出。

司法机关

中国古代的司法机关在西周时期有了明确的从事司法审判的司寇，在此之前的夏商时期只是有了监狱这种司法执行机关。西周时的最高审判权还在周王手里，他统辖的中央地区的具体司法官是士师和眚史。西周时的案件区域管辖还没有明确区分，不过审级已经有了王、三公、司寇、乡、遂、县六级，古代的司法机关基本形成。

到战国时期，各国也有自己的司法机关，秦国的最高司法官叫廷尉，楚国叫廷理，齐国叫大理。

秦朝建立后，中央司法机关是廷尉府，最高司法官是廷尉。秦的地方是郡县制，地方的司法机关由郡守和县令兼任。疑难案件上报中央，一般的则自己处理。秦朝的司法机关体制奠定了以后中国历代王朝司法机关的基础。

汉朝基本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包括司法体制，所以历史上有了“汉承秦制”的说法。汉朝中央的司法机关仍然是廷尉，地方则与秦朝相同。但汉武帝之后，王权逐渐加强，出现了尚书台这种中枢组织，尚书台内设立了执法机构，在西汉是三公曹，东汉是二千石曹。从而侵夺了廷尉的司法权。

还有，汉朝对于重大案件由中央主要官员会审，这种名为“杂治”的会审制度体现了皇权对司法权的控制进一步加强。

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除了基本继承汉朝司法制度外，也有了一些发展。北齐将廷尉改称大理寺，下属官员也增多了，扩大了司法机关的规模。更重要的一点是，死刑的复核权收归了皇帝，这是古代司法制度的一大变化。

在隋唐时期，古代的司法制度基本成熟、制度化。隋唐的司法机关是三个：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

大理寺职责是审判，刑部是司法行政，御史台是监察。但刑部权限很大，可以对审判进行干预，而且复核大理寺的徒、流以上的案件。

御史台除了监督外，还参加重大案件的审判。皇帝交办的重大案件由以上三个司法机关共同审理，这就是唐朝的“三司推事”。同时，死刑的复奏制度也明确化，死刑执行前必须再报皇帝，批准以后才能执行。

宋朝的司法机关也是继承了唐朝的体制，但也有些变化，如宋太宗时期设置了审刑院，侵夺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职权，到神宗时撤消，职权又分归大理寺和刑部。

地方的司法机关，州和县也是司法和行政合一的。为了加强对地方司法的管理，在各路设立了提点刑狱官来监督各州县的司法事务。

宋朝还规定地方司法官必须亲自审理案件，否则处以徒二年的刑罚。从这以后，一直到明清时期，八百多年的时间里，州（府）县官员都要亲自审判案件。

元朝在继承前朝的体制基础上，也有变化，在保留刑部和御史台的同时，设置大宗正府来代替大理寺。蒙古人享受了很多的司法特权。

明清时期也是以三法司为主要司法机关。但是其职权发生了变化，大理寺的审判权归了刑部，而刑部的复核权则给了大理寺，御史台改名为都察院。

明朝的特务组织如锦衣卫、东厂、西厂也都有司法审判权，甚至还凌驾于普通三法司之上，直接受皇帝管辖，自行审判、执行。同时，明清的会审制度也完善起来。死刑案件的最高决定权还在皇帝手里。中央集权在司法方面有了集中体现。

古代司法机关的发展变化，体现出皇权逐步加强的趋势，司法机关一直隶属于行政，最终隶属于皇帝，说明了司法仅仅是君主专制的一种工具，司法的独立是很难出现的。

改法为律

战国时期，商鞅到秦国后，被秦孝公重用，主持变法，在变法的同时，他将《法经》改造成了秦律，历史上称为“改法为律”。原来都称为“刑”、“法”，现在商鞅改为“律”是有其目的的。

律字原意指定音的竹笛，后来也指音乐的旋律、节拍，主要含义是稳定。商鞅用“律”字代替了“法”字，目的主要是为了阐明法律的稳定性和普遍适用性，把法律解释为一种稳定的必须普遍遵守执行的条文。

这次改法为律，统一了秦国的法律，对于商鞅变法的成功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商鞅改法为律之后，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典一般都用“律”来做名字，如秦律、汉律、唐律、明律、清律等。

诉讼制度

古代的诉讼制度规定，诉讼必须逐级告状（即“告诉”），一般不许越级告状，违者要笞四十，受理的官员也要笞四十。但有重大冤情被压制无法申诉的，可以向皇帝直接告状，但经常要冒承担冲撞皇帝仪仗责任的危险（杖六十）。

为了防止乖戾之徒诬告别人，在告状时，诉状上要写明事实，不许说自己不能确定的事，否则要笞五十。同时，诬告别人什么罪名自己要承担什么罪名。如果写匿名信告别人的状，要被流放两千里。

古代社会的诉讼权受到很大限制，除了谋反、谋大逆、谋叛外，各朝代都规定，子孙不许控告父母和祖父母，奴婢不许告主人及主人的亲属。如果违反，要处绞刑。但是，如果任何人犯了上述三种重罪，那么任何人都必须向官府举报。可见，封建社会法律是以维护皇权为第一目的的。

对于民事诉讼一般是要在基层根据伦理道德进行调解，调解不成才可以到官府告状，不经过调解私自到官府的，要被处罚，并被视为刁民。

监狱制度

到了法律制度成熟完备的隋唐时期，监狱制度也完备了。在中央地区，有大理寺狱，大理寺是当时的最高审判机关。京城和各地州县，也都有地方的监狱。监狱的管理措施也很完善很严格：犯人入狱，要根据所犯罪行的轻重带不同的刑具，如枷，钳，（音丑），锁；应该带刑具而不带的要分别给予处罚；纸、笔和刀刃、棍棒等物严禁带入监狱，以防止传递消息和越狱；擅自给犯人绳子、刀锯等物，以致使其自杀或逃跑的，管理人员要被处杖刑一百；虐待犯人致其死亡的，狱卒以及主管官吏都要被处罚。

唐朝以后，宋元明清时期的监狱基本上是继承了唐朝的监狱体制，只是在一些小的方面有所变化。如明朝的狱又叫“监”，清朝开始把“监”和“狱”合成为“监狱”。明朝除了一般的监狱外，还有东厂狱、西厂狱和锦衣卫狱，这是明朝加强中央集权、司法混乱严酷的表现。清朝末年还称监狱为“班房”，这是主要关押那些取保候审的轻罪犯人。宋元明清时期，监狱还分为内监、外监和女监，内监关押死刑重犯，外监关押轻罪犯人，女监则专门关押女犯。

中国古代的监狱职能有两个，一是核实犯罪事实，二是关押。那时没有现在的教育改造职能，因为古代对待犯人是持一种惩罚和报应态度的。不过封建社会也经常标榜仁政，唐朝以及以后的明清时期，都规定要给囚犯必要的衣服、粮食，有病的还要及时医治，老人也可以不带刑具。但法律条文在古代是很难严格执行的，政治腐败首先体现在了司法腐败上，监狱的黑暗与腐败现象也是很严重的，狱吏敲诈勒索的现象比比皆是，汉朝初年的功臣周勃曾经入狱，出狱后感叹说现在才知道狱吏也如此尊贵。

❿ 求法律与人情相悖的典型案例

裁判要旨

调整同一对象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规范，因规定不同的法律后果而产生冲突，应当按照我国立法法规定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法优于前法以及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等法律适用规则，判断和选择所应适用的法律规范。

案情

原告汪新华系第三人宁昌公司的职工，从事塑料涂覆工作。2002年3月23日，汪新华和同事徐勋和在车间上中班，徐勋和在换网时发现汪新华突然躺倒在地上，宁昌公司立即将汪新华送到海螺集团公司总医院抢救，该医院诊断为脑出血。后经南京脑科医院诊断为烟雾病。汪新华多次向被告宁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宁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汪新华申请工伤认定超过1年的受理时效为由，于2005年8月8日作出《关于对汪新华要求工伤认定申请答复的函》，对汪新华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未予受理。汪新华不服该答复函，于2005年9月1日向宁国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案经宁国市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05]宁行初字第22号行政判决，对宁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该答复函予以撤销，同时判令宁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依法受理汪新华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宣判后，宁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不服该判决，向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该院审理，判决驳回其上诉并维持原判。上述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被告宁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于2006年6月1日作出编号为“宁国认定004020060040”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对原告汪新华工作期间突发脑出血未予认定为工伤。原告汪新华不服该工伤认定结论，于2006年6月7日再次向宁国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致本案行政纠纷产生。

裁判

宁国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据此，当事人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的，应先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是提起行政诉讼的必经程序。而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九条规定：“职工或者直系亲属、用人单位对不予受理决定不服或者工伤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该条的规定与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相抵触。由于工伤认定办法属于部门规章，其效力低于作为行政法规的工伤保险条例，故本案应按照工伤保险条例执行。原告未先行申请复议而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宁国市人民法院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和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汪新华的起诉。

汪新华不服一审判决，向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对不服工伤认定结论，依法可资权利救济的法律程序和途径应适用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均无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的具体含义应如何理解、该条规定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是否冲突？以及上述法律规范如因规定不同的法律救济途径而产生冲突，人民法院如何选择应适用的法律规范？

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三条针对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职工所在单位不服工伤认定结论的情形，设定了专门的救济程序，该条与之相关的文字表述内容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对上述条款的规定内容在理解上产生歧义。上诉人汪新华认为不服工伤认定结论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不以申请行政复议为必经程序。对当事人争执的该焦点问题，法院认为，人民法院在裁判案件中对于具体法律规范的应用解释，是人民法院适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法院对于所适用的法律规范，一般按照其通常语义进行解释；有专业上的特殊含义的，该含义优先；语义不清楚或者有歧义的，可以根据上下文和立法宗旨、目的和原则等确定其含义。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三条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不服工伤认定结论应当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从该条“有关单位和个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规定内容以及该条上下文的整体结构和表述内容来看，一审法院确定行政复议程序是当事人不服工伤认定结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符合该条规定的内涵和要义。因而，上诉人汪新华称其依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既可以向有关单位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与该条规定的内容相悖，依法应不予采纳。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和立法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法律依据，并可以参照规章。在参照规章时，人民法院应当对规章的规定是否合法有效进行判断，对于合法有效的规章，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行政案件的审判依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不服工伤认定决定“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赋予了当事人不同法律救济途径的选择权，与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内含的复议程序前置的内容明显抵触。上诉人称两者之间的规定内容不存在“相抵触”，显然不能成立。鉴于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三条和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内容相冲突，两处法律规范的层级和门类各不相同，分属于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且本案中不存在依据立法法规定的程序逐级送请有权机关裁决法律规范冲突如何适用法律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按照我国立法法规定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法律适用规则，认定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的效力低于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三条，审查、判断、选择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三条作为本案应适用的法律规范，并由此认定上诉人的起诉未经由行政复议的前置程序，不符合我国行政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的起诉条件，对上诉人的起诉从程序上裁定予以驳回，对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未进行实体审查，并无不当。上诉人汪新华关于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九条未经法定程序被废除或修改，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即应当适用的上诉意见，与我国行政诉讼法赋予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径行审查规章的规定是否合法有效并决定是否参照适用规章的规定内容不相符，故其上述意见和理由，二审法院不予采信。

[2005]宁行初字第22号行政判决解决的行政争议的性质为不服被上诉人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而本案纠纷的性质为不服被上诉人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该两种不同性质的行政争议，我国行政诉讼法和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赋予了当事人不同的法律救济程序和途径，对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作出的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决定，当事人不以行政复议程序为提起诉讼的必要条件，既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因此，前案一审法院立案受理并作出实体判决并不能当然成为上诉人据以认为本案一审法院裁定违法的合法根据，上诉人称一审法院同种类型的案件未作出同一处理的意见，没有事实依据。

综上，宣城中院认为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七条、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十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案案号为[2006]宣中行终字第30号）

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司含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