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立法的时代性

❶ 党的十八大如何体现了科学立法原则

科学立法不仅包含了对立法质量的要求，也包含了完善立法、为执法司法守法提供法律依据的意蕴。科学立法本身也要求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及时制定、修改法律法规，不断健全法律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逐步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11年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1年10月27日发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截至2011年8月底，中国已制定现行宪法和有效法律共240部、行政法规706部、地方性法规8600多部，涵盖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各个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比较完备，法律体系内部总体做到科学和谐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推进科学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法律体系，需要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1 努力使每一项立法符合宪法精神。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这是对立法工作的重大要求。立法符合宪法精神，主要是要做到：（1） 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我国实行的是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在不同层次的法律规范中，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2） 制定、修改法律法规要以宪法为根本依据。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具有最大的权威性、稳定性，是制定、修改法律法规的基础和依据。（3） 制定、修改法律法规要体现贯彻实施宪法的要求。宪法规定了一个国家的性质、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等重大问题，但要落到实处，还必须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作出进一步具体规定。完善宪法相关法，健全宪法实施的法律制度，是完善法律体系的重大任务。

2 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推动作用。法的功能和作用一般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规范功能，二是社会作用。法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之分的观点，是由英国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拉兹首先提出的。立法的引领推动作用，更多或者主要体现在法的社会作用上。历史经验充分证明，法对行为方式的养成和社会生活的引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转变发展方式的任务相当繁重，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压力非常大，法不仅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更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引领改革，推动发展。发挥立法的引领推动作用，最重要的是要做到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衔接、相同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先立法、后行动，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成为社会一体遵循的法律规则，真正将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3 切实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按照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的要求，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应当重点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促进文化事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保护生态环境等领域，着力研究和推进立法工作。建议重点加快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法、慈善事业法、公共图书馆法，制定、修改土壤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食品安全法等，引领推动相关领域改革；加强财政税收立法，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在2020年前，全部将国务院根据授权制定的税收方面的行政法规制定法律；制定行政机构编制法、行政程序法、行政收费法、国家公务人员财产申报法，修改立法法、有关组织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完善国家机构设置、运行监督程序和反贪污腐败等方面法律制度；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文化产业促进法等，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和文化产业发展；制定社会组织法、社区矫正法、社会救助法、电信法，修改刑法、军事设施保护法等，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安全方面的法律制度。

4 更加注重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法律体系是动态的、发展的、开放的，它需要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而不断完善。立法工作要把握改革要求、发展变化，统筹做好立、改、废、释工作。及时对现有法律法规修改完善，是完善法律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要通过法律法规修改、废止和立法的解释等方式，及时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补充完善，努力使法律制度适应发展变化的现实情况。要建立法律法规定期清理工作制度，适时开展法律法规清理工作。

5 积极探索法的编纂工作。法的编纂又称法律编纂、法典编纂，是指“将现存同类法或同一部门法加以研究审查，从统一的原则出发，决定它们的存废，对它们加以修改、补充，最终形成集中统一的、系统的法”。法的编纂有助于推动法制统一，促进法的体系完善，有助于实现法的科学化、系统化。在中国古代，唐朝《永徽律》就是在《武德律》、《贞观律》两部法典的基础上编纂的；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就是经过编纂而成的法典；在美国，有经过编纂而成的统一的联邦刑法典、商法典等。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可以在总结过去立法经验，改造、统一、简化有关同类法的基础上，编纂《刑法典》、《民法典》、《商法典》。法典编纂的时机已经成熟，法典编纂的时代已经来临。

❷ 科学立法什么立法依法立法

民主立法。

将立法目标和要求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任务之中，要实现内立法目标和要求，必须法治思想容为指引，不断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我国民法典不仅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写入总则，在诸多具体规则中也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的成功典范。

(2)科学立法的时代性扩展阅读：

注意事项：

立法决策体制机制。有立法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立法主体，是立法决策和立法协调主体。不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和委员长会议（或主任会议）在立法决策和协调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扩大提出法律法规案的主体范围。有权提出法律法规案的主体不积极、不主动，而有利益表达诉求的主体又没有提出法律法规案的权力，因此适当扩大提出法律法规案的主体范围，有利于适应利益主体多元化的需要。

❸ 科学立法的主要举错有哪些

第一，法律形式的相对吸纳化。法律形式是立法面临的首要问题，所谓法律形式是指一国法律的渊源以及这个渊源所能够包容的法律规范形态。对人类社会法律进程有较大影响的有两个法系，即经常提到的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这两个法系的区别在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最大的区别在法律形式方面。大陆法系以成文法的形式为主，而英美法系则以不成文法形式为主，二者在法律形式上的这种区别使两大法系各自具备了相对的质的规定性。然
而，随着人类法治技术的不断提高，两大法系的法律形式亦在相互感染和交叉。正如梅利曼所分析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和司法机关作出的判例之间的区别，往往将人们引入歧途。 美国一个典型的州所具有的生效法规起码不少于一个典型的欧洲或拉丁美洲国家。如同大陆法系国家一样，法规在美国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差别仅在于它有赖于法官根据立法精神加以解释和适用。而且，美国的成文法规的权威高于司法判例，并可取代相抵触的司法判例（宪法性问题除外），但反之则不能。所以，法规数量的多少以及权威的大小，不是区分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的有效标准。有无法典存在，也不是区分两大法系的依据。加利福尼亚州所有的法典比任何一个大陆法系国家还多，但它并不属于大陆法系。大陆法系的绝大多数国家固然有法典，但是在多数普通法系国家中，系统化的法典也充斥于各个法律部门。从外表上看，这些法典与欧洲或拉丁美洲国家的法典无异。另一方面，就大陆法系国家本身来说，也不一定都有法典。匈牙利和希腊早在民法典颁布前就属于大陆法系，但匈牙利直到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后才有了民法典，希腊首次颁布民法典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因此，法典形式并不能成为清楚地分辩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的标志。”这只是对两大法系相互交织这一客观事实的描述。中国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属于大陆法系，但是，在中国的立法传统中都深深刻画着大陆法系的印痕。基本上不承认非正式法律渊源之外的行为规则是法律的渊源。这种将法律形式绝对化的状况是不利于立法科学性的。有学者就认为法律的形式经过了习惯法、成文法、公理等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当代社会的法律形式则应当是所有能够正当调整人类社会关系并能被吸收到法律中来的所有行为规范的大融合。具体地讲，要实现科学立法就必须使法律形式能够相互吸纳。当然，法律形式的相互吸纳除了上述涵义外还包括其他方面。例如，调整公权利的法律典则与调整私权利的法律典则的吸纳，在此方面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例如，有关契约的规则技术被运用于行政法规则之中就是例证。法律之间的相互吸纳若从法哲学的角度分析则是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一个革命性变化。 第二，立法逻辑的自下而上化。立法的逻辑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进路。也许，在一国的立法中两个进路是相互交织运行的，但是，一方面，这两种立法逻辑的命题是成立的，即从理论上对这两种立法逻辑作出概括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在立法中总会从这两个立法逻辑中选择其中之一。在正常情况下，两种立法逻辑的存在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没有相应背景的孤立的产物，而是有着非常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哲学依据，“当教育尚未普及，知识惟偏于上层阶级之时，知文字者惟有贵绅，故其结果以难解之文章语句为高尚而尊之，以通俗平易之文章语句为浅近而贱之。专制时代之立法者，固无论矣，即至立宪时代之后，亦往往袭其遗风，凡诏敕，法令及其他公文，皆用古奥难解之辞以保持法令之威严。且事实上，人民又常尊敬能知其所不知之人，故对于用艰深文字发布之命令，常怀畏敬之念。有时立法者欲夸示其学识，而故意用古奥文字以草法令者，亦复不少。”可见，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导致不同的立法逻辑。在文化尚不发达的情况下，选择的应当是自上而下的立法逻辑，而在文化较为发达的情况下则应当选择自下而上的立法逻辑。当然，最为主要的是政权体制的特性，在政权体制相对集中化的政治格局之下，选择的是自上而下的立法逻辑，而当政权相对民主的情况下则选择自下而上的立法逻辑。中国由于在国家结构形式上实行单一制，在中央和地方的分权上实行集中统一的权力行使制度，因此，中国立法逻辑长期以来应当说是以自上而下为主。中国重大的立法决策来自于国家政权体系之内，甚至于来自于国家政权体系中的相对高层。法律案的形成是由各个管理部门以法案的形式提出的，而社会公众的提案则相 对较少。法律文件的形成也基本上在政治体系之内，例如<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7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认为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应当于每年年初编制国务院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前，向国务院报请立项。国务院有关部门报送的行政法规立项申请，应当说明立法项目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依据的方针政策和拟确立的主要制度。”第8条规定：“国务院法制机构应当根据国家总体工作部署对部门报送的行政法规立项申请汇总研究，突出重点，统筹兼顾，拟订国务院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报国务院审批。列入国务院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行政法规项目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适应改革、发展、稳定的需要；（二）有关的改革实践经验基本成熟；（三）所要解决的问题属于国务院职权范围并需要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科学立法科学性的实现路径之一便是选择自下而上的立法逻辑，就是说立法决策、立法案的形成首先从下层开始，最后再予以集中，这其中的道理是毋须再作论证的。
第三，立法视野的全球化。法律的本土化与全球化是中国在加入WTO之际引申出来的一个法律哲学问题，与其说它是一个法律问题还不如说它是一个法律制度中的价值选择问题，因为接受上列两个不同的命题对一国立法的进路乃至于法律规范体系的实效会产生根本性影响。即是说，若接受了法律本土化的命题，那么，在立法中将以历史传统、民族文化等为根本点。反之，若接受了法律全球化的命题，那么，在立法中将以人类社会的先进文化和先进的法律调控理念为根本点。关于法律本土化与全球化的争论至今还没有结

❹ 结合民法典的出台,谈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立法本身既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科学，更是关涉国计民生的国家权力行使活动，这就要求立法反映人民的意愿，实现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的有机结合。从两者的关系上看，民主立法是主导，科学立法是关键。立法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行使人民赋予其的国家立法权的活动，立法活动本身及其结果必须要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这是对立法主体性的首要要求，在此基础上需要科学合理确定人民权利义务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分配关系。可见，没有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就会成为空谈，就无法真正体现公权力服务于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要求。
我们先谈谈民主立法。立法首先要秉持民主立法的要求。民之所欲，法之所系。我们的法律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体现，所以立法的程序和结果都必须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回应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为此就必须要在立法过程中广泛征求民意、汇集民智，达成最广泛的共识。应当说我们在民主立法方面已经有比较完善的立法程序设置。最典型的做法是将法律草案在媒体公布向全社会征求意见，我们的《劳动合同法》草案就征集了20多万条意见，《个人所得税法》修订草案征集了30多万条意见，实际上此种做法在国际上也是很先进的。我曾经和美国通用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法律部负责人讨论过这一问题，他说美国国会在制定法律时也从未将草案向全社会公开，而只是在国会进行辩论，大多数民众并不了解法律草案的基本内容，所以立法仍然是议员们的事情，他认为中国的做法值得美国学习。强调民主立法，就必须要使立法去行政化和利益集团化，因为无论是部门立法还是受利益集团影响的立法，都不是真正的民主立法。在美国近几十年来有关金融衍生产品的量化和市场监管的法律法规，之所以能够出台，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华尔街利益集团游说的影响，以至于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对我国立法也是一个教训。再比如，美国枪支管理失控，枪击案不断，对民众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但有关管理枪支的立法始终无法通过，除了宪法的障碍之外，最重要的还仍然是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影响。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了部门立法的弊端，也应防止利益集团对立法的不当影响。使法律真正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汇集民智不断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征求民意的过程也是一个法律普及的过程，是对民众参与民主生活的有益训练，其对于法律的顺利实施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
在民主立法方面，《物权法》作了很好的示范，该法在通过以后之所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也与其在制定过程中广泛地吸取民众的参与有很大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有几点经验尤其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一是充分尊重专家学者的意见。在物权法制定的前期，一般是立法机关委托专家提出草案建议稿，作为立法的重要参考。由于专家建议稿里面有立法理由书，这也为立法提供了一些前期准备。尤其是在立法过程中，针对物权立法中的一些重大疑难问题，立法机关委托专家进行专题研究，从而对这些问题有了充分的理论铺垫。二是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使法律草案能够反映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声音。例如，关于小区车位车库的归属问题，立法机关就充分听取了业主、开发商、主管部门等的意见，尽管各方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不一致的，但对最终规则的形成，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三是向全民公布草案、征求意见。当草案比较成熟时，通过向全民公布，征求意见。2005年7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向社会公布，短短一个月内，全国人大法工委就收到了群众意见11500余件，8月11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将7月27日至8月10日媒体以及群众来信提出的主要意见进行了分类整理，在互联网上进行了公布，作为立法中的重要参考，从而将讨论引向深入。我觉得在物权法起草过程中，最让我感动的是：物权法草案公布以后，有大量公民积极建言献策，提出立法建议。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正在不断推进民主立法的进程，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公民参与国家立法事务的热情不断高涨。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其中一位盲人通过盲文的形式提出了长达数万字的建议，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我相信，物权法是我国民主立法的一个良好写照，为今后立法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益经验。这些经验实际上是立法机关开门立法、民主立法，最大限度听取民意的充分体现，这为我们未来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在强调民主立法之外，还要注重科学立法。科学立法要求立法反映客观规律，符合实际的需要。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曾经有一种理论认为，有关市场的法律规则应当根据市场自身自发的法律秩序来构建，纯粹应当根据所谓“试错”的规则来不断调试，而不能完全依赖于立法者的理性，因为立法者的预见性是有限的，所以它的理性是极其有限的，是常常会犯错的。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美国近几十年来，在资产证券方面通过了一系列法案，不断放松监管，鼓励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的自由交易，以至于形成了严重的次贷危机。但是，德国很早就颁布了资产证券法，该法案还是严格按照市场的规律对金融产品的交易进行了干预，从而避免了危机的发生。这就说明完全否认立法者的理性而将立法完全交给市场，也是不妥当的。因为立法者虽然不能预见到未来的一切，但是立法本身是一门科学，立法者能够按照科学的要求，准确把握社会经济的规律、对未来的发展作出一定前瞻性的预见，并且能够引导市场秩序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而不是盲目地交给市场这个无形的手去控制。我国近几年在科学立法方面，立法机关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一是对立法立项的科学评估，即哪些立法议案应当获得立项，必须经过科学分析。同时在立法过程中也要进行科学评估，确定客观情况是否已经发生变化，该法在通过后是否会滞后。二是在执法检查中对立法进行评估，发现现有法律在适用中的问题，为以后的立法提供建议。三是广泛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甚至将一些法律事先委托专家学者拟定建议稿。四是加强立法的前期调研工作，在立法过程中通过前期调研能够充分发现立法的需求。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为了准确把握立法的客观规律，然后将之反映到立法过程中去。
从整体上说，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之间是不矛盾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之间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冲突。例如，在破产立法中，劳动债权是否可以优先于抵押权，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如果要征求民意，大多数民众可能要求，劳动债权要优先于抵押权。而从科学立法的角度来看，抵押权优先于劳动债权，不仅符合法学原理，而且，有利于鼓励交易，最终有利于社会的整体发展。所以，我认为，对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来说，两者不可偏废，前者强调立法要反映民意，但民意不一定都符合客观规律的，所以又要通过科学立法来准确把握这些规律，努力提高立法的质量。
科学立法是确保立法质量的关键，当然，在科学立法过程中我们还存在很多不足，我认为要注重科学立法，还应该注意如下几个问题：一是立法既要保持其适度抽象，又要保持其可操作性。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差异很大，法律如果规定的过于具体化就有可能影响其在一些地区的实际效果。但是如果仍然奉行“宜粗不宜细”的做法，法律就会缺乏可操作性，不能发挥其实际的效果。二是在矛盾冲突中作出决断。现在立法普遍会存在一种“搁置争议”的做法，凡是争议较大的问题，就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规范时机尚不成熟，在立法中避而不谈。我认为立法不能回避社会矛盾，正像彭真同志所指出的，立法就是要在矛盾焦点上“打杠杠”。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时代，立法机关要勇于和善于对社会生活中的利益冲突作出妥当的决断。三是要解决好法律的前瞻性和稳定性的问题。立法既要注重时效，不能脱离现实，总结现实的经验，同时，立法也要有一定的超前性。我们强调，法律必须是经验的反映，但是，法律是对实践的经验总结，而不能完全等同于实践做法。在我国的转型阶段，立法没有前瞻性，就容易导致法律的滞后性，这必然要求不断进行法律的废、改工作，从而有损法律的权威。四是立法既要注重本土性，又要注重国际性。立法应当总结人类社会的规律，吸收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对有关经济领域的法律规则，我们不可能游离于国际通行规则之外，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立法并努力争取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同时，我们对经济领域中的一些先进规则应大胆借鉴。当然，对一些婚姻家庭等固有法领域的规则，仍需保持我们的优良传统和生活习惯做法。五是应当注重对立法之后的实效评估。法律的出台并不意味着立法工作的结束，还要关注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实效。要充分关注有些法律没有发挥实效的真正原因，有的法律出台后就很快被束之高阁，没法有效发挥对社会生活的规范作用，这就需要我们认真评估并找出问题所在。同时，这也为以后的立法积累经验、总结教训。
法治的重要内容是良法之治。立法工作应该是一项非常严肃的、科学理性的工作，同时又是一个广泛吸纳民意的民主过程。只有将民主立法与科学立法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保证立法的质量、实现良法之治。

❺ 科学立法的内涵

科学立法的内涵包括：科学立法科学性的构成要件、科学立法科学性的组织因素、科学立法科学性的实现路径等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认为科学立法科学性的主体要件是立法权的专属性、主观要件是立法过程的有准备性、客体要件是立法事实的法调整性、客观要件是立法行为的程序性；要实现科学立法，法律形式的相对吸纳化、立法逻辑的自下而上化、立法视野的全球化、立法案形成的专业化、立法效果的社会反馈化都是不可缺少的。
科学立法是指立法过程中必须以符合法律所调整事态的客观规律作为价值判断，并使法律规范严格地与其规制的事项保持最大限度地和谐，法律的制定过程尽可能满足法律赖以存在的内外在条件。此定义表明科学立法要符合它的内在条件，即与其规制的事项保持契合，立法要与外在条件保持一致，是各种内在与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科学立法科学性涵义的进一步细化可以采取肯定法和否定法两种不同的方法，由于肯定法在情况下还难以合理全面地概括其科学性之涵义。
科学立法的科学性是对经验立法的否定。法律与自然的和谐是立法必须予以注意的，而能够使立法与自然和谐的便是立法中的科学性。法律既是一种人文现象，又是一种自然现象，立法在非科学运行的情况下所倡导的是法律与人文现象的契合，而不倡导或者没有意识到法律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十五条 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❻ 科学立法是什么

科学立法的意思是制定法律一定要科学，要符合实际。

❼ 民主立法与科学立法的关系

故事一：立法在新时期分了这么几个阶段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那时的立法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数量到质量一步步走到今天。
从1978年底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这个新时期的立法工作有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9年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从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至七届全国人大期间，加快制定一批实践急需的如刑事的、民事的、国家机构的和其他方面的基本法律，探索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第二阶段，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八届全国人大加快经济立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第三阶段，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要求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九届全国人大初步形成，十届全国人大基本形成，到2011年初，十一届全国人大宣告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十二届和十三届全国人大的立法进入了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新阶段。
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新时期法制建设方针是16个字，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进入新时代，新的法治建设方针也是16个字，即“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我参加过几部支撑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法律的起草和审议，深感立法不易，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易，而要良法善治、实现全面依法治国更是不易。

故事二：民法先后启动五次，民法通则在通过前还历经了三个回合的交锋
先讲一下新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历史沿革。新中国成立后，制定民法经历民法——民法通则——民法总则——民法典，曲折坎坷，渐行渐进。民法起草工作先后启动五次。第一次是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五四宪法”通过不久，即组织民法起草。据当时参与起草的当事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金平回忆，他在中南海里为民法的起草一直工作到1957年，起草小组拟出了民法典第一稿（个人资料统计443条）。此后，由于反右斗争扩大化，被搁置。第二次是1962年，民法起草工作再次被提上议程，并于1964年完成了草案（试拟稿）（个人资料统计262条），后因“文化大革命”“无法无天”而停止。第三次是197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重新启动，至1982年形成民法草案第四稿（465条）。当时，由于我国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制定一部完备的民法典条件还不具备，先制定了民法通则。第四次是2001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启动，2002年12月提交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民法草案（1209条）。经讨论，仍确定继续采取分别制定单行法的办法。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以后，先后制定了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等，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为编纂民法典奠定了较好的法律基础和实践基础。第五次是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编纂民法典的立法任务。2016年6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了民法总则草案，经常委会三次审议，去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民法总则。按目前工作安排，加快编纂民法典各分编，已于2018年8月整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经常委会分阶段审议后，争取2020年将民法典各分编一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从而形成统一的民法典。
1．制定民法通则首先遇到民法与经济法立法方向、定位之争。当时制定民法通则，曾经发生过民法与经济法之争，不是小争论而是一场大争论。改革开放伊始，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经济发展。当初要吸引外商来投资，一些地方领导见了外商就拍胸脯，你到我这里来投资，我可以给你税收优惠、土地优惠等，但外商有担心，今天你领导在位拍胸脯，过两年你走了我找谁。对外开放外商要求法制保障，领导人重视经济立法，不少高等院校设立经济法系，经济法很热门。当时，有人把凡是涉及国家经济方面的立法都称为经济法，认为民法只能姓“民”，只能管“民”事行为，限于公民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经济法应当姓“国”，管的是“国”事行为，如法人（企业）及它们之间的财产关系。特别是1981年通过的经济合同法冠以“经济”两字，已故的张佩霖教授曾言：合同法是民法的心脏，而现在我们的心脏被经济法拿走了。这场争论从1979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其间，1985年民法通则草案征求意见时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❽ 如何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立法必须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遵循经济规律版、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坚持求权真务实、有效管用，切实增强法律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注意防止产生法律“好看不管用”的现象。认真贯彻实施修改后的立法法，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坚持并健全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机制，更加注重发挥人大代表参与起草和修改法律的作用，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继续做好立法评估工作，努力做到人民有所呼、立法有所应。

❾ 科学立法的基本概念

所谓科学立法是指立法过程中必须以符合法律所调整事态的客观规律作为价值判内断，并使法律规范容严格地与其规制的事项保持最大限度地和谐，法律的制定过程尽可能满足法律赖以存在的内外在条件。此定义表明科学立法要符合它的内在条件，即与其规制的事项保持契合，立法要与外在条件保持一致，是各种内在与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科学立法科学性涵义的进一步细化可以采取肯定法和否定法两种不同的方法，由于肯定法在目前情况下还难以合理全面地概括其科学性之涵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规定：“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规定非常明确地将科学立法作为完善中国法律体系的一个价值判断标准。那么，究竟应当如何解读科学立法就成为法治实践和理论界不能回避的问题。

❿ 全国人大是如何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

制一统，就是各法律之间协调。
科学性就是要联络我国的实际，要科学借鉴他国个历史的立法经历。
公众性就是坚持立法公众，包括立法成员公众，立法过程公众，一直承受人民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