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晖法学

① 求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研究生入学考试参考书目及复习资料。

知识产权专业（方向）推荐书目
一、推荐原则
本书目分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三个层次来推荐学习书目。其推荐原则分别如下：
本科生：在基本掌握民法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完成对知识产权的入门学习，在侧重于实务运用。
硕士生：在本科学习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学习知识产权的基本制度，在掌握知识产权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再依个人诧异为实务运用、理论研究两个方向的深入发展作实质、方法上的准备。
博士生：侧重于方法论的学习、四位方式的开拓与知识产权理论研究。
二、推荐书目
（一）本科生：
1、邓晓芒、赵林著：《西方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版。
2、赵敦华著：《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沈宗灵著：《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张玉敏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李开国、张玉敏主编《中国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7、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修订第三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8、王泽鉴著：《民法概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王泽鉴著：《法律思维玉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张玉敏主编：《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11、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13、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版。
14、郭禾主编：《知识产权法教学参考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薛虹著：《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6、沈仁干、钟颖科著：《著作权法概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7、李明德、许超著：《著作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8、黄晖著：《商标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9、汤宗舜著：《专利法教程（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0、孔祥俊：《商业秘密保护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21、知识产权局条法司著：《信专利法详解》，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年版。
22、董保霖著：《商标法律详解》，中国工商户办社2004年版。
23、程永顺编：《知识产权四法十二条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版。
24、孔祥俊著：《WTO知识产权协定及其国内适用》，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5、郑成思，《WTO知识产权协议逐条讲解》，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26、 [奥地利]博登浩森著《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指南》，汤宗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7、《保护文学禾艺术作陪伯尔尼公约（1971年巴黎文本）指南》，刘波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8、《罗马公约和录音只怕公约指南》，刘波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9、罗东川、马来客主编：《知识产权名案评析》，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
30、靳学军、宋鱼水主编：《知识的力量：北京市海滨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十年案例评析》，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31、谭筱清主编：《数字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论与判解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2许海峰主编：《知识产权诉讼指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
33、许海峰主编：《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实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
（二） 硕士生：
1、[英]罗素著：《西方哲学史》，马元德译，上午印书馆1976年版。
2、[英]艾耶尔著：《二十世纪哲学》，李步楼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3、[爱尔兰]J•M•凯利著：西方法律思想简史，王笑红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4、[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5、[英]韦恩•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李桂林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上午印书馆1963年版。
7、[英]洛克著：《政府论》，叶启芳等译，上午印书馆1964年版。
8、[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上午印书馆2003年修订第三版。
9、[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等译，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10、[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上午印书馆1959年版。
11、何勤华：《西方法学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
12、[葡]叶士朋：《欧洲法学史导论》，吕平义、苏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3、[德]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米健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4、[美]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5、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6、黄茂荣著：《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7、意彼得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8、周：《罗马法原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19、王泽鉴：“民法丛书》系列（《民法总则》、《民法物权1、2》、《债法原理1、2、3》）及《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8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张玉敏著：《走过法律》，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21、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编写：《知识产权纵横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22、郑成思著：《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版。
23、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新世纪的若干研究重点》，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24、冯晓青等著：《知识产权法热点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5、吴汉东等著：《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6、吴汉东等著：《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7、古祖雪著：《国际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8、陶鑫良、袁真富著：《知识产权法总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
29、德利亚•利普希克著：《著作权与邻接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0年中译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出版。
30、韦之著：《著作权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1、吴汉东等著：《西方诸国著作权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2、曾陈明汝著：《商标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3、黄晖著：《驰名商标和著名商标的法律保护》，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34、尹新天著：《专利权的保护》，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
35、张晓都著：《专利实质条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36、魏衍亮著：《生物技术的专利保护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版。
37、程永顺主编：《外观设计专利保护实物》，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38、李琛著《知识产权片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
39、张玉敏主编：《知识产权与市场竞争》，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40、张玉敏主编：《中国欧盟知识产权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41、张玉敏主编：《知识产权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2、张耕著：《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43、张广良著：《知识产权侵权民事救济》，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4、沈仁干主编：《数字技术与著作权观念、规范与实例》，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45、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编：《知识产权经典判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版。
三、博士生：
1、[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2、[美]科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新1版。
3、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4、[挪威]斯坦因•U•拉尔森主编：《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英]丹皮尔著：《科学史及其宗教和哲学的关系》，李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7、[法]巴特著：《符号学原理》，王东亮等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
8、[英]霍克斯著：《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9、吴增基等主编：《现代社会学》（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0、瞿同祖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新1版。
11、费孝通著：《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2、[英]约翰•香德、彼得•斯坦《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3、[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
14、[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5、[美]弗里德曼著：《法律制度――从社会科学角度观察》，李琼英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6、尼尔•麦考密克、奥塔•魏因贝格尔著：《制度法论》，周洁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
17、[日]川岛武宜著：《现代化与法》，王志安等译，中国政法大学1994年版。
18、[美]波斯纳著：《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19、[美]波斯纳著：《法律与文学》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2002年版。
20、[美]波斯纳著：《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1、苏力著：《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2、[美]霍姆斯著：《普通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3、[英]劳森、拉登著：《财产法》（第二版），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24、[德]京特•雅科布斯著：《规范•人格体•社会》，冯军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25、[美]本杰明•卡多佐著：《司法过程性质的分析》，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26、[美]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27、[意]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8、[德]弗朗茨•维亚克尔著：《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发展魏观察重点》，陈爱娥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29、谢铭洋著：《指挥财产权之基础理论》，元照出版公司1997年第2版。
30、[美]劳伦斯•莱斯格著：《思想的未来》，李旭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
31、[美]劳伦斯•莱斯格著：《代码》，李旭等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
32、[美]罗伯特•P•墨杰斯等著：《新技术时代的知识产权法》，齐筠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3、[澳]彼得•达沃豪斯、约翰•布雷斯韦特著：《信息封建主义》，刘雪涛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
34、[美]威廉•M•兰德斯、理查德•A•波斯纳著：《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5、李扬等著：《知识产权基础理论和前沿问题》，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36、金海军著：《知识产权私权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7、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立法资料选》，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38、李雨峰著：《枪口下的法律－中国版权史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赵元果编著：《中国专利法的孕育与诞生》，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版。
39、左旭初著：《中国商标法律史（近现代部分）》，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
40、李明德著：《美国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1、李响著：《美国版权法：原则、俺案例及材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2、[德]雷炳德著：《著作权法》，张恩民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43、[英]萨莉•斯皮尔伯利著：《媒体法》，周文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4、王太平著：《知识产权法法律原则、理论基础与具体构造》，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45、李琛著：《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6、吴汉东等著：《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47、曹新明著：《中国知识产权法典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8、刘茂林著：《知识产权的经济分析》，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49、[日]富田彻男著：《市场竞争中的知识产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50、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1、[美]米勒、戴维斯著：《知识产权法：专利、商标和著作权》（第三版，影印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52、Brad Sherman and Lionel Bently: The Making of Moder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the British Experience, 1760-191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53、Peter Drahos: 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artmouth Publishing, 1996.
54、Ronan Deazley: On the Origin of the Right to Copy, Hart Publishing, 2004.
55、John Feather: Publishing, Piracy and Politics-An Historical Study of Copyright In Britain, Mansell Publishing Limited, 1994.
56、Assafa Endeshaw: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for Non-Instrial Countries, Dartmouth Publishing, 1996.
57、William Cornish: Cases and Material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Fourth Edition), Sweet & Maxwell Ltd,2003.
58、Robert M.Sherwoo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stview Press, 1990.
59、Gillian Davies: Copyright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Published jointly by VCH Verlagsgesellschaft mbh & VCH Publishiners Inc.,1994.
附：
1. 《知识产文丛》系列，郑成思主编，中国方正出版社。
2. 《中国知识产权评论》系列，刘春田主编，商务印书馆。
3. 《北大知识产权评论》系列，郑胜利主编，法律出版社。
4. 《网络法律评论》系列，张平主编，法律出版社。
5. 《知识产权研究》系列，唐广良主编，中国方正出版社。
6. 《知识产权法研究》系列，王立民、黄武双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② 黄晖的介绍

黄晖法学博士、研究员、商标代理人。

③ 什么是知识产权立法体例

中国适合何种知识产权立法体例

吴汉东

近代民法典是在罗马法体系基础上改造的，且知识产权立法与近代民法典未能发生历史的机缘。现代民法典编纂运动尝试接纳知识产权制度，但至今尚无成功的立法例。当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综合性、开放式，且最具创新活力的法律规范体系，采取民事特别法的体例较为适宜。

关于知识产权制度与未来民法典之关系， 一直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不少民法学者主张在民法典的框架内，整合一个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财产权体系，其理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手段基本是民事性质的，应将这一权利与其他财产权等同看待，并纳入民法典进行规范，国外已有在民法典中规定知识产权之立法例。我国的民法通则在“民事权利”一节规定了各类知识产权，因此这一制度应成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本文试以范式民法典为参照系，从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相结合的角度，探讨知识产权立法体例与民法典编纂之关系，希冀为民法典体系的设计提供些许有益的思想资料。

失之交臂：近代民法典编纂与知识产权制度产生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的确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自十八、十九世纪以来都先后开始了知识产权的立法活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立法例有：美国1790年《联邦版权法》、法国1793年《作者权法》、德国1837年《保护科学和艺术作品的所有人反对复制或仿制法》、日本1899年《著作权法》；美国于1790年、法国于1791年、德国于1877年、日本于1885年先后制定的专利法；英国于1875年、美国于1870年、德国于1874年、日本于1884年先后颁布的商标法。这些知识产权立法与近代民法典编纂都未发生历史的机缘。

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知识产权法都表现为制定法的形式，历来都是一种独立的财产法律制度，并不涉及民法典编纂的问题。大陆法系国家承受了古罗马法典化的传统。作为近代范式民法典的法国民法与德国民法，其编纂活动分别完成于19世纪初叶与末期，他们的民法典体系取材于罗马法的《法学阶梯》或《学说汇编》；其知识产权立法早在民法典编纂之前大体就绪，且这些新兴的财产制度又多为英国的“舶来品”。因此近代欧洲大陆的范式民法典未能将知识产权制度纳入其体系之中。关于其立法动因，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解释。

1．近代知识产权制度是从特权到私权嬗变的产物

近代知识产权法的孕育，经历了封建特许权制度近三百年的长期阵痛。与保护精神产品相关的封建特许权，包括印刷专有权和产品专营权，它以敕令或令状的形式，授予印刷商以出版独占许可证或赋予经营者专门制造、销售某种产品的权利。这种封建特许制度的受益者主要是印刷商、企业主以及颁发许可证的统治者，而不是从事智力创造活动的作者或发明者。这一制度不仅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禁锢思想文化、控制经济利益的需要，而且决定了原始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点。封建特许权的存在意义，在于它同近代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具有某种历史连接作用。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立法使知识产权由公法领域进入私法领域，由特权转变为私权。法律制度在发生质的转变的同时，也保留了某种历史的惯性，即多数知识产权具有国家授予的特征。这种权利取得的国家授予性与权利产生的本源性并不是矛盾的。美国学者认为，创造性活动是知识产权产生的“源泉”（source），而国家法律规定则是知识产权成立的“依据”（origion），因此知识产权是一种法定的有限制的独占权利。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社会背景有别于传统财产权法所生存的私法环境，因而近代立法者在法律体系的设计与安排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从特权到私权，反映了近代知识产权的属性变化，但并非表明知识产权与其他财产权采用相同的立法形式。

2．近代知识产权制度是私权领域中财产“非物化革命”的结果

在罗马私法体系中，财产权制度是一个物质化的权利结构体系。罗马人基于财产的主要构成限于对有体物的认识，构建了物与物权制度。他们以物为客体范畴（主要是有形的物质客体——有体物，也包括无形的制度的产物，即除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权利——无体物），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以所有权形式为核心的物权制度，建立了以物权、债权为主要内容的“物法”体系。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产构成中，出现了所谓抽象化、非物质化的财产类型。以知识、技术、信息为主要内容的“知识财产”，有别于以往物质形态的动产、不动产，是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另类客体。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写道：诸如精神技能、科学知识、艺术以及发明等，都可以成为契约的对象，而与买卖中所承认的物同一视之。此类占有虽然可以象物那样进行交易并缔结契约，但它又是内部的精神的东西。十分明显，传统的物化财产权结构是无法包容抽象化、非物质化的知识财产的。1807年法国民法典继承并发展了罗马法的传统，将客体物分为有体物与无体物，同时扩充了无体物的范围。后者专指具有财产内容的权利，其中，除了民法典所规定的债权、股权外，还包括新兴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本归为动产物，以后又被划归到更具重要价值的不动产类别中。1896年德国民法典在继承罗马法传统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德意志民族风格。其立法文件不承认无体物，所谓物仅涉及有体物的概念。但在学说中，知识产品可以称为“无体物”，但它不能归类于物权法的客体物范畴，而仅是知识产权法规范的客体。

概言之，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是罗马法以来财产权领域中一场深刻的制度创新与变革。无论“法学阶梯体系”（法国法）还是“学说汇编体系”（德国法），都只是在罗马法编纂基础上的改造，知识产权这一新兴财产权制度未能进入传统民法典的体系范围。

3．近代知识产权制度尚未形成一个体系化的财产权利族群

知识产权是人们基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而依法享有的权利，是一个属于民法范畴但又相对独立的财产权制度体系。将一切来自知识活动领域的权利概括为“知识产权”最早见之于17世纪中叶法国学者卡普佐夫，后为19世纪比利时法学家皮卡弟所发展。皮卡弟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特殊的权利范畴，它根本不同于对物的所有权。在近代法时期，以知识产权的名义实现权利制度的体系化，并未在立法活动中得以实现。换言之，“知识产权法是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法律规范的一个总称，这一称法是虚设的，是一种理论概括”。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是近代欧洲知识产权制度兴起的时期。专利法、著作权、商标法在西方国家陆续产生。毫无例外，上述法律都是以单行立法的形式出现，既没有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也没有将各个法律进行整合而编入民法典。1804年法国民法典，明确肯定商标权应与其他财产权同样受到保护。这一规定不过是对商标权即为财产权的民法定位，并无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的立法意义。正是在民法典这一基本法指引下，法国于1857年颁布了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影响的商标法。无需讳言，对各项知识产权进行体系化整合并作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无疑在立法技术方面存有困难。对此，法国学者指出，“多数情况下，有形财产整体性地置于单一法律规则的体系内加以调整。例如，所有权在涉及到有形不动产或动产时，总是具有同样的内容。诚然，两种不同财产的地位并不总是相同，但这并不能否认内容丰富的有形财产所有权的一些一般规则的存在”；“相反，无形财产具有不同性质，它们不能置于同一的法律体系而只能置于一系列独立的、不同的体系，存在于一定的期间。” 可以说，由于民事立法技术的原因，近代立法者并未象构建物权体系那样，将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整合成一个概括的、统一的知识产权体系。

近代民法典的编纂，自是“言必称罗马”，诸如物权、债权、继承权等财产权都可以从罗马私法体系中找到它的雏型，而知识产权难以在传统的体系中与物质化的财产相融。基于罗马法以来法典化的传统，加之立法技术的不能，知识财产终究未能以体系化的权利制度出现在近代社会的范式民法典中。

并非范式：现代民法典体例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接纳

自20世纪以来，知识产权制度有了长足的发展：基本规范不断完善，保护范围不断扩大，一体化、现代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尝试将知识产权制度编入本国的民法典，并在90年代兴起的第二次民法典编纂的运动中形成高潮。我国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民法典编纂巨大进步，弥补了近代范式民法典的一大缺憾。还有的学者以此立法例为范式，主张在未来的民法典中规定一个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大一统的财产权体系。笔者对上述观点持有疑虑。

20世纪以来，几个有代表性的民法典对传统的财产权体系进行了改造与突破，以不同的体例和方式规定了知识产权编，这无疑是民法典编纂活动中的一种制度创新。这一变革缘于人们对知识产权本质属性的认识。在历史上，知识产权经历了一个“封建特许权——精神所有权——无形财产权”的发展过程；在今天，知识产权则已成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承认的私权，一种新型的民事权利。笔者以为，知识产权是民法对知识形态的无形财产权利化、制度化的产权形态。客体的非物质性是知识产权的本质特性，但其私权的基本属性与物权、债权等并无实质性差别。在这个意义上说，立法者将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权利同置于民法典，其动因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由于知识产权的自身特性和立法技术的诸多困难，民法典难以将知识产权融入其体系之中。现有民法典的起草者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将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则全部纳入民法典，这无疑是法律规范的位置平移。由于涉及诸多公法规范的处理，这一方式难以适用于所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如越南法）；二是从各类知识产权抽象出共同适用规则和若干重要制度规定在民法典中，但同时保留各专门法。此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私权立法的纯洁性与形式美，但其实质意义不大，且在适用中多有不便（如意大利法）。总体说来，现代民法典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接纳，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但却是不足效法的。

民事特别法：知识产权立法体例的最佳选择

单行立法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通行做法，这一体例在英美法系国家是以专门法律制度的形式出现的，在大陆法系国家则是民事基本法之下的民事特别法。

20世纪末，采取单行立法传统的法国将23个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单行法规整理汇编成统一的法典，这即是1992年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有学者认为，该法典是世界上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第一个法典，有可能成为21世纪知识产权法与民法普遍分立之典型。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既是法国大革命以来二百多年相关立法经验之结晶，也是回应当代经济、技术发展进行制度创新之成果，其立法成就是值得重视的。但是，该法典并没有改变其作为民事特别法的基本地位和本质属性，其理由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法国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商法依然是基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知识产权法典”的译者黄晖博士对此写道：1804年法国民法典颁布时，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没有现在这么突出，民法典也没有针对知识产权的专门规定。因此，法国决定对知识产权采取单独立法的方式后，十分注重处理其与民法、商法等一般法的关系问题，并取得较好的效果。例如：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民法典关于有形财产权的很多规定不能直接适用于知识产权；为保护作者权益免遭损害，对契约自由进行大量限制；有关智力创作的劳动合同不影响作者享有精神权利和思想权利；有关著作权与婚姻和继承的关系也存在不同于一般法的特别规定。除上述例外规定外，作为民法典的基本法所规定的普遍原则仍然是适用的。这说明，法国知识产权法典与法国民法典是体系分立的两部法典，但并非是地位平行的两部法典，他们仍是一种基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在私法多元体制中，民法典是作为民事普通法或基本法存在的，它规定的是私权的一般问题。而知识产权法典则属于特别法，它对知识财产的特别问题作出专门规定。将两部法典作出上述区分的意义在于：在知识财产问题的法律适用方面，知识产权法典的适用应优先于民法典。前者有专门规定的，应优先适用其规范；无特别规定的，则应适用基本法规范。可以说，知识产权法典虽冠名为法典，但并没有改变其民事特别法的基本地位。

其次，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是专门法规系统化的特殊形式。一般意义的法典，不是已有规范性文件的简单汇总，而是在原有法律规范基础上经过加工、整理而成的系统化的法律文件。法国立法者将知识产权的各种单行立法进行整合、编修，实现了法典编纂的基本要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在立法技术上有两个优点：一是体系完整，二是内容谐调。该法典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文学和艺术产权，规定有著作权、邻接权、数据库作者权等；第二部分为工业产权，规定有外观设计权、发明专利权、技术秘密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商标权以及其他标记权等；第三部分为在海外领地及马约尔属地的适用。就其基本制度来说，法典几乎囊括了现代知识产权的全部内容。该法典还较好地处理各项知识产权制度的内部关系，避免了原单行立法出现的各种冲突。例如计算机程序应受著作权保护而不得授予专利；对数据库制作者的保护独立于著作权对数据库或其组成部分的保护；植物新品种不受专利保护而取得专门权利；有关著作权、外观设计权、人身权、地理标记权、商号权等在先权利的标记不得作为商标使用注册等。但是，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显然遗漏了法典编纂的一个要素，即缺乏各项知识产权制度共同适用的原则和规则，立法者未能也许不可能设计出一个与民法典相同的总则。正如译者黄晖博士所指出的那样，“1992年颁布法典时只是将当时的知识产权各部门法汇集到一起，体例上仍然保持相互独立，1994年为加强反假冒力度修改法典时也只有遵循这一体例”。由此可见，在立法技术上，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是各类法规的汇集，是专门法规的系统化，它没有改变知识产权制度作为民事特别法的根本属性。

以法典形式出现的法国知识产权制度，在相关立法体例上并没有走出多远，从世界范围来说，民事特别法仍然是大陆法系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首选模式。笔者以为，作出以上选择，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现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律规范体系。知识产权制度从其产生之初，即是以综合性法律规范、多样性法律制裁措施为其主要特征的专门法律，它与作为民法典的民事基本法有着显著的差别。知识产权制度本为保护创造者权利之实体法，但在立法中一般规定有权利取得程序、权利变动程序、权利管理程序、权利救济程序等，即在实体法中规定了程序法的内容，程序法依附实体法而存在。知识产权制度本为规范个人知识财产权利之私法，但在立法中多设有行政管理、行政处罚及刑事制裁等公法规范，在立法技术上具有私法与公法规范相结合的特点。诚然，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的特殊性，并不影响其作为民法体系中组成部分的本质属性。但是，从知识产权规范的特殊性出发，则需要在民法典之外对这种综合性法律单独立法。如果将知识产权制度全部纳入民法典，则大量存在的程序性规范和公法规范将会使民法典在体系上难以协调，相关条文在性质上将难以兼容，民法典也就无法实现其形式上的“审美要求”。如果将知识产权制度根据其规范性质不同，分别纳入民法典和进行单独立法，则会造成同一法律制度被人为割裂的状况，徒增法律运用的不便。

第二，现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开放式的法律规范体系。与近代法所涵盖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相比，现代知识产权法已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法律体系，借用《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的规定来表述，它是一切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由于智力活动所产生的权利制度的总和。自新技术革命从20世纪中叶兴起，知识经济不仅孕育了“知识＝财富”的新的财产观，而且促生了新的知识财产制度。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边缘保护法”，即采用专利权和著作权的若干规则，创设了一种新的制度即“工业版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即属此类；二是“单独保护法”，即为特殊的知识产品设定“准专利”或类似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新植物品种权、域名权，即属此类。在新的知识产权制度继续出现的同时，旧的相关制度也逐渐演变成为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新成员，其中最具意义的就是商业秘密与反不正当竞争。商业秘密是一种无形的信息财产。它与专利技术不同，其权利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独立性，也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权利的效力完全取决于商业秘密的保密程度。正是由于这一特性，大陆法系国家长期采取合同法或侵权法的保护方法，商业秘密不包括在传统的知识产权体系之中。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商会（ICC）率先赋予商业秘密以产权属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其成立公约中亦暗示商业秘密可以包括在知识产权之中。至90年代，《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专门规定“未公开信息”的保护问题，确认商业秘密属于知识产权范畴。此外，反不正当竞争亦与知识产权有密切关系。最初，竞争法对于知识产权仅是一种补充保护，意在为各类知识产权制度的交叉领域或真空地带提供兜底保护。而在现代社会，反不正当竞争已归类于知识产权法领域。《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67年斯德哥尔摩文本将专利技术、经营标记与制止不正当竞争同列为工业产权的对象，1967年《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将反不正当竞争的权利纳入知识产权范围，1993年《TRIPS协议》强调缔约方遵守《巴黎公约》的有关条款，即确认反不当竞争作为知识产权组成部分的规定。上述情况表明，现代知识产权法正处于不断发展、变革的过程之中，其权利制度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法律体系。如将这种频频变动的法律置于一个需要相对稳定的民法典中，显然是不合适的。

第三，现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不断创新的法律规范体系。现代化、一体化是知识产权立法的两大趋势，前者动因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后者受制于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知识产权法从其兴起到现在，已有三四百年的时间，基于技术革命而生，由于技术革命而变，其制度史本身就是一个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产权制度无疑是“制度文明的典范”。自20世纪下半叶至今，相继出现的新技术革命与信息革命（或称为知识革命），使得现代知识产权法总是处于剧烈变动的状态。著作权法告别19世纪的“印刷版权”时代，走过20世纪的“电子版权”时期，继而开始“网络版权”的新纪元。这一进程使得传统的著作权保护范围在不断扩大，新的著作权权项陆续产生，著作权效力在虚拟空间逐步拓展；专利法大大缩小非专利对象的范围，着力保护化学物质和药品专利，增加微生物品种及方法专利。这一最具“科技含量”的法律制度，在实现立法现代化的目标之后，又面临着21世纪基因技术专利问题的挑战；商标法在网络空间里，不仅涉及到传统商标制度的变革（例如商标权地域性与因特网国际性的冲突，商标分类保护与网上商标权排他性效力的矛盾、网上商标侵权形式的变化与侵权责任的认定等），而且必须考虑域名保护制度的创新（例如域名的登记与审查、域名权的性质与内容、域名权与其他在先权利的冲突、域名权的保护与域名纠纷的处理等）。知识产权法不仅要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立法现代化，而且要在全球范围建立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即通过制度改革实现立法的一体化。在国际社会里，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经济、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乌拉圭回合的一揽子谈判，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形成了《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三大主体制度。由于世界贸易组织与上述公约的有效运作，知识产权保护现已成为国际经贸体制的组成部分。从国际范围看，知识产权制度进入了一个统一标准的新阶段。在这一背景下，各国立法者不得不“修纲变法”，按照国际公约的相关要求重新审视本国知识产权制度。正是基于上述情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知识产权法处于频频修订之中。据资料记载，发达国家的著作权法平均不到10年就修改一次。法国知识产权法典颁布后的6年间先后12次进行修改和增补。中国的商标法、专利法自制定后分别于90年代初和新千年伊始进行两次重大修改。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法律修改活动都是在专门法的形式下完成的，而具有系统化、稳定性特征的民法典，则不具备这些便利。

中国知识产权报

④ 我要＜＜恰同学少年＞＞的作者黄晖的简介

一、这部小说的作者的简介如下：
黄晖，第26届电视"飞天奖"优秀编剧获得者，现居长沙。2007年凭借《恰同学少年》荣获中国电视剧艺术成就最高奖--飞天奖优秀编剧，年末编剧创作的"传奇大戏"《血色湘西》在湖南卫视引起收视狂潮。图书封面
2007年，作品《恰同学少年》红遍大江南北，不仅得到普通观众的追捧，同时也受到了国家领导高层的高度关注，黄晖凭此剧一举拿下今年电视"飞天奖"优秀编剧奖。年末，湖南卫视推出他编剧的"传奇大片"《血色湘西》，收视率节节升高。
二、补充介绍这部小说：

小说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以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五年半的读书生活为主要表现背景，描绘了1913~1918年以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杨开慧、陶斯咏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青年积极进取的学习生活和他们之间纯真美丽的爱情故事，同时塑造了杨昌济、孔昭绶等一批优秀教师形象。深刻揭示了"学生应该怎样读书，教师应该怎样育人"这个与当今社会紧密相关的现实主题，很好展现了毛泽东为代表的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与情怀。这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现行教育理念的完善、当代青年树立正确的理想追求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⑤ 湖北有哪些名人

1、古代
炎帝（又名烈山氏，随州厉山人）老莱子（荆门象山人）楚庄王（荆州江陵人）刘秀（襄阳枣阳人）朱厚熜（荆州钟祥人）花木兰（武汉黄陂人）季梁（随州人）子文（孝感安陆人） 尹吉甫（十堰房县人） 屈原（宜昌秭归人） 宋玉（襄阳宜城人） 伍子胥、申包胥、戎昱（荆州监利人） 陈友谅（仙桃人）徐寿辉（黄冈罗田人） 卞和（襄阳南漳人） 庞安时（黄冈浠水人） 李时珍(黄冈蕲春人） 毕升(黄冈英山人） 张居正（荆州人） 王昭君（宜昌兴山人）庞统（襄阳人）马谡、马良（襄阳宜城人）俞伯牙（荆州人）钟子期（湖北汉阳人） 程颢、程颐（黄冈红安人） 陆羽、皮日休（天门人） 孟浩然、米芾、张继（襄阳人） 嫘祖（宜昌人） 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荆州公安人）杨溥（荆州石首人）王聪儿（襄阳人）优孟（荆州人） 周培公（荆门人） 谭元春、钟惺（天门人）闻一多（黄冈浠水人）石静宜（孝感人）陈世美（十堰丹江口人）杜审言、杜甫、张柬之（襄阳人）熊廷弼、吴伟（湖北江夏人）黎元洪（湖北黄陂人）等。
2、近、现代
党政军
李先念、董必武、林彪、刘华清、徐海东、王树声、杨献珍、王平、陈锡联、韩先楚、项英、聂凤智、周强、张昌平、熊秉坤、许世友、郭天民、秦基伟、王建安、赵可铭、朱涤新、刘震、伍修权、郭锡章、贾亦斌、贺炳炎、陈潭秋、钱瑛、李书城、李汉俊、胡春华、杨国屏、陈士榘、向忠发、谢富治、刘志军、万学远、陈昌智、王新亭、吴定富、刘精松、钱运录、王宏坤、施洋、石瑛、吴仪、周纯全、黄骅、李焕、张业遂、彭清华、乔晓阳、孙必干、彭克玉、贺平、鲁桂成、王诚汉、黄永胜、杨业功、喻林祥、刘冬冬、杨德清、陈刚、李金早、辜胜阻、贺之军、汤化龙、刘石泉、谢伏瞻、刘道玉、夏斗寅、涂长望、王群、王必成、罗清泉、严智泽、李三春、夏勇、傅自应等。
科技
李四光、叶盛东、朱光亚、彭桓武、李俊、朱邦复、黄锷、桂质廷、聂海胜、吴燕生、童庆禧、 孔祥复、龙乐豪、姚期智、王家耀、李济、岑拯、任新民、池际尚、田长焯、徐克俊、张启发、 李明、王竹溪、熊有伦、邓子新、李绪鄂、刘先明、方小顿等。
经济
邢慕寰、陈刚、蒋硕杰、石寿永、黄松龄、巴曙松、夏道平、张培刚、王作荣、钟朋荣、杨再平、田国强、艾春荣、谢丹阳、向松祚、王亚南、黄明、 梅新育、魏敏、李若山等。
商业
方李邦琴、柯约瑟、陈东升、兰世立、李志高、雷军、徐立华、刘宝林、刘革新、梅林、刘合炳、陈平、汪潮涌、王利芬、欧阳祥山、成清波、夏佐全、吴少勋、邹远东、祝志军、池宇峰、刘卫东、周鸿祎、孟庆南、陈木森、叶海峰、胡黎明、段红飚、易贤忠、蒋远华、李儒雄、胡厚昆、刘雁飞、张麟、杨兴平、陈潮、彭红艳、于刚、杨闻孙、李萍、张鹤、孟凯、邱四豪、蒋红星、黄晖、雷虹、任希峣、黄明生、周少波、王学海、李作荣、郭永宏、王冬生、汪爱群、张润斌、沈思、蔡宏柱、等
法学
王利明、曾令良、江必新、张明楷、吕忠梅、张新宝、汪习根、黄进等。
文艺
闻一多、胡风、黄侃、熊十力、田长霖、杨守敬、张光年、王玉珍、 汤用彤、叶君健、徐复观、成中英、刘湛恩、 郭超人、曹禺、池莉、曾子墨、姜声扬、裴高才、刘醒龙、殷海光、郭建明、徐高栋、张智华、樊启鹏、卫铁、蒋方舟、晏明、熊召政、余叔岩等。
明星
任贤齐、徐帆、高枫、徐小凤、蔡琴、梦鸽、黄格选、李翊君、高凌风、陈数、熊天平、 周传雄、苏慧伦、范晓萱、陈星、朱桦、李宗翰、杨臣刚、刘亦菲、 周觅、袁弘、袁泉、曾黎、李琼、何晟铭、秦祥林、左宏元、田原、彭坦、贾一平、胡杨林、王强、王伊锋、庹宗康、曹燕珍、傅晶、古月、宋轶、卜学亮、陈迪、金波、魏斌、陈数、王若涵、庹宗华、俞小凡、史可、陈瑞、李念、任晗、邰丽华、袁姗姗、谢军、涂黎曼、李佳璘、唐一菲、程志、胡雅歆、程丽莎、龚泽艺、杨林、居文沛、钟阳阳、安香、陶飞霏、黄明、小史可、赵钟泉、杨晨晖、韩超、张政、段千寻、张明智、陈兴瑜、陈刚、 贾玲、郭燕、李行亮、张可可、陈超、董青、周莉、李建群、莫艳琳、李烈、朱雅琼、段思思、黄橙子等。
体育
李娜、伏明霞、李小双、李大双、周继红、乔红、陈静、杨威、郑李辉、刘国正、肖海亮、杨维、廖辉、刘黎敏、田秉毅、高崚、李青、关虹、吉新鹏、程菲、李珊珊、李婷、胡佳、王鑫、张箐、柳大华等。

⑥ 鲁迅和胡适之争是怎么回事

胡适和鲁迅的通信（节选）

鲁迅先生你好：

。。。。。。

我们之间的焦点问题在于：你认为我是一个革命者，对于维权这样的活动不应该采用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我想对我们的行为都做一个理性的分析。

关于我的理念：在政治上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信仰上我是一个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我比较清楚自我权利和他人权利的边界，和他人保持适当的距离。我这种理念比较西化，的确放在中国这种充满着江湖哥们义气的氛围中显得有些不太协调。

我还要再次声明，我不是什么革命者，我是一个追求世俗生活的普通人，我认为反抗暴政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我也会注意分寸，避免暴政过分伤害我，也避免过分挑战暴政，自由主义讲究自发演进的秩序，也就是改良，反对暴力革命，也反对在政治纷争和利益纷争中不讲求操守，我希望所有的纷争都应该有君子风度。尽管国民党很强大，拥有摧毁一切的暴力手段，但是我们仍然保持对它们必要的尊重，因为他们也是人，他们不是魔鬼，是这个制度让他们变得扭曲。所以我追求的是有分寸的反抗和博弈，你把我想象成革命者是大错而特错的政治想象。恰恰相反，无论是什么主义，只要搞集权和暴政，这个制度就是我的敌人，同样地，无论这个人信奉的是多么高尚的主义，只要从事暴力活动、恐怖活动，或者在纷争中使用欺骗、背信弃义等手段，都是我的敌人。我们要避免这种历史的怪圈，我们只有从基督教那里寻找资源，那就是：理性、宽容与和解

。。。。。。。

你有很强的革命主义情结，你认为反抗暴政就应该无所不用其极，这是他们应得的报应。我注意到你的观念中有很浓厚的佛家色彩和江湖义气，我不喜欢讲因果报应，我相信我们都是罪人，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只有通过宽容与和解才能找到共同的出路，而不是以恶制恶。中国古人曾讲"以暴易暴，未知其可"，你看看中国五千年的暴力轮回了多少次，数都数不清，结果如何呢？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仍然走不出那种以暴易暴、以恶制恶的思维怪圈，我们就不会进步，这个时代就不会进步，就是新桃换旧符，无非是统治者变了，统治模式丝毫不会改变。
革命主义，在我看来不过是中国江湖义气的新名词，他们不讲求政治操守，分不清权利边界，认为你是我的同道你就应当为我付出一切，反之亦然。你应该知道这种做法的危害。这种行为的缺点就是缺乏分寸感，报复起来不择手段，事实证明，你能对暴政采取什么手段，你对你的朋友也会采取什么手段。你口口声声要和我做朋友，我很清楚我们根本不会成为朋友，因为你是革命者我是反革命。我是要厘清个人权利、公共权力、他人权利的人，革命者就是要模糊这些权利的人，我们怎么是朋友呢？
我认为，自由民主宪政的精髓在于西方的法治源流，西方的法治源流在于西方的精神内核，那就是基督文明。1921年以来，北京的知识界皈依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这种现象让我振奋。你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像是那种随时要战斗的公鸡。我希望你也能看看圣经，读读圣经方面的读物，重新梳理自己的价值观念，也许会有很大的改变。那个时候我看到的就是一个举止得体、做事有分寸、仪态从容的鲁迅，而不是现在看到的内心坚硬、冷酷的鲁迅。那样的鲁迅看起来可能不是那么哥们义气，不那么豪爽，但是这才是假小人、真君子，才值得信赖和交往，那个时候我才有可能成为朋友，现在你我绝对不是。
上帝会爱你，也会给你时间改变你自己，我真心奉劝你一句，放弃你的那种革命理想和流氓手段，就是统治者对你再残暴也要坚守人伦底线，亮出君子风范。那种革命者内心是恐惧的，没有安全感的，也是没有力量的，会处处碰壁的。

胡适即日

胡适先生：

你好,来信收到，很惊奇你依然不辞辛苦写下文章来感化我这样一个冥顽不化的异类（对你们而言），如果这也算是基督徒先定的传播义务，我首先表示我分量极轻的敬意。长时间的沉默使我生疏于内心想法的表达，一定意义上文字是写给那些可以认识文字的人的交流方式，而人类历史很多进步的原因是行动。实事求是的讲，我最近陷入了一种精神危机，但绝对不是你秉持的那种远离上帝的痛苦，我为我自己作为人的荒谬本质感到绝望，这不是上帝和神仙所能解决的，因为在我的世界中，上帝已经死了。我不计划和你争论信仰的问题，那不是我们所可以说清楚的，我不行，你 胡适也不行。

我计划回信没有表明我们互相认同的企图，我也不会以悟道者的优越感说教别人，我只是想就你信中以及曾经交往过程中的感受回敬你，以此证明人格的独立和尊严。

是不是革命者和作不作革命者是两个概念，被人们理解为革命者从而内心感到不安和一个反动政府缘自内在结构的卑鄙但又希望被别人认为高尚，在逻辑层面上一致。反对革命的理由如果是革命手段本身的残酷尚容易理解，如果从人类本身的精神领域出发反对革命的崇高目的，那就不容易理解了。如果所谓的改良主义依托那种明哲保身的投机心理并计划从他人的赴死豪情进程中搭一搭便车，那就是混帐不齿之徒。要不然连一个教唆的说法都够不上。

研讨结束后的聚餐我讽刺了李四光先生的所谓自我革命论，张伯声老师说我把革命的定义限定的太小了。看来，革命还有反革命、假革命的困扰之忧。那就你的外在行为以及你公开发表的言论出发，也许的确让我把你当成了一个超越成本收益的个人计较为改变这个不合理体制努力的革命者，至少你还算不错的文风本身说明了你遣辞造句的反对者气魄。这样公然发表的声明不是希图揭露真相唤醒世人的麻木，那又是可以用沽名钓誉能来解释的吗？试问一句？那些被打压凌辱身陷囹圄而始终无悔的的革命志士们是一个改良二字可以说的过去的吗？你没有失去过自由你没有被人侮辱摧残，你就没有资格来限定改良和革命二者的分野。顺便强调一句，我认为的革命者是超越成本收益经济学分析为改变这个不合理制度竭尽绵薄的人们，不是权术倾轧不择手段的同义词，你不要曲解我的定义，更不要为自己谋利行径感到惭愧的同时借题发挥否定什么革命对历史进步的意义。进而对我人身攻击，把流氓与革命者和我等同。我针对你的一些作法其实跟革命无关，我是在维护我的人格尊严和我的权利。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应当用你的宽容博爱来感化我；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在别人伤害你的同时是保持隐忍。可你没有。也许你还不是一个彻底的基督徒。你的内心还有恨、还有抱怨。你的基督信仰只不过是在你体验了和普罗大众同样的所谓沉沦堕落时寻求解脱或者说平衡的一种手段，你看，上帝也在笑你。

以下简单一些吧：人人生来平等，在你的言谈举止中经常弥漫的一种别人轻易不会察觉的优越感，而我是天生反感的，是不是反对暴政成了一些人的特权，你自我解嘲的把自己定义为“小资”，可你还要作先知状并不停的误导你的朋友用革命者的光环套在你的身上、接受他们对你的顶礼膜拜。如果你想挣钱发财那你就作一个商人，如果你想作一个正义人你就远离商业圈，如果你要作基督徒你就远离名利场，而不是恼羞成怒的在内心深处为自己不道德行为感到内疚的同时迁怒于革命两字，试问，你的忏悔是在作完了连你也不能自控的不道德行止之后呢？还是为自己可能会违反上帝的规劝先自我解脱。其实，上帝死了。我相信这个时空存在一种力量非人类所能理解，但幻出一个人格化的上帝来引导人类，只从侧面衬出人类的无助。人类的荒诞存在是没有绝对意义的。再次强调，信仰基督和中国实现法治没有必然联系。希望中国人全部信上帝和希望官员守法富人行善一样艰难。并且，实现法治是群策群力的一个过程，不是一个人一群所谓文人的专利。自由读书的的心态更让我容易到达顿悟的彼岸 ，如是，我坚持，信仰所至殊途无妨同归。不知阁下以为何如？知识分子的意淫勉强可以归为革命的范畴，蝇营狗苟于铜臭小利却使我不齿。

⑦ 报考华东政法知识产权研究生需要什么书

楼上扯淡呢。就两本，一本高富平民法学，一本王迁知识产权法第三版。自己有空去东方法学网看看。

⑧ 关于胡适的事迹.资料,谢了

胡适小传

胡适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参加“庚款”留学考试时改名胡适，字适之。先生1891年2月17日生于上海大东门外，世为安徽绩溪人。其父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岁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有著作《台湾纪事两种》传世。先生一生领尽风骚，1962年2月24日于中央研究院院长任上逝世，享年72。

胡适5岁开蒙，在绩溪老家私塾受过9年旧式教育，打下一定的旧学基础。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10年夏赴美留学，先入康乃尔大学习农科，后转入文科；1915年进哥伦比亚大学，追随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1917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古代中国逻辑方法之进化》。在此期间，胡适热心探讨文学改良方案，并试作白话诗。而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通信，以及《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的发表，更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同年胡适学成归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至此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

五四时期，胡适连续撰写《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相继完成《国语文法概论》、《白话文学史》等著作，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现代中国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决定性作用。此乃他最大的名山事业。

在理论倡导的同时，胡适还进行了一些文学创作的“尝试”。其小说、剧本均未见成功，独有出版于1902年的《尝试集》，乃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颇有开拓之功。

文学创作非其所长，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另一主要贡献是输入新思想。其《易卜生主义》、《贞操问题》，当年都是振聋发聩之作。而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人权论集》，再到主办《独立评论》，胡适始终坚持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抗战军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胜利后又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但其始终保持书生本色，不曾背叛五四主义知识分子。

胡适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断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照他的理解，所谓整理国故，就是用科学方法对三千年来破碎的古学进行一番有系统的研究。故胡适治学特重方法，屡次撰文介绍清儒与西哲的“科学方法”，以至于再三声称他的学术研究都是为了证明并推广其“科学方法”。

胡适治学有两个主要领域，一是中国哲学史，一是中国文学史。尽管《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出版了上卷，《白话文学史》也没有下编，可这两部书都是建立规范并奠定学科基础的经典性著作。后人可以赞赏，也可以批评，却无法漠视其存在。前者的平视诸子以及历史的眼光，后者的双线文学观念，都是对本世纪学术发展影响甚深的“大胆假设”。另外，他首创新红学，重修禅宗史，以及用历史演进法来研究中国章回小说，都是开一代新风，功不可没。

⑨ 简述我国的立法选择

法国民法典中的“财产权”概念与我国立法的选择

（本部分系作者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商法博士生黄晖的合作作品。）

目前，我国立法中使用“物权”还是“财产权”的概念，存在不同意见。开展讨论，是非常必要的。无论立法中采用了哪一个，只要在讨论中把问题弄清了，对法学界，对立法机关，都是一个认识提高的过程。

一、 中国“入世”与法学界对两大法系传统认识的变更

“大陆法系（也称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概念、体系、理论、表达方式截然不同、相互无可借鉴性”，这只是我国法学界部分人的传统认识。在上一世纪七十年代欧共体包容了不同法系的典型英、法、德之后不久，实际情况就已有了很大改变，因此欧共体法（及后来的欧盟法）才得以出现。在欧洲地区范围内如此，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我国法学界部分人的传统认识，可能还没有跟上这种变化。

例如：欧陆法系国家的“债权法”理论及立法，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去只在合同法中被动地承认守约一方的“不安抗辩”权的德、法等国，在1980年缔结《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维也纳公约》时，接受了英、美法系早已实行的以主动方式保护守约一方的“预期违约”理论。而按照“预期违约”理论，即使“违约”行为并未实际发生，亦即在不守约一方应履约的时间尚未到来之前，守约方也不仅可以诉对方违约，甚至可以要求对方赔偿。这在传统的欧陆法系民法原理看来，本来是说不通的。中国《合同法》在这一点上，没有显露出滞后。

如果说上述国际条约中两大法系融合或互相借鉴的事实，仍未引起我国法学界的应有注意，那么，WTO中的这一融合，在中国入世之后，则实在应引起我们陈旧认识的变更了。

侵权法中的“即发侵权”理论与合同法中的“预期违约”理论是相对应的。WTO与上述国际贸易合同领域的公约相应，规定了对“即发侵权”的制止，是理所当然的。立法者在修正我国《专利法》、《商标法》及《著作权法》时，已经引入这一制度，为今后立法及修法作出了示范。

我国有的论著把“物权”说成是欧洲大陆国家特有的概念，把“财产权”说成是英美法系国家特有的概念，认为二者不相容。这种说法从历史上看是不确切的。因为它忽视了欧陆法系主要国家法国。从当代的现实看，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不了解“财产权”概念已经渗入一大部分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及民法理论，以及国际公法领域。

法国法与德国法，就财产法这个分支来讲，都来源于古罗马法。作为古拉丁语，罗马法中的“res”既有“物”（或“事物”）的含义，又有“财产”的含义。它在法国民法中发展为“财产权”，在德国民法中发展成“物权”，是不足怪的。

《法国民法典》中强调“财产”及“财产权”。这是19世纪初的事。虽然在该民法典出台的千年之前，古罗马民法中已经有了“物”及“财产”的概念。

19世纪后半叶的《德意志民法典》，重新强调“物”与“物权”，其后被日本、台湾地区效法。这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前的事。

20世纪后期，国外一部分民法（如越南民法，俄罗斯民法）的发展，有返回法国民法制度的趋势。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即无形的知识产权以及无形的服务（Service），其作为财产的重要性，越来越与有形的“物”分庭抗礼。

二、 物、财产

单独的物或者抽象的物在法律上并没有意义，只有当某人就该物具有可以对抗他人的权利时，该物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一旦具有这种对抗他人的法律意义，该物就不再是一个自为的存在，而是作为财产存在。

人们对财产的关注最初主要集中在不动产。英国的普通法法院主要就是解决不动产纠纷的，而衡平法法院则处理相对不太重要的动产纠纷。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动产的地位开始上升，并开始出现以股权、给付债权乃至确定的服务为客体的无体动产，近二百年来财产的客体进一步扩展到人类抽象的劳动成果，出现了知识产权。但不论财产的内容如何变化，也不论管理这些不同客体的规则如何不同，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仍然不会改变，那就是：它们仍然是作为财产的客体而不是作为与人无关的客体而存在，对于这种权利最好的概括仍然是“财产权”。

法国民法典中只在两种场合出现了物（chose）的概念：一种是规定财产权指向的对象，例如544条中为了规定所有权，就必须提到标的物，同时对动产、不动产对象的列举也是指向物的，714条则规定不属于任何人的物（choses communes）的归属和使用原则；另一种是规定用于保证债权实现的质押或抵押等“从物权”，例如2071条提到用来出质的“动物”（chose mobilière），和“不动物”（ chose immobilière）。但除此之外，法国民法典就不再涉及单纯的物，而总是将它们作为财产（biens）来看待和规范。

关于法律用语、法律名称的建议

我国绝大多数法律，是“名实相符”的。但有很少一部分法律，名称与内容不大相符。这样的法律大致分以下三类：

第一种类型是刚刚颁布的《婚姻法》（修正案）。该法已经颁布50余年，而且系由人民代表大会颁布，在修正它的常委会上要改名称较困难。但是，在这部法律中有大量条文是规范兄妹、姐弟等等之间的抚养关系，或其他与“婚姻”完全不同的关系。以“婚姻”法冠其名，使人感到不妥当。这一类，属于今后在时机成熟时，仍须更改名称的。例如，可以在进一步研究并充实“家庭”方面的条文的基础上，在召开代表大会作较大修订后，更名为“婚姻家庭法”。

第二类是名称欠妥，且已颁布一段时间，但不象《婚姻法》那么长，又并非代表大会颁布的法律。这一类的典型可推《著作权法》。在汉语习惯中，文字作品之外的创作成果，很难称为“著作”，而文字作品在“著作”权法中只占受保护内容的1/9.该法名称为“著作”权法之不妥，是十分明显的。文字作品与其他一切作品的作者，必须有权控制对其作品的批量复制；而作品传播的前提也是复制。所以，“复制权”对作者是最根本的权利。而对作品的批量复制，来源于印刷出版，即来源于我国的印刷术。“复制”在这个涵义上来源于“复版”。所以，“著作权法”名称改为《版权法》，既使名与实相符，又向国内外（特别是向国人）提示了这种知识产权的中国来源，而且与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名称（Copy-right Law）相一致。因为，“Copy” 既是“复制”的意思，也是“复版”的意思。这类法律应当在对其作首次修正时，考虑把名称及时改过来，而不应强调“不影响实质就不改”，“可改可不改就不改”。因为有时形式失当，必然会影响实质。

第三类是尚在起草中的法律。这类法律在颁布前即应反复推敲其名称，以免颁布后使人感到不妥，再来讨论其名称改还是不改。这一类的典型是“物权法”。从法哲学角度看，古罗马时，将法律分为“人法”、“物法”、“行为法”（或债法）。19世纪初法国民法典起草时，起草人意识到法律不可能调整人与物的关系；物的形式下掩盖的仍然是人与人的关系。故当时更改“物法”部分为“财产法”。因为“财产”反映的则是人与人的关系。19世纪末，德国民法典起草时，在哲学上走了回头路。虽然德国民法从条理上、体系上比法国民法进了一大步，但在法律究竟是调整人与人还是人与物的关系问题上，则退回到古罗马时代了。这与19世纪初，历史唯物主义处于上升阶段，而19世纪末，历史唯物主义处于又一个低谷的事实，不是没有关系的。即使抛开法哲学不谈，《物权法》也存在显然的名实不符。例如：物权法中划分所有人掌握的物时，仍划为“动产”与“不动产”，却不按其逻辑划为“动物”与“不动物”。可见该法起草者在解决实际问题时仍自觉不自觉地回到“财产权”的理论上去。

上述第一类的用语不当或名实不符，是我国立法早期经验不足造成的。而后两类，则主要是不加分析地照搬日本法律用语造成的。“著作权”、“物权”均是日本法中使用的汉字原文。而如果我们直接从德国法中借用相关术语，也未必用“物权”。因为德国民法典中相应的“Dingliche Rechte ”或英文中的“Real Right” ，意译为“实在权”还是译为“物权”更合适，仍有研究的余地。

我们的法学家或法律起草者，走捷径而直接从日文中把相应汉字搬来（或台湾地区先搬去，我们又从台湾间接搬来），对加速我国立法有一定益处，但也不应不加分析地大量搬来。因为自我国唐代大量向日本移植汉字之后的千年中，汉字在两国不同经济、文化环境下，有些已有了完全不同的发展反向，我们不加分析地大量搬来，肯定会严重破坏我国语言的纯洁性。除上述提及的法律名称外，还有许多从日本搬来的用语，已经使我国法律用语离大众语言太远了。例如：“瑕疵”在我国语言中本来是“小缺陷”的意思。但现在的中国《合同法》等法律中，无论有关标的缺陷有多大，乃至大到整个标的都是假的或完全坏掉的，也称为“有瑕疵”。这一类用语如果大量搬到我国法律中来，对我国语言文字的影响是可悲的。

再谈我国应立“财产法”而非“物权法”

（本部分系作者与外交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薛虹的合作作品）

我国在制订、颁布调整市场经济的法律文件的过程中，应当学习、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但前提是对国外立法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体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理解了国外经验之所在。否则，自以为某国立法的某项优点未必是优点，自以为某国立法的某项缺点也未必是缺点。

在合同法终于告一段落之后，“物权法”又成为新的焦点。其实关于物权法的研讨和争论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与合同法相比，“物权法”的制定要复杂得多。

一、究竟什么是德国的物权法

一种观点认为，德国民法典采纳了物权而不是财产权的概念，在民法中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制度，即物权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民法典的科学体系；法国民法典采用了财产权的概念，在财产和财产权的规定方面显得比较凌乱，如果我们要采纳法国的模式，不仅要排除物权的概念，而且要彻底改变法典的体系。

在讨论德国民法典的“科学体系”之时，需要对德国民法典的物权法体系有整体的把握。德意志民法典总则编包括民事主体制度和法律行为制度两部分，其中法律行为制度是其核心内容。法律行为概念之所以能够被成功地抽象出来并在德国民法总则中拥有牢固的立足之地，其根本原因是德国民法分则各部分必须包含有具体的法律行为，即“物权法的法律行为”、“债权法的法律行为”、“亲属法的法律行为”、“继承法的法律行为”。法律行为制度是总则编的核心内容，而物权法的法律行为（物权合意）与债权法的法律行为（合同）是法律行为理论的支柱。如果没有“物权合意”的创设，也就难以从物权法和债权法中抽象出“法律行为”的概念。可见，法律行为制度的成立是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共同支持的结果。无物权行为理论，则无法律行为制度；无法律行为制度，则无民法总则编设立之必要。故物权行为理论是德国民法典体系建立的基础和支柱之一。

因此，要学习和接受德国的物权法体系就不能回避或否定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但是，物权行为是高度的理论抽象，在没有德国法律传统的国家引进物权行为的概念是非常困难的。我国广大学者早就指出独立的物权行为在我国不能成立，不符合我国司法实践和人民习惯。我国曾经出现的“物权法”草案也没有承认所谓物权行为的独立性。然而，抛开了独立的物权行为，谈借鉴德国民法典的“科学体系”就无异于断章取义，甚至歪曲原意。

没有了独立的物权行为，物权就只能从合同等债的行为中产生，即物权的设立都可以建立在同一债权合同基础上，因此“债”就是取得“物”这种有形财产的方法。我国合同法制订过程中，将合同的定义由“设立、变更、终止债权债务关系的协议”改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就足以说明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不仅是引发债权、债务关系法律事实，而且可以是引发物权关系的法律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一直采取的体系恰恰接近于法国民法典的体系（即分为财产和取得财产的方法），而不是德国的体系。

二、明确不同含义的“财产权”

有学者主张财产权是个上位概念，包括债权、物权、知识产权等十分广泛的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用财产权代替物权，将把除人身权以外的全部权利囊括其中，就不应该有独立的债和合同制度。

主张用来代替“物权”的“财产权”显然并非所谓上位概念“财产权”。把财产权定义为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之上的总的权利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观点，而且这种一直沿用的提法有很令人费解之处。这种观点属于受了德国法的不完全影响。德国法中不使用财产权的概念，也不把物权和债权统一到财产权上。如果硬要把非常不同的物权和债权统一到财产权的旗下，就只能抽干了物权和债权的全部不同（绝对权和相对权的不同，对世权和对人权的不同），归结为都属于经济利益的权利这一空洞的基点上。但即使在这一点上，也是不正确的，债不仅包括财产利益（debt），还包括非财产性质的责任、义务（obligation）。

因此，主张“财产法”的“财产权”应被定位为不包括债权的对世权，而不是被掏空了内涵的所谓总括性的权利。“债”作为取得财产的方法，因此应该有独立的债及合同制度（债权的特性在于对人性，对世化了的债权应当被归入财产权范畴）。财产法并非无所不包，是与债法并列的法律制度。

三、财产法不会扰乱民法体系

否定财产法的学者认为财产法会打乱民法体系，不能严格区分物权和债权，不能区分一般债权和担保物权。

其实这些忧虑都是没有根据的。学习外国立法经验，当然应当注意研究其体系结构，更要注意研究其本质和精神。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一样历久不衰。仅就调整有形财产（物）关系而言，并不存在所谓德国“物权”关系明晰而法国“财产”关系混乱的状况。法国的他物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同样非常发达。这就象从喜马拉雅山南坡登顶可以成功，从北坡登顶也可以成功一样。如果不把“财产权”作为统辖债权、物权的所谓“上位概念”，就不会打乱我国的民法体系，也不会无法区别财产权和债权。当然，债权、物权的区别并不绝对的，在我国的民法体系中，“债”与“所有权及与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两部分本来就是相通的，并不如德国民法典那样严格。区分严格或者不严格一是取决于体系的完整性、一贯性（如德国的严格区分就是一贯的、体系化的，我国学者则只取了其中一部分），二是取决于调整现实法律关系的需要。当不需要严格的时候，就不应当严格区分。采用了财产权的概念也不会导致所谓“他物权”与一般债权的混淆。财产权对世性的凸现已经决定了其在多个权利冲突中优先于对人的一般债权的地位。权利的称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法律的规定及公示、公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证明其对世性）。公示、公信制度在物权法框架下可以建立，在财产法框架下同样可以建立。

四、建议用“财产法”代替“物权法”

设立财产法，而非物权法，根本原因在于，物在财产中的比重已经很小，“物”又是一个缺乏弹性和延伸性的概念。如果以“物权”为起点立法，就会造成调整社会财富关系的基本法律却将社会财富的主要部分排除在外的结果。这种结果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

20世纪后期，无形财产和无形服务作为社会和私人财产的重要性日增，越来越与有形的“物”分庭抗礼。目前，金融服务、邮电服务、计算机网络服务、医疗服务、律师服务等行业快速发展，社会财富构成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但是“服务”与“物”或“物权”没有直接关系，仅以合同法的体系容纳或规范，不足以保护和促进这些服务行业的发展。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多边谈判中，欧、美、日等国际贸易的几强都将服务贸易、货物贸易和知识产权并列为国际条约规范的三大部分内容。当然，“物”或“物权”也不能容纳以知识产权为代表的无形财产。

法国法采取了“财产”的概念，这一19世纪初的选择却正好迎合了20世纪末的现实。财产和财产权的概念完全能够包括无形财产和服务的内容，当然，对于无形财产中的知识产权，法国另立了知识产权法典。

我国如果真要制定一部调整社会财产关系的基本法律，就应当认真考虑法国法中财产权的概念，不要再把有形的“物”作为主要的、甚至唯一的财产形式来对待，也不要把蒸汽机时代形成的过时的规则移植到网络时代。

⑩ 胡适的儿子是谁

胡适有两个儿子
他的两个儿子的名字就表明了他的内心愿望:一个叫思杜,一个叫祖望。
后来的情况就不大清楚了，估计在台湾营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