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文化

Ⅰ 为什么说中国法治有4000年的历史

中国的法制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开始，经过四千多年没有中断的发展，以历史悠久、沿革清晰、内容丰富、资料充实著称于世。
最早记载中国法制内容的是夏、商、周：时期的古籍《尚书》。最先使用“法制”一词的是春秋时期的史籍《左传》和《国语》。
中国法律起源于传说时代，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国古代法律起源的途径有二：一是自黄帝时便日益频繁的部落战争，导致了“刑”的出现，即古人所言“刑出于兵”。这种以军事首长权威为后盾的“法”是后世刑律之源。二是部落时期的庄严的祭礼导致了“礼”的形成与发展。这种以神权为后盾的“法”，其内容博大精深，其即包括了国家的典章、家族的规约、民间的习俗，也包括了人们对法的价值的追求，是中国古代法的精神与核心之所在。

中国法律在形成时，特色已然形成。源于战争的刑，格外重视法的威慑力，手段也极为残酷；源于祭祀的礼，则带有浓厚的血缘亲情，手段也较为温和，融残忍与温情为一体也正是中国古代法律的特色。
夏代法制
法律和国家是相互依存的，有国家就要有法律。伴随着夏王朝奴隶制国家的建立，夏朝奴隶制法律也就应运而生了。夏朝法律制度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与军事活动有关，与刑罚有着密切的联系。古代有“刑起于兵”和“兵刑同制”之说。“刑起于兵”的“刑”是指法律，是说法律的起源与战争有关。“
习惯法为主要法律形式，出现了制定法，“夏有乱政，而作禹刑”，

法律制度“禹刑”
《禹刑》是夏朝法律的总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是中国最早的奴隶制法，基本内容如下：
（－）墨、劓、膑、宫、大辟五刑
（二）刑事法律规范
夏刑三千条，因史料缺乏，已难考证，只从片断记载中可以看出，有以下罪名：
1．“昏、墨、贼”。《左传•昭公十四年》引《夏书》云：昏、墨、贼，杀。”昏是“恶而掠美”，墨是“贪以败官”，贼是“杀人不忌”。即抢劫罪、贪污罪、故意杀人罪，昏、墨、赋三罪，都依法当杀。
2．不孝罪。《学经•五刑章》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夏朝是早期奴隶制国家，民族血缘观念还相当浓厚，崇拜祖先神是人们共同遵守的重要习俗。而提倡孝道的根本用意是忠君。在奴隶主阶级看来，不孝会影响家庭和社会的安定。不忠会危及奴隶主阶级政权的巩固。所以，不孝罪也是处死刑。
3．“威悔五行，怠弃三正”。《尚书•甘暂》记载：“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这是夏启在甘地发兵时宣布有扈氏犯的两条大罪。郑玄注：“五刑，四时威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所谓“四时”，指春、夏、秋、冬，作泛指天意解释。所谓“威德”，指美好的品德，意思是启是有道之国君，执掌朝政乃是上天之意，有扈氏暴乱反对启，就是不敬天命。“正”古代称官为正。“三正”即三孤。（其正职称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副职称三少：少师、少傅、少保。）“怠弃”，即怠慢放弃，不服从的意思。不服从夏启的官吏，就是不从王命。“威侮五行”，就是有扈氏犯了不敬罪和谋逆罪，故“天用剿绝其命。”
4．“先天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尚书•胤征》引夏之《政典》说：*先天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天时，就是根据历象之法，对四时节气，弦、望、晦、溯之计算对节气进行简单的讲解。孔子说：禹“致孝乎鬼神”、“尽力平沟洫”。即夏代崇拜鬼神和重视农业生产。祭祀鬼神和农田耕种都要求准确地掌握时辰、季节和气象的变化，早于天时或者晚于天时，都杀无赦。
（三）民事、经济法律规范
1．关于征收田赋和夺贡的法令。《左传•哀公七年》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说明夏朝对被征服的远方氏族部落的税收，是采取掠夺贡物的办法。据《禹贡》记载，夏朝直接统治的区域，实行“咸则王壤，成赋中邦。”即根据土地的肥瘠分为上中下三等，再按等和收成征收贡赋。《孟子•滕文公》有所谓“夏后氏五十而贡”的记载。
2．关于保护森林和水产资源的法令。据《逸周书》记载：“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入夏三月川泽不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就是春天禁止上山砍伐树木，夏天禁止到湖泊捕捞鱼鳖，保护森林，保护水产资源。
3．婚姻与继承制度。从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里，详细排列的夏氏家族的血缘世系，充分表明了夏朝已经确立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和兄终弟及、父死子继的王位世袭制。
（四）军事法律规范
《尚书•甘誓》记载着启伐有扈氏时的军令：“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本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用厚赏重罚激励和强迫作战者，服从命令，勇敢杀敌行军打仗，执行任务时，要求步调一致，严守纪律，足见其军法十分森严。
（五）刑事政策和适用刑罚的基本原则
据《尚书•大禹谟》记载，皋陶曾对舜说：“帝德罔愆（QIANG过失），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罪弗及嗣，赏延于世，宥（YOU）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震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所谓“罚弗及嗣”。即罪责自负施用刑罚仅限本人，不株连子孙。“赏延于世”，赏功要世代不遗。“宥过无大”，过失犯罪，罪虽大，后果严重，也可宽宥，从轻处罚。“刑故无小”，故意犯罪，罪虽小，后果不重，也要处刑，不得宽免。“罪疑惟轻”，犯罪事实不清，凡有疑问的，处刑要从轻。“功疑惟重”，对有功者，虽有疑问，也要重赏。“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宁肯不按常规办事，也不能错杀无罪的人。又据《尚书•胤征》记载，胤侯出征羲和时，对其部众说。“奸厥渠魁，胁不罔问。”意思是灭其首罪，胁从不问。这些刑事政策和原则，体现了区别对待和谨慎用刑的思想，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夏朝作为早期奴隶制社会，阶级斗争尚不甚尖锐的特点，对于后世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六）赎刑
赎刑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赎罪与赔偿，最早见于古籍的是《尚书•舜典》记载的“金作赎刑”，即以铜赎罪。《史记•平准书》司马贞《索引》引《尚书大传》说：“夏后氏不杀不刑，死罪罚二千馔”，馔与撰同，六两为一馔。《路史•后记》也说。“夏后氏罪疑惟轻，死者千馔*，中罪五百，下罪二百。”《尚书•吕刑•书序》说：“吕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即西周穆王命令吕候多照夏代的赎刑。制定西周的赎刑。既然是“训夏赎刑”，就说明夏朝已经有了赎刑，并为后世所沿用。
商代的法律制度
商代的立法思想：“有殷受天命”，神权法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用“天讨”与“天罚”来证明其刑罚的合理性，加强其威慑力.
主要法律：《汤刑》、《官刑》、“民居”之法、车服之令。
西周法律制度
(一)西周时期法律概况（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0年）
1．法律指导思想
西周法制的指导思想是在夏、商两代“天讨”、“天罚”的神权法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理论。它除了继续强调天命外，还对统治者提出了道德上的要求。“明德慎罚”实际上就是强调将道德教化与刑罚相结合，即统治者首先要用道德教化去感化民众，使天下臣服，在适用法律、实施刑罚时应当审慎、宽缓。
2．宗法制度
西周建立起了完整的、以掌握国家和社会最高权力的周天子为核心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组织与国家制度相结合的、以保证血缘贵族世袭统治为目的的“宗法制度”。其特征是：（1）嫡长子继承；（2）小宗服从大宗、诸弟服从长兄；（3）各级诸侯王、卿大夫和士既是一种家族组织，又各自构成一级国家政权，“家国同构”。
3．法律形式
（1）经“周公制礼”后，“礼”成为法律规范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2）周穆王制定了“吕刑”，又称“甫刑”；（3）“九刑”是史料中记载的周朝的较完整的刑书，是定罪科刑的依据；（4）“遗训”及“殷彝”等前代、先王留下的规则、习惯。
(二)礼与刑的关系
1．“礼”的渊源与发展
“礼”最早源于氏族时代的祭祀风俗，夏商时代已经存在作为言行规范的“礼”，西周初年“周公制礼”，形成一个庞大的“礼治”体系。夏、商、周的礼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2．周礼的性质
周礼具备现代社会关于“法”的构成要素所必需的规范性、国家意志性和国家强制性，具有法的性质，在国家及社会的行政、司法、宗教、教育、伦理道德及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发挥着广泛的调节作用。
3．礼与刑的关系
“礼”与刑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社会规范。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西周社会完整的法律体系。“礼”是积极主动的规范，是禁恶于未然，“刑”是消极的处罚，是惩恶于已然的制裁。“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则入刑”。
4．“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这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一项法律原则。“礼不下庶人”并非说“礼”对庶人没有约束力，而是强调“礼”是有等级、有差别的，不同等级之间不能僭越。“刑不上大夫”也并非说大夫以上贵族的犯罪绝对不会适用刑罚，而是指其在一般情况下会受到程度不同的优待。
(三)刑事法律制度
1．主要罪名
(1)不孝不友；(2)犯王命；(3)放弑其君；(4)杀越人于货；(5)群饮；(6)违背盟誓；(7)失农时。
2．主要刑罚
(1)主体刑罚体系仍为夏、商以来的墨、劓、剕、宫、大辟“五刑”；(2)“圜土之制”：限制受刑人的自由于监狱之内并使之服劳役，是中国有期徒刑的开端；(3)“嘉石之制”：将轻微犯罪的人束缚手脚，坐于“嘉石”之上思索，然后在司空的管辖下劳役一段时间后释放，是一种早期的拘役管制刑；(4)赎刑：用一定数量的财物来折抵刑罚，周穆王吕侯进行法律改革后完备；(5)流刑：大多数时候仅适用于少数上层贵族。
3．主要刑法原则
(1)老幼犯罪减免刑罚；(2)区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3)罪疑从轻、从赦；(4)宽严适中。
4．刑事政策
“刑罚世轻世重”，即根据具体政治情况、社会环境等因素决定刑罚的宽严轻重，其标准是“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
(四)民事法律制度
1．民事制度
(1)土地和臣民都属周王所有，其它一些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包括作为物产的奴隶均属私有。西周中后期出现土地的私人所有权；(2)西周已有“债”的称谓，出现了因契约和因侵权以及损害赔偿而产生的债，(3)民事契约有“质剂”、“傅别”两种，前者用于买卖关系，后者用于借贷关系。
2．婚姻制度
(1)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一夫一妻多妾制、同姓不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2)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遵循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3)解除婚姻的条件与限制：“七出三不去”，决定权掌握在男方家长手中。
3．继承制度
实行嫡长子继承的宗祧继承制度，主要是身份和地位的继承，财产继承附属于内。嫡长子继承对整个家族的统治，包括对其成员的领导权与其财产的支配权。
(五)司法制度
1．司法机关
(1)周王掌握最高审判权与裁决权；(2)中央司法官员为大司寇，为“六卿”之一，其属官为小司寇；(3)各级封建领主在其领地内拥有独立的司法权。
2．主要诉讼制度
(1)区分民事为“讼”，刑事为“狱”；(2)以当事人或受害人自诉为主，缴纳“束矢”、“钧金”作为诉讼费，限制子告父、卑下告尊长；(3)以“五听”审案：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4)重视图比、傅别、约剂及盟誓等证据；(5)建立“读鞫”、“乞鞫”制度，判决当众宣布，当事人可以要求重审；(6)严惩司法官员的“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
春秋战国时期法律制度
(一)春秋时期法律制度的变化
1．社会的发展与变化
(1)铁制农具得到应用，牛耕出现，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井田制遭到破坏；(2)郡县制取代分封制；(3)以亲亲尊尊为核心的礼制开始加速衰落。
2．公布成文法的主要活动
(1)各国立法：公元前621年，晋国执政赵盾(赵宣子)制事典，新兴地主阶级用其作为镇压旧贵族的工具，公元前513年，晋国的大臣赵鞅、荀寅将其铸在铁鼎上，公之于众；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书，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公元前501年，郑国执政驷歂杀邓析而用竹刑；(2)公布成文法所引起的争论：郑国子产铸刑书，遭到以叔向为代表的晋国旧贵族的反对；晋国赵鞅、荀寅铸刑鼎时，遭到孔丘的强烈反对。
3．成文法公布的意义
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奴隶主旧贵族的特权，打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壁垒，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建立。它标志着奴隶制法制的瓦解、封建制法制的建立，成为秦汉以降历代封建法制的滥觞。它有利于法律观念和法律技术的进步，为中华法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战国时期法律的发展
1．各国的变法与立法运动
(1)魏国李悝的新政：尽地力之教；善平籴；制定《法经》；(2)商鞅相秦后，分别于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发布变法令进行变法，是战国时期各国最彻底的变法；(3)楚国吴起的变法：逐渐废除奴隶主贵族特权；“明法审令”，推行法治。
2．立法指导思想
(1)不别亲疏，不分贵贱，一断于法；(2)“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3)轻罪重刑。
(三)李悝的《法经》
1．《法经》的主要内容
(1)《法经》分列盗、贼、囚、捕、杂、具六篇，法典体系初备；(2)明确宣布“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打击重点直指反抗专制统治的行为；(3)保护君主专制，维护等级特权。
2．《法经》的历史意义
《法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它初步确立了封建法制的基本原则和体系，在当时即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封建经济政治体制的确立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对后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建立了后来历代封建王朝立法的基本模式，是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之一。
(四)商鞅变法
1．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
(1)改法为律，明法重刑；(2)取消分封制，建立郡县制；(3)废除井田制，确立土地私有；(4)奖励军功，奖励耕织；(5)奖励告奸，什伍连坐；(6)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
2．商鞅变法的意义
商鞅变法，使秦国大治，推动了秦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发展，为秦国打败其他各国、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奠定了基础。
秦代法律制度
(一)统一后的秦代法制（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
秦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王朝。由于秦王朝存续时间非常短，再加上史料的限制，我们研究秦代法制，还必须综合秦统一之前的秦国法制情况。
秦代法制的指导思想其一是法家传统的重刑主义理论（法网严密、轻罪重罚）；其二是统一法律（“法令由一统”）。秦代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实行一统。在政治体制上，秦代在中央设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下设诸卿，各司其职；在地方推行郡县制。在经济方面，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确立封建土地所有制，并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在思想文化方面，统一文字。
1．秦代主要法律形式
(1)律：即法律条文，是国家正式制定、颁布的成文法典。(2)令：是皇帝针对一时之事而以命令形式发布的法律文件。(3)式：即程式、格式。秦简中有《封诊式》，是关于案件的调查、勘验及审讯等程序的司法规则和文书程式。(4)法律答问：是官方以答问形式对秦律律文所作的有效解释，它也是当时司法审判的参考依据。本章绝大部分案例即抽取自秦简中的《法律答问》。(5)法律文告：是秦代各级官吏在其职权范围内发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告，但其效力通常仅限于发布者职权所辖的特定地区范围之内。(6)程:即章程、规章，是对有关部门和具体事项的细则规定。(7)课：是关于检验、考核、督课工作人员的专门法规。(8)廷行事：是法庭的判例。秦简《法律答问》中多有援引廷行事的例子，说明秦代已把司法机关的判例作为律文之外可兹援引的审判依据。
2．秦代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
(1)刑事法律
包括《法律答问》、《盗律》、《贼律》、《捕亡律》、《捕盗律》等。秦律规定的主要罪名有盗窃罪、贼杀伤罪、诽谤罪、不敬皇帝罪等等。秦代在刑罚制度方面，形成了一套包括身体刑、劳役刑、耻辱刑、流放刑、身份刑在内的刑罚体系，对后世刑制有较大影响。
①罪名：
侵犯皇帝人身安全及尊严的犯罪，如：贼盗、诽谤、妖言、不忠、谋反等。
危害统治秩序及人身安全的犯罪，如：投书、贼杀伤、斗杀伤等。
思想言论方面的犯罪，如：偶语诗书、以古非今、妄言等。
侵犯封建所有权的犯罪，如：盗徙封、盗窃等。
逃避赋税及徭役的犯罪，如：擅徙、匿户、匿田、失期、乏徭等。
军事上的犯罪，如：降敌、誉敌、不得、不能死等。
官员的职务犯罪，如：犯令、废令、不胜任、不廉、不直、纵囚、失刑等。
婚姻家庭方面的犯罪，如：去夫亡、娶人亡妻、弃子逃嫁、弃妻不书、不孝等。
②刑罚：
生命刑，即死刑。秦代执行死刑的方式多达二十余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族、坑、定杀、具五刑、车裂等等。
身体刑，即肉刑。秦代继续沿用奴隶制时期的墨（黥）、劓、剕、宫、笞，并把肉刑与劳役刑结合起来使用，如黥劓城旦等等。
劳役刑，即强制犯人劳动的刑罚，相当于后世的徒刑。
财产刑又分为几种：赀，是判处犯人缴纳财物或以劳役作为抵偿的刑罚；赎，是允许犯人以交纳法定的财物代替已经判处的刑罚。
身份刑，是剥夺犯法者爵位、官职等政治身份的刑罚，其刑名有“夺爵”、“废”等。
流放刑，在秦代称为“迁”。
耻辱刑，在秦代主要指髡、耐等象征肉刑的刑罚。“髡”是剃去头发和鬓须，“耐”是只剃鬓须。耻辱刑也常常与劳役刑并用，如“耐为城旦”等等。
(2)关于职官管理方面的法律
秦简中有大量涉及行政法方面的内容，尤其是对于职官的管理，更是细密严格，它涉及到管理的任选、调用、考察等各个方面，如《置吏律》、《除吏律》、《效律》等等。
(3)关于经济方面的法律
关于农业和土地管理，见于《垦草令》、《田律》。
关于畜牧业与牛马的管理，见于《厩苑律》、《牛羊课》。
关于手工业的管理，见于《工律》、《工人程》、《均工律》。
关于粮草与府藏，见于《仓律》、《藏律》。
关于货币交易，见于《金布律》。
关于关市、贸易，见于《关市律》。
(4)关于军事方面的法律
关于军功与封爵的《军爵律》、《中劳律》。
关于边防时宜的《戍律》、《敦表律》。
(5)关于司法行政与刑狱方面的法律。这类法规见于《尉杂律》、《封诊式》等。
（二）秦代司法制度基本健全

秦的司法官吏体系的建立，不仅表现在组织上配备了一套官吏，同时还表现在建立了一套侦查破案、审讯判决的诉讼制度。秦简《封诊式》中的“治狱”、“讯狱”指明了一般原则和其他式例。
2．主要诉讼制度
(1)诉讼的提出
秦代的诉讼案件一般分为以下两种方式向司法机关告诉：
①官诉，即官吏纠举，类似于现代的公诉。
②举发，即个人向司法机关检举、控告，提出诉讼。
(2)案件的审理
主要包括原被告双方到庭、讯问、调查、作审讯记录等主要内容。
3．监狱管理制度
秦代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的监狱管理制度。例如：对囚犯饮食、衣着的供应标准和服劳役办法等等都有规定；还形成了一种利用轻罪刑徒来监领重罪刑徒的管理办法。
4．监察制度
秦已创立御史之制，在中央以御史府（台）为官署，以御史大夫为官长，对地方则派遣监御史。
汉朝后，基本是在秦法的基础上改进完善。

Ⅱ 中国的法治发展的历史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提出：“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国民党旧法统的灭亡。国民党旧法统的废除，宣告了国民政府政权的彻底终结，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排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 为了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我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

195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1954年宪法》诞生，奠定了新中国立国、治国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础，也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中国的法治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也历经曲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确立法律的地位和权威。1982年宪法作出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并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指导下，我国现行基本法律相继出台。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还制定颁布了涉外经济法律法规。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报告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经济、行政、社会领域的法律法规相继制定。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条，行政法规353条，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已经齐全，以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从此，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奋斗目标的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所取得的一项极其重大的成就。一个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部门齐全、数量适度、体例科学、质量较高、内在统一、外在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与此同时，我国公民法律素质明显提高。

由上可知，我国法治建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了辉煌历程，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同时毋庸讳言的是，我国法治建设也历经曲折和磨难，在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各个环节也的确程度不同地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我国法治建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存在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奋斗目标的指引下，不断把我国法治建设胜利地推向前进。

Ⅲ 如何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法制文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5年10月出版了由杨一凡主编的中国法史学科新教材——《新编中国法制史》。作为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通用教材，《新编中国法制史》在吸收以往教材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新尝试，采用法制通史和部门法史相结合的方法，从“科学地认识中国法制史”、“中国古代法制发展的基本进程”、“中国传统法律的形式”、“行政法律制度”、“刑事法律制度”、“经济法律制度”、“民事法律制度”、“司法制度”以及“中国近代的法制变革”等诸多方面，分为九章敷陈论列，以崭新的视角和开阔的眼界描绘出中国法制发展的全貌。该教材从法律体系的整体性高度进行把握，无论在体例上，还是内容上，均有许多创新之处。

（一）体例革新，重点突出

《新编中国法制史》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在于编写体例的变革。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法史教材的体例大多是以朝代或政权的更替来分章布局，叙述法律制度的演变和发展过程。这种“断代式”的体例，能够使每个朝代或每个时期的法制状况保持相对完整，使人一目了然。在中国法史学发展的初期阶段，它使内容庞杂的中国法制史从局部到整体迅速积累并成熟起来，曾经为本学科的发展发挥过应有的作用。

但是，“断代式”的体例同样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第一，因为各章篇幅有限，许多法制史教材采取以刑为主线的写法，从而使中国法制史变成了刑法发展史，无法全面展现各个朝代的法制特色。第二，有些教材则力求全面展现中国古代的法制全貌，在每个朝代之下，分别按照部门法体系，面面俱到地进行论述。但是这种“断代式”+“部门法”的体例使得每一章开始，都会把一些共有的东西追根溯源地重复一次，对于每一章节，即每个朝代或每段时期来说相对比较完整，但是从中国法制史的整体来看，则显得零乱分散，不成体系。而且，这种“断代式”+“部门法”的体例将各部门法的发展变化分裂开来，使各部门法的发展线索和逻辑顺序断裂破碎，不能够清晰地描述其历史联系和继承情况，从而不易使学生掌握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第三，虽然伴随着朝代的更替，中国法制的发展演变历时久远，但其自身真正发生质变却只有两次（分别在春秋战国之交和清末民初之际），而大多数时间内则一直呈现出缓慢发展的状态，许多重要的法律制度、法律思想，都处在一种渐变之中，代代相因。“分裂割据”似的呈现，反而打乱了中国法制史的内在连续性、统一性，影响了其内部秩序的和谐。事实证明，传统法史教材的编写体例不但无法引起部门法专业学生的兴趣，而且不利于有志于法史研究的学生真正地掌握中国古代法制的全貌，已经不适应高等法学院校的教学要求。

中国法制史是研究中国历史上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实施、作用、特色及其演变规律的科学。它是法学和历史学相交叉一门学科，具有二者的双重特性。历史学重在描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旨在展现社会整体的发展演变，因此，采用以断代设章构篇，再将各个历史片断组合起来反映整个历史内容的体例是科学的。但是中国法制史“其主要内容、研究目的和基本方法是法学的，法学属性在这门学科中占主导地位，所以，中国法律史学主要是属于法学领域的基础学科。” 受制于法学专业的特殊性，中国法制史教材的编写应该以法律的内在构成为出发点。《新编中国法制史》采用法制通史和部门法史相结合的编排体例，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特点。第一章主要介绍方法论和重大前沿问题，其中第二节“中国传统法制的基本特征”和第三节“科学地认识中国法制史”从总体上勾勒出了中国古代法制的基本轮廓。第二章“中国古代法制发展的基本进程”以及第九章“中国近代的法制变革”将中国法制发展的总体进程跃然纸面。而行政、刑事、经济、民事法律制度及司法制度各自单独成篇，每章集中笔墨，重点论述法律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注意使用前后朝代比较的方法，重“变”不重“全”，突出了法律的发展过程，力求轻简，突出重点。这样就达到了宏观描述和微观表达有机结合的双重效果，既避免了部门法史的支离破碎，明晰了部门法和重要法律制度的发展进程、演变规律，又得以鸟瞰中国法制史的全貌，使学生对中华法系的总体形象了然于胸。更为重要的是，法制通史与部门法史相结合的编写方法，大大扩展了该教材的使用范围，为学习法学各分支学科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法制史知识，更加具有实用性。该教材出版以后，许多学习部门法专业的学生也对此表现出较大兴趣，说明了部门法专业对法史知识的需要，也证明了中国法制史正从过去的“死人学”、“无用学”真正变成为法学的基础学科。正如该教材的编者所言：“对于善于反思、善于从历史中汲取营养的人来说，中国法制史其实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

（二）实事求是，内容全面

从现存的大量史料来看，中国古代法制体系是一个多种法律形式并存，刑事、民事、军事、行政、经济、文化教育等部门法律并存，朝廷立法与地方立法（包括少数民族立法）并存，成文法与判例法并存的综合体。只有实事求是地进行阐述，才能全面展现中国古代法制的全貌。

《新编中国法制史》力求比较全面、准确、客观地阐述中国法制史的全貌、发展进程及演变规律，实事求是地评析传统法律文化。首先，该教材归纳总结了中国传统法制的基本特征。除了公认的“礼法结合”、“家族主义”之外，一反“君主专制”、“义务本位”以及“一任刑罚”等传统观点，，提出了“以民为本，抑强扶弱”、“天下本位，义务互负”、“追求和谐，注重调解”等较为科学的看法。“中国传统法制的基本特征”一节统领该教材，为以后各个章节的写作定下了基调。其次，该教材独创性地增加了“中国传统法律的形式”一章，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做了一个全面的介绍，不但阐明了律典、令典的发展变化，而且对君主敕令和朝廷颁行的其他法规、法律解释、司法判例、典章及法规汇编，以及地方和少数民族立法均进行了详细的梳理，用事实说明了中国法制史并非刑法史、并非中央立法史、并非大汉民族法制史；古代法制也不仅仅是解决阶级矛盾、镇压劳动人民反抗的政治工具，那些在法律体系中占绝大多数的行政、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管理以及处理民族矛盾和对外关系方面的法律，更是进行社会调节的有效手段。第三，结合时代条件，对中国古代司法制度进行了客观阐述与合理评价。一方面，纠正了中国古代“司法和行政合一”的错误观点，同时分析了古代地方司法与行政合一机制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利用现存的历代判例判牍，反驳了一些著作中将古代司法审判描述为“一任刑罚”的说法，客观展现了中国古代严格的司法程序。此外，还提出了将立法与司法结合研究、司法制度与判例判牍结合研究、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结合研究的新方法。第四，运用大量史料，从行政、经济、地方、民族立法，宋明理学、明刑弼教、明清律学，甚至刑事立法的内容和法典编纂体例以及现存大量判例判牍、题本奏本中所包含的丰富司法思想等方面，以发展变化的眼光证实了宋元明清是中国古代法制走向更加成熟的时期，也是中华法系进一步完善的时期，反驳了那种认为唐代以后，中华法系进入了僵化期或衰退期的观点。

时至今日，人们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法制并非一团漆黑，开始提倡批判性地继承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以便能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具体到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究竟有哪些优良传统，往往语焉不详，而说到其消极方面，却是生动具体，常常给人造成一种“糟粕大于精华”的错误印象，似乎中国传统法制中，除了君主专制、刑罚残酷、控制和镇压人民，司法和行政不分以外，并没有多少积极意义。《新编中国法制史》按照实事求是的认识论，比较全面、客观、动态地阐述了了中国传统法制，对于学生消除诸多误解，客观了解中国古代法律的状况，从而正确地认识中华法系，实为大有裨益。

（三）关注学术前沿，拓展知识容量

一本好的教材，应该做到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同时应该能够汇聚该学科的最新科研成果，向读者提供更多的科研新信息，使学生能够及时掌握该学科发展的现状和规律性。

《新编中国法制史》比较关注学术前沿的最新进展，力求使学生能够通过学习，甚或仅仅通过阅读，即能够基本了解本学科的发展状况，紧跟学术发展的进程，而非埋头于故纸堆，为了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一些甚至已经过时的知识。例如：该教材认为，唐代以后，中国法制并未停滞、衰败，明清时期法制不断变革、律学进一步繁荣、法律思想取得重大发展，这种观点即是对长期以来，认为《唐律疏议》是中国古代律学的最高成就，古代法律到唐代已经基本定型，自唐代以后，传统法制处于停滞、衰败时期这种错误观点的反驳与纠正。又如：该教材比较注重对律学的介绍，这也是近年来学术前沿发展在教材中的反映。再如：地方立法和民族立法首次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中国法制史教材当中，这既是对近年来学术前沿新发展的总结，更是对未来学术发展领域的一种预见和指导。除此之外，该教材对《钦定宪法大纲》以及清末立宪较为客观的评价等很多方面，无不是对学术前沿领域新理论、新成果的吸收。学习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停滞不前不但不会取得进步，更会丧失宝贵的求知欲和进取心。因此，教材的推陈出新对学生的学习具有重要影响。

此外，《新编中国法制史》以丰富的资料，大量的引证充实了自身的内容，不仅提升了学术价值，更为学生和各类阅读者提供了有用的资料。此前的中国法制史研究及教材的编撰，在史料准备上是不够充分的。近年来发现的数百万字的少数民族习惯法、地方性法规和乡规民约，数千万字的判例判牍资料，浩如烟海的律学著述以及散见于各种史籍、地方志中的法制史料，大多尚未进入前此法制史著作和法史教材的视野。而该教材的一大特色就在于对资料的运用。例如：第三章“中国传统法律的形式”在阐述明清的私家注律时，开列了许多律学著述；在介绍地方立法的状况时，列举了自秦至清的大量地方性法规；在论述少数民族立法状况时，引用了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法规和习惯法。第七章“民事法律制度”则运用习惯和历代官方的民事判决书，并大量参考和吸收了外国学者的观点。这样一来，不但通过翔实的史料对所持观点进行了坚实严密的论证，更为该教材的使用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大大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并为学生进行深入研究指明了方向。

而且，《新编中国法制史》设立了“阅读书目”一项，意在为学生开出一个精选书单，使学生能够在教材的基础上研习更深更广的知识。“阅读书目”是对教材内容十分有益的补充，更是学生自学的阶梯，它有效地将课堂有限的时间延展开来，为有志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同学打开了一扇宽阔的知识大门。

（四）注重论证过程，培养自主思维

《新编中国法制史》比较注重论证的过程，不轻下、不妄下结论。在进行论证的过程中，重视对各种资料辨别真伪，阐明不同观点之间的差异，不以下结论为目的，重在培养学生自主思维的能力。例如：该教材在对“成文法的公布”进行论述时，全面敷陈了包括根据《左传》的记载得出的一般看法、对传统看法的质疑、中外诸多学者的不同观点以及对各种观点的评论，而非简单地下定论。又如：关于李悝造《法经》和商鞅“改法为律”的问题，通过对所存争议的阐释，列举各位学者的不同观点，并佐以考古发现，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诸如对《周礼》一书的定性等很多问题，都鲜明地体现出本书编撰者注重论证过程的这种科学、严谨的态度和引导、培养学生自主思维能力的良好意愿。

“问题与思考”则是《新编中国法制史》特别设立的一个部分，其实，在每章之后给出复习题，并非该教材的首创，而是传统教材相沿已久的做法，但是对学生或读者如何解答复习题目给予提示却是该教材的特色所在。首先，“问题”的提出就是相当科学的，是经过编撰者的认真、全面考察的结果，比如如何认识中华法系和传统法律文化，封建社会中后期法律是否处于停滞、衰败的状态，如何描述和评价司法判例在中国古代的作用，如何认识中国古代君相权力的消长与中枢机构变化之间的关系，古代法律制度和少数民族习惯法与法制现代化的关系，“民间法”问题，中国古代司法中的“情理”概念以及如何认识和评价清末预备立宪等等，无一例外是中国法律史研究领域内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均是对认识中国历史上的法律全貌构成重大影响的问题。其次，“提示”部分并不仅仅是简单地给出问题的答案，更是广泛地延展开来，精辟、深入地进行分析和讲解，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更是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然，《新编中国法制史》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由于该教材各个部分的撰写是由不同的人完成的，因而存在着材料取舍标准不一、研究深度参差不齐、写作风格不够统一的问题。其次，该教材的整体结构不尽完整。本书结束于中华民国时期，但是却未对革命根据地法制史进行阐述，而且新中国已经成立了五十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作为中国法制史的重要组成部门，也应对其进行梳理，以便及时地总结经验，为中国的法制现代化

Ⅳ 为什么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同时强调，“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这些论述深刻阐述了守法意识、法治精神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重要性。
人类早期的成文法常常铭刻在石柱或铜表上，但铸鼎未必传世，勒石未必长存，真正流传下来的是“铭刻”在全体社会成员心中的法治精神。历史发展表明，只有法律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规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法的意义、法的精神才能真正展现出来，法治的理想才能最终落地。因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要达到“全民守法”的目标，必须以法治政府的建立促进法治社会的发育，以司法的严谨、执法的严格来培育公民守法的自觉性。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司法公正对于社会公正的引领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法律渠道。只有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件具体的司法案件中建立对法治的信心、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感受到法律的权威，他们对法律的态度才能由认识到遵守，由信任到信仰。

守法需要自觉，自觉守法要靠各行业、各领域的自我管理来培育。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同时，也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使各行业、各领域的从业者，真正在实实在在的自律和自我管理中，一点一滴培养起社会责任意识和法治精神。

推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和法治精神建设，离不开类型多样的宣传与教育。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已经完成了以全体公民为教育对象的五个法治宣传教育五年规划，“六五”普法规划正在进行中，普法内涵不断丰富、领域不断拓宽，已经成为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我们要在全民教育基础上，继续推进针对不同领域、不同群体的法治教育，不断创新宣讲和教育方式，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以精准滴灌和春风化雨的形式，将法治教育送入街头巷尾、百姓人家。只有经过多管齐下的法治教育、培育，遵法守法的意识才能蔚然成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才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落地生根，并为全面深化依法治国夯实坚实的社会基础。
参考：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4-10/31/nw.D110000gmrb_20141031_1-02.htm

Ⅳ 运用<文化生活>的知识'谈谈我国的法制文化建设应具有怎样的"中国特色

1.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实践，专推动属工作，武装头脑。
2.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借鉴国外法治的有益经验。
3.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遵循法治文化建设规律；让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积极开展健康丰富的法治文化活动。

Ⅵ 中国的法治建设的重要

重大意义抄：
第一，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有利于加强内和改善党的领导；容
第二，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
第三，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
第四，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第五，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
第六，依法治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

Ⅶ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哪些特点

关于我国法律文化传统主要有哪些，学者们虽然见仁见智，但基本看法还是比较一致的。张晋藩先生所概括的，可以作为中国法律传统比较有代表性的总结:
在法律制度方面，主要有“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立法上等差、良贱有别的立法指导思想，“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刑律为主的法规体系，漠视权利、详订义务的法律内容以及与此配套的各项制度；
在法律意识方面，认为法律的渊源在皇帝，皇帝口含天宪，皇权至上，法自君出，法律的作用在于治民、治吏等等。（参见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现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中华法系虽然历经数千年，中国法律传统中虽不乏现在看来也还是真知灼见的法观念和充满智慧的法律制度设计、法律运作安排，但其中却难以找寻到全民普遍遵从的良法、良法至上这一法治精髓。 我们将现代法治的本质内涵归纳为：通过执法者严格依据民主程序产生的立法机构制定的明确、完备的法律，来保障社会成员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促进国家各项事业发展。其中包含着法律是多数人利益的表现、法律具有至高权威、上下一体同受且只受法律之治等核心观点。它既是一种治国方略，也是一种原则性的、根本的治国制度，它还表示由此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秩序，它更是人类在饱经封建专制之后的一种新的价值追求。 因为法治思想源于西方,因此与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我国的法治进程必然是对西方法治的扬弃和本土化,也是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扬弃.当代中国法治必然是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是西方法治思想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及中国其他国情结合的产物.如党中央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的主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不能简单的和我国法律文化中德法并举的思想一概而论,但其中的渊源是不可否认的.另一方面,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思想格格不入的内容,就将被时代所淘汰,被中国所淘汰. 综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代中国法治的关系,应是一种批判的继承,既不能否认其与现代法治思想之间的矛盾,也不能一概的否定,历史总是潜移默化的作用于现在,作用于每个人的思想.法治必须是自下而上的,每个中国人思想中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认同感,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是巨大的.作为法律工作者,应该在这两者之间找到最合适的契合点,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法治社会.

Ⅷ 中国石化法治文化理念是什么

中国石化法治文化理念是:依法、合规、公平、诚信!

Ⅸ 秦汉以前包括秦汉中国古代法制文化的特点

周的法制指导思想：一，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二，礼制思想。
秦朝的法制思想：一，事皆决于法。二，法令由一统。三，轻罪重刑。
汉朝的思想：一，老黄无为而治。二，以儒为主，礼法并用。
再看看别人怎么说的。

Ⅹ 从依法治国和文化强国的角度，谈谈我国推进法治文化建设的意义

你好
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版法治文化建
设，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客观需要，是建设权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的内在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