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立法体制的弊端

Ⅰ 雅典政治制度的利弊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利弊

雅典政治制度的利：
①创新性：为人类提供了一种集体管理的新形式，创造出民主的运作方式，为后世民主政治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②优越性：多数人决策，使问题考虑得更全面；公职人员有多数人选举产生，时期处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减少了以权谋私的可能性。
③文明进步：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使希腊文明成为古代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重要的文明中心。

雅典政治制度的弊：
①它仅仅是对公民群体而言，而非公民，例如外邦移民、奴隶和它国公民，都没有享有民主的权利；
②是男性公民的民主；
③一切公职由选举和抽签产生，这种轮番而治极有可能导致极端民主化，导致民主制的衰落。

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利：
①维护了国家的统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②防止了分裂割据，抵御外来侵略，镇压人民起义，协调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保持社会稳定；
③便于组织公共工程建设，保证中外经济文化的正常交流，推动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弊：
①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十分残酷；
②束缚了商品经济发展，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
③导致思想禁锢和文化专制，严重阻碍了科技文化的发展。

古代雅典实行民主政治，而古代中国走的是中央集权的道路。

雅典民主政治确立的过程：
公元前6世纪初，梭伦在雅典改革。他根据财产多寡，把公民分为四个等级，财产越多者等级越高、权利越大；公民大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各等级公民均可参加；建立四百人议事会，前三等级公民均可入选；建立公民陪审法庭；废除债奴制等。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6世纪末，克利斯提尼实行改革。用地域部落取代血缘部落，分散了氏族贵族的力量，进一步削弱了氏族制残余。他还设立五百人议事会，成立十将军委员会，确立起雅典民主政治；
“黄金时代”：公元前5世纪伯利克里时期，雅典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被称为“黄金时代”。最高权力机构——公民大会，所有成年男性公民都可以参加；成立最高司法和监察机关；鼓励公民积极参政。

雅典民主政治背景：
(1)旧氏族贵族实行专横统治。
(2)新兴工商业者阶层对此非常不满。
(3)普通民众更是苦不堪言，很多人沦为债务奴隶，社会矛盾尖锐。

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特点：
①人民主权。雅典的国家管理大权掌握在全体公民手里。所有合扶公民均有参与权、知情权、发言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陪审法庭和其他军事、行政机关的人员构成及运转原则，都是这一特征的充分体现。
②轮番而治。所有公职人员都实行任期制。所有公民轮流统治与被统治。公民内部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人人有权参政议政。一个人统治别人的同时也被别人统治。在具体运作上，国家公职人员的选举都用抽签方式决定。这最能体现轮番而治的原则。

中央集权制度：

1、含义：
（1）君主专制主义──专制主义是指中央的决策方式，具体说就是皇帝的个人专断独裁，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凡行政、军事、经济等一切大权，均由皇帝总揽；
（2）中央集权──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集权指全国各种军、政、财权归属中央，地方完全由中央管理和控制，充分执行中央的政令。

2、产生根源：
①经济上，是由封建经济基础决定的，封建经济的分散性，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保证生产的发展。
②政治上，封建地主阶级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镇压农民的反抗。
③理论上，韩非子有关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3、发展过程：
（1）萌芽──战国时期：
①理论上，韩非子提出建立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主张；
②实践上，商鞅变法，废分封，行县制，实行中央集权制度。
（2）创立──秦朝：
①内容：皇帝制；三公九卿制、地方郡县制、颁秦律、焚书坑儒等。
②特点：把专制主义的决策方式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
③意义：客观上适应了封建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需要，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3）巩固──西汉：
①内容：推行郡县封国并行制，导致王国势力膨胀。汉武帝颁布推恩令，解除王国的威胁；思想上实行“大一统”（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②特点：重新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直接统治；将儒家思想改造为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需要的指导思想
（4）完善──隋唐：
①内容：隋首创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唐朝继承并完备；创立和完善科举制。
②特点：分散了丞相和中央机构的权力。三省的长官都是丞相，把秦朝以来的丞相职权一分为三，互相牵制，又把最高行政机构尚书省的权力分给六部，防止专权。科举制使官员选拔规范化、制度化，其机构运转更加灵活。
（5）加强──北宋：
解除朝中大将和地方节度使的兵权；派文臣到各地做知州，派转运使管理地方财政；组建禁军并由皇帝直接控制。其特点是削弱地方权力和剥夺大将的兵权，财权、行政权和兵权收归中央，由皇帝直接控制。
（6）新发展──元朝：
实行行省制度，即中央设中书省，地方设行中书省（简称省）；行省制度是古代郡县制的新发展，初步奠定了明清乃至当代省区的规模，对巩固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起了积极作用。
（7）强化（或顶峰）──明清：
明初把丞相权分六部，设厂卫特务机构和三司，采取八股取士。前清沿用明制，增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特点是分散丞相权力和地方长官的权力，加强皇权，同时加强思想控制。明清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表明封建制度的衰落。

4、发展趋势：
（1）不断改革中央行政机构，削弱相权，加强皇权；
（2）不断改革地方行政机构，加强中央对地方，特别是对边疆地区的管辖；
（3）加强对人们的思想控制；
（4）加强对官员的选拔与监督。

5、特点：
（1）皇权的至高无上和不可分割；
（2）帝位终身制和皇位世袭制；
（3）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一律由皇帝直接任免，不得世袭；
（4）皇帝从决策到行使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
（5）皇权借助于神权，宣扬“君权神授”等理论；
（6）以文化专制巩固政洽专制；
（7）中央和地方、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伴随中央集权制度发展的始终；
（8）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明清时期登峰造极，并走向反动。

Ⅱ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优缺点

礼法结合

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位置，“为政先礼，礼为政本”，礼既是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秦始皇以法治国，西汉初期大体上是“霸王道杂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主导的政治思想，以其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以礼法合流为基本特征的封建法律思想体系。维护“三纲五常”成为封建法典的核心内容，德主刑辅、礼刑并用成为法制的原则。从“引经决狱”，实行秋冬行刑，到“十恶大罪”和“八议”的规定等，许多法律内容都是以儒学的等级伦理关系作为定罪或赦免的标准，并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奉。
法定特权

中国古代法律从维护等级制度出发，赋予贵族官僚以各种特权。西周法律有“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的规定；汉代有“先请”之制，对犯罪的贵族官僚的审理，要先奏请皇帝。魏律根据《周礼》的“八辟”规定了“八议”。至隋、唐，封建特权法相因沿袭又不断发展，《唐律》规定的“议”、“请”、“减”、“赎”、“官当”等按品级减免罪刑的法律制度是集中的表现。唐之后，宋、元、明各代法典均将其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肯定。
诸法合体，司法隶属于行政，无独立审判权

中国古代法律最早表现为礼刑并用，之后形成诸法合体的封建法典。从战国李悝著《法经》始，至秦、汉、唐、宋、明、清诸律，都是以刑法为主，兼有诉讼、民事、行政等方面的内容。这种诸法合体混合编纂形式，贯穿于封建社会各朝代。
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统治者和司法官，直接控制司法大权。地方的审判权完全归属各级行政长官，中央虽设有专门司法审判机关，但其活动为皇帝（君权）所左右，监察、行政机关也可审理案件，审判机关往往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封建社会并无独立审判权，审判机关只是皇帝及受皇帝控制的行政机关的附庸。这种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

Ⅲ 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利弊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利弊分析
高继杰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到物质损失(经济损失),或者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因国家财产、集体财产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损失,附带提起要求被告人赔偿损失的诉讼。

我国设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目的,是为了更公正、高效地实现对受害人的权利保障,以减少讼累,提高诉讼效益。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诉讼,而是依附性的诉讼,依附刑事诉讼的审判程序———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长期以来,在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对于提高诉讼效率、保护刑事受害人的合法民事权益起到了重大作用。随着人们对诉讼法理论研究的深入和我国诉讼实践的发展,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弊端也日益显现,从司法理论和诉讼法理论的高度对该制度进行检讨和反思,有其必要性。

一、国内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概况

（一）国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模式

国外建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国家并不是很多, 并且各国对在刑事诉讼中所涉及到的民事诉讼所采取的审判模式也并不相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1、英美模式

英美模式即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分开进行的模式。英美法系国家基于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各自特殊性的考虑,规定犯罪行为的损害赔偿应由民事诉讼程序解决,即被害人只能在刑事诉讼案件审理终结后,按照民事诉讼程序,提起因犯罪行为而追尝损失的赔偿之诉。为此,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完全分开,不允许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种绝对地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分开的做法,无疑是以强调两者各自的特殊性为出发点。如美国证据法对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要求就有很大的不同,前者要求达到无任何合理怀疑的程度,后者只要求达到优势证据的证明程度。

2、法国模式

法国模式即允许被害人选择附带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法国式立法在鼓励被害人通过刑事诉讼程序提出民事赔偿救济的同时，兼顾了民事诉讼的独立性。采用这种立法体例的国家主要有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瑞典等，其中法国最具典型。其主要特点有：第一，附带民事诉讼保持民事救济的独立性，其请求的主体范围和客体范围十分广泛。如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任何遭受重罪、轻罪或违警罪直接损害者，有权起提起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公诉管辖法院)对一切就追诉对象的犯罪事实所造成的损失而提起的诉讼，包括物质的、身体的和精神上的损失，均应受理”[1]。第二，受害当事人具有选择权，即民事赔偿请求既可选择与刑事公诉一起向同一法庭提起，也可与刑事公诉分开，向有管辖权的民事法庭单独提起。受害当事人一旦作出选择，该选择是最终确定的不可撤消的选择[2]。但是，在分开提起时，刑事诉讼尚未最终宣判时，民事诉讼应当延期审判。第三，因刑事案件犯罪严重程度不同适用不同的审判程序。重罪案件及其附带民事诉讼，是由不同的审判人员按照不同的程序进行审理，然后分别作出刑事和民事判决的；违警罪案件和轻罪案件及其附带民事诉讼，则是由同一法庭按照刑事诉讼程序合并审理，用同一判决宣判的。第四，被害人可以就物质损失，依法申请全部或部分的国家补偿金。

3、德国模式

德国模式即允许被害人选择附带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但刑事法律不把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作为一种独立的民事诉讼对待，只能称之为民事赔偿请求，而不能称之为附带民事诉讼。采用这种立法体例的国家主要有德国、荷兰和瑞士等，其中德国最为典型。在德国刑事诉讼法中附带民事请求在程序上依附于刑事诉讼，受刑事诉讼程序的许多牵制和限制，没有反映出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请求处理的民事诉讼特征。德国刑事诉讼法对附带民事赔偿请求的处理方法，实际上是拒绝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处理民事诉。因为“不适合处理”或“拖延诉讼”的理由太容易为法官找到。所以，由于德国法为刑事法官拒绝受理或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提供了某些条件，因此，德国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实践中已经很少使用。

（二）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沿革

我国对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始终是重视的。从1954年“草案”、1957年“草稿”到1963年“初稿”，都对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作了专门规定。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是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典，它对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以专章作了规定。这标志着我国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正式确立。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继续肯定了这一重要制度。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同时,第78条对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作了原则性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 我国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基于刑事优先的法律理念进行设计的，其对于提高诉讼效率、保护刑事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随着人们对诉讼法理论的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我国诉讼法实践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弊端也不断暴露出来，固对该制度存在的是否合理性及其如何完善该制度，我们有必要进行检讨和反思。

二、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利与弊

（一）刑事、民事诉讼程序合并之优势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其存在的优势主要有：

第一，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经济利益。刑事犯罪往往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有的还是严重的经济损失，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立，可以使被害人通过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得到物质损害赔偿。

第二，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效益。一方面，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一并解决的，这就极大地避免了公安司法机关的重复劳动，节省了司法资源，同一案件的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分开进行，是对同一行为进行两次的审判。尽管两次认定的依据及适用的法律相异，但起码有相当一部分查明的事实会是相同。就该相同部分的诉讼支出便是重复，这对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以及法院均是如此。如胡开诚教授所言；“然因犯罪行为而发生之民事责任，其定须与刑事责任分别诉究而绝对不许一并确定，则有时不仅徒增重复与诉累，且将因而导致同一事件民刑裁决相互抵触之结果。”[3]另一方面，对于当事人来说，附带民事诉讼，可以减少他们重复的出庭、重复举证等活动，减轻他们的讼累。而且，由于公诉机关在诉讼过程中承担了关于事实部分的证明责任，因此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仅需就损失及与此相关的诉讼要求进一步举证即可，是证明责任之减轻。

第三，对于司法裁决的整体而言，则可以尽量保持对同一事件刑事、民事裁决的一致性，避免如辛普森案件对事实认定完全相反的刑、民判决带来的尴尬，有利于及时、快捷地解决纠纷及给予犯罪行为应得之惩罚。

（二）刑事、民事诉讼程序合并存在的弊端

1、诉讼目的价值的冲突

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是围绕既定的目的而建立的。诉讼程序是规范诉讼过程中诉讼主体之间为解决纠纷而产生的各种关系的法律制度，立法者确定的诉讼目的是诉讼程序设置的出发点和归缩。何谓诉讼目的?诉讼的目的就是“程序主体根据自身的需要以及对程序性质的认识而为诉讼活动预先设定的目标。”[4] 但是，由于不同的诉讼程序参与主体不尽相同，而不同的诉讼主体利益要求也不相同，因此不同性质的诉讼程序指向的目的价值必然不一致。由于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追求的目的不一，引致相互间具体原则与制度的差异，这又再次造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上的价值冲突。被告人无需自证其罪是刑事诉法上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然而在民事诉讼中却强调的是“谁主张，谁举证”。这一冲突的典型例子便是辛普森案件。辛普森面对其刑事指控可以保持沉默，如果检察官不能证明他杀了人，在刑事诉讼的逻辑上他就没有杀人。而在民事程序中，辛普森便不能再守口如瓶。因为在民事诉讼的逻辑中，若原告诉称被告侵犯其权利，被告就必项证明自己不为该侵权后果对原告负责，除非原告不能完成举证责任。因此，当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在法庭上同时面对检察官和民事原告时，他到底需不需要证明自己清白呢? 再者，若在民事责任的判定中，被告愿意承认某些事实以换取索赔额降低之类的利益时，这部分关于民事责任证词能否产生刑事诉讼上的效力?即使不能，谁能保证该证词对于既是刑事案同时又是民事案的法官不产生偏见?种种由于诉讼目的不一致而产生的价值冲突，也是刑事与民事合并审理的弊端所在。

2、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导致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适用的激烈冲突。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长期以来，理论界将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解释为“实事求是”的证明标准，要求证据证明的事实与客观真实完全一致。在证据法理论上，刑事诉讼对刑事证明标准要求必须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或“完全内心确信”的程度。依照我国现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我国实际采取的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而民事诉讼，其目的是通过诉讼这一途径解决民事主体间的民事权益争议，保障民事主体的私权。纠纷是否解决，是否由诉讼方式解决，诉讼中是否处分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纯属民事主体的私事，国家并不干预，适用意思自治的原则。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并不涉及责任人的自由和生命。即使事后发现错判，也可通过民事执行回转程序逆转。因此，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远较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低得多，证据规则也与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相距甚远。因此，如果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案件审理完毕后进行，依据刑事证明标准做出的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司法实践中当然作为不再需要审查的案件事实而直接采用，同样导致附带的民事诉讼间接采用了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的后果。适用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的，只适用于确定被害人的具体损失方面。这样，原本在单纯的民事诉讼中能够认定的事实，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却很有可能不为判决所认定。如果在附带民事诉讼中适用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由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的差异，很有可能得出与刑事诉讼相矛盾的事实结论，出现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对同一事实前后认定不一致的结果。

3、附带民事诉讼损害赔偿执行难的问题

近年来,因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执行问题,当事人上访和闹访甚至扬言要被告人家属以命偿命的现象时有发生。造成民事执行难的原因,一般归结为执行立法的不完善,司法体制的不健全、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等方面。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之所以比普通民事执行更难,因为要受到双重影响, 一方面,与其他民事执行一样受上述原因影响；另一方面,还有其自身特殊的原因,主要包括:（1）附带民事被告确无能力履行。附带民诉判决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刑事被告人基于不劳而获，通常将犯罪获得肆意挥霍，一般没有任何积蓄。当判决生效后，刑事被告人将进行劳动改造，无法创造足够的财产价值来履行附带民事判决。(2)在司法实践中公、检、法机关难以对附带民诉被告的财产采取限制措施。由于属于附带民诉被告个人财产的查证工作十分复杂,因此为节省办案经费,人民法院通常不愿主动对附带民诉被告财产采取限制措施,一般要求由附带民诉原告首先提供附带民诉被告财产状况证明及其所存放的确切地址。而附带民诉原告个人查证附带民诉被告财产状况的条件、能力有限,致使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附带民诉被告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假象,导致人民法院以后作出的附带民诉判决无异于一纸空文。（3）目前我国现有刑事法律法规中并无关于附带民诉判决执行工作的规定，致使附带民事损害赔偿的执行无法可依。且由于目前我国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在规定上不具有衔接性,这就导致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诉讼与执行相脱节。

三、完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建议

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而言,其出路无外乎两条:一是完善,二是取消,即实现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完全分离。但基于我国的立法历史和司法经验,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完全分离并非可行之举，对比世界各国的做法,保留该制度是近期较为现实和适宜的，也是适合我国当前立法体制的。汲取国外先进的立法理念和立法经验，以他人之长，补己之短，立足我国国情和自有的理论研究成果，对该制度进行完善。

（一）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

借鉴法国模式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模式，应当确定刑事与民事诉讼发生交叉时民事诉讼的独立地位，规定凡因犯罪行为所引起的民事赔偿请求，均可以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提出，也可以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还可以在刑事案件未立案时单独提出(如果后来刑事案件又立案，则在刑事判决结果作出前，民事案件应中止诉讼，以防止因对犯罪事实的认定方面差异而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总之，应树立民事诉讼不必然为刑事诉讼所附带的观念，是否以附带方式一并解决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由当事人自主选择。当事人一旦作出选择，则原则上不得反悔，案件应按其选定的程序进行。

（二）扩大请求赔偿损失的范围。

当事人不仅可以就人身伤害或财产被毁而遭受的经济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还可以就财物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挥霍而提起赔偿请求，对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失也可一并提起。这样既可以使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得以补偿，保障附带民事诉讼损害赔偿的执行，也可以维护法制的统一，因为被害人的精神予以财产性的补偿，有利于缓和和消除被害人精神上的痛苦，符合人类伦理道德和精神文明的客观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还可减少因复仇而犯罪的行为的发生。

（三）适当限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范围。

具体而言,对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法院应予以审查:如果案情简单,适宜通过附带民事诉讼的,则将其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渠道；如果案情复杂,不适宜通过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则应限制被害人的选择权,告知其向民庭起诉或者将案件转交民庭处理。

（四）在现有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运作中,应当强化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要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的保护，刑事诉讼法应当对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请求范围作出和民事实体法相一致的规定，或者规定当涉及到附带民事损害赔偿的问题时完全适用民法的规定。这样可以从立法体例上使附带民事涉及到的赔偿问题与民事实体法的规定协调一致，充分保护被害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各项诉讼权利,从而确保民事诉讼的各项原则、制度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得到有效地贯彻实施。有利于整个立法和司法体系的统一。

（五）将犯罪人赔偿被害人的情况作为量刑的法定情节

犯罪人在犯罪后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一方面可以减轻甚至消除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另一方面，犯罪的物质的或者非物质的后果的减轻，基于不同的原因降低了处罚的必要性。首先，预防的刑罚需要被降低，行为人通过对其损害赔偿的努力，表明他承认其罪责和其以前违反的法律规范的有效性，以至于不需要用刑罚来证明其规范的有效性。此外，自愿的损害赔偿还常常表明，就预防行为人继续犯罪目的而言，不需要对他施加持续的影响。也就是由于行为人的损害赔偿努力，刑罚的多种目的已经实现，制裁可被(在特定情况下明显地)减轻。[5]犯罪人没有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是否作为从重量刑的情节，对此，应该区分不同的情况作出相应的规定。对于有能力赔偿而拒不赔偿的，应该作为从重量刑的情节，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免除犯罪人的赔偿义务。对于确实没有能力赔偿的，不宜规定为从重量刑的法定情节。

总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被害人因遭受犯罪侵害,而从被告人处获得经济赔偿,借以慰藉其身心所受伤害的重要途径，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被害人复仇心理的有效途径。但是,由于我国现行立法指导思想模糊不清、立法内容粗疏和原则、司法解释有违法理,结果导致了诸多理论冲突和司法实践难题。为此,重新认识我国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解决其在司法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产生的一系列弊端，逐步完善该制度，使其与我国的立法体制和司法实践完全相吻合，有很大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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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缺点是什么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由选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制度. 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石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它直接体现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是建立我国其他国家管理制度的基础。
第一，它有利于保证国家权力体现人民的意志。人民不仅有权选择自己的代表,随时向代表反映自己的要求和意见,而且对代表有权监督,有权依法撤换或罢免那些不称职的代表.
第二，有利于保证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权力的统一。在国家事务中，凡属全国性的、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做出统一决定的重大问题，都由中央决定；属于地方性问题，则由地方根据中央的方针因地制宜的处理。这既保证了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又发挥了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中央和地方形成坚强的统一整体。
第三，有利于保证我国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都有适当名额的少数民族代表；在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使少数民族能管理本地区、本民族的内部事务。
总之，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确保国家权利掌握在人民手中，符合人民当家做主的宗旨，适合我国的国情。

Ⅳ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优缺点是什么

大陆法系

优点：规则明确、系统。规则之间的逻辑关系构成一个概念体系、制度体系，运用容易。

缺点：僵化。当社会生活发展产生新的问题、新的案件时，法律上没有规定则难以应对。法律表现为缺乏弹性，不够灵活。

英美法系

优点：灵活。法律规则不是立法机关或议会制定的。而是法官创设的。当社会生活出现新的问题，新型的案件时，法官就可以创设一些规则以适应社会的变化。

缺点：没有制定成文法典，没有严格的概念体系，掌握起来比较困难，对法律的运用要求较高。

世界各国沿用的法律体系基本上可分为二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国内地曾采用大陆法系。大陆法系又称罗马法系、民法法系、法典法系或罗马日耳曼法系，是承袭古罗马法的传统，仿照《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样式而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

欧洲大陆上的法、德、意、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和拉丁美洲、亚洲的许多国家的法律都属于大陆法系。香港和英联邦国家采用的是英美法系、英美法系又称英国法系、普通法系或判例法系。两大法系的主要差异有：

第一，法律渊源不同。大陆法系是成文法系，其法律以成文法即制定法的方式存在，它的法律渊源包括立法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行政机关颁布的各种行政法规以及该国参加的国际条约，但不包括司法判例。

英美法系的法律渊源既包括各种制定法，也包括判例，而且，判例所构成的判例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第二，法律结构不同。大陆法系承袭古代罗马法的传统，习惯于用法典的形式对某一法律部门所涉及的规范做统一的系统规定，法典构成了法律体系结构的主干。

英美法系很少制定法典，习惯用单行法的形式对某一类问题做专门的规定，因而，其法律体系在结构上是以单行法和判例法为主干而发展起来的。

第三，法官的权限不同。大陆法系强调法官只能援用成文法中的规定来审判案件，法官对成文法的解释也需受成文法本身的严格限制，故法官只能适用法律而不能创造法律。

英美法系的法官既可以援用成文法也可以援用已有的判例来审判案件，而且，也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运用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的技术创造新的判例，从而，法官不仅适用法律，也在一定的范围内创造法律。

Ⅵ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弊端

我们国家的法制是受政治主导的，也是直接地和程序上地在全国人大的领导下进行的，所以，我们必须从政治的和程序的角度去寻找造成这种不满的深层原因，这是挖掘法制病灶的必然。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并非人民民意表达的场所和意志体现的殿堂，而是官僚阶级把持和体现官僚意志的会议室（据统计，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人大，基本上都是由各级、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充当人民代表的，真正的以无权无势的平民身份担任人大代表的不是没有，但是属于凤毛麟角），这是导致人民对法制不满的根本原因所在。
考察世界各国宪政，我发现一个普遍现象：何谓民主？其实民主就是开会。所谓民主，其实就是由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议士们坐在会议室里天天开会做决议（大到与外国开战，小到政府花钱乃至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要开会作出决议），然后交付官吏们去执行！但是，别的不说，单单就“开会”这件事情来说，我们中国大陆人大的开会制度和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议会开会制度都不一样，甚至和台湾地区的会议制度也大不一样。尤其是我们的人大，每年只开会一次、一次会期仅仅两周时间，完全不像别的国家和地区的议会那样，一开会就是好几个月，甚至开会三个季度、休会一个季度--我们有民主的会议室（也就是人大），但是那个全国最大的会议室一年四季都空空如也、门可罗雀，各地的人大也都是如此，这是一件令人十分奇怪的事情。
通过比较大陆和台湾的议会制度，更加令人奇怪的是，我发现大陆的人民代表大会尽管自称是议会，其实只是“立法院”--大陆人大只管两件“大事”：一是制定法典、二是对政府法院检察院的汇报盖橡皮图章，至于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管不问、不讨论不表决，连会也懒得开。而台湾地区的立法院尽管在名称上叫立法院，其实却是真正的“议会”--啥事都议论，大事小情都要拍板决策后交付政府和司法机关执行。我们大陆和台湾都同样是中国人进会议室开会，但是两种不同的开会制度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鲜明的对照。

Ⅶ 谁能告诉我,民法与商法的关系，现有立法例的利弊及我国的立法选择

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许多原则是通用的；
我国在立法上是选择民商合一，没有专版门的商事部门法；
现有立权法的的有利之处在于相互交叉，原则通用，技术难度低；不利之处在于民法与商法本质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不加区分在司法实务中难免会带来适用中的困难与错误，混淆一些概念，产生一些不公平的结果。
总体而言，当前的立法体制在现阶段基于立法技术、立法者认识与实践，实施效果来看，利大于弊。

Ⅷ 中國加入WTO的弊端和益处

中国加入WTO，从长远来看是利大于弊，但从短期看，会对我国经贸发展带来一些不利影响，甚至在某些方面还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体制方面的诸多缺陷，将会对我国“入世”后进一步开放市场带来不利影响。WTO之所以要接受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其目的就是要在市场经济这一共同基础上，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建立公平的市场秩序。但我国现阶段市场的地区分割与部门分割现象仍然严重，宏观调控手段还有待加强，社会分配与保障体系仍不完善。因此，不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和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不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结构调整，就会使我们的经济和企业很难适应加入WTO后关税继续削减、非关税措施逐步取消、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新的市场环境。 2．国内法律制度与WTO的规则不尽相适，这必将影响我国“入世”后对外经贸活动的规范与管理。加入WTO后，中国就要一切按WTO的规则办事，如国民待遇、透明度等，使我国在立法和行政管理上不能完全自己作主，必须与国际接轨。然而，目前我国有关法律制度的完善及其与WTO规则的适应在某些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如中国在服务贸易方面还未颁布过一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既使在《外贸法》中有关于服务贸易的几个条款，也与WTO《服务贸易协定》的规则还有不相适应的地方，在专利权上的争执时有发生。加入WTO后，我国必须对不符合WTO规则的一些法律制度进行修改和完善。 3．我国长期受保护的一些产业和企业将面临较大的冲击，这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一些企业的生存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据有关方面分析，加入WTO后，汽车、制药、农业、电信、航空、计算机、金融等7个方面受冲击较大。汽车工业是受冲击最大的产业之一。主要表现在：第一，面临缺乏规模经济的冲击。汽车工业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只有规模上去了，价格才能降下来。而我国1998年全国汽车产量是163万辆，轿车是50．71万辆，只相当于外国一家汽车制造厂的产量，甚至只相当于外国汽车制造厂一条流水线的产量。第二，面临全球汽车生产能力过剩的冲击。目前全球汽车生产能力过剩2000万辆，通用、福特、大众、丰田等五大生产巨头纷纷加大开拓海外市场的力度，中国目前200人才拥有一辆汽车，显然是一个潜在的汽车大市场，必然会受到外商的青睐并尽最大可能挤入中国市场，这无疑会对我国汽车工业产生严重的冲击和威胁。第三，面临关税逐步下降的冲击。目前我国汽车平均关税为80一100%，尽管正式文件尚未面世，但关税降低20％是起码的，这意味着关税降低后的进口汽车竞争优势更明显。第四，面临非关税措施逐步取消的冲击。目前我国汽车及零部件实行进口配额和许可证，估计入世 后这方面会有一定的放开。除整车和汽车底盘仍需进口许可证外，其余将逐步取消进口配额和许可证制度。此外，汽车工业自主开发能力弱、劳动生产率低下、缺乏竞争优势等都使其在“入世”后面临巨大的压力。虽然中国的轿车工业可以作为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但保护的时间也只有5年左右，充其量10年。那些规模小、成本高、技术水平落后的企业将难以生存。汽车工业进入大规模资产重组将是大势所趋。

Ⅸ 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有何弊端

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主要特征： （1）皇帝集最高立法者权、最高行政权和最高司法权，不受任何约束与监督。 （2）广大官吏唯上是从，官场具有浓厚的因循守旧之风。 （3）官僚机构膨胀，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盛行等。中央集权是“地方分权”的对称，是国家统治权力集中统一于中央政府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地方政府统一服从于中央，并根据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法令办事。 君主专制通常指奴隶制和封建国家实行君主独裁的政权组织形式。君主拥有无限权力，他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以国家为其私有财产，依靠庞大的军事官僚机构维持其统治。 贯穿于中国古代政治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因其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而为人熟知，也使很多人把“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混为一体，产生了错误的认识，正确理解这两个概念对学习和研究历史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专制主义 专制主义是与民主政体相对立的政权组织方式，其主要特征是： 1.君主个人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政等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在专制国家里，法律仅是君主的意志，皇帝集立法、司法、行政等大权于一身，天下之事皆决定于上。君口一言，君言的好恶成为评是非、功过的最高原则。君主凌驾于一切之上，极易出现专横、残暴，而臣民则被剥夺了权利和自由。 2.无数的大小官僚，作为君权代表对百姓实行专制统治。这些官僚是皇帝的奴仆，随时听从使唤。他们在辖区内代表王权统治百姓。 二、中央集权 中央集权是一种国家结构形式，主要指国家的整体与部分、中央与地方的密切关系，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制于中央。其主要特征有： 1.中央严格控制地方，不允许有相对独立的行政体系存在。 2.中央为控制地方，重视对地方官员的任用和监督。中国自秦开始，地方官员的任用、升迁、调动，一律由中央决定。绝对地执行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最后一切听命于君言的制度要求。同时君主在官职设置上有意造成职权重复，使之相互牵制，相互监督，无限制地将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 三、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的区别与联系 通过上述可以看出，二者是不同的概念：一个是政体，体现君臣关系；一个是国家结构形式，体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专制主义可行之于中央集权国家，也可以实行于地方割据王朝，同时并非中央集权都导致专制主义。但在封建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把两者完全分开是不可能的。凡是在专制主义皇权加强之时，往往是中央集权比较有效之时，反之亦然。中国自秦汉确立中央集权制度，后经隋唐宋元王朝，形成一套严密完整的政权组织和行政制度，到明清时中央集权高度加强，其结果是集地方三权于中央，又集中央之权于皇帝一个之手。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专制，专制主义也是愈来愈加强。 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既有区别又紧密相联。认清二者的区别，不至于在批判专制主义时，连中央集权合理性的一面也一起加以否定；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又可以防止过分集权造成的弊端。 （4）存在时间长，影响广泛。 主要影响: 封建社会的中前期以进步作用为主 （1）有利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2）有利于各地区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推动了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在较广范围传播，对促进民族融合起了积极的作用； （3）有利于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从事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兴建大型工程，奠定了中华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基础；有利于防止割据和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和统一。 在封建社会晚期则主要起了消极作用。 （1）政治方面：皇权专制赋予了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极易形成暴政；空前强化的专制统治使人民毫无政治权力和政治地位可言，民主政治无从发展，束缚和压制了中华民族聪明才智和创造力的发挥；形成了长期的人治传统，派生了庞大的官僚队伍和特权阶层，扭曲了人格和灵魂，极易出现政治腐败的局面。 （2）经济方面：皇权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压制了新生产关系的成长。 （3）思想文化方面：专制主义制度必然导致思想文化控制的加强，文化专制的日趋严厉，严重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也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Ⅹ 古代中国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特点及利弊

特点：
1、皇权至上原则；
2、帝位终身制和皇位世袭制；
3、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一律由皇帝直接任免；
4、皇帝从决策到行使立法、司法、行政等独断权力；
5、宣扬“君权神授”；
6、思想文化的专制统治。

利： ① 利于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利于维护祖国统一与领土完整。
② 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③ 在统一的环境下，利于各民族的融合，利于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弊：

① 皇权专制极易形成暴政、腐败现象，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

② 在思想上表现为独尊一家，箝制了思想。

③ 在封建社会末期，阻碍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