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
① 忠诚敦厚,人之根基也是什么意思
忠诚敦厚,人之根基是说做人要向善,朴实,待人诚恳,承诺有信,最基本的是要有平和的心态对待任何人.这就是做一个成功的人的根本.
② 法治的名言警句中国
1、法律的力量应当跟复随制着公民，就象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
2、没有事先公布的法律就没有刑罚。
3、宪法是一个无穷尽的、一个国家的世代人都参与对话的流动的话语。
4、无论何人，如为他人制定法律，应将同一法律应用于自己身上。
5、即使判决并没有准确的判定过去发生的事实真相，争端各方只要确信他们受到了公正的对待，他们也会自愿接受法院的裁判结果。
6、真想解除一国的内忧应该依靠良好的立法，不能依靠偶然的机会。
7、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
8、法不禁止即自由。
9、让我们维护公平，那么我们将会得到更多的自由。
10、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中，是距离法治最为遥远的一种，甚至与欧洲形成了两极相对的反差。
11、有理智的人在一般法律体系中生活比在无拘无束的孤独中更为自由。
③ 秦朝二世而亡，对后人带来了哪些启示
秦始皇有四大历史功绩：一是国家凝成，二是民族融合，三是创立政制，四是厉行法治。国家凝成，体现为秦一统天下，结束了封建诸候割据状态；民族融合，体现为强力开疆拓土，使南蛮、东夷、北狄、西戎的广土众民，成为汉民族，并通过法同壹、币同值、车同轨、书同文、度同制、行同伦，加深民族融合，从根本上避免了国家分裂，使统一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创立政制，体现为实行郡县制，建立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对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深远，千载犹行秦法政；厉行法治，体现为完善法律，明法壹刑，事皆决于法，基本实现了“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统一中国是秦始皇的伟大历史功绩，此后法家政治权力思想和儒家意识形态的高度联镇整合维持了国家大一统的局面。
然而，大秦帝国却国祚短促，二世而亡，其历史教训十分深刻。受诸多因素，尤其是汉史家治史为证明本朝执政的合法性和“凡封建帝王皆为贼”的意图伦理影响，对秦始皇和大秦帝国的分析评价，多不够深刻和公允。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司马迁对秦帝国和秦始皇给予了较高评价，并以讥讽的口吻批评了浅薄的学者。可惜，二千多年过去了，司马迁所批评的“耳食”者仍大有人在。
④ 论先秦法家法治主义的内在逻辑及其影响
摘要 内在逻辑如下。仅供参考：
⑤ 圣人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什么意思
解释：有能力的人治理国家，考察国家历史、民风民俗，然后制定法律法规，这样治理起来就畅顺，国家就太平。
出自《商君书·算地第六》
【秦】商鞅
原文为：故圣人之为国也，民资藏于地，而偏托危于外。资藏于地则朴，托危于外则惑。民入则朴，出则惑，故其农勉而战戢也。民之农勉则资重，战戢则邻危。
资重则不可负而逃，邻危则不归。于无资、归危外托，狂夫之所不为也。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此臣之所谓过也。
译文：
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让民众将资本寄托到土地里，而很少去托身外国危险之地。民众将资本寄托到土地里就会淳朴，托身外国危险之地就会迷惑。民众在国内朴实，在外国迷惑，所以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尽力而作战积极。
民众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资本就会增多，作战积极邻国就会危险。民众资本多就不容易带着出逃，邻国危险就不会去投靠。没有资本，投身外国危险之地，就是疯子也不会这么做。
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观察风俗，确立法规，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弄清国家的根本在耕战，就能制定适当的国策。不观察当时的风俗，不考察国家的根本，那么国家法令就是制定了民众也会混乱。政务繁忙而功绩少，这就是我所说的过失啊。
(5)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扩展阅读：
商鞅变法：
战国时期秦国的秦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图强改革，便下令招贤。商鞅自魏国入秦，并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
商鞅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他为左庶长，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集权国家。
⑥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主题演讲稿（与特警相关）
近年来，北京市公安机关在推进警察文化建设和警察公共关系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特别是2002年，开展了贯穿全年的警察文化节活动，在塑造警察形象、改进警察公共关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北京警察卡通形象的推出并用以规范民警提示标牌，举办北京警察合唱大赛、礼仪大赛、专题演讲和征文，等等。特别是2002年10月6日，以"警民携手，共保十六大安全"、"共建安全稳定之都"为主题的"警察开放日"活动隆重举行，把文化节推向了高潮。一天中，各分县局也在自己的辖区同时开放，请群众走进警营。不少参加活动的群众都说，以前觉得警察都是高嗓门、冷面孔，今天通过与警察的"亲密接触"，真正消除了误解，感觉与警察距离更近了，警察也变得更亲切了。有的群众反映，开放日活动内容丰富，使我们了解到警察的另一面。警察不是只知道工作，不懂生活和艺术的黑脸汉，警察也会唱歌、演奏......警察变得越来越可爱了。在现场的群众签名活动中，有1000余名群众留下了自己的姓名。一名群众在留言簿上深情地写道："向公安民警致敬!人民安居乐业，全靠你们的保驾护航。"许多民警深有感触地说：广大市民踊跃参与"警察开放日"活动，说明人民群众非常关注公安工作，非常关心公安队伍，以后要不断增强自身素质，密切警民关系，为进一步做好公安工作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
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有效的警察公共关系工作，可以为我们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并赢得人民群众的了解、信任、支持与合作，而良好的警察公共关系，根基是警察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基本内容是丰富多彩的。我们理解的警察公共关系是公安机关以现代信息传播为手段，以建立互利合作的人民群众关系为重点，以塑造良好的警察形象为目标的管理科学和行为艺术，是以队伍建设与文化建设为依托的形象工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建设不仅是活跃队伍的重要手段，也是新时期公安工作群众路线新警察公众行为与警察文化的方针与实践。
一、塑造警察形象是警察公共关系运作的起点和前提，而警察文化对于塑造警察形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警察文化决定着警察形象
警察代表国家履行对社会管理的职能，由于其职业的特殊性和群体的特定性，必然会产生出警察的职业文化现象。警察文化有着自身强烈的职业特点和独特的价值取向，是警察特有的思想、道德、精神、作风、意志、品质、气质、风格、仪表等方面的总和。我们的警察文化产生不过半个世纪的时间，是随着警察队伍的建立、成长、壮大和公安工作实践的不断深入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警察文化深受中国优秀文化的深刻影响，也是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的文化传统可以代代承传、发扬光大。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那些固有的文化糟粕也会随波沉浮、绵延不绝。像对群众"冷、硬、横、推、拖"、徇私枉法、徇情枉法等衙门作风，就是一种封建主义糟粕文化的残余。少数民警举止不雅、满嘴脏话、动手动脚、赌博酗酒、不讲社会公德，等等，更是一种粗俗市井文化的表现。当前还有一种现象，在队伍中、工作中称兄道弟，热衷于庸俗化。糟粕文化具有很强的消极影响，只要它存在，就要释放出能量。在现实中存在着带有职业特点的、迎合糟粕文化的顽固陋习，虽经反复教育整顿也难以根绝。有人说"警察可爱可敬又可恨"，在关键时刻，紧要关头，警察真是可敬可爱，几天几夜连续奋战，这种奉献精神值得赞扬和尊敬；但在执行职务时往往又有可恨的那一点，冷、硬、横、推、拖，举止不端。这说明警察的整体形象还不适应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我们在文化上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缺陷。
富有时代精神的警察形象应该是：面对种种邪恶，就必须具有刚毅果敢、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精神；要维护法律的尊严，就必须具有刚正不阿、廉洁奉公、执法如山的品德；要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就必须具有爱民如父母、甘于奉献、无怨无悔的热忱，等等。因此，我局在筹备北京警察博物馆时，专门铸造了一尊"警魂柱"，就是要把警察这些崇高的品质，形象直观地塑造出来：魂似利箭，刺穿邪恶；魂似盾牌，保护人民；魂似獬豸，公正不阿；魂似凤凰涅盘，勇于献身。
（二）警察文化在塑造警察形象中的作用
第一，警察文化具有导向作用。公安机关树立良好形象要通过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和严整的警容风纪体现出来，其内在动力就是我们提倡的警察文化，它可以对民警队伍树立良好形象给予明确的导向。这种导向还能拉近民警和人民群众的距离，进而推动警察公共关系。公安机关是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部门，在打击犯罪的同时，还承担大量的行政管理，在管理中限制和约束是必然存在的，甚至会产生矛盾和对抗的情况。一方面我们要把服务寓于管理之中，把管理当作服务去运作；另一方面我们要通过警察公共关系，增强与人民群众的亲和力，把社会舆论向有利于管理和服务的方向引导，真正使我们的队伍在社会中得到应有的地位，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例如，首都警官合唱团坚持走进校园、走入社区、走出国门，这个影响力不可低估。合唱团到德国去演出，德国人羡慕不已，说想不到中国的警察有这样的文化修养，有这样漂亮的警姿，这种文化交流带来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警察职业本身的范围。我们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密切和群众的关系，改善在社会上的形象，使全社会更加理解、关心、支持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
第二，警察文化具有教育作用。思想是意识形态上的东西、是外在形式的内部本质。警察文化是思想政治工作最有效的载体之一，或者说思想政治工作要借助警察文化的形式深入下去，这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法。在实践中，大家都能体会到，如果思想教育只是一成不变、照本宣科地讲空洞的大道理，这种灌输式的教育不仅效果不好，而且会使民警产生厌倦和逆反心理。思想政治教育是永恒的，这一点不能动摇。关键是要通过什么形式把思想政治教育搞得实实在在，易于为广大民警所接受。通过开展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警察文化，思想政治工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更加深刻和丰富，更易为广大民警所接受，也就能有效地占领民警的思想阵地，从而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教育广大民警自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形成良好的精神风貌。
第三，警察文化具有凝聚作用。警察文化具有的同化作用和融合作用，能够有效地沟通民警的思想和感情，使他们对警察的价值取向等产生高度的认同感。例如，在公务员体系中，在政府的各部门中，能够做到24小时召之即来，来之能战，而且信息高速传递和反馈的，要首推警察部门。我们有一套从上到下以一贯之的运转体系和全天候的工作秩序、工作规律，这既是我们特有的职业特点，也是我们特有的文化特点，是一种职业养成。凡是警察文化开展得好的单位，广大民警更具有"团队精神"，缓解因紧张、繁重工作带来的心理压力和身体疲劳，队伍中也会培养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正气。这样就有利于民警产生对警察职业的自豪感和对警察集体的归属感，激发献身公安事业的热情和建功立业的事业心，使公安队伍产生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第四，警察文化具有约束作用。公安机关的整体形象说到底，体现在每个民警身上。警察文化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思想。它以一种间接影响的方式而不是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规范和约束，使广大民警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模式与警察文化的要求趋向一致，有效地提高民警的精神境界，把接受组织的管理和规章制度约束变为一种自觉的行动。由于这种浓厚的警察文化氛围逐步渗透并植根于民警的思想深处，因此会产生无形的强制作用和规范作用，而且更加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从某种角度和意义上讲，文化的约束作用、习惯养成的作用要强于行政命令的方式，或者说行政命令的方式是建立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的。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北京承办2008年奥运会，首都警察的人文素质、整体形象不仅要与世界接轨，而且要争创一流，这就更需要加强警察文化建设。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要求我们继承首都公安优秀文化遗产，还要求我们要大胆进行文化创新。要努力纠正对警察文化片面性和表面化的理解，把警察文化从"吹拉弹唱"的浅层次提升到塑造警察形象、推进警察公共关系的深层次上来。
二、警察公共关系的运作过程就是把警察形象警察文化信息科学地、系统地和艺术地传播给人民群众的过程，其本身也是一个文化运作过程
要塑造警察形象，更要将良好的警察形象传播给人民群众。警察公共关系要进行有效的信息传播，就应该根据不同层次的需要，灵活地运用传播方式，开展不同层次的警察公共关系活动。我们认为，按照信息传播的功能，一般有三个层次：
（一）传递信息，知晓层次的传播知晓权的满足是人民群众产生信任的前提。
公安机关要获得人民群众的理解与信任，进而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合作，首先就要让人民群众了解警察，了解公安机关。因此，知晓层次的信息传播主要是运用各种传播媒介，把公安机关自身的队伍建设情况、工作目标和成就等信息传递给人民群众。向新闻媒体提供新闻稿件，经常有计划地、及时地向人民群众传递有关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的最新消息，或拍摄有关公安工作的影视专题片。
2002年的"警察开放日"是一个了解日，是一个咨询日，我们的基本目的是让各界群众深入警营、了解公安机关。很多单位用展板、实物等形式向群众全面介绍队伍建设、严打整治和科技强警所取得的成果，现场教授使用安全防范技术，演示警务装备和警务技能，并对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提供咨询服务。我局展示的各种警用枪支、特警的特殊装备、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心理测试仪等现代化警用车辆和装备，让到场的群众大感"新奇"，大呼"过瘾"。刑侦总队的特警展示和警犬表演成为公园内的一个热点，为便于群众了解，他们与群众"零距离接触"，许多群众对特警"一招制敌"的擒拿功夫拍手称好。他们表示：以前对警察确实有误解，觉得警察都是高嗓门、冷面孔，今天大开眼界，感觉与警察距离更近了，警察也变得更亲切了。
（二）影响和改变态度层次的传播
态度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所持有的比较持久的主观意向。基于对公安机关的了解和感知，人们会对警察持有某种态度，这种态度会直接影响人们是否与公安机关进行合作。所以，影响和改变人民群众的态度就成了警察公共关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公共关系的传播作用，公安机关可以不断对人民群众进行信息传递，用来自警方的各种有利信息去覆盖人民群众已有的不利信息，对警察产生新的印象，并产生兴趣和好感，改变以前可能对警察持有的冷漠或消极态度，使社会各界都对公安机关抱有积极认同的态度。可以说，转变态度的信息传播是公共关系工作中最复杂、最关键的部分。在2002年3月8日北京警察文化节开幕式上，我局向社会推出了精心设计的"北京警察卡通形象"。警察形象卡通化，就是一个新的有利的形象信息。以往，人民警察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大都威严、严肃，缺乏亲和力。新卡通形象既体现首都警察的时代精神和工作特征，又具亲和力，在略带夸张的形式下体现警察性格：刚毅、敏捷、热情。
卡通形象的推出得到社会认可后，我们及时用卡通形象规范民警提示牌，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新民警提示牌共13种，由卡通警察形象的图案和一句通俗亲切、朗朗上口的中英文提示语组成，上面明显地写有报警电话。小小一张纸，图案轻松活泼，警示功能、报警功能一应俱全。亲切的提示语就像有一位和左右邻居、大妈大爷非常熟悉的社区民警，站在旁边和您拉家常，好像一下子拉近了警察和百姓的距离。实际上，这种感受上的变化，正是推出卡通警察形象的初衷。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反映出现在警民关系发生的本质变化，那就是从过去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转变到现在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
（三）引导人民群众行为层次的传播
改变态度是为了影响行为。我们之所以要通过公共关系影响和改变人民群众的态度，目的还在于促使人民群众理解和支持公安工作，进而付诸我们所期望的行动。然而，在态度和行为之间还有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如需要、动机、外部环境的压力等，都将成为影响人民群众行为最终实施的重要因素，这就需要警察公共关系来予以启发和引导。
以"警民携手，确保十六大绝对安全"，"共建安全稳定之都"为主题的"警察开放日"不仅是了解日，咨询日，更是一个体验日、一个理解日、一个发动日。在开幕式上，北京市公安局授予长期支持公安工作并因此获得中国范长江新闻奖的北京电视台记者徐韬同志"北京市公安局荣誉人民警察"称号，这也是我局的一个首创，之后将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凡对我局公安工作、队伍建设有重大贡献，并获得国家级奖项或相关国际奖项的，都可以得到这一荣誉。当天，刑侦、治安、交通、消防等主要警种和市局各职能部门，在公园内分30个区域，开展了包括展板展示、咨询服务、警民互动等内容丰富多彩的活动。防爆安检处让群众试穿重达35公斤的排爆服，让群众亲身体验防爆安检工作的危险和艰苦，以及作为一名处置涉爆现场的防爆安检民警所应具备的体能素质、心理素质和业务素质。脱下排爆服后，很多群众都满头大汗，他们非常感慨地说："警察太辛苦了!刚穿一会儿，就热得受不了，不仅热，而且危险，我们以后要更好地支持他们的工作。"在装备展区，穿着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警服的民警们大受欢迎，要求和他们合影的群众排起了长队。公交分局将两辆公交车开进活动现场，由反扒侦查员现身说法介绍反扒绝招，边演示、边讲解在公交车上如何防盗，还现场发还了40多位市民近期被盗的4万余元。
开放日下午的活动以警察礼仪大赛决赛为重点。警察礼仪是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素养，是塑造警察形象的重要手段，也是我们获得理解和支持的基本条件。2002年以来，北京市局以《北京市公安局公安民警礼仪规范》指导民警在各种场合下的警容仪表、言谈举止。礼仪大赛决赛中，来自各单位的15名民警通过小品、相声、时装表演等形式，结合现场演示、情景模拟，展示了人民警察在日常执法、窗口服务等警务工作中应有的职业礼仪风范。现场的外国朋友、居委会干部、礼仪专家都认为，大赛组织得有品位、有内容、有分量，对提升良好的警察形象，进一步密切警民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我们还在北京市政府的帮助下，利用新闻媒体有效地扩大"开放日"影响。活动当天，邀请了45家58名国内媒体记者，以及包括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塔斯社、日本朝日新闻、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在内的22家38名境外及港澳台地区的媒体记者来到现场，对"警察开放日"当天活动情况进行了全方位积极的报道。截止到2002年10月10日，在互联网上大量网页刊登或转载了中国北京举办"警察开放日"的消息，点击率在几十万次。
人民群众既是公安机关的服务对象，更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关于这一点，我们的体会很深。近几年来，我们在开展警察文化，塑造警察形象，推进警察公共关系方面收获不小，"警察开放日"活动更为我们开展警察公共关系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新的方式。但是我们还面临着很多问题，如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维护社会治安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后，如何维持这种热情，避免轰动一时，热闹一阵，类似需要继续98探讨的问题还很多。今后，我们应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把"警察开放日"活动带给我们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完善并形成制度，形成警察公共关系体系，推进警察文化建设，真正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人民警察的良好形象。
参考资料：济宁信息港，德州新闻网，新华网，光明网，北京警务网
⑦ 与法律有关的优美句子
关于法治的优美句子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作者：韩非）
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作者：列宁）
法律就是秩序，有良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作者：亚里士多德）
法不阿贵，绳不绕曲。（作者：韩非子）
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作者：孙中山）
法律是一切人类智慧聪明的结晶，包括一切社会思想和道德。（作者：柏拉图）
石以砥焉，化钝为利；法以砥焉，化愚为智。（作者：刘禹锡）
与其责骂罪恶，不如伸张正义。（作者：丁尼生）
治民无常，唯法为冶。（作者：韩非）
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作者：司马迁）
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乱。（作者：韩非子）
带来安定的是两种力量：法律和礼貌。（作者：歌德）
一项法律越是在它的接受者那里以恶行为前提，那么它本身就越好。（作者：拉德布鲁赫）
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作者：刘禹锡）
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作者：吕不韦）
民众对权利和审判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对法律来说，是一个坏兆头。（作者：庞德）
法者，所以禁民为非而使其迁善远罪也。（作者：欧阳修）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作者：孟子）
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作者：马克思）
法律又是什么？法律就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作者：列宁）
⑧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四点：
1、公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应得到充分保障；
2、国家政治权力的结构民主，如国家机构内部立法、行政、司法机关，要在党的领导下实行科学分工，并形成健全的监督机制；
3、国家权力的行使和公民权利的保障要有民主程序；
4、民主方法，如要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要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不搞一言堂、让人讲话等。
(8)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扩展阅读：
第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第二，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也保证了人民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区别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所在。
第三，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须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方面。
第四，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
第五，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
⑨ 结合我国法治建设,谈谈如何理解春秋时期公布成文法的历史意义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剧烈动荡和急速转换的历史时期。“诸侯力政，争相并”，“礼崩乐坏”。王权失坠，霸政兴起。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为了维护自己既得的经济、政治权益，反对奴隶主贵族的司法专制，发展壮大自身力量，并进而执掌政权，便以法治为思想武器，向以秘密专横为特征的奴隶制法律制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发起了制定和公布成文法的运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即是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和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鼎”这两次成文法的公布活动。春秋之际的成文法公布，开中国法律史之先河，对当时的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极大冲击和强烈震撼，迫使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思想家们都纷纷站出来，从各自政治经济利益出发，围绕这一事件表达各自的法律主张和政治观点，形成一场持久的论争，可以说从春秋一直延续到战国。
在成文法的公布活动及其论争过程中，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势力日渐壮大并走向成熟，“法治”精神得以张扬，思想领域的斗争被法家逐步引向法律实践，从而加速了体现“事断于法”原则的封建法律制度取代以法律秘密主义为特征的奴隶制法律制度的历史进程。其后随着战国时期变法派在各国的法制变革，旧的法律制度趋于全面瓦解、终结，新的法律制度得以最终确立。
在春秋战国之际争鸣的百家中，提出自己法律思想的当然不止儒、法、道三家。但是在围绕公布成文法的论争中，儒、法、道三家明确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主张。由此体现、反映出的三种不同的法律思想对后世的封建主义法制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道家而言，其“清虚自守”、“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就曾被封建统治阶级用来作为政权建立之初、恢复国力之时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法律指导思想（汉初）。道家思想中具有反剥削、反压迫、要求自由的进步主张，对后来的农民起义与社会变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中消极悲观、逆来顺受的因素，经过后世封建思想家的加工改造，成为统治者用来麻痹人民意志的思想武器。封建士大夫还用来慰藉官场的失意和弥补空虚的精神食粮。因此在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里，道家思想与正统的儒家思想互相抗衡，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了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儒、法两家，其法制思想被封建社会统治者兼收并蓄，“霸、王道杂之”，①由论争时的极端对立走向合流互补。儒、法的合流对汉以后的封建法制产生着深远而重要的影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儒家的礼治、德治和法家的法治，成为统治者相互补充的两种基本的统治手段，再未出现任何一方面的绝对化。②这里就当时争论的焦点及各自的主张作归纳阐述。
一、“临事制刑，不予设法”的传统法律制度的存废
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管仲、子产、邓析等“法家先驱”③制定和公布成文法，直接挑战奉行了千余年的奴隶制秘密法制度。在奴隶制法律制度下，奴隶主贵族“议事以制，不为刑辟”，④不让平民知道法律，使百姓处于不知底细的境地，从而保证奴隶主贵族掌握着任意刑事杀的司法特权。他们用作为大经大法的礼，用奴隶制的典章制度统治国家，维护着以“亲亲”“尊尊”为基础的宗法等级秩序。
作为奴隶制秘密法的直接受害者的新兴地主阶级，为了抵制奴隶主贵族的司法专横和政治迫害，争取平等的法律权利，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不法先王，不是礼仪”⑤的主张。至管仲相齐，“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⑥并突破了周礼“任人唯亲”的原则，实行“匹夫有善可得而举”⑦和“使各为其所长”⑧的原则。子产则向占统治地位的神权法律观提出挑战，认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⑨实际上否定了了自商周以来盛行的“天罚”论。针对奴隶主贵族提出的一旦公布了法律，“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弄得“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并且“不忌于上而有争心”，⑩所以犯罪一定会增多的论调，法家给予了有力的批驳。他们指出：法律公布。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11）犯罪不但不会增多而只会减少。子产认为严厉的刑罚公布出来，就象烈火一样，触死的人一定会减少：“民望而畏上，故鲜死矣”。（12）商鞅认为百姓了解法律后,“皆务自奉公”,国家也就“易治”了。这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法明白易知”。（13）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法家政治家管仲、邓析、子产等人，本着务实和进取精神，制定和公布成文法，使得什么是犯罪，犯罪者处什么刑等，都有了一定的标准，建立了“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事断于法”的法律制度，使法治与礼治形成直接对立，引起激烈的论争。
儒家主张“为国以礼”，重“礼治”而尚先王。反对法家公布成文法及其“以法为本”的主张。他们认为应将“贵贱有等，长幼有差”（14）的先王之“礼”作为统治国家的重要工具，孔子声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15）在儒家看来，礼不仅是国家的政治规则，也是立法和司法的指导，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16）正因如此，晋国铸刑鼎遭到了儒家的猛烈指责：“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17）照孔子的主张，晋国的法度，应该遵循的是周礼，现在摈弃了礼而作刑书，铸刑鼎，民众看鼎办事，就还会服从统治，统治秩序将无以维持。其反对公布成文法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公布成文法从先王那里找不到理论根据，故子产“作刑书”也好，晋国“铸刑鼎” 也好，均是不符合先王之道的非礼行为，而遭到儒家的非难。
道家创始人老聃，是没落中的奴隶主贵族的代表。在社会大动荡面前，以其为首的道家崇信自然法，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8），反对法家的人为立法和重法酷刑。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所以，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对于公布成文法，老子的态度是鲜明的，他说：“法令滋张，盗贼多有”，“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19）叔向反对郑子产铸刑书时所说的“国将王，必多制”亦是典型的道家言论。所以，道家从“无为而治”的主张出发，也是反对公布成文法的的。
二、“贵贱不愆”的宗法等级制度的存废
在这一点上，法家反对维护奴隶主贵族宗法等级制度的礼治，提倡“以非为是，以是为非”，（20）即以违反周礼的言行为是，以符合周礼的言行为非。所以邓析认为，不公布成文法，就不可能做到“事断于法”，赏罚就失去了标准，“国法立则私善不行”，否则“喜而便赏，不必当功，怒而便诛，不必值罪，不慎喜怒，赏诛从其意而欲委任臣下，故亡国相继，弑君不绝”。（21）立法不分明，有法而不依，滥施赏罚，才是导致弑君亡国的根源。所以邓析子同子产一样，都力主将法布之于众，以打破“贵贱不愆”的“度”，在“事断于法”的前提下，与旧贵族分享司法特权。邓析同时身体力行宣传法律，向敢于造反的群众传授法理。在适用法律上，法家主张法律一旦公布，就应人人遵守而坚持“事断于法”，贯彻“刑无等级”的原则，主张“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22）
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贵贱等级不能错乱，是为法度。“贵贱不愆，所谓度也”。（23）下事上，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周礼的基本原则，是天下之通义，一旦失其序则乱，甚至会导致国家的灭亡。现在郑国和晋国公布成文法，抛弃了“贵贱不愆”的“度”，大家都遵照法律行事，贵贱没有了区别。这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孔子看来自然便属名不正言不顺的失序败亡之道。
叔向认为，下层百姓知道了法律，对上层的贵族就不恭不敬，大家都有争夺之心，引证刑法为根据，求得侥幸成功，就不能治理了：“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立，弗可为矣。”基于同儒家一样维护奴隶主贵族特权制度的出发点，反对公布成文法。
道家本于“无为”，反对一切人为的仁义礼法及制度设施。即对“礼”“法”通通反对。所以，老聃不仅反对公布成文法，即使旧有的礼乐典章制度也在其反对之列。他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24）只有“绝仁弃义”，才能“民复孝慈”。老子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对日益衰朽的奴隶主贵族的礼乐典章已失去信心，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改革措施又深恶痛绝，于是他既鄙薄人为法，又鄙薄仁义道德。这种政治法律虚无主义，表达了他所代表的阶级，在战乱动荡的社会中，悲观绝望的末日心态。
三、用什么法律以“经纬其民”
在围绕公布成文法的论争中，儒家就关于用什么法度来治理其民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孔子在指斥晋国“铸刑鼎”时提出，晋国应使用晋的始封君唐叔从周公那里接受的“法度”来治理其民。他说：“夫晋国将常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25）这里所谓“唐叔之所受法度”，就是指唐叔从周公那里带来的法律《唐诰》。孔子认为晋永远用《唐诰》来进行统治，奴隶主贵族的特权才能被尊重，宗法等级制度才能保持而不致崩溃。这实质上已涉及到法律的本质问题，即法律应该体现哪个阶级的意志和利益。
而道家一是强调“道法自然”的自然法，反对人为的法律；二是主张自由放任，国家对民不过多干涉，而不像儒家或法家那样提出了立法、司法的具体主张主张；三是强调“君人南面之术”，即统治之术，主张实行愚民政策。老子并不是完全否定规范管理，而是要“大制不割”，即最理想的法制是不要去宰割人民。认为“道”是人们应遵循的行为规范，而“大道无形”，并没有固定的形式，且“先天地生”，也不是人们能够制定出来的，因此，不应该制定什么法律制度，同时“国之利器，不可示与人”，所以有关治国的规章和措施，都应该秘而不宣，基于此，道家反对公布法律。
新兴地主阶级法家人物一方面主张“修旧法”，废止体现旧贵族意志的秘密法，另一方面又强调制定顺乎时代和民心人情的新法律。管仲说：“俗之所欲，因而予之；欲之所否，因而去之”。（26）他们在“令顺民心”的掩饰下，打破井田制，“相地而衰征”，（27）承认私田的合法性；突破“亲亲”原则，倡导贤人政治，使出身卑贱的“匹夫”“可得而举”，有机会参与中家管理，执掌政权；废除秘密专横的法律制度，公布体现“事断于法”的成文法，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忠俭者，因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28）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创造能够和旧贵族平等竞争的法律环境。总之，新兴地主阶级力图通过改革，把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法律。
在关于公布成文法的论争中，法家的理论趋于完备，法治的观念逐渐普及并深入人心，最终使得法家在政治上取得节节胜利，封建法制取代奴隶制法制已成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自然，这是中国法律制度历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随着制定和公布成文法运动在各国的有效推行，不但在根本上改变了奴隶制的法律制度，开创法治替代礼治的新局面，而且对促进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推动战国的社会变革，促进封建主义政权的最终建立和巩固，也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汉书》卷九
（2）（3）参见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律史》，法律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
（4）（10）《左传•昭公六年》
（5）《荀子•非十二子》
（6）（7）（27）《国语•齐语》
（8）《管子•牧民》
（9）《左传•昭公十八年》
（11）（13）《商君书•定分》
（12）《左传•昭公二十年》
（14）《荀子•王制》
（15）《论语•阳货》
（16）《论语•子路》
（17）（23）（25）《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18）（19）（24）《道德经》
（20）《吕氏春秋•离谓》
（21）《邓析子•转辞》
（22）管子•任法》
（26）《史记•管晏列传》
（28）《左传•哀公三十年》
郑国的子产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向全社会公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史称“铸刑书”。
晋国“铸刑鼎”(赵鞅,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
春秋时期较早指定成文法的国家是楚国。第一次在楚文王时期（前689——前677）年制定了《仆区法》。此后晋国、宋国也相继制定了成文法。
以上成文法虽然制定于春秋早期，但是没有公诸于众。到春秋后期，成文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进一步增强，公布成文法的活动尤以郑、晋两国最有代表性。公元前536年（郑简公三十年），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见：《左传.昭公六年》）。这是中国古代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典！
在成文法的公布活动及其论争过程中，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势力日渐壮大并走向成熟，“法治”精神得以张扬，思想领域的斗争被法家逐步引向法律实践，从而加速了体现“事断于法”原则的封建法律制度取代以法律秘密主义为特征的奴隶制法律制度的历史进程。其后随着战国时期变法派在各国的法制变革，旧的法律制度趋于全面瓦解、终结，新的法律制度得以最终确立。
在春秋战国之际争鸣的百家中，提出自己法律思想的当然不止儒、法、道三家。但是在围绕公布成文法的论争中，儒、法、道三家明确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主张。由此体现、反映出的三种不同的法律思想对后世的封建主义法制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道家而言，其“清虚自守”、“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就曾被封建统治阶级用来作为政权建立之初、恢复国力之时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法律指导思想（汉初）。道家思想中具有反剥削、反压迫、要求自由的进步主张，对后来的农民起义与社会变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中消极悲观、逆来顺受的因素，经过后世封建思想家的加工改造，成为统治者用来麻痹人民意志的思想武器。封建士大夫还用来慰藉官场的失意和弥补空虚的精神食粮。因此在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里，道家思想与正统的儒家思想互相抗衡，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了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儒、法两家，其法制思想被封建社会统治者兼收并蓄，“霸、王道杂之”，①由论争时的极端对立走向合流互补。儒、法的合流对汉以后的封建法制产生着深远而重要的影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儒家的礼治、德治和法家的法治，成为统治者相互补充的两种基本的统治手段，再未出现任何一方面的绝对化。②这里就当时争论的焦点及各自的主张作归纳阐述。
一、“临事制刑，不予设法”的传统法律制度的存废
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管仲、子产、邓析等“法家先驱”③制定和公布成文法，直接挑战奉行了千余年的奴隶制秘密法制度。在奴隶制法律制度下，奴隶主贵族“议事以制，不为刑辟”，④不让平民知道法律，使百姓处于不知底细的境地，从而保证奴隶主贵族掌握着任意刑事杀的司法特权。他们用作为大经大法的礼，用奴隶制的典章制度统治国家，维护着以“亲亲”“尊尊”为基础的宗法等级秩序。
作为奴隶制秘密法的直接受害者的新兴地主阶级，为了抵制奴隶主贵族的司法专横和政治迫害，争取平等的法律权利，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不法先王，不是礼仪”⑤的主张。至管仲相齐，“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⑥并突破了周礼“任人唯亲”的原则，实行“匹夫有善可得而举”⑦和“使各为其所长”⑧的原则。子产则向占统治地位的神权法律观提出挑战，认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⑨实际上否定了了自商周以来盛行的“天罚”论。针对奴隶主贵族提出的一旦公布了法律，“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弄得“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并且“不忌于上而有争心”，⑩所以犯罪一定会增多的论调，法家给予了有力的批驳。他们指出：法律公布。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11）犯罪不但不会增多而只会减少。子产认为严厉的刑罚公布出来，就象烈火一样，触死的人一定会减少：“民望而畏上，故鲜死矣”。（12）商鞅认为百姓了解法律后,“皆务自奉公”,国家也就“易治”了。这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法明白易知”。（13）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法家政治家管仲、邓析、子产等人，本着务实和进取精神，制定和公布成文法，使得什么是犯罪，犯罪者处什么刑等，都有了一定的标准，建立了“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事断于法”的法律制度，使法治与礼治形成直接对立，引起激烈的论争。
儒家主张“为国以礼”，重“礼治”而尚先王。反对法家公布成文法及其“以法为本”的主张。他们认为应将“贵贱有等，长幼有差”（14）的先王之“礼”作为统治国家的重要工具，孔子声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15）在儒家看来，礼不仅是国家的政治规则，也是立法和司法的指导，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16）正因如此，晋国铸刑鼎遭到了儒家的猛烈指责：“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17）照孔子的主张，晋国的法度，应该遵循的是周礼，现在摈弃了礼而作刑书，铸刑鼎，民众看鼎办事，就还会服从统治，统治秩序将无以维持。其反对公布成文法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公布成文法从先王那里找不到理论根据，故子产“作刑书”也好，晋国“铸刑鼎” 也好，均是不符合先王之道的非礼行为，而遭到儒家的非难。
道家创始人老聃，是没落中的奴隶主贵族的代表。在社会大动荡面前，以其为首的道家崇信自然法，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8），反对法家的人为立法和重法酷刑。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所以，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对于公布成文法，老子的态度是鲜明的，他说：“法令滋张，盗贼多有”，“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19）叔向反对郑子产铸刑书时所说的“国将王，必多制”亦是典型的道家言论。所以，道家从“无为而治”的主张出发，也是反对公布成文法的的。
二、“贵贱不愆”的宗法等级制度的存废
在这一点上，法家反对维护奴隶主贵族宗法等级制度的礼治，提倡“以非为是，以是为非”，（20）即以违反周礼的言行为是，以符合周礼的言行为非。所以邓析认为，不公布成文法，就不可能做到“事断于法”，赏罚就失去了标准，“国法立则私善不行”，否则“喜而便赏，不必当功，怒而便诛，不必值罪，不慎喜怒，赏诛从其意而欲委任臣下，故亡国相继，弑君不绝”。（21）立法不分明，有法而不依，滥施赏罚，才是导致弑君亡国的根源。所以邓析子同子产一样，都力主将法布之于众，以打破“贵贱不愆”的“度”，在“事断于法”的前提下，与旧贵族分享司法特权。邓析同时身体力行宣传法律，向敢于造反的群众传授法理。在适用法律上，法家主张法律一旦公布，就应人人遵守而坚持“事断于法”，贯彻“刑无等级”的原则，主张“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22）
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贵贱等级不能错乱，是为法度。“贵贱不愆，所谓度也”。（23）下事上，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周礼的基本原则，是天下之通义，一旦失其序则乱，甚至会导致国家的灭亡。现在郑国和晋国公布成文法，抛弃了“贵贱不愆”的“度”，大家都遵照法律行事，贵贱没有了区别。这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孔子看来自然便属名不正言不顺的失序败亡之道。
叔向认为，下层百姓知道了法律，对上层的贵族就不恭不敬，大家都有争夺之心，引证刑法为根据，求得侥幸成功，就不能治理了：“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立，弗可为矣。”基于同儒家一样维护奴隶主贵族特权制度的出发点，反对公布成文法。
道家本于“无为”，反对一切人为的仁义礼法及制度设施。即对“礼”“法”通通反对。所以，老聃不仅反对公布成文法，即使旧有的礼乐典章制度也在其反对之列。他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24）只有“绝仁弃义”，才能“民复孝慈”。老子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对日益衰朽的奴隶主贵族的礼乐典章已失去信心，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改革措施又深恶痛绝，于是他既鄙薄人为法，又鄙薄仁义道德。这种政治法律虚无主义，表达了他所代表的阶级，在战乱动荡的社会中，悲观绝望的末日心态。
三、用什么法律以“经纬其民”
在围绕公布成文法的论争中，儒家就关于用什么法度来治理其民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孔子在指斥晋国“铸刑鼎”时提出，晋国应使用晋的始封君唐叔从周公那里接受的“法度”来治理其民。他说：“夫晋国将常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25）这里所谓“唐叔之所受法度”，就是指唐叔从周公那里带来的法律《唐诰》。孔子认为晋永远用《唐诰》来进行统治，奴隶主贵族的特权才能被尊重，宗法等级制度才能保持而不致崩溃。这实质上已涉及到法律的本质问题，即法律应该体现哪个阶级的意志和利益。
而道家一是强调“道法自然”的自然法，反对人为的法律；二是主张自由放任，国家对民不过多干涉，而不像儒家或法家那样提出了立法、司法的具体主张主张；三是强调“君人南面之术”，即统治之术，主张实行愚民政策。老子并不是完全否定规范管理，而是要“大制不割”，即最理想的法制是不要去宰割人民。认为“道”是人们应遵循的行为规范，而“大道无形”，并没有固定的形式，且“先天地生”，也不是人们能够制定出来的，因此，不应该制定什么法律制度，同时“国之利器，不可示与人”，所以有关治国的规章和措施，都应该秘而不宣，基于此，道家反对公布法律。
⑩ 创新型经济对法治提出哪些新需求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如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了，那再提什么要求和举措也都没有意义了。全会决定有一条贯穿全篇的红线，这就是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一个管总的东西。具体讲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大大小小可以列举出十几条、几十条，但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条。
恩格斯说过：“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推进任何一项工作，只要我们党旗帜鲜明了，全党都行动起来了，全社会就会跟着走。一个政党执政，最怕的是在重大问题上态度不坚定，结果社会上对有关问题沸沸扬扬、莫衷一是，别有用心的人趁机煽风点火、蛊惑搅和，最终没有不出事的！所以，道路问题不能含糊，必须向全社会释放正确而又明确的信号。
这次全会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在治国理政上的自我完善、自我提高，不是在别人压力下做的。在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要树立自信、保持定力。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一个重大课题，有许多东西需要深入探索，但基本的东西必须长期坚持。
第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提出来的，把依法治国上升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是我们党提出来的，而且党一直带领人民在实践中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决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题中应有之义。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
坚持党的领导，不是一句空的口号，必须具体体现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一方面，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统筹依法治国各领域工作，确保党的主张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另一方面，要改善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不断提高党领导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党既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自觉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又要发挥好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依法治国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
第二，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也保证了人民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区别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所在。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要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使法律及其实施充分体现人民意志。
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投身依法治国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使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护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
第三，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须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方面。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任何人违反宪法法律都要受到追究，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现在，一些党员、干部仍然存在人治思想和长官意识，认为依法办事条条框框多、束缚手脚，凡事都要自己说了算，根本不知道有法律存在，大搞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这种现象不改变，依法治国就难以真正落实。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首先解决好思想观念问题，引导各级干部深刻认识到，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法律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法律实施就是保证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实现。
我们必须认认真真讲法治、老老实实抓法治。各级领导干部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如果在抓法治建设上喊口号、练虚功、摆花架，只是叶公好龙，并不真抓实干，短时间内可能看不出什么大的危害，一旦问题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后果就是灾难性的。对各级领导干部，不管什么人，不管涉及谁，只要违反法律就要依法追究责任，绝不允许出现执法和司法的“空挡”。要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依据。
第四，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发挥好法律的规范作用，必须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一方面，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只有那些合乎道德、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才能为更多人所自觉遵行。另一方面，法律是道德的保障，可以通过强制性规范人们行为、惩罚违法行为来引领道德风尚。要注意把一些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使法律法规更多体现道德理念和人文关怀，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强化道德作用、确保道德底线，推动全社会道德素质提升。
发挥好道德的教化作用，必须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再多再好的法律，必须转化为人们内心自觉才能真正为人们所遵行。“不知耻者，无所不为。”没有道德滋养，法治文化就缺乏源头活水，法律实施就缺乏坚实社会基础。在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必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水平，为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
第五，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既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也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
坚持从实际出发，就是要突出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要总结和运用党领导人民实行法治的成功经验，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丰富和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我们的先人们早就开始探索如何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大课题，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
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不等于关起门来搞法治。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我们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但是，学习借鉴不等于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不能搞“全盘西化”，不能搞“全面移植”，不能照搬照抄。
扎扎实实把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这次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的重大举措有180多项，涵盖了依法治国各个方面。全党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和善作善成的作风，扎扎实实把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第一，紧紧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贯穿决定全篇的一条主线，既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性质和方向，又突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和总抓手，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纲举目张的意义。
依法治国各项工作都要围绕全面推进总目标来部署、来展开。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落实全会部署，必须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要坚持立法先行，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加快完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体系，完善包括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在内的社会规范体系，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基本遵循。要加快建设包括宪法实施和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坚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确保宪法法律全面有效实施。要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要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构建以党章为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党章等党规对党员的要求比法律要求更高，党员不仅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而且要严格遵守党章等党规，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
第二，准确把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工作布局，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把握重点、整体谋划，在共同推进上着力，在一体建设上用劲。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依法治国是我国宪法确定的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而能不能做到依法治国，关键在于党能不能坚持依法执政，各级政府能不能依法行政。我们要增强依法执政意识，坚持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开展工作，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推进依法执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执法是行政机关履行政府职能、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主要方式，各级政府必须依法全面履行职能，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完善执法程序，严格执法责任，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者各有侧重、相辅相成。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需要全社会法治观念增强，必须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要在全社会树立法律权威，使人民认识到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也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培育社会成员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环境，自觉抵制违法行为，自觉维护法治权威。
第三，准确把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点任务，着力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从目前法治工作基本格局出发，突出重点任务，扎实有序推进。
推进科学立法，关键是完善立法体制，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要优化立法职权配置，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完善法律草案表决程序，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提高法律法规的可执行性、可操作性。要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及时反映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人民群众关切期待，对涉及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发展、完善社会治理、保障人民生活、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抓紧制订、及时修改。
推进严格执法，重点是解决执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要以建设法治政府为目标，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要严格执法资质、完善执法程序，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确保法律公正、有效实施。
推进公正司法，要以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为重点，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制度安排。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要旗帜鲜明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绝不容许利用职权干预司法。“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司法人员要刚正不阿，勇于担当，敢于依法排除来自司法机关内部和外部的干扰，坚守公正司法的底线。要坚持以公开促公正、树公信，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杜绝暗箱操作，坚决遏制司法腐败。
推进全民守法，必须着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要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法制宣传教育。要坚持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不断增强青少年的规则意识。要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尊法守法成为全体人民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
第四，着力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队伍至关重要。我国专门的法治队伍主要包括在人大和政府从事立法工作的人员，在行政机关从事执法工作的人员，在司法机关从事司法工作的人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首先要把这几支队伍建设好。
立法、执法、司法这3支队伍既有共性又有个性，都十分重要。立法是为国家定规矩、为社会定方圆的神圣工作，立法人员必须具有很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具备遵循规律、发扬民主、加强协调、凝聚共识的能力。执法是把纸面上的法律变为现实生活中活的法律的关键环节，执法人员必须忠于法律、捍卫法律，严格执法、敢于担当。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人员必须信仰法律、坚守法治，端稳天平、握牢法槌，铁面无私、秉公司法。要按照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要求，教育和引导立法、执法、司法工作者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恪守职业道德，做到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
律师队伍是依法治国的一支重要力量，要大力加强律师队伍思想政治建设，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法治作为律师从业的基本要求。
第五，坚定不移推进法治领域改革，坚决破除束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体制机制障碍。解决法治领域的突出问题，根本途径在于改革。如果完全停留在旧的体制机制框架内，用老办法应对新情况新问题，或者用零敲碎打的方式来修修补补，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的。在决定起草时我就说过，如果做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决定，那还不如不做。全会决定必须直面问题、聚焦问题，针对法治领域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回应社会各方面关切。
这次全会研究和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虽然不像三中全会那样涉及方方面面，但也不可避免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领域，涉及面、覆盖面都不小。这次全会提出了18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许多都是涉及利益关系和权力格局调整的“硬骨头”。凡是这次写进决定的改革举措，都是我们看准了的事情，都是必须改的。这就需要我们拿出自我革新的勇气，一个一个问题解决，一项一项抓好落实。
法治领域改革涉及的主要是公检法司等国家政权机关和强力部门，社会关注度高，改革难度大，更需要自我革新的胸襟。如果心中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拘泥于部门权限和利益，甚至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讨价还价，必然是磕磕绊绊、难有作为。改革哪有不触动现有职能、权限、利益的？需要触动的就要敢于触动，各方面都要服从大局。各部门各方面一定要增强大局意识，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跳出部门框框，做到相互支持、相互配合。要把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人民群众对问题解决的满意度作为评价改革成效的标准。只要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有利于维护人民权益、维护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不管遇到什么阻力和干扰，都要坚定不移向前推进，决不能避重就轻、拣易怕难、互相推诿、久拖不决。
法治领域改革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问题都涉及法律规定。改革要于法有据，但也不能因为现行法律规定就不敢越雷池一步，那是无法推进改革的，正所谓“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需要推进的改革，将来可以先修改法律规定再推进。对涉及改革的事项，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要认真研究和督办。
同志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必须加强党对法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各级党委要健全党领导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履行对本地区本部门法治工作的领导责任，找准工作着力点，抓紧制定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的具体意见和实施方案。要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放在基层，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和法治队伍建设，教育引导基层广大党员、干部增强法治观念、提高依法办事能力，努力把全会提出的各项工作和举措落实到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