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威远

（1）①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该公司坚持以“产品、价格、服务”为版中心的发展战略 ，“先权人后企”的发展理念，与供应商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体现了这一点。 （3分）
②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该公司建立自有快递公司，提高库存周转率，节约了成本，从而提升了公司的竞争力。（3分）
③注重诚信经营，搞好售后服务，树立良好的信誉和形象。该公司成立诚信联盟，推出了“价格保护”、“延保服务”等举措，解决消费者的后顾之忧体现了这一点。（3分）
④注重规模效益，开拓新市场。材料中该公司获得融资，收购国外服饰网上购物商城，取得其国际品牌和供应渠道，从3G产品扩张到传统百货体现了这一点。（3分）
（2）①国家角度：完善安全领域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加大安全投入，加强企业的监管力度，严惩违反安全生产经营的违法违规行为。（3分）
②企业角度：生产经营者要增加企业安全的投入提高职业意识和社会意识，坚持依法生产经营。（3分）
③劳动者角度：提高自己的安全知识与安全技能，增强自己的安全防范意识，增强自己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利用合法渠道维护自己的人身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3分）

Ⅳ 谁给我一篇法律论文讲对法律的认识

法律的生命在于推理
——我眼中的中国法学的困境和出路
“不可调和的调和，矛盾的结合，对立的综合——这些就是法律的问题。”
——卡多佐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
——霍姆斯
摘要：本文从中国法学当下的困境——因非法律因素的干预造成法律结果的不确定性，以至于人们普遍对法律失去信仰，甚至信心——出发，强调在法律适用中法律推理（主要是实践推理）的价值，以期通过对形式正义的追求，使法律更具明确性，挽回普罗大众对法律的信心，最终实现追求实质正义的目的。至于如何使法律更加明确，更具预测性，我选择的进路是建立以类比推理为基础的遵循先例原则。
关键词：法学困境? 法律推理?? 演绎推理? 实践理性? 类比推理? 遵循先例? 判例制度？
一.我所谓的当下中国法学的困境?
在我看来，中国法学的最大困境乃在于它的权威远没有达到它应该有的高度。这种表现是多方面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 ，而“敬法者始能成为护法者”，但中国当下的法律人显然没有足够尊敬法律[2]。有学者指出，中国法学困境的关键是因为主体性中国的身份缺失。中国的法律人迷失了自己，成为留声机或者传话筒，看似对一切事物都思考，但唯独“对思想根据本身不思想，根据本身是没有的，或者说是物质的”，以至于“我们没有中国自己的未来，拥有的只是西方的过去和今天”[3]。而这在我看来也是其对中国自有法律信心缺失的表现。法律人尚且如此，遑论普罗大众。
中国人并不习惯法律思维，中国人乃是最务实的。中国人习惯的是信仰权威[4]，所以，“有困难找政府”才是中国人数千年连绵不绝的思维方式，期待青天大老爷出来给自己做主才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期望。这种传统乡土中国[5]留下的深深烙印，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性格的一部分，难以更易。而所谓法治又必须首先活在普罗大众心中成为其生活之常态始有实现之可能[6]。这种悖论造成了法律在现实中的尴尬[7]。
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最主要原因又是什么？我认为是法律的不可预测性。所有人都知道，法律并不是我们寻求解决问题的最终途径，甚至不是主要途径（遑论唯一途径）。“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影响，小案讲法律”这几乎是一条众所周知的潜规则，深深藏在每个法律人（至少是司法者）的脑海深处，无论遇到什么案件，这条原则总是扮演着过滤器的角色。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律最多只是第三选择。这是所有法律人的悲哀。
所以，当法律（特别是司法和执法中）过多掺杂进意识形态、政治、民愿、道德等其他因素之后，法律并不能给人以确信。也正是这种不确信导致了普罗大众甚至法律人对法律的不信任。而中国的法律人显然又没有告诉，似乎也没有资格（甚至是违心地）告诉普通人“法律是确定的”[8]。当然即使他们说了，有多少人愿意天真地相信也实在是一个不难想象的问题。
二.法律推理
中国的法律不是纯粹的法律，中国的法律问题也不是纯粹的法律问题。“天理，国法，人情”，国法夹在两者之间，求上不得，求下不能，不能动弹[9]。即使在有限的运用法律来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法律人所体现的业务素质依然让人难以恭维[10]。
弗里德曼用信息论的观点分析了法律制度的一般过程，并将这个过程分为原材料的输入、加工、判决输出和信息反馈等阶段[11]。我在这里集中讨论的是第二阶段，也就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即法律信息的处理和思维加工过程。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律分析的问题。
按照波斯纳的观点，法律分析是对法律概念之间关系的探讨。而博登海默干脆认为法律分析就是分析推理，也就是法律推理。这两种说法都难免太抽象。那么法律推理究竟是什么呢？德沃金说：“法律推理是建设性阐释的一种运用，我们的法律存在于对我们整个的法律实践的最佳论证之中，存在与对这些法律实践做出尽可能最妥善的叙述之中。”[12]
由此可见，法律推理是个极其庞大复杂的概念，甚至可以包含法律解释。它是逻辑思维方法在法律领域中的运用，即对法律命题所进行的一般逻辑推演[13]。可以说，它贯穿于法律适用的始终，甚至还一直都是关键。
法律推理根据法律推理在不同难度的案件中所表现出的不同逻辑形式和推理规则，可以划分为形式推理和实质推理两部分[14]。
三.法律问题有正确答案吗？
但在进行法律推理（分析推理）之前，我们首先应该考虑这样一个前提：法律问题存在正确答案吗？因为这一问题实际上乃是法律推理是否必要、是否有效的合法性基础。
德沃金相信法律问题客观上必然存在唯一正确的答案，“多年来我一直在批驳实证主义者的主张，即对有争论的法律问题不可能存在正确的答案而只有不同的答案；我一直坚持认为在大多数案件中可以通过推理和想象的方法去求得正确答案。”[15]但显然波斯纳不能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他称德沃金为“道德实在论者”，主张衡量法律推理结论正确与否只有一个合乎情理的标准，认为客观性是指“我在情理上认为其他具有常规智力和良心的人们都可能会合乎情理地当作正确的东西”[16]。有论者认为，他“把正确性和真理性对立起来，陷入了一种真理神秘论”[17]，会导致法律没有明确性，从而变得不可预测[18]。这是不可思议的。我认为法律问题从来不会像数学或者物理逻辑那样能够用公式穷尽一切可能，最终得到真相。法律问题因为人为的参与，不自觉地必然会掺杂很多个人以及群体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使得法律问题很难说能有一个客观答案[19]。而只能通过各种综合实践理性的方法找到最为符合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人认同的情理的答案。
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的不可预测。在后面我将论述，建立合理的先例制度就是十分有效的解决方法。
四.逻辑推理（司法三段论）的作用与缺陷
相信对大多数（法律）人而言，法律推理就是司法三段论。尤其在分析法学家看来，“所谓法治就是要求结论必须是大前提和小前提逻辑必然结果”，但这种将法律适用看作是自动售货机式的简单思维[20]，“即使在亚里士多德必然推理和辩证推理的意义上也是一种倒退”[21]。不过在简单案件中，其实演绎逻辑的简单推论已经足够了。
演绎推论的实质/关键是：个案是否是规则的一个事例。还是以这个可能是最著名的三段论为例：“所有的人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会死。”论证的有效性不过在此：苏格拉底会死这一结论，包含在第一个前提——“人”的定义——之中。事实上，大前提说的只是，这里有一只标有标签“人”的盒子，盒子里面有一些东西，其中每一个都是“会死的”。小前提告诉我们，盒子里的东西都是有名字牌，其中一个名字牌上写着“苏格拉底”。当我们把苏格拉底拿出盒子时，我们就知道他会死，因为盒子里仅有的东西都会死。波斯纳指出这种三段论之所以拥有令人信服的有效性是因为使用了一个隐喻，一个箱子的隐喻[22]。
演绎推论的适用前提有两个[23]：1、法律体系的公理化：穷尽事理和自成体系。A、法律体系是完备无缺的；B、体系是和谐一致的，不允许同时肯定又否定一个命题；C、消除了所有符号表述规则及其适用领域方面的模糊性。2、法律命题的形式化。
演绎推理（司法三段论，或者如波斯纳所言还包括所谓缺省三段论）对于维护法律的确定性和法治原则依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是一但遇到疑难案件或是涉及伦理的案件（也就是我们并不能清楚知道什么是那个“箱子”，其中装的又是什么的时候），仅凭演绎推理就无能为力了。除此之外，演绎推理本身还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24]：三段论的合法性和它的真实可靠性并不必然一致。它的真实可靠性不仅取决于具体的三段论是否合法，而且取决于前提是否真实。也即，当大小前提存在虚假的情况下，结论是否正确是或然的，并不确定。再用关于苏格拉底的另一个恰当且著名的例子加以说明：“所有的斯巴达人都很聪明；苏格拉底是斯巴达人；因此，苏格拉底很聪明。”在这里，尽管结论正确，但由于大小前提都是错误的，所以它真实但不合法。而这必然在司法实践中给人带来难以名状的困扰。
五.实践理性粉墨登场
那么，如何克服演绎推理对疑难案件的无能为力呢？波斯纳的方法是主张用“实践理性”的推理方法对逻辑推理加补充[25]。实践理性“这一术语缺乏一种标准含义”，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用法[26]。但“一般来说，实践理性方法是与逻辑推理的纯粹理性方法相对应的注重行动的方法。实践理性则是人们用以做出实际选择或者伦理的选择而采用的方法；它包括一定行为的正当化论证和相对于一定目的的最佳手段的确定，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经验智慧。所谓实践理性就是法官、律师在一个个具体案件的法庭审判实践中，在一次次急中生智的法庭辩论中表现出来的经验智慧。”[27]
实践推理应该包括若干实践理性的方法，其中常识推理、直觉推理、类比推理和解释推理则是典型。中国其实并不缺乏类比推理的传统，所谓“春秋决狱”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最为简单朴素的类比推理的方法[28]。只是随着近现代中国选择大陆法系发展道路，并且没有建立起判例制度，才使得类比推理式微。
而“在大多数现代法律人看来，法律推理的中心是类比推理”[29]。
六.“善推而已矣”——类比推理是什么？
“类推推理，亦就是将一条法律规则扩大适用于一种并不为该规则的语词所涉及的、但却被认为属于构成该规则之基础的政策原则范围之内的事实情况。”[30]所以，类比推理实际上就是根据两个对象某些属性相似而推出它们在另一些属性上也可能相似的推理形式。它的基本逻辑形式是：
A事物具有a,b,c,d,? B事物具有属性a,b,c；所以，B事物有属性d[31]。
就法律适用而言，“类比推理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的公式大体是：甲规则适用于乙案件，丙案件在实质上都与乙案件类似，因此，甲规则也可适用于丙案件。”[32]所以类推其实就是“以前一个案件的相同方式来判决后一个案件。”[33]
这实际上就是遵循先例的判例制度的基本原则。
七.遵循先例原则
“当今，英美法系中站支配地位的观点认为，明确或隐含地提出某个法律主张的法院判决——特别是终审法院的判决，构成了法律的一般渊源和正式渊源”。但“在罗马法系国家中占支配地位的理论认为，司法先例不应当被视为是法律的正式渊源。”不过我以为随着两大法系的不断交流融汇，大陆法系国家并不能仅仅因为查士丁尼的命令——“案件应当根据法律而不应当根据先例来判决”[34]——就对判例制度心存偏见。而大陆法系国家显然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事情正在起变化[35]。在大陆法系国家，“一系列对法律主张做出相同陈述的判例，其效力几乎等同于英美法院的判例或一系列英美法院判例的权威性。注意到判例汇编是颇具意义的，例如，德国最高法院认为，一位律师如果无视法院在其正式的判例汇编中所发表的一个判例，那么他本人便应当对此产生的后果对其当事人负责。”在中国，自1992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也委托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每年都主编《人民法院案例选》，也有学者公开呼吁应当尽快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判例制度”。
我以诚实信用这则号称“帝王条款”的原则为例，来研究遵循先例原则的现实意义。在我国的《民法通则》第四条只简单提及此名称而已，相关法学教科书对此也语焉不详[36]。我以为这就是缺乏判例制度带来的隐忧，因为这种道德条款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而在英美法系国家，诚实信用原则是建立在一个个具体的案例中的，后来的法官或者律师只要运用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从部分到部分的推理方式便可以轻松得出在他经手的案件中是否存在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问题——尽管这并意味着他们能指望先例能像手套一样被轻松套在新的案件之上。
八.建立完善中国自己的判例制度
因此，我国建立判例制度势在必行。成文法相对滞后和若干抽象原则难以解释的特点，使得判例制度这种能有效弥补这些缺陷的制度的建立成为迫切的需要。而如前所述，中国的司法传统并不排斥判例制度[37]，这使得在我国建立判例制度成为一种可能[38]。甚至有学者指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选编是有判例之名而无判例之实，我国早已出现判例制度的端倪。这或许是有道理的，但还是应该注意到案例和判例两者之间还是存在质的区别的。
就目前而言，建立判例制度至少有如下几种明了的益处：1.补充成文法漏洞与不足；2.弥补法律解释的抽象性与不足；3.积累经验，推动立法；4.利于法院司法裁判。
那么，应该如何建立判例制度呢？这不是我所能探讨的范围了。但“小子姑且妄言之”，这不外乎是谁来/怎么选、怎么编、怎么公布、怎么更改判例的问题，而这一切都需要制度甚至是立法的确定和保障。
而一旦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判例制度，在我看来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规范和约束法官的司法裁判，减少其任意性。也可以更大程度地提高律师的业务素质，最终带动整个法律人职业共同体的良性发展。这样无疑是恢复民众对法律信任的关键一步。这一步迟早要走出，我们不走谁来走，现在不走何时走？[39]
九.结语：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40]如果我们非得找到真理，找到万全的办法才能行动的话，我们无疑只是在等死。
我愿是布莱克笔下的扫烟囱的孩子，又愿如叶芝为自己选的墓志铭一样：
“对生与死，
冷眼一瞥，
纵马向前！”
评论(0)00

空中飘 2010-12-12
一、法律传统资源[1] 界说

（一）关于“传统”

什么是传统？传统在历史之流的滚滚风涛中形成，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传统，总给人以混茫幽遥的印象，似乎无比丰厚，而又无从把握。据徐复观先生的考证，“传统”一词在中国典籍中最早出现于《后汉书.东夷传》。[2]但所指的只是统治者的权位继承，与今天所讲的“传统”相去甚远。中国过去有“道统”的名词，但也不等于传统。传统这个词，系从英文“tradition”翻译过来的，而“tradition”又来自拉丁文“traditio”，其次根“tradere”的含义是“引渡”，是一件东西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的意思。E.希尔斯认为，传统意味着许多事物。就其最明显、最基本的意义来看，它的含义是世代相传的东西（tradium），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的东西。[3]关于什么是传统，还有很多观点，在此不一一列举，本文赞同对传统的特殊限定，即它指称得是“一种前近代社会文化成果的总和，具有相对稳定、内部和谐一致的系统的特质”。[4]

（二）关于法律传统

本文所说的法律及法律传统是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的。狭义上，法律仅仅是法律条文与法典;而广义上的法律及法律传统包括那些实在法、法律程序以及法律的观念和法律传统的思维与价值判断的标准。法律传统可以理解为在现代社会还在发生作用的，古代法律体系中有生命力的法律文化传统。它应该是一个历时性概念，不仅存在于古代社会中，而且存在于现存社会之中，是由传统法律生长和演化而来的对现实社会仍发生作用和影响的未曾间断、不断延伸的法律文化和精神。而传统法律则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时间上主要是指前近代。传统法律资源就是所有前近代法律成果的总称，是一个国家法律发展的根基。一定条件下，传统法律可以转化为法律传统。

二、关于法律现代化

（一）现代化衡量的标准

关于现代化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曾经从不同的角度作了界定。

1.C·E·布莱克试图从历史发生学意义上对现代化加以理解，认为现代化一词指的是“近几个世纪以来，由于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导致源远流长的改革进程所呈现的动态形式。现代化的特殊意义在于它的动态特征以及它对人类事务影响的普遍性。它发轫于那种社会能够而且应当转变、变革是顺应人心的信念和心态。如果一定要下定义的话，‘现代化’可以定义为：反映着人控制环境和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伴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5]

2.以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著称的G·罗兹曼继承布莱克的方法论原则，强调要把现代化看作是一个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着变化的过程，是人类历史上社会变革的一个极其戏剧性、深远的、必然发生的事例。[6]

3.M·J·列维则从社会结构功能主义的立场出发，把现代化视为整个人类社会的一条普遍发展道路，指出“现代化毕竟是社会现实中的希望之星，是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的飞跃。现代化是社会唯一普遍出路。”[7]

上述种种关于现代化的观点， “尽管侧重有所不同，但都显然包涵着这样一个判断：现代化所谓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乃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和跃进，是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社稷社会生活主要领域的深刻变革过程。”[8]“现代化首先是一个变革的概念，是传统生活方式极其体制向现代生活方式极其体制的历史更替”；[9]“其次，现代化是一个连续的概念。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和变迁的过程。”[10]

在笔者看来，现代性和传统性并不是互相对立和排斥的极端状态，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存在纯粹的现代性和纯粹的传统型。相反，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传统性不断削弱和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过程。每个社会的传统性内部都有发展出现代性的可能，因此，现代化是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性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即：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等方面的互动过程。

（二）法律现代化的含义

法律现代化就是指一个国家的传统型法制向现代型法制变迁的过程。在静态方面，法律现代化意味着已公布的法律是体系完整、层次分明、结构均衡、规范协调、体例统一，并且体现人民意志、适应社会发展、代表人类前进趋势的“良法”；在动态方面，其意味着法律“在任何方面得到尊重而保持无上的权威”。简言之，法律现代化的目标是“法治”（rule of law）的实现。

三、法律传统在法律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内发先行型国家

在现代世界的诸多法律传统中，以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影响最为广泛，而两大法系在演进的道路上又都和罗马法[11]不期而遇。所不同的是，两大法系的代表性的国家对罗马法却采取了迥然不同的态度：作为英美法系的发源地的英国在很大程度上排斥罗马法的影响，走上了较为独立的法律发展道路，形成了以普通法为核心的一种法律传统；而以德法为代表的欧洲大陆的国家则采取吸收罗马法的方式进行法律的现代化，形成了以罗马法为底蕴的大陆法系。英德两国实质上都是吸收了包括罗马法、日耳曼习惯法在内的诸多先前法律成果的结果，英国吸收了大量的罗马法的先进成分[12]，德国中也保留了许多日耳曼习惯法的合理内核。

1.英美法系——以英国为例：英国法律史学家霍兹豪斯认为:西欧国家法律体系的基础，部分是罗马法的残余，主要的是由基督教神学家所调和的蛮族习惯以及教会所保存的罗马法学家的政治与法律思想。从来源看，英国的法律传统综合了日耳曼因素、罗马因素和基督教因素。[13]梁治平教授曾在其硕士论文《英国法中的罗马法因素》⑤中提出英国对罗马法吸收方式与大陆国家的不同也可能是英国法独立于罗马法传统之外的一个原因。在普通法建立之初，法官们都是精通罗马法的，布莱克顿就是一例，他们在签发令状时受罗马法的影响是难以避免的。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令状和判例这一普通法的发展方式。普通法以令状为依据，以判例为表现形式，这使得更抽象化、将法律规则和规则的理由相分离的罗马法只能溶于普通法之中，而无法以法律规范这一传统形式表现；另外由于又受制于普通法的思维方式，即便是专家也难以发现罗马法的影响。而且法系之间最直观的区别在于法律的表现形式和思维方式而非内容，这一事实又强化了英国法的独立地位，形成独立于罗马法之外的法律传统。

（1）中央法院系统和巡回审判。11－12 世纪，在中央王权的不断强化过程中，审判权也向中央集中。开始由国王及其政府巡回审判，但随案件的增加和为了消除不定期巡回审判的弊端，逐渐形成了固定于威斯敏斯特大厅的三大王室法院，巡回审判在亨利二世时也进一步制度化。他们的作用是统一地方的习惯，形成了“王国的统一习惯”，这是任何地方领主法院都作不到的。而且，密尔松认为，适用这些习惯的法院由地方法院转为王室法院，使习惯的性质发生了改变，“王室法院……认为这些习惯只是一些规则和抽象的权利，”习惯就变成了法律。这种将不成文的习惯转变为法律，并用判决的形式固定下来的结果就是形成了英国自己的法律传统。

（2）令状制度。令状是王室法院管辖权的依据，也即欲获得王室法院（也即后来的普通法）的救济，必须获得令状。而每一令状都是对一种争端的处理并包括相应的程序。

（3）陪审制。先前的陪审团是证明法律和事实的证人，他们为当时的巡回审判提供当地的习惯，为后来统一全国习惯打下基础。这里指的是小陪审团，它是为取代神明裁判和决斗法等落后的裁判方法而设的理性的审判方法。它的运用使王室法院吸引了更多的当事人，促使王室法院的管辖权不断扩大，这是它对普通法发展的第一个贡献。另一个贡献是，由于陪审团不是上帝，而是由会犯错误的一般人组成的，概括的证据则会诱导他们犯错误，这迫使法院改变以前概括的陈述和抗辩方式，使陪审团“在考虑事实的细节之后才作出”判决。这使得实体法开始产生。

（4）辩护士。辩护士是在王室法院固定和小陪审团产生以后出现的。当固定的王室法院建立以后，邻人誓证就维系不下去了，从地方带一群邻人到伦敦进行诉讼是不经济的，于是伦敦就出现了一批职业法律者。他们既非邻人，其作用就不可能是誓证了。加上陪审团的世俗性（如上所述），于是他们的作用就是替原告详细地而非概括地叙述事实，替被告一句一句地对原告的叙述进行抗辩。而每一种抗辩都是以承认一种规则为前提的，后来人就是从这些辩护士的抗辩中寻找法律规则的。[14]而令状制度的复杂性以及选错令状的后果导致了辩护士的增加和专业化，最终形成了封闭的行会式的律师团体。

（5）法律文件。法律文件是对法律过程的记述，后来则成为法律教育的基础和法律渊源的资料来源。第一种是《令状汇编》，由于诉讼必须以正确的令状开始，而了解王室普通法也需要令状知识，而此类书籍的大量存在又为令状制度的固定化打下基础。第二种是大法官的作品，其中以格兰维尔和布莱克顿的最为著名。书的基本内容是关于令状和判例的使用方法。第三种是《法律年鉴》，它记述了从诉讼以令状开始到判决结束的整个过程，尤其是关于陈述和抗辩，它将陈述士陈述和抗辩中记录下来，也即记录了对案件适应的实体法。没有人像罗马法学家一样写决疑作品之外的法律评述和体系化的教学用书，没有将事实简化成一两句话的评注，只有程序性的令状和具体冗长的辩护辞。这些法律文件为法律教育提供了在当时法院中实用的法律知识；这些法律文件的内容又主要是对令状和判例的评述，这促进了英国法律教育以及英国法律独特传统的形成。

（6）法律职业和法律教育。开始有法官而无法律职业，那时的法官是由教会人士担当的，他们在更大意义上是行政人员；律师并不存在，但后来发生了变革。正如上文所说，由于抗辩和选择令状的复杂性和重要性，陈述士出现了，而且到十三世纪末在高等法院已成为一种封闭性的职业，也即律师了。同时就有从这些律师中选拔王室法院法官的倾向，自十四世纪开始，这种做法已成为确定的习惯。统一的英国的法律职业形成了。

（7）判例法。布雷克顿说：“不过，如果出现了相同的案件，就应该用一种相同的方法来判决：因为从判例到判例比较好处理。”这种因素的作用是将书面形式固定的诉讼中体现的习惯法实质上作为了以后审判的法律依据，也即即使当时没有太多的制定法，法官也可以从以前的判决中寻找到法律依据，而不需要考虑是不是自己按照公平观念、或是吸收外来法进行判决。

Ⅳ 领导干部法制精神和法治文化缺失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一、法治信仰认同普遍缺失。
这是一个最为严重而又被熟视无睹的问题。“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法在现实生活中不过是一个概念现象、一种实用工具，甚至没有被广泛认知，更不要说被普遍信仰。一些领导干部在施政过程中，常常考虑的是GDP、看得见的政绩或民心工程、上级领导的满意度、协调甚至是媚顺舆论媒体，依法治市（县、区）、依法行政自然而然地成了摆设。现如今很少有不强调依法行政的，他们甚至会认真讲，只是不会认真对待。
二、法治权威远未形成。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人们不信仰法，也在于实践中，法治没有形成应有的权威。法治一直在受到各种挑战，并且似乎还没有胜利过，更不用说显得强势。在影响地方和基层的事务中，法治无论如何排不上前列。本来“法治”或“依法行政”应该是理念、精神，而不是事务，但常常在地方党委、政府的报告中成为一项具体事务。从量化工作而言也不能说不科学、不应该，但就其排位来讲，肯定在较后的文字里出现。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作为一种行政状态，法治给人的力量还是输给“人治”。
三、法治氛围整体淡薄。
任何社会活动都与其环境密切关联。如前所述，不少地方党政领导的关注点其实不在法治，在我们这个强调“让领导满意、放心，让群众满意、舒心”而重在“领导满意”（因为即便群众满意了，领导不满意也白搭）的施政思维中，难免分出轻重缓急，无形中“法治”的思维就淡了，氛围当然也就淡了。而事实上，依法行政所处的环境也比较尴尬，一方面被较高期待，另一方面则被不信任、不支持、不宽容。特别是一些关系到公民个体切身利益的执法过程，往往进行得不顺利，大大增加行政成本，甚至付出形象代价。与此同时，人们骨子里固有的传统的“官本位”或是“权本位”思想至今还大行其是，没有真正形成崇尚法治的氛围。
再看看我们享受的法治之文化。满眼、满街的是商业广告，法治广告和栏目相形见少，有的地方几乎是全面让位。我们参与的活动如果不是统一的要求，几乎不会与法治相关。文艺是人性的、煽情的、冷峻的、嬉皮的、批判的、娱乐的，如果要找和法治关联的，就要很费心思地专门找，而且找得到的作品几乎很少关心法治精神。电视剧上常有警匪片之类，主题很正义、正气的也有，但多数更关注剧情的娱乐性。这也难怪，法治如果不找到看点或卖点，几乎很难产生经济价值。因此，整个社会实际消费和享受的文化作品和产品中，法治类作品或产品只占极小的份额。这对于广大的公民来说，受教育的频率和强度显然偏低了。
四、法治文化投入缺乏机制和保障。
文化建设无疑需要投入。但文化已经市场化，我们不能责备非财政资本的投资者和工作者没有把他的作品创作成一部完好的法治作品，毕竟投资的目的首先是利润。问题是，谁来创造影响公众的法治文化产品，谁有这个当仁不让的责任，谁应该投资。
当然是政府。遗憾的是，法治文化建设在地方被“轻”被“缓”了，几乎很少有地方政府会把法治文化建设当重要工程做的。我们常看到公路、广场、体育馆场、剧院被当作民心或民生工程列入日程，甚至是举全市（县、区）之（财）力，加班加点赶进度，但没有听到哪里的党政领导把法治文化建设列进了工程项目表。地方党政领导往往关注了“文化建设”的形，而没有关注建设的实（内容）。因为要繁荣的文化太多，一地的一届政府怎么做得了，于是大家乐得装糊涂，绝不想再为“法治文化建设”专门规划专门投入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财政不列支，政府不主导，长此以往，法治文化建设的处境难免成没有封地的王子，穿着黄马褂，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
五、依法行政主体缺乏组织约束机制。
除了历史文化的原因，为什么主政者的执法主张、执法行为与执法理念之间会形成落差？组织约束机制失位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么讲会令组织人事部门的同志不满意，因为实在地讲，组织人事部门在这方面的努力是自发的、巨大的，而且确有刚性举措，但我们要探讨的是实际效果。衡量一个干部是否称职，是否优秀，是否有作为，本来很难把握，当前我们往往从德、能、勤、绩、廉几个方面进行规制。但法治意识、法治能力怎么体现在考评体系中就有难度了。特别是对于“没有执法权”的公务员，如何评价其法治能力？几乎没有依据。但在整个公务员体系中，没有具体执法权的人数巨大。这些人虽然不具体执法，但可能会决策执法、监管执法、保障执法。对这部分人，在法治考评时，往往是凭印象或虚拟为优。这刚好说明，许多行政人员游离在法治考评之外。而即便是具体行政执法人员，以其行政过程、程序是否合法、结果是否适当作为法治水平考评依据，已然不够全面。执法的效果如何，不仅要考虑法律效果，还要考虑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不仅是一时的社会效果，还有长远的社会影响。对这个层面的关注，公务员的组织人事考评体系显然不够。
共产党是执政党，面临如何执政和长期执政的问题。依法治国是执政理念，不可能不体现在组织人事制度这个关键环节中，毕竟“干部是决定性因素”。那么，在抽象行政行为暂时没有法律调整之前，法治理念和能力纳入组织考评就显得尤为重要。党委政府如何行使非法律调整的权力，如何规范约束抽象行政行为，其实对于法治的权威和信心至关重要，比如行政决策、行政审批制度、经济规划、城市规划、行政收费等等，如果让这些行为游离于组织考评机制之外，即便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再体现依法，也难拢住群众游离于法的心。
六、依法行政面临新形势新问题的挑战。
中央政法委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处在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处在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时期。地方政府执政执法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发展和维稳的任务都相当繁重。比如信访问题，“维稳是硬任务”，各级党委政府莫不重视，为了缓解矛盾，中央、地方都高度重视信访工作。为了解决信访问题，地方受到高压，总结出“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要用人民币来解决”等经验，因而措施服从于结果。各个部门纷纷在各种“特殊敏感时期和日子”无可奈何地急于处理一些历史问题和社会矛盾，但往往不能坚持公平正义，常常求助于亲情伦理，亲戚宗族，最终都以政府出钱了事，将法与理的和了稀泥。“上访就有理”、“政府最怕上访”成为基层群众的普遍认同。这种变态的文化认知，无疑成了法治精神的最大伤害。
之所以要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就在于文化具有导向性、先进性和渗透性。不认知、不重视、不投入、不弘扬，法治便没有文化可言，依法行政便不会有执法氛围，法治被信仰便是无稽之谈，依法治省、治市（县）便是纸上谈兵。如是这样，难免空谈误国！因此，必须从领导特别是地方首长做起，认真思考治国方略实施问题，真诚信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率先垂范，做法治文化建设的倡导者、践行者。如是这般，则重造法治信心，再造法治权威，建立法治秩序有望。

领导干部认识上的误区是制约其法治文化素质提高的重要原因。虽然大多数领导干部都十分重视法律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但是现实当中仍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对学习法律知识、提高法治文化素质缺乏应有的重视，认为法律是“说起来重要，忙起来次要，做起来不要”。这种思想认识上的误区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认为懂业务是硬条件，学法律是软要求。有的领导干部只重视经济工作，看重业务工作，认为在业务上要多下些工夫，学通弄懂，这样有利于出成绩、出政绩，对职业发展有利。法律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平时用不上，不学法、不懂法照样可以把工作做好，需要法律时再学也来得及，不行可以请律师及懂法律的人来帮忙。
二是认为学法、懂法是法律部门领导干部的大事，是其他部门领导干部的额外负担。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认为法律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知识，学法、懂法是法律部门干部的工作需要，对他们来说，学法、懂法、用法是一项很关键、很重要的事情，而其他部门的干部职工有自己的专业及本职工作，不从事实际的法律工作，学不学法，懂不懂法不是什么紧要的事情。
三是认为领导干部从事的是日常的管理工作，学法、守法是群众的事。不少领导干部认为，党政部门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党政部门的工作是日常的工作，不必了解法律、学习法律。有的领导干部将法治视为管理者的特权，仅仅当作治理老百姓的工具，对自己有利时就搬出来用一用，对自己不利时就搁在一边。一些领导干部对群众缺乏信任，认为老百姓常常为了自己的利益破坏秩序，滥用法律条例，与政府“作对”，与官员“捣乱”，应该多学法，自觉守法，把普法工作看作是对老百姓的单向的法制教育。四是没有从正面认识和理解法律普及工作的重要意义，反而认为通过多年的普法，使得老百姓动辄上法院去告政府或官员，“不那么好管了”。这些认识误区如果不及时消除，不仅影响领导干部法治文化素质的提高，还会影响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进程，也损害了领导干部在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Ⅵ 戎威远保安公司正规吗

特别不正规！我在兰州的分公司，一个月就一千九，还不能按时发下来！五险一金啥都没有！这个公司是骗人的！去网吧当网管都比这个公司的福利好！

Ⅶ 中央电视台法制在线栏目的联系方式，有哪位知道

我们群体报案，我们四川内江威远有人利用互联网国家的网络平台，大量骗取老百姓的血汗钱，经统计他们利用国家项目平台骗取老百姓几百万的血汗钱，搞得大家过年钱都没有了，老百姓去派出所报案他们不受理，请问该怎么办？

Ⅷ 四川省威远县自强中学的办学理念

威远自强中学充分运用民办教育的灵活机制，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党和政府发展民办教育的方针、政策、法规的指引下，排艰历险，开拓创新，建立起了一系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教育规律的管理体制，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自强之路，形成了一个凝聚师生力量、感召师生心灵的自强精神，开拓了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新局面。开办时，无资金，无校舍，无固定师资，一度被人讥为“三无学校”。招收的学生，全是公办学校不收的“废品”，一度被人为嗤为“落榜生的归宿”。困难之大，可想而知。面对困难，我们毫不退缩，决定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不干则已，干则一鸣惊人。于是从提高社会效益入手带动经济效益，然后以经济效益反促社会效益，形成良性循环，滚动发展，开辟一条在毫无外援的条件下办好学校的成功之路，展示“余热生辉，老有所为”的风采。实践证明，只要方向明，路子正，办法巧，信心足，就能化险为夷，取得辉煌胜利，乃至创造人间奇迹。
威远自强中学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工作方针和管理制度也符合教育规律。这一点，在实践中已得到验证。但有了好的制度，如不认真执行，制度就成为一纸空文。威远自强中学的特点之一是制度先进，执行认真，效果显著。如：执行人事制度，在选贤问题上做到了“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唯贤是用”，在裁员问题上，做到了“一视同仁，不避权贵，六亲不认”。工资制度开头就说：“在提倡无私奉献的前提下……”这个“无私奉献”谁来提倡？当然只有领导以身示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威远自强中学校级干部的工资只有教师平均工资的60%左右，高考升学奖只有教师平均奖金的四分之一左右。领导如此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自然令行禁止，一呼百应。学校的管理，一讲科学，二讲严格，三讲全面，四讲认真，形成校长总管，部门分管，教师细管，学生自管，上下左右拧成一股绳，四面八方联成网的格局。实践证明，管与不管大不一样，管好管坏迥不相同。但管理不是管、卡、压，而是正面引导，指前途，明方向，辨是非，识美丑，鼓干劲，树信心，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威远自强中学之所以能快速成长，长盛不衰，其中管理严格认真起了保证作用。
一个好的学校，不仅要讲法治，还要讲德治，只有双管齐下，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创建意想不到的奇功。我们自强中学在十九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凝聚力强、感召力大的自强精神，那就是立校为公、办学为民的奉献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与时俱进、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简言之，即“无私奉献、艰苦奋斗、求真务实、锐意创新”。它是自强人引以为荣的形象标准，也是鞭策自己奋发向上的精神武器，即使走遍天涯海角也永生难忘。这种精神，也是一种时代精神，是学校文化的内核，也是学校发展的灵魂和动力。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学校才能披荆斩棘，巧渡难关，化险为夷，做到“期期有新招，年年更上一层楼”、“一届优于一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永不疲倦地向着更高目标迈进。
准确定位，是民办学校办出特色的基础。全国各地经济千差万别，社会各阶层对教育的需求不尽相同，时代在飞速发展，因此，无论办什么学校，都必须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确定学校的性质、规模、档次、发展思路和收费标准，既要充分估量有利条件，又要看到不利因素，既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又不能脱离实际，盲目冒进。只有根据当地经济条件，大众消费水平和群众的迫切要求来确定如何办学，学校才有深厚的根基，丰富的资源，强大的生命力。无论什么样的学校，社会评价的标准，主要是看其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这是共性。因此，民办学校必须走以质量求生存，以创新求发展的道路，扎扎实实地以教学为中心，以思想政治工作为核心，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只有这样，才能永葆青春，否则就是自速其死。
建立一支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是民办学校成功的关键。毛泽东同志讲：“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由此可见领导班子的作用何等重大。民办学校的领导班子比公办学校的权力大得多；权力越大，危险越多，一念之差，可能导致学校的兴衰存亡。威远自强中学之所以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长盛不衰，主要在于有一支“大公无私，高瞻远瞩，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领导班子。我们办学，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完全是为了响应党“科教兴国”、“余热生辉、老有所为”的号召，竭尽绵薄之力而已。我们共同的誓言是：“壮志未酬心不死，风驰电掣度残年”、“闻鸡起舞谱新篇，余辉不惜美人寰”；共同的忧虑是“但虑百年身死后，将何遗物教儿郎”；共同的愿望是：“春蚕到死丝方尽，但留一缕在人间”。
建立一支素质较好、业务配套、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是提高办学质量的保证。威远自强中学培养提高教师的方法，总的说来，叫做“实战练兵，逼上梁山”。具体做法如下：一是组织新教师学习学校的规章制度，使其明确工作要求和目标。二是开展“以老带新，以新促老”，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师培工作。三是学校无偿地提供大量最新、最前沿的教育资料，使他们博采众长，见多识广，有备无患。四是坚持相互听课和同年级同学科教师集体备课制度。五是优胜劣汰，逐年更换。上述方法已成为学校帮助新教师过好教学关、提高教学质量和加速教师队伍建设的有效途径，避免了因教师的变更对工作的影响，从而保证了学校教育质量的稳步提高。尽管四川省直属重点中学先后抽走了威远自强中学30名高三教师，威远自强中学仍后继有人，而且出现了教学质量一代优于一代的可喜局面。
不断前进，开拓创新。风雨如磐十九年，不图已艳为人研。八千弟子多英俊，捷报频传乐不眠。昔日人讥落第所，而今盛赞育英篮。校园几度换新貌，自力更生别有天。“三无”一去埋忠骨，“四有”层来展美颜。年年步步登高望，异草奇葩处处鲜。这首《自强颂》不仅高度浓缩了威远自强中学的办学经历和辉煌业绩，而且高度赞扬了自强人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憧憬未来的情怀。

Ⅸ 裸考的词条来源

“裸考”这一2007年高考新增名词，意指什么加分都没有的，仅凭考试成绩的人。早已有人质疑考试加分有失公平，谁来温暖“裸考”者“那颗冰冷的心”？
考试加分政策其出发点是想在优秀人才的选拔机制和方式上作一些探索的初衷，然而，诚如教育部门的官员所言，一些改革方向正确、具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在实施过程中走偏了，演变成带有功利目的的工具。
地方长官可以“金口玉言”般地出台考试加分政策——福建省漳州市市长亲自拍板，只要纳税300万元以上，其子女中考就可以加20分。
“特别优秀”又可以这样产生——四川省威远县教委将“省三好”、“省优干”名
额全部安排给了主管教育副县长的亲戚、公安局长的外甥、农行副行长的儿子等“有背景”的学生。
“自然属性”有时也显得“不自然”——有些考生根本就不是什么华侨子女，但是，只要在高考前到国外旅游一趟，便可以通过有关渠道“变身”为华侨子女，获得加分特权……是否应规范考试加分，如何规范？成为《重庆市国家教育考试条例》(征求意见稿)日前在网上进行立法听证时的讨论热点之一。民众之所以如此关注考试加分，是因为“裸考”者缺少一件“法律外衣”，“裸”得不心甘，裸”得心寒。
法治社会里，立法规范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尤其是开门立法能够最大限度地畅通与吸纳民意。可喜的是，国家考试法已进入立法调研阶段，重庆市已先走一步，在全国率先开始了教育考试地方立法工作。更让人欣慰的是，民众的参与热情与立法部门的开明相得益彰，是法治社会不断进步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