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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德约束

发布时间: 2020-12-20 21:02:47

『壹』 道德约束有什么作用

从业人员职业道抄德习惯的养成,袭依赖于从业人员职业生活中道德行为的反复出现,从而形成一种习惯。而职业生活中从业人员这种道德行为最初的出现尚未有习惯起作用,因此只能依靠职业道德规范的约束,包括外来的舆论、纪律等他律性的约束,以及自身的道德信念等自律性的约束,然后才能最终形成职业道德习惯。道德教育不仅通过认知和情感培养使从业人员能实行道德自律,而且必须采取外部约束的措施,以促使道德习惯加速养成。

道德修养

从道德认知、情感培养一直到道德习惯养成,从业人员逐步向达到一定的道德境界的目标发展。而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心理结构的建构和完善,需要通过他们自身的修养活动才能最终完成。职业道德修养的核心是通过反思对自身的职业生活中的行为所进行的审美评判,从而自我调整有关职业道德的内在心理结构,达到自我完善的目的。因此,修养的过程正如孔子所主张的由学、思、行三个环节互相配合而完成。从业者通过学义理,仿效他人的道德行为,以自身的行动去实践这种美德,并且以对自身行为的反思来加以自我调整。这种职业道德修养过程是达到高尚的职业道德境界所必不可少的过程。

『贰』 以道德约束自身,为圣贤,以道德约束天下,为贼寇出自哪里

‘’以道德约束自身,为圣贤,以道德约束天下,为贼寇‘’也许是 焚天作者总回结出来的所谓 古人说。答
再看看胡适怎么说 的 : 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开始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 规则却大谈道德,人人都争当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都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遍布的肮脏国家!

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叁』 以道德为约束 以法律为准绳这句话对吗

这两句话分开都是对的,但是放在一起就不对,在逻辑上是不通的。专道德和法律是两个不同属的范畴、不重合的范畴。以法律为准绳的意思是按照法律规定办事,法律是一种标准,其作用不仅仅是约束惩处作用,而且是对于不犯罪、不侵权的宣判被告无罪、胜诉。而以道德为约束仅仅是约束一个方面,与准绳的含义是不对等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逻辑才是对的,两者说的都是依据,是双关语,实际就是以事实为依据和准绳,以法律为依据和准绳。而约束和准绳是不能双关的,因为约束和准绳的含义不同,但是又有一定的重合。双关语一定是要么意思相同,要么意思不重合。

『肆』 道德受到什么条件的约束(200-300字左右,要有总结概括)谢啦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这是中国古代儒家“德法兼用”、“德主法(刑)辅”思想的简明概括。现在我们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同时,又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这固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不妨借鉴先秦儒家“德治”的某些合理因素。其中一个重要思想是:德治的主要锋芒,是要求执政者“为政以德”,以道德约束统治者的权力,规范掌权者的行为。本文拟就儒家的德治思想试作新探,并由此论及道德也可以成为一种权力,即社会权力,在一定范围与程度上,可以起到约束国家权力的辅助作用。〔1〕

孔孟的“德治”旨在约束为政者

通常,人们在阐释先秦儒家倡导的“德治”时,多是援引孔子的一句名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以此说明儒家的德治,旨在以德化民,以德治民。诚然,孔孟言论中确有此意,但不能说明这是他们主张德治的主导思想。

只要我们全面考察一下孔孟关于德、礼、仁、义等大量言论,就不难发现,他们讲德治,主要是针对统治者的。

孔子要求“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下引皆出《论语》,不另注)“为国以礼”(《先进》)。他讲“克己复礼,天下归仁”(《颜渊》),“修己以安百姓”(《宪问》,“约之礼”则“可以弗畔”(《颜渊》),“礼让为国”,则无往不顺(《里仁》),上好礼、义、信,则民莫改不敬服、不用情,如是则四方之民来归(《子路》),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政者正也”(《颜渊》),“苟其身正矣,于从政乎何有?”(《子路》)“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子路》)……凡此等等,无不是对为政者而言的。

孟子强调“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他把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讲“王道”、行“仁政”。孟子见梁惠王,劝他“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他认为“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梁惠王上》)。他极力主张”以德服人“(《公孙丑上》),反对暴政。对那些不仁不义,残民以逞的国君,孟子声言”独夫“可诛,暴君当伐。……这些也都更明确地将德治的主要对象指向统治者。

此外,荀子更直接论到以王道约束权力:“人主者,天下之利执也〔2〕。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荀子。王霸》)“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王霸》)。

至于对老百姓,先秦儒家的观点则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对他们主要是采取孔孟的“先富后教”的方针和“惠民”政策。孔子主张富民,“既富矣,教之。”(《子路》)孟子说:“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育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否则“奚暇治礼义哉?”(《梁惠王上》)这也就是所以“礼不下庶人”、“小人喻于利”的原由。孔孟讲德治,主要不是向小民施教化,而恰恰是要求统治者“施惠于民”,即所谓“德以施惠。”(《左传。成公六十年》)。

孔孟企望以德来约束君王权力,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处于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春秋战国乱世,诸侯争夺兼并,滥施威权,杀人盈野,民不聊生。孔孟基于民本思想,劝君王克己以“拯民于水火”,施仁政以收拾民心,实行王道以巩固统治。当然,这在当时群雄争霸的历史条件下,不能不被视为迂阔之论;完全以德治,也是行不通的。他们游说诸侯不能不以失败告终。但这不并等于其“为政以德”、以道德约束王权的思想完全不足取。后世改朝换代之初,开国君主一般能吸取前朝权力腐败的教训,自觉以德律己,“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唐太宗,《贞观政要。仁义》),贤臣也不时以此进谏帝王,尚不失孔孟之遗风。历代的“官箴”也是用来告诫官吏“为吏之道”,如《百官箴》《臣轨》《政训》《为政九要》《御制官箴》等等,主要是讲为官应恪守的政治道德准则,以忠信仁爱、清正廉明、勤政敬业等等道德规范来约束各级官吏权力的专横。

当然,汉唐以后,天下一统,德法兼用,“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义》)。“德治”除保留了某些约束帝王的内容外,重心已转移到以“三纲五常”教化小民,防民犯上作乱。宋明清代,更以礼教“吃人”,已渐失孔孟之初衷。

总的说来,孔孟德治着眼点在抑制王权,保民惠民;比之法家法治的严刑峻法、“以力服人”(《商君书。开塞》),矛头主要是对付臣民,不是抑制,而是以法、术、势扩张君王的统治权力,则儒家的统治策略要比法家开明得多。

关于孔孟主张对统治权力“约之以礼”、“以德行仁”的思想,日本法学家石川英昭似已有所觉察,他说:“儒家所主张的是统治者必须有德性”,“在儒家中,存在着抑制统治者权力的思想,以有德的统治者的存在为前提,也可以认为是监视行政官僚的行为的制度。”〔3〕西方学者日尔内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也说:“如果某人认为儒学仅仅是为政府服务的官方意识形态,那就错了。它恰巧经常是在官方对立面的一个武器。”〔4〕我国有的学者也指出:“体现着道德的‘礼’、‘乐’、‘道’对君主运用权力、对法律有着巨大的指引和制约作用。”〔5〕不过这些看法都尚未得到进一步深入的研讨与发挥。

道德权力是约束国家权力的辅助力量

以道德约束权力,这是一个新的命题。这个命题能否成立,涉及道德自身的特性,道德是否只是内在的,还是也可以形成为一种外在的社会力量-社会权力,这种道德权力为什么也可以作为制约国家权力的补充或辅助力量。

一、道德是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统一

法学史上,康德是首先明确将道德伦理特质归结为“内在性”,而与法律规范的“外在性”相对立。他认为法律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道德则只支配人们的内心活动的动机。后之学者大多以此划分法律与道德的区别,如匈牙利现代法学家朱利叶斯。穆尔(Julius Moor)断言,道德规范“能否得以执行的保证,完全在于有关个人的内心”,而“不是外部的有形强制与威胁”。〔6〕按照这种观点,则道德只能靠自律。这虽则是道德规范的一个重要特点,但加以绝对化则有失偏颇。

问题在于,道德不只是隐藏于内心的信念,而必定要表现为外部行为。否则,道德就不会成为社会道德,就不具有社会意义,只是山林隐士或修道士“独善其身”的自我净化而已。现代分析法学家哈特(Herbert L.A.Hart 1907)虽然否认法律与道德的必然联系,但他正确地指出,用外在性和内在性作为区分法律与道德的界线,是一种“严重的误导”。他认为道德的重要社会意义在于它对社会成员的“重大的社会压力”,“该压力不仅促使个别情况下的服从,而且保障道德标准传导给全体社会成员”。道德的“典型的强制形式是唤起人们对规则的尊重”,使之“受到其自身良知的惩罚”,或者进而受到社会加之他的反感、体罚,直到被摒弃于社会联系之外。〔7〕

道德的确不只是属于个人内在的心理,而是“良心”与“德行”的统一,是必然要表现于外的社会行为,必然要影响社会并受社会制约。这种制约主要是通过家族伦理控制、团体纪律约束、行业规范的遵从,特别是社会道德舆论的压力,这些都是社会强制力。这种社会强制力,比之国家强制力,在通常情况下虽是软性一些,要通过社会主体在外界道德压力下唤起羞耻感、罪恶感而起作用;但在特定情况下,也会产生硬性的、强有力的效应,甚至更甚于法律制裁,因为法律强制力只涉及人的行为自由或物质损失,而道德强制力则是深入内心的惩罚与折磨,“诛心”之舆论,决不亚于诛身。所谓“礼教吃人”(如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谣言杀人”(如30年代的中国电影明星阮玲玉之自杀),都是在所谓的“道德舆论”(实即反道德的毁谤或非议)下无法容身,走上绝路的。家族的宗法势力甚至可以自行处死“不孝之子”,或将“不守妇道”女子“沉塘”,这都是在道德伦理名义下强制执行的。就道德力量的正面影响力而言,公众舆论对非正义的行为的口诛笔伐,也足以使恶行丧胆,缺德者下台。而先进人物的德行(如六十年代的学雷锋)、执政者的表率(如解放初期共产党干部的优良作风),可以形成强大的社会冲击波,转变整个社会风气。

二、道德的社会强制力即道德权力

通常我们一般只讲“道德权利”或“道德义务”,没有“道德权力”这一说。道德是否可以形成为一种权力呢?

权利是指一种资格,标示主体享有某种行为的自由的资格。他可以要求相对人作出一定的作为或不作为,它的特征是主张“我可以”(享有)。但“可以”不等于“能够”,要实现其权利,特别是当其行使权利受到阻滞时,必得借助一定的强制力为后盾,即通过权力来实现。

权力是指一种能力,“权力永远是控制他人的力量和能力”〔8〕,其特征是能直接以自己的强力迫使相对人服从自己的意志。它的特征是“我能够”(实现)〔9〕

道德权利只是一种应有权利。其实现有赖于一定的强制力。这种强制力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取得:一是将道德权利法定化,变成法律权利,从而获得国家权力的保护;一是直接诉诸社会强制力(如前述的家族、社会组织、行业组织、社会舆论的强制力),这样,道德也就具有了社会权力性质与功能。所谓社会权力,就是社会主体以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资源)对社会与国家的影响力、支配力。笔者在《论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一文中已有论述〔10〕,此处不赘。

可见,道德同法律的区别,不在强制力的有无。如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所说:“伦理也具有作为伦理的强制性规范。强制和秩序是作为社会秩序的法及伦理所共有的性质。”〔11〕不过法律的强制力属于国家权力范畴;道德伦理的强制力则属于社会权力范畴。道德的强制力也就是道德权力,它可以借助其有形无形的压力,迫使人们履行道德义务,或者受到道德的惩罚。

三、以道德权力约束国家权力

作为一种社会权力的道德权力,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力或强制力是很大的,已如前述。现在的问题是,它是否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约束国家权力的辅助力量呢?这是本文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如果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即国家或君主是所谓“自觉的道德核心”,“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等等〔12〕,而且按他所说,“人民就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那一部分人”,〔13〕“谁在这里或那里听到公共舆论而不懂得去藐视它,这种人决做不出伟大事业来”。〔14〕那么,道德权力当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约束国家权力。但事实并非如此。有权力就可能产生腐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是人类最后一个‘祸害’(恩格斯语),表明国家(政府)并非道德的化身。不但需要用法律权力去制约它,而且在法律权力难以干预,或者干预不力的地方,道德权力应当作为一种补充力量、辅助力量去弥补真空,并强化法律权力的力度。

从中国古代历史经验来看,古之帝王,即使高踞于法律之上(“生法者君”),不受法律制约,却也害怕道德非议。譬如汉唐以来,每一皇帝嗣位,都由史臣撰写先帝的“实录”,此外还有当朝皇帝的“起居注”,如实记载皇帝的言行,包括其私生活。有的皇帝害怕其丑闻或恶行被记入史书,常不得不接受臣下的进谏,而约束自己的行为。有时,臣下还以“水可覆舟”、以“天道”进谏,要求“曲君而伸天”借托上天的威权来制约皇权。实则天道即人道,天遣即人民的道德遣责,迫使皇帝畏惧而下“罪己诏”,以示收拾民心。如果这一切还不足以遏制腐败,就以“暴君放伐”论为据,举“仁义”之师,“吊民伐罪”、“替天行道”,推翻腐朽王朝。

至于对一般官吏,中国古代也曾设“清议”(或称乡议)、举孝廉、实行九品中正制度,进行道德约制。王夫之曾经对此有很好的评介: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百官)者,既已制官刑做于有位矣,而又为之立闾师,设乡校,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降及魏晋,而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15〕

这里讲的“清议”,实即对官吏(或准官吏)的道德评议与社会舆论,它也是一种道德权力,可以决定官吏选拔升黜的命运,直到被“终身废弃”,其强制力可谓大矣。

现代西方民主国家,其法治较发达,通过法律,以权力制约权力,对防止权力腐败有一定效果。同时对执政党和执政官员的道德约束,也起一定作用。贵为总统或议员、内阁成员,一当其私生活上的污点秽闻被揭发,不但竞选即告失败,而且在位时得自请辞职。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就因事涉政治道德。克林顿也因被控有过逃税行为和“性骚扰”劣迹,而处于尴尬被动境地。有的国家的内阁部长因用公款开销一次私人旅行出租车费,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立即辞职。美国国会还设有“道德委员会”,专门审理议员违反道德的行为。最近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纽特。金里奇因被控欺骗国会,有违政治道德,被处以30万美元罚款。〔16〕反对党也往往以掌握执政党要员的有失检点的丑闻为筹码,进行政治斗争,客观上也起了抑制权力腐败的作用。至于有的发展中国家闹政变,其政变者莫不以其前任贪污腐败为由,进行讨伐,以图赢得民心。

从上述一些例证可以看出,道德力量之所以能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起约束国家权力的辅助作用,在于:

一、国家权力和官员的权力除了必须有合法性依据外,还需要有道义基础,有社会道德舆论的支撑。为政者其身不正,其令不行,纵有威权,而无道德威信,就不足以为政。而威信是否能建立,在民心的向背,亦即人民对执政者的道德评判。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行不义必自毙”,说的都是权力存亡兴败的道德根源。

二、社会道德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力量,它一旦凝聚为公众舆论,或形成为风俗习惯势力,就具有强大的社会强制力,即社会权力,就可以直接地,或通过转化为国家权力(如转化为法律,转化为国家制度)而间接地去制约国家权力。象中国古代的“清议”、现代传媒的“曝光”,都是强有力的有组织的社会道德强制力〔17〕,其作用有时甚至强过法律的功能。不是有的干部“不怕上告,就怕上报”么?他们可以权压法,却不能以权压服民心。

道德约束国家权力的方式

道德对国家权力的约束,有两种主要方式,即自律与他律。

『伍』 以细节 道德 自我约束 责任为主题的作文

首先提出一个问题,自律是什么?也许他是一种美好的素质,也许他是一种伟大的信仰,也许它是一种崇高的觉悟。我非常赞同,但我觉得应该给自律下一个通俗易懂的定义:管住自己。这种定义既不深奥又不肤浅,人们更加容易接受理解。既然懂得了自律是什么,那我们为什么要自律呢?
自律能防微杜渐。一个人在学习生活中如果任意放纵自己而不严于律的话,那后果可想而知:坏习惯慢慢养成,举止行为令人厌恶……反之如果一个人每时每刻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说话有礼貌,待人谦和……那么这个人一定在学习生活中一定是一个好同学,一个好的孩子。一个人只有做到自律,一言一行都能严格要求自己,那么坏习惯别说养成了,就是在这个人的行为举子中都很难反映出来。作文网 home.sanwen8.cn
自律可以得到他人的尊敬。回顾历史,放眼现实,许多因自律而闻名的人比比皆是。子罕拒绝他人的美玉,以不贪为宝。这就是自律。他也因此得到他人的尊敬。岳飞曾说过“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死,天下太平也。”这也是自律,岳飞也以此得到他人尊敬。此种事例不胜枚举。所以在生活中做到自律会得到他人的尊敬。
现在中国政府正致力解决环境问题。环境是否得到改善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快慢。这需要我们每个人的自律。我觉得外国的人做得很好:他们在保护环境方面很自律。他们能自觉将垃圾扔进垃圾桶里,从不需要有关部门来管理。

『陆』 对道德加以约束,那什么能作为道德最后的底线

用词不当,应为用道德加以规范。
道德底线是指做人不可逾越的最内低道德戒线,容是规范人的言行的最低道德要求。
1、两种错误说法
①“道德底线是社会基本道德规范”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基本道德规范是基本要求,高尚品德是较高要求,道德底线是最低要求。
②“道德底线是法律条文”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保障。严重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逾越道德底线的行为并非都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但都应受到社会的谴责。
2、两条道德底线
①不要损人利己。你可以“只扫门前雪”,但不能把雪堆在邻居门口。
②不要损公肥私。你可以“不锦上添花”,但不能把公园的花摘回家。

『柒』 求一些关于道德约束自己的论据

1。道德

品 德

如果说人生是一棵大树,才能是其果实,功业是其枝干花叶,那么道德修养就是它的根本。
若使你的人生枝繁叶戎,花香果硕,你就应加强道德修养。加强道德修养,要从现在做起,从自己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

事实论据

于谦一身清白
于谦是明代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他19岁时写《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写诗明志,激励自己。在他数十年的为官生涯中,蔑视荣华富贵,珍视道德修养。
于谦巡抚河南、山西达19年。当时封疆大吏进京述职,多要向朝中权贵有所馈赠,而于谦每次进京,部是“空囊以入”。好心人劝他:“虽不愿送金银珠宝攀附权贵,至少总要带点土特产线香、磨菇、绢帕之类的东西才好。”于谦哈哈大笑,举起双袖说:“我带有两袖清风!”并就此作七绝一首:“手帕磨菇和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于谦可谓一生清白,两袖清风。

周恩来照镜自勉
周恩来同志,一生严于自律,品德高尚,为世人所景仰。这是他平生注重道德修养的结果。他在青年读书时代,就在家中大立镜旁边,贴着他手书的警句:“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每天早晚都走到大镜面前照一照。纵观周恩来同志的一生,他就是这样做的。

溥儒不为名利所动
溥儒,字心畲,著名书画家,清宫宗室。为人清室。为人清正,不慕权势,富有民族气节。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并企图吞并整个中国,扶植亲日势力,其史溥伟贪图荣华富贵投入日本帝国主义怀抱。溥仪做了满洲国皇帝,成了日本刺刀下的傀儡。溥仪为了显示“皇恩浩荡”,下诏书召见宗室,封爵,溥儒当然也在被召之列。可他断然加以拒绝,隐居于西山为家,连字画也不卖,周围的人竟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溥心畲,都把他看做普通家夫。抗战胜利后,他辞去国民党的国大代表,拒绝参加政治活动,以卖书画为生。一生保持清白的人品。

理论论据

1、君子以反修德。《易经.寒卦》

2、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孔子家语.儒行解》

3、土无求于世,惟求无愧于世。明.何良俊《语林.语言下》

4、好名好利,均为失德。宋.俞文豹《吹剑录.外集》
5、修身以寡欲为要,行已以恭俭为先。《古今图书集成.学行典》
6、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晋.傅玄《傅子.正心篇》
7、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宋.司马光《交趾献奇兽赋》
8、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汉书.司马迁传》
9、修身不言命,谋道不择时。唐.元稹《元氏长庆集.酬别致用》
10、修养的花儿在寂静中开过去,成功的果子便要在光明里结实。冰心《春水》
11、养身者忘家,养志者志身。汉.韩婴《韩诗外传》
12、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礼记.大学》
13、涵养、穷索,二者不可废一,如车两轮,如鸟两翼。宋.朱熹《朱子语类辑略》
14、修身以为弓,娇思以为矢,立义以为的。奠而后发,发必中矣。汉.杨雄《法言.修身篇》

15、用道德的示范来造就一个人,显然比用法律来约束一个人更有成效。希腊谚语
16、养身莫过于养性,养性莫过于养德。中国谚语
17、君子怀德,小人怀宝。中国谚语

18、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左传.哀公元年》
19、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资治通鉴.周纪》
20、才智英敏者宜以问学摄其操,气节激昂者当以德性融其偏明.洪应祖《菜根谈.修省》
21、止谤莫如修身。汉.徐干《中论.虚道》

『捌』 跪求:廉政建设以道德约束为主(立论)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在如何更好的完善廉政建设中,道德约束和制度约束同样很专重要~~都是不可缺的元素之属一~~为主必须在两个重要元素元素中找到关键。由于有关廉洁的判断标准具有主观性和发展性,制度约束固然能否够行之有效的通过法规来约束行政人员的行为,但是1、行政人员的特殊性和行政过程的特殊性无法完全杜绝不廉洁的行为,比如滥用职权的判断标准往往是很难界定的,大多是要通过结果来判断~~但是为时已晚。廉政建设的目的不是为了惩戒,惩戒只是手段,目的是为了真正做到廉洁,所以道德约束更为关键~~

『玖』 职业道德具有什么的约束性

既然是道德那么对于你而言就是只有道德约束,除非你的行业的职业道德入法

『拾』 以道德约束的自由怎么解释

这个题目其实挺难辩的,因为比较容易说错,被对手抓住把柄。这里给几点建议:首先,(其实我国古代实行以儒家道德约束为主的统治,因为中国毕竟福员辽阔,所谓山高皇帝远,法律出了一定的范围效用就十分有限;为了维持统治,统治者只能用儒家道德约束行为。)现在毕竟网络通信发达,通过合理的纪律约束可行性就变得很高,可以通过收集不同地区的情况来完善纪律手册。其次,道德约束学生的文明行为可行性不高,比如,当学生做出一些不文明行为,如随地吐痰,旷课时,其实他也知道这个不对...但很难约束自己。如果有纪律,如扣考勤,扣学分等,他的行为就不由自主地受到约束第三,可能对方会提,有纪律会限制自由等。你可以反问对方学生进学校主要是干嘛等反驳。最后,辩论时注意要随机应变,祝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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