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法治建设论文

Ⅰ 中国旅游法制建设的相关论文

看看下面两篇文章就差不多了！
http://news.et-china.com/etnew/readnews.asp?NewsID=1098&BigClassName=%D0%D0%D2%B5%B6%AF%CC%AC&SmallClassName=%C2%C3%D3%CE%D2%B5%B6%AF%CC%AC&SpecialID=0
http://www.yzdb.cn/gmyfz.asp?id=139
1.中国旅游法制建设进步大 依法治旅格局基本形成
旅游业是依托性、关联性很强的产业，它的健康发展必须以法制为保障。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崛起的旅游业，其法制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加快建立、逐步强化的过程。尤其是“九五”以后，随着旅游业的飞速发展，旅游法制建设也日新月异，推动着我国跻身世界旅游大国行列。一、旅游法制建设步伐日益加快我国旅游法制建设最初较多的表现为行政手段管理，随着国家法制建设步伐的整体推进和旅游业的加快发展，旅游业的发展和管理加快进入法制化轨道，依法治旅的工作格局基本形成。主要表现在：
1、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八五”期间旅游法制规范的内容，许多都是直接与旅游企业的经营密切相关，如旅游价格、外汇兑换、旅游商品生产、外汇报价结算、厕所收费、门票价格等，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时代特征；“九五”以后，这些项目因大都下放到了旅游企业，立法规范的内容陆续转向管理市场准入、市场秩序、经营规则等方面，反映了旅游行政管理职能的逐步转变。

2、由单项内容逐步向综合方面过渡。“八五”期间，旅游立法规范的内容一般比较单一，大多针对某一事项做出规定，如旅行社的质量管理、旅游签证的通知、对客人服务的基本标准、旅游投诉的规定、旅游发展基金的征缴、旅游商品定点生产企业的审批、旅游安全事故的报告与处理程序等，反映了旅游立法逐步建立的过程。“九五”以后，旅游立法规范的内容明显趋向于综合，涉及一个方面的法规、规章明显增多，如旅行社管理、导游员管理、出国游管理。以出国游为例，以前出台过多个规范性文件，后来被1997年的部门规章、2002年的行政法规所取代。

3、规范范畴逐步从传统转向新兴领域。“八五”期间，旅游立法基本以旅游接待和经营方面内容为主，比较集中的是旅行社、涉外饭店等，即旅游业起步发展以来的传统产业范围；“九五”以后，随着旅游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张，“大旅游”从概念变为了现实，旅游立法也就拓宽了领域，如合资旅行社、内河游船评定星级、旅游漂流管理、旅游标准化管理、旅游规划管理、旅游统计管理、优秀旅游城市创建等。

4、由行政手段为主加速转向法制化。“八五”期间，旅游法规性文件大多是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出台的，即使国务院发布或批准下发的也不例外，据不完全统计，此间出台的旅游规章、规范性文件多达45个，其中占相当数量的是以《通知》的形式。“九五”以后，随着《立法法》的实施，旅游法制化工作加速走向正轨，此间出台的规范性文件约减少了50%，而行政法规出台了2部，即《旅行社管理条例》、《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十五”以来，现已修订了1部行政法规(《旅行社管理条例》)、出台了1部行政法规(《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和5个部门规章，旅游的立法规格、法律效力都有了明显提高。

二、一些领域的旅游法制渐成体系旅游业至今尚未有一部综合性的旅游大法，但近年来某些领域的旅游法制已取得较大成绩，初步形成了以旅行社业为核心的旅游法制体系。

1.旅行社业的旅游法制建设日趋健全。旅行社被喻为旅游业的龙头，随着旅游业的飞速发展，旅行社数量快速增加，由1996年的全国4252家，增加到2001年的10532家。为及时加强对旅行社市场的管理，1996年10月15日国务院发布了旅游业首部行政法规——《旅行社管理条例》。为贯彻好《条例》，国家旅游局制定了《旅行社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并先后出台一些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如《旅行社质量保证金暂行规定》、《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规定》、《旅行社经理资格认证管理规定》、《关于加强旅行社审批和登记管理的通知》、《关于加强和规范旅行社门市部管理的通知》等，形成了以旅行社为核心的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我国加入WTO以后，为及时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又加快修订了《旅行社管理条例》，增加了有关“外商投资旅行社”的内容，使《条例》囊括了对各种类型旅行社的管理。

2.导游管理有法可依。导游员是旅游活动的具体组织者和服务者，与旅游消费和接待服务质量密切相关。全国现有导游员15万人，以及大量季节性的临时导游员。1999年5月14日，国务院发布了《导游人员管理条例》，这是旅游行业的第二部行政法规，明确了导游资格考试制度、导游证制度、导游分等定级、导游工作职责与处罚，为建立政治业务素质双过硬的导游队伍提供了法律保障。为贯彻好这个《条例》，国家旅游局1999年8月出台了《导游证管理办法》，2001年12月出台了《导游人员管理实施办法》，增加了对导游实行分级管理、登记制度、记分管理、年审管理的规定，强化了对导游人员的日常管理。

3.出境旅游管理逐渐步入法制化。为加强对出境游管理，1997年7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出台了《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管理暂行办法》。经过5年的发展，我国出境旅游已达1213.3万人次，因私出境旅游明显加速增长。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变化，国务院决定2002年7月1日起实施《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这是旅游行业的第三部行政法规，从管理手段上向法制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根据新的管理办法，出境游组团社由67家扩大到528家；随后出台了《中国公民出国旅游服务标准》；10月28日，国家旅游局又发布了《出境旅游领队人员管理办法》，使出国游管理更加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三、地方旅游法制建设取得明显突破地方旅游法制是全国旅游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九五”以来，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快速成长，地方旅游法制建设步伐也抓紧跟进。

1.省市旅游立法起点较高。

“八五”期间，国家层次的旅游立法尚以规范性文件为主，省市则大多以政府名义制定了旅游规章，据统计，仅加快旅游业发展方面的就有18个省份，属综合管理的有2个省份。“九五”时期，除10来个省份出台了政府规章外，21个省份、7个单列市和副省级城市出台了由省人大发布的地方旅游法规(旅游业管理条例)。

2.绝大多数省市已制定了旅游《条例》。1995年6月22日，海南省第一届人大常委会批准了《海南省旅游管理条例》，成为全国第一个地方性旅游法规。此后，各省加快了旅游立法步伐，截至2002年11月上旬，除吉林、青海、天津、上海四省市外，已有27个省份制定了旅游《条例》，占全国省份总数的87%(除台湾)；厦门、青岛、深圳3个单列市出台了《条例》，占全国单列市总数的60%。此外，武汉、哈尔滨、郑州、广州、大同、成都6个大城市也报经省人大批准出台了旅游《条例》。

3.旅游立法适应了地方旅游发展需要。各省市除了制定综合性的政府规章、地方法规外，还出台了不少针对性较强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内容涉及旅游安全、设立分支机构、旅游度假区、旅游商品生产、旅游企业所得税返还、旅游景点征收专用资金、散客服务、特殊旅游项目、景区景点讲解等。当前，各地为了与世贸规则接轨，抓紧了对地方旅游法规的修改，海南、广西等6省市已基本完成修订，北京、山东、内蒙古、湖北、陕西、云南等10省区市已把修订列入计划。可以相信，这对促进入世以后旅游业的加快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

四、旅游行政执法力度和执法水平明显提高“八五”以来，随着我国法制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以及旅游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张，加强旅游执法被提上重要工作日程。特别是“九五”以后，随着旅游部门管理职能的转变，旅游执法实践大量增加，旅游执法水平也有了明显进步。

1.旅游行政执法队伍不断壮大。“九五”以后，根据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国家旅游局成立了旅游质量监督监理所(即“质监所”)，专门负责受理旅游投诉，以后全国逐步建立起国家、省级、旅游城市三级质监网络，现在岗人员近千人。其中，四川省质监所是行政编制，陕西、云南、青海、宁夏4省区的质监所与行管处合并执法，12个城市成立了旅游执法(稽查、监察)大队，其他100多家质监所的一部分被赋予了一定行政职能，成为旅游行业管理的重要补充和旅游行政执法的重要力量。

2.日常性的旅游执法数量增多。受理旅游投诉和进行旅行社业务年检，是旅游执法的日常性、经常化内容。据统计，2001年全国各级质监所接受旅游投诉(仅统计了29个省区市)6966件，正式受理5738件，结案5417件，结案率达到94%。在2001年的旅行社业务年检中，1142家旅行社被暂缓通过年检、并分别受到限期改正、警告、通报批评、限期整顿、停业整顿等处分，占参检的10.85%；293家没有通过年检，被注销、吊销营业许可证或自动提出歇业，占总数的2.79%。

3.专项旅游执法活动成效明显。“九五”以来，整顿旅游市场秩序一直被作为工作重点。1995年底至1996年，打击无证无照和超范围经营为重点的专项治理，查处旅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4093件；2000年下半年至2001年首季，集中开展对出境游市场的整顿，重点查处旅行社挂靠承包、“黑社”、超范围经营、零负团费、虚假广告等；2002年上半年开始的旅游市场打假打非专项整治，已出动检查人员2.6万人次，检查导游9万人次，现场检查率达到60%，1700名违规导游被扣分处罚，查处了一大批违规违法经营者，打击了旅游市场的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欺客宰客行为，旅游市场秩序和环境有了比较明显改善。

此外，各级人大每年开展的专项旅游执法大检查，督促和推动了旅游行政执法工作的深入开展；旅游行政执法所引发的一些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督促旅游执法人员进一步学法、懂法、用法；各地举办的形式多样的旅游执法培训班，对提高旅游行政执法水平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当然，由于旅游业发展形势一日千里，现行旅游法规的一些内容很难跟上快速发展的旅游现实，加上国家至今尚未出台一部《旅游法》，因此，我国旅游法制建设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需要全行业坚持不懈地去努力和探索。

2.论我国旅游立法的滞后性及其完善

健全的旅游立法是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产业建立和良性发展的法制前提和保障。加快旅游立法是培育、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应对和接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建立我国旅游法律体系的重要内容和步骤。许多旅游业比较发达的和法制比较完善的国家，旅游法律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成为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以宪法为基础，以部门法为主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框架体系，但是从部门法的角度看，我国旅游法律还存在着严重滞后性。这种滞后性已给发展旅游业带来了不利影响，甚至出现了一些企业为了赚钱，在开发旅游资源的幌子下搞出破坏环境、糟踏资源的项目，扰乱旅游经营市场、侵害游客合法权益，使我国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旅游大环境的建立面临严重的挑战。这种滞后性主要表现为：
一是旅游基本法和单行法空白。旅游基本法属于我国旅游法律体系中的“宪法”，是各级、各类旅游立法的渊源和依据。旅游基本法的地位和作用不仅对于旅游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我国旅游业的整体发展也具有规范和指导意义。但自建国以来，我们尚未制定过一部全面、系统的旅游的基本法律或单行法律。九届全国人大以来，不断有代表建议国家应将旅游法的制定颁布作为当前旅游业发展工作的重中之重，组织专门力量，加快旅游产业法律体系的建设[1]。事实上，旅游基本法的缺位使得整个中国旅游法制建设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也使得地方性旅游立法活动缺乏可供遵循的立法根据和原则。这种状况也是引起目前旅游市场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国家级旅游立法数量少，层次低，旅游法律体系很不完备。改革开放后我国非常重视法制建设，但至今没有一件专门调整旅游关系的法律，国务院颁布的调整旅游关系的行政法规仅有三件[2]，国家旅游局颁布的旅游规章也仅有六件。总体上看，现行的法规、规章在立法层次上没有对国家发展旅游业的原则和措施作出根本性的规定，也没有对旅游业所涉及的各方面的关系作出有效的约束和调整。所以，在我国旅游法律体系中，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作为社会公共产品在数量上供给严重不足，在立法的位阶上处于比较低的层次，有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立法思想过时，内容简单、原则，缺乏可操作性。
三是地方性旅游立法各自为政，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近年来，一些地方为了实现和保障旅游业在本地产业中的支柱性地位，相继出台了地方性旅游法规。但由于各地市场经济和旅游业发育程度不同，这些地方性旅游法规立法水平参差不齐，内容不一，个别的还存在与国家政策导向相抵触的现象。同时由于其适用范围分别仅限于本行政区域，因而无法实现对整个西部地区旅游资源的整合，也不可能统一协调各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更无法实现跨省、跨区域间的旅游合作。
法理学原理告诉我们，法的运行与作用的发挥不是仅仅依靠一部法律或地方性立法，而是由成龙配套的一系列的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结构合理有序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来共同发挥作用。
旅游立法也应当是多层级、全方位发展。要加强和完善旅游立法，首先要合理协调“两级”的立法关系。国家立法要先于地方立法，要在宏观上能够规范和引导地方立法；地方立法要与国家立法相互协调，增加国家立法在地方的适应性，细化国家立法的可操作性；要调动“两级”立法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国家立法与地方立法在规范、保障、引导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旅游产业建立、旅游市场秩序维护及旅游监管体制创立与运行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其次，要加快国家级旅游立法的进程。国家立法涉及到以下几个层次的法律法规：一是完善旅游大环境的法律。这类国家级大法的重点是解决旅游发展的法治大环境问题。涉及到的主要法律有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保险法、食品卫生与安全法等。这些大法对旅游发展的宏观环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法律已经制定，现在需要逐步修订和完善。二是加快制定旅游法。旅游法是规范旅游业发展的综合性实体法和部门法。同时该法作为规范旅游业的“宪法”，还要为旅游单行法、国务院旅游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旅游法规提供立法依据和指导。所以，旅游法对旅游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根据全国人大代表的建议，《旅游法》的内容应重点放在：“明确旅游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确定国家发展旅游业的原则和措施，确立合理开发、科学利用旅游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制度，规定对旅游者权益的保障等”[3]方面。三是健全旅游行政法。这是由国务院制定和颁布的旅游行政法规，通常以“条例”等形式出现。国务院旅游法规的内容一般操作性比较强，制定程序也不像制定旅游法律那么复杂。目前主要有《旅行社管理条例》《导游人员管理条例》《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还有一些行政法规如税收、出入境管理、旅客运输损害赔偿等涉及到旅游方面，但这些都不是针对旅游业发展而专门颁布的旅游行政法规，在适用上有一定局限性，有的还不相协调，需要进一步完善与修订。与其他部门法相比较，旅游行政法规的类型与数量还远远不够，与旅游大国不相适应。应当尽快制定和颁布《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条例》《旅客权益保护条例》《旅游饭店管理条例》《旅游安全与旅游保险条例》等行政法规。四是搞好部门规章的配套工作。这是由国家旅游局单独制定或与国务院其他部门联合制定的各种调整特定旅游关系的行业性规范。部门规章已有近20件，其中由国家旅游局颁布的13件。这些部门规章是目前我国旅游行业中遵循得比较多的规范，包括一些具体规定和技术标准，是调整全国旅游工作的主要规范。这类旅游规章需要进一步清理、补充、修改。
第三，地方立法的重点是要抓紧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旅游条例、旅游资源保护条例、旅游市场行为的监管及游客利益保护等地方性旅游规范[4]，细化立法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拓展地方旅游立法的空间范围；注意把比较成熟的由政府颁布的行政规章及时上升为稳定的地方法规。这样既可以完善地方立法，又可以为旅游基本法的制定和颁布积累丰富的地方立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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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如何看待中国的法制发展进程论文

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道路浅议
实现现代法治是中国有识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梦想。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难以与自然经济相嫁接，更与集权政体和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抵晤，追求现代法治的努力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并将法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层次地建构现代法治的制度结构与观念体系。认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建设道路问题。
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1．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基础性变革
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内，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跨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实行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则建立了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而窒息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遏制了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则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稳步发展。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进入了经济腾飞的阶段，从而对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经济的落后和非市场化，必然影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⑴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压抑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同时，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也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因此，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既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
2．改革传统的人治型政治体制的迫切要求。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父为家君，君为国父”、“皇权至上”、“法随君出”等已经形成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制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了七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短暂时期后，就长期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理论，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论和制度，而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思想始终未进行有效的清算，使个人专制、权力集中、法外特权等封建残余，在战争年代形成并沿用下来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长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极浓的政治体制。
这种人治型政治体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导致了二十多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现代化是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观要求。
3．发展与稳定的两难选择。秩序和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实现宏观管理的基础性条件。虽然发展和改革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这两项任务的实现也都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但是，改革是一个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体制的转换导致了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在原有旧体制下长期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随而来的是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从而引起各种局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正确、合理的调节和处理，在一些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激化，破坏社会的稳定。
法制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则下去思考和行为的社会秩序状态，同时，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也是从制度层面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重新设计和整合的过程，它既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又促进和保障改革的发展，并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既促进改革，又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4．浓厚的封建人治法律传统和和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建制设。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主义文化遗产。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论，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专制体制，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向法制现代化迈开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随着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了对“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治观”的批判，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是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法律规范体系不仅数量少而且残缺不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充斥着左倾思想的陈词滥调，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本法律付诸阙如；司法体制遭到破坏，检察机关被撤销，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废除。司法机关的职能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现代法治观念十分淡薄。人们不仅缺乏现代社会应有的公民权利观念和守法意识，甚至对法律的权威性都丧失了信心。
二、法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国法制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Ⅳ 结合法律知识浅谈怎样建设法治中国论文

硕士论文应能表明作者确已在本门学科上掌握了坚实的基础理沦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并对所研究课题有新的见解，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成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博士论文应能表明作者确已在本门学科上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并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了创造性的成果。
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作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
学术论文应提供新的科技信息，其内容应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而不是重复、模仿、抄袭前人的工作。
主要特点

科学性
学术论文的科学性，要求作者在立论上不得带有个人好恶的偏见，不得主观臆造，必须切实地从客观实际出发，从中引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在论据上，应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以最充分的、确凿有力的论据作为立论的依据。在论证时，必须经过周密的思考，进行严谨的论证。
创造性
科学研究是对新知识的探求。创造性是科学研究的生命。学术论文的创造性在于作者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能提出新的观点、新的理论。这是因为科学的本性就是“革命的和非正统的”，“科学方法主要是发现新现象、制定新理论的一种手段，旧的科学理论就必然会不断地为新理论推翻。”（斯蒂芬·梅森）因此，没有创造性，学术论文就没有科学价值。
理论性
学术论文在形式上是属于议论文的，但它与一般议论文不同，它必须是有自己的理论系统的，不能只是材料的罗列，应对大量的事实、材料进行分析、研究，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一般来说，学术论文具有论证色彩，或具有论辩色彩。论文的内容必须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符合“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既分析又综合” 的科学研究方法。
平易性
指的是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科学道理，不仅要做到文从字顺，而且要准确、鲜明、和谐、力求生动。
专业性
是区别不同类型论文的主要标志，也是论文分类的主要依据。
实践性
是论文价值的具体体现。 它还表现在内容上，旨在根据一定的岗位职责与目标要求培养能力。

Ⅳ 《如何认识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的论文应该如何写

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如车之两轮和鸟之双翼，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可以说，法律是固国之根，道德是固国之本。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时，同样应该重视建设社会主义德治。 第一，以德治国是依法治国的补充。法律具有强制性，其背后有国家机器为支撑，因此是调节社会关系最强有力的工具。但是法律不可能渗透进社会层面的各个角落。于是，道德必然成为法律的补充，因为道德是依据社会舆论和人的内心信念维持的，它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与社会生活如影随形。因此，强调以德治国，不但不会削弱依法治国。相反会使依法治国更加有力和有效。而且，从法律制定的层面看，任何法律都离不开道德的预设，它虽然体现着阶级的意志，但也氤氲着道德的希冀。因之，依法治国离不开以德治国。 第二，以德治国是依法治国之“流”。当前，中国建设法治国家，其理论建构应该具有“源”和“流”两个来源。所谓“源”，即社会实践的需要；所谓“流”即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社会的实际需要就是理论形成之“源”，而以往的思想资料就是理论形成之“流”。马克思也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根据马克思所说的“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和恩格斯所说的“以往的思想资料”，来考察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其重要的方面和内容就是“德主刑辅”。所谓“德主刑辅”转换成现代语言，就是“德治”为主。因之，“德治”思想就成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不可疏离的本土资源，或说是当代中国法治理念之“流”。中国历史上传统德治思想，是精华与糟粕杂糅并存的。因此对于传统德治思想既不能生吞活剥，也不能弃如敝屣，而应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为大背景，使传统德治思想获得新的形态和生命力，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建设之需。关于德治思想，在中国古代主要体现在儒家思想中，但是由于中国近代国力衰微，饱受列强欺凌，国人希冀借助西方治国理念以富国强民。因此，对法治的期盼和对德治的冷淡与日俱增，一些人将德治与人治划了等号。诚然，就封建社会而言，德治即为人治，但是也应看到，德治并非封建社会所独有，在民主政治条件下亦有德治。有学者云：“德治有两种，一是人治下的德治，二是民主基础上的德治”，“德治与人治并无必然联系。如果一个国家在民主基础上实行德治，那就根本不会导致人治。”我们今天所需的以德治国，决非人治条件下的德治，而是要建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道德规范体系和价值观念，如公平、正义、诚实、守信等等。以此“指导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作为社会公仆的党政干部的思想和心理，从而真正落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建设。”所以，德治在不同社会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形态，不可一概而论。即使在西方法治国家，也没有否定道德的价值和作用。例如，“富勒、德沃金等自然法学家认为，法与道德具有不可分割的、必然的联系，主张法律必须以道德为基础并与道德要求相一致，因此，法律一旦失去其固有的道德性，就导致一个根本不宜称为法律制度的东西。在2001年全国宣传会议上，江总书记强调：“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的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的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于一个国家的智力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以德治国的价值“就是要努力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良好的伦理道德基础，有效的运用伦理调控手段治理国家和社会。”这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过程中德治的特殊意义。 五、建设有中团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借鉴西方法治中具有普适性价值的经验，加快立法进程西方法治理念滥觞于古希腊，但作为一种文明则成型于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其制度性质，西方法治文明自然有其阶级性和特殊性的一面。但是，西方法治文明也包含有人类普适性和共性的特质，正如恩格斯所说：“很少有一部法典是率直地、十足地、纯粹地表示一个阶级的统治的。也即是说，在法治理念中，阶级性往往是隐含于普适性之中的。而法治理念中的普适性原则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应予以借鉴的思想资源。近些年来，学术界对中国法治建设的研究中存在“移植论”与“本土论”之争。实际上，“移植论”与“本土论”都未能辩证地对待西方的法治文明。“移植论”过于强调了法治文明的共性和普适性，忽视了其阶级性和特殊性。而“本土论”则忽视了西方法治文明的共性和普适性的因素我们既要避免全盘西化，也要避免盲目排外，而要如鲁迅先生所云，采取“拿来主义”，“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对于拿来的东西，则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因此，对于西方法治文明，只有吸纳和借鉴有益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东西，才符合唯物辩证法。 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属于后发型，因此应该借鉴先发国家的法治文明成果。这样，我们可以少走弯路，实现跨越式发展。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借鉴和吸收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立法经验，是人类文明成果的继承，也是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要求

Ⅵ 2015形式与政策法治中国论文1500字

建设法治中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宪法法律具有最高地位和最大权威的中国；是全体公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中国；是政治清明、经济富强、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的中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点有六：高层领导的政治决断和信心；着眼科学民主立法；着眼保障法律有效实施；着眼保障司法公正；着眼用制度规范和约束公权力；着眼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建设法治中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在中国的推行具有重要意义。
（一）法治是保障公民权利奠基石
法治以维护公民权利为宗旨，以限制和规范国家权力为要义。法治不仅要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而且要维护公民的各项民事权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现实中各种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仍时有发生。只有有法必依，坚持公正司法、规范行政行为，让政府真正依法行政，才能保证公民权利不受侵犯。
（二）法治是市场经济的护航员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主体需要法律确定其地位，保障其权利；市场经济的各种活动需要法律来规范，各种矛盾需要法律来解决；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需要法律来确认；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需要法律保驾护航，离不开法律作用的充分发挥。没有法律和法治，就没有市场经济。确立了法治国家的目标，有利于全社会名正言顺地开展法制和法治建设，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法治环境。
（三）法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阀”
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任务艰巨。在此背景下，强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稳定，尤为紧迫和必要。在此方面，法治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四）法治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神
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实践中出现的分配不公、劳动者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因行政权力产生的“暴利”、利用垄断地位产生的“暴富”等问题，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规则的缺失或者是对现有规则的漠视。社会公平是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目标，而公平正义只有通过法治的途径才能实现。
（五）法治是实现中国梦的助推器
仅仅是GDP的提升并不等于民富国强，中华民族的复兴、国力的富强，人权得到尊重，人民享受着良好的治安、优美的环境和健康的饮食的“中国梦”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把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
二、我们需要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中国
建设法治中国，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法治中国。建设法治中国决不是一句时髦的口号，而是有着十分丰富内涵的真实目标。择其要者，下列三个特征构成了法治中国最基本的要素。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宪法法律具有最高地位和最大权威的中国。这是法治中国最典型的特征。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全体公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中国。这是法治中国最坚实的根基。建设法治中国，应当让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成为全社会奉行的基本准则，让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得到严格落实，让人权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让每一个人都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政治清明、经济富强、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的中国。这是法治中国最重要的使命。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建设法治国家就是要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治支撑和保障，让人民民主更加充分和健全，让经济发展更加健康和有序，让社会运行更加稳定和和谐，让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让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与法治中国相伴而行。
三、我们应当怎样建设法治中国
党的十八大报告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十六字方针，堪称新时期中国法治建设的指南针。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点有六：
（一）高层领导的政治决断和信心
任何权力规范和约束都应该也只能是自上而下进行。政治家要有倡导和推行法治的决心和信念，运用足够的政治智慧，能够厉行法治、自我限权、带头守法。
（二）着眼科学民主立法
立法是法治建设的前提。我们立法建制，最根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切实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理念，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于每一部法律法规制定的全过程。要使立法真正符合人民意愿，完善科学民主立法机制，创新公众参与立法方式，认真倾听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声音，广泛集中民智、汇聚民意。要使立法真正立足客观实际，从改革发展稳定最突出的矛盾入手，从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研究和决定该立哪些法、怎样立，该制定哪些制度、怎样制定。要使立法真正解决实际问题，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切实增强每一部法律法规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着眼保障法律有效实施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更加紧迫。因此，我们要在继续加强立法工作的同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一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二要坚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国家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办事，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三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的重要职权，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行的重要职权，确保各国家机关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四是要改革现在的绩效评价体系，建立一套以法治为重要指标体系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即“法治GDP”，保证法律的实施。地方政府领导干得好不好，能不能得到重用提拔，关键要看他是不是有法律意识，是不是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一旦建立起法治作为重要指标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法律的实施就有了保障，法治中国建设才会更加顺畅。
（四）着眼保障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反映社会的文明程度，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保障。要实现司法公正，必须树立现代司法理念，推进司法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1.树立司法独立理念
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础。现在如何认识我国的司法独立，学术界争论颇多。有的主张西化式独立，有的主张逐步独立等等。笔者认为，在当前不能离开我国的政治制度去谈独立，而要符合我国的国情。一是要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必须明确党对司法的领导主要体现为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而并非是具体业务和工作的代办与干预。二是规范和完善人大司法监督，高度重视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新闻媒体的监督。三是改革现有司法人事与财政制度。现行的司法管理体制是各级司法机关的人事权、财产权受制于当地党委政府。要从根本上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就必须进行司法体制改革。首先可考虑基层、中级法院法官由省级人大任命，高级、最高法院法官由全国人大任命，任命后即由最高法院统一管理的方式。其次，必须改变地方政府把持司法财政权的现象。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是将法院的经费独立出来，单独列入国家预算。为此，有学者建议应当吸取历史的教训和其他国家的经验，重视司法经费独立对于司法公正的重要意义。四是正确处理好上、下级法院间关系，确保下级法院独立办案。上、下级法院并非行政领导关系，而是监督、审级关系，不同的审级设置是为确保当事人上诉权的实现，确保司法公正，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指示、批示，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事先请示，都有违司法独立原则，应予根除。
2.大力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尤其是法官队伍建设
司法工作的生命力在于司法公正。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法官的素质是司法公正的根基，高素质的法官是司法公正的先导。一定要提高法官的道德修养，提高法官的业务素养，提高公正司法能力。
（五）着眼用制度规范和约束公权力
当今，许多法律得不到真正执行，公权侵犯私权的情况屡屡发生。如果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就会是恣意妄为的猛兽，就会祸害社会。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笼子有哪些？第一个是民主的笼子，通过统一的程序规则约束公权力的行使。特别要通过立法和制度建设对地方党政一把手的权力加以更加严格的硬约束。因此应当尽快制定《行政组织法》和《行政程序法》等法律法规，为各种行政行为提供最基本的权力边界和程序规则，防止决策机关规避程序法滥用决策权，确保每项权力都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第二个是法治的笼子，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不仅要求行政机关根据法律和法律的授权制定规范；不仅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必须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还要求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凡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都必须积极履行，不能失职，不能不作为。同时，履行法定职责，必须依据法定程序。第三个是监督的笼子，通过公开约束规范公权力。应当进一步扩大信息公开的范围，将领导批示、指示及一切行使权力的表现形式纳入信息公开的范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党务、政务、司法、公共事务的信息公开，通过公开约束规范公权力。要创造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条件，拓宽民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决策权的渠道，充分利用现代新兴媒体监督的便利，实现对公权力行使的全时空监督，惟其如此，才能让所有官员在法律面前不越雷池半步，防止权力滥用和失控。
（六）着眼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法治中国就是大家都尊法守法。
只有当法律成为国民必须信仰与敬畏的规则时，人们才可能在这条规则的底线上行走，道德才不会失守，底线才不会被击穿，秩序才不会崩坏，公平正义才能让人有所期许。也只有全社会都把法治当成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法治中国才会形成。因此要把“促进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作为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目标。一是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法治培训。让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这无疑是对整个社会法治精神的引领和提升。二是要深化对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建设法治中国，人民群众是基础力量。要在全社会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让广大人民群众懂得依法按程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矛盾纠纷，自觉履行法定义务，为构筑法治中国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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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写一篇以法治建设为主题的论文

制约我国法治建设前进的因素

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传统的文明古国，曾经的辉煌文明造就了我们这个优秀而伟大的民族。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中华民族也正在不断创造着人类的辉煌历史。这其中就包含了我们的法治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当然，法治建设在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遇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和干扰。本文将就此问题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从中国目前法治建设的基本现状来看，我们感觉有以下几大因素严重制约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进行：

第一、我国的司法不够独立，各级共产党的机关和行政的司法的干预过大。

除全国人大在立法方面较为独立之外，各级司法机关均被置于党委和政府的控制之下。这些司法机关的财务、人事等方面的权力都掌控在地方党委和行政的手中。因此在涉及国家机关和党政要人违法时，这些机构在行使职权时常常感觉阻力巨大，甚至工作人员都不敢涉足。这样就造成了地方党政部分的法律盲区，我们国家在市场经济时代出现的诸多腐败案件，制度的根源也就在此。

第二、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使司法公正的天平无法实现真正的平衡。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在实际的司法过程中，广大的贫困阶层最需要法律的保护和帮助，由于经济的因数，他们无法支付高昂的诉讼费用而被迫选择忍受伤害和侵犯。当这种忍受达到一定限度时候，他们会为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来解决侵犯和伤害，从而成为法律惩罚的对象。因此，法律对他们来说就成一种专制的工具。从这一角度来说，法律实施过程中根本谈不上“平等”。

第三、中国传统的法文化严重制约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

我们国家有5000年的文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对国民的影响巨大。在处理日常的法律关系或相关问题时，我们常常习惯于 “私了”、“算了”，这样的行为模式一方面使个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证；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人的让度，使得公共利益的维护和自觉遵守无从实现。因此在我们国家经常出现公共权利受到侵犯而无人出面制止，大家都愤愤不平但又都选择忍气吞声。

以上我从法律制度、社会经济和文化三个大的方面分析了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挑战，当然，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决不仅仅受这些因素的制约。

挑战就在眼前，当我们正确的把握和认识了挑战，相信在各方面的努力下，我国的法治建设比较实现长足进步和发展。

Ⅷ 简述我们每个公民如何为法制中国建设做出贡献小论文

Ⅸ 对建设法治社会的看法，两千字论文

借鉴古人智慧，提高现代管理，这个月学习了《韩非子》一书，对原先不十分清楚的古代法家思想核心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既佩服老祖先的智慧，又不免别有一番感叹--感叹中国文明很早就把人性和社会的规律剖析得很透却不能跳脱历史的宿命：饱经了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一系列国难耻辱，而没有及时跨越上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等历史步伐！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人智慧的反讽。
国学自春秋始，至五四后渐亡，而后一蹶不振。一直到现在，都是西方传来的思想在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包括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以至精细化管理等等皆属于此类。不过，中国人比较复杂，中国人的生活也具有一人千面的多面性，明明说的共产主义，私下里人际交往还是以兄弟哥们为主，至于主义理想嘛，面子上过得去就行，实际行动中还是只有大哥是方向，如此 一来，中国近现代社会实际生活中的法则还是有浓厚的法家色彩，有点从“外儒内法”过渡到“外洋内法”的味道。
我想，这就是现代西方管理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遇到诸多问题的背景因素，本质上说，就是中西文化的本体冲突。外国人刚进来的时候，中国人怎么样看都觉得老外有点傻呵呵的：见个面认识不认识总要打个招呼，谁搭理你呐！说个啥事都信以为真，那是客气，那是逗你玩呢，懂吗！话非要点透了说吗，话外有话这点道理都不懂吗┅┅老外看起来是那么浅薄，那么实在，那么榆木疙瘩。实际上，这体现了西方文化的精髓是把人和自然世界分得很清楚，该弄懂的一定要弄懂，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种态度让西方人发动了工业革命在征服自然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中国人则不然，一是一，但一也可能是二，那就看怎么理解怎么为人处世了。所以，中国文化的精要在于把人搞的很透：人是多变的平衡体，要始终把握人心，把握了人心，这世界就是你的，再难办的事靠人力夯都夯出来了！拿这样的思路去看待做事，效率当然不会高的。
针对人性管理，法家提出了它的法治：既有要让“民信其赏”“信其刑”的明法，也有“藏于胸中”“循名责实”的暗术，也就是说整个法治的核心重点是治人，说确切点，是人治治人，是为君主专制体系服务的。法家的法治是在向封建君主制转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现代西方法制目的也是治人，但出发点与法家的思想却大相径庭，其目的是治理人类社会。起源于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的现代法制把人类社会当作一个客观的实体看待，认识到这个法不仅仅是治理住人类社会即可，而是要以人类社会的福祉为目的，是要顺应自然发展规律的。所以西方的法制一开始就不绞尽脑汁地去想怎么样让一个人按等级制将一个社会治理得很好。
我们的法制也好，我们的管理也罢，目前面对的困境就是要将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方法体系到一块儿，因为大家日常的人格思维里压根不接受西方那种对事对物的认真劲儿，那样的人会被大家都觉得很拧。那就只有本着法制的思想去定位和谐社会，本着精细化管理的思想去建设家族味的企业团队了。这样的建设要求身在团队的每个人员既要在工作职责范围对己对他都一丝不苟，又要在私下里沟通融洽是一个山头的兄弟。对为人处世要求到这个高度实在是很难！但是，现实要求领导者这样去做。
我想这样的行进最终还是要变化到现代化管理的道路上，正跟“洋务运动”最终还是要被抛弃一样。公司的管理需要树立“民信其赏”“信其刑”的管理制度，也要致力于搭建经济关系做基础的经济管理体系。至于管理的暗术计谋，可以适当运用，但绝非长久之计，因为现在是信息和知识爆炸的时代，你玩的那一套说不定别人都会，或者就是故意装着不会和你逗心眼--结果，精力和时间都浪费到捉迷藏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