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亡国将亡

『壹』 如何理解"法令兴则国治国兴,法令驰则国乱国衰"这句话

法令兴则国治国兴,法令驰则国乱国衰。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法令兴则国治国兴：一个国版家要依法治国，不能权权大于法，要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只有依法治国，国家才能兴旺发达。法令驰则国乱国衰：以人治国，权大于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那国家就动乱，就要亡国亡民。 所以，我们就要树立依法治国理念，首先，我们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公民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2、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3、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违法行为都必须依法受到追究。其次，我们要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法律权威就是法律所具有的尊严、力量和威信。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迫切需要。维护法律权威，必须首先维护宪法权威。维护法律权威，必须努力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维护法律权威，必须树立执法部门的公信力。再次，我们要严格依法办事。职权由法定。有权必有责，即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用权受监督。权力必须受到监督是一切法治社会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违法受追究。

『贰』 推行法治会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强调法治会不会损坏党的权威帮帮忙 谢啦

楼上几位，说实话，中国问题毁就毁在你们这些人的身上。不懂还在这瞎嚷嚷！
这是道法理学的论述题。建议楼主去买本张文显的《法理学》看看。里面有专门的论述。

下面是一篇论述，你可以看看。
一、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人民实现法治的核心力量
法治是与民一密不可分的，而我国的人民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得来的；可以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天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也就没有今天谈论社会主义的法治问题的前提。

进一步说，要解决法治问题，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有人认为，要搞法治就不能强调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只搞一党执政。这是套用西方多党制或两党制模式来评价我国走向法治的一种看法。

我们说，法治离不开民主，而民主是统一或集中社会（群体）意志的一种途径和方式，不管民主的模式有多种多样，在国家政治领域它离不开阶级性和一定历史规定性。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成分构成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它的国家善于把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或个利益结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意志和全民族的合力，排除一切外来的干涉的内部的分裂现象，稳步推进现代化建设。为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由具有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富有远见卓识和坚持战斗力的共产党来执政，共产党也必须成为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是任何其他性质的政党所不可替代的。根据原苏联、东欧的历史教训和对一些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政局动荡现象的考察（参阅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如果认为发燕尾服政治多元化或多党制注定成任何法治国家《不分社会制度和国情差异》的一个要素，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它可以成为特定的（不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一种（不是唯一）形式，但绝然不适宜用于社会主义制度。

现代国家的政治，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政治政治。但政党领导和法治的关系，西方国家和我们很不相同。如果说，在西方，法治社会形成于政党政治产生之前，西方政党政治对法治生活的形成和发燕尾服没有显著影响的话；那么，在我国，人民历史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带领自己争得民主，走社会主义道路，从而走向法治走向现代化，这是无可替代的。在我们这样一个摆脱了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和帝国主义列强殖民、半殖民统治的后发达国家里，只有依靠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最大限度地集中使用人力物力资源迅速发展生产力；同时，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但是，我们党对法治的认识离不开历史，也不能超越于时代的条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和法治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留待后人填补的一个领域。由于历史原因所形成的过于集中的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和相应的政治体制，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历史经验，根据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确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治法律观点和法律体系作了相应的调整，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使我国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优越性和活力也正在更好地发挥出来。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发展完善的源泉所在。

社会主义民主制的完善不能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就是使民主上升为法治。用厉行法治保障民主的发展，用发展民主促进法治的强化，实现民主法治化。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制度在现代化建设和经受各种考验的新形势面前，才能够真正具备长期稳定的自我巩固和自我完善的调适能力。要实现这关键一步，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已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法治方向，十多年来党一直沿着这个方向领导人民和政府为实现民主法治化，正在积极创造健全的法制条件和良好的法治环境。最近党和国家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针，为迈向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总之，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核心力量，当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决定性力量。

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和建国初期倡导

的民主法治精神，以及建立的政治制度

和政治原则、方针，为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法治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有人认为，我们共产党过去不主张搞法治而搞的是人治。这是一种误解，是对党还缺乏历史的、本质的认识。诚然，党在反右派斗争以后一段时间里，指导思想出了偏差，最后发展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党内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这个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教训应当永远记取。可是，这毕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途程中的一个插曲。老实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封建专制主义和人治传统影响根深蒂固的国家里，建设民主法治社会谈何容易！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沉痛的教训，也就不可能很快出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走向法治的大转折。我们应当辩证地历史地评价党的领导与民主法治精神相一致的关系。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奋斗目标和理想信念，是与争取人民的解放、人民的幸福和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根本上说，党的领导同民主法治精神是完全吻合的。

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根据地人民政权建设中，就一贯重视建设民主制度和传播民主精神。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几个不同时期，都制定了革命提根据地宪法性文件以及有关法律制度。毛泽东同志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强调把红色政权建立在“工农兵代表会”的民主制度基础上。如果说，井冈山红色政权是民主制的雏形；那么，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建立“三三制”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同时，人民共和国的宏伟蓝图和“由全国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民主集中制的政府”组织形式，也早在延安时期由毛泽东同志精心设计出来了。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人民政权的建设，不仅保证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而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法治作了准备。

自觉接受人民监督，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思想。毛泽东同志回答黄炎培养等人所提如何跳出“人亡政息”周期率问题，说找到了一条民主的新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思想。这是法治精神的一个基本着眼点，与人治是不相容的。当然，它的有效程度还取决于用法律制度规范和约束政府权力的机制是否完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不仅造就的民主精神、民主作风和民主的工作方法等已经形成了优良传统，而且创造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一整套治国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原则、方针，主要的如：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最高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原则与制度，民主管理、群众监督和基层自治原则与制度，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根本方针，等等，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三、法治是执政党领导者方式转变的必由途径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领导方式也必须相应地转变。对“执政”，首先应明确它的主从关系，才能理解如何“更好支持和领导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内涵。从这个根本点而言，应毫不含糊地确认党的一切成员都是人民的“公仆”。那种“打江山、坐天下”的封建思想与人民公仆的意识是格格不入的。早在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就谆谆告诫全党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和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为了教育大家不要重蹈李闯王的覆辙，在他提议下，还新编了历史剧演给干部看。解放初期，共产党政治民主，作风清廉，受到人民的爱戴。然而，在以后的一段时期里，历史事实表明，革命时期积累的民主制度、民主精神，以及建国后一系列民主改革、民主建设，终究没有阻挡住传统人治影响的冲击，使社会主义发展遭到了严重挫折。从这段历史教训发现：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地位不相适应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没有切实地把人民民主上升到法治的高度。

转变执政党的领导方式，首先涉及到一个颇具影响的重要思想因素，即对“民主”概念的理解上，存在着一个“脱胎”的问题。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时期，民主，在宏观上，主要强调阶级民主，以团结人民推翻反动阶级夺取政权为目的，其内容包括动员工农群众，组织革命队伍，扩大统一战线，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开展阶级斗争和武装斗争等等；在微观上，是指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的民主，如提倡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发扬民主，开展批语与自我批评，等等，这方面，我们党创立了一整套制度，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由于革命战争环境所决定的军事化高度集中体制的要求，革命时期的民主特征基本上是向上型的，党的领导者处于主体地位和支配地位，但险恶的战争环境和瞬息万变的形势变化，驱使领导机关和领导者又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人心向背，是决定革命成败的根本因素。而民主作风的状况，又是人民群众对党的抉择与认识的重要标识。这一类的民主对权力的作用，主要通过理想、伦理、政策、纪律引导，建立在高度自我约束和实践效果检验的基础上；但领导权力实际行使中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

到了建国以后，党处于执政地位，人民当了国家主人，特别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进入建设时期，民主的概念发生了新的演变。在新时期，宏观上的民主是指以人民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人民共和国就是民主的象征；在微观方面，民主，主要指公民民主，体现为公民权利得到切实的、有效的保障。而作为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的民主，仍然十分重要，但相对处于从属的地位。因而建设时期的民主，亦即现代民主，是属于向下型的民主。这一类型的民主仍具有阶级性。

考察上述两类不同时期的民主概念，可以引出这样一个认识：只有现代民主才是建立现代法治的基础；也只有上升为现代法治，才能够确保和促进现代民主的发展。而革命时期的民主，适应于高度集中的体制；它对建立现代法治虽在初创阶段可以起到一定的促成作用，但当现代法治初具雏形后，就会因某些客观因素和主观上的传统习惯势力的掣肘而踯躅不前，如果不能坚决有力地排除种种阻力，加快民主法制建设步伐，共和大厦的法治建筑在骨架隆起后会成为旷日持久的“胡予工程”。在革命时期的民主概念支配下，不仅维护着向上型的统治格局，而且把“群众运动”也作为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沿袭下来。事实证明，它容易破坏民主和破坏生产力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至于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的民主，表现为：一种是属于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是权力运行的一些基本原则；另一种是属于伦理性质的民主，对权力握有者具有一定的自我思想的约束力。这些都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对做好领导工作都是不可或缺的。但由于这类民主仍属于向上型的，比较侧重于为统一集中的领导工作所操作，基本上适用于管理领域的需要。它只有与现代民主结合才能上升为法治或纳入法治轨道，也才能保障它不被人治所冲击、所扭曲。

为适应现代化建设，转变执政党的领导方式，我们应当首先充分理解“民主”概念演变的时代内涵。用现代民主的概念，去理解现代法治对规范和制约公共权力的重大意义。执政党领导方式，应当也必须从过去领导革命和坚持阶级斗争为主导的时期发展起来的传统方式，转变到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现代方式，也就是引向民主法治化的领导方式，在党领导下，建立一个良好的、稳定的法治秩序。

执政党领导方式转变的关键一环，在于正确处理好党和国家的关系。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相当长一段时间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邓小平同志指出，这种现象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形成的，而且“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这种“个人领导”，无疑是一种人治现象，它首先损害民主集中制和党委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制等政治原则；同时又使党的工作与政府工作和各项社会工作混为一体，以党代政，包揽一切，在党和政权机构内部形成家长制作风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导致严重妨碍了政府依法行使职权，严重地疏离了人民群众，也严重地消弱了党的领导和党自身的建设，这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向法治方向逐步发展完善是背道而驰的。

处理好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经历痉的逆境中苦苦求索、殷切期望的意向。谨举二例：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批驳陈伯达错误言论的文章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党是领导而不是代替，是通过而不是直接……如果是代替（包办）而不是通过，即是党直接代替或包办国家一切行政事务，这必然会失去党的领导和监督作用，也将失去先锋队同一切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的战斗作用。党政不分的混乱概念，不仅降低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而且将推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对党的监督作用。”张闻天同志在“文革”中失去人身自由的逆境下，还在潜心研究“正确建立党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党领导国家，但它本身不是国家，”“党不能超过国家，高踞于国家之上”。这些话真是字字千金。对于我们今天探讨执政党领导方式转变与改善问题，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和指导意义。他们认为，党领导国家而不应本身成为国家，否则就解决不好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如果形成党高踞于国家之上，或者等同于国家，而国家又高踞于人民之上，这样，党的领导就会受到削弱，就不可能保证国家接受人民的监督，使国家“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马克思语），与社会一致起来。

由此可见，党对国家的领导和监督，必须通过和运用法律制度这个中介；这样，党和人民就息息相通了。党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融于一体，上升为国家意志（即法律），来规范和约束政府权力的运行。而政府执行国家意志，具有了合法性的权威，不仅是受人民监督约束下的责任政府，而且由宪法、法律授予它相对集权和相对独立的职能和权利（权力），以适应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主张党政分开和党不能高踞于国家之上，实质上是为了保证把国家的权力交给人民。这是实行法治的先决条件。

党章所载“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法治原则，也是把执政党领导方式纳入法治轨道的基本依据。党和国家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功能。党的体育场主要是政治领导，即在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集中全国人民经验与智慧的基础上，制定和完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国家权力机关按法定程序使之上升为国家意志（法律）；向国家机关就重大政策问题和主要领导的人选提出建议；教育和监督全体党员模范地贯彻党的政策和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党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发号施令，只能通过立法机关和政府进行领导。执政党的领导权不能大于“法”。维护宪法、法律的尊严与权威，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原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体现了党领导，由此党的领导方式必然要实现由过去主要和直接依靠政策治理国家向主要和直接依靠嫠治理国家的转变。

根据“权力约束权力”的法治原则，执政党领导方式的转变，应着眼于如何把我们党和政府一贯奉行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的宗旨，具体化、规范化为以法律为制约机制的新型的权力关系。要完善民主型的法律制度和法治机制，合理地规范党政关系、党群关系和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等关系，尤其要着眼于建立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政府（包括立法、司法、行政、监察和法律监督等部门）各种权力的合理配置结构和相互配合、相互约束的制衡关系，设立科学的决策程序和人珞选拔、荐举、弹劾与更替等程序，以及加强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基层自治和人民政治协商制度的法律化、规范化等等，从而保证正确地运用和有效地控制权力，克服人治弊端，防止权力失控与权力腐败。

总之，要在党的领导下，为确保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切实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向下型权力结构，包括法治型的政治体制，实现规范权力运行的法治化，保证贯彻依法治国的方针，使严格的法治秩序建立起来，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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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为何秦以法治国，汉以道治定天下，而宋以儒治国而灭

因为古代的封建王朝本来就是有所谓的“生存周期”的。秦朝任用法家压榨天下百姓，最终短短十五年就走向了覆灭；汉代任用黄老之学治理国家，也不过持续了短短三十年而已，此后，就是“独尊儒术”的时代了。

我们都知道，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不休，中原可以说战火纷呈，无数的英雄豪杰接踵而起；当此乱世，思想界也迎来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大繁荣，史称“百家争鸣”运动，这个时候，儒家，法家，道家等显学先后应运而生；

当然不可能，封建王朝本来就是有一个生存周期的，他们灭亡的这口黑锅，不论如何都不应该扣在儒家的头上。

『肆』 法家的治国之道

为了适应新的政治形势，法家提出了新的治国之道，他们自以为是立于不败之地的。照他们所说，第一个必要的步骤是立法。韩非写道：“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难三》)通过这些法，告诉百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法一经公布，君主就必须明察百姓的行为。因为他有势，可以惩罚违法的人，奖赏守法的人。这样办，就能够成功地统治百姓，不论有多少百姓都行。
关于这一点，韩非写道：“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显学》)
君主就这样用法用势治民。他不需要有特殊才能和高尚道德，也不需要像儒家主张的那样，自己作出榜样，或是通过个人的影响来统治。
可以辩论的是，像这样的程序也并不真正是愚人就可以做到的，因为它需要有立法的材能和知识，还需要督察百姓的行为，而百姓又是很多的。对于这种反对意见，法家的回答是，君主不需要亲自做这一切事，他只要有术，即用人之术，就可以得到适当的人替他做。
术的概念，饶有哲学的兴趣。它也是固有的正名学说的一个方面。法家用术这个名词表示的正名学说是“循名而责实”(《韩非子·定法》)。
“实”，法家是指担任政府职务的人。“名”，是这些人的头衔。这些头衔指明，担任各该职务的人应当合乎理想地做到什么事。所以“循名而责实”，就是责成担任一定职务的人，做到该职务应当合乎理想地做到的一切。君主的责任是，把某个特殊的名加于某个特殊的人，也就是把一定的职务授予一定的人。这个职务的功能，早已由法规定了，也由其名指明了。所以君主不需要，也不应该，为他用什么方法完成任务操心，只要任务完成了，完成得好，就行。任务完成得好，君主就奖赏他，否则惩罚他，如此而已。
这里或许要问，君主怎么知道哪个人最适合某个职务呢？法家的回答是，也是用术就能知道。韩非说：“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韩非子·二柄》)照这样来处理几个实际的例子，只要君主赏罚严明，不称职的人就再也不敢任职了，即使送给他也不敢要。这样，一切不称职的人就都淘汰了，只剩下称职的人担任政府职务了。
不过还有这个问题：君主怎么知道某个“实”是否真正符合他的“名”呢？法家的回答是，这是君王本人的责任，他若不能肯定，就用效果来检验。他若不能肯定他的厨子手艺是不是真正好，只要尝一尝他做的肴馔就解决了。不过他也不需要总是亲自检验效果，他可以派别人替他检验，这些检验的人又是“实”，又严格地循其“名”以责之。
照法家如此说来，他们的治国之道真正是即使是愚人也能掌握。君主只需要把赏罚大权握在手里，这样进行统治，就是“无为而无不为”。
赏、罚，韩非叫做君主的“二柄”(同上)。二柄之所以有效，是由于人性趋利而避害。韩非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八经》)
韩非像他的老师荀子一样相信人性是恶的。但是他又与荀子不同，荀子强调人为，以之为变恶为善的手段，韩非则对此不感兴趣。在韩非和其他法家人物看来，正因为人性是人性的原样，法家的治道才有效。法家提出的治国之道，是建立在假设人性是人性的原样，即天然的恶，这个前提上；而不是建立在假设人会变成人应该成为的样子，即人为的善，这个前提上。

『伍』 关于法治的经典事例

清朝末期，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了臣民的义务和权力 中华民国建立时，颁专布了临时属约法，那是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对袁世凯的权利进行了约束。还提出了五权分立，国民的权利等等。 在1922年，国民政府收回了部分关税自主权，在1943年完全...

『陆』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啥意思

字面意思：法律是可以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而好的法律是合理治理（国家）的前提。

这句话注重的是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

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开创了依法治国。

商鞅在秦孝公死后被追杀，他逃到秦国边界的一个旅馆却因为逃亡没带证件而无法入住，他问为什么，旅馆的人说是商鞅规定的，不登记证件而住宿是要被处罚的，所以他宁愿不赚这个钱也不让商鞅住宿。当时的国家治安良好，百姓富足，正是因为法制的推行。

汉文帝就是一位不以个人意志破坏法律规定而“循守成法”的皇帝，坚持黄老之学“赏罚信”的思想，主张严格执法，即使皇帝也只有“执道生法”的权利，而不得犯法，所以当时的百姓生活富裕而公平。

(6)法治亡国将亡扩展阅读：

运用法律的力量，提高公民的幸福感

一、科学立法

要真正反映广大人民的共同意愿、充分保障广大人民的各项权利和根本利益，通过召开听证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设立意见箱来建立人性化的广泛参与机制；要具有前瞻性，预先考虑到未来的情况，以便更好的服务社会。

二、严格执法

完善工作制度、考核制度，建立长效机制；提高执法人员队伍素质建设，加强自律意识，进行入职培训，定期交流。

三、公正司法

加快司法体制改革，做到司法独立，诚信构建阳光司法机制，严格执行诉讼程序，强化内外监督制约，对裁决结果、司法程序进行强有力的监督。
四、全民守法

行动上尊重法律，重视法律，积极响应普法政策。将法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推动全社会树立法制意识。

『柒』 秦二世用法治思想治国为什么这么快灭亡

对六国贵族处理的太仁慈，再一个每次大分裂后的大一统的朝代都长不了。比如：上古部落联盟后的夏朝（夏朝其实三代就亡国了：启，太康，仲康。后来的少康复辟，但少康是谁的种那可说不清了） 春秋战国后的秦朝（二世亡国） 汉末三国后的西晋（二世南迁） 南北朝后的隋朝（二世亡国） 唐末五代十国后中国未能完成统一（宋，辽，金其实是割据政权） 所以大分裂后的大一统通常都不长久，这是历史规律。

『捌』 法制与秦朝速亡的关系

严刑峻法过于严苛秦朝是中国在历史上的唯一一个古典法制国家，他的法制制度在当时是十分完善的，秦朝发明的耕战制度一直到近代都有影响，但是，秦的灭亡从宋朝开始就说秦朝是十分暴虐的王朝，是暴秦，这与当时的秦朝制度也有关系，因为当时在秦朝内当政的是法家为主，没有儒家，而且天下统一之后对于山东儒家势力进行了清洗（焚书坑儒），所以当儒家主政之后对于法家也是大力打压，对于法家主政的秦王朝自然也视为眼中钉，极力贬低，其实秦王朝的税利并不高，董仲舒说秦王朝的赋税20倍于古，但是三皇五帝时期与战国时期的赋税能一样吗？我以为秦王朝的灭亡有两个原因，其一：突发的政变导致中央政权突然变形；其二：战国传统所形成的巨大社会惯性，导致整个社会迅速的全面动荡。突发政变是秦亡的直接原因，战国惯性是秦亡的基础原因。最后一句话：大秦王朝是中国的原生文明，纵观中外历史，有哪个文明会像中国这样如此批判自己的原生文明，西方的文艺复兴就是从自己的原生文明中汲取营养，而中国却将自己的原生文明仍在一边，对着外国的文明说这才是文明。用商鞅的一句话做结尾“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秦朝的制度完全是一种战争模式！天下一统后就应该实行仁政，但是这也是必然，任何事情一旦形成一种势就很难改变！特别是第二代皇帝又是一个废物！如果换成大王子继位可能又会不同，但是历史总是充满巧合！乱了几百年很难一下子就安定，秦朝成全了汉朝，曹魏成全了晋朝，隋朝成全了唐朝！当然不能说什么必然，但是都是和第二代继承人以及当时复杂的历史环境有关！不恤民，不养民，法律严苛，税利厚重，导致百姓容易走入极端反抗的道路对六国遗族太过放纵，公开活动反秦得不到遏制。秦朝首创中央集权制，法制过于严苛。最后激起民变。所以速忘。简单说就是不知体恤老百姓。

摘自网络网友，谢谢。

『玖』 依法治国有关的法制案例

凑合使吧，我也郁闷着那
表彰见义勇为 弘扬社会正气
来源: 泉州晚报(泉州)本报讯 勇敢跳入水中救人的61岁老人许福海，近日在鲤城常泰街道办事处获得鲤城区见义勇为工作协会颁发的5000元奖金。在表彰会现场，许福海在乡亲们面前感动落泪。在英雄家门口表彰英雄，鲤城区创新表彰会举办形式，既表彰了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的先进事迹，又在父老乡亲中广泛宣传，弘扬了社会正气。
据悉，近年来鲤城区先后涌现出了庄金坦、李小云、苏咏红、刘强、梁忠林、岳阳、张勇、许福海、林振东等一大批见义勇为英雄。鲤城区努力探索建立“政府扶持与多元募集资金相结合”的见义勇为资金保障机制。该区见义勇为工作协会多次组织开展“弘扬见义勇为，匡扶社会正义”为主题的为见义勇为事业献爱心募捐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企业家的踊跃参与。目前，共有41家企事业单位共捐赠了694000元。此款项在做好对见义勇为者的表彰激励的同时，还将解决他们因见义勇为行为而涉及的如康复治疗、抚恤等一系列社会保障问题。

『拾』 秦朝实行“法治”国家，为何百姓还哀鸣一片

治理国家不能只有法治，法治和德治并行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然而秦始皇到死也没有能够明白这个道理。秦国从商鞅变法之后，就开始使用严苛峻法来约束底层社会人民的行为。李斯成为秦国的宰相之后，更是使用法家的思想来治理国家。底层的人民只要犯了一点点的错误，就会受到很大的惩罚。这种严苛峻法在战乱的时代可以使用，但是在和平时期应该采取更为宽松的政策，让百姓得到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

汉朝就吸取了秦朝灭亡的原因。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就采用了宽松的法律，让百姓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刘邦采取了黄老之术，让底层社会的人们自由的发展。刘邦就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他能够很快转变角色，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这样的国策让汉朝迅速得到了人们的支持，为大汉王朝打下了牢固的根基，为汉朝的繁荣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