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评估报告2015

㈠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指数体系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指数体系
2015-12-22 10:11:27 来源：《财经》

中国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运作呈现出综合治理的特征，法律的适用也要考虑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的各种复杂因素，主要采取协调、摆平的方式，演化为一种调解艺术或者行政管理手段。综合治理方式势必倾向于功利主义，而不是个人权利的保障

□ 季卫东/文

2015年10月27日，在达沃斯论坛全球议程峰会的分组会上，世界正义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简称WJP）的执行主任波特罗（Juan C. Botero）把前些时公布的国际评估报告《WJP法治指数2015》赠送给笔者。

不出所料，对中国大陆地区法治水准的打分仍然很低，与2011年的结果相比甚至还有进一步下降之势。

根据2015年法治指数评估结果，中国大陆整体得分48，在东亚和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区15个国家中排序第13位，在全球102个国家中排序第71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香港特区整体得分76，在亚洲排第6、在全球排第17；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整体得分81，在亚洲排第1，在全球排第9。

中国正在强调依宪执政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针的落实，看到法治指数评估的如此结果，的确有一种讽刺意味，甚至令人感到难堪和愧疚，也有可能会在某些群体中激起抵触情绪。

WJP法治指数的可操作性

不得不承认，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标体系还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尽管“法治”的概念很难定义和测量，但这个指标体系经过研究、论证以及反复推敲，给出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表述，即法治的四项基本原则。

（1）政府及其官员和代理者以及企业、公民个人都可以在法律体系之下问责；（2）法律是清晰的、公开的、稳定以及公正的并被平等适用，法律保障包括人身安全和财产在内的基本权利；（3）法律制定、运用以及执行的过程是准入的、公平的以及有效率的；（4）称职的、有道德的和独立的代理人或者中立机构达到充分的规模、具备足够的资源、反映社会的需求从而能及时提供司法救济。

世界正义工程根据这样的工作界定提出了由九大构成因素和47个次级因素组成的法治分析框架。

主要内容是限制政府权力（包括立法、司法、监察对权力的制约以及公务员纪律、民主监督、权力依法转移等）、廉政（包括没有行政官员以权谋私、司法腐败、军警贪渎、立法不正等现象）、政府公开（包括公布法律和信息、知情权、公民参与、申诉机制四个次级因素）、基本权利（包括平等对待和无歧视、有效保障公民生命和安全、法的正当程序和被告权利保障、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隐私权、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劳动权等主要宪法性权利）、秩序与安全（包括抑制犯罪、减少民事纠纷、私人排难解忧不诉诸暴力等方面）、规制执行（包括政府规章制度的有效实施、政府执法没有不良影响、行政手续不被无理延宕、正当程序原则受到行政人员尊重、非经法定程序和充分补偿不得征收）、民事司法（包括民事诉讼的便民和廉价、杜绝歧视、廉洁、不受政府干预、不无理延宕、裁决执行力、法院外解纷方式的便捷及公正有效）、刑事司法（包括侦查的效率、刑事审判及时而有效、矫正和减少犯罪、刑事系统的公正和廉洁以及避免政府不当干预、正当程序和被告权利保障）、非正式司法（包括及时而有效、公正而避免不当干预、尊重和保护基本权利）。

按照上述法治的概念框架，世界正义工程再通过十个步骤来设计问卷，进行电话调查、网络调查或面谈调查并采集、分析数据。

2015年的法治指数报告对评估方法做了进一步改进，最突出的变化是扩大了政府公开的外延和内涵，把统计数据公开、信息质量、信息获取、信息更新都纳入视野之中；关于知情权的设问特别强调了获准的时限、信息披露的充分性、手续费的合理性等因素；关于公民参与的设问涉及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以及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导入申诉机制的范畴等等。这样就使得打分标准变得更加清晰和确定，当然也排除了某些似是而非的评价。

相比之下，中国有的地方或者部门推出的法治（司法）指数体系的很多评估标准或者设问内容是多义的、暧昧不清的，导致问卷答案和测评结果难免主观任意性较大。

社会环境影响制度运行

冷静地对照法治指数的评估指标和中国大陆地区的现状，可以说整体得分不高乃理所当然，根本就没有必要刻意辩解或掩饰，更不可通过提高分值的方式来营造虚假的法治面子工程。相反，我们应该以这样的低分为鞭策，有针对性地弥补短板，进一步加强法治国家建设。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体系已经完美无缺，毫无可以诟病的地方。

实际上，通过国家之间的比较可以发现，中国有些法治指标得分过低，是有悖人们日常生活体验的。这就表明，世界正义工程的测量标准的确也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主观性或者视觉上的若干盲点。

一般而言，法治指标体系的设立很难考虑不同的社会结构特征。然而社会环境势必影响制度的设计和运行，又不容人们忽视。在这里，存在方法论上的困境。

中国及其他特别重视家族团结和人际关系的社会，都具有网络化的结构特征。在网络社会，各种平面互动比较活泼、比较多样化，并在纵横交错的各种通道中传递着复杂的涟漪效应，甚至还有可能诱发混沌现象，因而某个指令对行为的影响很难进行单一维度的、确定的预测。

因此，法律也就很难采取“君临天下”的支配者姿态，而必须融化到日常生活的场景之中，在人们的互动关系中进行渗透，并逐渐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这就会使得行政过程势必嵌入很多政治化的契机，使得规范体系本身复合化、多元化，使得自组织机制发挥较大的作用，使得不同情境中的具体秩序互相交错和竞合，最后自然而然会演化出一个综合治理、辩证协调的模式。

由于网络社会存在很多结构上的空洞，需要借助权力来搭桥、整合，所以法律对权力的限制就变得比较困难。

网络社会很容易引起法律秩序的碎片化、特殊化，变成多层多样的，因此是集中而强大的国家权力、而不是统一的规则体系成为主要的整合机制。关系网造成的相对性、不确定性还会使得承包责任制以及对结果责任的严格追究成为最基本的秩序原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运作呈现出综合治理的特征，法律的适用也要考虑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的各种复杂因素，主要采取协调、摆平的方式，演化为一种调解艺术或者行政管理手段。

综合治理方式势必倾向于功利主义，而不是个人权利的保障。因此，严格适用规则的要求不得不放缓，“适当均衡原则”成为法律秩序的基调。法律实效也主要靠追踪性监控的方式来保障。这种状况设定使得透明化往往被理解为监控的可追踪性，民主参与也往往被理解为决策者对民意的观察、提前反应以及临机应变的调整。

中国的法治指标体系

因为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上述特殊的社会结构对法律运作机制的重要影响，所以测量出来的某些数值难免显得有些失真，与人们的感性认识不太一致。

由此可见，我们在解读这些调查资料时有必要把这些相关因素都考虑进去进行权衡，或者适当修改法治的概念框架和设问内容。

即使纯粹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体系也并非无懈可击。

例如仅就个人权利的司法保障而言，行政诉讼的原告申诉率和撤诉率、民事侵权诉讼的惩罚性赔偿和行政罚款之间的比例之类的客观数据对法治水准的评价是很重要的，应该适当纳入问卷调查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对法治指标体系进行适当的合理化改进，以使评估结果更准确地反映法律秩序的实际情况并能有效促进改革，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可行性。

在中国，各种计划指标和详细的绩效考核指标已经存在几十年，成为具有特色的治理手段；有些指标体系在不断改变实务状况，也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例如刑事案件破案率、公诉案件起诉准确率、上诉改判率、调解结案率等使得司法过程中的制衡机制在不经意间蜕变成了互相庇护、推卸责任的诱因。

一般而言，中国既有的法治指标分别发挥着设定管理的目标值、落实承包责任的抓手、对绩效进行考核和监测的工具性框架、对职能部门及其人员奖惩的具体依据等功能。

在法治指数体系方面，比较著名的有浙江省的余杭法治指数和司法透明指数（由钱弘道、齐奇、王朝霞等提出）以及2015年推出的司法文明指数（由张保生、张中、吴洪淇等提出）。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司法文明指数体系有意识地借鉴了世界正义项目法治指标的概念框架和评估方法，由10个维度（一级指标）、50个命题（二级指标）、97个赋值问卷题目以及190个变量组成。

仔细斟酌已经存在的各种中国法治（司法）指数体系的概念框架和调查方法，可以发现，在问题的清晰性、客观性以及关系合理性等方面还有不少有待改进之处。

也许我们需要在深入分析和整合的基础上加强与世界正义项目的交流与合作，一方面可以改进法治中国的目标管理和地方政府法治的绩效考核指标，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实际情况能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到法治的国际评价之中。

至少，需要学者、法律实务部门以及整个社会更加认真地对待法治指数，加强跨学科的研究和对话，并且努力克服一知半解、华而不实、急功近利等流弊。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

㈡ 国务院部门透明指数的法治报告

中国社科院发布法治蓝皮书，内容涉及司法政府透明度报告等，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在省级检院中透明度排名第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12（2014）》（以下简称“法治蓝皮书”）；内容涉及2013年查处的公职人员统计，对2014年反腐败行动障碍的预测，以及司法和政府部门透明度指数的报告。
虽然三大内容里提到了不少数据，但最突出的还是国家铁路局的透明指数为“0”；被查处贪官过半栽在了“59”岁；2014年两个月就查了腐败官员“79”个。
81个法院司法透明度的平均分为42.1分，及格率为18.5%。上海高院排名第一，最高院排在第21位。而在检察机关评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53分）表现优异，居2013年度全部测评对象之首，重庆次之；在省级人民检察院中，重庆（52.5分）则高居榜首。
省级人民检察院透明指数
重庆 52.5
湖北50
广东49
湖南44
山东42.5
不少法院不敢公开或滞后公开信息
报告称，有些法院对公开与稳定关系的认识还不到位，对群体性案件未能脱敏，不敢公开，认为公开影响稳定。同时，法院信息公开存在滞后现象。本年度预算和上年度决算以及“三公经费”公开也面临类似问题。法院联系电话的有效性也较差，与公众的互动渠道不畅通。
报告显示，公众旁听案件庭审的权利未得到有效保护。旁听是公众监督案件庭审最为直接的方式。可法院普遍对公众旁听权的行使设置门槛，如要求携带身份证，甚至要求联系主审法官；还有不少法院的工作人员对旁听事宜不熟悉，有的甚至直接拒绝公众旁听。
不少部门以落实保密规范自保。报告提到，在申请国务院部门公开人事方面信息的时候，项目组遇到众多部门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的情况。这些部门所依据的保密规范为《人事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该文件出台于20世纪80年代，已完全不能适应当前国家推行人事编制信息公开的政策和做法。 被查处贪官，“59岁现象”明显
据中纪委公开的数据，截至2013年12月，其2013年查处的公职人员中，共披露有123人的详细信息。其中，51岁至60岁年龄段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53.7%。而以往官员“裸退”就“平安着陆”的惯例正在被打破。
部分公职人员希望在离职前捞一把
蓝皮书指出，公布信息的123人中，有31名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调查。而这31名落马官员中，“59岁现象”明显。“59岁现象”是指公职人员在临近退休年龄之际，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贪腐的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室主任、《法治蓝皮书》主编、研究员田禾告诉记者，由于在职和退休待遇相差较大，部分公职人员具有心理落差。另外，“临近退休，部分掌握权力的公职人员往往希望在离职前捞一把。”
不少官员为晋升追求高学历
蓝皮书指出，被查处公职人员的最低学历为大专，最高学历为博士。其中，研究生以上60人，占48.8%。
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刘铁男，官方简历称其是经济学硕士、工学博士，还曾获名古屋市立大学“修士学位”，但后被指涉嫌伪造。在当前，确实也存在不少官员把高学历作为仕途晋升的砝码。
田禾表示，贪腐与受教育程度无直接关系，关键在于权力是否受到了有效的监督制约，是否有效防止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
腐败公职人员中厅局级官员最多
在被查处的123名腐败公职人员里，厅局级（含副职）人数最多，为70人，占56.9%；省部级（含副职）、县处级（含副职）位列第二、第三位。此外，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人民团体中涉案人员比例越来越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室副主任、法治蓝皮书工作室主任、副研究员吕艳滨表示，从实际权力结构来看，厅局级官员是公职人员中坚力量，其直接掌握着大量与市场和资源有关的行政审批权，权力如果不受约束，贪贿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被查处人员年龄分布
31-40岁1人
41-50岁21人
51-60岁66人
61-70岁13人
不详22人
被查处人员文化程度
大学（含大专） 36人 29.2%
研究生及以上 60人 48.8%
学历不详 27人22%
被查处人员所在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15人12.2%
党委 26人21.1%
政府 48人39%
人大 6人4.9%
司法机关 2人1.6%
国有企业 15人12.2% 两月查处79官员，裸官监管需加强。
根据中纪委网站披露的数据，进入新的一年，反腐势头依旧未减。2014年至今，仅两个月的时间，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就公开了约79名公职人员被查处的信息，涉及18个省份。但蓝皮书专家组认为，2014年，反腐败仍然会遇到诸多障碍。
由于中国相关的法规和管理体制尚不完善，加上中国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引渡、罪赃移交等方面存在制度差异，使得腐败公职人员外逃后能够得到某种庇护。田禾表示，需加大对“裸官”以及其他可能外逃公职人员的监管。摸清裸官的数量，加强裸官监管，要求其申报海外资产；要加强公职人员出入境管理，防止公职人员的非正常出境。
田禾指出，有关部门在2013年底就出台了申报海外资产的规定，将对贪官隐匿财产、规避制裁是一个沉重的打击。2014年还将明确财产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的途径。此外，网络将继续成为反腐败的重要渠道。
蓝皮书预测，2014年继续对腐败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并将就如何进一步巩固反腐败工作的成果，研究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的体制机制。田禾分析，随着中央惩治腐败力度的不断增大，持续推动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的加快形成。

㈢ 单位如何出具评估报告的意见

评估报告，一般是指评估师根据相关的评估准则的要求，在履行必要评估程序后，对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特定目的下的价值发表的、由其所在评估机构出具的书面专业意见。

需要专门的会计师事务所才能出具。

㈣ 司法所申请社会调查评估报告同意缓刑,法院会判缓刑吗

司法所申请社会调查评估报告同意缓刑，能不能判缓刑，还要由法官根据具体案情来看，这个只能作为一个法官宣判时的一个参考依据。

缓刑适用于3年以下有期徒刑（数罪并罚时决定执行的有期徒刑刑期到中期的情况下，若其中一罪有判处缓刑的量刑，应附加吸收原则，使缓刑不再执行），中期和长期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累犯、犯罪集团首要分子，不适用缓刑。另：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通常称为“死缓”，是收监，注意区分。

根据刑法第76条，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如果没有本法第77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

第77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缓刑，对新犯的罪或者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刑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第69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20年。如果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或者违反人民法院判决中的禁止令，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

(4)中国法治评估报告2015扩展阅读：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4种情形一般不适用缓刑

2007年4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的新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适用缓刑情形予以规范，以列举的方式进一步明确：四种情形一般不适用缓刑。

根据这一司法解释，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符合刑法规定的缓刑条件的，依法适用缓刑。但是，司法解释同时明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适用缓刑：因侵犯知识产权被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侵犯知识产权构成犯罪的；不具有悔罪表现的；拒不交出违法所得的；其他不宜适用缓刑的情形。

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适用缓刑

刑法修正案八修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4条规定：“对于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适用缓刑。

㈤ 法院的评估报告仅做参考不承担责任对吗

法院是审判机关抄，自己不做评估报袭告。案件审理中，需要进行资产评估或其他鉴定的，由当事人或法院对外委托有资质的资产评估或司法鉴定机构进行。评估被告只是一个证据，供法院参考。当然，只要评估被告合法有效，当事人也无证据推翻的，法院会采纳的。
至于评估机构是否承担责任，要看评估机构是否依法办理受托的事项。如果评估机构违法办理，评估被告可能不被法院采纳，评估费用也应该退回，其主管行政机关或行业自律组织会对其进行惩处。

㈥ 2015形式与政策法治中国论文1500字

建设法治中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宪法法律具有最高地位和最大权威的中国；是全体公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中国；是政治清明、经济富强、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的中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点有六：高层领导的政治决断和信心；着眼科学民主立法；着眼保障法律有效实施；着眼保障司法公正；着眼用制度规范和约束公权力；着眼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建设法治中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在中国的推行具有重要意义。
（一）法治是保障公民权利奠基石
法治以维护公民权利为宗旨，以限制和规范国家权力为要义。法治不仅要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而且要维护公民的各项民事权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现实中各种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仍时有发生。只有有法必依，坚持公正司法、规范行政行为，让政府真正依法行政，才能保证公民权利不受侵犯。
（二）法治是市场经济的护航员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主体需要法律确定其地位，保障其权利；市场经济的各种活动需要法律来规范，各种矛盾需要法律来解决；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需要法律来确认；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需要法律保驾护航，离不开法律作用的充分发挥。没有法律和法治，就没有市场经济。确立了法治国家的目标，有利于全社会名正言顺地开展法制和法治建设，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法治环境。
（三）法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阀”
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任务艰巨。在此背景下，强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稳定，尤为紧迫和必要。在此方面，法治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四）法治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神
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实践中出现的分配不公、劳动者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因行政权力产生的“暴利”、利用垄断地位产生的“暴富”等问题，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规则的缺失或者是对现有规则的漠视。社会公平是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目标，而公平正义只有通过法治的途径才能实现。
（五）法治是实现中国梦的助推器
仅仅是GDP的提升并不等于民富国强，中华民族的复兴、国力的富强，人权得到尊重，人民享受着良好的治安、优美的环境和健康的饮食的“中国梦”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把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
二、我们需要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中国
建设法治中国，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法治中国。建设法治中国决不是一句时髦的口号，而是有着十分丰富内涵的真实目标。择其要者，下列三个特征构成了法治中国最基本的要素。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宪法法律具有最高地位和最大权威的中国。这是法治中国最典型的特征。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全体公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中国。这是法治中国最坚实的根基。建设法治中国，应当让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成为全社会奉行的基本准则，让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得到严格落实，让人权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让每一个人都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政治清明、经济富强、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的中国。这是法治中国最重要的使命。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建设法治国家就是要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治支撑和保障，让人民民主更加充分和健全，让经济发展更加健康和有序，让社会运行更加稳定和和谐，让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让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与法治中国相伴而行。
三、我们应当怎样建设法治中国
党的十八大报告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十六字方针，堪称新时期中国法治建设的指南针。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点有六：
（一）高层领导的政治决断和信心
任何权力规范和约束都应该也只能是自上而下进行。政治家要有倡导和推行法治的决心和信念，运用足够的政治智慧，能够厉行法治、自我限权、带头守法。
（二）着眼科学民主立法
立法是法治建设的前提。我们立法建制，最根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切实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理念，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于每一部法律法规制定的全过程。要使立法真正符合人民意愿，完善科学民主立法机制，创新公众参与立法方式，认真倾听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声音，广泛集中民智、汇聚民意。要使立法真正立足客观实际，从改革发展稳定最突出的矛盾入手，从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研究和决定该立哪些法、怎样立，该制定哪些制度、怎样制定。要使立法真正解决实际问题，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切实增强每一部法律法规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着眼保障法律有效实施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更加紧迫。因此，我们要在继续加强立法工作的同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一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二要坚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国家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办事，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三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的重要职权，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行的重要职权，确保各国家机关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四是要改革现在的绩效评价体系，建立一套以法治为重要指标体系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即“法治GDP”，保证法律的实施。地方政府领导干得好不好，能不能得到重用提拔，关键要看他是不是有法律意识，是不是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一旦建立起法治作为重要指标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法律的实施就有了保障，法治中国建设才会更加顺畅。
（四）着眼保障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反映社会的文明程度，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保障。要实现司法公正，必须树立现代司法理念，推进司法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1.树立司法独立理念
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础。现在如何认识我国的司法独立，学术界争论颇多。有的主张西化式独立，有的主张逐步独立等等。笔者认为，在当前不能离开我国的政治制度去谈独立，而要符合我国的国情。一是要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必须明确党对司法的领导主要体现为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而并非是具体业务和工作的代办与干预。二是规范和完善人大司法监督，高度重视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新闻媒体的监督。三是改革现有司法人事与财政制度。现行的司法管理体制是各级司法机关的人事权、财产权受制于当地党委政府。要从根本上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就必须进行司法体制改革。首先可考虑基层、中级法院法官由省级人大任命，高级、最高法院法官由全国人大任命，任命后即由最高法院统一管理的方式。其次，必须改变地方政府把持司法财政权的现象。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是将法院的经费独立出来，单独列入国家预算。为此，有学者建议应当吸取历史的教训和其他国家的经验，重视司法经费独立对于司法公正的重要意义。四是正确处理好上、下级法院间关系，确保下级法院独立办案。上、下级法院并非行政领导关系，而是监督、审级关系，不同的审级设置是为确保当事人上诉权的实现，确保司法公正，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指示、批示，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事先请示，都有违司法独立原则，应予根除。
2.大力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尤其是法官队伍建设
司法工作的生命力在于司法公正。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法官的素质是司法公正的根基，高素质的法官是司法公正的先导。一定要提高法官的道德修养，提高法官的业务素养，提高公正司法能力。
（五）着眼用制度规范和约束公权力
当今，许多法律得不到真正执行，公权侵犯私权的情况屡屡发生。如果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就会是恣意妄为的猛兽，就会祸害社会。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笼子有哪些？第一个是民主的笼子，通过统一的程序规则约束公权力的行使。特别要通过立法和制度建设对地方党政一把手的权力加以更加严格的硬约束。因此应当尽快制定《行政组织法》和《行政程序法》等法律法规，为各种行政行为提供最基本的权力边界和程序规则，防止决策机关规避程序法滥用决策权，确保每项权力都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第二个是法治的笼子，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不仅要求行政机关根据法律和法律的授权制定规范；不仅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必须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还要求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凡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都必须积极履行，不能失职，不能不作为。同时，履行法定职责，必须依据法定程序。第三个是监督的笼子，通过公开约束规范公权力。应当进一步扩大信息公开的范围，将领导批示、指示及一切行使权力的表现形式纳入信息公开的范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党务、政务、司法、公共事务的信息公开，通过公开约束规范公权力。要创造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条件，拓宽民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决策权的渠道，充分利用现代新兴媒体监督的便利，实现对公权力行使的全时空监督，惟其如此，才能让所有官员在法律面前不越雷池半步，防止权力滥用和失控。
（六）着眼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法治中国就是大家都尊法守法。
只有当法律成为国民必须信仰与敬畏的规则时，人们才可能在这条规则的底线上行走，道德才不会失守，底线才不会被击穿，秩序才不会崩坏，公平正义才能让人有所期许。也只有全社会都把法治当成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法治中国才会形成。因此要把“促进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作为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目标。一是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法治培训。让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这无疑是对整个社会法治精神的引领和提升。二是要深化对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建设法治中国，人民群众是基础力量。要在全社会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让广大人民群众懂得依法按程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矛盾纠纷，自觉履行法定义务，为构筑法治中国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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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 厦门、青岛、大连、杭州、桂林、大理。哪座城市最适合居住

厦门（Amoy），位于台湾海峡西岸，南接漳州，北邻泉州，东南与金门岛隔海对望回，在两答岸敌对期间曾经炮火连绵。公元282年置同安县，属晋安郡，1933年设市。厦门由厦门岛、离岛鼓浪屿、内陆九龙江南岸海沧半岛集美半岛翔安区以及同安等组成，陆地面积1699.39Km²，海域面积300多平方公里。厦门的主体—厦门岛南北长13.7公里，东西宽12.5公里，面积约128.14Km²。厦门是中共最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经济特区之一，当前厦门在两岸金融、东南国际航运、对台贸易、两岸新兴产业等有着重要地位。厦门也是现代化国际性港口风景旅游城市，拥有5A级景区——鼓浪屿。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赞美厦门为“东方夏威夷”。2015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厦门以总分752.15分获得前10名。

㈧ 当事人在司法评估中有权要求评估公司在评估报告中出具估价技术报告吗

评估机构是第三方的中介机构，对所做的评报告是采取真实客观的行为进行评估，是不会受到任何外界环境的影响。

㈨ 法院打官司,以前的房屋评估报告有效力吗还是需要法院重新委托司法鉴定

评估报告是有使用有效期限的。在规定的期限内是有效的，如果对方不认可提出要求重新评估，法院会挑选与原被告双方没有利益关系并经双方一致认可的评估机构重新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