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人治的矛盾
1. 法治与人治存在那些主要区别
(一) 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区别。什么是法治?什么是人治？所谓法治，最基本的特征是法律能够约束国家权力。即当法律与当权者个人的意志发生冲突时，法律高于当权者个人的意志，法律能支配权力。“法律就是国王”。所谓人治，最基本的特征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权力支配法律。“国王就是法律”。人治与法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法大于权，还是权大于法。
(二)“法治”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有法则治，无法则乱，是不证自明的规律。纵观当今世界，法治国家不断增多，人治国家不断减少，人类社会由“人治”走向“法治”是历史的必然。正如古希腊法律思想家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所讲：“如果一具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
(三)依法治国将是中国走向辉煌。法律在国家治理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法治”的根本标志。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实行的是人治。“法自君出”，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法律在国家治理中从属于皇权。这种封建专制，曾给中国广大的劳动人民带来过深重的灾难。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法治的建设没有足够的重视。再现过以政策代替法律，以领导人的言论代替法律，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怪现象。以致最终酿成了“文革”那场全国性的大动乱。历史的经验证明：如果实行权大于法，法律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就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和不幸；如果实行法大于权，国家和民族就会有希望。一个反对法治崇尚人治的政党容易产生腐败，一个反对法治崇尚人治的国家只会衰亡。党中央曾强调指出：中国将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发展之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符合人民的心愿。这将是中国走向辉煌的一条光明之路。
2. 如何看待企业人治与法治的矛盾
人类社会有主体的主观需要（首先是衣食住行，然后是精神文化）与现实客现（不内能满足主体主观需要）之间容的这一人类社会最基本矛盾，人类社会在克服和解决社会的基本矛盾时形成了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运动：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这个矛盾运动中，由于各个国家地理、气候、人口诸条件不同，历史发展也不同，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差异，因此各国会产生千差万别、各不相同的社会重要矛盾。本文从矛盾的对立统一两个层面，揭示当前我国社会法治与人治的矛盾，并阐述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中，我们要努力做到“一树立，二构建，三实施”的目标。
3. 法治与人治的区别是什么
所谓人治，就是按照人的意志及其对利益的要求来行事的。这是人治的广义概念。但人治有少数人的人治与多数人的人治之分。少数人的人治是按照少数人的意志及其对利益的要求来行事的。这种人治，类似我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人治。按照少数人的意志及其对利益的要求制定的制度，就称之为少数人的法治，这种法制，类似我国封建社会的君主政治。
“法治”与“人治”的本质区别在于国家权力是否严格依法运作.法治国家要求树立“法大于权”的观念,创设“法大于权”的制度.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把民主与法治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逐步清除“人治”和“权治”等遗留下来的不良影响。具体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法治”与民主相容,“人治”与专制相合。“法治”是与市场经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一种治国方式.现代民主政治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法治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人治”是与自然经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一种治国方式,君主专制是人治国家的主要统治形式.在人治国家中,一切人只服从拥有权力的人及其意志。
第二,“法治”强调“权自法出”,人治强调“法自权出”。“法治强调权自法出,即所有的公共权力都应当具有合法性根据,没有合法性基础便不得行使任何权力,即使人们在法律之外行使了相关权力,也不发生法律效力.‘合法性’这个概念可以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其一是政治哲学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讲,它与合理性概念有内在关联；其二是法学上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事实上,它所讲的就是合法律性.”
第三,“法治”强调“法大于权”,“人治”强调“权大于法”。“法治”强调一切公权力都应当服从法律,法律是最高的公共理性,也是公权力的产出之所.没有法律根据的一切权力均为非法.即便是紧急状态下政治权力的运用也要遵循依法行使的原则.[vi]所以,以法律为治的治理活动服从既定的规则,而不取决于统治者头脑的一时聪明或其他什么智慧.这种治理方式可以免受统治者个人的性情及好恶的影响,防止政治权力的滥用和个人独裁的灾难。
“人治”是最高统治者不受法律约束的“权治”.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大于法律.谁拥有国家权力,谁就主宰国家和民众.在人治国家,官本位观念盛行,人们普遍地崇拜权力,漠视法律.因为掌握政治权力是发财致富、光宗耀祖的一条捷径.正所谓“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中国古代自汉武帝以后的历代皇朝尊崇儒学,倡导“以德治国”,隋唐以后还采用了科举考试.但是,“人治”的“家天下”罗织了巨大而又严密的权力关系网,法律和道德在权力的冲击下荡然无存,其结果是官场政治黑暗腐朽,贪官污吏大行其道.所以,中国古代历代皇朝始终跳不出“政权兴亡的周期率”。
第四,“法治”强调法律至上,“人治”强调领袖至上。“法治”强调法律至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和任何其他规则相比较,法律在治理社会活动中,在规范人们交往行为中具有至上性和首选性；其二是与任何组织和个人相比较,法律是至上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服从法律.”因此,法治国家要求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普通公民一样遵守法律.
“人治”强调的领袖至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掌握国家权力的领袖的意志高于法律,他可以一言立法,也可以一言废法；其二是掌权国家权力的领袖决定国家的重大事务.他依靠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整个社会并使之得以执行。
4. 法治和人治有什么区别怎么样结合的
法治与人治有三大区别：
法治与人治区别一：法治是多数人之治，法律是大家合意回的表示，全民意志答的表示；而人治是一个人的意志，凭批示。如古代帝王经常凌驾于法律之上，仅靠皇帝一个人的意愿来决定。多数人之治和个人之治，都是治理，但意志来源和代表性不一样。这是法治和人治的最重要的区别。
法治与人治区别二：事先之治还是事后之治。法治是按照事先建立的法律规则进行法律适用，“十二铜表法”，“商鞅立信”，都是事先立了规矩，向社会宣告颁布，令出必行。包括立法者自己，也要坚决遵守，这都是事先立法。而人治是事后立规，便宜行事。发生事件之后，再随机出台处理原则，随势而为，政策治国，跟着社会状况，随时变化。
法治与人治区别三：是理性之治，还是运动之治。法治是将矛盾带上法庭，理性管理国家。让国家按照秩序，以法治的渠道来解决，稳妥而恒定。而人治是搞运动，像到处游行，把嫌疑人拉到广场上宣判，公开处理，一下子从重打击，一下子从轻放过。我们强调法治，就是要限制那种不受制约的随心所欲的权力。即将权利关到笼子里面。
5. 谈谈你对法治和人治的看法
人治是社会发展地下的标志，在人治的状态下，人民不会得到真正的公平与正义。
法治是人治的进级专阶段，是更高的形态。他的达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但是根据法律强制性的转变，法治阶段我认为还能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是低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法律中再也没有人为的因素，初步体现出公平、正义的要求，是优秀的。人们在法律的规范下，自觉的进行着自己的社会行为。可以说，这个阶段，法律的强制性仍然是从外部去规范人们的行为。
第二个是高级阶段，法律已经融入道德之中，人们在进行社会行为时，自发的、下意识的从内心产生合法的评价。法属律的强制性从外部规范人的行为转变为了人们在实行行为前的带有强制性质的内心评价。
个人粗浅看法，尚未成熟，请指证。
6. 谈谈对法治和人治的看法
很多书上已经有的我就不谈了，我来说下我最近听老师讲的和看书的一个内比较新颖的容观点。法律最终都是要被人实施的，所以法的实施离不开人治，因此不能把法治和人治绝对的对立起来。区分法治和人治最主要的是看是由法律起决定性作用还是由人起决定性作用。人治更多出现在古代君主专制时代。
7. 法治与人治的区别主要有哪些
法治与人治主要区别是个人意志与法律权威孰高孰低。
法治与人治有三大区别：
法治与人治区别一：法治是多数人之治，法律是大家合意的表示，全民意志的表示；而人治是一个人的意志，凭批示。如古代帝王经常凌驾于法律之上，仅靠皇帝一个人的意愿来决定。多数人之治和个人之治，都是治理，但意志来源和代表性不一样。这是法治和人治的最重要的区别。
法治与人治区别二：事先之治还是事后之治。法治是按照事先建立的法律规则进行法律适用，“十二铜表法”，“商鞅立信”，都是事先立了规矩，向社会宣告颁布，令出必行。包括立法者自己，也要坚决遵守，这都是事先立法。而人治是事后立规，便宜行事。发生事件之后，再随机出台处理原则，随势而为，政策治国，跟着社会状况，随时变化。
法治与人治区别三：是理性之治，还是运动之治。法治是将矛盾带上法庭，理性管理国家。让国家按照秩序，以法治的渠道来解决，稳妥而恒定。而人治是搞运动，像到处游行，把嫌疑人拉到广场上宣判，公开处理，一下子从重打击，一下子从轻放过。我们强调法治，就是要限制那种不受制约的随心所欲的权力。即将权利关到笼子里面。
法治与人治的三大联系：
一、法是一种判断是非曲直、惩治邪恶的（行为）规范，是正义的、公平的。
二、法律是一种活动，是当人们相互间发生争执无法解决时，由廌公平裁判的一种审判活动；是当人们的行为不端、不公正时，由圣兽行使处罚的惩罚活动。
三、法律的产生、实施离不开廌这一圣兽，它是社会权威力量的代名词，是社会强制力的代表，没有圣兽作为切实保障机制，法律没有神圣性，无法发挥出它的功能、威力。
8. 法治与人治的优缺点，举实例说明！！！
1.政治权威俗化 法治政治是民主政治,是普通人的政治而非“圣贤政治”。国家领导人身上的神圣光环已不复存在,在公众眼里,他不仅要过世俗生活,而且也免不了会和大家一样犯错误。人们已不太在乎领导人有多么迷人的超凡魅力,不太关心他是否能提供一种主义、一种理想和一种感召力。人们真正关注的是他的实际政绩,关注的是他能否增进大家的福利和权利。人们对待领导者的情感也由狂热归于平淡,理性的成分逐渐增多。
2.法律权威强化 法治社会中,法律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最高的权威性,社会秩序主要表现为法律秩序,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的社会关系均纳入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法律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方式。法律的至上性意味着没有任何个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便贵为国家元首也必须服从法律以及根据法律做出裁判。
3.权力竞争优化 在法治政治中,权力是由下至上,逐级授予的,掌权者是由下而上选举的。他们必须承诺对选举他们的人负责,并尊重、保护每个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权力主体在政治舞台上的升降沉浮与选民手中的选票密切相关,为了争取到更多的选票,权力主体必须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做出实实在在的政绩。在人治政治中,人民的选票千万张,不如上级领导嘴一张,而在法治政治中,一张选票值千金。自由公正的选举制度使得权力竞争有了严格的制度来规范,从而变得有序、透明。任何领导人都无权个人指定他的继承人,下任领导者的产生只能经由选举,舍此别无他途。权力竞争纳入制度化轨道,政治运行变得平稳有序,消除或减少了人治政治中的任意性和多变性,在社会公众当中建立起了一种稳定的心理期待,保证了社会的持续、有序发展和长治久安。
三、人治与法治之争的启示
人治与法治的争论在当代社会已不像以前那样激烈，甚至其争论点都已经有些模糊，但争论仍然存在，目前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法治与人治相结合”的观点，我个人也比较赞同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当中所说的“人治”实际上是强调在立法、执法、守法的过程中要依靠人,强调人的重要性。而传统的人治则将“人治”理解为一人说了算,理解为以言代法和专制。比如一些主张人治与法治统一的学者指出“徒法不能自行”的道理之时，“法治”派一方面并不否认这种认识的正确性,但同时又论辩说,法治并不否定人的作用,但关键是人要服从法。人要服从法实际上是法的严肃性问题,人治与法治的争论实际上并不涉及法律的严肃性问题,主张“人治与法治应该结合”的学者没有否定法的严肃性,倒是主张法治的学者有意淡化人的作用,这是争论中非常奇怪的现象。人治与法治被人为地放到传统与现代、专制与民主的两分法之中,这种两分法在确定法治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它又将传统的治国之道人为地放到了人治的范畴,这对法治社会的建立非常不利。法治难道不涉及立法、执法和守法?这些难道靠法就能解决?当代一些法学家将法治看成是一种“机制”,以为法律可以靠一种“机制”来运行。这里实际上隐含着这样的假设,即只有以利益为基础所形成的制约模式才是科学的、现代的、可靠的。因比,这种机制并不是不依靠人而是依靠利益化了的人。人治和法治的争论对将法治作为治国方略发挥了一定的意义,但当法治目标已确立时,法治本身的内涵并没有达成共识。法治究竟是什么?外界和学术界理解的法治并不相同,学界之外的法治信条是:法律必须体现公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法律。而学术界理解的法治却不仅仅是这些,在他们那里法治已扩展为现代文明、现代管理机制,并且与特定的“民主形式”联系在一起。法治和作为法治对立面的人治都已经脱离了其本来涵义,法治成了一种特殊的制度模式,而人治则实际上是为推销法治而存在的。这种借法治而“拔高”法治的做法对法治社会的确立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 当法治被“拔高”为一种能够“自行”的机制的时候,法治也就成了技术性问题,只要将西方的法治模式移植过来就可以了,但问题绝不是这样简单。西方的制度模式归根到底是法制,而不是法治,法制是静止的,失去根本的东西,这种形式即使再完善也难以发挥作用。经过多年的法制建设,法律形式和以前相比已经非常完善,但人们仍然觉得漏洞很多,这说明漏洞并不是法制就能解决的。越是将法治“拔高”就越是降低法治,陷入“以术治国”法家的“法治”之中,不利于法治的确立。若法治是一种文明的话,它应是人的文明,而不是法制本身的文明。若法治就是法制,那么“以德治国”就多余了。实际上,提出“以德治国”就是为了完善法治,它不是否定法治,而是克服单纯依靠法制的弊病。德立则法立，“法立而可守,则德可大、业可久”
9. 亚里士罗德法治与人治的关系
民主的重点其实是避免独裁政治、寡头政治等等一切形式的专制，或者说是避免不自由，避免某种统治模式不是法治。和“民主”被曲解成为“人民当家作主”（rule by the people）不同，民主这个词的古希腊的字面意义是“人民的统治”（rule of the people），可惜这样的说法确实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而波普尔则清晰地表达了出民主的本意。波普尔反对将民主视为“多数人的统治”或者“全民创制” （popular initiative），而支持“全民评判”（judgement by the people）这样的理解，用雅典的伯里克利的话说：“在我们这群人中，可能只有几个人有能力制订政策、具体实行，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要有评判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