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部门利益化

① 怎样理解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律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部门利益或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会人为地割裂市场，妨碍商品、货币、劳务、技术等自由流动，阻碍市场竞争配置资源作用机制的发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部门利益、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是指依法享有立法权的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通过立法手段将部门利益、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上升为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或行为。这种现象既不利于全面深化改革，也影响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的要求，而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必须重视法治的力量。

正确认识“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首先应正确理解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中的“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含义。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我国采取一元多层立法体制，即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立法权之外，国务院各部门、地方政府也享有相应的立法权。那么，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国务院所属部门和地方政府能否有独立的利益诉求呢？从国家的政治体制层面考察，与国外的部门利益——产业利益不同，我国政府所属部门是没有自己独立的利益的。换言之，部门利益法律化在我国没有任何正当性基础。对于地方利益而言，从国外的政治发展史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史来看，允许地方政府保留一定的利益，让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改善公共服务而彼此竞争，对于整个社会的繁荣发展是有益的，即地方利益有一定的正当性。因此，在探讨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的时候，应当对二者进行分别讨论。

要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是因为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行为损害了其他部门、其他地方的利益，并对社会整体利益造成了损害，即产生了负外部效应。为此，经济学家们开出了使负外部效应内在化的药方，包括政府直接管制、征税或提供津贴、重新界定产权、受影响各方自愿谈判、损害赔偿等。根据这些原理，解决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可以采取两种法律方法：一是建立立法损害赔偿制度；二是合理配置立法权。

立法损害赔偿在理论上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但在实践中只有美国、法国等极少数国家采用。例如，根据《谢尔曼法》及相关判例法的规定，在美国，如果地方政府实施了含有地区歧视性的法律并给他人造成损害，该地方政府应承担三倍损害赔偿责任。后来，美国国会觉得三倍赔偿太重，遂颁布了《地方政府反垄断法》，将三倍赔偿改为实际赔偿。我国也有国家赔偿制度，但目前只适用于行政赔偿与司法赔偿。从防止部门利益、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的视角看，有必要将国家赔偿法的适用范围扩大至立法损害赔偿，当然，其前提条件是立法权在各立法机构之间的配置要合理。

立法权的合理配置涉及的范围较广，情形也较为复杂。从立法技术层面考察，解决立法外部性问题的重要方法就是完善立法程序，让立法涉及的各方利益主体有机会参与立法过程，这正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所要求的“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完善的立法程序，能将受立法影响的各个利益主体组织到一起就影响其切身利益的法案公开发表意见，既使各利益主体的权利得到尊重，又使各利益主体通过谈判最大限度地将立法外部性内在化。目前，我国的《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行政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等对立法程序都有较明确、具体的规定，对防止部门利益法律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些法律规范只能约束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制定程序，对现实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政府内部文件的制定难以发挥有效的约束力。因此，在法律层面上对政府内部文件的效力做出限制性规定是非常重要的。正因如此，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对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由决策机关引入第三方评估”“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等。

让立法涉及的各方利益主体参与立法过程，对于防止部门利益法律化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但对于防止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却不易达到预期目标。这是因为，地方立法的适用范围只限于本行政区域，与此紧密相连的是，参与地方立法的成员，也只能是本地居民，外地居民无权参与。所以，防止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比防止部门利益法律化的难度要大得多。虽然人们强调防止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是为了防止地方政府追求非正当的地方利益，但地方利益的正当性与非正当性往往难以区分。显然，对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的防止需要有一套完善的制度对合法地方利益与非法地方利益进行界定划分。目前，国家立法在这方面虽有一些规定，譬如2001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就对非法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进行了列举，但该文件却因缺乏操作性基本上没得到贯彻实施，法学理论与司法实务界还应对此作进一步研究。此外，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使政府主动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也是防止地方保护法律化的良好方法，因为政府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对于规范政府权力、减少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的机会有所助益。还要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有关部署落实到位，并建立有效的制度保障，切实发挥好法治在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中的作用。

② 对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由什么引入第三方评估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在立法方面，要版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权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对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由决策机关引入第三方评估；

在我国，部委作为中央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立法建议权和被授权制定规章，很多法律法规都是由主管部门起草。对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由决策机关引入第三方评估，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协调决定，能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的问题发生。

③ 什么是防止立法部门化和地方化，维护法治统一的重要手段

重要手段：一是建立立法损害赔偿制度；二是合理配置立法权。
在探讨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的时候，应当对二者进行分别讨论。要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是因为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行为损害了其他部门、其他地方的利益，并对社会整体利益造成了损害，即产生了负外部效应。根据这些原理，解决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可以采取两种法律方法：一是建立立法损害赔偿制度；二是合理配置立法权。
立法损害赔偿在理论上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我国也有国家赔偿制度，但目前只适用于行政赔偿与司法赔偿。从防止部门利益、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的视角看，有必要将国家赔偿法的适用范围扩大至立法损害赔偿，当然，其前提条件是立法权在各立法机构之间的配置要合理。
立法权的合理配置涉及的范围较广，情形也较为复杂。从立法技术层面考察，解决立法外部性问题的重要方法就是完善立法程序，让立法涉及的各方利益主体有机会参与立法过程，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完善的立法程序，能将受立法影响的各个利益主体组织到一起就影响其切身利益的法案公开发表意见，既使各利益主体的权利得到尊重，又使各利益主体通过谈判最大限度地将立法外部性内在化。目前，我国的《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等对立法程序都有较明确、具体的规定，对防止部门利益法律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些法律规范只能约束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制定程序，对现实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政府内部文件的制定难以发挥有效的约束力。因此，在法律层面上对政府内部文件的效力做出限制性规定是非常重要的。让立法涉及的各方利益主体参与立法过程，对于防止部门利益法律化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但对于防止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却不易达到预期目标。这是因为，地方立法的适用范围只限于本行政区域，与此紧密相连的是，参与地方立法的成员，也只能是本地居民，外地居民无权参与。所以，防止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比防止部门利益法律化的难度要大得多。虽然人们强调防止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是为了防止地方政府追求非正当的地方利益，但地方利益的正当性与非正当性往往难以区分。显然，对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的防止需要有一套完善的制度对合法地方利益与非法地方利益进行界定划分。此外，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使政府主动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也是防止地方保护法律化的良好方法。还要将有关部署落实到位，并建立有效的制度保障，切实发挥好法治在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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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行政化”的意思

“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行政化”是递进性的表述，是指部门在社会运行与管理中都承载与赋予了相应的权利，而这种权利是公共权利资源或为公共服务的权利，但一些部门在运行中确过度或不当的扩大自我权力；而且把部门的利益承赋于权力的运行中；利用行政管理的社会运行机制中把不当利益赋承于行政运行与管制的机制中。

⑥ 部门利益的缘由

公共权力市场化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部门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自成体系的“条条”格局，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同的部门中仍多多少少存在或新生一些下属企事业或中介组织。随着经济市场化的发展，部门本位主义由此而不断增强，主管部门与下属企事业逐渐演变为利益共同体，主管部门给予下属企事业以行政垄断或特许经营，而下属企事业则向主管部门输送经济利益；
经济改革激发了人们的利益观念，一些“利益觉醒”的政府部门成为了事实上的利益主体，在市场经济中开始用手中的权力主动牟取利益，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正处于转型期，政府职能也处于转变中，各部门的职责难以清晰、科学界定，部门关系还有待理顺。因此，有的“利益觉醒”部门趁机不断强化、扩展职权，巩固、谋取部门利益。
利益集团施加影响
随着市场化的发展以及政府拥有广泛资源与强大干预能力，我国的各种“利益集团”迅速产生和发展起来，对政府的决策以及政策的执行施加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是众多境外与涉外利益集团，如各国在华商会以及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商务部下属的行业协会），通过母国政府或政治游说，或收买、利用高干子女、亲属，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拿咨询费），或将相关课题并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等途径，对我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巨大影响。这是我大量政经信息外泄、经济高度对外依赖、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受损、外企长期保持“超国民待遇”不变以及内外企税率未能统一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症结所在。
二是金融（四大银行、一大保险）、能源（电力、石油）、邮电（邮政、电信）、运输（铁路、民航）、基础建设等领域的国有垄断企业，长期依托行政垄断，拥有强大的博弈能力。为维护龙头地位、持续获得垄断利润，有些垄断企业在政界、学界、传媒界网罗代言人，影响甚至操纵话语权，为其垄断地位辩护，极力排斥行业竞争与民营经济介入，抵制《反垄断法》等于己不利的法律政策出台，或以本行业的特殊情况（如自然垄断、国家安全、为政府赚钱等）为由要求从相关法律政策中得到豁免，维持垄断。
三是众多行业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或通过显形与合法途径，争当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利用人大与政协这两大政治舞台，来声张、谋取其利益；或私下聘请相关专家学者担任独立董事，为其摇旗呐喊（即所谓“黑嘴”）；或通过行贿等不正当的利益输送直接影响行政决策。自中央推行宏观调控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的政策出台后，有的房地产开发商迅即与一些专家学者、房地产研究机构、部分媒体、甚至官员联手，强占行业话语制高点，并形成一个行业性的“话语链”，以对抗宏观调控。
财政制度不健全
现有的财政体制缺失强化了部门利益。至今，我国尚未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公共财政”制度。西方国家很早就实行“零基预算”，每年在制定预算时，皆从零开始，重新编制。如今一些国家采用更为先进科学的“绩效预算”。我国名义上引进“零基预算”，实质仍按“基数预算”运作，即确保上年预算基数，并逐年上升。因此，有关财政政策可以说是建立在对既得利益的确认上，导致财政开支刚性，部门机构超编超支。
立法体制不规范
一方面，我国立法机构存在缺陷，人大在立法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尚待确立，人大代表不是职业化，相关专家比例低，不能或难以自主立法，只能委托行政职能部门代为起草。另一方面，对行政部门制订法律及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有时监督不力。国务院有关法制机构在相关人员数量与素质上难以保证；而在立法的公正性与执法的便利性上，难免向部门倾斜。因此，“部门立法”与“法出多门”情形突出。
部门内部制约力缺失
长期以来，我国行政职能部门实行的是“一把手”负责制，容易导致行政监督与制约缺失，往往使得领导个人意志成为部门意志，而所谓“部门利益”往往也是部门领导利益。市场化使行政职能部门作为经济利益主体更加突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多元化，使领导集体易于形成“利益共同体”。在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缺乏明确的维护力量与衡量标准的情形下，职能部门便从“部门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来制定本部门的方针政策。（中央政府机构中的部门利益问题日益突出当警惕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2006年10月10日 作者：江涌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⑦ 地方立法权如何扩容 怎样防止部门利益法制化

实话跟你说，没怎么扩容，你可以自己发挥。
后面的问题的答案：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确保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增强社会听证和公众咨询意见制度，地方立法必须严格依法且程序必须合法。

⑧ 立法权力边界指什么

明确立法权力边界来，就是自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
立法权限划分是立法体制的核心内容。法律法规以及规章的制定，要严格依照立法法规定的立法原则和立法权限依法立法，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国家机关的权力和责任。目前，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有的立法实际上成了一种利益博弈，不是久拖不决，就是制定的法律法规不大管用，有的甚至为了一己权力和利益随意立法立规，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下决心解决的时候了。为此，《决定》提出，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立法法，顾名思义，是规范立法的法。中国现行立法法对规范立法活动，推动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以来，许多应当由立法机关起草的法律法规，因为考虑专业性的问题实际都是由行政部门起草，立法机关只是在审议阶段做个别修改、微调，这难免会在法律法规中体现其部门利益。同时，在地方保护主义影响下，下位法违背上位法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⑨ 部门利益化是什么，以及如何克服部门利益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部门利益或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会人为地割裂市场，妨碍商品、货币、劳务、技术等自由流动，阻碍市场竞争配置资源作用机制的发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部门利益、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是指依法享有立法权的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通过立法手段将部门利益、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上升为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或行为。这种现象既不利于全面深化改革，也影响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的要求，而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必须重视法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