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立法
1. 人大常委有没有立法权
有的 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定立法权主要包括：（1）制定和变动法律权；（2）解释宪法和法律权；（3）立法监督权；（4）其他立法权。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活动，就是运用这四方面立法权，在它们所能调整的范围内进行立法的活动。 （一）制定和变动法律 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方面的权力主要包括：其一，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这里所谓“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指全国人大有权制定的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等基本法律和其他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其二，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补充和修改。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立法权，但它只能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行使，只能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而不能进行全面的补充和修改，不得同被补充和修改的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这些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较为充分地行使了这方面的权力，制定和变动了相当数量的法律，为完备中国法的体系和建设中国法制作出显著的成就。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82年宪法规定国家立法权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同行使之前，无权制定和变动法律，那时全国人大是唯一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1982年宪法对此作出重大改变是由国情决定的。中国人口极其众多，有56个民族和2000多个县，各地区、各民族、各阶层、各政党、各方面都要有适当数量的人大代表，因此代表人数少了不行。而代表人数多，开会议事就不方便。同时，由于代表来自各个方面，有劳动模范，有英雄人物，有科学家，有艺术家，有运动员，还有华侨代表等，而且不脱产，不象西方国家议员那样实行专职制。因此，全国人大难以成为经常性的工作机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国人大适应形势需要及时制定法律。实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同全国人大共同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制度，就弥补了以上不足。因为，人大常委会是经常性的工作机构，人数较适当，开会、议事较方便；它又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代表各个方面，因此能反映全国人大的广泛性的特点，适合国情。 （二）解释宪法和法律 根据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解释宪法和法律的权力。立法法第42条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1）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2）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 解释宪法和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实施宪法和法律。但解释宪法和法律本身则属于立法范畴，通过解释宪法和法律产生的文件，分别为宪法性文件和法律性文件，是宪法和法律的组成部分。在西方，解释宪法权通常并不属于议会。在中国，将这一权力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显示了中国最高国家机关在权限划分问题上有自己的特色，表明了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构的性质和地位。解释法律，包括解释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两者的法律。解释宪法和法律是一项很大的立法权。这种权力的行使，应当符合宪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应当遵循立法法和其他有关规范性法律文件所确定的基本制度。 根据宪法、立法法和其他有关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制度的框架包括下列要素： 其一，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对一定范围的事项进行解释。1954年宪法首先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的制度。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法律解释问题的决议》，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的权限范围予以规定。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尽管条文和内容都很少，但都保留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这一制度。1982年宪法所确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有24项，其中第四项便是解释法律的职权。到了2000年3月通过的立法法，更是专门以第42条规定了以上所引述的制度。 其二，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应当遵循一些基本程序。一是提出法律解释要求。立法法第43条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研究拟订法律解释草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三是法律解释草案经常委会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审议、修改，提出法律解释草案表决稿。四是法律解释草案表决稿由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五是法律解释由常委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其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三）立法监督 根据宪法第67、100、116条和立法法第85、86、87、88条的有关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行使以下立法监督权： 其一，与监督宪法实施相联的立法监督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监督宪法实施，自然包括监督其他立法主体的立法行为是否违宪。 其二，撤销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撤销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立法法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撤销制度是现行中国立法体制中反映各种立法权关系的一个重要制度。它可以使国家立法权对其他立法权、高层次立法权对低层次立法权的领导关系、主从关系得到保障。 其三，裁决法律之间的冲突。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与法律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其四，接受有关立法主体的立法备案权和批准有关规范性法文件权。宪法和有关宪法性法律规定，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立法法补充规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均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制定的规范性法文件，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决定提出备案要求，也应当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既有权接受备案，就可以进行监督；既有权批准，更可以监督。 （四）其他立法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可以行使全国人大授予的立法权。自50年代起全国人大多次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权。80年代初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和公布《民事诉讼法（试行）》。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有权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日渐发展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日渐增大，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这一权力的意义也日渐增大。
2. 一般地方立法的立法权
制定和变动地方性法规
制定和变动地方性法规，是一般地方的首要的和主要的立法权，是一般地方的最主要的常规性立法权。这一权力的法定来源主要是宪法、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的直接确定。行使这一权力所产生的地方性法规，在法的体系中位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之下，但它对贯彻实施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有积极而行之有效的作用。同时，地方性法规也是一般地方解决本地具体问题的主要的法的形式。一般地方的立法主体，主要就是通过制定和变动地方性法规来实现对本地重大事项的法的调整。
地方性法规立法权的归属，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地方组织法俨然规定：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自此，揭开了中国地方立法改革、立法体制改革以至整个立法实践和立法理论改革的序幕。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立法权，成为中国立法理论和实践的非常重要的概念和事物。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可以行使地方性法规立法权的地方进一步增多。根据现行宪法、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可以制定和变动地方性法规的国家机关是：省、自治区、直辖市、较大的市（省和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
制定和变动地方性法规作为一般地方的最主要的立法活动，宪法、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对它的进行，规定了明确的限制性条件和保障制度。其一，地方性法规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不得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省级以下的地方性法规还不得与省级地方性法规相抵触。其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要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较大的市（省、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要报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并由后者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如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应当予以批准。其三，地方性法规可以就法定事项范围做出规定，不得就应当由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的事项做出规定。其四，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地方人大有权改变或撤销它的常委会制定的不适当的地方性法规。
制定和变动地方政府规章
制定和变动地方政府规章，是一般地方立法又一项常规性立法权。这一权力的法定来源是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的直接确定。有权制定和变动地方政府规章的主体，是省、自治区、直辖市、较大的市（省、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这些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自治区和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的政府，还可以根据本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制定规章。为保障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和变动，得以正确、慎重地进行，地方政府规章应当报国务院和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较大的市（省、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政府规章，应当同时报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和政府备案；国务院有权改变不适当的地方政府规章，地方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本级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和政府有权撤销下一级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与国务院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由国务院裁决。
地方政府规章低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与国务院部门规章具有同等效力。它是中国法的形式或渊源体系中最低的一种法的形式或渊源，但它的数量多，调整范围大，规范具体，对贯彻实施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省级地方性法规，有积极而行之有效的作用。它同地方性法规一起，为实现各有关地方的立法调整，发挥着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在依法实施本地行政工作过程中，更赖地方政府规章。
根据授权立法
同其他方面或立法主体相比，一般地方根据授权可以行使的立法权，来源和种类更多些。包括：其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实际需要将应当由法律规定的事项，授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这种立法权调整的事项，一般不涉及国家主权、刑事法律制度、公民基本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权利、司法制度等方面的事项。其二，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根据实际需要，授予没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规的权力，授予没有规章制定权的地方政府制定规章的权力。其三，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实际需要，将应当由地方性法规规定的事项授予本级政府制定规章的权力。被授权机关必须严格按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这些年来，地方国家机关根据授权所进行的立法对该地法制和多方面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立法法产生后，情况发生变化。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授权立法权今后通常仅存在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国务院立法或授权经济特区立法的情况下。这就是说，今后一般地方立法通常不存在授权立法问题了。但一般地方立法已存在的授权立法权，立法法也未予撤销，因而继续有效。
一般地方立法权还包括一定的立法监督权在内。这种立法监督权主要表现在上述地方人大有权改变或撤销它的常委会制定的不适当的地方性法规，地方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本级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省、自治区政府有权撤销下一级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还表现在授权机关有权撤销被授权机关制定的违背授权要求的法规或规章，必要时还可以撤销授权。
需要指出，由于地方立法制度尤其是立法权限划分制度和地方人大会议制度等还有待完善，在现时期一般地方立法实践中，绝大多数地方性法规是由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只有很少的地方性法规由地方人大人制定。这种由人大常委会包揽地方立法权的现象，亟待转变。
3. 立法体制的实行根据
首先，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法是人民意志的反映，由体现全国人民最高意志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统一领导全国立法，制定、变动反映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制度、基本关系的法律，中国立法的本质才符合国情的要求。
其次，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各地区、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不可能单靠国家立法来解决各地复杂的问题，许多情况国家立法不好规定，规定粗了不能解决问题，规定细了又不可能。因此，要适应国情需要，除了要用国家立法作为统一标准解决国家基本问题外，还有必要在立法上实行一定程度的分权，让有关方面分别制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法规和特区规范性法文件等。
再次，现阶段中国，经济上实行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发展的市场经济结构，政治上实行民主集中制。经济、政治上的特点加上地理、人口、民族方面的特点和各地不平衡的特点，决定了国家在立法体制上一方面必须坚持中央统一领导，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发扬民主，使多方面参与立法，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第四，从历史的和新鲜的经验来看，1954年宪法改变了建国初期各大行政区和各省甚至市、县有权制定有关法令、条例的体制，实行立法的集权原则。这在当时对实现和巩固国家的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是必要的。但由于将立法权过分集中，既不利于地方发展，也分散了中央的精力，还容易助长上级机关的官僚主义。历史经验表明：有必要在立法上实行一定程度的分权制度。另一方面，这些年来国家、社会和公民生活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提出了大量的立法要求，紧迫而又繁重的立法工作单靠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不可能完成。近年来，正由于在立法体制上采取改革措施，实行现行立法体制，才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推动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
最后，也是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国情中的历史沉淀物也要求实行相当程度分权的立法体制。
4. 多名律师呼吁网暴立法严惩键盘侠，你支持网暴立法吗
5. 国务院可以立法吗，它的日常工作是什么
（一）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
（二）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
（三）规定各部和各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责，统一领导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工作，并且领导不属于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全国性的行政工作；
（四）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体划分；
（五）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
（六）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
（七）领导和管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工作；
（八）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
（九）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
（十）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
（十一）领导和管理民族事务，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
（十二）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十三）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
（十四）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十五）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区域划分，批准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的建置和区域划分；
（十六）依照法律规定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十七）审定行政机构的编制，依照法律规定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人员；
（十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6. 国务院立法的国务院的立法权
各国中央政府的立法权大小主要由国情决定。中国国务院立法权应当有多大，需要进一步研究。目前国务院主要行使以下几方面立法权： 国务院行政法规立法权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在现行中国立法权限划分体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行政法规在法的形式或渊源中处于低于宪法、法律而高于一般地方性法规的地位，其效力可以及于全国。行使行政法规立法权要以贯彻实施宪法和法律为基本目的，有了行政法规，宪法和法律的原则和精神就能具体化，就能更好地、有效地实现。行政法规又是联结地方性法规与宪法和法律的重要纽带。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不得与行政法规相抵触，也就进一步保证了宪法、法律得以实施。
另一方面，行政法规调整的社会关系和规定的事项，远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和规定的事项广泛、具体。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经济、政治、教育、科学、文化、体育以及其他方面的社会关系和事项，只要不是带根本性的或相当重要一定要由宪法和法律调整的，行政法规都可以调整。这些年来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等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立法律的许多倍，对中国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立法实践中，不少法律规定该法的实施细则由国务院制定。研究国务院的立法权，要注意这种制定和变动法律实施细则权，究竟属于行政法规立法权或授权立法权范畴，还是属于准法律立法权范畴。如果将法律实施细则列入行政法规和授权法范畴，难以说明两个问题：
一是宪法已赋予国务院行政法规立法权，制定行政法规无须再由具体的法律授权；
二是授权立法是有权机关通过授权决定产生的，而不是通过某个法律具体规定的。而且法律实施细则是直接从属于法律并作为与法律直接相联的法的集团的组成部分。
有鉴于此，将制定和变动法律实施细则权视为准法律立法权，可能不失为有益的考虑。但在目前这方面的制度尚需完善情况下，最好还是将这一权力视为行政法规立法权的一种特殊形式，将法律实施细则视为行政法规的一种特殊形式。 国务院有权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法律案。法律提案权是整个立法权力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务院立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今许多国家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在国家立法机关立法的过程中，最多行使法律提案权的，所提出的法律案在立法机关获得讨论的机会更多、更容易通过的，不是立法机关及其成员，而是政府、政府首脑以及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于一身的总统；他们实际上是立法提案活动中最主要、最重要的角色。
例如在法国，政府在行使立法提案权方面比议员至少有三个优越性：
（1）议员提出的法律案，如通过后会造成减少国库收入、增加国库支出等后果，则不能成立，但政府无此限制。
（2）法律提案权虽然同属议员和总理，但议会两院审议法律案时，应当优先审议和通过政府提出的法律案或政府同意的议员提出的法律案。政府法律案通过后，在同一问题上议员所提法律案，议会不再审议。
（3）当法律案由于两院意见分歧不能通过时，总理有权召集一个由两院同等人数参加的混合委员会举行会议，负责提出一个讨论文本，这个文本可以由政府提交两院通过；除政府同意的修正案外，不受理任何修正案。
在中国，国务院在法律提案活动中的作用也特别重要。现行宪法、组织法和立法法虽然规定了多方面的机关和人员可以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案，但实践中，法律案主要是或绝大多数是由全国人大和国务院这两个系统提出的。1979年以来，国务院就制定新法律、将行政法规修改完善上升为法律以及修改和废止现行法律等多方面事项，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大量法律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立法律中，由国务院提案的约占70％。 国务院可以行使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予其行使的立法权。除刑事法律制度、公民基本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权利、司法制度等方面的事项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做出决定将应当由法律规定的事项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国务院授权立法权与国务院其他立法权相比具有特殊性，后者可以称之为国务院一般立法权或普通立法权。它们之间颇有区别：
其一，授权立法权来源于国家立法机关的授权，是国家立法权的派生物；一般立法权通常直接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产生，性质上属于国家行政权范畴。
其二，授权立法权在时间、事项和其他有关方面通常有严格限制；一般立法权作为根据宪法产生的权力，在宪法有效期限内一直存在并有相对独立性。
其三，授权立法权是国家立法机关授权代行的一种立法权，在效力等级上高于国务院一般立法权，后者虽然直接根据宪法产生，但效力等级毕竟低于立法机关的立法权。
国务院授权立法权在中国立法权限划分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社会和法制的发展使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其他方面需要法来调整的事项愈益增多的情况下，它可以帮助解决种种不宜或不便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解决的特定的问题。这些年来国务院经常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制定法规，对经济体制改革发生了好的作用，是为实践证明了的。 国务院也有一定范围的立法监督权。国务院有权改变或撤销其所属各部门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和指示；有权改变或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有权改变或撤销不适当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制定地方性法规要以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为前提；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地方政府规章规定的主要事项之一应当属于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事项；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由国务院裁决；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均应当报国务院备案。这里的“改变”、“撤销”、“执行”、“裁决”、“备案”，都是国务院有权对有关立法活动实施监督的表现。国务院在国家机构体系中的地位，国务院在中国立法体制中的地位，决定了国务院的立法监督权在中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对保持法制统一特别是立法的统一，有重要的意义。
由上可见，国务院立法权在现行中国立法权限划分体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看清这种地位，是搞好中国政府法制建设从而推进整个国家法制建设的一大重要条件。
7. 放贷人条例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能出台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你说放贷人条件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能出台，这不是咱们自己说的算，这是由国家来嗯研究制定的。
8. 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机制变化历程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由人民革命直接创造产生，反映了我国国家的性质，代表了我国国家生活的全面，决定国家的其他制度，是我国国家力量的源泉。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至今已经五十年。人大制度萌芽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过艰苦奋斗，长期探索，终于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极大地推进和保障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一、从一切权力归农会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我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据我国人民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长期经验和建国后五年的经验，并参照前苏联和一些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建立的。在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产生了农民协会、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大大推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发展。毛泽东当时指出：“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惟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如海员罢工……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的重要”。这时产生的组织形式可说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萌芽。
在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曾指出，根据地建立了工农兵代表会，应当使代表会或代表大会发挥作用。1931年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4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修正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其下设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这可说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在革命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形势的变化，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各革命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政权，它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又有区别。它的组织形式是各级参议会，根据《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的规定，“边区各级参议会，为边区各级之人民代表机关”。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演说，指出“参议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一政权组织形式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解放区出现了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指出这“是一项极可宝贵的经验……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一经建立，就应当成为当地的人民的权力机关”。这种政权组织形式在进行土地改革和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仂商会议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从1949年到1954年我国经过各项社会改革、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抗美援朝的胜利，各地先后进行了选举，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全国人大会议的条件已成熟。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正式确定在全国实行，成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可见，它是在我国长期革命和建设中产生的，是来之不易的，是我国人民的伟大创造。
二。1982年宪法加强和完善国家权力机关及其他国家机关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新阶段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建立以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久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基本停开。粉碎“四人帮”以后，各级人大陆续召开，特别是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颁布了现行宪法，1982年宪法总结了1954年以来的经验教训，系统全面地加强和完善了国家权力机关的建设，使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一制度的加强和完善主要表现在：（一）适当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大举措和有效办法。我国地广人多，全国人大代表人数不宜太少，但人数多了，又不便于开展工作。所以1982年宪法将原来属于全国人大的一部分职权，交由它的常委会行使，这样就有力地加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时也加强了全国人大。如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预算在执行过程中必须作的部分调整方案，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部长、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二）加强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组织，使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经常性工作，能得到更好处理。如增设了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领导下，研究、审议和拟定有关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组成委员长会议，这就能及时地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还设有工作机构，各司其职。
（三）恢复建立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设立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国家领导人员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取消了领导职务终身制。规定了共产党须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完善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规定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等内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加完善。
（四）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加强了地方政权的建设，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省、直辖市的人大和它的常委会有权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首长负责制，设立乡政权。
三。宪法增写邓小平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等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注入新的活力1982年宪法颁布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日益发展，几次党的代表大会提出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和重大的方针政策，1982年宪法也经历了几次部分修改，增写了许多新的内容，使现行宪法更加完善，也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活动注人了新的活力，促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蓬勃发展。
（一）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改革开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写入宪法，就规定了它在国家中的法律地位，说明它是国家的指导思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大机关都要以这一理论为指针，这就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活动方向更加明确，更加符合改革开放的精神。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监督、决定重大问题和任命等各项工作也更加符合这一指针。所以邓小平理论写入宪法，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增写实行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人们长期将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特征和优点的问题的思想束缚，使思想上获得一次大解放。1993年修改宪法时，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宪法，1999年修改宪法时又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宪法序言。使宪法更为完善，宪法在这里为人民代表大会的活动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任务，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要鼓励、支持和引导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等。为了实现这些任务，人民代表大会必须加强经济立法，特别是有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为不断解放生产力和扩大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证。
（三）增写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容。总结建国后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了社会主义法制原则，规定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由于宪法的规定，我国的法治得到加强，无法可依的情况基本改变。由于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1999年修改宪法，在第五条增加了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使我国的法治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这就要求人民代表大会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监督工作，各级政府要依法行政，司法机关要依法审判，保持司法公正。宪法颁布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大量法律，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大批地方性法规，还加强了执法检查和干部述职、评议工作。现在我国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各级人大的工作十分活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蓬勃发展。
四、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提出重要的指针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起来。”这是我国近年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经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和根本体现，它正是以上述经验和要求作为自己工作的重要指针，因而得到蓬勃的发展。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也是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保证。要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也只有接受党的政治思想和方针政策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依照法定程序将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任免国家机关负责人员，在工作中紧密依靠党的领导，才能使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沿着党指引的方向不断前进，才能使它的工作符合实际，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是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必由之路。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的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人民代表大会的任务首先是制定法律、法规，将党和人民的意志变成国家的意志，监督各级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贯彻、执行，使全国人民都能遵守它。其次，人民代表大会要严格依法对各项重要问题和事项作出决定和决议，才能保证这些决定和决议的正确性和可行性。所以这些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又是和坚持依法治国分不开的。
9. 立法原则有哪些
1、宪法原则
宪法是万法之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等级的法律，是综合性地规定诸如国家性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的总任务、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这些带根本性、全局性的关系或事项的根本大法。其他所有法律、法规，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以宪法作为立法依据或基础，或是不得同宪法或宪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离开了甚至背离了宪法的原则或精神，立法乃至整个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就必然会紊乱。因此，各国立法都非常强调正确处理立法与宪法的关系，强调立法应当以宪法为根据或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中国立法自然也如此。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五条）又规定行政法规应当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第八十九条）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据自治权限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而规定自治权限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同样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立法应当以宪法为根据或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作为一项立法原则，可以称其为立法的宪法原则。这一原则，本来可以列为立法的法治原则之中，作为法治原则这一基本原则中的一个方面的原则，或一个具体原则。各国立法遵循宪法原则或宪法基本原则，也就是从一个重要侧面遵循法治原则。强调立法的法治原则，首先需要强调的，就是立法应当遵循宪法原则特别是宪法的基本原则。正因此，在阐述立法基本原则时，没有专门阐明立法的宪法原则，而是在阐明法治原则时，包含宪法原则。在现代国家实行法治，不能不坚守宪法，不能不遵循宪法原则。立法法草案第三条本来也是将立法的宪法原则作为法治原则的组成部分的：“立法应当根据宪法，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但2000年3月所通过的立法法正式文本，并没有明确确立立法的法治原则，而是将立法的法治原则分解开来，首先确立了作为法治原则组成部分的宪法基本原则。
立法应当遵循宪法原则，这是当今各国立法最基本的准则之一。那么各国宪法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呢？这是问题的一个关键。宪法的基本原则是一国基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在宪法中的集中体现。各国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是有差异的，因而各国宪法的原则也不尽相同。但是必须指出，由于宪法主要是近代以来所发展起来的一种法律形式，而近代以来各国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尽管存在差异，却都是近代以来的主流文明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因而它们是有文明的相通性的。这种文明的相通性或普适性体现到宪法中，就使各国宪法尽管呈现种种特色，却同时也使各国宪法在基本原则方面具有共通语言。观察近代以来各国宪法，其共通性的原则主要有这样几项：人民主权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各国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以这些原则为指导，就是要体现这些原则。中国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无疑也是要遵循这些原则的。研读中国宪法，人们不难看到，这些原则在不少条文中得以体现或贯彻。
然而立法法所确立的立法应当遵循的宪法原则中，并没有明确包含这些内容。从立法法的规定看，中国立法应当遵循的宪法原则，更主要的是政治原则。根据立法法的规定，中国立法所遵循的宪法基本原则，是指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按照这条基本路线，执政党及其领导的国家，在现时期以及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也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按照权威人士的解释，也就是应当以执政党的这条基本路线指导立法。这条基本路线是历史和现实的基本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国情的反映和结论，因而为宪法所充分肯定，应当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正式确立了这条基本路线，从而使其成为基本的国策。立法以这样的宪法基本原则为原则，就使中国立法的宪法原则，成为世界上非常具有本国特色的一种宪法原则。这样的特色，是各国立法所遵循的宪法原则在具体内容上具有差异性的一个表现。不过，如果立法法在确立中国立法的宪法基本原则时，能够既体现各国宪法基本原则的共性，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当会使中国立法的宪法原则完美得多。就是说，在这方面，中国立法法尚待改进和完善，中国立法的宪法原则尚待进一步完备。
中国立法法以其深具特色的宪法基本原则，作为中国立法的首要基本原则，这一点已如上述。那么遵循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内容的宪法基本原则，意味着什么呢？遵循这项原则意味着：其一，立法应当以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大局。应当积极制定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积极建设市场经济法律体系。20多年来，立法实践已经充分注意这一点，制定了相当数量的经济法律、法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宏观框架亦已大体形成。其二，立法应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是国家的根本制度，立法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人民民主专政性质不能改变，立法应当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各项事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因而立法需要坚持党的领导。立法坚持党的领导，主要应当坚持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导立法，而不是代替立法机关和其他立法主体的立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各项事业的指针，也是立法的指针，在现时期特别是要注重以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立法。其三，立法应当与改革开放相得益彰。这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产生大量的新的社会关系需要立法调整，由此推动立法获得很大进展。另一方面，立法也应当积极确认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使改革获得法的依据从而名正言顺地进行；将改革开放的成果和成功经验确立和巩固下来，使改革开放能够稳定地、成功地、深入地进行下去；通过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为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提供保障。
2、法治原则
经济上实行市场化，政治上实行法治化，是现代社会不同于以往社会的显著标志。而这两化都需要有法治来推动来保障。因而现代社会更为显著的标志，就在于要求建设法治国家，实现国家生活的法治化和法治生活的现代化。像中国这样的有着长久的人治传统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更需要丢弃人治而实现法治。立法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也因此需要实行法治化，需要坚持法治原则。这一原则的基本要求和主要内容突出地体现为：一切立法权的存在和行使都应当有法的根据，立法活动的绝大多数环节都依法运行，社会组织或成员以立法主体的身份进行活动，其行为应当以法为规范，行使法定职权，履行法定职责。在立法需要遵循的法的根据中，宪法是最高规格的根据。坚持立法的法治原则，就要有一套较为完善的立法制度，为立法权的存在和行使，为立法活动的进行，提供法的根据。特别要有关于立法权限划分、立法主体设置、立法运作程序、立法与政党、与政府、与司法的关系和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关系等方面的健全而具体的法律制度。这方面的制度一般在宪法和宪法性法律中加以规定。这是各国立法的法治原则的共性方面。
在中国，立法法正式确立了立法的法治原则，这就是：“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这一原则一方面反映了现今各国立法的法治原则的共性方面，另一方面又突出地反映了中国立法的法治原则所具有的国情特色。“立法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是前一方面的体现；“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是后一方面的体现。
坚持法制统一原则，是单一制国家的立法区别与联邦制国家的立法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是统一的单一制大国，立法应当坚持法制统一原则。从传统的角度看，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除了间或存在过少数分裂割据的时期外，包括立法在内的整个法制是统一的，这在世界上差不多是所仅见的。这个传统不能不影响至今。所以现今中国立法应当坚持法制统一原则，是有厚重的历史渊源的。就政治体制而言，执政党的统一领导，也需要立法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国家政权的方针政策，才能通过统一的法律制度渠道得以实现。在经济方面，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全国统一的、开放的、有序的市场环境，是需要以制度建置为基本内容的立法活动坚持国家法制统一原则的。还有，中国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法治国家建设，所走的都是政府推进型道路，而政府推进的一个基本途径，便是以统一的法制促进和保障这三方面事业获取成功。最后，在立法上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同立法和整个法制的本质是吻合的，当代中国立法和法制，从根本上说是为着保障和实现人民的统一意志和利益而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实现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统一意志和根本利益，要求有统一的立法、统一的法制。
立法的法治原则所具有的共性和个性两个方面，在中国立法中是紧密关联的。一方面，立法要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就需要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就需要有一套统一的关于立法权限和程序的法律制度。为要使有关立法权限和程序的法律制度得以统一，就需要由统一的机关和统一的法律来规定立法权限和程序。立法法就详细具体地规定了中国现今中央立法的权限和程序，特别是立法法集中地列举了只能由法律规定的十个方面的事项：国家主权方面的事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民事基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诉讼和仲裁制度；必须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立法法的这一具体列举，明确和统一了中央立法的专属范围。立法法也比较集中地规定了除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以外的各有关地方的立法权限和立法程序架构。另一方面，立法要坚持法制统一原则，也需要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在中国，法律只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才能制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都不得同法律相抵触。各立法机关或立法主体都应当丢弃以往那种立法行为往往不规范的做法，而遵循相应的立法程序。
在中国，立法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就要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就要充分考虑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就要拒绝只强调本部门、本地方利益的狭隘的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还有，立法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就要保持法律体系内部的和谐一致，不同层次或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规章之间应当保持在遵循宪法原则和精神的前提下的和谐一致，下位法不得同上位法相抵触；各种部门法之间，也应当保持和谐，尽可能地相互配合、补充以求相得益彰；在整个法律体系中，要尽可能地防止出现矛盾，对已存在的矛盾，应当采取积极有效的对策予以消除。
3、民主原则
在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立法应当坚持民主原则，是各国立法的共同之处，而绝不是一个新主题。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应当实现民主化，经过二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不仅是人们久已普遍认同的常识，并且也作为制度的形式，在这个世界的越来越广大的空间范围内得以呈现，尽管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在不同性质的国家和社会，事实上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在另一方面，各国立法遵循民主原则的理由、含义、内容和方式，又总是与本国的国情密切相联，表现出与这种国情相关联的特色。人们应当从现代民主原则的普遍性和本国民主原则的特色相结合的角度，把握中国立法的民主原则。
在中国，立法应当遵循民主原则，其主要理由在于：首先，这是实现人民主权所必需。中国是人民主权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民主的主体，国家活动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确认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特别是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权利。在立法中遵循民主原则，用立法的形式充分反映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让人民群众成为立法的真实的主人，正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民主权利的重要体现。列宁说：“民主组织原则……，意味着使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都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都能选举自己的代表和执行国家的法律。”其次，这也是反映人民意志和客观规律所必需。要使所立的法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就要使人民成为立法的主人。要使所立的法正确反映客观规律，就要注意总结实践经验，因为法要符合客观规律，需要通过社会实践的中介来实现，而人民群众正是实践的主体，让最有社会实践经验的人民群众成为立法的主人、参与立法，便能有效地反映客观规律。如果只由少数人闭门造法，这种法即使“很完备”，也难以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客观规律。再次，坚持立法的民主原则，也是对立法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止滥用立法职权、个人独断或不尽立法职守所必需。可见，中国立法应当遵循民主原则，是现代立法的普遍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双重要求。
从现代民主原则的普遍性和本国民主原则的特色相结合的角度看，中国立法所应遵循的民主原则，其含义和内容应当包括三个要素：其一，立法主体是广泛的，人民是立法的主人，立法权在根本上属于人民，由人民行使。立法主体是多元化的，中央与地方、权力机关与政府机关应当有合理的立法权限划分体制和监督体制。其二，立法内容具有人民性，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宗旨，注意确认和保障人民的权利。而不是以政府的意志或少数人的意志为依归。其三，立法活动过程和立法程序是民主的，在立法过程中注重贯彻群众路线，使人民能够通过必要的途径，有效地参与立法，有效地在立法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意愿。
在中国，遵循立法的民主原则，也需要把民主原则的普遍性同中国国情吻合起来。首先需要从国情出发，健全较为完备的民主立法制度。在立法权限划分和立法权行使方面，既要注意保障全部立法权归于人民，又要注意在初级阶段由于人民的政治觉悟、文化水平、管理国家的能力和国家的经济实力、交通条件等多方面的原因，尚不能由人民直接行使立法权，只能将立法权委托给人民代表或有关主体代为行使。其次，要根据国情，在观念和制度的结合上坚持立法的民主原则。中国是封建专制的遗毒极深的国家，过去没有民主传统，缺乏公民权利意识。因而在立法中遵循民主原则，应当注意以立法的形式反对封建特权和专制，不允许任何个人、组织和国家机关侵犯人民的合法权益，特别要注意用立法肯定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第三，在立法过程和立法程序方面，应当注意使立法面向社会公众，使公众能有效参与和监督立法。立法所反映的意志和利益应当客观，把各方面的矛盾、问题、意见都摆出来，多方征求意见，集思广益，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尽可能把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使立法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第四，也要注意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在立法的本质、内容和目的上，所立的法要反映经过集中的人民共同意志，即立法不是反映人民的所有意志，而是反映经过选择的有必要提升为国家意志的人民共同意志。在立法权方面，要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其他法不得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在立法过程中，既要保障群众能有效地参与立法，也要加强专门机关的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专门机关、专家和其他有关人员的作用。
4、科学原则
坚持立法的科学原则问题，也就是实现立法的科学化、现代化问题。现代立法应当是科学活动。立法遵循科学原则，有助于提升立法质量和产生良法，有益于尊重立法规律、克服立法中的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也有利于在立法中避免或减少错误和失误，降低成本，提高立法效益。所以现代国家一般都重视遵循立法的科学原则。中国有着悠久的成文法传统，积累了丰富的立法经验。但这种经验中的主要成分，是统治者运用立法的方式治国安邦维护家天下的经验，其中堪称科学立法的因素并不算突出。而且，在人治当道的情形下，即便有一些科学立法的经验、理论和知识，也难以受到重视，更难以使其上升到制度层面而在立法实践中得以贯彻。最近二十年来，关于立法的科学化问题，在有关立法学者的著述中已引为注意，但立法实践中对立法的科学化问题，殊少有人看重。这种状况不能不从负面严重影响到立法的质量，使大量的法律、法规难以成为良法，难以在生活中获取好的实效。转变这种状况，提升立法质量，更多地产生良法和更多地减少恶法、笨法，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推进中国法治现代化，亟待重视科学立法，亟待以制度的形式形成中国立法的科学原则。
立法遵循科学原则，首先需要实现立法观念的科学化。要把立法当科学看待，以科学的立法观念影响立法，消除似是而非贻误立法的所谓新潮观念和过时观念。构造立法蓝图，做出立法决策，采取立法措施，应当自觉运用科学理论来指导。对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经验教训，应当给予科学解答和理论总结。立法实践主要是摸索的实践、试验的实践而不是自觉的实践，立法经常付出沉重代价、高额学费，这种状况必须改变。第二，需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要建立科学的立法权限划分、立法主体设置和立法运行体制。整个立法制度应当合乎社会和立法发展规律，合乎国情和民情，合适、合理、完善。立法主体应当由高素质的立法者和立法工作人员组成。第三，更具直接意义的，是要解决方法、策略和其他技术问题。从方法说，立法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和注重理论指导相结合，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相结合，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稳定性、连续性和适时变动性相结合，总结借鉴和科学预见相结合，中国特色和国际大势相结合。从策略说，要正确处理立法的超前、滞后和同步的关系；要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来确定立法指标；要尽可能选择最佳的立法形式、内容和最佳的法案起草者；要顾及全局并做到全面、系统，同时还要分清轻重缓急，合理安排各个项目的先后顺序。从其他要求说，要注意各种法之间的纵向、横向关系的协调一致，法的内部结构的协调一致；要注意立法的可行性，所立的法要能为人接受，宽严适度易于为人遵守；还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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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立法制度的地方立法
地方立法，指特定的地方国家政权机关，依法制定和变动效力不超出本行政区域范围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活动的总称。
这里所说的特定的地方国家政权机关，在中国现阶段，指宪法和立法法确定的可以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地方国家机关，以及根据授权可以立法的地方国家机关。依法，指依照宪法、法律、法规和授权决定规定的立法权限、程序和其他要求。效力不超出本行政区域范围，与“在本行政区域范围”不尽相同。前者既可以指效力在本行政区域全部范围都有效，又可以指在本行政区域范围的部分区域有效；后者则可以被人误解为任何法都在本行政区域全部范围有效。由于事实上不是每个法都在本行政区域全部范围都有效，因此前者比后者确当。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地方立法的各种法的形式的总称，在中国现阶段包括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被授权的主体制定的效力及于一定地方行政区域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地方立法是相对于中央立法而言的立法，是构成国家整个立法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少国家的地方立法本身也是个体系，由多类别、多层次的立法构成。中国地方立法由一般地方立法、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和特区地方立法所构成。特区立法又包括经济特区和特别行政区两方面立法。在一般地方立法和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内部，又有层次的区别。
对中国地方立法的含义，至今仍然有一些较为普遍的误解。一是对地方立法的主体作过狭或过广的理解，把地方立法仅看作国家权力机关进行的活动，或是把地方立法主体扩大到所有的或过多的地方国家机关。二是对地方立法的法的形式作过狭或过广的理解，把地方立法仅看作产生和变动地方性法规的活动，或认为所有地方国家机关的规范性文件都是地方立法的法的形式。三是对地方立法的行政区域范围、法的效力范围作过狭或过广的理解，或限定在省一级，或扩大到县一级。为正确理解地方立法的含义，应当消除这些误解。 第一，地方立法具有地方性。
地方立法的主体只能是地方国家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不能是地方立法的主体，即使中央国家机关制定专门解决地方问题的法律、法规，如全国人大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样的立法活动也不属于地方立法的范畴。地方立法的任务是解决地方问题，尤其是注重解决应当以立法解决而中央立法不能或不便解决的问题。地方立法可以有或应当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其基本原则之一是要从本地实际出发，保持地方特色。地方立法的效力范围限于本地行政区域内。
第二，地方立法更具复杂性。从总体上说，地方立法比中央立法更复杂。
首先，地方立法有更多的关系需要处理。在中国，制定地方性法规，至少要处理六种关系：与宪法和法律的关系；与行政法规的关系；与部门规章的关系；与地方政府规章的关系；与上级或下级地方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的地方性法规的关系；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地方性法规还要处理与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关系。
其次，地方立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更具体，在总体上规定的事项更多，许多不宜由中央立法解决的问题便由地方立法解决，这也增加了它的复杂性。
再次，各地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在使地方立法异彩纷呈的同时，也使地方立法复杂化。当然，地方立法更具复杂性，是从地方立法的总体情况来说的，不是任何一种地方立法，都比中央立法更复杂。
第三，地方立法具有从属与自主两重性。
一方面，地方立法与中央立法相比，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一般要以中央法律、法规为依据，或不能与其相抵触。在立法功能方面，地方立法一般都负有贯彻实施中央法律、法规的责任。在中国，地方立法还有补充中央法律、法规以及先行一步为中央立法积累经验的任务。一国法制统一原则还要求地方立法的法的体系、法的形式或渊源及其他有关方面，应当与中央立法保持一定的协调性。
另一方面，地方立法作为一国立法体制的组成部分，也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地方立法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要以地方立法的形式调整地方社会关系、解决地方问题，它可以在不与中央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独立自主地立法，积极地解决应当由自己解决的问题。地方也可以根据本地情况，在坚持或顾及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在法的体系、法的形式或渊源及其他方面，自主地形成自己的风格。在有的国家，地方立法的从属性是更主要的属性；在另一些国家，自主性是更主要的属性；还有些国家，这两重属性平分秋色。在中国现阶段，地方立法对中央立法的从属性，下级地方立法对上级地方立法的从属性，是更主要的属性。认清地方立法具有从属与自主两重性，就要防止两种片面性：一是只看到地方立法从属于中央立法的一面，把地方立法当作单纯是为执行、补充中央立法和为中央立法积累经验存在的，在地方立法问题上视野狭窄，认识保守，缺乏应有的主动性、积极性。一是过于强调地方的特殊性，把地方立法看成是可以脱离国家法制大局的一种纯粹的地方性活动，陷入偏狭的地方主义泥坑。
第四，城市立法在地方立法中逐渐占据重要位置。城市尤其是重要城市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它们应当行使地方立法权。城市的发展状况是社会文明发展状况的标志。在现代社会，城市承担着比一般地方繁重和复杂得多的组织、管理经济文化和其他方面事项的职责，日益成为整个政治、经济、法制、科学、文化、教育和居住的中心。城乡融合的过程，城乡差别消灭的过程，主要是更多乡村实现城市化的过程。美国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口、英国约有五分之四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这些情况，再加上城市自身的人口密度大、社会分工细、生活节奏快、矛盾和复杂问题多的特征，决定了应当注意给予城市特别是重要城市地方立法权。西方国家的市议会一般都有地方立法权。中国虽然自古以农立国，但今天城市的发展速度也颇为可观，居住在城市（包括市辖县）的人口已近4亿，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总额的85%以上。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日益突出，尤其是这些年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状况如何，渐成整个改革成败的关键。因而城市地方立法也十分必要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