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工作

① 立法院的立法工作

依据《中央法规标准法》，任何法律、条例都需经由立法院通过，并由“总统”公布后才有效力。
若要立法，首先必须进行“提案”，可由“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立法委员”或党团提出，预算案则仅限由“行政院”提出。草案提出后，会送交“程序委员会”进行审议。在程序委员会中，秘书长会排定要讨论案件的日期，委员会审核后会将草案送交印刷（复印），并列入议程中的报告事项。提案在议程中进行“一读”（朗读标题），之后可送交相关的委员会（例如：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交通委员会等）讨论审查，或经由院会决定后，直接送交“二读”。
委员会中会针对送交过来的提案，听取提案人的报告，有时还会邀请和法案内容相关的专业人士提出意见（有时也会举行“公听会”）。之后进行讨论，并修正提案的内容。达成决议后，会将议案送至二读程序。
在二读时，会先朗读提案的内容，并在院会中进深入的讨论。二读是立法过程中重要的步骤，在过程中，可以提出质疑、进行说明、修正等。最后决定是送交“三读”、撤销、或送回委员会重新审议。通过二读的议案，将在下次会议时进行三读的程序，但若有“委员”提议，并获得超过30名“委员”的附议，可以在当次会议就直接进入三读程序。
三读的过程仅会就文字进行修正，除非有发现有违宪法或其他法律，才可提出撤回或重新审议。在三读时，若有委员对于议案有不同的意见，仍然必须等议案表决后，再提出覆议。三读程序后就要进行全体的表决，若是通过，则送请“总统”在十天内公布，并送交“行政院”执行办理。行政院方面在收到离字“立法院”的要求后，若认为法案难以执行，或有其他问题，在“总统”核准下可提出“覆议”的要求，将法案送回“立法院”重审。
“立法院”接受覆议案后，会召开“全院”的审查会议，必要时会要求“行政院长”到“立法院”说明覆议案的原因。覆议案必须在15天内进行投票表决是否维持原法案内容，如为休会期间，“立法院”应于七日内自行集会，并于开议十五日内作成决议。复议案逾期未议决者，原决议失效。复议时，如经全体“立法委员”二分之一以上决议维持原案，“行政院院长”应即接受该决议。

② 在推进依法治国中,为什么要高度重视立法工作

立法工作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只有加强立法，才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做到有法可依。
依法治国的意义：

①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的本质是崇尚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
②我国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实行依法治国，人民群众是主体；其根本目的在于保证人民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③依法治国是一切国家机关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依法行使权力，严格依法办事。
④只有走依法治国道路，才能保障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根本任务和原则，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一个基本目标。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实行依法治国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措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代表和体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的。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第二，实行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并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制。因此，只有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最大限度的调动亿万人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力落后的状况。第三，实行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第四，实行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是人民的最高利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③ 党在立法工作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中国来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领导中源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更不能做出有悖党章的规定。
再开人代会之前，会先召开政协会议，政协会议之前会先召开党代会，意思就是：党代会共产党确定方针大计，政协民主党派共同协商，人代会以法律形式确定。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大都是国家政权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以及二者共同行使立法权决定权监督权任免权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从理论上来讲，共产党只是一个政党，没有资格行使国家权力，在国家机构，没有中国共产党，最高权力机关是人大，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都是通过法律来行使的，这样就应该由全国人大来行使，而不是共产党。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代替法律。

④ 开门立法成为我国立法工作的常态得益于哪些因素开门立法体现了怎样的立法理念

律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这本身就是一笔宝贵财富，必将对我国今后法制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起到重要指导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负责人说。“开门立法”可追溯到五十多年前其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开门立法”要上溯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是：讨论制定新中国的根本大法―――宪法。“大会执行主席宣布表决结果：投票数1197张，同意票1197张。许多代表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高呼共产党万岁。”这一幕，虽时隔五十多年，亲历者却仍历历在目。有专家分析，1954年宪法之所以深得人心，是因为它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制定这部宪法时，草案初稿曾下发各大行政区、各省市、自治区和50万人口以上的省辖市，组织了大规模的宪法草案大讨论，提出了5900条修改意见。6月15日，宪法草案向全社会公布，征求意见历时2个多月。其间，先后有1.5亿多人次参与讨论，对宪法草案提出了大量修改意见。根据这些意见，宪法起草委员会对原来的草案再度作了修改。这是我国第一次向社会全文公布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正是由于全民意志和智慧的投入，1954年宪法经受住了时间风雨的检验。时至今天，它所确立的许多重要制度，仍被现行宪法所继承。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制定一部全面反映新时期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新宪法，成为当时一项迫切的重要任务。1982年4月26日到8月底，草案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公开征求意见的法律草案。这次全民讨论的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影响之广，成为公民参与立法工作的范例。许多重要的合理的意见都得到采纳，具体规定作了许多补充和修改，共计近百处。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这部新宪法，这也是我国立法史上第一部公开表决结果的法律项目。公布法律草案从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迈上一个新台阶。1998年3月21日，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明确提出，立法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在立法过程中，“要采取各种形式，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九届全国人大组成之后的一年中，就向全民公布了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和合同法草案。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1998年4月29日公布征求意见后，31个省、市、自治区全部反馈了意见；25个大中城市和52个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共收到人民群众来信675件，其中，来自单位的意见173件，来自公民个人的有502件。许多来信多人联署，人数最多的一件共有836人签名。还值得一提的是婚姻法的修改。2001年1月11日，婚姻法修正案草案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
截至当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共收到群众来信来函3829件，后来又陆续收到一些，大约共有4000多件，通过报纸、期刊和网络等媒体也收到数以千计的意见。来信者中，年龄最大的90岁，最小的仅有13岁。公众对原婚姻法的绝大多数条款都提出了意见。这次征求意见是当时参与立法人数最多的一次，提出意见最广泛的一次，也是人民群众第一次通过互联网参与立法。将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法律草案向社会公布，广泛征求全民的意见，使他们有了直接表达诉求的机会，有了发表意见甚至是表达不满的权利。而最高立法机关，也拓宽了一个最广大、最直接评价法律草案价值取向的民主渠道，将百姓的意见摆到立法的桌案，并吸纳进法律之中。“使法律充分反映人民的意志”，就有了如谷穗般沉甸甸的实在意义。法律界人士评价说。大规模讨论效果优于大规模学习“‘开门立法’本身就是一个普法教育、释放意见、凝聚共识的过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4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宣布，今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一般都予以公开，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成为常态，这一突破清晰地彰显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理念上的重大改变。“所有的法律草案原则上都向全社会公布，听取全民意见，这无疑将对我国的

⑤ 防沙治沙的立法工作有哪些

防沙治沙是一件备受各国关注的大事，被国际社会列为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其立法也备受重视。全球性公约已经制定，各国立法大体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制定单独的法律，二是制定有法律约束力的行动计划，三是在环境法中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加以规范。

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47/188号决议，决定成立一个防治沙漠化政府间谈判委员会，起草《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沙漠化的国家特别是非洲防治沙漠化的公约》。1994年在巴黎通过了这个公约，并向所有国家开放签字。目前已有140多个国家签署了公约，我国是1994年签署的。在我国加入公约时，DESERTIFICATION一词翻译为沙漠化，后来我国有关方面决定翻译为荒漠化。

一些国家单独制定了防沙治沙法律，日本在明治30年颁布了防沙法，昭和62年进行了一次修改。美国在1976年为联邦土地管理法中规定要将具有历史、自然等资源的荒漠区划定为荒漠保护区。

澳大利亚在20世纪开始出现土地沙化端倪，联邦议会1936年颁布草原管理条例，1989年制定了土壤保护和土地爱护法案。前苏联1960年颁布了自然保护法，明确规定将受到风力侵蚀的土地列入法律保护的自然客体。

根据联合国公约的规定，目前全球许多国家都分别制定了防止沙漠化行动计划，我国是最早制定行动计划的国家之一，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的框架内制定了林业发展计划，将防沙治沙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⑥ 开门立法成为我国立法工作的常态 得益于那些因素

一、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用道道禁令严反“四风”，以“零容忍”态度严惩腐败，以强化制度约束严管干部，形成了抑制腐败、惩治腐败的社会氛围和高压态势。要继续保持这种高压态势不放松，坚决遏制住腐败蔓延势头，不断加大治本力度，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

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凡发现腐败案件，都必须依纪依法严肃查处。查办腐败案件，严惩腐败分子，历来是我们党治理腐败的基本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但腐败频发、多发的势头仍未有效遏制。究其原因，与反腐力度不够直接相关，难以遏制腐败势头，标本兼治状况下，治标力度不够，治本难以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调有案必查、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明确提出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反腐治标的力度之大、范围之广、进展之速、效果之巨，营造着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赢得了全党全社会的拥护。每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心存敬畏，不应心存侥幸，谁要以身试法，必将身败名裂。

坚持惩防并举、以惩促防。惩治与预防是反腐败斗争的两个基本要素，两者相辅相成。从总体上看，反腐败斗争是以惩治为基本特征的执纪执法活动，其内在逻辑是以惩促防，以防固惩。反腐治标与反腐治本是惩与防的关系，只有充分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标功能，制度建设等治本措施才能落到实处。以惩促防，就是通过执纪执法建议，帮助发案单位分析犯罪成因，总结监管漏洞，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完善廉政措施，通过对腐败分子的惩治及腐败个案的剖析，强化党纪国法的警示教化功能，使有犯罪动机的人及早刹车，悬崖勒马，使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心灵受到洗礼，从而实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治理一方”的目的。

坚持自律与他律结合。“伸手必被捉”，是党员干部自律防腐的警言，蕴含丰富的人生哲理。但是，当道德防线被私利的欲望冲破之后，“伸手必被捉”，就必须靠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职能部门的有力查处才能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人民监督，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将腐败问题和有关情况提供给职能部门，极大提高了腐败的发现机率。群众监督和及时查处所产生的冲击效应，释放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正能量，营造着“伸手必被捉”的反腐氛围。提高腐败发现机率的人民监督和职能部门的有效查处，必须持之以恒、常态发力。

二、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

法治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理性的社会秩序、理性的法律精神和民主的法制模式。实践证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应具有以下特征：

以程序正义为基础。只有通过正义程序的演绎，才能有效实现实体公正。要强化依法履职的责任感，并通过改进执纪执法办案评价标准，完善执纪执法人员行为规范，强化违反规范执纪执法行为的惩戒等措施，坚决杜绝乱作为，有效防止不作为，切实规范执纪执法行为，确保查办腐败案件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要完善查办腐败违纪违法案件的程序措施和工作机制，转变调查、侦查、审判理念，坚持办案工作重心前移，强化案件初查工作；完善初查措施，规范初查程序，遵循调查、侦查工作规律，准确把握立案条件；完善调查、侦查手段，提高调查、侦查工作科技含量；完善侦查指挥体制，规范侦查指挥机构设置，实现线索统一管理、侦查统一指挥、资源统一调配。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配合协助，明晰各自的法定职责，构建纪检监察与职务犯罪侦查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依法反腐运行机制。

以实体公正为核心。实体公正强调纪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纪律法律，都要受到纪律法律追究和惩处。要坚持查办贪污贿赂与查办渎职犯罪并重，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中的要案与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案件并重，查办受贿案件与行贿案件并重，查办贪贿数额大的案件与贪贿数额虽然较小但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案件并重；办案活动以纪律法律为准绳，重事实，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客观公正地查办案件，尊重和保障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严格区分犯罪嫌疑人与证人和普通群众的界限，不能把证人和普通群众当作犯罪嫌疑人来对待；认真研究和正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严格区分工作失误与渎职犯罪，经济纠纷与经济诈骗，正常合法收入与贪污、受贿，资金合理流动与徇私舞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企业依法融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与非罪的界限。对进入司法程序的腐败案件，依法保障律师的会见权和知情权，在与律师的良性互动中提高案件侦查质量，增强办案的客观性和准确性，确保案件经得起历史检验。

以执法效能为关键。我国反腐败查办案件包括党内执纪、行政执纪、检察执法、审判司法等职能活动。其中，党内执纪和行政执纪，是党和政府对腐败的非刑罚惩治；检察与审判的执法司法，是依照国家刑事法律对腐败的刑罚惩治。提高反腐败执法效能，就是要提高反腐败非刑罚惩治和刑罚惩治的能力和水平。增强执法效能，必须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专业化执纪执法队伍，健全完善反腐败执纪执法体制机制，提高发现和证实腐败行为机率，提高惩治和防控腐败违纪违法效率。为此，要增强初核初查能力，为立案调查、立案侦查工作启动打下坚实基础；增强询问、讯问能力，注重法理情并用，注重教育感化；增强运用信息化平台全面取证能力，推进侦查信息、执法信息共享和公共信息快速查询机制建设；增强反腐败国际合作能力，在境外取证、追逃、追赃、遣返、引渡以及预防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

以强化监督为保障。要切实加强自身监督制约机制建设，着力解决执法办案不文明、不规范问题，严肃查处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切实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净，确保执纪执法权依法规范行使，违纪必惩，违法必究，权益得到保护，正义得到伸张。要尊重人民群众在反腐败中的主体地位，健全民意收集、研究与转化机制，探索建立群众投诉及时受理与查究反馈机制；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控告、申诉、举报，及时发现和解决执纪执法活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增强执法透明度，借助互联网搭建沟通、互动和监督平台，实现办案人员网上交流、网上对话，广泛接受社会各界对办案工作的监督，让群众从办案中沐浴到法律公正的阳光。

三、以“零容忍”态度彻底反腐败

彻底反腐败，必须立足于查办案件，着眼于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想腐的保障机制，是反腐败新常态的基本走向。

完善反腐败国家立法，强化“不敢腐”的威慑力。完善反腐败国家立法，要将现行党委、政府、国家多元化惩治腐败制度整合为一元化反腐败国家立法，建立融实体法与程序法一体、非刑事处罚与刑事处罚结合、与世界反腐败公约接轨的反腐败基本法律，切实做到让“制度的笼子”通上“高压电”。增强惩治腐败的必然性，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不管什么人，“出笼”必受惩，“老虎”、“苍蝇”一起打，不搞“网开一面”和“下不为例”。增强惩治腐败的及时性，对“出笼”行为露头就打，快速处理，及时纠正。增强惩治腐败的严厉性，综合运用法律、组织、经济等处罚措施，加大惩治力度，特别是对严重损害公众利益的滥用权力行为，要予以重罚，以有力的惩治保证权力规范运行。

健全防腐制度体系，强化“不能腐”的防范力。一方面，优化权力结构，合理配置公共权力。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遵循精简、统一、高效原则，对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适度分解与平衡，使三者之间既相互统一，又相互制约。在厘清权力事项的基础上，合理分解配置一把手的权力、重点岗位的权力、上一层级的权力，从制度机制上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和扩张甚至滥用。另一方面，制定科学严密的“制度笼子”。从实际出发制定制度，注重解决实际问题，使制度既在理论上站得住，又在实践中行得通。当前要围绕限定权力范围、厘定权力界限、减少自由裁量、规范权力运行等建立健全制度，合理设计权力行使流程，杜绝权力寻租，使权力授予、行使、监督全过程和各环节都有制度规范，形成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特别要围绕问题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及时对现有制度查漏补缺，把行使权力的漏洞彻底堵死。

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强化“不想腐”的自律力。坚持警示教育与法纪监督相结合。通过“抓大”、“严小”，出重拳、下猛药，使“抓大”形成威慑，同时从小问题抓起，使“严小”成为习惯。坚持制度教育与制度建设相结合。每项制度规定都要明确具体，把“大力提倡”变为“硬性规定”，将“自由裁量”化为“具体标准”，不仅有要求，还要有罚则，压缩弹性空间，增强刚性制约；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完善制度、制约权力，做到依法确权、依法限权、依法用权，用法律监督制约权力。注重预防腐败的制度设计，从公务人员日常的细微行为出发，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明确违反行为准则的严重后果，从“前端”杜绝腐败发生的可能。坚持作风教育与行权公开相结合。深入推进党务、政务、司法等公开，不断扩大公开领域、内容和范围，凡是经济社会发展重大事项、群众普遍关注事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事项、易发生腐败问题领域和环节的事项，都要做到及时公开，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咨询、公示、听证等重大事项决策制度，畅通监督渠道，广泛听取民意，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权力在群众监督下运行。发挥舆论监督、网络监督作用，使权力运行“出笼”行为及时暴露在公众监督的阳光之下。

⑦ 全国人大只负责立法工作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修改宪法；
监督宪法的实施；
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国家基本法律；
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
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
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建置；
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
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
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下列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8]
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中央和地方预算及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批准中央预算和中央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建置；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

⑧ 为什么要做好立法工作

立法，是指特定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程序制定或者认可反映国家和人民意志，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活动。政府立法，通常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和起草法律草案、地方性法规草案的活动。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于2000年3月15日通过的《立法法》，是规范立法活动的基本法律，对政府立法活动作了原则规定。国务院根据《立法法》于2001年11月16日制定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专门就行政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程序进一步作了具体规定。这些法律、行政法规的根本要求，就是明确立法权限，规范立法程序，提高立法质量，维护法制统一。
明确政府立法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我们对做好政府立法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责任感，而准确把握政府立法的特点，则是进一步提高政府立法质量的前提条件。
政府立法，除了具有一般立法活动的特点如普遍性、确定性、公开性、平等性、规范性、不溯及既往性等之外，还有其自身固有的特点。
一是，从权力来源上看，政府立法包括职权性立法和授权性立法。
二是，从依据、权限和效力上看，政府立法具有从属性。根据我国的政治体制，政府由人大选举产生并对人大负责；下级政府必须服从上级政府的领导。与我国的政治体制相适应，政府立法具有从属性的特点
三是，从程序上看，政府立法具有及时性、灵活性。一般来说，权力机关的立法程序比政府的立法程序更加严格。
四是，从内容上看，政府立法具有执行性、补充性。
改进政府立法工作方法，创新政府立法工作机制，是提高政府立法工作质量的重要途径。

⑨ 全国人大立法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全国人大立法工作的目的：
1、完善社会主义相关法律制度，建立健全社会民主法治。
2、推进立法工作，实施依法治国的方针，建设法治国家，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⑩ 衡量立法工作的最高标准是什么

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是衡量公安工作的最高标准。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公安工作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做好公安工作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