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道德舞

1. 道德与大学生、法律、经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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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建设是关系到一个民族昌盛不衰的命脉，道德也是一个国家整体素质的重要体现。优良的道德传统既是是一个国家的瑰宝，一个民族精华所在。其精华部分，往往凝聚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成为一个民族迎接新的挑战、开拓前进的内在精神动力。

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精神。登上昆仑，才知道什么叫做高峻；来到虎门才懂得什么叫做雄伟；目览黄河，才知道什么叫做壮阔；游览长城，才体会什么叫做巍峨。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伟大的祖国母亲给予我们如此丰厚的物产，同时以她博大的胸怀哺育了生生不息，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古老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享有“礼仪之邦”的美称。我们不难忘记：战国时期，楚国大夫屈原因忧患国难而投泊罗江；童稚时的孔融将最大最好的梨让给长辈的动人故事；三国时的诸葛亮，心胸开阔，七擒七纵孟获；老子在《道德经》中嘱咐我们“做一天人就要讲一天道德。”这一切的一切，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中国人的道德所在。在这样丰厚而优良的道德传统和现实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中，每个国家都面临如何对传统文化怎么一个更好的继承和发扬问题。所以，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的成长关系到国家的命脉，更是让中华民族昌盛于世界的根本。所以，作好大学生对传统道德的教育是必要的，是及时的。在对待民族文化的上，要坚持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以中华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为我所用的目的，即反对全盘的西化，机器照搬，又反对全盘否定、盲目继承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传统，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借鉴、继承，吸取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利的精华。

恪守公民道德规范。 社会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弹指一瞬间，人类已昂首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在这一漫长的岁月里，中国战胜了衰落走向振兴；战胜分裂走向统一；挣脱屈辱走向奋起。中国正以新的姿态向世人展示着自己。但是关于公民道德修养的任务势在必行。因为没有伦理道德的社会，将何其混乱不堪！公民道德是一个国家文化，道德的体现，大力的提倡公民的道德规范，对国家的文明建设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深远意义。大学生进行道德建设是体现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精神的深刻把握。然而，大学生的道德是令人担忧的，是令人震撼的，是令人愤慨的。是否还记得这样一篇报道：一位清华大学的学生，为了一个愚蠢的想法，残忍的将一瓶高浓度的硫酸泼向黑熊的事件。可以见到，我们的大学生的道德是在发生着“质”的变化。

那残存的一只眼睛无助的、黯然地望着一切。它真的不明白，那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朋友的人类，为什要如此凶残的伤害自己。血不停地涌动着，不时传来皮毛烧焦的“滋滋”声，它愤怒了，它竭尽全力的站起身来，重重地捶打着上锁的铁门，以垂死的挣扎向人类示威。慢慢的，殷红的血浸透了大片土地，黑熊带着满腔悲恨昏厥过去。这都是为什么？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竟然会有如此不道德的行为，这确实值得我们深思。社会在发展，知识在爆炸，而人类的道德观念却越发淡薄了。人们置身于高质量的生活中，陶醉于灯红酒绿之下，却忽略了做人的基本原则：那便是德。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的。如果人们的道德修养落后于时代，那么这个社会必将停滞不前。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

大学生与诚信道德。大学生的诚信意识、诚信行为、诚信品质，关系良好社风尚的形成，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大学生只有诚实守信为重，加强思想道德修养，讲诚信、讲道德，言必信、行必果。才能不断的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知识和健康素质，实现全面发展。但是，现在的大学生诚信度已经不适应和谐社会的需要。

大学生群体是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对其加强知荣辱、树诚信的道德建设意义深远。不可否认，在现实生活中，大学生诚信缺失的问题客观存在，其表现形式通常为：作业抄袭、考试舞弊；伪造证件、简历注水；拖欠贷款、工作违约等。究其原因，除了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袭，还与目前高校对德育重视不足、约束和激励机制缺失、不良学术风气的负面影响有关。

诚信，即诚实守信。它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和根本，不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哪个社会，什么阶层的人，诚信的人都是社会所称赞的，是人之为人的最重要的品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二字具有及其重要的分量。古人云：“言而有信，君子也”。“仁义礼智信”是人们倡导并力求遵循的行为准则。子曰“人而无信，未知其可也。”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中华民族形成了重然诺，守信义的道德传统，留下了不少“千金一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之类的美谈佳话。“诚”就是诚实，真诚，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不欺人，不做作，不掩饰。“诚”不仅仅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方法和态度，而且是人的道德素质借以体现的重要方面。“信”就是守信，就是一言一行都要遵守自己的诺言，不论对自己和他人，凡是自己承诺的便一定要兑现。因此，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已经迫在眉睫。
加强大学生的道德建设，加强大学生自我道德意识，是完成现代化的和谐社会的基础，是提高全民素质的根本这是一个充满了创造的世界，这是一个呼唤创造的时代。勇敢、主动的去开拓、去创造，让生生不息的优良道德成为托起我们民族未来、祖国希望的脊梁吧！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在看“焦点访谈”时，常常看到记者们为了掌握事情内幕而采取偷拍的方式，将其公之于众。我想：站在世俗的角度看，这的确是大快人心，惩恶扬善；但是从道德角度看，又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不合道义。我还曾一度认为，这种行为正在法律上也未必站的住脚。但事实上，所谓“法不容情”，在大众传播这一特殊领域，法律和道德常常与传媒发生错综复杂的关系。
民法上规定，公民的肖像权不得受侵犯，任何人不能擅自使用他人肖像。但又特别指出，在新闻报纸中，采访或爆光不文明现象而使用公民肖像的行为，是不违法的。由此看来，“焦点访谈”的做法是合法的，但的确是不喝道德标准的。法律是国家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实施的，任何自然人和单位人都必须遵守。而道德只是人们自觉形成的某些行为共同意识，较之法律而言，自然少了一些约束力，也就不强制人们去执行。作为大众传播这一职业，必然要遵守法律；而出于一种敬业、责任之心，有时必然和传统道德发生冲撞。
这里我想到老师曾提到一个——记者雨中拍行人落坑。很多人指责这名记者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也有不少人说他是很敬业的。事实上，任何一个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如果当时这名记者选择仅仅立一个牌子在坑边了事，那么知情者大概又要指责说他“缺少敬业精神”了。要评价一种方法的运用是否正确和合理，我以为，应当以结果的实现情况为标准，无疑，这名记者雨中等候很多小时的报道引起了极大反响，结果要比仅仅立一个牌子明显的多了。所以我认为，每个职业都有其特殊性，大众传播尤其如此。既然道德本身给了人们足够的空间去选择完全遵守还是适当违背，那么为了正当的职业目的而无伤大雅的违背一点道德是无可厚非的。否则，我们将失去无数得到事实真相的机会，而传播也失去了存在的真正价值。
但是，不是说只要是事实，我们传媒就一定有义务要人们完全了解，甚至为了这而不惜放弃到底、不顾法律。法律是一切权利和义务的基础。香港媒体有很多都忽略了这一点，尤其是那些狗仔队、八卦小报，今日爆料“某某明星卸妆后惨不忍睹”，明天又是“某某与某某在地铁偷吻”，后天再来“某某女星整容前的照片”，花样百出。这些都是明星的私人空间，是明星人身权的一部分，无论从道德还是从法律上，都是绝不被允许侵犯的。所以香港的明星活的极为辛苦，连偷偷搔个痒也要保持最优美的姿势。这些八卦新闻无疑只是为了迎合人们好奇、好趣的心理，从而鼓足自己的腰包，但他们的行为已经使报道走向了一种病态的极端，也给明星的心理和身体带来恶劣极大的压力。
总之，凡事不可一概而论，法律与道德在大众传播中扮演的角色，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判断。作为传媒工作者，我认为，必须作到严格遵守法律；同时，进可能的不违背道德准则——至于这个程度问题，我相信每个人都在心中有一个准确的天平。

3 第一，商业社会打破了陈旧的传统道德标准。在过去的基督教的道德习俗中，一味地提倡“爱人如己”，要求人们具有同情、仁爱、献身的品质和精神，光把给人无酬地服务或把东西白送给别人的行为才视为是道德的和高尚的，一旦有偿服务或把东西与人交换，往往就视为是不道德的，并受到鄙视。斯密认为，这种道德评价不适合商业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因为在商业社会中，人们的需要和利益的满足大部分是通过交换和买卖取得的，不可能无偿赠送，这意味着人们的生活不能仅仅求助于他人的仁慈，必须依靠互利互惠的原则。所以，商业社会的道德观念不同于基督教的绝对排斥利益的传统道德观念，它不仅认为社会领域的无私奉献的利他行为是道德的，而且也认为经济领域的为己不损人的行为也同样是道德的。
第二，商业活动培植了人们许多优良的道德品质。交换作为分工、技艺和贸易的结果，不仅使人们的不同资质才能交相为用，增进了人们生活的便利，而且加强了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互助协作，有利于人们的团结和友谊；交换的实现，使人们的劳动得到了报酬，就会鼓励人们勤勉，精神勃勃的工作，避免闲荡、偷懒、耍猾的恶习；通过契约完成的商品交换，就会使交易双方养成诚实无欺、守时信用的习惯，以致斯密感叹到“在野蛮民族之内，诚实是极其希罕的美德，推广诚实和遵守时间的道德乃是商业”。斯密还认为，在交易的活动中，双方为获取自己的利益而讨价还价、斤斤计较，这不是庸俗不堪的东西，恰是商品交换的正常现象。也正是经济人的自利动机和赚钱欲望，驱使他们注重经济效益，减少生产成本，降低商品价格，并形成了勤奋节俭、改革创新的品质。
第三，商业交往造就了自由、平等、和平的社会。在斯密看来，商业是自由、平等与和平的发祥地，因为商业交换和契约是人们在平等基础上自愿缔结的结果，它排斥外在的强制和特权，人们拥有平等的地位和交换的自由；人们之间的贸易往来、互通有无，则使人们之间及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这种共同的利益就会使人们之间、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而商业贸易又使每个地方的人们有机会了解他国的风俗习惯，有利于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相互借鉴和融合，改掉不良的陋习。
总之，亚当·斯密不仅论证了商业促进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而且认为商业蕴含了互助友爱、自由平等、诚实守信、勤奋节俭等美德。尽管斯密所说的这些美德都是按照资本主义经济要求的理想道德，在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中常常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甚或有背道而驰的现象，也不排除斯密作为忠诚的资产阶级理论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掩饰资本主义文明的腐败方面，但他的思想核心始终坚持市场经济能够培育出不同于封建社会的新的道德品质，经济活动的成功同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品质是协调一致的。还有，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亚当·斯密的这种思想是17、18世纪英法思想家的普遍看法。法国的孟德维鸠在《论法的精神》及伏尔泰在《风俗论》中都有论述。在英国，许多经济学家也都有相关的论述，如托马斯·孟、巴尔、诺斯。这表明，商业精神对社会的促进作用及商业蕴含着道德的思想在当时已是公论，斯密不可能再提出划界的观点。有些人把他视为“划界论”的首创者，可能是基于他的“二元论”的人性论思想。斯密在人性问题上，一方面主张人性是自私的，一方面主张人性是仁爱的，二者并列起作用，所以，他的经济学以自私论为根据，他的伦理学以同情、仁爱为基础，有所谓的“经济人”和“道德人”之说，以致于一些人由此得出斯密是“划界论”的倡导者
4 1、人际关系的真诚原则。真诚是打开别人心灵的金钥匙，因为真诚的人使人产生安全感，减少自我防卫。越是好的人际关系越需要关系的双方暴露一部分自我。也就是把自己真实想法与人交流。当然，这样做也会冒一定的风险，但是完全把自我包装起来是无法获得别人的信任的。

2、人际关系的主动原则。主动对人友好，主动表达善意能够使人产生受重视的感觉。主动的人往往令人产生好感。
3、人际关系的交互原则。人们之间的善意和恶意都是相互的，一般情况下，真诚换来真诚，敌意招致敌意。因此，与人交往应以良好的动机出发。
4、人际关系的平等原则。任何好的人际关系都让人体验到自由、无拘无束的感觉。如果一方受到另一方的限制，或者一方需要看另一方的脸色行事，就无法建立起高质量的心理关系。
最后，还要指出，好的人际关系必须在人际关系的实践中去寻找，逃避人际关系而想得到别人的友谊只能是缘木求鱼，不可能达到理想的目的。我相信，受人欢迎有时胜过腰缠万金。

以上是在学校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好在学校中的人际关系，但是人不可能一直在学校，不它入社会，我们同样要面临着工作，在工作中，我们也会面临着不同的人，而在工作中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呢？

人际关系是职业生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特别是对大公司企业的职业人士来说，良好的人际关系是舒心工作安心生活的必要条件。如今的毕业生，绝大部分是独生子女，刚从学校里出来，自我意识较强，来到社会错纵复杂的大环境里，更应在人际关系调整好自己的坐标。

对上司——先尊重后磨合：任何一个上司（包括部门主管、项目经理、管理代表），干到这个职位上，至少有某些过人处。他们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待人处世方略，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精彩的过去和骄人的业绩。但每一个上司都不是完美的。所以在工作中，唯上司命是听并无必要，但也应记住，给上司提意见只是本职工作中的一小部分，尽力完善、改进、迈向新的台阶才是最终目的。要让上司心悦诚服地接纳你的观点，应在尊重的氛围里，有礼有节有分寸地磨合。不过，在提出质疑和意见前，一定要拿出详细的足以说服对方的资料计划。

对同事——多理解慎支持：在办公室里上班，与同事相处得久了，对彼此之间的兴趣爱好、生活状态，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作为同事，我们没有理由苛求人家为自己尽忠效力。在发生误解和争执的时候，一定要换个角度、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为人家想想，理解一下人家的处境，千万别情绪化，把人家的隐私抖了出来。任何背后议论和指桑骂槐，最终都会在贬低对方的过程中破坏自己的大度形象，而受到旁人的抵触。同时，对工作我们要拥有挚诚的热情，对同事则必须选择慎重地支持。支持意味着接纳人家的观点和思想，而一味地支持只能导致盲从，也会滋生拉帮结派的嫌疑，影响公司决策层的信任。

对朋友——善交际勤联络：俗话说得好：树挪死，人挪活。在现代激烈竞争社会，铁饭碗不复存在，一个人很少可能在同一个单位终其一生。所以多交一些朋友很有必要，所谓朋友多了路好走嘛。因此，空闲的时候给朋友挂个电话、写封信、发个电子邮件，哪怕只是片言只语，朋友也会心存感激，这比邀上大伙撮一顿更有意义。

对下属——多帮助细聆听：在工作生活方面，只有职位上的差异，人格上却都是平等的。在员工及下属面前，我们只是一个领头带班而已，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荣耀和得意之处。帮助下属，其实是帮助自己，因为员工们的积极性发挥得愈好，工作就会完成得愈出色，也让你自己获得了更多的尊重，树立了开明的形象。

而聆听更能体味到下属的心境和了解工作中的情况，为准确反馈信息、调整管理方式提供了详实的依据。美国一家著名公司负责人曾表示：当管理者与下属发生争执，而领导不耐心聆听疏导，以至于大部分下属不听指挥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换掉部门管理者。

向竞争对手——露齿一笑: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中，处处都有竞争对手。许多人对竞争者四处设防，更有甚者，还会在背后冷不妨地“插上一刀踩上一脚”。这种极端，只会拉大彼此间的隔陔，制造紧张气氛，对工作无疑是百害无益。其实，在一个整体里，每个人的工作都很重要，任何人都有可爱的闪光之处。当你超越对手时，没必要蔑视人家，别人也在寻求上进；当人家在你上面时，你也不必存心添乱找茬，因为工作是大家团结一致努力的结果，“一个都不能少”。无论对手如何使你难堪，千万别跟他较劲，轻轻地露齿微笑，先静下心干好手中的工作吧！说不定他仍在原地怨气，你已完成出色的业绩。露齿一笑，既有大度开明的宽容风范，又有一个豁达的好心情，还担心败北吗？说不定对手时早已在心里向你投降了。

2. 中国教育之父是谁

如果问起谁被誉为“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之父”？我们就会想当然地认为是哪位中国人，但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位白皮肤的外国人，而且还是一位传教士。他，就是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来华传教士狄考文。

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年），国际学界及基督教界公认的近代美国来华著名传教士、教育家、翻译家，是19世纪教会教育理论的集大成者，他所创立的文会馆的课程设置模式在教会学校中具有一定典型性。

狄考文1836年1月9日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坎伯兰县，但狄家不久就加入前往中西部拓荒的行列，因此他的童年是在不断迁徙与充满挑战中度过的；他的父母育有七个子女，狄考文是家中长子，帮助父母克服困难的机会最多，因此锻炼出他健壮的身体、倔强的个性、坚韧的毅力和凡事自己动手做的习惯，而这些素质都有助于他以后来华的传教生涯。后来他们兄妹长大后共有四位离开家乡远赴中国宣教。

狄考文进入大学和神学院读书时，在当时美国席卷全国的宗教复兴运动的感召下，他确定自己要做一名海外传教士，到异教国度去撒播基督之爱。几经周折，他选定并最终达成了到中国的心愿，临行前，他向国内的同行们郑重宣告：“我已决定把一生献给中国；我期望住在那里，死在那里，葬在那里。”狄考文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863年7月3日，他偕新婚半年的妻子狄邦就列，还有蜜月中的同工郭显德夫妇（参看我的文章：），在纽约登上了远赴中国的帆船，历经5个多月的漫长艰辛海上旅程，于是年12月16日抵达上海。稍作休整后，翌年1月到了山东登州（今蓬莱市），自此直到1908年9月28日于青岛福伯医院去世，狄考文在中国山东生活和工作了整整45个年头，死后葬在了烟台毓璜顶美国北长老会墓地，实现了他年轻时的诺言。

狄考文在中国生活的近半个世纪时间，恰恰也是中国社会经历痛苦蜕变的时期，他亲历了这一蜕变过程，也为这一蜕变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晚年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有着美好的未来。我很高兴有机会做我所能做的使她迈向美好未来的事情。”

狄考文年轻时立志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也信守誓言艰辛备尝兢兢业业忘我奋斗至生命的终点，那是从宗教信仰出发，决心向中国传布上帝之爱，引导中华归主，但在他给中国带来了基督福音、上帝之爱的同时，他也给中国带来了合乎时代进步要求的现代文明。

狄考文不但是一位传教士，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一生从事于教育工作，对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发展，贡献尤大。

狄考文于1864年创办的私立学校“蒙塾”，1876年改称“文会馆”，1881年开设大学预科，1882年纽约长老会总部批准以tengchow College（登州学院）为学校英文名称，以“文会馆”作为中文名称。是中国第一所教会大学，是齐鲁大学的初创阶段，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型大学，传播和介绍西方近代科学，为中国早期高等学堂输送了大批师资力量。

3. 急找《公民道德歌》的快版MP3的音乐，广场舞的那版。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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