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道德审判

Ⅰ 道德审判的定义

这个标题有点抽象，让我们先来解释下什么是道德审判。

他是跟法律的审判相对的。比如前一段时间的范跑跑和郭跳跳的事件。范老师的行为不违法，所以不用交给法庭审判。但是他或许违反了社会道德，所以交给大家用道德审判。

那么什么是法律呢？

灋（法）,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会意。——《说文》（水旁表示公平）

律,均布也。——《说文》（律是一种调音的器物，来规定标准音。）

法律和起来，也就是一个标准。如果不符合这个标准，就刑。

这个有点恐怖，我们还是把它理解成我们的行为规则就好了。

关于道德绑架

道德绑架说的是用道德绑架你，而不是用绳子。在这里，道德和绳子有相同的作用，那就是束缚你。一般绑架了你的人，会跟你的家人或者朋友勒索，而道德绑架也是会的。比如前一段时间的地震捐款。被绑架了的姚明，王石等，只能乖乖的再把钱交出来。如果这个代表了社会的主流思想，那么非主流的那部分人就只能为这个社会悲哀了。但愿我们的社会是理性的。

好了，现在开始说说道德审判和法律的关系。

中国历来就有关于法治和人治辩论。真正古代实行法制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秦国。他延续了商鞅的思想，加上韩非子的思想，以及李斯等人具体操作，使秦国变得空前强大。当然，他最后失败了。关于他是不是因为法治而失败，这个问题太大，讨论起来一天也写不完，就以后再说了。

在秦以前，周朝是号称以礼治国的；在秦以后，除了汉朝初年实行道家的无为治国以外，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就一直是以儒家为治国理念的，也就是号称以仁治国的人治。

可见，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法治的时间太短了。所以，中国人对制度规章条款这类的东西不敏感。大部分的东西都是由人来直接操作，凭操作人的个人喜好，而很少交给优秀的制度，规范的流程。地震中倒塌的建筑有统一的建筑标准吗？还是凭盖房的人的个人判断？

最常见到的古代审案的场景，就是一个县官坐在大堂上，问明来龙去脉，然后开始断案。这种段案的结果完全取决于审判人的个人能力。所以中国从古道今，还是挥之不去的精英政治。包括我们的国家制度，我们的一党执政从根本上来说，就还是精英政治。我们的党，就是社会上最大的一群精英。

而在国外不太一样，在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就开始了贵族民主政治。那时候的希腊，还是众多城邦的联合，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按照潇水在他的《青铜时代》里的说法，春秋时期的晋国也是大家族轮流执政，如果一直按那个制度发展下去，很可能发展到元老院，或者贵族民主。）

在那个基础上，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更近一步，所有的人都享有民主。他们不信奉精英，不相信靠一个精英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他们相信的是好的制度，和规范的流程。而好的制度，和规范的流程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以前的经验中来的，人民总结出来的。

我上面说了这么多，好像扯远了。但其实没有。为什么我们现在社会里，尤其是网络上发现越来越多的道德审判？那就是因为没有好的，适合的法律来审判。好像法律和道德审判是对立的。但有些制度可以将他们二者巧妙的结合在一起。比如陪审团制度。

陪审团又是个什么东西呢？

在英美法系里，这个陪审团代表着全社会人的道德观。由这个代表全社会道德观的团体，来帮助判断案件。那么选择陪审团的组成人就很关键了。选择的要点就是要是一个自然人。所谓reasonable man.能独立思考的人。这个人最好不受到各种外界各种讯息的影响，最好是不看电视，不看报纸，绝对不能只听一家之言。这个人最好只有人类最基本的道德观。

找到这样的一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找来一个团的人，来平均一下，大体可以代表社会的一般价值观。

其实这是什么呢？这就是道德审判啊。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说，道德和法律是统一的。

法律不是写好的条文，而是全社会的道德认知。

还有就是选陪审团员的时候往往要找一些跟被告同类的人。举例在道德审判范跑跑的时候也遇到过这个问题，那就是要找一个经历了当时地震的同样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最能体会当时被告的心情。

我写这篇东西，也并不是为了鼓吹陪审团制度的好处，实际上他的缺陷还是很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如何能保证陪审团员的合理性和客观性。以及这个制度需要庞大的开支，需要花费很大的社会成本。

而实际上，现在陪审团在英美法庭出现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然而那时因为他们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以前的案例，来处理新发生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案子。人家的制度可以说已经足够完善了，流程已经很规范了。

而在中国，成文法的法律条文不可能覆盖到任何一个细小的地方，而覆盖不到的地方，统统会被拿出来在网上道德审判之。即使覆盖到，也难免出现纰漏，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的许霆和ATM取款机的案子。

其实法律应该是全民参与的，但是我们参与不到的就只能道德审判，只有这样才能让社会找到共识，从而使之制度化，规范化。也难免各路专家有点受不了，深怕审判到自己。

我前面说的陪审团制度也是道德审判，那么我们的网民是否符合陪审团员的资格呢？不太符合，因为他们不包括不能上网的那一部分人。然而这已经是我能想到的最有效的代表社会道德观的人了。网络基本是由草根组成的。

其实我们中国也有自己的人民陪审员制度。

关于陪审员，法院主要是面向社会招聘，条件是：高中毕业以上，政治素质好，热爱审判工作，责任心强，身体适宜审判需要等等，根据这样的条件，由社会各界推荐，然后由法院汇总报人大常委会决定。

但是这个条件的随意性还是过大，不太容易操作。至少不如网络更能够代表社会的价值观。

在这个开放的社会里，我们需要更多的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都是网络陪审团的一员，这是一个公民具有的最基本的权利。

Ⅱ 法律之外的道德审判是不是正当的

摘要 您好，很高兴为您解答。法律审判是指通过司法机关，依据法律对案件做出审理和判决的过程；道德审判则是个人依据自己的道德水平，判断人或事道德与否，并给出判决。但是在法律之外的道德审判是不正当的哦。

Ⅲ 该不该鼓励媒体道德审判（辱母案想

媒体记者是人，只要是人都有情感，都有倾向性——“不平则鸣”，正义感本身就是情感，被不公正激发出来的正义感就是倾向性——记者对法院不公正裁判的鞭笞与道德审判就是合理的、正当的倾向性，社会需要这样的倾向性来维持社会公平，媒体记者报道中的倾向性和客观性可以统一也应该统一，媒体记者报道中的倾向性不等于改变基本事实，媒体记者的倾向性和尊重事实并不矛盾。如果报道中有歪曲、捏造事实，那就是不实报道、虚假报道，而不是倾向性。要求记者报道没有倾向性不可能，把“倾向性”报道和“欺骗”划等号这个逻辑不成立。司法审判和舆论审判的关系后面，是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与民主相对称的是法治，但只有真正的民主，才有完善的法治。否则，法律只不过是既得利益者手中的工具。民主包括民主选举与民主监督；而舆论监督是民主监督必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民选不普及、司法体制不健全时，舆论监督更显重要。如果说，公开是公平—公正的前提，那么媒体监督就是法治建设的必要环节。正像只有蝙蝠害怕阳光，只有贪官才害怕记者——目前只有记者才有老百姓不具有的能耐使权力在阳光下运作。当前广大人民群众把网络媒体视为表达民意的直接通道，媒体监督甚至可以说比现有司法体系更为群众所信赖、所依托，群众把媒体监督、特别是网络媒体监督视为维护社会公正的真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另一方面，当广大人民群众对媒体监督寄予厚望时，也更应该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把媒体运作与媒体炒作区别开来。媒体监督与媒体商业化运作两者间不但不矛盾，而且互为前提——人心向善向美、趋善避恶、疾恶如仇的本能和人民大众对重大事件渴望真相的冲动，完全可以把媒体与记者的正当利益，同媒体监督的新闻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有机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但如果媒体把商业化运作异化为商业化炒作或“有偿新闻”，失去了“新闻”的客观性、“媒体监督”的可信度，那么对于媒体自身效益将是一大损失。只有树立媒体的诚信品牌，媒体的商业化运作才能一路走好。而媒体诚信品牌的内涵，就是实事求是与科学精神。民主与法治互为前提，法院审判独立与媒体舆论监督互为前提，法律审判与道德审判互为前提。民主与法治、法律审判与道德审判的辩证关系决定了媒体监督不等于舆论挟持；法律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不等于法律跟着大多数人的感觉走。诚然，法律是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法律代表的是大多数人的真实的而非虚假的利益、深层的而非肤浅的利益、长远的非眼前的利益、整体的而非局部的利益。怎样使法律代表大多数人真实的、深层的、长远的、全局的利益呢？只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如果法律跟着大多数人的感觉走，用大多数人的感觉决定法院审判，那么很可能所代表的只是大多数人虚假的、眼前的、局部的、肤浅的利益，而牺牲了大多数人真实的、长远的、全局的、深层的利益。

Ⅳ “道德审判范曾”真的不道德么

围攻范曾，这样的“道德审判”道德吗 ？《环球时报》的社评文章总是让人读来忍俊不禁，也不吐不快。
正如文章中所提到的，事情的原委是范曾在某次研讨会上做了一首七律诗。这首七律，相信许多人都已读过。范大师的诗歌水平究竟如何，笔者是诗歌的门外汉，不敢妄加评论。不过，单单是这首诗中所用的一些字眼，诸如“皇图”、“龙吟”等等，不仅泛着陈腐的气息，也难免会让人有别样的联想。
或许，许多批评者的笔触更多的也是着眼于此。“一些人从道德角度对范曾发起攻击。他们把范曾的行为定性成‘投机’和‘谄媚’，宣扬知识分子应‘保持气节’”。《环球时报》评论文章的描述，也算是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若是还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那就再套用评论文章的一句话，”我们并不知道范老先生是否有做这种楷模的兴趣“，那谁又知道知道评论者并非是没有这样的兴趣呢？
随意地用“道德”去评价、尤其是“审判”一个人，的确未必恰当。但不要忘了，范曾首先是一个名人。既是名人，得到、享受了更多的社会资源，甚至，也在客观上可以影响到更多的人，公众当然可以对其的言行给予更多、更细致的审视。更何况，爱之深、责之切，翻出他的一些旧账，或许会让人难堪，但从网友扒出的一些细节来看，至少，过去的范大师是有着道德瑕疵的。那么，类似的批评恐怕就绝非是要将他“一棍子打死”了。否则的话，道德的评价功能似乎早就该被扔到爪哇国去了吧。
更重要的是，范曾的诗歌究竟有没有向权力献媚？不妨再看看《环球时报》的评论文章：“他以诗抒情，何不寻常之有？即使稍有，它破了当今社会的规则和尺度了吗？”
范大师的情怀或许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但这种“寻常”是普通的“人情练达”也好，是对高级领导人的“尊敬”也罢，或者是对社会的赞颂，当真就没有丝毫的“谄媚”？向权力献媚，哪怕是“稍有”，恐怕都是对当今社会的规则和尺度的破坏。
事实上，向权力献媚，相对应的就是我们所痛恨却又无处不在的马屁文化，衍生出的则是权力滥用。很显然，这些东西不仅妨害社会发展与进步，也背离了“法治中国”的精髓。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们批评范曾，甚至道德审判之，真的不道德么？退一步而言，即使我们最终是误会了范大师，但对社会而言，这种“道德审判”又何尝不是一种鞭策与警醒？便是范曾本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大浪淘沙，也只会让大师的光彩更显夺目。

Ⅳ 因受老百姓讨厌而被道德审判是否比法律审判更可怕

有时候道德的力量要大于法律的力量
因为道德的范围要比法律的范围大

Ⅵ 为什么我们喜欢对别人做道德审判，却不审判自己

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是人性。 首先人是趋利避害的生物，保护自己是本能，这跟我们生物课上学的单细胞动物草履虫是一样的。让一个人批判自己，让自己说服自己确实做错了，下次不应该再这样做了，这无异于让一个人自己拔掉自己的蛀牙，何其痛苦。 然后就是人都有虚伪的一面，每个人。有的人自己边做坏事边骂别人做坏事，自己破坏规则却指责别人搞潜规则，自己是暗娼还骂别人是婊子。没错，这些我都做过，你可能也做过。这就好比《笑傲江湖》里面的岳不群，虽然我个人很喜欢岳不群的城府与智谋以及他对理想的那种孜孜不倦的追求，每每拿他跟《教父》里的麦克相比，但是在这里不得不拿他做个反面教材，他就是很虚伪。 二是环境。 人都是喜欢凑热闹的，生活本来就很枯燥。对别人进行道德审判的时候，往往都是大家都很群情激奋的时候，一群人扎堆在骂，凑凑热闹，生活多少也就有点新鲜感了。但是要是自我批判的话，就只能自己一个人静下来在内心默默反省了。这样多没意思呀。在国外的教徒进行告解时，至少还有一个神父或者假想的上帝是听众呢。中国人要是想进行反思自省，还真找不到一个可以信赖的听众。 二是在目前的中国社会环境下，大家都很缺乏安全感，缺乏对别人的信任。缺乏安全感的人往往都不够坦荡，从最近的铁道部处理动车事故的方法上就可以看出某些人是多么的没安全感，多么的患得患失，多么的没种，害怕自己受到伤害。总是会觉得别人都是虚伪的坏人，买东西时怕被商家宰客，考公务员怕竞争者走后门，等等。这就是个负反馈效应，结果是越变越差。有了这样的想法，人就更加不会自我审判了，别人都有罪，凭什么我要责怪自己。 三是缺少宽容的环境，宽容的习惯。严于律己，宽容他人，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就中国历来的政治斗争，哪个不是要把对方至于死地，斩草除根方才罢休。曾经在排队时，同学说插队者一点都不文明，我说：“文明，不是说没有插队的人，而是别人插队时我们都能体谅他，因为他不会出于自私自利的目的插队，他插队是因为他又很急的事，他必须插队。这才是文明。”也许，我对文明的定义有错误，但是这就是宽容。 说了这么多，发现自己有点扯远了、跑题了。最后为了回归正题，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里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不会成为任何一种人：既非坏人也不是好人，既非卑鄙小人也不是正人君子，既非英雄也不是懦夫。

Ⅶ 无时无刻都道德审判着自己。

心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