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管子
Ⅰ 诸子百家中的管子是谁
管子,一般指管仲,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
管仲(公元前723-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颍上(今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人,周穆王的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被誉为“法家先驱”、 “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华夏第一相“。被道教列奉为 “丙申太岁管仲大将军。”
管子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也是先秦诸子中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一学派的思想集中体现于《管子》一书。是书篇幅宏伟,内容复杂,思想丰富。如《牧民》、《形势》等篇讲霸政法术;《侈靡》、《治国》等篇论经济生产,此亦为《管子》精华,可谓齐国称霸的经济政策;《七法》、《兵法》等篇言兵法;《宙合》、《枢言》等篇谈哲学及阴阳五行等;其余如《大匡》、《小匡》、《戒》、《弟子职》、《封禅》等为杂说。《管子》是研究我国古代特别是先秦学术文化思想的重要典籍。
管仲在任内大兴改革,即管仲改革,富国强兵,重视商业,并因开创国营娼妓制度而曾被中国性服务业供奉为保护神。《战国策》、《国语·齐语》、《史记·管晏列传》、《管子》、《左传》等都有记载他的生活传记,《论语》、北宋苏洵的《管仲论》对管仲的事迹做出了分析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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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一代能臣
管仲的一生,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还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巨著——《管子》。书中记录了他的治国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管仲是位思想家,他主张法治。全国上下贵贱都要守法,赏罚功过都要以法办事。他认为国家治理的好与坏,根本在于能否以法治国。管仲非常重视发展经济,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就是国家的安定与不安定,人民的守法与不守法,与经济发展关系十分密切。管仲思想中有不少可贵的地方,如他主张尊重民意,他说“顺民心为本”,“政之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仲的思想对后代影响很大。
人品思考
至于管仲的人品,春秋里面说到,鲍叔牙跟他做生意,他要获利多,理由是有老母要供养,据说还当过逃兵,后来位居相位,纳妾甚多,名为代替君主承担恶名。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独特想法,但从中也可以看出管仲是一个才过德的人。
但是,对于豪杰的评价不能仅停留在为人处事上面,正如曹操说,唯才是举,尾生、许由注定不能平定天下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因为没有必要苛责小节。
儒家评价
孔子曾称赞管仲:“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篇》)意思是:管仲辅助齐桓公做诸侯霸主,尊王攘夷,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野蛮人了。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 如其仁!”
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道:”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恒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
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历史上管仲相齐,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诸葛亮相蜀,使刘备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二人皆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而且居功至伟。
Ⅱ 怎样读《管子》
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管子》堪称最为庞杂的一部。汉代刘向校定《管子》86篇,今存76篇,另有10篇仅保留了题目而内容早已亡佚,可见此书基本保留了汉代以来的面貌。在这部庞杂的古籍中,既有道家、儒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学派的哲学和政治思想,还包含了天文、历数、舆地、农业、经济等方面的思想和知识,读起来似乎杂乱无章,让人摸不着头绪。对于这部书的性质,学术界也有多种看法,如“齐国稷下先生的论文总集”“稷下学宫的学报”“齐国管仲一派的法家论丛”等,莫衷一是。
其实,我们只要弄清楚了这部古籍的年代、作者以及成书的时代文化背景,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
战国中期,田氏齐国的君主为招揽天下贤才,创立了稷下学宫,很快就吸引了大批来自列国的饱学之士。齐国君主为他们建起了高门大屋,给他们“列大夫”的待遇,让他们在这里“不任职而论国事”,安心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切磋论辩,这些举措使得稷下学宫很快就成为了列国的学术文化中心和百家争鸣的主要舞台。这些异国学者来自四面八方,带来了列国的学术与文化,他们在稷下学宫中极为活跃,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势力。他们在促进了齐国与列国的思想文化交流,丰富和繁荣了齐国文化的同时,必然对齐国固有的思想文化造成极大的冲击。面对如潮水般涌入的异国思想文化,一些齐国本土的学者不甘于这种喧宾夺主的局面,于是,如何接受外来思想文化的挑战,弘扬齐国固有的思想文化,使其始终保持齐国特色,与外来思想文化争夺在稷下学宫中的主导地位和话语权,便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紧迫课题。在这些齐国本土的学者中,除个别自成一派的著名人物如田骈、尹文等人之外,大部分都是佚名学者。他们没有田骈、尹文等人那样大的名气、地位和影响,他们需要一面精神上的旗帜,来号召和团结那些以继承和弘扬本土思想文化为职志的齐人。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了辅佐齐桓公“九合诸候、一匡天下”的大英雄管仲,共同创作了齐学的结晶——《管子》一书。他们不仅收集、追记和整理管仲的遗说佚闻,汇集在齐地产生、流传、发展的特色思想文化,同时又依托管仲之名并结合当时的现实来阐发他们自己的学术思想。他们的学术思想各有所主,各有所长,由此形成了《管子》书中的不同家派和《管子》书庞杂的特点。简言之,《管子》一书的主体是战国百家争鸣时期一批尊崇管仲的齐国佚名学者的集体创作,是齐国本土思想文化的汇集与结晶。在刘向校书之前,这些汇集和创作可能一直在持续,据刘向《管子叙录》,刘向在整理此书时,共收集到“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这样就难免会掺入战国以后甚至是汉代的作品,例如《轻重》等十六篇讲的是经济理论和理财思想,学术界公认乃是汉代的作品。南宋学者叶适认为《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堪称确当。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可以较好地梳理《管子》一书的内容,较好地解释关于此书的一些疑问和争议了。
《管子》一书虽托名管仲而非管仲亲著,但其中确实保留了一些管仲的遗说和佚事,这些遗说和佚事久已在齐国流传,经过收集和整理而成《大匡》《中匡》《小匡》等追述齐桓公任用管仲事迹的篇章,《牧民》《权修》《形势》《乘马》等篇则是关于管仲治国思想的遗说。
《管子》的内容虽然庞杂,但也并非杂凑,而是有自己的中心思想或主导思想,那就是关于法治的思想,以《任法》《明法》《法法》《君臣》(上下)《立政》《七法》《版法》《法禁》《重令》等篇为主体。这些篇章在全书中所占的比例最大。战国时期,变法图强是列国政治舞台上的主旋律,法治的思想最为流行,《管子》以法治为自己的中心思想,正是反映了时代的主流思潮。此外,《管子》中浓郁的法治思想也与姜太公和管仲所代表的齐文化有注重法治的传统有关,《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也说明《管子》以法治为中心思想。对于《管子》的法治思想,我们要特别强调几点。第一,《管子》的法治思想不同于以《商君书》《韩非子》为代表的主张专任刑法、排斥道德教化的三晋法家,而是主张礼法并举,在坚持法治为主的同时也吸收儒家倡导的道德教化,这大概是和齐国紧邻鲁国,齐文化很早就受到发源于邹鲁之地的儒家文化的影响有关。正因为此,以《管子》为代表的齐国的法家思想不像三晋法家那样的阴森残酷,而是比较温和,学术界通常称之为“齐法家”。第二,《管子》的法治思想不像以《商君书》为代表的早期法家那样缺乏理论深度,它注重对法治进行形而上的哲学论证,特别是用道家的哲理论证法治的合理性、必要性、权威性和可行性,因而《管子》的法治思想显得比较有理论深度和思想高度。这显然是受益于稷下学宫中盛行的道家哲学的影响。正因为此,道法结合、以道论法的《管子》法治思想也被学者们直呼为“道法家”。第三,从道家学说发展的角度来看,道法结合、以道论法的理论模式把道家的“道论”应用于现实中的法治实践,是对道家学说的一个重大开拓,避免了道家学派因只谈抽象的哲理而在“皆务为治”的百家争鸣中被边缘化。《汉书艺文志》把《管子》列在了道家类,正是着眼于《管子》对道家理论的重大贡献。《管子》在道法结合、以道论法的理论模式上进行的探索最多,贡献也最大。这种理论模式代表了战国中后期学术思想发展的大方向。
《管子》中的《内业》《白心》《心术上》《心术下》四篇,由于提出了极具特色的精气理论,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郭沫若等人曾提出此四篇是“宋尹学派”的作品,后来张岱年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四篇文章的思想与《庄子天下》等文献记载的宋?、尹文的思想不合。现在看来,宋、尹二人的思想差异很大,应该分属于不同学派。朱伯??等人提出这四篇是慎到的著作,张岱年也提出了不同意见。《内业》等四篇的作者认为精气是宇宙万物的本原,精气流行于天地之间,是人的生命、思维和智慧的源泉,当人心排除了私欲等不洁之物,达到了正、定、虚、静的特定状态时,就会吸引和积聚精气,最终成为拥有最高智慧的“得道”之人。《管子》以精气论“道”,丰富和深化了“道”论,是道家学说在齐地的新发展。精气论的产生,同齐文化注重行气养生的传统有很大的关系。齐人很早就注重“心”和“气”的密切关系,探讨吐纳、导引等行气养生的方法,通过精气神的治养实现健康长寿和提高智慧。到了战国时期,《内业》等篇的作者把这种齐文化中固有的心气论传统同当时流行于稷下的老子的“道”论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浓郁齐学特色的精气理论,不仅丰富了“道”的哲学,也把中国古代的气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管子》中还有一组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文章,那就是《四时》《幼官》《五行》《轻重己》四篇。这四篇文章在古代阴阳五行思想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阴阳和五行原本是产生于不同地域并且各自独立发展的两个互不搭界的学说体系,后来实现了合流,合流的原始证据就保留在《管子》中。很显然,以四时教令为主要内容的阴阳学说是偶数系列,而以金木水火土为主要内容的五行学说是奇数系列。这两种学说要实现合流,就必须解决奇数系列和偶数系列如何搭配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极难解决的,又是必须解决的,《幼官》《四时》《五行》和《轻重己》就如实地记录了阴阳五行家们为解决这一难题而绞尽脑汁设计出来的几种方案。他们分别配成了以五行为构架,以阴阳消长为动力的不同的宇宙图式,并把所能观察到的各类事物和现象都按照阴阳和五行的分类统统塞进这些框架中,用来解释世界万物的本质和运动变化的规律,并用来指导人类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活动。这些宇宙图式标志着阴阳说与五行说合流的初步实现,也标志着阴阳五行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正式出现。
阴阳说和五行说之所以合流于《管子》,也是由于稷下学宫所带来的历史机遇。稷下学宫创立之后,来自四面八方的学者们汇聚于此,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思想和文化,来自南方的阴阳说和来自北方的五行说也在这里相遇。它们原本都是试图解释世界的本质、万物的生成和探索宇宙万物变化发展规律的哲学学说,存在着交融合流的可能性。阴阳与五行的合流是先民力求更全面、更精确地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努力的结果,稷下学宫的长期存在,为这一合流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和良好的条件。阴阳说与五行说合流于《管子》还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稷下学宫荟萃百家,推动了齐国的强盛,齐、秦两大强国的君主曾一度酝酿并称“东帝”和“西帝”,这也刺激了稷下的学者们,他们为配合齐国的帝制运动,试图创造出一种包罗天地万物并解释一切现象,能够配得上“西帝”的身份和排场,并为之提供政治上乃至生活起居的具体指导的宏大学说,阴阳与五行的合流,就是这一理论努力的结果。对齐国的帝制运动最为热衷且为之造舆论的,理应是齐人自己,所以《幼官》《四时》这组文章的作者,最有可能就是当时活跃在稷下学宫的齐国本土的一批佚名学者。
参考阅读版本推荐以下三种:《管子校正》,(清)戴望,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
《管子集校》,郭沫若、闻一多、许维?,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
《管子注译》,赵守正,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Ⅲ 《管子》表达了管仲什么样的治国思想
《管子》是中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学派的言行事迹。《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子部道家类,《隋书·经籍志》列入法家类。史学家章学诚说:《管子》,道家之言也。据中国日本学者统计《管子》全书几乎各篇都有《老子》的语言片段与哲学思想。也是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庞博。[5]
《管子》一书以黄老道家为主既提出以法治国的具体方案,又重视道德教育的基础作用;既强调以君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又主张以人为本,促进农工商业的均衡发展;既有雄奇的霸道之策,又坚持正义的王道理想;既避免了晋法家忽视道德人心的倾向,又补充了儒家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不足,在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抹杀的重要地位。
《管子》一书原为86篇,至唐又亡佚10篇,今本存76篇,托名春秋管仲著。其实《管子》同先秦许多典籍一样,既非一人之著,亦非一时之书。是一部稷下黄老道家学派的文集汇编。当前,学术界普遍认同这种观点。
总览《管子》全书,内容较为庞杂,汇集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轻重等百家之学。但其思想的主流是黄老道家思想,其思想特点是将道家、法家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为法治找到了哲学基础,又将道家思想切实地落实到了社会人事当中,这同三晋法家思想是有根本区别的。《汉书》把《管子》分在道家类,《隋志》以后的类书却把它分在法家类。不同的归属恰好说明《管子》的思想特点。同时,黄老道家兼容并包,积极吸收儒、墨等学派的思想长处,将礼义和等级名分的理论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中,主张礼法结合,倡导确立严格的等级名分体系及以之为基础的社会道德规范。这些都适应了战国中期的时代需要,反映了齐国变法时期的政治实践。[6]
《管子》一书中的《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水地》、《形势》、《宙合》、《枢言》、《九守》、《正》、《形势解》“、《版法解》、《势》等等文章侧重于用道家哲学来阐释法家政治,通常被认为是黄老道家的作品⑨。它集中地反映了黄老道家道法结合、兼容并包的学术特点,是继《黄帝四经》之后黄老道家思想的又一大发展,它促使黄老学派的思想进一步走向成熟。[6]
《水地》提出水是万物本原的思想﹐学术界有人认为这是管仲的思想﹐也有人认为是稷下唯物派的思想。
《心术》上下﹑《白心》﹑《内业》中﹐提出了精气为万物本原的朴素唯物主义精气说﹐认为万物﹑人都产生于精气﹔精气是一种精细的气。说“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文中也讲“道”﹐认为道是“虚而无形”﹐不能被感官直接感知﹐口不能言﹐目不能见﹐耳不能听。道与精气的关系﹐讲得不明确。
Ⅳ 五、论述:我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管子评传》(1909)写道:“法治者。治之极轨也。
赞同,法家起源于先秦,他们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
虽然法家的“法治”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法家是以法治国而不是依法治国,法家的法治是建立在君主专制与个人独裁的基础上的,而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以民主为基础的。但是他们的思想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现在的人们借鉴的。
Ⅳ 法制与法治的区别是什么
法治与法制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一,法制的概念不包含价值;法治包版含了价值内涵,权强调了人民主权。
二,法制只是强调形式意义方面的内容,而法治既强调形式意义的内容又强调实质意义的内容。
三,法制更偏重于法律的形式化方面,强调“以法治国”的制度、程序及其运行机制本身,它所关注的焦点是法律的有效性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5)法治管子扩展阅读: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当前,社会上对执法司法状况意见还比较多,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还比较突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实现公正司法的目标,强调了“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明确了“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对以法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出了全面部署。
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让人民群众感到不公时有地方说理、有地方评理、有地方处理,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让司法为社会撑起公平正义的天空。
参考资料:网络:法治
Ⅵ 法治格言警句
法律是明灯,指引着生活的航程;法律是标尺,刻划出人生的去从。
法治格内言警句
1、刑一而容正百,杀一而慎万。
2、人心是杆秤,法律是准绳。
3、法律不知父母,只知真实。
4、极端的法规,就是极端的不公。
5、法律是社会习俗和思想的结晶。
6、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
7、不平何以持法,不廉何以为人。
8、好法律是由坏风俗创造出来的。
9、法律是人民道德观念的具体化。
10、举证职责之所在,即败诉之所在。
11、弱者比强者更能得到法律的保护。
12、法律因罪恶而发展,并且惩办罪恶。
13、法律不能被执行,就等于没有法律。
14、法律和制度务必跟上人类思想进步。
15、法无授权不得为,法无禁止不得罚。
16、不贪不惰弘正气,无私无畏护法威。
17、种德者必养其心,守法者必利自身。
18、法律的基本意图是让公民尽可能的幸福。
19、法者,所以禁民为非而使其迁善远罪也。
20、公平、公正的实现要有廉洁自律来保证。
Ⅶ 文言文《管子治国》
(第一段原文)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
(第一段翻译)
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何以知其然?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上而违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的,乱国必然是穷的。因此,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从前,历代的君主,法度不一,号令不同,然而都能统一天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必定是国富而粮多的缘故。国富粮多来源于农业,所以先代圣王都是重视农业的。凡属于治国之急务,一定要先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造,禁止了这些,人民便无法游荡求食,人民无法游荡求食,就只好从事农业。人民从事农业则土地得到开垦,土地开垦则粮食增加,粮食增加则国家富裕,国富则兵力可以强大,兵强则战争可以取胜,战胜则土地也就广阔了。因此,先代圣王懂得人口多、兵力强、国土广和国家富都一定来源于粮食,因而都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作,以利于发展农业。现今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制作的人们,干一天可以吃用五天。农民终年劳动,却不能维持自家生活。这样,人民就放弃农业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弃农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那土地就荒芜而国家贫穷了。
(第二段原文)
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故以上之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
嵩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孰也,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上无术以均之也。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奸巧不生则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第二段翻译)
凡是农业,其收入的特点是按月算往往不足,按年算才可能有余。然而,官府征税却急如星火,没有定时,农民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应付上面征课。耕田锄草都有季节限制,但雨水不一定及时够用,农民又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雇人浇地。商人秋天买粮的粮价是“五”,春天卖粮的粮价是“十”,这又是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所以,把上面的征索算进来,成倍索取农民的地方就达到四项,因为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粮和各种劳役放在一起。—年四季加起来,也等于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了。—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所以对于外逃者处刑,国君也不能制止农民外流,这乃是粮少而农民没有积蓄的缘故。
从高山东麓到黄河、汝水之间。作物生长期早,凋落期迟,是粮食增产的好地方。四季皆种而五谷皆收。中等年成亩产两石粮食。一个劳力可以耕百亩收二百石。如今国家粮仓空虚而百姓没有积存。农民卖儿卖女,其原因就在于君主没有办法均衡人们的收入。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注意让农、士、商、工四民即使互换其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也无法互相超过。这样,农民专—务农而收入可以与其他各业均衡。农民专一务农田野就得到开垦,奸巧之事也不会发生。田野开垦则粮食增多,粮食多则国家富裕。没有奸巧之事人民又会安定。富裕而安定,这正是成王业的道路。
(第三段原文)
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涂,治国之道也。
(第三段翻译)
不生产粮食的国家要灭亡,生产粮食而吃光用尽的国家仅能称霸,生产粮食而又能食用不尽的国家才可以成其王业。粮食,能吸引人民;粮食,能招引财富;粮食,也能使领土开拓。粮食一多,则天下的物产都来了。所以,舜第一次率民迁安发展农耕建成“邑”,第二次迁徒建成“都”,第三次迁徒建成“国”。舜没有采用严重的刑罚和禁令,而人民都跟定他了。因为离开他必然受害,跟着他必然有利。先代圣王,正是善于为人民除害兴利,所以天下人民都归附他。所谓兴利,就是有利于农业。所谓除害,就是禁害于农业。农业发展则粮食收入增多,粮食收入增多则国富,国富则人民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则虽改变他们的风俗和习惯,对他们驱使和调遣,以至于有所杀戮,人民都是不憎恶的。这都是致力于粮食生产的功效。人君不发展农业则粮食必少,粮少则人民贫困,贫困则轻视家园,轻家则容易外逃,人民轻易外逃则君令不能做到“必行”,君令不能行则禁律也不能做到“必止”,禁律不能必止则战争不能做到必胜,防守也不能做到必固了。法令不能必行。禁律不能必止,出战不能必胜,防守不能必固,这叫作寄生的君主。这都是不发展农业缺少粮食的危害。所以增产粮食乃是成王业的根本大事,是人君的重大任务,是招引民众的途径和治国的道路。
Ⅷ 管仲的法治观及形成背景
摘要 管仲的法律思想:1、管仲法治思想倡导“事断于法”,实质是以法治国。
Ⅸ 法治名言
1、不以规矩来,不能成方圆。——孟自子
2、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
3、法不阿贵,绳不绕曲。——韩非子
4、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管子
5、国不可无法,有法而不善与无法等。——沈家本
6、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 ——列宁
7、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林肯
8、我们成为法律的奴隶,是为了能够保有自由。 ——西塞罗
9、你所说的话不一定正确,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伏尔泰
10、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亚里士多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