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化手段

1. 法家推行法治的方法

法家的“法治”其核心思想其实不是“法制”，而是“权治”。法家思想成熟的很晚但其诞生得很早，法家的创始人是管仲，他依靠“霸道”帮助齐桓公称霸，具体做法就是查户口、定编制，是把人民分成四种人：士农工商，分居不同的地方，永世不得改行或串门，然后建立十五个士人之乡，再从里面征兵。其实是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兵营，保证君主的最高权力。由此可见，法家的是通过法规律令和行政手段治国的学派，因此西方把法家称为“行政管理学派”或者“司法与行政管理学派”。
法家的理论依据是人性本恶，这个思想来源于荀子，但荀子并不是人性“本”恶论者，荀子的观点是人性“有”恶。荀子认为人性分成两个部分“性”（人的自然属性，是恶的）和“伪”（不是虚伪的意思而是人为的意思，是指人的社会属性，是善的）。荀子在王志篇中说，天下万物可分为四等，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有义，所以是天下至贵。由此可见，荀子是承认人性有善的。而且荀子认为人必须通过“伪”去改造“性”，因为如果没有伪，只有“性”，那么人是无法生存的，因为人的动物性的生存能力不及动物，叫做“力不如牛，走不若马”。用“伪”改造“性”必须由圣人来做，叫做“化性起伪”，改造的结果是“涂之人可为禹”，这与孟子的“人皆可为舜尧”殊途同归。如果荀子不承认人性有善，很难想象可以把普通人改造成圣人。但荀子同时认为“性”是很顽固，必须通过圣人的改造，才能去除，而圣人的做法是“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这个做法已经离法家很近了，而韩非在荀子人性有恶的基础上又向前迈了一步，认为人性本恶，因此没有改造的可能性，只能防范。所以法家才是诸子中真正的性恶论者。

2. 如何更进一步，更快一步提升法治化水平

十八大报告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强调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法治思维不同于行政命令思维、经济思维、人情关系思维等，它一般是指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遇到或所要处理的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进而形成结论、决定的思想认识活动与过程。其目的在于使其行为、决策更具合法性，问题的解决更趋于公平、公正。如何提高领导干部从“一般思维”方式向“法治思维”转变，在这里谈一谈粗浅的建议，以供商榷。
法律学习常态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各级领导干部的领导管理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法律素养，增强了法治意识，才能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依法管理经济、依法管理社会事务的水平，从而适应新时期依法管理、依法行政工作的需要。而要培育和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只有不断的进行法律学习，并使之常态化。
“四学法并举”是实现学法常态化，培养各级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重要基础。1、中心组集体学法，是各级领导干部学法经常化的保证，学法的时间每月应不少于一个法律学习日，学法内容安排上可以既丰富又灵活。2、高水平的法制讲座，是提高法律素养的重要途径，在提升学法效率、提升思想认识上效果很好。3、法律知识轮训，是系统学习法律的有效方式，可以规定领导干部和行政执法人员每年接受法律知识培训的时间和内容，在教学力量和教学投入上予以保障。4、个人自学，也是重要的学法方式，领导干部在时间、内容上都能自己灵活安排，可要求适当摘录学法笔记、提高学习效率。
领导干部学法的内容要有针对性，应重点包括民主法制理论、依法治国理论、宪法和法学基础理论、基本法律等，其中履行职务常用的专业法律知识又是重中之重，学习内容可根据形势、任务的需要和不同岗位的要求确定。要将学习基础法律知识和专业法律法规相结合，在本职岗位所必备的法律知识上下功夫，才能不断提高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水平。
依法治理制度规范化
对领导干部而言，学法的目的在于用法，用法反之又能促进学法，法治思维并不是理论上的学法，而是学法与用法的统一。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严格执行用法制度，通过落实责任、用制度去强化各级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
“三制度强化”是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主要手段：
1、法律顾问制度。是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依法执政的基础，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聘请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是促进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保证；是规范政府行为，有效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手段；是完善政府行政管理方式，健全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机制的重要途径。领导干部在决策和管理实际工作中通过与法律专家的沟通，听取专家意见，法律意识得到培养和提高，这是培育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好途径、好方式。
2、责任追究制度。是落实领导干部奖惩措施，强化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重要手段。当法治思维能力成为领导干部判断是非、行使权力、实施管理的重要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时，其学习法律，依法行政的观念便将不断得以强化。
3、风险评估制度。是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又一重要举措，是实施领导干部风险管理监督工作中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建立风险评估制度，可以防范领导干部因失职或管理能力缺陷给社会经济事业发展造成损失，防范领导干部因渎职甚至腐败等形成的社会不安定。
制度是一种外部环境，但通过制度的强化，影响了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依法执政行为这个内部因素。制度的健全，对领导干部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进行了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只有提高法治思维，才能充分运用法制轨道上的权力，为一方发展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
学法用法机制保障化
法治，追根溯源是追求公平、公正、公开。“法治思维”首先是一种法治理念，法治思维是建立在法治理念基础上的，一个平时没有法治理念的公职人员、领导干部，遇到问题不可能突然形成法治思维。因此，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提升，除了法律知识水平的提高，更需要完善各类制度，并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以机制保障领导干法学法用法尊法守法。
“三机制落实”是保障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提升的有效举措：
1、学法用法考试考核制度。是掌握各级领导干部平时学法、依法办事的情况的重要手段。只有将“法治方式”引入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和选拔任用标准之中，并且占很大的分量，才能让法治思维成为领导干部主动自觉的惯性思维方式。
2、提升激励机制。是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干部的学法、用法、依法行政成效的激励。也是领导干部任用、晋升的评判依据。
3、述法机制。是领导干部勤政廉政的综合自评，既能反应领导干部自身学法情况，又能反应实践中用法实绩。俗话说“自己有一桶水方能授人一碗水”， 领导干部带着压力和目标学法，自然了解得更多、思考得更深，并得到更多的锻炼。
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引用“法治方式”治国理政势必成为今后一个时期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应该以学为基础，以用为手段，用制度、机制来保障，不断改善法治环境，形成法治环境与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运用的良性循环。
本文转载自中国普法创新网 责任编辑：钟瑜

3. 什么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党的十 八大报告提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化解矛盾、推动发展、维护稳定能力”。在此之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这对概念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从中 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强调要在实际工作中践行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如何从学理上阐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法治思维

何为法治思维？简言之，法治思维就是将法治的诸种要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以法律规范为基准的逻辑化的理性思考方式。因此，法治思维需以法治概念为前设。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至今，于法治概念之认知尽管不完全一致，但对其核心内涵包括精神、实体、形式等层面诸要件已经有基本共识存在。就中国当下而言，经过30多年砥砺耕耘，在法治概念上的初步共识也已基本具备。这是之所以提出法治思维命题的前提。

法治思维是一个文化范畴。广义的法治文化包含了精神、制度乃至物质等不同方面，而法治思维则属于精神方面的文化要素。法治文化的精神方面大概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一是法治意识和观念的层面，这是最低最基本的层面。全社会成员都应当具备相应的法治意识、观念，才能够形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观念基础。对于普通公民而言，既要有权利意识，又要有自觉遵守法律的义务观念；对于领导干部而言，除了相应的权利义务观念，则要有法治的权力观，以及带头守法、维护宪法与法律的权威的职责意识。二是法治思维和理念的层面，表现在法治意识和观念上升到思维、理念的层面，对制度建构和具体实践起到更加巨大的推动作用。三是法治的价值与态度层面，表现在人们的内心价值观和态度上对于法治的内在认同和尊崇，直至法治内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这是法治文化的最高层面。由此可见，法治思维是在法治意识、法治观念基础上的进一步升华，运用法治思维则是对培育社 会主义法治文化提出的更高层面的要求。

法治思维与学术界常讲的法律思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法治思维与法律思维都是根据法律的思考，以法律规范为逻辑基准进行分析推理判断。二者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二。其一在于法治思维蕴含着价值意义上的思考判断，即在法律思维中必须贯穿以人为本或者人权的基本价值标准。二是法律思维往往更侧重于强调一种职业化的思维方式，为法律职业者所掌握运用，而法治思维更侧重于强调一种治国理政的思维方式，是为执政者或者公权力的执掌者掌握运用的思维方式。所以，与法治思维所对立的是人治思维、特权思维，后者将权力置于法律之上，视法律为虚有之物。

法治思维在不同问题和领域的运用包含了不同的层次。概括而言，法治思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一是认知判断层次，即运用法治的概念原理对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进行认识并得出初步判断的层次。人们可以根据法律对社会中的一些行为或现象得出是否合法的判断，例如饮酒驾车是违法行为。这种层次的法治思维，是普通社会成员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具备的。

二是逻辑推理层次，即运用法治原则、规范对问题进行分析判断、综合推理，并得出结论乃至解决办法的层次。法律职业者的思维多为这一层次。这一层次的思维是以通过法律解决个案为主要特征。

三是综合决策层次，即在前述法律性的认知判断、分析推理的基础上，还需要结合其他因素，进行综合性衡量，并作出符合法治要求的决策。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法治思维更多地体现在这一层次上。

四是建构制度层次，即在前面三个层次的思维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抽象，从而能够通过建构或改革法律制度对更宏观的问题提出长远的解决方案。这是最高层次的法治思维，也是高层级的领导干部所应当具备的。因此，考察法治思维能力的高低，应当按照对象和主体的不同设定不同的标准。

法治方式

简单地说，法治方式就是运用法治思维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法治方式与法治思维是内在和外在的关系，法治方式就是法治思维实际作用于人的行为的外在表现。可以说，法治思维影响和决定着法治方式。法治方式与原来人们常用的法律手段一词，在意义上相近。但，手段一词过于工具化，而方式则是更恰当更中性的描述。

与法治思维相应的法治方式，其外延更为宽泛。通常人们所说的“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都是属于法治方式的范畴。凡作决策、处理问题，都要先找法律依据。有法律依据的，看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所提出的处理措施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没有法律的具体依据的，看看上位法、宪法中有没有原则性的规定，有原则性规定，要按照法律原则进行办理。有些事情可能是全新的，也要按照法律的基本原理进行比照处理，使之符合法律精神、合乎法理。有些情况下，出现法律规则之间相互冲突的情况，则要按照下位法服从与上位法的原则，依照法定程序来处理。

就法治方式而言，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消除在旧的思维模式下所形成的一些与法治要求不符的办事方式。例如托关系、找门子的办事方式。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人情社会下，遇事“找熟人”“走关系”往往是人们的第一选择。人们通过关系进行社会资源之间的互换，使得法律失去应有的效果，往往导致社会资源利益的无效率、浪费。例如选择性执法。法律是否适用、对谁适用、如何适用，皆取决于执法者自身的判断甚至好恶，最终导致法律失去公正性，丧失人们的信任，失去效果。而法律实施机制的失效，又使得一旦有人逃脱了法律的及时制裁，其他人就会形成“法不责众”的扩散心理，出现机会主义违法。再如运动式执法、运动式治理。这种治理方式下，法律被认为是从属于某一具体社会政策的工具，法治的基本标准和要求为实现特定的目标被放弃，导致社会失序，法治权威受损。这些方式植根于旧的关系思维、特权思维、人治思维中，与法治思维相悖，无疑都会损害到法律的确定性和权威性、公信力。

资料来源：http://www.zsdx.gov.cn/news/32c73718-00bb-4d60-9a62-ade2b9e40c5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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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道德法制化 举措

道德不可能全面法制化。法制是一个双刃剑，当一切都法制以后，人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
伽利略用落体试验、天文望远镜等手段证实自己的物理学观点，被认为是实践赋予了伽利略的物理学知识。爱因斯坦认为伽利略的研究是物理学的开端。近年来一些学者持相反的观点。如聂文涛认为，伽利略有超越哥白尼的数学才能，完全可以用数学方式理解《天体运行论》。天文望远镜只是向不能理解《天体运行论》的人们提供证据。落体试验在考虑空气阻力的情况下很难成立。

当时“地球绕太阳”和“太阳绕地球”都有科学证据，而伽里略学说的破绽之一，是科学家探测不到“斗转星移”（Stellar Parallax）的现象。什么是斗转星移呢？这名堂十分吓人，其实意思很简单。如图一显示，假设星星 A 和星星 B 悬浮在太空中，我在地球表面之观察点 1 仰望星星 A 和星星 B 时，它们的距离好象十分接近，如果地球自转，即使我站在原地不动，我将会随着地球移动而去了观察点 2 ，由观察点 2 看同样两颗星星，它们的相对位置便会改变，由角度 Y 比角度 X 大就可以知道。换言之，如果发现有斗转星移的现象，那么地球转动就可以成立；假若没有斗转星移，地球应该是在固定地方。十六世 纪时天文学家泰高．巴希（Tycho Brahe）以当时最精密的仪器，去探测是否有“斗转星移”，可是看来群星的相对位置和距离好象没有改变，因此地球转动之说不被接纳。

问题是：外层空间的星球距离地球十分遥远，即使在地球这宇宙微尘的表面移动了几百里，观察几百万里、甚至几千光年以外的星星，当然难以察觉它们的位置和相互距离有什么改变。最早以科学仪器探测到斗转星移的时间，是一八三八年。现在我们回头看往事，当然可以说伽里略是先知。

其实，伽利略学说也有不少错误的地方，例如他以海洋的波浪和潮汐涨退来作为地球移动的证据，以一杯水来作为比喻，假若杯子在一个固定位置，杯中水便会闻风不动，当杯子移动时，杯中水就会左起右落。现在我们都知道，潮汐涨退是由于月球引力，而不是地球自转，如果我们对巴希扣上“愚昧无知”的帽子，那么伽利略的错误又应该如何对待呢？

显然，罗马宗教事务所比今天的很多科学家更客观对待了伽利略研究。我们今天的很多“科学标准”甚至已经可以否定实践，甚至一些专家随意确定标准限制非标准进入，实际上是比罗马宗教事务所更严厉的科学封锁。因此，坚持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腾飞的思想基础。

5. 如何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1．加强法治教育，把法律意识作为在工作中处理问题时的一个价值选择版。要建立一个长权期的、常态化的、落地的包括新入职的、调任的公务人员在内的具有整体性的法治培训制度，提高法治教育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培养领导干部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处理各种复杂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努力把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解决纳入法治化轨道。 2．要切实加强依法行政。在处理问题时，要充分判断职权的运用是否合法，地方性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是否符合法律的精神，在行政决策时是否体现了民主参与、是否进行了必要的合法性审查，是否真正做到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在行政裁量的时候是否体现了法律平等的精神、是否体现了平等的规则。 3．要树立依法维稳的意识。依法维稳就是要按照法制化、制度化的要求，坚持依法办事，按制度办事，做到法律、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有特殊公民。尤其对于私欲膨胀，无理取闹的人员，不能总是以息事宁人，花钱销灾的办法来对待，而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决依法予以处理。姑息、纵容这样的行为只能破坏稳定良好的社会秩序，使工作处于被动局面。

6. 如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方法

一、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确保社会主义法治正确政治方向 《决定》开宗明义，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列为首要原则，把“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作为重要任务部署，阐述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和发挥党的政治保证作用的高度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特色、最本质特征就是党的领导。

二、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依规管党治党建设党国有国法，党有党规。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邓小平同志指出：“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依规管党治党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前提和政治保障。只有把党建设好，国家才能治理好。 党规党纪是管党治党建设党的重要法宝。拥有一整套党内法规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政治优势。

三、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决定》强调，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从中国实际出发，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 要吸收中华民族修齐治平的文化营养。

四、从严治党、严明党纪，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x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改进作风、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意志品质顽强、领导坚强有力。但是，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一刻不可放松。

五、强化“不敢腐”氛围，逐步实现“不能腐”“不想腐”。xx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抓紧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当前，要加大正风肃纪、严明纪律、惩治腐败力度，使之“不敢腐”。谁在这样的形势下还敢顶风违纪，谁就要为之付出代价!惩是为了治，要综合施策，加大治本力度。

7. 我国行政管理法治化的主要内容 是什么

行政管理法制化主要内容是通过法律对国家行政管理的各项活动、各个环节进行调节和规范，将行政管理的一系列技术方法、协调手段、行为方式、步骤和程序法律化，为国家行政管理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
行政管理（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是运用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务的一种管理活动。也可以泛指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事务管理工作。行政管理系统是一类组织系统。它是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分系统。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管理的对象日益广泛，包括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市政建设、社会秩序、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现代行政管理多应用系统工程思想和方法，以减少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支出和浪费，提高行政管理的效能和效率。
行政法治原则主要包含以下三项内容：
1、行政行为必须具有法律依据。行政机关只能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采取行动，这是行政法治原则的根本要求。对于公民而言，只要法律未明文禁止，就可以自由行动，而无须法律授权。但是，对于行政机关来说，则没有这种自由，而必须严格遵循“凡法律所未允许的，都是禁止的”规则。这是行政行为与公民个人行为的最大区别。唯有如此，才能使行政机关职责清晰、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行政机关的权限（包括事务、时间和地域三方面），主要规定在宪法、法律等成文法之中，当成文法规定不明确时，行政法院根据法的一般原则对成文法的规定进行补充和解释。行政机关不得超越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自由行动，否则，构成“无权限”。无权限行为是最为严重的违法行为，在越权之诉中，“无权限”是行政行为被撤销的首要理由。但是，如果无权限机关所作出的行为，属于羁束行为，且该行为的内容符合法律规定，有管辖权的机关在同样的情况下也只能作出同样的决定，行政法院对这种行为并不撤销，因为撤销该行为“并不影响行政决定的结果和当事人的利益，而徒浪费诉讼时间。”
2、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要求。行政法治不仅要求行政行为的存在须有法律依据，而且进一步要求行政行为的实施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程序和目的。也就是说，行政法治要求行政行为过程必须合法。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法律对行政行为全程的监督和控制，使行政权在法律所设定的轨道上运行。但是，我们不能把行政法治的这一要求，简单理解为行政机关只能机械地把法的抽象原则适用于具体事件而没有任何斟酌选择的余地。行政行为有羁束行为和自由裁量行为之分，它们受法律制约的程度上是有所区别的。但是，二者都必须受制于法律这一点是共同的，不可动摇的。根据行政法治原则，行政行为必须符合如下法律要求：
第一，形式合法。形式合法是指行政行为的方式和程序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律往往出于不同的目的和考虑对行政行为规定不同的形式和程序，比如行政条例的咨询、讨论和公布程序，行政处理的说明理由和书面形式等。由于法律规定的大部分形式和程序是出于保障相对人权利的考虑，因此行政机关必须遵守，否则行政法院将宣布该行为无效。但是，出于行政效率的考虑，行政法院对于形式违法的行政行为也并不是一概予以撤销，而是根据形式违法的具体情况分别作出撤销、不予撤销和补正等不同形式的灵活处理。
明确的管辖权与合法的形式共同构成了控制行政权行使的主要条件，无权限和形式上的缺陷是国家参事院（最高行政法院的前身）撤销行政决定的最初的两个理由。在当代的法国，形式和程序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因为“手续不仅限制每个公务人员的权力，也使每个公务人员受到其他公务人员的制约和补充。” 比如，法国在 1978 年公布实施了《改善行政机关与公众关系法》， 1979 年公布实施了《说明行政理由及改善行政机关与公众关系法》， 1983 年又公布实施了《行政机关与其使用人关系法令》等单行的行政程序法。
第二，目的合法。行政行为的目的合法也是行政法治原则的重要内容。首先，任何行政行为都必须符合法律的一般目的，即必须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而不能出于以私人或党派或者所属团体的利益。例如，当某家旅馆与市长的某个亲戚开办的旅馆形成竞争时，该市长不得以危害公共秩序为借口关闭该旅馆。其次，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授权的特别目的。例如，在 1875 年的巴利塞诉省政府一案中，行政法院撤销了省长作出的关闭 巴利塞 先生的火柴场的决定，理由是该行为的目的不是法律与规章授予他权力时要保障的目的，而是为了维护国家财政部门的利益。
行政行为的目的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是行政法治原则进一步深化的表现。在法国行政法治进程的初期，只要一种行政行为是由具备法定权限和资格的行政机关依据法定的方式和程序作出的，行政法院就会认定该行为合法，而不问该行为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随着行政法治的进一步发展，行政法院发展了滥用权力的理论，根据该理论，行政法院可以审查行政行为的目的和动机。如果行政行为的目的和动机不符合法律规定，该行为将被行政法院以滥用权力为由予以撤销，从而使每一项行政行为都处于行政法院的监督和控制之下。行政法院对行政行为目的和动机的审查极大地扩展了行政法治原则的内容，狄骥认为这导致了自由裁量行为概念在公法领域的消失。
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除了要求行政行为的形式和目的合法之外，还要求行政决定的内容和法律根据合法。
3. 行政机关必须以自己的积极行为来保证法律的实施。行政法治有两层含义：消极的行政法治和积极的行政法治。消极的行政法治要求行政行为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方式、程序和目的。积极的行政法治要求行政机关以自己的积极行动保证法律的实施，这是法国行政法治原则的最新扩展。
根据积极行政法治的要求，不仅行政机关拒绝作出实施法律的具体行政处理决定构成不作为的违法，而且当法律和上级机关条例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制定条例，而行政机关不履行该义务的行为同样也是违法的。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 1959 年的一个判决中声称，行政机关在情况需要的时候如果未制定有效的条例来维持秩序，就是违反法律。 1969 年，最高行政法院又重申了上述观点：当制定行政条例为实施某个法律所必要时，行政机关有义务制定这个条例。

8. 关于法治内容

第十三章法与社会
第一节法与社会的一般关系

一、法与社会的相互作用

第一,社会是法律的基础。

法是社会的产物。社会性质决定法律性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最终决定着法律的本质。

社会是法律的基础。如果相反,以法律为社会的基础，那么，实质上就可能强迫社会接受那些已经被这一社会生活条件及物质生产本身宣判无效的法律，把法律看成了永恒不变的东西。

第二，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

法对社会的调整，首先是通过调和社会各种冲突的利益，进而保证社会秩序得以确立和维护。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社会的调整手段主要有三种：即法律、道德和宗教。

当然，法律不是万能的。

首先，在某些社会关系领域,法律的控制不是唯一的手段，或者说不是最佳的手段。

其次，我们还应当看到：徒善不足以为 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所以,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其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号召民众守法，更重要的还在于教育民众用法。只有人人都善于使用法律，法律的作用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二、法与社会和谐

【当代中国法律在建构和谐社会中的地位】

党中央提出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 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和谐社会不可能自发地实现,有关和谐社会的价值理想需要一系列方针和措施来体现,其具体要求也 必须通过有效手段来实施和保障。

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必须借助于法律制度的推动和保障。

首先，和谐社会的原则精神与基本目标和要求不仅涉及个人与社会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复杂的利益关系，而且还关系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们必须上升为国家意志,转化为法律，通过法律来体现,以获得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

其次，由于涉及上述复杂关系，和谐社会的原则、目标和要求在实现的过程中，必然会遭遇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甚至破坏，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总之，和谐社会离不开法，法也离不开和谐社会的建设。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第一，法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前提和基础，社会 主义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

第二，法通过确认并保障正义标准的实现，协调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第三,法可以为诚信友爱的实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第四，法为激发主体的活力创造制度条件

9. 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方法 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一、准确定位,规范信访秩序，实现信访工作理性回归。

坚持规范信访事项和规范信访秩序相结合，规范信访事项是规范信访秩序的前提，要想规范信访秩序，必须规范信访事项。凡是明确有法律渠道和主管部门的诉求，都不应作为信访事项受理登记。

拓宽向群众宣传政策法律的渠道，告知其选择法律途径维护合法权益的有关规定。如果把不是信访的问题引入信访渠道，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还误导了群众。在畅通信访出口上做实做强，使大量被误导进入信访渠道的上访人，通过教育引导、法律告知引导其退出信访渠道，选择法律途径解决诉求。

二、强化法治，把信访事项导入法治框架、法律渠道。

破解信访难题的根本出路是加强法治建设，推进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逐步把信访事项导入法治框架、法律渠道，依法解决问题。

具体来讲：

1、依法解决问题，对法律和政策有明确规定符合解决条件的，一定要做到“用心、用情、用力”解决。

2、依法教育疏导，综合运用法制宣传、教育引导、心理疏导、化访为诉、进入程序、依法处置等措施，把涉访人群导入法治框架内解决问题。

3、依法惩戒处理，对无视法律权威的违法上访行为，要用法律方式依法处理；对把上访当成诬告、陷害、诽谤渠道的，要强化法律告知，依法追究责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权威。

4、依法终结信访，坚决维护三级终结的权威；对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一律按法律规定，通过审判监督和检察监督、行政复议、国家赔偿程序处理，并结合各部门的纪检监察监督、法制工作监督，强化纠正错误，规范执法行为，坚决维护法制权威，维护法律尊严。

三、正确引导舆论，淡化信访宣传误导，强化法制宣传教育。

高度重视舆论宣传对信访群众的导向作用，客观报道宣传信访政策法规，提高群众对信访的正确认识，引导信访群众依法信访。

淡化对信访特别是越级信访促进问题解决的宣传，不过分夸大和渲染信访的作用，大力营造依法解决问题的舆论氛围，从思想上消除涉访当事人对信访渠道过高的价值预期，引导其自觉选择司法解决途径，在法治程序里化解矛盾、促进和谐。通过对处理违法信访行为等典型案例的宣传教育，以案析理、以案说法，有效震慑违法，努力营造依法、理性、有序信访的良好社会氛围。坚持把宣传政策法律和教育引导贯穿于依法治访的全过程，注重思想教育和心理疏导，强化法律告知、释疑解惑，教育警示群众防范违法犯罪，实现执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四、强化源头治访，把涉访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县级以下。

信访问题的解决和防范关键在基层。要紧紧抓住县级以下有关部门这个解决问题的责任主体和防范源头：

1、把矛盾发现在早、化解在小、解决在源头。

2、增加县级以下有关部门化解矛盾、依法解决问题的层级，从村组、社区到乡镇、办事处、县区有关部门来真正了解实情、层层化解矛盾。

3、对涉访违法行为也要发现在早，处置在小，解决在县级以下。要坚持法制原则，以“合法”还是“违法”作为定性标准，不要纠结于是否为“上访人员”、“特殊群体”,防止违法行为的逐步升级。

4、强化责任追究,及时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发现问题、改进工作，更好地从源头上发现和化解矛盾、维护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