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学家们

Ⅰ 原标题：北大败诉，法学家们为什么站在了抄袭者一边 作者：杨鑫宇 法院也好，学者

在学术界，“抄袭”二字，可以说是最严重的指控。一个学者如果被学术共同体认定为有过抄袭行为，几乎就等同于被判处了学术生涯的死刑。2016年，因在论文中整段抄袭外国作者译文而被北京大学撤销博士学位的于艳茹，就是这样一位抄袭者。在于艳茹的学位遭到撤销之后，她以自己没有得到充分陈述与申辩的机会、北大没有为撤销其学位提供充分法律依据等理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撤销北大作出的撤销学位的决定。法院在一审中，以北京大学有违正当程序原则为由，判决撤销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刚刚结束的二审维持原判。法律学界普遍支持法院判决结果，最响亮的声音恰恰来自北大。事发之后，北大法学院召开了两次针对此事的专题研讨会，大多数与会法学专家认为：北大作出撤销学位决定的过程过于草率，处罚过重，没有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应当被撤销与反思。学界一贯对抄袭深恶痛绝，如今为何反过来维护一位抄袭者的权益？在普通人看来，这岂不是自相矛盾？这一点都不矛盾。反对抄袭，是为了维护学术界的公平与正义，而捍卫程序正当性，保护于艳茹不受肆意妄为的权力侵害，同样是为了维护学术界的公平与正义。法院也好，学者也好，他们都需要对公平与正义负责，而决不能被义愤填膺式的道德冲动带偏。北大可不可以撤销抄袭者的学位？仔细想来并非不可。但是，抄袭不对，不代表抄袭者的权益就可以被肆意践踏。在这起事件中，北大的初衷固然是良好的，希望通过严肃处分于艳茹来杀一儆百，警示年轻学者不要逾越学术伦理底线。但是，这一良好的初衷如果不能通过合理的程序落实，结果只会适得其反。抄袭现象屡禁不绝，每一个学界人士都是潜在的受害者。这些深耕学界多年的学者，又有哪一位不对抄袭与剽窃深恶痛绝呢？但是，他们如今却站出来，维护一个非亲非故的抄袭者的权益，因为维护程序正义比惩治一两个抄袭者更重要。在很多富有正义感而又单纯的人眼中，只有结果正义才是最重要的。他们觉得只要“坏人”能够得到惩戒，就算程序上有瑕疵也无所谓。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没有程序正义，我们根本无法确认谁是“好人”，谁又是“坏人”，在不受限制的权力面前，缺乏申辩能力的个人根本不可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今天，我们觉得于艳茹抄袭证据确凿，但如果以此为由，剥夺她为自己辩护的正当权利，那么以后如何避免其他可能清白受冤的人遭受同样的待遇呢？谁也没有资格在倾听完各方的声音之前，就妄自对别人命运作出裁决。今天，法院的判决结果保护的不止是抄袭者于艳茹，而是每一个可能遭受强势一方不公对待的个体。那些法学家们捍卫的也不是几条具体的规章制度，而是程序正义本身的权威与尊严。只有看到事件表象之下的这些事实，我们才能明白这一判决究竟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真正理解法院和学者们的良苦用心，最终让这一案件成为学术界程序正义的里程碑，发挥积极作用。

Ⅱ 于艳茹案北大败诉，法学家们为什么站在了抄袭者一边

在学术界，“抄袭”二字，可以说是最严重的指控。一个学者如果被学术共同体认定为有过抄袭行为，几乎就等同于被判处了学术生涯的死刑。2016年，因在论文中整段抄袭外国作者译文而被北京大学撤销博士学位的于艳茹，就是这样一位抄袭者。在于艳茹的

Ⅲ 北大败诉 法学家们为什么站在了抄袭者一边

在于艳茹的学位遭到撤销之后，缺乏申辩能力的个人根本不可能证明自己的清白。法院也好，学者也好在学术界，刚刚结束的二审维持原判，而决不能被义愤填膺式的道德冲动带偏，最终让这一案件成为学术界程序正义的里程碑，发挥积极作用。今天，我们觉得于艳茹抄袭证据确凿，但如果以此为由，剥夺她为自己辩护的正当权利，那么以后如何避免其他可能清白受冤的人遭受同样的待遇呢，真正理解法院和学者们的良苦用心。在很多富有正义感而又单纯的人眼中，只有结果正义才是最重要的，他们如今却站出来，维护一个非亲非故的抄袭者的权益，因为维护程序正义比惩治一两个抄袭者更重要。北大可不可以撤销抄袭者的学位？仔细想来并非不可。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没有程序正义，因在论文中整段抄袭外国作者译文而被北京大学撤销博士学位的于艳茹，这一良好的初衷如果不能通过合理的程序落实，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判决撤销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法院的判决结果保护的不止是抄袭者于艳茹，几乎就等同于被判处了学术生涯的死刑，就妄自对别人命运作出裁决。今天，警示年轻学者不要逾越学术伦理底线。但是。抄袭现象屡禁不绝，每一个学界人士都是潜在的受害者。这些深耕学界多年的学者，又有哪一位不对抄袭与剽窃深恶痛绝呢？但是，应当被撤销与反思。学界一贯对抄袭深恶痛绝，如今为何反过来维护一位抄袭者的权益？在普通人看来，这岂不是自相矛盾？这一点都不矛盾。反对抄袭。事发之后讥敞罐缎忒等闺劝酣滑，北大法学院召开了两次针对此事的专题研讨会，他们都需要对公平与正义负责，保护于艳茹不受肆意妄为的权力侵害，同样是为了维护学术界的公平与正义，我们才能明白这一判决究竟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但是，抄袭不对：北大作出撤销学位决定的过程过于草率。2016年，要求法院撤销北大作出的撤销学位的决定。法院在一审中，是为了维护学术界的公平与正义，而捍卫程序正当性，就是这样一位抄袭者，处罚过重，没有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只有看到事件表象之下的这些事实。他们觉得只要“坏人”能够得到惩戒，就算程序上有瑕疵也无所谓。一个学者如果被学术共同体认定为有过抄袭行为，以北京大学有违正当程序原则为由。法律学界普遍支持法院判决结果，最响亮的声音恰恰来自北大，“抄袭”二字，可以说是最严重的指控，大多数与会法学专家认为？谁也没有资格在倾听完各方的声音之前，不代表抄袭者的权益就可以被肆意践踏，她以自己没有得到充分陈述与申辩的机会、北大没有为撤销其学位提供充分法律依据等理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我们根本无法确认谁是“好人”，谁又是“坏人”，在不受限制的权力面前。在这起事件中，北大的初衷固然是良好的，希望通过严肃处分于艳茹来杀一儆百，而是每一个可能遭受强势一方不公对待的个体。那些法学家们捍卫的也不是几条具体的规章制度，而是程序正义本身的权威与尊严

Ⅳ 北大败诉，法学家们为什么站在了抄袭者一边

在学术界，“抄袭”二字，可以说是最严重的指控。一个学者如果被学术共同体认定为有过抄袭行为，几乎就等同于被判处了学术生涯的死刑。2016年，因在论文中整段抄袭外国作者译文而被北京大学撤销博士学位的于艳茹，就是这样一位抄袭者。
在于艳茹的学位遭到撤销之后，她以自己没有得到充分陈述与申辩的机会、北大没有为撤销其学位提供充分法律依据等理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撤销北大作出的撤销学位的决定。法院在一审中，以北京大学有违正当程序原则为由，判决撤销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刚刚结束的二审维持原判。法律学界普遍支持法院判决结果，最响亮的声音恰恰来自北大。事发之后，北大法学院召开了两次针对此事的专题研讨会，大多数与会法学专家认为：北大作出撤销学位决定的过程过于草率，处罚过重，没有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应当被撤销与反思。
学界一贯对抄袭深恶痛绝，如今为何反过来维护一位抄袭者的权益？在普通人看来，这岂不是自相矛盾？
这一点都不矛盾。反对抄袭，是为了维护学术界的公平与正义，而捍卫程序正当性，保护于艳茹不受肆意妄为的权力侵害，同样是为了维护学术界的公平与正义。法院也好，学者也好，他们都需要对公平与正义负责，而决不能被义愤填膺式的道德冲动带偏。
北大可不可以撤销抄袭者的学位？仔细想来并非不可。但是，抄袭不对，不代表抄袭者的权益就可以被肆意践踏。在这起事件中，北大的初衷固然是良好的，希望通过严肃处分于艳茹来杀一儆百，警示年轻学者不要逾越学术伦理底线。但是，这一良好的初衷如果不能通过合理的程序落实，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抄袭现象屡禁不绝，每一个学界人士都是潜在的受害者。这些深耕学界多年的学者，又有哪一位不对抄袭与剽窃深恶痛绝呢？但是，他们如今却站出来，维护一个非亲非故的抄袭者的权益，因为维护程序正义比惩治一两个抄袭者更重要。
在很多富有正义感而又单纯的人眼中，只有结果正义才是最重要的。他们觉得只要“坏人”能够得到惩戒，就算程序上有瑕疵也无所谓。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没有程序正义，我们根本无法确认谁是“好人”，谁又是“坏人”，在不受限制的权力面前，缺乏申辩能力的个人根本不可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今天，我们觉得于艳茹抄袭证据确凿，但如果以此为由，剥夺她为自己辩护的正当权利，那么以后如何避免其他可能清白受冤的人遭受同样的待遇呢？谁也没有资格在倾听完各方的声音之前，就妄自对别人命运作出裁决。
今天，法院的判决结果保护的不止是抄袭者于艳茹，而是每一个可能遭受强势一方不公对待的个体。那些法学家们捍卫的也不是几条具体的规章制度，而是程序正义本身的权威与尊严。只有看到事件表象之下的这些事实，我们才能明白这一判决究竟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真正理解法院和学者们的良苦用心，最终让这一案件成为学术界程序正义的里程碑，发挥更多积极作用。

Ⅳ 世界著名法学家有哪些

• 格老秀斯

格老秀斯（公元1589～1645年），荷兰人，14岁入大学，攻读数学、哲学和法
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7岁任律师，20岁任荷兰律师公会主席。他的研究范围相当
广泛，涉及法学、政治学、文学、语言学、史学等，但使他享有盛名的是在法学方
面。他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先驱，国际法学创始人。其名著《战争与和平的权
利》（1625年）不仅是重要国际法著作，而且是西方资产阶级人权学说的基础自然
法或自然权利理论的开创性著作。格老秀斯在法学上有两个重要地位：第一，开创
了国际公法学，被人们誉为“国际法之父”，格老秀斯在国际法领域中提出了一系
列较为完整的原则，这些原则对国家关系的调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对后来
国际法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二，他是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中第一个比较
系统地论述理性自然法理论的人。他汲取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思想家自然主义自然法
理论的精华，扬弃和摆脱了中世纪神学主义自然法的桎梏，开创了近代理性自然法
（古典自然法）的先河。在自然法的研究上，他使自然法学的研究人化而不是神学
化，同时，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几何学的实证方法引入法学研究，推导
出一系列相关的命题。

• 孟德斯鸠

1689年1月18日，孟德斯鸠生于法国名城波尔多附近的拉伯烈德庄园，
其家族，是当地有名望的“穿袍贵族”，即取得了贵族称号的资产阶级。19岁的
孟德斯鸠获得法学学士的学位，并担任了议会律师；先后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和柏林皇家科学院院士。公元1755年2月10日，孟德斯鸠去世，享年66
岁。1721年，他匿名发表了《波斯人信札》。它在许多当时的重大社会问题
上，向传统的封建观念宣战，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火种。
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论法的精神》一书，该书堪称是资产阶级法学
的“网络全书”，被伏尔泰推崇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对后来美国独立战争中
的《独立宣言》、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权宣言》都有巨大的影响。孟德斯鸠的社会
政治理论尤其是关于分权和法制的学说，超越了国界，对各国资产阶级政治和法律
制度的确立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和深刻的影响，对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也产生了相
当大的影响。《论法的精神》在1913年就被严复译成中文，以《法意》的书名
出版。孟德斯鸠仍不愧为18世纪法国的杰出思想家之一，在宗教愚昧和专制黑暗
中发出了最初的呐喊，他的思想学说是法国大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思想
中的一份宝贵财产。

• 边沁

耶利米，边沁(Jeremy，Benthan，1748——1832)是英国法学家、哲学家、伦
理学家自由主义学说的奠基人之一。功利主义学说的创始人。他出身子一个律师家
庭，有“神童之誉”，13岁进入牛津大学学法律，十六岁毕业后曾一度从事律师事
务，后转而专门从事法学理论研究。1781年起担任伦敦大学教授，1832年创办了著
名的“威斯敏斯特评论”。边沁的主要著作有《政府片论》 (1776年)、 《道德与
立法原则导论》 (1789年)、《司法证据原理》(1827年)，《宪法典》（1830
年）。其中《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是其最主要的著作，其学说代表了自由资本主
义时期英国资产阶级利益，是这一时期具有影响力的学说，其著作后被编成《边沁
文集》山版。边沁学说的中心是功利主义，他极力反对17、18世纪以来的古典自然
法学的理性法观点，认为它们是虚构的；大自然将人类置于苦乐两大主宰之下，人
的天性是避苦求乐，功利原则就是一切行为都适从这两种动力的原则。谋求功利是
人们行为的动机，也是区别是非、善恶的标准；是自然人和政府活动遵循的原则，
也是道德和立法的原则。最好的立法是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最好的立
法就在于促进社会幸福。他认为良好的政府和立法必须达到四个日标：即公民的生
存、富裕、平等和安全。应该说，边沁对19世纪30年代英国立法还是起到了巨大的
推动作用，推动了塞缪尔罗米利爵士所提出的刑法刑法的改革和布鲁厄姆勋爵所主
张的法律体系改革。

• 萨维尼

萨维尼（1779—1861）萨维尼从十六岁开始学习法律，1800年起开始法学教学
活动，1813年任柏林大学校长。先后曾担任了普鲁士国务委员会成员、法官、法律
上诉部部长、立法—上诉委员会委员、国务部主席。主持该部制定了1848年《票据
法》、《普鲁士刑法典》、《帝国刑法典》等。著作有《中世纪罗马法史》、《当
代罗马法体系》、《作为当代罗马法部分的债法》、《历史法学杂志》。萨维尼在
法学史上被作为所谓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历史法学派这一表达具有萨维尼自己的
烙印，其出发点是当代法乃是通过法学的历史性而不是通过理性法的抽象或者开明
立法者的命令而预先确定的。萨维尼由此得出了影响深远的法学方法和法律政策上
的结论。萨维尼是他的时代影响最伟大的法学家和法学教师。不管是在法学还是在
法律实践和立法中都有他留下的痕迹。他的学说在当代虽然扮演着无关紧要的角
色，但他的遗产对与德国法以及国家法都具有重要意义。萨维尼在当代不仅仅是作
为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而著名，他还经常被称为现代法学的缔造者。尽管欧洲法学
被分为各个国家的法学，但萨维尼的思想涉及到了整个欧洲。他划定了法国民法典
的势力范围，并且继续遵循罗马法这一基础，这一点不同于大多数其他大陆国家。
萨维尼起决定性作用并参与形成的学说汇纂法学在后来对其他一些国家立法起到了
作用。萨维尼从开始就接受了将“历史的”方法和“体系的”方法结合起来的要
求，他是第一个发展出体系化的、内容广泛的方法的人，在任何一部法律确立同时
就将其置于特定历史环境之中。因此，围绕思考法律关系的重要特征，他扩大了对
符合历史的法学的理解，这种法学同时也就超出了单纯历史科学的范围并形成一种
区分，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就是建立在其独立性基础上的。萨维尼对19世纪的科学产
生了深远影响，这一点不仅体现法学领域，而是兼跨历史、法律和哲学不同领域。

• 霍姆斯

霍姆斯（O.W. Holmes,1841~1935）。美国现代实用主义法学的创始人。1866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在波斯顿从事一段时间的律师工作之后，于1870年入哈
佛大学法院担任讲师、教授，1882年12月担任马萨诸塞州最高法官，1899年起任院
长。1902年~1932年，担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的学说，主要体现在他于1881年出版的著作《普通法》（Thee Common Law）、《法律之路》(The Path o
f the Law)、他逝世后出版的判决意见集《霍姆斯法官的司法见解》(The Judicia
l Opinions of Mr.Justice Holme Shriver ed 1940)以及生前发表的一系列论文
之中.和其他法律思想家相比，霍姆斯(O.W.Holmes，1841——1935)可能不是最伟
大的，但是他一定是最卓尔不群，特立独行，也是最特殊的一个人。这首先反映在
他的身份上：他首先是作为一个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其次才是作为一个法律思
想家而存在。因此，要了解霍姆斯的法律哲学，如果不了解他作为法官的经历，就
会错过他思想中很多精彩的部分。事实上，他思想中的许多精华并不是通过专著的
形式表现出来，而是散见在他的司法意见、演讲和书信之中。在某种意义上，他作
为法官所做出的许多判决，就在法律思想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其次，霍姆斯在某
种意义上也代表了一种美国的精神，代表了实用主义哲学和普通法的某种意义上的
结合。

• 韦伯

社会法学的大师
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也是现代一
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其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政
治论文集》，《学术理论论文集》，《社会史与经济史论文集》，《社会学和社会
政策论文集》，《经济与社会》等。韦伯1864年4月21日生于埃尔福特，1882年入
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1884年入柏林大学攻读法律。随后在柏林大学教授罗马法、
日耳曼法及商法，后学术重心从法学转向经济学。1894年后先后任弗莱堡大学的经
济学教授和政治科学教授。1897——1903年精神崩溃，被迫停止一切教学、研究与
政治活动。1903年重返学术活动。1910年参与创立德国社会学学会，后于1913年因
社会学方法论之争退出德国社会学会。1920年6月14日因肺炎病卒。韦伯理解的社
会学思想，对于改变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统局面起了重要作用，促使现象学社会学
的产生。他的社会行动理论是T.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思想先驱，并对微观社会学
起到启迪作用。有关官僚制的论述对组织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发生重要影响，也是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思想来源。他的宗教社会学对比较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思
想启发作用。当代西方一切重要社会学理论和流派，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从韦
伯著作中汲取营养。韦伯社会学之于中国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站在比较世界法律
文明的宏观立场上，对东方社会及其法律体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理论思考，特别
是他着力探讨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以及由此而生成的法律文明的特质。然而我们了
解和探讨韦伯却是在现代。在思想禁锢的20世纪80年代，我们把韦伯当做马克思的
敌人来对待，几乎在那时连韦伯的名字都知之甚少。可他力图揭示传统中国社会与
法律的运作规律，试图解释中国法律现代化可能性问题，作为一位研究中国传统社
会与法律文化的“伟大外行”，韦伯的思路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 庞德

庞德（Roscoe Pound 1870~1964），美国著名法学家，社会学法学派的主要代
表之一。出身于法官家庭。曾任律师、内布拉斯加州最高法院上诉委员会委员、内
布拉斯加大学法学院院长。1907年起先后在西北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执
教。1916年起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长达20年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任中华民
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司法部和教育部顾问。他的主要著作有《社会学法学的范围和目
的》（1911~1912）、《法哲学导论》（1922）、《法制史阐述》（1923）、《法
和道德》（1924）、《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1942）、《法的任务》（1944）、
《正义来自法律》（1951）和《法理学》（5卷集，1959）。庞德的社会学法学是
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和一战后发生在美国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革相伴而生的，在长达五十余年的法学生涯中他致力于法律体系和法理学的批判与重构工作。
其学说的思想渊源主要是实用主义哲学、美国L.F.沃德（1841~1913）和E.A.罗斯
（1866~1951）的社会学以及R.Von耶林的新功利主义法学。庞德是20世纪西方各
国，尤其是美国法学界权威的法学家之一。他所代表的社会法学长期以来在法学中
占有主导地位。

• 哈特

哈特(H．L．A．Hart,1907～ )，英国法学家，现代西方新分析法学的代表。
1929年毕业于牛津大学，1932年任出庭律师，1952年任牛津大学教授，1978，年退
休。主要著作有：《法律中的因果论》(1953年)、《法律的概念》(1961年)、《法
律、自由和道德》(1963年)、《惩罚与责任》(1968年)、《功利与权利》(1979
年)、《法理学和哲学论文集》(1983年)等。哈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最负
盛名的法学家之一，由他创立的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是现代西方三大法学流派之一
(另两派是新自然法学和社会学法学)，在对法的概念的分析与法律现象的说明、法
律关系的梳理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因为如此，哈特的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自
20世纪5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以来，统治英国已达半个世纪，仍能保持强大的控制
力。哈特关于法的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法律和道德、法律概念的学说，是在与美
国法学家富勒(L．L．Fuller,1902～1978)、德沃金(Ronald M．Dworkin,1931～)
等人的长期论战中形成的。他一方面坚持了奥斯汀的法实证主义的立场，同时，又
对其作了修正，从而使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进一步适应了战后英国的社会现实。目
前，哈特的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已为新一代西方法哲学家拉兹和麦考密克等所继
承、发展，该学派作为当代西方的一个重要法学流派还将继续存在。

• 德沃金

德沃金是当代最著名、最活跃的法理学家之一。德沃金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
州，先后在哈佛学院、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学
位。他起初的兴趣是哲学，但在牛津时开始学习法学，从此发现了自己的真正兴趣
所在，随后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1957年毕业后进入美国最高法院，任法官汉德
（Learned Hand）的办事员，以后又当过律师。1962年成为耶鲁大学教授，1969年
他应邀担任英国牛津大学法理学首席教授，直到1998年。1975年开始同时担任纽约
大学法学的教授至今，他还不定期地担任过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1984年以来还是伦敦大学（大学学院）的客座教授。2002年5月中旬应邀来
我国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作过讲演。罗纳德·德沃金被公认为当代英美
法学理论传统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总的来说，德沃金所展现的是一种由政治自
由主义指导的法理学。他的每一部重要的著作都引起广泛的讨论，其中既有赞同
者，亦有批判者。在德沃金的法理学体系中，有四个主要的观点（它们构成了当代
法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批判并超越法律实证主义；第二，坚持认为法
律理论依赖于政治与道德理论；第三，把法律理论根植于一种解释理论；第四，将
平等的政治价值作为法律理论的核心部分[注1]。这四部分前后是联系在一起的。
法律实证主义是德沃金的直接批判对象，也是论证的起点；德沃金将政治与道德价
值融入自己的解释理论中，作为选择判断的标准；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平等与自
由的政治社会。《法律帝国》是德沃金最重要的著作，全面体现了他的法律与政治
思想。虽然德沃金的基本观点较之以往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在研究方法上却发生
了重大转向。主要著作有《认真看待权利问题》、《原则论》、《自由论》、《法
律的帝国》等。他从60年代初就开始撰文批判实证主义法学，特别是批判H.L.A.哈
特的学说，认为是实证主义法学最新的典型。他的学说以“权利论”（right thesis）作为核心。他之所以强调规则、政策与原则之分，就是为了强调个人权利，即
原则。他又认为，他所有个人权利中，最重要的是平等权利，即“政府不仅必须关
怀和尊重人民，而且要平等地关怀和尊重人民”。

• 波斯纳

波斯纳（R.A. Posner，1939~ ），1959年在耶鲁大学获得文学士学位，1962
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法学士学位，先后年赴斯坦福大学任教和芝加哥大学教授，1981
年任美国联邦第七巡回区上诉法院法官。主要著作有：《法律的经济学分析》（19
73年）、《正义的经济学》（1981年）、《侵权行为法：案例与经济学分析》（19
82年）等。波斯纳作为集大成者，全面吸收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果，构建了用经济
方法分析法律制度的宏大体系。《法律的经济分析》就是其成果的杰出代表。正是
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分析理论，才得以有一个以"法律经济学"命名的独立学派。波斯
纳将20世纪60年代初卡拉布雷西的第一篇侵权论文和科斯关于社会成本问题的论文
发表以后的法律经济学称为"新法律经济学"。在《法律的经济分析》第二章中，科
斯说，"新法律经济学"--过去30年来发展起来的法律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
经验主义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的分析，包括侵权法、契约法、赔偿法和财产权
法等普通法领域；惩罚的理论和实践；民事、刑事和行政程序；立法和管制的理论
和实践；法律实施和司法管理；以及宪法、初民法、海事法、家庭法和法理学。波
斯纳有个著名的观点：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过高而抑制交易，那么，权利应赋予那些
最珍视它们的人。波斯纳在对法律进行经济学分析时始终贯穿着经济效益观，使之
成为取舍某一法律制度的最高标准，因而招致许多信奉正义观念的法学家的激烈抨
击。

Ⅵ 请问一下中国现在法学界的权威和领军人都有那些

中国著名法学家大全——《当代中国法学名家》

法学理论
张文显 朱苏力 贺卫方 葛洪义 舒国滢 沈宗灵 孙笑侠 卓泽渊 李步云 刘作翔 付子堂 孙国华 信春鹰 郭道晖 郝铁川 吕世伦 石泰峰 王晨光 朱景文 李林 李龙 刘瀚 谢晖

法律史
曾宪义 张晋藩 武树臣 何勤华 陈盛清 范忠信 邱远猷 吴建璠 杨一凡 杨永华 俞荣根 韩延龙 怀效锋 霍存福 刘海年 倪正茂 高恒 蒲坚 朱勇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周叶中 许崇德 韩大元 胡建淼 胡锦光 江必新 姜明安 罗豪才 马怀德 陈云生 方世荣 张庆福 张树义 莫纪宏 浦增元 童之伟 王名扬 王叔文 吴家麟 肖蔚云 杨海坤 袁曙宏 张光博 朱维究

刑法学
高铭暄 马克昌 赵秉志 张明楷 陈明华 陈兴良 曹子丹 储槐植 顾肖荣 何秉松 梁华仁 罗大华 欧阳涛 曲新久 阮齐林 苏惠渔 康树华 张智辉 周道鸾 卢建平 王作富 何鹏 姜伟 孙谦

民商法学
江平 梁慧星 吴汉东 王利明 孙宪忠 王卫国 赵旭东 郑成思 魏振瀛 崔建远 刘春田 刘凯湘 石少侠 司玉琢 覃有土 顾功耘 郭明瑞 龙翼飞 吴焕宁 夏吟兰 徐学鹿 杨大文 杨立新 杨振山 马俊驹 沈四宝 巫昌祯 关怀 范健 尹田

诉讼法学
江伟 陈光中 徐静村 樊崇义 龙宗智 陈瑞华 陈卫东 卞建林 陈桂明 顾培东 景汉朝 刘家兴 沈达明 宋英辉 谭世贵 汤维建 田平安 汪建成 王国枢 王亚新 杨荣馨 张卫平 周国均 左卫民 谭兵 李浩 常怡 严端 崔敏

经济法学
杨紫烜 李昌麒 刘隆亨 刘文华 漆多俊 邵建东 史际春 徐杰 张守文 种明钊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吕忠梅

国际法学
韩德培 曾令良 梁西 余劲松 陈安 董立坤 龚韧刃 黄进 李双元 刘楠来 饶戈平 芮沐 张乃根 周忠海

军事法学
丛文胜 顾德欣 李昂 图们 张建田

世纪之交的中国法学家流派
（一）红派 所谓红派法学家，就是学术上走红，学术理论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政治上得到宽容，三十来岁就能当上博导的一批法学家。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利明、赵秉志、陈兴良，北京大学的武树臣，武汉大学的黄进，等等。
（二）黄派 所谓黄派法学家，就是能将法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极有价值的改革建议，从而有力推动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司法体制改革的的法学家。他们善于联系实际，善于运用法学原理进行现实批判，关注民生，力主改革。他们不仅著述丰富，而且分量沉重。在他们的代表作中，往往以黄金般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主要观点和主要主张。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国政法大学的江平，《中国法学》杂志社的郭道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梁慧星，等等。
（三）紫派 所谓紫派法学家，是指那些比红派法学家更多一层红色的法学家。
紫派法学家的特点是，参与改革但不首倡改革，对已有的改革措施和改革理论常从较正统的角度进行解释、论证和宣传。在他们身上往往环绕着一层紫色光环。他们在政治上颇受重视，经常参与重要法律的起草；他们在学术上也很有地位，大多有博导、会长、理事长等等的学术职务，全国性的教材也常常由他们主持编写。 紫派法学家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对于别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探索常持批评态度，而他们的批评往往又是以政治批评为主，以学术批评为辅。一九九六年的所谓“晓南风波”正是这一特点的重要表现。② 最有代表性的紫派法学家是张光博。 张光博是大连海事大学经济法律学院教授，主攻宪法学和法理学。
（四）灰派（经院派） 所谓灰派法学家，是指那些埋头于学术研究，不太关心现实生活，较少进行现实批判，不提具体改革建议的法学家。他们在法学界很出名，但在法学界之外的知名度明显不如黄派和彩派，甚至也不如蓝派和绿派。 灰派法学家学术功底深厚，著述甚丰。他们虽然回避现实政治问题，但他们的学术成果往往成为红派人物和黄派人物的学术依据。 北京大学的龚祥瑞早在八十年代初出版的《比较宪法和行政法》一书中，就认真地论述过法治和法制的区别，但由于他没有联系中国的实际进行现实批判，所以就没有产生多大影响。灰派与黄派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此。 灰派法学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北京大学的龚祥瑞，张国华，沈宗灵，赵震江，姜明安，等等。
（五）蓝派 所谓蓝派法学家是指那些竭力主张充分开放、充分借鉴和移植西方法律和西方法学的法学家。走向蓝天和大海是蓝派的基本特点。

蓝派法学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思想活跃，思路开阔。他们倾心于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对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有深刻的揭示和批判。他们大多出生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与红派法学家是同龄人。与红派不同的是，他们一般不考虑在学术界的社会地位问题，不重视博士、博导等头衔。与红派相同的是，他们一般也不进行太多的现实批判。

蓝派法学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南京大学的张中秋，苏州大学的周永坤，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梁治平，等等。 张中秋的代表作有《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法律与经济——传统中国经济的法律分析》，等等。梁治平的代表作有《新波斯人信札》，《法辨》，《法律的文化解释》，等等。

（六）彩派 彩派法学家是指那些同时具有多种色彩的法学家。 彩派法学家的代表人物有：南京师范大学的公丕祥，吉林大学的张文显，南京大学的范建，华东政法学院的曹建明，苏州大学的杨海坤，杭州大学的胡建淼，中共中央党校的石泰峰，等等。彩派法学家不仅学术成果丰富，而且学术组织能力十分突出，社会交往面十分宽广。他们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对所有的学派皆能宽容，也为所有的学派所宽容。因此，他们总是五彩缤纷的。在他们身上，黑派可以看到黑，红派可以看到红，紫派可以看到紫，蓝派可以看到蓝，灰派可以看到灰，黄派可以看到黄，白派可以看到白，雾派可以看到雾，绿派可以看到绿。 彩派与红派大体上也是同龄人，学术地位略次于红派，政治地位却强于红派，大多兼任高等院校的行政领导职务，不是校长，就是院长，至少也是个副院长什么的。
（七）黑派 黑派是指那些被认为是主张全盘西化，在法学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政治上犯过严重错误的法学家。近年来，他们很少发表论文或出版论著。主要代表人物有群众出版社的于浩成，北京大学的袁红兵，中国政法大学的陈小平，等等。
（八）白派 法学界的白派人物的主要特点有二：其一是头脑一片空白，在他们的著作和文章中，以及在他们的课堂上，没有任何属于他们自己的观点和理论，更没有改革或不改革的意见和主张；其二是以**为主要目的，白花花的银子不赚白不赚，赚了不白赚，学术、学位、职称等等，无非是**的手段而已。 但平心而论，白派法学家在普及法律知识方面还是有一定贡献的。

（九）雾派（变色派） 所谓变色派，就是无一定色彩，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法学家流派。该派就象水蒸汽一样，一会儿灰色，一会儿白色，一会儿黑色，一会儿蓝色，一会儿发红光，一会儿五彩缤纷，什么时髦他们就变成什么。他们和彩派的区别是，彩派在任何时候都是五彩缤纷的，雾派只在极少的时候才是多彩的。雾派除了在不同的时候制造不同的声势以外，对法学研究和改革事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理论贡献。 雾派和白派在外表上有些相似，但始终有实质性区别。白派的目的是经济，雾派的目的在于政治。

（十）绿派 绿派，也可以叫做草派。该派法学家就象绿草一样，一方面生机盎然，另一方面不引人注目，不被法学界重视。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山大学的刘星（一正），江苏省行政学院的刘大生，等等。

草派的特点是，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一律采取超越的态度，不屑于参加各种“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讨论和争论。

他们在学术上的追求是：哪里有荒漠，就向哪里挺进；哪里有废墟，就在哪里扎根。他们的文章在政治上不受器重，但也不受批判；在法学界很受冷遇，被认为无足轻重。中国权威的法学刊物从来不发表他们的文章。

Ⅶ 法学家们请进

不能,要由监护人或监护人委托授权的人担任

Ⅷ 当代主要法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

中国当代法学流派
（一）红派
所谓红派法学家，就是学术上走红，学术理论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政治上得到宽容，三十来岁就能当上博导的一批法学家。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利明、赵秉志、陈兴良，北京大学的武树臣，武汉大学的黄进，等等。
（二）黄派
所谓黄派法学家，就是能将法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极有价值的改革建议，从而有力推动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司法体制改革的的法学家。他们善于联系实际，善于运用法学原理进行现实批判，关注民生，力主改革。他们不仅著述丰富，而且分量沉重。在他们的代表作中，往往以黄金般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主要观点和主要主张。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国政法大学的江平，《中国法学》杂志社的郭道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梁慧星，等等。
（三）紫派
所谓紫派法学家，是指那些比红派法学家更多一层红色的法学家。
紫派法学家的特点是，参与改革但不首倡改革，对已有的改革措施和改革理论常从较正统的角度进行解释、论证和宣传。在他们身上往往环绕着一层紫色光环。他们在政治上颇受重视，经常参与重要法律的起草；他们在学术上也很有地位，大多有博导、会长、理事长等等的学术职务，全国性的教材也常常由他们主持编写。 紫派法学家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对于别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探索常持批评态度，而他们的批评往往又是以政治批评为主，以学术批评为辅。一九九六年的所谓“晓南风波”正是这一特点的重要表现。② 最有代表性的紫派法学家是张光博。 张光博是大连海事大学经济法律学院教授，主攻宪法学和法理学。
（四）灰派（经院派）
所谓灰派法学家，是指那些埋头于学术研究，不太关心现实生活，较少进行现实批判，不提具体改革建议的法学家。他们在法学界很出名，但在法学界之外的知名度明显不如黄派和彩派，甚至也不如蓝派和绿派。 灰派法学家学术功底深厚，著述甚丰。他们虽然回避现实政治问题，但他们的学术成果往往成为红派人物和黄派人物的学术依据。 北京大学的龚祥瑞早在八十年代初出版的《比较宪法和行政法》一书中，就认真地论述过法治和法制的区别，但由于他没有联系中国的实际进行现实批判，所以就没有产生多大影响。灰派与黄派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此。 灰派法学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北京大学的龚祥瑞，张国华，沈宗灵，赵震江，姜明安，等等。
（五）蓝派 所谓蓝派法学家是指那些竭力主张充分开放、充分借鉴和移植西方法律和西方法学的法学家。走向蓝天和大海是蓝派的基本特点。
蓝派法学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思想活跃，思路开阔。他们倾心于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对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有深刻的揭示和批判。他们大多出生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与红派法学家是同龄人。与红派不同的是，他们一般不考虑在学术界的社会地位问题，不重视博士、博导等头衔。与红派相同的是，他们一般也不进行太多的现实批判。
蓝派法学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南京大学的张中秋，苏州大学的周永坤，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梁治平，等等。 张中秋的代表作有《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法律与经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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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经济的法律分析》，等等。梁治平的代表作有《新波斯人信札》，《法辨》，《法律的文化解释》，等等。
（六）彩派
彩派法学家是指那些同时具有多种色彩的法学家。 彩派法学家的代表人物有：南京师范大学的公丕祥，吉林大学的张文显，南京大学的范建，华东政法学院的曹建明，苏州大学的杨海坤，杭州大学的胡建淼，中共中央党校的石泰峰，等等。彩派法学家不仅学术成果丰富，而且学术组织能力十分突出，社会交往面十分宽广。他们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对所有的学派皆能宽容，也为所有的学派所宽容。因此，他们总是五彩缤纷的。在他们身上，黑派可以看到黑，红派可以看到红，紫派可以看到紫，蓝派可以看到蓝，灰派可以看到灰，黄派可以看到黄，白派可以看到白，雾派可以看到雾，绿派可以看到绿。 彩派与红派大体上也是同龄人，学术地位略次于红派，政治地位却强于红派，大多兼任高等院校的行政领导职务，不是校长，就是院长，至少也是个副院长什么的。
（七）黑派
黑派是指那些被认为是主张全盘西化，在法学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政治上犯过严重错误的法学家。近年来，他们很少发表论文或出版论著。主要代表人物有群众出版社的于浩成，北京大学的袁红兵，中国政法大学的陈小平，等等。
（八）白派
法学界的白派人物的主要特点有二：其一是头脑一片空白，在他们的著作和文章中，以及在他们的课堂上，没有任何属于他们自己的观点和理论，更没有改革或不改革的意见和主张；其二是以**为主要目的，白花花的银子不赚白不赚，赚了不白赚，学术、学位、职称等等，无非是**的手段而已。 但平心而论，白派法学家在普及法律知识方面还是有一定贡献的。
（九）雾派（变色派） 所谓变色派，就是无一定色彩，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法学家流派。
该派就象水蒸汽一样，一会儿灰色，一会儿白色，一会儿黑色，一会儿蓝色，一会儿发

Ⅸ 我国关于法的本质有几种理解

法的本质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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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2-24 . 林柏旬 周雪惠
一、中外法本质学说及研究构想
西方的法学家们很少有直接阐述法的本质,但对于法的概念、含义的研究却十分广泛。从以下介绍的三大主流法学派对法所下的定义中,我们便能或多或少地了解他们对法的本质的认识。自然法学派的学者认为在世界自然地存在着一套永恒不变行为规范,这一规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永恒不变的,它体现着自然的理性和正义,只有符合这一标准才能称之为法。分析法学派的法学家们从实际存在的法律规范来讨论法的概念。他们认为“法律是什么”和“法律应该是什么”是两回事,其研究的内容只限于制定法,即纯粹且严格意义上的法。社会实证主义法学派的观点则认为法是作为社会事实的“活法”,社会秩序就是法律,是法律的实质。
我国学者对法的本质问题的直接研究已有多年。与西方学者的研究不同,人们在过去普遍认为法的本质为阶级性。但近年来,“传统的法本质统治阶级意志说已被突破了,现在已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因而产生了多种不同的观点。如:“法是分配社会权利并规范其运用行为”;“法的本质含有‘法的意志性与规律性、阶级性与共同性、利益性与正义性’”;“法的本质应从诸法的本质中抽象出来,首先抽象的是民法的本质,民法的本质是市民社会”。
中西方法学家们对法的本质这一问题有分歧似乎不甚奇怪,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不同,所持的价值观或许也有差异。然而西方学者间,国内学者间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答案的大相径庭却引人深思。笔者认为,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法学家们研究问题的方法和视角有所不同,尽管他们在实体观点上也有差异。
因而,要对这一问题作一研究又不至偏颇,首先应确定研究的方法。法律是一种社会现象,像其他事物或现象一样,对其既可以作事实判断,也可作价值判断,故在法学研究上有了应然法和实然法的区分。顾名思义,前者着重于法律应该是怎样的问题,而后者则指实际存在的法的状况。“恶法非法”、“恶法亦法”则是对两者研究后得出的截然相反的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正如奥斯丁所说“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其功过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不同的研究视角当然会得出不同的答案了。因而本文拟分别就实然法和应然法来讨论法的本质问题。
二、法的实然本质
探讨实然法的本质应从两方面着手,即“什么决定了法”和“法意味着什么”。
(一)什么决定了法
多数人认为“国家意志决定了法”。的确如此,特别是从实然法的角度看,法无一不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无论是学者们对此的研究结论---“法是体现国家意志的,以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行为规范的总和”,还是社会历史的发展---奴隶制社会法律、封建法、资本主义民主宪法三者的替代,无不体现了这一道理。
什么是国家意志呢?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统治的工具,其本身没有思考、行为的能力。犹如当今经济制度中被虚拟人格的法人单位一般,国家意志的形成,行动的实施必须借助一定的组织机构。立法、行政、司法机关之于国家便如股东会、董事会与监事会之于公司法人。它们形成了所谓的国家意志、公司意志。再深入一步,国家机关之于国家便有如国家之于人民一般,本身亦无思考、行为之能力。归根结底,其思想、行为均要由其组成单元---人来实现。由此可见国家意志不外乎是人的意志罢了。
那么,是什么人的意志影响和决定了国家意志并进而决定了法律呢?是西方学者所说的全民意志,还是我国传统理论上的人民意志呢?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应对法律的制定者---立法机关进行考察。作为立法者的少部分人,其与社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和社会中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在不同程度上相似与一致,从而成为了这些利益集团的代表者。正如刘焯先生所说:“不是立法者或少数人以‘公众’、‘人民’的意志为根据立法、造法,而是立法者这少数人造出来的法,所表达的意志在客观上能与‘公众’、‘人民’、‘阶级’的意志达到某种一致性。法律实际上是少数人行为,是精英行为的结果,是少数人意志的体现。”“代议制下,包括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议员或人民代表们在很多时候是直接面对一个已由另一个少数人拟好的法律草案,再对这个已有框架的‘法律’发表意见,通过或不通过。这种情形犹如一个当事人捧着一份拟好的‘格式合同’,其意志的表达程度多少是受到限制的。”其意志和公众意志相统一,则可勉强称之为“公众意志”或“人民意志”,但若不相一致而又因颁布而生效,则不可能是公意的体现,只能是这少部分人的意志。正因其比一般群众有更强的力量,能影响法律,规制人们的行为,因此笔者同意有的学者的意见,将其称为“强势群体”。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相同的。强势群体的意志会受什么影响呢?我们知道,人与人之所以不同,决定因素有内部的和外部的。内部的如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等。如在制定一项要削弱健康的人的权利而保护残疾人士利益的法令时,后者多会支持而前者则可能会因自身利益受损而反对。外部因素则如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人生经历、价值观和职业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对人的思想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使不同群体有不同的想法。我们将这些因素称为“社会生活”。
经上面的分析,我们大致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生活决定了强势群体的意志,后者则经一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国家意志最终确立为法律。
(二)法意味着什么
上面的论述只解决了什么决定法的问题,但我们不免会感到困惑,强势群体为何制定这样或那样的法律,或说法律的产生对其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思想家看来,我们的社会和政府都是构建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之上,法律是社会契约的一种,或者理解为人们初建社会的原始契约的衍生品。因而不论是按卢梭的解释---社会契约是为达成人们共同的目的而交出自己部分权利的协议,还是按霍布斯的解释---人与人的关系即狼与狼的关系,社会契约是为结束人与人的绵延的战争状态而达成的妥协,只要是契约,就体现为对自己的权利的部分限制和某种程度上的利益牺牲。如果我们承认,生存是人性的首要法则,人们不断与环境抗争是为了求生存,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交往中人们仍乐于费尽心机,也只是为能更好地生存,那么人们甘愿选择用法律的契约来限制自己,只能说明它是以退为进的求生之道,形式上规制人欲的工具,本质上是尽力张扬每个人人性的平衡器。
法是为保障人性需求而产生和存在的,但它却不一定会给予每个人实质平等的关怀。我们可以设想,在达成契约的每一次谈判中,不同的利益集团都会凭借实力争取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条款,赋予自己更多权利。“即使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为了保证社会在一定秩序范围内持续下去,社会主导者就利用以暴力为后盾的规则,来确认一定的权利分配办法,划分社会权利。这种规则化的权利分配,既包括社会主导者确认自己的权利,以保护自己同类的利益……同时也包括赋予社会被主导者以必要的权利,以保持必要的社会秩序,于是法就产生了。”这两段话很好地阐明了法的直接目的是权利的划分。而所谓权利,“实际上就是人们为满足一定的需要,获求一定的利益而采取的一定行为的资格和可能性”。利益是权利的基础和根本内容,它是权利的目标指向。获得了权利便获得了利益,不同的权利意味着不同的利益和资源。如在启蒙运动中,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口号,最终凭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实现。而这一权利的实质便是每个人的合法财产利益受法律的保护,不能被随意地非法侵害。
了解实然法代表的利益因素,就不难理解它相对于道德、宗教是那么的现实和世俗。所以利益的斗争也可以使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偏离正义的道路。正如富勒所说,法律不过是最低的道德要求而已。法律和道德的最大不同之一,便是其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道德义务的违反只会受到社会的谴责,而法律义务的违反则会导致法律责任的承担。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在非不得以的情况下,不会违反法律义务而去受法律的制裁。因此,强势群体据其利益确立的社会秩序便得以维护。
由此可见,实然法的确立意味着权利的分配,而权利分配的不同则会导致利益划分不同,使得人的需要得到不同量上和层次上的满足,并最终使人性得到不同程度的彰显和实现。强势群体正是基于要更多地满足其自身的需要从而更大程度地实现和彰显自己的人性而影响法律的。
三、法的应然本质
研究法的本质,目的不仅在于弄清法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更应该凭此与我们的法律体制相比较,以克服弊漏,最终达到完善法律体系的目的。因此,尽管应然法是价值判断方面的问题,较为难以把握,但对其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而有意义的。
将法律进行实然法和应然法的二元划分,强调实然法应符合更为高级的自然法是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主张。二战之后,为伸张正义和保卫和平,自然法再度兴起,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法律没有自己的理想和道德,如果没有更高的标准来匡正法律,法律将如同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邪恶的力量将假法律之手为非作歹。那么自然法究竟为何物?纵观法律思想史,古希腊的思想家认为是亘古不变的自然秩序和平等公平的道德标准,中世纪的神学家认为是上帝的意志,而近代学者则回归到人类的理性,认为是严密、可推理的正义理念。但不管如何诠释,自然法存在的价值就是要超越实在法,引导和鞭策实在法不断地向公平正义的目标前进。可以说自然法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的理想,难怪卢梭感叹,要为人类制订一部完美的法典,那简直需要一个神。所以笔者认为,绝对的公平正义只是自然法标榜的价值理念,它所追求的实质内容都应当可以阐释。
如前文所言,实然法的最终落脚点在于人性的彰显和实现。对于人性,古今中外哲学家们不乏研究。就笔者而言,人性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人性有善也有恶。前一点较易理解。人无疑是理性的动物却又受制于诸种激情,否则便不会朝令夕改,互相残杀。对于人性的有善有恶,应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因为这是人性的,所以是人所共有的,而不应理解为有的人是善的有的人是恶的。第二,这是从社会的角度看的,而不是就人本身而言的。就单个人本身来看,是无善恶之分的。因为其行为均出自其本性。爱、憎、嫉妒乃至偷盗、杀人无不如是。就正如一个为虫所蛀的苹果,就苹果自身来说,是无好坏之分的,因为虫蛀乃是自然规律所致,与苹果自身无关,而其好坏则需置身于一堆苹果之中由人来判断。人的善恶也是一样,就单个人,人本身是无善恶之分的,只有置身于社会之中才可能区分善恶。
说到这里,有人不免会感到疑惑,既然人的行为均是出自本性的,那为什么要有法律来规范人的行为呢?为什么不让人和动物一般在自然状态下行动呢?那是因为人是有思维能力的,其行动是可选择的,即人是自由的。“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6〕为说明人的行为的可罚性,笔者欲以西方刑法学中的期待可能性理论为例。这一理论可大概描述为:对行为人违反刑法义务的行为,不能期待其作出更为合理的选择时,行为人无罪,反之,行为人行为的期待可能性越大,应负的刑事责任越大。
“人的恶,是法产生的前提;人的善,则是法产生的动力。”人的恶和非理性必然会侵害到他人的利益,而每个人都有反抗的自由。人和动物之所以不同,与其说是人的悟性,不如说是人的自由主动者的资格。自然支配着一切动物,禽兽总是服从;人虽然也受同样的支配,却认为自己有服从或反抗的自由。既然他人有反抗的自由,那么犯人之恶便会得以扼制,扼制的最终结果便是利益分配的平衡。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平等地赋予人们相互侵犯的权利以求达到平衡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要忘了法的存在应以满足人性需要为前提,而相互侵害则会妨碍人性的发展,尤其是人的生存需要这一基本人性。为求平等而又不妨碍人性的发展,惟一的办法是赋予人们不得相互侵害的义务。
为此,我们可以归纳出应然法的本质:平等地禁止人性的恶。笔者也欲将此理解为法的正义性。
四、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契合点---人性
正如休谟在《人性论》中所说:“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联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将实然法的本质理解为通过对权利的分配和利益的划分来张扬人性,将应然法阐释为对人性恶之规制,二者的结合点正在人性上。法关怀人性,成就人性,法也约束人性,压制人性,皆因人性亦善亦恶。法扬善去恶,即分配社会生活资源,满足人生存的需要,又控制人欲的扩张,调协个人与他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需求矛盾,乃是人自己选择的最不坏的利益分配机制。
从古希腊的城邦法发展到当今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法治,法律的进步不仅在于形式完善和技术成熟,更重要的是理念的更新---从完全贯彻强势群体的意志到更关注普通个人的正当权利。实现法的正义的道路还很漫长,仍需要我们的不懈努力。让我们记着这句话:我们所以订立法律,为的是它能保证我们不作任何人的奴隶。

Ⅹ 民间为什么有许多科学家和法学家他们和正规的有区别吗

科学家和法学家？科学家是必须有成绩的人才能称为的，随便哪个人不能称为，并不是说科学家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只要有出色的发明或者发现并且有一定的学识就可以被国家相关部门称为科学家。
法学家也是一样，不过法学家必须在相关的工作上才行，不然一个老百姓连法律工作的边都摸不上，怎么能成为法学家？这俩都不是老百姓可以随便称谓的，但是可以在民间出现（譬如乡村发明家有些就可以称为科学家，而律师这样的私人性质的法律从业者或者法律杂志相关编辑对法学有出色的见解的也可以称为法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