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法学家
⑴ 西方法制史上哪几位法学家比较重要
与其说是西方法制史上的法学家，不如说是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法学家。因为法制上多是实践家，法学家的思想指导了的实践家的实践。法制史是制度发展史，不注重人，而思想史重在讲法学家的思想。 第一个要说是古希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法律是人们幸福的标准；柏拉图的著作有《理想国》、《政治家》和《法律篇》。 第二个要说古罗马。古罗马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发源地，法学家有西塞罗、盖尤斯、保罗、乌尔比安、帕比尼安等。罗马法在查士丁尼时期空前发展，编纂了国法大全（四类），而其中就包括法学家著作，并明文规定，如遇疑难问题，成文法没有明确规定时，以五大法学家的著作来解决，观点不一致时，以多数法学家观点为准，相同者则遵照帕比尼安的学说。 到了中世纪，主要有阿奎那的自然法观点。由于中世界后期教会与教皇权利的膨胀，出现了马基雅弗利和布丹提出的主权学说。 紧接着就到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时期思想活跃，法学家众多，格老秀斯、霍布斯主张拥护君主专制政体；洛克杰弗逊则主张主权在民的共和制度，孟德斯鸠则主张君主立宪，介乎二者之间，是改良主义。 19世纪的德国出现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为主导的历史法学派。萨维尼和耶林则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了发展。 19世纪的英国，出现了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法学，和奥斯丁为代表的分析法学。 之后便进入了20世纪，可以参考相关书籍阅读。
⑵ 请问谁有关于康德《什么是启蒙》的详细分析文章或者介绍视频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什么是启蒙？》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懒惰和怯懦乃是何以有如此大量的人，当大自然早己把他们从外界的引导之下释放出来以后（naturalitermaiorennes）时，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以及别人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就俨然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的原因所在。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逸。如果我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那么我自己就用不着操心了。只要能对我合算，我就无需去思想：自有别人会替我去做这类伤脑筋的事。
绝大部分人（其中包括全部的女性）都把步入成熟状态认为除了是非常之艰辛而外并且还是非常之危险的；这一点老早就被每一个一片好心在从事监护他们的保护人关注到了。保护人首先是使他们的牲口愚蠢，并且小心提防着这些温驯的畜牲不要竟敢冒险从锁着他们的摇车里面迈出一步；然后就向他们指出他们企图单独行走时会威胁他们的那种危险。可是这种危险实际上并不那么大，因为他们跌过几交之后就终于能学会走路的；然而只要有过一次这类事例，就会使人心惊胆战并且往往吓得完全不敢再去尝试了。
任何一个个人要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之中奋斗出来，都是很艰难的。他甚至于已经爱好它了，并且确实暂时还不能运用他自己的理智，因为人们从来都不允许他去做这种尝试。条例和公式这类他那天分的合理运用、或者不如说误用的机械产物，就是对终古长存的不成熟状态的一副脚梏。谁要是抛开它，也就不过是在极狭窄的沟渠上做了一次不可靠的跳跃而己，因为他并不习惯于这类自由的运动。因此就只有很少数的人才能通过自己精神的奋斗而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并且从而迈出切实的步伐来。
然而公众要启蒙自己，却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这还确实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哪怕是在为广大人群所设立的保护者们中间，也总会发见一些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自己在抛却了不成熟状态的羁绊之后，就会传播合理地估计自己的价值以及每个人的本分就在于思想其自身的那种精神。这里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公众本来是被他们套上了这种羁绊的，但当他们的保护者（其本身是不可能有任何启蒙的）中竟有一些人鼓动他们的时候，此后却强迫保护者们自身也处于其中了；种下偏见是那么有害，因为他们终于报复了本来是他们的教唆者或者是他们教唆者的先行者的那些人。因而公众只能是很缓慢地获得启蒙。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
然而，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可是我却听到从四面八方都发出这样的叫喊：不许争辩！军官说：不许争辩，只许操练！税吏说：不许争辩，只许纳税。神甫说：不许争辩，只许信仰。（举世只有一位君主说：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是要听话！君主指普鲁士腓德烈大王）处都有对自由的限制。
然则，哪些限制是有碍启蒙的，哪些不是，反而是足以促进它的呢？--我回答说：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私下运用自己的理性往往会被限制得很狭隘，虽则不致因此而特别妨碍启蒙运动的进步。而我所理解的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称之为私下的运用。
就涉及共同体利益的许多事物而言，则我们必须有一定的机器，共同体的一些成员必须靠它来保持纯粹的消极态度，以便他们由于一种人为的一致性而由政府引向公共的目的，或者至少也是防止破坏这一目的。在这上面确实是不容许有争辩的；而是人们必须服从。但是就该机器的这一部分同时也作为整个共同体的，乃至于作为世界公民社会的成员而论，从而也就是以一个学者的资格通过写作面向严格意义上的公众时，则他是绝对可以争辩的，而不致因此就有损于他作为一个消极的成员所从事的那种事业。因此，一个服役的军官在接受他的上级交下某项命令时，竟抗声争辩这项命令的合目的性或者有用性，那就会非常坏事；他必须服从。但是他作为学者而对军事业务上的错误进行评论并把它提交给公众来作判断时，就不能公开地加以禁止了。公民不能拒绝缴纳规定于他的税额；对所加给他的这类赋税惹事生非地擅行责难，甚至可以当作诽谤（这可能引起普遍的反抗）而加以惩处。然而这同一个人作为一个学者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抗议这种课税的不适宜与不正当不一样，他的行动并没有违背公民的义务。同样地，一个牧师也有义务按照他所服务的那个教会的教义向他的教义问答班上的学生们和他的会众们作报告，因为他是根据这一条件才被批准的。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却有充分自由、甚至于有责任，把他经过深思熟虑有关那种教义的缺点的全部善意的意见以及关于更好地组织宗教团体和教会团体的建议传达给公众。这里面并没有任何可以给他的良心增添负担的东西。因为他把作为一个教会工作者由于自己职务的关系而讲授的东西，当作是某种他自己并没有自由的权力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进行讲授的东西；他是受命根据别人的指示并以别人的名义选行讲述的。他将要说：我们的教会教导这些或那些；这里就是他们所引用的论据。于是，他就从他自己不会以完全的信服而赞同、虽则他很可以使自己负责进行宣讲的那些条文中——因为并非是完全不可能其中也隐藏着真理，而且无论如何至少其中不会发见有任何与内心宗教相违背的东西，——为他的听众引绎出全部的实用价值来。因为如果他相信其中可以发见任何与内心宗教相违背的东西，那么他就不能根据良心而尽自己的职务了，他就必须辞职。一个就任的宣教师之向他的会众运用自己的理性，纯粹是一种私下的运用；因为那往往只是一种家庭式的聚会，不管是多大的聚会；而在这方面他作为一个牧师是并不自由的，而且也不能是自由的，因为他是在传达别人的委托。反之，作为一个学者通过自己的著作而向真正的公众亦即向全世界讲话时，则牧师在公开运用他的理性上便享有无限的自由可以使用他自己的理性，并以他自己本人的名义发言。因为人民（在精神事务上）的保护者而其本身居然也不成熟，那便可以归结为一种荒谬性，一种永世长存的荒谬性了。
然则一种牧师团体、一种教会会议或者一种可敬的教门法院（就象他们在荷兰人中间所自称的那样），是不是有权宣誓他们自己之间对某种不变的教义负有义务，以便对其每一个成员并且由此也就是对全体人民进行永不中辍的监护，甚至于使之永恒化呢?我要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一项向人类永远封锁住了任何进一步启蒙的契约乃是绝对无效的，哪怕它被最高权力、被国会和最庄严的和平条约所确认。一个时代决不能使自己负有义务并从而发誓，要把后来的时代置于一种决没有可能扩大自己的（尤其是十分迫切的）认识、清除错误以及一般地在启蒙中继续进步的状态之中。这会是一种违反人性的犯罪行为，人性本来的天职恰好就在于这种进步；因此后世就完全有权拒绝这种以毫无根据而且是犯罪的方式所采取的规定。
凡是一个民族可以总结为法律的任何东西，其试金石都在于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民族是不是可以把这样一种法律加之于其自身?它可能在一个有限的短时期之内就好像是在期待着另一种更好的似的，为的是好实行一种制度，使得每一个公民而尤其是牧师都能有自由以学者的身份公开地，也就是通过著作，对现行组织的缺点发表自己的言论。这种新实行的制度将要一直延续下去，直到对这类事情性质的洞见已经是那么公开地到来并且得到了证实，以致于通过他们联合（即使是并不一致）的呼声而可以向王位提出建议，以便对这一依据他们更好的洞见的概念而结合成另一种已经改变了的宗教组织加以保护，而又不致于妨碍那些仍愿保留在旧组织之中的人们。但是统一成一个固定不变的、没有人能够（哪怕在一个人的整个一生中）公开加以怀疑的宗教体制，从而也就犹如消灭了人类朝着改善前进的整整一个时代那样，并由此给后代造成损害，使得他们毫无收获，——这却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一个人确实可以为了他本人并且也只是在一段时间之内，推迟对自己有义务加以认识的事物的启蒙；然而迳行放弃它，那就无论是对他本人，而更其是对于后代，都可以说是违反而且践踏人类的神圣权利了。
而人民对于他们本身都不能规定的事，一个君主就更加不可以对他的人民规定了；因为他的立法威望全靠他把全体人民的意志结合为他自己的意志。只要他注意使一切真正的或号称的改善都与公民秩序结合在一起，那么此外他就可以把他的臣民发觉对自己灵魂得教所必须做的事情留给他们自己去做；这与他无关，虽则他必须防范任何人以强力妨碍别人根据自己的全部才能去做出这种决定并促进这种得救。如果他干预这种事，要以政府的监督来评判他的臣民借以亮明他们自己的见识的那些作品；以及如他凭自己的最高观点来这样做，而使自己受到“凯撒并不高于文法学家”的这种责难；那就会有损于他的威严。如果他把自己的最高权力降低到竟至去支持自己国内的一些暴君对他其余的臣民实行精神专制主义的时候，那就更加每况愈下了。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们目前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那么回答就是：“不是，但确实是在一个启蒙运动的时代。”目前的情形是，要说人类总的说来已经处于，或者是仅仅说已经被置于，一种不需别人引导就能够在宗教的事情上确切地而又很好地使用自己的理智的状态了，则那里面还缺乏许多东西。可是现在领域已经对他们开放了，他们可以自由地在这上面工作了，而且对普遍启蒙的、或者说对摆脱自己所加给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的障碍也逐渐地减少了；关于这些我们都有着明确的信号。就这方面考虑，这个时代乃是启蒙的时代，或者说乃是腓德烈的世纪。
一个不以如下说法为与自己不相称的国君：他认为自己的义务就是要在宗教事务方面决不对人们加以任何规定，而是让他们有充分的自由，但他又甚至谢绝宽容这个高傲的名称；这位国君本人就是启蒙了的，并且配得上被天下后世满怀感激之忱尊之为率先使得人类，至少从政权方面而言，脱离了不成熟状态，并使每个人在任何有关良心的事务上都能自由地运用自身所固有的理性。在他的治下，可敬的牧师们可以以学者的身份自由地并且公开地把自己在这里或那里偏离了既定教义的各种判断和见解都提供给全世界来检验，而又无损于自己的职责：至于另外那些不受任何职责约束的人，那就更加是如此了。这种自由精神也要向外扩展，甚至于扩展到必然会和误解了其自身的那种政权这一外部阻碍发生冲突的地步。因为它对这种政权树立了一个范例，即自由并不是一点也不关怀公共的安宁和共同体的团结一致的。只有当人们不再有意地想方设法要把人类保持在野蛮状态的时候，人类才会由于自己的努力而使自己从其中慢慢地走出来。
我把启蒙运动的重点，亦即人类摆脱他们所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主要是放在宗教事务方面，因为我们的统治者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并没有向他们的臣民尽监护之责的兴趣；何况这一不成熟状态既是一切之中最有害的而又是最可耻的一种。但是，一个庇护艺术与科学的国家首领，他的思想方式就要更进一步了，他洞察到：即使是在他的立法方面，容许他的臣民公开运用他们自身的理性，公开向世上提出他们对于更好地编撰法律、甚至于是直言无讳地批评现行法律的各种见解，那也不会有危险的。在这方面，我们有着一个光辉的典范，我们所尊敬的这位君主（指普鲁士腓德烈大王）就是没有别的君主能够超越的。
但是只有那位其本身是启蒙了的、不怕幽灵的而同时手中又掌握着训练精良的大量军队可以保障公共安宁的君主，才能够说出一个自由国家所不敢说的这种话：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是必须听话。这就标志着人间事务的一种可惊异的、不能意料的进程；正犹如当我们对它从整体上加以观察时，其中就几乎一切都是悖论那样。程度更大的公民自由仿佛是有利于人民精神的自由似的，然而它却设下了不可逾越的限度；反之，程度较小的公民自由却为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才能开辟了余地。因为当大自然在这种坚硬的外壳之下打开了为她所极为精心照料着的幼芽时，也就是要求思想自由的倾向与任务时，它也就要逐步地反作用于人民的心灵面貌（从而他们慢慢地就能掌握自由）；并且终于还会反作用于政权原则，使之发见按照人的尊严——人并不仅仅是机器而已——去看待人，也是有利于政权本身的。
⑶ 为什么这世界上顶级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是德国人或者说是世界科学家的摇篮
令人吃惊的事实：全世界至少半数的哲学大师是德国人。 与牛顿齐名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法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是德国人； 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三大批判的作者、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康德，是德国人； 近代教育学的创始人、心理学家、哲学家赫尔巴特是德国人； 康德主义哲学体系的完善者、政治哲学与法哲学大师费希特是德国人；先验唯心论体系的创立者、宗教哲学与神学大师谢林是德国人； 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近代辩证法的奠基人、精通几乎所有哲学门类的黑格尔是德国人；近代最伟大的新教神学家、哲学家施莱尔马赫是
⑷ 世界近代史有哪些主要的法治思想家
影响世界的100位法学家——坎托罗维奇，H.Hermann Kantorowicz(1877～1940)
德国法学家，社会学法学派和自由法学派在欧洲的主要代表之一。1907年开始任教于弗赖堡大学。1923～1929年以专家身份参加德国众议院战争起因调查委员会工作。1929～1933年任教于基尔大学，在被纳粹政府解职后，先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和纽约市立学院，继在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任教。主要著作有《为法律科学而斗争》（1906）、《法律科学和社会学》（1911）、《罗马法注释派研究》（与W．W．巴克兰合著，1938）和《法的定义》（写于1938年，1958年出版）。
坎托罗维奇的学说主要思想渊源之一是德国M．韦贝尔（1864～1920）的社会学。象E．埃利希、R．庞德等人一样，他积极把社会学与法学结合起来，倡导社会学法学派。在1911年召开的社会学家大会上作《法律科学和社会学》的报告时，称法学为关于价值的科学，社会学是关于事实的科学，指出二者应互为补充。在哲学上，他信奉I．康德的不可知论，主张价值的相对主义，与新康德主义法学派E．拉斯克（1875～1915）和G．拉德勃鲁赫交往甚密，但没有象他们那样提出系统的新康德主义法学理论。
1906年，坎托罗维奇以笔名发表《为法律科学而斗争》。在这本使他成名的小册子里，他反对当时在法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概念论法学，提倡自由法学―社会学法学派的一个支派。他认为概念论法学往往否认正义观念，忽视社会现实，以为法律仿佛是“自动售货机”，可以简单地通过抽象的逻辑推理，从现行法律中为任何案件获得答案。他主张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应仅仅适用法律，必要时还应当创造法律。除“正式法”(formal law)外，“自由法”(free law）也是法的渊源，其中包括习惯、判例理由以及法学家的权威论述。但是他仍坚持法官应当遵守法律，认为这是保障个人自由和法律安全的必要条件，法官创造法律的活动，应当只限于在法律出现漏洞等情况下进行。
坎托罗维奇的自由法学说与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派的观点虽有共同之处，但他批评现实主义法学派在强调法官创造法律的权力方面走得太远，认为他们抱有社会学的或职业的偏见，而事实上，他们是根本不可能不顾法律规定而去研究社会现象的。因为过分强调法的社会决定论，并将法学完全当作经验主义的社会学，而否认法的规范性，就不可能有完整的法学。
在《法的定义》一书中，坎托罗维奇分析了什么是法，特别是法与其他规范的区别。他为法下的定义是：“规定外部行为的并被认为应交付审判的规则的总和。”他对法制史、法律思想史和国际政治等学科也曾写过不少著作。
-----------影响世界的100位法学家——康德，IImmanuel Kant(1724～1804)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创始人之一。出身于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今苏联加里宁格勒)工匠家庭，曾任家庭教师。1755年起长期任教于柯尼斯堡大学。他关于法律思想方面的主要著作有《道德的形而上学》(1797)一书，第一部分《法学的形而上学原理》。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一方面承认有意识之外的“自在之物”，另一方面又宣称这个“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人的认识只及于现象，而不能达到这个“自在之物”。他的的伦理学也以现象与“自在之物”的对立为前提。他的法律思想和伦理学是不可分的。
康德认为人属于两个世界：当他处于现象世界，其意志和行为服从因果律，是不自由的；但作为“自在之物”，其意志和行为是自主的，在道德上是可以自由选择的。道德上的自由意味着人们能够遵守铭刻在众人心中的道德律，而遵守这种道德律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不受外部感觉世界的任何影响的。最高的道德律是“绝对命令”：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守一种意志和行动的准则，这种准则也同时永远能够成为所有的人都奉行的普遍的立法原则或普遍的道德规范。康德认为，法是以自由为依据的一般法则，是一个人的任意可以和其他人的任意相共存的的条件的总和。权利有天赋权利和取得权利之分；天赋权利首先是指自由(法律上的自由)，即个人不受他人的专横意志的控制，这种自由也意味着平等。任何人都无权将他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法是一种相互强制的义务，国家的目的就是在强制性的法律下实现人的权利；国家是许多人以法律为依据的联合。这一关于国家的定义就意味着通常所讲的“依法治国”，从以上自由、平等的权利产生一系列权利，包括私有财产。
康德也认为，法可分为自然法和实在法，公法和私法。公法包括宪法和国际法。国家起源于原始契约，但其根据是理性观念，而不是历史事实。象J．-J．卢梭一样，他主张众人的意志联合为一个公共意志，主权属于人民；他也反对君主专制，要求代议制，要求实行“三权分立”，要求建立“纯粹共和国”。但在论述公民政治权利时，他又提出了“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之分；
⑸ 哲学家
西方哲学家年表
(分期众说纷纭，此按一般分法；年表按辞海)
古希腊时期：公元前七世纪——公元前二世纪
泰勒斯(Thales，约前624-约前547，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米利都学派创始人)
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ros，约前610-前546，古希腊米利都学派唯物主义哲学家)
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约前588-约前525，古希腊米利都学派唯物主义哲学家)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前580-约前500，古希腊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
色诺芬尼(Xenophanes，约前565-约前473，古希腊哲学家，埃利亚学派第一个代表人物)
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约前540-约前480与470之间，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爱非斯学派创始人)
克拉底鲁(Kratylos，前五世纪，古希腊爱非斯学派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学生)
巴门尼德(Parmenides，约前六世纪末-约前五世纪中叶之后，古希腊埃利亚学派唯心主义哲学家)
留基波(Leukippos，约前500-约前44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原子说奠基人之一)
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约前500-约前428，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芝诺(埃利亚的)(Zenon Eleates，约前490-约前436，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巴门尼德的学生)
恩培多克勒(Empedokles，约前490-约前43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修辞学创始人)
高尔吉亚(Gorgias，约前483-约前375，古希腊智者派哲学家)
普罗泰哥拉(Protagoras，前481-约前411，古希腊智者派哲学家)
苏格拉底(Sokrates，前469-前399，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
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约前460-前37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与留基波并称原子说创始人)
安提西尼(Antisthenes，约前435-约前370，古希腊哲学家，犬儒学派创始人)
亚里斯提卜(Aristippos，约前435-前360？古希腊哲学家，昔勒尼学派创始人，苏格拉底的弟子)
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古希腊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学园派创始人，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
第欧根尼(锡诺帕的)(Diogenes o Sinopeus，约前404-约前323，古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s，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逍遥学派创始人)
皮浪(Pyrrhon，约前365-约前275，古希腊哲学家，怀疑论者)
伊壁鸠鲁(Epikouros，前341-前27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芝诺(季蒂昂的)(Zenon Kitieus,约前336-约前264,古希腊斯多葛学派创始人)
罗马时期：公元前二世纪——公元五世纪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哲学家，在哲学上，是折衷主义的代表)
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约前99-约前55，古罗马诗人、唯物主义哲学家)
安德罗尼柯(Andronicus Rhodius，约前一世纪，古希腊逍遥派哲学家，因编纂亚里士多德著作而著称)
埃奈西德穆(Aenesidemus，公元前一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怀疑论者，皮浪的思想继承者)
斐洛(Philo Judaeus，约前30-约后45，古犹太神秘主义哲学家)
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约前4-后65，古罗马哲学家、戏剧家，新斯多葛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
爱比克泰德(Epiktetos，约66-？古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
琉善(Loukianos，约125-约192，一译卢奇安，古希腊散文作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
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21-180，古罗马皇帝[161-180]，新斯多葛派哲学家)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约二世纪中叶，古罗马哲学家，怀疑论者)
德尔图良(Tertullianus，150-160年之间-约222，基督教教父之一)
奥利金(Origenes，约185-约254，基督教神学家，教父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
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ërtius,约200-约250,古希腊哲学史料《名哲言行录》的编纂者)
普罗提诺(Plotinos，约204-约270，古罗马时期希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的最重要代表)
波菲利(Porphyrios，233或234-约305，古罗马时期生于希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的门徒)
作者： 爱打听的聋子 2006-7-13 14:41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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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方哲学家年表
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教父哲学的主要代表)
希帕蒂亚(Hypatia，约370-约415，罗马帝国女数学家、天文学家，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
波伊提乌(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约480-524或525，古罗马晚期唯心主义哲学家)
中世纪时期：公元五世纪—— 十四世纪末
埃里金纳(Johannes Scotus Erigena，约810-877，欧洲中世纪前期经院哲学家)
安瑟伦(Anselmus，1033-1109，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实在论主要代表，有“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之称)
洛色林(Roscellinus，约1050-约1112，中世纪法兰西经院哲学家，唯名论者)
香浦(Guillaume de Champeaux，约1070-1121，中世纪法兰西经院哲学家，实在论者)
阿伯拉尔(Petrus Alars，1079-1142，中世纪法兰西经院哲学家，“概念论”者)
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1193或1206或1207-1280，中世纪德意志经院哲学家、神学家，天主教多明我会僧侣)
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约1214-约1292，英国思想家，实验科学的先驱者)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6-1274，中世纪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天主教多明我会会士)
西格尔(Sigerus de Brantia，约1240-1281至1284，尼德兰哲学家，阿威罗伊主义者)
爱克哈特(Meister Johannes Eckhart，约1260-1327，中世纪德意志神学家和神秘主义哲学家)
邓斯×司各脱(Johannes Duns Scotus，约1265-1308，中世纪苏格兰经院哲学家，唯名论者)
奥卡姆(William of Occam[或Ockham]，约1300-约1350，中世纪苏国经院哲学家，唯名论者)
胡斯(Jan Hus，约1369-1415，捷克爱国者和宗教改革家)
文艺复兴时期：十五世纪初—— 十六世纪末
但丁(Dante Alighièri，1265-1321，意大利诗人，恩格斯称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1304-1374，意大利诗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先驱之一)
薄伽丘(Geovanni Boccàccio，1313-1375，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作家，人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
保尔(John Ball，？-1381，英国民间传教士，瓦特�泰勒起义的领导者之一)
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约1320-1384，英国人，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先行者)
尼古拉(库萨的)(Nicolaus Cusanus，1401-1464，文艺复兴时期德意志哲学家，枢机主教，泛神论者)
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家、自然科学家、工程师、哲学家)
彭波那齐(Pietro Pomponazzi，1462-1524或1525，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人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
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约1469-1536，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人文主义者，原名盖哈尔脱�盖哈尔兹(Gerhard Gerhards)，生于荷兰鹿特丹)
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空想共产主义者)
马丁× 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
闵采尔(Thomas Münzer，约1490-1525，1524-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的领袖，德意志农民和城市平民的宗教改革家)
加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法国人，欧洲宗教改革家，基督教加尔文宗的创始者)
特勒肖(Bernardino Telesio，1509-1588，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
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1533-1592，一译蒙台涅，文艺复兴时期法兰西思想家和散文作家)
沙朗(Pierre Charron，1541-1603，文艺复兴时期法兰西哲学家)
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
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1568-1639，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空想共产主义者)
伯麦(Jakob Böhme，1575-1624，文艺复兴时期德意志神秘主义哲学家)
格劳修斯(Hugo Grotius，1583-1645，荷兰资产阶级法学家，自然法学派早期理论家，对法学、神学、历史、文学及自然科学均有研究，以国际法研究著称)
瓦尼尼(Lucilio Vanini，1584-1619，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
近代哲学时期：十七世纪初——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现代哲学时期：十九世纪三十年代—— 今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马克思])
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伽桑狄(Pierre Gassendi，1592-1655，一译伽森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
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理学家，解析几何的创始人)
勒卢阿(Hendrik van Roy，法文名Henri Le Roy，拉丁名Henricus Regius，1598-1679，荷兰医生，哲学家，早期机械唯物主义代表人物)
温斯坦莱(Gerrard Winstanley，约1609-约1652，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掘土派运动领袖，空想共产主义者)
李尔本(John Lilburne，约1614-1657，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平均派领袖)
海林克斯(Arnold Geulincx，1625-1669，荷兰笛卡尔派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和马勒伯朗士并称为偶因论者)
斯宾诺莎(Baruch [后改名为Benedictus] Spinoza，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
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1638-1715，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
培尔(Pierre Bayle，1647-1706，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
考尔德(William Coward，1656-1725，英国自然神论者)
梅叶(Jean Meslier，1664-1729，法国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空想共产主义者)
维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
托兰德(John Toland，1670-1722，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舍夫茨别利(Anthony Ashley Cooper Shaftesbury，1671-1713，英国自然神论者)
柯林斯(Anthony Collins，1676-1729，英国自然神论者)
博林布罗克(Henry St. John Bolingbroke，1678-1751，英国自然神论者)
沃尔弗(Christian Wolff，1679-175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贝克莱(George Berkeley，1685-1753，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1689-1755，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原名弗朗梭阿�马利�阿鲁埃(François Marie Arouet))
摩莱里(Morelly，笔名，本名不详，十八世纪中叶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
哈特莱(David Hartley，1705-1757，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心理联想说创始人之一，自然神论者)
马布利(Gabriel Bonnot de Mably，1709-1785，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孔狄亚克之兄)
拉美特利(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1709-1751，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
李德(Thomas Reid，1710-1796，英国哲学家，苏格兰学派即常识学派的创始人)
罗蒙诺索夫(Миxaил Вacильевич Ломoносοв1711-1765，俄国学者，诗人，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奠基者)
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不可知论者，历史学家、经济学家)
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学家、文学家)
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文学家，《网络全书》主编)
鲍姆加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1714-1762，德国哲学家，沃尔弗哲学体系的拥护者)
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1715-1771，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
孔狄亚克(E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1715-1780，法国启蒙思想家，感觉论者，马布利之弟)
达兰贝尔(Jean Le Rond d' Alembert，1717-1783，一译达朗伯，法国数学家、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曾任《网络全书》副主编)
霍尔巴赫(Paul Heinrich Dietrich d' Holbach，1723-1789，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
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德国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文艺理论家、剧作家)
多德维尔(Henry Dodwell，？-1784，英国自然神论者)
罗比耐(Jean Baptiste René Robinet，1735-1820，法国哲学家)
孔多塞(Jean Antoine Condorcet，1743-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理论家)
雅科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1743-1819，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德国文艺理论家、哲学家，狂飙运动(十八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文学运动)理论指导者)
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英国伦理学家、法学家，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主要代表)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德国诗人、剧作家、思想家)
葛德文(William Godwin，1756-1836，英国作家、社会思想家，牧师出身，后拥护无神论和启蒙思想)
卡巴尼斯(Pierre Jean Georges Cabanis，1757-1808，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理论家、生理学家，庸俗唯物主义前驱者)
沃尔涅(Constantin François Volney，1757-1820，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家)
巴贝夫(Gracchus Babeuf，原名François Noël Babeuf，1760-1797，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
圣西门(Claude Henri de Saint-Simon，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邦纳罗蒂(Filippo Michele Buonarrotti，1761-1837，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原籍意大利，参加法国1789年革命，获“法兰西共和国公民”称号)
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
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波尔察诺(Bernhard Bolzano，1781-1848，捷克数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
卡贝(Etienne Cabet，1788-1856，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
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唯意志论者)
库辛(Victor Cousin，1792-1867，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自称其哲学体系为折衷主义)
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德国诗人、政论家、思想家)
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
德萨米(Théodore Dézamy，1803-1850，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
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1804-1872，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
施蒂纳(Max Stirner，1806-1856，卡斯巴×施米特(Kaspar Schmidt)的笔名，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之一，唯我论者，无政府主义的前驱者)
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詹姆斯�穆勒之子)
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1808-1871，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空想共产主义者)
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1808-187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之一，以对基督教的批判而著名)
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
鲍威尔(Bruno Bauer，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代表)
别林斯基(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1811-1848，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艺批判家、哲学家)
路易×勃朗(Jean Josehp Charles Louis Blanc，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
赫尔岑(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ерцен，1812-1870，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作家)
克尔恺郭尔(Soren 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的思想成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存在主义的理论根据之一)
巴枯宁(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洛采(Rudolf Hermann Lotze，1817-1881，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自称其哲学为“目的论的唯心主义”)
格律恩(Karl Grün，1817-1887，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福格特(Karl Vogt，1817-1895，德国博物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自称其哲学为“生理学人本主义”)
马克思(Karl Marx，1818.5.5-1883.3.14，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1.28-1895.8.5，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马克思的战友)
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社会学家、不可知论者、唯心主义哲学家)
摩莱萧特(Jacob Moleschott，1822-1893，荷兰生理学家、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之一)
毕希纳(Ludwig Büchner，1824-1899，德国医生，庸俗唯物主义代表之一)
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派别的首领)
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英国博物学家)
宇伯威格(Friedrich Überweg，1826-1871，德国哲学家，以著有《哲学史概论》一书而出名)
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1828-1875，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早期的新康德主义者)
约瑟夫×狄慈根(Joseph Dietzgen，1828-1888，德国社会主义著作家和哲学家，制革工人)
车尔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1828-1889，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文学批判家、作家)
泰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一译丹纳，法国文艺理论家、史学家、孔德实证论哲学的继承人之一)
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构造心理学派创始人之一
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最初属于新康德主义，后转向生命哲学)
杜林(Karl Eugen Dühring，1833-1921，德国哲学家、庸俗经济学家)
哈里斯(William Torrey Harris，1835-1909，美国教育家、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哲学在美国最早的传播者)
格林(Thomas Hill Green，1836-1882，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舒佩(Wilhelm Schuppe，1836-1913，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内在论的创始人)
马赫(Ernst Mach，1838-1916，奥地利物理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实用主义创始人)
李普曼(Otto Liebmann，1840-191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早期的新康德主义者，最早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口号)
倍倍尔(August Bebel，1840-1913，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始者和领导者之一，车工出身，第一国际成员)
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者，机能心理学创始人)
拉法格(Paul Lafargue，1842-1911，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1868年同马克思次女Laura Marx(1845-1911)结婚)
柯亨(Hermann Cohen，1842-1918，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创始人)
哈特曼(Eart Hartmann，1842-190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阿芬那留斯(Richard Avenarius，1843-1896，德国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唯意志论者)
梅林(Franz Mehring，1846-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之一，政论家、历史学家)
布拉德莱(Francis Herbert Bradley，1846-1924，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者)
倭铿(Rudolf Eucken，1846-192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创始人)
毛特纳(Fritz Mauthner，1849-1923，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语言哲学的代表，出生于波希米亚)
伯恩施坦(Eart Bernstein，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派首领，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
舒贝特-索尔登(Richard Schubert-Soldern，1852-1935，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内在论的代表之一)
迈农(Alexius Meinong，1853-1920，奥地利唯心主义哲学家)
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
普列汉诺夫(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Плеханов，1856-1918，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后成为修正主义者，孟什维克首领之一)
毕尔生(Karl Pearson，1857-1936，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数学家，优生学的提倡者之一)
亚力山大(Samuel Alexander，1859-1938，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新实在论者)
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现代现象学的创始人)
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生命哲学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
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实用主义者)
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数学家)
彼得楚尔特(Josef Petzoldt，1862-1929，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经验批判主义者)
欧根×狄慈根(Eugen Dietzgen，1862-1930，约瑟夫�狄慈根之子，父死后，利用其父哲学中某些混乱，歪曲辩证唯物主义，“滚入反动哲学”[列宁])
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
席勒(Ferdinand Canning Scott Schiller，1864-1937，英国哲学家，实用主义者，把自己的实用主义哲学称为“人本主义”)
柯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一译克罗齐，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者)
杜里舒(Hans Driesch，1867-1941，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生物学家，新活力论者)
列宁(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 Ульянов，1870.4.22-1924.1.21，马克思和恩格斯事业和学说的继承者，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
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
波格丹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огданов，1873-1928，俄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穆尔(George Edward Moore，1873-1958，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新实在论主要代表之一)
秦梯利(Giovanni Gentile，1875-1944，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者)
斯大林(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 Джугашвили，1879.12.21-1953.3.5，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史学家)
德波林(Абрам Моиесевич Деборин，1881-1963，苏联哲学家，十月革命前曾参加孟什维克，1929年后任苏联科学院院士，三十年代哲学观点受到批判)
施利克(Moritz Schlick，1882-1936，唯心主义哲学家，生于德国，曾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任教，维也纳学派领导者，逻辑实证论创始人之一)
马利丹(Jacques Maritain，1882-1973，法国神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新托马斯主义的主要代表)
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
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奥地利唯心主义哲学家、逻辑学家。18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后，入英国籍，剑桥大学任教)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希特勒统治时期曾任大学校长、教授等职，拥护纳粹主义)
毛泽东(1893.12.26-1976.9.9，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梅洛×庞蒂(Merleau Ponty，1908-1961，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
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存在主义者)
⑹ 西塞罗，奥斯丁，柏拉图，庞德，凯尔森他们在法上的成就或观点是什么
西塞罗：“法是自然所固有的最高理性”出自他之口
胡果：（1）首先提出法律行为这一概念（2）18世纪末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
奥斯丁：（1）19世纪上半叶，他关于美国民主的研究，使得法律职业阶层是法治国家和民主政治的中流砥柱的观念被更为广泛地接受（2）分析法学的创立者 （3）他认为法是主权者针对臣民发布的以强制为后盾的命令，法的体系是这些命令的集合（4）既是现代法理学的创始人，也是要求人们辨法的渊源的确切含义和范围，并努力使其明晰化的第一位人物（5）法的本质论说中权力论代表
凯尔森：（1）直言法的渊源是个被学界搞得“极端模糊不明”且赋予其种种含义的概念（2）西方学人在对法律秩序的诠释中，“制度论”的代表人物
霍布斯：认为权力就是主动出击的行动者和被动承受的对象之间的因果关系
柏拉图：在何谓正义的问题上，提出等级秩序正义观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包含两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托马斯阿奎那：（1）指出：在神的理性指导下，世俗的最高主权者都应当毫不例外地接受法律的支配的神学家（2）中世纪把一切法律问题都染上神学的色彩，并以阿奎那的神学法律观丶神权政治论以及其经院哲学，构成欧洲中世纪意识形态领域占统治地位学说体系
孟德斯鸠：提出立法权丶司法权和行政权不能为同一机关行使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的著作者
霍菲尔德：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美国法学家霍菲尔德提出的有关法律权利和义务的公式最为著名
庞德：指出“在法律和法学文献中，没有一个词比权利这一术语更加含糊不清”
波斯纳：20世纪60-70年代后，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的主要代表
乌尔比安：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公法和私法划分学说
⑺ 法制史有哪些法学家及法学历史书籍
法律思想史上的法学家
第一个要说是古希腊，苏格拉底和柏拉内图，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容法律是人们幸福的标准；柏拉图的著作有《理想国》、《政治家》和《法律篇》。第二个要说古罗马。古罗马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发源地，法学家有西塞罗、盖尤斯、保罗、乌尔比安、帕比尼安等。罗马法在查士丁尼时期空前发展，编纂了国法大全（四类），而其中就包括法学家著作，并明文规定，如遇疑难问题，成文法没有明确规定时，以五大法学家的著作来解决，观点不一致时，以多数法学家观点为准，相同者则遵照帕比尼安的学说。到了中世纪，主要有阿奎那的自然法观点。由于中世界后期教会与教皇权利的膨胀，出现了马基雅弗利和布丹提出的主权学说。紧接着就到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时期思想活跃，法学家众多，格老秀斯、霍布斯主张拥护君主专制政体；洛克杰弗逊则主张主权在民的共和制度，孟德斯鸠则主张君主立宪，介乎二者之间，是改良主义。19世纪的德国出现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为主导的历史法学派。萨维尼和耶林则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了发展。19世纪的英国，出现了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法学，和奥斯丁为代表的分析法学。之后便进入了20世纪，可以参考相关书籍阅读。
⑻ 《康德的法律与司法 》中的一段话，那位大哥大姐帮翻一下，是一篇论文，每一段话100分小弟先谢了！！
（资深翻译，请放心使用）
与生俱来的权利
康德从两个方面阐明了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第一，每个人都有权独立于他人，并且享有与其他人平等的权利，这是任何成文法案对此予以确立之前每个人天生就拥有的权力。
9．我自身身体的权利保证了我可以自由地运用我自己的身体，只要我认为是恰当的，并且与他人的此项同等自由是一致的。与生俱来的权利还包括“不受指责”的权利。
10．即将自己本身的行为归咎于自己，并认定自己是清白的，除非自己做了错事。
第二，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与生俱来的权利意味着合法尊严的需要。康德认为，罗马法学家 Ulpian “体面的生活”的说法是告诫人们不要沦为他人的工具。
11．虽然其他哲学家如Hobbes、Locke 和 Hume 都对人类由于保守的特性，不大愿意帮助他人的倾向颇为关注，但康德却着重指出，不愿帮助他人是一种权利，是人们拥有决定自己行事目的之权利的结果。
他的观点不是认为人就应该是自私的，而是我们在与某个人打交道时，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贸然断定你做事的目的是为了他人，而不是你自己。我可以接受你给我的礼物，但即使你反对我对其提出的主张，我也不能对你使用武力来从你处夺取。
⑼ 法学家 安提戈捏 是哪个国家的
1、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列宁
2、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康德
3、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神中，每个人就是整个国家。——孟德斯鸠
4、法律研究的目的是一种预测，即对公共权力通过法院的工具性的活动产生影响的预测。——【美】霍姆斯《普通法》
5、法律的真谛，就是没有绝对的自由，更没有绝对的平等。——我国著名法学家郭道晖
6、法律就像旅行一样，必须为明天做准备。它必须具备成长的原则。——著名大法官卡多左
7、法律所传达的是一种超越暴力，超越权利的声音，它所划定的权利边界虽然无形，却深深地刻画在人们的心灵之中。——著名的法律学者
8、法律之内，应有天理人情在。——安提戈捏
9、法不禁止即自由。——法谚
10、法无授权不得为，法无禁止不得罚。
11、举证责任之所在，即败诉之所在。——法谚
12、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马克思
13、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中，中国是距离法治最为遥远的一种，甚至与欧洲形成了两极相对的反差。——滋贺秀兰
14、无论何人，如为他人制定法律，应将同一法律应用于自己身上。——阿奎那
15、真想解除一国的内忧应该依靠良好的立法，不能依靠偶然的机会。——亚里士多德
16、宪法是一个无穷尽的、一个国家的世代人都参与对话的流动的话语。——劳伦·却伯
17、解释法律系法律学之开端，并为其基础，系一项科学性工作，但又为一种艺术。 ——萨维尼
18、法律是人类为了共同利益，由人类智慧遵循人类经验所做出的最后成果。 ——强森
19、法治意味着，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否则不得对个人实施强制。 ——哈耶克
20、有理智的人在一般法律体系中生活比在无拘无束的孤独中更为自由。——斯宾诺莎
21、法律显示了国家几个世纪以来发展的故事，它不能被视为仅仅是数学课本中的定律及推算方式。——霍姆斯
22、宪法创制者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而不是一张蓝图。——波斯纳
23、法律提供保护以对抗专断，它给人们以一种安全感和可靠感，并使人们不致在未来处于不祥的黑暗之中。 ——布鲁纳
24、民众对权利和审判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对法律来说，是一个坏兆头。 ——庞德
25、在一个法治的之下，善良公民的座右铭是什么？那就是“严格地服从，自由地批判”。——边沁
26、一项法律越是在它的接受者那里以恶行为前提，那么它本身就越好。——拉德布鲁赫
27、自由就是做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事情的权利。——西塞罗
28、由于有法律才能保障良好的举止，所以也要有良好的举止才能维护法律。——马基雅弗利
29、法律解释者都希望在法律中寻获其时代问题的答案。 ——拉伦茨
30、立法者三句修改的话，全部藏书就会变成废纸。 ——基希曼
31、法律的真理知识，来自于立法者的教养。 ——黑格尔
32、法律职业的社会地位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标志。——费尔德
33、尽量大可能把关于他们的意志的知识散布在人民中间，这就是立法机关的义务。 ——边沁
34、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 ——伯尔曼
35、法治概念的最高层次是一种信念，相信一切法律的基础，应该是对于人的价值的尊重。——陈弘毅
36、法律的基本原则是：为人诚实，不损害他人，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查士丁尼
37、法律是一种不断完善的实践，虽然可能因其缺陷而失效，甚至根本失效，但它绝不是一种荒唐的玩笑。——德沃金
38、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判决，而在社会本身。——埃利希
39、自由是一种必须有其自己的权威、纪律以及制约性的生活方式。——李普曼
⑽ 康德的主要政治主张
实际上，自由问题是康德哲学最核心的问题。人的自由-自在的存在既是使现象界成为一个完整而可靠的法则世界的前提，更是一切道德法则的根据，而最后则是每个个人之绝对尊严与不可让渡的绝对权利的基础。人因是自由的，因而每个人自己就是他的存在的目的本身，而作为目的本身存在，这是人的全部尊严的源泉；同时，因人是自由的，因此，他赋有这样一个不可侵犯、不可让渡的权利属性，即：每个人都必须被允许按自己的意志行动。这一权利属性是每个人的一切其他权利的基础。因此，当康德在为自由辩护的时候，他也就在为每个人的绝对权利与绝对尊严奠定基础。这是康德哲学之所以在推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人权观念与人权实践的深化具有持久力量的原因所在，当然也是它对近现代政治学说具有持久影响的原因所在。
政治学说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国家的制度安排，而这个问题又取决于立国的基本原则，即根据什么最高原则来进行制度安排，以便建立一个正当的国家。就近代以来的政治学说而言，国家的制度安排问题涉及两个基本方面：即国家权力（Staatsgewalt）与公民权利（Bürgerrecht）。对于近代政治学理论来说，一个国家的正当性不仅与国家权力的来源问题相关，而且更与国家权力同公民权利的关系相关：一个正当的国家——即便它不能够是最好的，至少也能够是最不坏的——不仅它的一切权力都必须是来自于组成这个共同体的全体公民让渡和委托出去的权利，即“强制权力”（Befugnis zu zwingen） ，而且这个来自于公民委托的权力除了必须担当起维护与保障每个公民没有让渡出去的权利外，还不能反过来损害乃至剥夺每个公民不可让渡的权利。近代政治学有关国家权力的分权理论，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探讨如何防止来自公民委托的国家权力反过来损害公民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近代政治学来说，国家的制度安排问题在根本上就是如何保障与维护属于每个公民个人的普遍权利。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个人的权利法则，即个人不可让渡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实际上构成了近代主流政治学的一条立国原则。不管是主张民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个人的权利法则都是人们所主张的政体的唯一合法性源泉。
但是，个人的这种权利来自什么地方？为什么每个人作为公民个体都拥有同样不可侵犯、同样必须得到尊重与维护的绝对权利呢？这种公民个体在权利上的平等的根据是什么？政治学可以把个人具有平等的、不可让渡的绝对权利这个观念预设为前提而不加追问。但是，这样一来，政治学以这个观念为前提作出的有关制度安排的理论就无法说明自己最后的合理性根据，因此它也就没理由要求获得普适性。换言之，人们有理由只把这种政治学的制度安排当作一种可能的权宜之计而拒绝它。但是，政治学的目的就在于提供出具有普适性的制度安排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学无法离开对自己的前提的追问。而对政治学前提的追问首先就是所谓政治哲学。
实际上，在康德这里，并没有政治学与政治哲学的区分。那些由今天所谓的政治哲学与政治学分别加以讨论的主要内容，在康德那里，被统一在“权利学说”（die Rechtsrehre）之下进行讨论。[2]而权利学说又分为“公共权利”和“私人权利”，前者大致相当于今天狭义的“政治学”。但是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它们都以普遍的权利原则为基础。而普遍的权利原则又以自由为基础。
因此，这里我们首先要从权利学说的角度阐释康德的自由概念，进而阐释普遍的权利原则。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完成阐释康德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思想，即为什么一切正当的政治学说都必须建立在自由概念基础之上，因而也就是说，必须建立在普遍的权利原则之上。
通过“实践理性批判”，自由被确证为包括道德法则在内的一切法则的前提。所以，在“道德形而上学”里，自由概念是被作为“权利学说”和“德行学说”的预备概念（Vorbegriffe）放在总导论里进行讨论。在这里，康德说：
“自由概念是一个纯粹的理性概念。因此，对于理论哲学来说，它是超越的（transzendent），也就是说，它是这样一种概念：在任何可能的经验里都不可能给出与它相应的事例。所以，自由不可能构成我们的任何一种可能的理论知识的对象，而且对于思辩理性来说，它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种构造的原则，而只是一种范导的、纯是消积的原则。但是，在理性的实践运用中，自由（概念）却可以通过实践原则来证明自己的实在性（Realität）。作为纯粹理性的一种因果性法则，这些实践原则在决定意志行为（Willkür）时完全独立于一切经验性条件（即一般的感性事物），并因而证明了我们身上的纯粹意志，而道德（伦理）概念和道德（伦理）法则就来源于我们身上的这种纯粹意志。”[3]
一切经验概念，比如“杯子”、“光”、“电波”等等，都可以在时空中找到相应的经验对象或者事例来说明；至于诸如量、质、关系等超验概念，由于它们是使一切现象事物成为可规定、把握的概念事物的前提，所以，它们通过图式也可以在感性时空中找到相应的对象来说明。或者也可以说，超验概念可以通过构造出可认识的经验对象来显明自己对经验事物的客观有效性。但是，我们在任何可能的经验中都给不出一个与自由这个概念相一致的对象或事例来说明自由。因为任何经验中的事物都是在感性时空中给出来的，而在感性时空中，能给出的的任何事物都不是自由的，或者说，都可以且只能从非自由的因果关系去理解、认识一切经验事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不可能在任何经验中给出与自由概念相一致的事例。因此，自由没有经验对象，它当然也就不能成为任何知识的对象。这意味着，对于理性的思辩运用（也即通过使用概念来获取知识的运用）来说，自由概念不具有量、质、关系这类超验概念那样的功能，能在感性时空领域构造出对象，所以，对于理性的这种运用来说，自由概念不是一种构造的原则。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概念不象超验概念那样对经验事物具有客观有效性。
但是，作为理性存在者，我们的理性不仅仅具有运用概念进行认识的功能，它还有通过决定意志而给出行动的功能（这甚至是一种更重要的功能），这也就是康德所说的理性的实践运用。作为理性存在者，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行动中，有一系列要求我们必须遵守的道德法则。我们的生活与整个社会文明都建立在这些法则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法则，我们的生活共同体就会立即瓦解，我们的生活将不再是人的生活。而这些法则的存在及其在感性时空中的现实生活里的实际效应表明，给出这些法则的理性是自由的，因而作为理性存在者的我们是自由的。因为如果理性不是自由的，因而人不是自由的，那么，那些构成我们生活之基础的一系列法则就是不可能的，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如果理性不是自由的，那么，也就意味着，那些构成人类生活之基础的基本法则不可能由理性从自身中给出来，而只能从理性之外的地方给出来。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理性从自身以外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引出那些法则。退一步说，即便理性能从自身之外引出那些法则，但是，由于理性不是自由的，因而人的生活与行动也不是自由的，所以，那些法则对于人来说也是毫无意义的。一切法则都来自于自由，也只有对于自由存在者才是有效的。
实际上，理性在自己的实践运用中，就是通过从自身给出的这些法则来规定、决断我们的意志，从而规定我们的行动。这些实践法则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因果性法则：它们从理性出发直接决定了行为的发生，但是理性本身不再有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理性的实践法则看作是一种自由因法则。也就是说，这些法则在决定意志行动时，完全独立于一切经验性条件或感性事物，不受任何经验事物的影响。
因此，一方面，实践法则的存在证明了我们身上的自由理性也即能只从自己决定行动的自由意志的绝对性，而这些法则具有使人类生活成为可能的那种客观效应则证明了自由概念的经验实在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从实践法则那里认识到我们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一切实践法则都是建立在我们的自由基础之上，以我们的自由为前提。所以，康德接着说：
“从实践的角度看，被称为道德法则的那些无条件的实践法则都是建立在积极的自由概念上。由于我们的行动意志（Willkür）受到感性刺激，因而与纯粹意志（der reine Wille）本身不一致，甚至经常与之冲突，因此，那些无条件的实践法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命令（诫律或禁令），而且是绝对的无条件命令。它们由此也与技术性命令（工艺规程）区别开来。”[4]
所谓“积极的自由概念”，也就是指能直接从自身作出决断而给出行动的意志自由或理性自由，它与消极自由概念的区别在于，后者作为现象界的最后原因的自由因，是自由理性为了确保现象界的整个因果关系的可靠性而给出来的一个理念，它只是现象世界的整体可靠性的担保，并不能给出对象或行动。或者也可以说，消极的自由概念是从理性的思辩运用角度理解理性自由的概念，而积极的自由概念则是从理性的实践运用角度理解理性自由的概念。
康德这里是要说，作为道德法则，一切无条件的实践法则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积极的自由之上，即能直接从自身给出行动的理性自由之上；但是，由于人并不仅仅是理性存在者，他同时还是感性存在者，他的各种行动意志往往受到感性事物的刺激和诱惑，因此，并不与自由理性（自由意志）相一致，甚至经常冲突。因此，对于拥有与自由意志不一致的各种意愿的我们来说，那些无条件的实践法则就是一种命令，而且是一种绝对命令，即没有任何余地可以灵活的命令。不管我们身处何地，也不管我们受制于什么样的感性条件或受什么样的感性事物的诱惑，自由理性都会置之不理而只从自身法则出发规定我们的意志和行动。这并非说，人会完全按理性依其法则所规定的意志去行动，相反，人也可能拒绝听从理性所规定的意志去行动，而听从由感性事物激起而与理性法则相违背的欲望去行动。正因为人也可能听从受外在事物支配的感性欲望去行动，那些理性法则对人才是一种“命令”：应当这样（符合理性法则）行动，而不应当那样（违背理性法则）行动。如果人像神那样是纯粹的理性存在者，他的一切行动都自动符合理性法则，那么，这些法则对他来说也就失去了命令的意义。
这也就是说，道德法则对于我们来说之所以是一种命令，是因为我们有可能并不如理性所要求的那样行动，而是听从感性事物的支配或诱惑；而这种命令之所以是绝对的命令，则是因为它们是理性独立于一切感性条件而给出的实践法则，换句话说，是理性无视一切感性条件而颁布的法则。因此，不管人们处身于什么样的感性条件，理性都要求遵循那些法则；或者说，人们从感性世界找不到任何理由来为自己不遵循那些理性法则辩护。这就是道德法则的绝对性与坚定性所在。作为绝对命令，一切道德法则既是劝令，也是戒令：一方面劝告应当怎样行动，另一方面禁止违背劝令的行动。因此，根据这类命令，一些行为被规定为允许的或不允许的，而其中有些行为甚至是道德上是必须的，也就是说是强制性的（verbindlich），是一种约束。道德命令所规定的这类使人人受其约束的“必须的行动”也就是本源意义上的义务（die Pflicht）。[5]而接受这种强制或约束就成了源初性责任（Verbindlichkeit）。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作为绝对命令，道德法则直接就是一种义务指令或义务法则。这也是为什么道德学说通常也被称为关于义务的学说的原因。不过，道德法则并不仅仅是一种义务法则，它们同时也是一种权利法则。这意味着可以从最高的道德法则那里来追问人们拥有什么样最普遍的权利。为此，首先要问的是，自由理性给出了什么样的最高法则？
我们的一切道德法则都来自我们的自由，以我们的自由为前提。但是，我们的自由是一种自由理性的自由。这种自由理性在行使自己的自由时，也能把他人当作自己的同类而意识到他人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人的自由是一种包含着承认他人自由的自由，而不是可以旁若无人地为所欲为的自由。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自由理性在独立地规定他的行动意志时，它也能明确地知道，任何他人也有同样的理性能力能够独立地规定这个人的行动意志，从而给出同样的行动。这意味道着，每个人所能具有的自由是一种不能与他人的自由相矛盾的自由。所以，从人的自由给出的必定首先是这样一条法则：必须这样行动，当你的行动普遍化时不会自相矛盾。用康德自己的话说就是：“绝对命令（它只是一般地表达什么是责任）可以表述为：要依照一条能够同时被当作普遍法则的准则行动。”[6]也就是说，最高命令就是要人这样行动：规定你行动的准则必须能够成为普遍法则，即能够成为所有人据以规定自己行动的准则。而这要以所有人依此准则行动时并不陷于相互反对为前提；如果所有人依此准则行动而陷于相互反对，那么表明此准则不能成为普遍法则，因此，不是出于人的理性自由，因而不可能是道德法则，甚至是违背道德法则。所以，康德接着说：
“因此，道德学说（die Sittenlehre）的最高原则是：要按同时能够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去行动。凡是不符合这一条件的准则都是违背道德的。”[7]
我们可以从劝令形式和禁令形式来进一步分析和表述这条最高道德原则。以劝令形式来表达，这条最高原则是说：应当按能普遍化为法则的准则行动；或者说，你应当这样行动，即你的一切行动准则都必须能成为普遍法则。这在《圣经》里被表述为这样一条劝令：你要别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从禁令形式来理解，那么，最高的道德原则说的是：不能自相矛盾地行动；也就是说，你不能这样行动，即当你的行动普遍化为所有人的行动时陷入了相互反对。简单说，你不能做你自己所不愿意的事情。这在《论语》里被表述为这样一条禁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显而易见，不管是从劝令的角度看，还是从禁令的角度理解，最高道德原则即最高的绝对命令都内在地包含着对他人的自由的确认与维护。因为就它作为劝令而言，当它要求你按能普遍化为法则的准则行动时，也就意味着它要求允许所有他人也可以如你那样行动。而就作为禁令来说，当它要求你不能自相矛盾地行动，因而也就是说你不能做你不愿意别人对你做的事情时，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它不允许把任何一个人自己所不愿意的事情强加给他自己。换句话说，它要求允许每个人按自己的意志行动，只要他不妨碍别人的同样行动。
因此，这条最高的绝对命令实际上是要求允许每个人按他自己的意志去行一切能普遍化的行动。在这个意义上，这一绝对命令既是来源于我们的自由，也是确认和维护我们的自由。它一方面表达了人的义务——应当行一切能普遍化的行动；另一方面则表达了人的权利——它要求允许每个人按自己的意志（也即自由地）行一切可普遍化的行动。所以，最高的绝对命令既是一条义务法则，同时也是一条权利法则。用我们的话来说，它表达了人的这样一种绝对的权利属性，即每个人必得被允许按他自己的意志行动、生活，只要他不妨碍别人依同样的准则行动。
如果说人有自然的权利或叫天赋的权利（即每个人作为理性存在者天生就有的权利）与获得的权利（即通过法律契约得到的权利），那么，所有这些权利实际上都必须以上面所说的权利属性为前提。作为绝对命令的道德法则的绝对性不仅表明人的义务的绝对性，同时也表明人的权利属性的绝对性，因而表明每个人所拥有的普遍权利的绝对性。而道德法则的绝对性则来自于人的理性自由的绝对性即无条件性。因此，从根本上说，人的一切权利及其绝对性——不可损害、不可剥夺、不可替代——都来源于自由。
在谈到道德学说为什么通常被称为义务的学说而不是权利的学说时，康德说：“我们只有通过道德命令（它是义务的直接指令），才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自由，而一切道德法则，因而一切权利和义务，都来源于我们的自由；但把责任加于他人的能力（Vermögen），也即权利的概念是后来从道德命令展开出来的”。[8]
康德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一切道德法则、权利和义务都来自我们的自由，都以我们的自由为前提，但是，我们却是从道德法则那里认识到我们的自由，并且也是从道德法则那里认识到我们的权利。所以，在“权利学说”里，康德是根据最高的道德法则来展开他的权利概念与权利原则。
什么是权利？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问：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权利？对于法学家来说，这是一个既熟悉又突兀的问题。因为法学家终日与之打交道的所有法律都与人的权利相关。因此，对于法学家来说，指出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法律是怎么说的，而在相应情况下一个当事人具有什么样的权利，并不困难。但是，法律的规定是否是公正的？人们据以认识公正与不公正（iustum et iniustum）的普遍标准是什么？如果法学家仅仅停留在各种具体的法律知识与经验性原则，而不进一步去追究这些具体的法律知识在经验之外的根据，那么，这类问题就会使法学家陷入困境。因为这类问题取决于对“什么是权利？”与“人具有什么样的普遍权利？”这些问题的回答。而这些问题不可能在具体的法律知识中找到答案，相反，一切正当的法律都必须以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为基础。如果一种法学或权利学说只满足于探讨具体的经验性法律知识，那么它就无法保证自己所提供的法律知识的公正性。康德把这种止步于经验性法律知识而无视它们的公正性根据的法学称为没有脑子的法学。[9]同样，我们也可以把那种拒绝为自己的制度安排提供形而上学根据的政治学视为没有脑子的政治学，虽然它试图充当人类的脑袋。
这意味着，虽然“权利”是一个涉及与他人的外在关系的概念，但是，我们不可能在外在的经验因素中寻找这一概念的规定与根据。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从经验中给出这个概念。这从反面表明，我们只能从经验之外，也即从内在的自由理性中寻找权利这个概念的规定。而更进一步说，就是只能从来源于自由理性的最高道德法则那里演绎出权利概念。根据这一个最高的法则，康德给出了这样一个权利概念：
“权利就是所有这样的条件的总和：在此类条件下，一个人的行动意志（Willkür）与他人以一条自由的普遍法则为根据的行动意志能够协调并存。”[10]
这也就是说，所谓权利，或者说，所谓每个人具有的普遍权利，就是在不妨碍任何他人以一条自由的普遍法则为根据的行动意志这一前提下，人能够在任何条件下行一切他愿意行的事。实际上这等于说，所谓人的权利也就是他必须被允许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只根据自己的意志行动，只要他的行动能够与他人以自由的普遍法则为根据的行动意志并存。因此，所谓权利概念所表达的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人的绝对的权利属性。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他人以一条自由的普遍法则为根据的行动意志”，是说这里的他人的行动意志是受自由的普遍法则规定的意志，即能普遍化而不自相矛盾的意志。能够与他人的这种意志协调并存，也就是说不妨害他人的这种能普遍化而不自相矛盾的意志。所以，在这里，权利概念强调的是被允许的广度，也即自由的广度：只要不妨碍他人能普遍化的行动意志，一切都是被允许的。
根据这一权利概念，或者说，根据我们每个人因自由而具有的那种绝对的权利属性，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说，如果一个行动并不妨碍他人能普遍化的行动意志，那么，这一行动就是被允许的，因而是正当的。也就是说，行这样的行动是一个人的权利。
“所以，如果我的行动或者我的状态能够与任何一个人的符合普遍法则的自由并存，那么，任何人妨碍我完成这种行动或者妨碍我保持这种状态，他对我就是不公正的；因为这种妨碍无法与符合普遍法则的自由并存。”[11]
我的权利就是根据我的意志行一切我愿意行的行动，简单说就是行使我的自由。但是，权利是一个关于与他人的外在关系的概念。所以，我的这种权利显然是有限度的，这就是必须承认他人的自由并能与他人的自由并存。不过，这种我要与之并存的他人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是符合普遍法则的自由，也就是能普遍化而不自相矛盾的自由。因此，只要我的行动或生活能够与他人符合普遍法则的自由并存，那么，我的行动或生活就是正当的，就属于我的权利范围内；任何他人妨碍我的这种行动或生活，都意味着损害或剥夺我的这种权利，因而是对我的不公正。因为既然我的行动或生活与他人那种符合普遍法则的自由并存，那么他人妨碍我的这种行动或生活的行动一定是一种不可普遍化的行动，也即一定是出自不符合普遍法则的意志的行动。所以，它本身就是不正当的。
就权利是一个关于自由体之间外在的行动关系的概念而言，我们可以从权利行动的主体与权利行动的受体两个角度来进一步讨论权利问题。从权利行动的主体角度说，权利就是一个人相对于一切他人而具有的权利属性，这就是他必须被允许的一切可能行动。在这个意义上，关于权利概念，我们可以表述为这样一条普遍的权利法则：每个人都必须被允许根据他自己的意志行动、生活，只要他不妨碍他人可普遍化的意志。这一法则强调的是权利主体的自由空间。而如果从权利行动的受体角度看，权利则是一个人对一切他人而具有的一种强制性责任，这就是他必须承认他人具有符合自由的普遍法则的意志并且要能够与他人的这种意志并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说：“所以，普遍的权利法则是：要这样外在地行动，你的意志的自由使用要能够与每个人符合普遍法则的自由并存。”[12]它强调的是权利主体的自由的限度，而实际上则是加给权利行动的主体以一种对权利行动的受体的责任：这就是要尊重和维护他人符合普遍法则的自由。
因此，权利概念既是一条确立权利主体的自由空间的法则，也是一条规定权利主体的自由界限的法则。但是，不管是作为确立自由空间的法则，还是作为规定自由界限的法则，它都具有强制性。因为作为确立自由空间的法则而言，权利概念说的是“每个人都必须被允许根据他自己的意志决断一切不妨碍他人符合普遍法则的自由的行动”，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强制要求尊重他行使自己并不妨碍他人自由的自由。换言之，每个人的权利使他拥有这样一种职权：即有理由强行制止对符合普遍法则的自由的妨碍。康德把这种职权称为“强制的权力”（die Befugnis zu zwingen）：根据权利概念，“如果对自由的一种行使本身是对符合普遍法则的自由的妨碍，因而是不正当（不公正）的，那么，反对对自由的这种行使的强制就是正当（公正）的，这种强制作为对妨碍自由的制止与符合普遍法则的自由相一致。因此，根据矛盾律，权利同时总是与对损害权利的人实施强制的权力（Befugnis）联系在一起。”[13]
因此，从根本上说，权利本身内在包含着强制的权力。从权利概念作为规定自由界限的法则而言，我们同样可以分析出这个结论。这意味着，作为权利的自由，也即自由体们在外在关系中的自由，总是包含着普遍的相互强制。只要自由体是多，而不是一，那么从自由获得的普遍权利就总是与相应的普遍强制相联系。所以，“严格的权利也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种可能性：一种普遍的相互强制与遵循普遍法则的每个人的自由相一致。”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权利与强制的权力是一回事。”[14]
从权利主体的角度说，每个人从自由获得的绝对权利不仅使他拥有一个不可剥夺、不可替代、不可损害的自由空间，即根据自己的意志行动、生活（只要他不妨碍他人的普遍自由）；而且使他拥有一种实施强制的权力，这就是强制他人尊重和维护每个人的普遍自由的权力。这种强制的权力同样是不可剥夺、不可损害，但却是可替代的。如果说在绝对权利当中，“根据不妨碍他人的普遍自由的自身意志行动、生活”这一自由空间是不可让渡的，那么，“强制他人尊重与维护每个人的普遍自由的权力”则是可以让渡的，即可以委托出去。正是通过对“强制的权力”的让渡和委托而形成了接受和承载这种委托的共同体，也即国家。不过，权利中的这两个方面并不是两个可以分离的组成要素，而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两个方面。因为失去了“自由空间”，“强制的权力”也随之消失；而如果“强制的权力”被剥夺或被取消，“自由空间”也同样会被剥夺。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意味着权利的被损害和被剥夺。虽然人们建立国家本是为了借助一个公共机构来维护自己的“自由空间”，从而维护自己的安全，但是，人们的权利是否真正能得到维护和保障，最终取决于人们所建立的国家是否忠诚于人们达成的公共意志；接康德的看法，也就是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保持为“共和体制”。出于权利原则，康德主张共和制是所有政治制度中最好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