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人治还是法治的辩题
1. 人治与法治相比,哪个好
“法制”与“法治”都是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内容,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中,“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法治”则是一种与“人治”相对应的治理社会的理论、原则、理念和方法。简而言之,法制是一种社会制度,属于法律文化中的器物层面;法治是一种社会意识,属于法律文化中的观念层面。与乡规民约、民俗风情、伦理道德等非正式的社会规范相比,法制是一种正式的、相对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规范。法治与人治则是相对立的两种法律文化,前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规则(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规则)的普适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后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自觉性、能动性和权变性。虽然法律也是由人来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能动性,但从法律的制定、执行到修改都必须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规则,人的能动性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这正是法治内在的本质要求。
法治与人治这两种治理社会的理念曾经在古希腊同时并存。柏拉图曾经热烈主张的“贤人政治”实际上就是人治。他的基本立场是人治优于法治。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不是哲学家,则法治要比人治好。然而法治只能称为“第二等好的”的政治,终究不如贤人政治好。亚里士多德在批评柏拉图的人治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法治论。他明确指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应当说,西方社会的法治传统发轫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不过,在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奴隶社会里的法治和现代西方社会的法治显然不是一回事,奴隶连人身自由都没有,更遑论在法律面前与奴隶主平等了。根据英国法学家戴雪对于法治的经典定义,法治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广泛裁量权在内的任何专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须服从在一般法院里实施的国家一般法律;第三,权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宪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实际判决上。”显然,这样的法治只能是启蒙运动以来逐渐形成的。
在法律产生之前,当然也就没有法制,更不会有法治,调节、制约人们社会行为的是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这样的社会只能是人治社会。只有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尤其是国家出现之后,法律才产生。但是,法制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法治的诞生。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法制并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与法治相结合,也可以与人治相结合。当法制与人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权威(在封建社会就是皇权)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为人治理念服务的。在那里,调节国家行为的主要是政府权威,调节民间行为的主要是道德权威,法律权威只是起一种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当法制与法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一位的,是一种超越所有权威,包括政府权威、道德权威在内的社会权威,法律成了所有社会群体、社会个人的行为准则。在那里,政府权威源于法律权威,服从法律权威,道德权威只是起一种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在法治社会里,法律权威源于大多数社会成员对法律的“合法性”的认同。所谓合法性,是指人们对法律或规则或制度的一种态度,是对有关规则的产生或有关规则制定者及其权威的判断。正如英国法学家阿蒂亚所说的那样,“只有当人们认为有某种道义上的义务遵守法律时,人们才有可能遵守法律。”所以,法治社会不仅是法治意识与法律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往往也是与民主制度相结合的产物请采纳为最佳答案
2. “人治”好还是“法治”好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人治好还是法治好?恐怕如今没有人不说法治好。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是学术评价。 在学术评价中,所谓的“法治”,如今自然就是“量化”──单位时间内发表了多少SCI、EI、CSSCI论文、出版了多少专著(许多地方还要统计字数)、得了多少数量多少级别的奖项、拿到多少“课题”、入账多少经费……,这些数据是“硬杠杠”,有了这些“硬杠杠”,往上一套,人人平等,似乎优劣立判。各种各样的评估、申报等等,也都只看这些数据。这套做法近年愈演愈烈,许多有识之士都已经指出其种种弊端。然而维护这套做法的理由也很雄辩:你说这样不好,那怎样更好?! 当年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推荐陈寅恪,校长问陈有何学位?,梁说没有;问有何著作?梁说也没有,校长表示,这就很难接受了。但梁启超说,陈的论文,价值远在我梁启超的许许多多著作之上。校长相信了梁启超的推荐,遂聘陈为导师。 在上面这个故事中,清华校长起先是打算“法治”的──讲学位、著作之类的“硬杠杠”,但最后他却采纳了“人治”──人治者,信任某些个人的判断力也。梁启超学问深湛,名满天下,校长认为他的判断力是可以信任的。梁既享此大名,自己亦必爱惜羽毛,决不至于胡乱推荐。 沿着这个故事往下思考,我们可以看到“人治”和“法治”的两种结果。 先看“人治”:陈寅恪之受聘清华,果名副其实,则在校长为用人有方,在任公为荐贤有力;如其名不副实,则在校长为用人不当,在任公为荐人失误。校长即使想要推卸责任,至多只能说一句“任公误我”,作为校长,终究难辞其咎。 那么如果某人有了学位和著作,受聘之后却名不副实(这种现象如今太多了),又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指责清华校长用人失当呢?也不能,因为他可以辩解说:他“硬杠杠”过硬,我怎么能知道他会名不副实呢?学位是别的大学颁授的,著作是别的学术机构审查的,高学位而低能,学术著作中有水份,这些都非我个人之力所能左右,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全社会共同努力”,怎能专责我个人? 更重要的是,既是“法治”,聘任必经过某种委员会会议通过,通常,校长个人在这样的委员会中也只有一票,这就更难要他承担责任了。 在陈、梁故事发生的年代,在学术界实行“人治”是可行的——甚至可以说那时就是以“人治”为主的。但是现在的学术界能不能回到“人治”去呢?恐怕很难。周振鹤教授有名言曰:“现在是平庸的时代,是没有大师的时代”,没有大师,即使真想“人治”,恐亦不可得也。何况大师如今又很容易被指为“学霸”或“学阀”。 说到这里,我还是很想重复一遍当年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这句话已经被人重复滥了(尽管经常有文字出入,甚至张冠李戴),许多大学校长也经常提提这句话。但是,很多人骨子里其实根本没有认同这句话。 为什么?因为在量化考核中,“大楼”和“大师”的优劣是再清楚不过的:“大楼”可以“验收”,可以“得分”啊!——“实验室面积”多少多少平方米、“办公用房”多少多少平方米……,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政绩”啊!而“大师”算什么?可以“验收”吗?可以“得分”吗?“大师”不仅不能为量化考核作出贡献,反而要花钱供养他,他还可能不听校长院长系主任的话,我们要这种东西干什么呢? 所以我们就远离“人治”,依赖“法治”——就是量化考核。
3. 环保是人治还是法制作为辩题 从法制角度怎么辩 我们是辩论队的 请大神思考一下
再好的法制也要人来实施。环保应从源头上进行治理,如燃油汽车必须从源头上做到两点:一是优质燃油二是优质发动机。再看钢铁火电等类企业能做到一点就足够了,那就是将立式烟囱改造为卧式烟囱。所以说环保不是个人与单位的事,而是国家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比如一件很小的事,一个发明家的发明只是他个人的辛苦,而这样辛苦发明出来的东西过五关斩六将也很难运用到实际中。因为在别人的大脑中这都是空白。也就是说环保要扣好第一颗扣子,像优质燃油优质发动机已经得到了顶层的认可,在不久的将来即可实现。然而钢铁火电燃煤焦化石灰水泥等类使用卧式烟囱在顶层的思维中将长期处于空白状态。再比如城镇化应当提前考虑的环境问题:炊烟,噪音,光污染,由路面粉尘造成的空气污染等等。所以说环保是在法律保护下的人来进行治理的,法律保护什么样的人我们就会有什么样的环境。
4. 辩题:环境保护靠人治还是法治
人治
5. 到底是人治好,还是法治好
对比中西方现在以及历史结论,当然是人治好,法治不人性。西方体系特别是西方现代政治,都是偏向人治型的法治,而中国自古以来都是重法治,不人性。秦朝因法而强,也因法而亡,因为秦法太繁复太具体,汉高祖入关中废除一切秦法,只和百姓约法三章,这就是一种拨乱反正,重新回到人治的一面。但是中国自战国确立法家思想以来,政治统治者为了方便御下,都喜欢严肃法律偏爱法治,这使自上而下形成了全国性的共识,这种中国特色的偏激的认识,现在仍然在毒害我们,一旦发生某些因为无法可依执法不严的事件,就会认为是法律不完善,需要继续加强补充更多的法律条款,并继续强调要法治,岂不知这种不断加码的法律,最后不过是秦法的翻版,最后必然是祸国殃民。
然而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明明一直是偏法治,却还要加强法律呢?这就牵扯到中国法治的另一个特点愚民了,是法家都会推行愚民,读过韩非子商君书就会发现,除了大量的以法治国的部分,其余的中心思想就是愚民,只有百姓们变的愚蠢了,才会听话更有利于统治者。所以让你以为一切都是没有法治的结果,为了让你们生活的更好,需要更多的法律里加强法治,但是对普通百姓来说真的需要那些与自己日常只有一点关系,甚至毫无半点关系的法律么?答案是不要需要,那么就给你灌输不法治的坏处,人治的危害,借具体的事件增强这类刺激,以为所以的错都是人治造成的,却闭口不提人因何能治人,因为有法的存在,权实际无法制约人,能制约人必然是一个法,国王想杀人也得造个借口,无端杀人就会被指责,那个借口就是法,谋反啊不敬啊什么的。所以人治没有法治的杀伤力大,但凡极端法治的社会,必然是愚民的,民众普遍自愿要求法治,把不法治认为是一切错误的根源,人治的社会不会这样关注个别人有没有遵守法律,有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亦如人治的欧洲中世纪绝不会出现,王子犯法与民同罪,这种论调,因为贵族特权是常识,一律平等才奇怪?但是法治的中国就会很痛恨,因为法治的观念深入人心,有人不遵法就会被指责,这也是偏重法治的一种现象,但是归根结底法治,治的根本就是底层百姓,上层阶级才是收益者,法律条款都是有利于上层阶级,而奴役驱使下层民众的,于是极端法治社会才会出现权大于法的现象,这不是人治造成的,恰恰是法治发展到极端的产物,法的根本就是统治管理百姓,由制权者解释法律,人治不会让法律违法人性,只有法治才会这样,中国一直以来就是重法治,统治者鼓吹法治的好处,诽谤人治的不好。好好理解这个吧,不要被政治导向牵着走,继续被驱使为愚民。
再完善的法律,也会有它的漏洞,会被刻意钻盈变相发挥,法律再完善也解决不了现实中不断增加偶发的问题,这就是个最简单的熵增课题。
中国偏法治,法律太多太繁复,轻视人性化,这种状况没有改变。反过来看西方的法治,他们是偏人性化,也就是更趋向于人治。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执政者是民选产生的,也就是说这个人上台可以实现这部法律,下一个上台的或许就废除了它。但是在中国这种情况就绝对不会发生,能否萧规曹随成了现任领导,考核下任接班者的必要科目,所以中国就是这种所谓的法治,法律条款只会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繁琐,不重人性。不法官员钻法律漏洞,借助刻板的法律做事。到头来再被歪曲成是这个官员人为的错解法律,是人为的施政过失,同时也是法律出了问题,不完善。于是把这一结果以为是人治的不好,继续增强完善法治,殊不知却恰恰是刻板的法治导致的结果,这根本就是恶心循环。
所以,就我的观点来看,人治好于法治。
6. 人治优于法治的辩论赛四辩的辩词
一般一辩,二辩,三辩,四辩,就是你方提出的四个不同的问题,首先阐述表明己方观念,然后开始反驳和提问。你直接说四辩,其他三个人的问题方向你清楚吗?
7. 辩论赛 法治和人治哪个更重要
双向结合的,在说的时候肯定不能直接否认对方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