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与创新社会治理方式论文

A. 创新社会治理的主要措施有哪些

一、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党的十九大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共治”，更加充分地体现了治理的核心思想。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体制转型，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形式，除了国有经济、集体经济，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外资经济、股份制经济等快速发展。

二、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

在我国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中，一方面要加强法治建设，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另一方面要加强德治建设，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

三、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

为了有效应对当前的社会矛盾，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以行政调解为主导、以司法调解为保障的“大调解”机制在全国得到迅速推广。

(1)法治社会与创新社会治理方式论文扩展阅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并且指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为了有效回应这些新需要，解决社会的新矛盾，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领域，提出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并且提出了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提高四化水平和加强四个体系建设。

B. 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主要应做好五方面工作：

一是进一步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扩大公共服务向社会资本开放。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放宽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以多种方式参与，增强多层次供给能力，满足多样化需求。加快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对社会资本公平开放基本公共服务准入，完善对社会资本投入的扶持和监管政策，充分发挥公共投入的引导和调控作用，逐步有序扩大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对外开放。提升事业单位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效率。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完善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强化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供给决策及运营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服务供给与监督评价等方面的作用，把适合由社会承担的公共服务事项，以购买服务等方式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推动志愿服务与政府公共服务优势互补、有机融合，发挥慈善在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和筹资等方面的作用。

二是进一步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强化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服务职能。强化乡镇（街道）社会管理服务职责，完善政府投入和社会投入相结合的基层经费保障机制。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建立面向社区内所有常住人口的社会管理服务体制。建立健全以城乡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新型城乡社区管理服务机制。不断深化村（居）民自治，增强基层群众自我管理和服务能力。促进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政府及其部门要坚持依法行政，充分保障村（居）委会依法组织基层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各项权利，不强行干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自治范围内的事情；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既要依法组织村（居）民开展自治活动，也要积极协助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关开展工作，推动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覆盖到城乡社区。还要进一步强化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职责，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性作用。

三是进一步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完善管理法规和相关政策。加快完成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法规修订工作。推进行业协会、境外社会组织代表机构管理法规研究制定。落实和完善对社会组织的财税扶持和相关配套政策。完善工作体制和管理方式。建立健全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建立法律监督、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自我监督相结合的社会组织监管体系。加强分类指导和分类管理。促进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完善为社会组织履职和发展提供资金、智力、人力和信息等方面支持的政策措施，引导社会组织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诚信和自律机制。

四是进一步健全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健全群众诉求表达机制。发挥人大、政协、人民团体、行业协会以及大众传媒等的社会利益表达功能。进一步完善信访工作机制，落实信访制度，拓宽信访渠道，规范信访程序，提高信访效能，推进信访改革，把涉法涉诉信访从普通信访中分离出来，符合条件的导入司法程序。健全维护群众利益的决策机制。健全公共决策合法性审查、社会公示、公众听证、专家咨询论证、民主集中等制度，完善重大事项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健全重大工程项目和重大政策制定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完善决策效果评价、反馈纠偏和决策过错责任追究等制度。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建立基层调处化解矛盾综合性平台。健全纠正损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的长效机制。加强政府机关反腐倡廉建设和作风建设，深入开展纠风和专项治理，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五是进一步加强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改革和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完善食品药品安全标准，深入推进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加快转变食品药品监管方式，加快形成符合国情、科学合理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系，健全食品药品安全应急体系。严格安全生产管理。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政府和部门监管责任、属地管理责任，加强安全管理和监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深化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深入开展“打非治违”行动；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强化科技支撑作用，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增强事故应急救援能力，着力构建安全防范体系；严格查处并严肃追究事故责任，及时、准确公布事故信息和调查处理情况，主动接受群众和舆论监督。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把专项整治和整体防控有机结合起来，狠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落实；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地组织开展社会治安整治专项行动，深入开展治安排查整治行动，及时消除各类治安盲点；积极稳妥地改革劳教制度，严格落实对特殊人群的教育、帮扶、矫治、管理措施，加强对重点物品的安全监管，全面强化重点场所部位安全防范，有效整治公共安全隐患；加强互联网管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搭建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有机衔接的防控网络，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群防群治活动。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工作机制，确保国家安全。加快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

C. 依法治理在当今社会是如何体现的

今年3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公布，提出到2022年，努力实现涉农法律制度更加完善，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基层执法质量明显提高，干部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明显提高，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明显提高。（6月15日，人民日报）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加强社会治理，促进改革稳定发展、化解矛盾风险挑战、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必须发挥法治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加强党的领导、明确政府责任的有效方式。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坚持在党委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社会治理职能。在我国的社会治理体制中，党委领导是关键,各级政府是主导。强化党委领导，明确政府责，都要依法进行。治国先治党。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坚持党纪严于国法，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以党风的好转带动和促进整个社会风气好转;要提高统筹协调能力，抓好社会治理重大工作的总体布局。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要全面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坚持依法行政，建立健全社会治理领域权力清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

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重要抓手。社会治理的主体，除了党委和政府外，还有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公众等。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解决这些矛盾越需要多元治理主体参与合作。目前社会治理的困境之一，就是政府干了掌舵、划桨、服务等一揽子工作，其他治理主体动力不足，积极性不高。政府还存在职能越位、错位、缺位并存的现象，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合作的机制运行还不够顺畅。解决这些问题，助推社会多元治理，必须发挥法律的调节作用，约束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鼓励和引导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依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通过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等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主动参与社会治理，奏响社会治理的大合唱。

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的必由之路。法治是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也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具有可预期性、可操作性、可救济性的优势，有利于疏通，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有利于公平化解社会矛盾，有利于公平配置社会资源。发挥法治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是广泛凝聚社会共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途径。社会治理的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社会各方的利益诉求，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依法处理不同群体、个体的利益纷争,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共识，各个方面都能接受。要依法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保护好群众的切身利益。

法者，治之端也。只有把法治贯穿在社会治理各个方面，才能促进政府和社会各归其位，各担其责，实现社会善治。

D. 对建设法治社会的看法，两千字论文

借鉴古人智慧，提高现代管理，这个月学习了《韩非子》一书，对原先不十分清楚的古代法家思想核心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既佩服老祖先的智慧，又不免别有一番感叹--感叹中国文明很早就把人性和社会的规律剖析得很透却不能跳脱历史的宿命：饱经了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一系列国难耻辱，而没有及时跨越上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等历史步伐！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人智慧的反讽。
国学自春秋始，至五四后渐亡，而后一蹶不振。一直到现在，都是西方传来的思想在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包括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以至精细化管理等等皆属于此类。不过，中国人比较复杂，中国人的生活也具有一人千面的多面性，明明说的共产主义，私下里人际交往还是以兄弟哥们为主，至于主义理想嘛，面子上过得去就行，实际行动中还是只有大哥是方向，如此 一来，中国近现代社会实际生活中的法则还是有浓厚的法家色彩，有点从“外儒内法”过渡到“外洋内法”的味道。
我想，这就是现代西方管理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遇到诸多问题的背景因素，本质上说，就是中西文化的本体冲突。外国人刚进来的时候，中国人怎么样看都觉得老外有点傻呵呵的：见个面认识不认识总要打个招呼，谁搭理你呐！说个啥事都信以为真，那是客气，那是逗你玩呢，懂吗！话非要点透了说吗，话外有话这点道理都不懂吗┅┅老外看起来是那么浅薄，那么实在，那么榆木疙瘩。实际上，这体现了西方文化的精髓是把人和自然世界分得很清楚，该弄懂的一定要弄懂，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种态度让西方人发动了工业革命在征服自然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中国人则不然，一是一，但一也可能是二，那就看怎么理解怎么为人处世了。所以，中国文化的精要在于把人搞的很透：人是多变的平衡体，要始终把握人心，把握了人心，这世界就是你的，再难办的事靠人力夯都夯出来了！拿这样的思路去看待做事，效率当然不会高的。
针对人性管理，法家提出了它的法治：既有要让“民信其赏”“信其刑”的明法，也有“藏于胸中”“循名责实”的暗术，也就是说整个法治的核心重点是治人，说确切点，是人治治人，是为君主专制体系服务的。法家的法治是在向封建君主制转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现代西方法制目的也是治人，但出发点与法家的思想却大相径庭，其目的是治理人类社会。起源于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的现代法制把人类社会当作一个客观的实体看待，认识到这个法不仅仅是治理住人类社会即可，而是要以人类社会的福祉为目的，是要顺应自然发展规律的。所以西方的法制一开始就不绞尽脑汁地去想怎么样让一个人按等级制将一个社会治理得很好。
我们的法制也好，我们的管理也罢，目前面对的困境就是要将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方法体系到一块儿，因为大家日常的人格思维里压根不接受西方那种对事对物的认真劲儿，那样的人会被大家都觉得很拧。那就只有本着法制的思想去定位和谐社会，本着精细化管理的思想去建设家族味的企业团队了。这样的建设要求身在团队的每个人员既要在工作职责范围对己对他都一丝不苟，又要在私下里沟通融洽是一个山头的兄弟。对为人处世要求到这个高度实在是很难！但是，现实要求领导者这样去做。
我想这样的行进最终还是要变化到现代化管理的道路上，正跟“洋务运动”最终还是要被抛弃一样。公司的管理需要树立“民信其赏”“信其刑”的管理制度，也要致力于搭建经济关系做基础的经济管理体系。至于管理的暗术计谋，可以适当运用，但绝非长久之计，因为现在是信息和知识爆炸的时代，你玩的那一套说不定别人都会，或者就是故意装着不会和你逗心眼--结果，精力和时间都浪费到捉迷藏上去了┅┅

E. 社会治理法治化论文有哪些切入点

法治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必然走向
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治理的法治化
新形势下社会回治安综合治理的法治化答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城市治理法治化的进程
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法制化进程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治化研究
论社会治理的法制化、科学化、人性化

等等

F. 如何以法治精神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您好，1、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2、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必须在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下，遵循法治思维，把社会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和制度化；3、社会治理不能仅仅靠行政手段，而要在法治框架下实现规范运作，任何改革和创新都需要法治保障，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也需要用法律手段推动改革进程、巩固改革成果；希望帮到您，谢谢。

G. 如何创新社会治理，化解基层社会矛盾

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行政主导型处理模式之反思

面对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地方政府的处理机制也在不断调整之中。早期，一些地方习惯于采取封锁消息、强迫命令等手段迅速平息事件。实践表明，这种简单生硬的做法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还有可能成为下一轮社会冲突的导火线。近年来，一些地方汲取上述教训，开始采取承诺给予好处甚至“花钱消灾”等“软性”手段来回应群众通过非理性方式表达的诉求，希望通过强大的行政手段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迅速消除社会矛盾。

上述两种处理机制都可以纳入行政主导型处理模式的范畴。所谓行政主导型处理模式，是指以追求社会的刚性稳定为目标，以单方压制或利益诱导等为手段，以矛盾的暂时消解为效果的处理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模式确实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这一模式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压制性”或“收买型”处理模式，其对象不是群众利益诉求所涉及的问题，而是表达利益诉求的群众本身，且其注重处理忽视预防。在通过非理性方式表达的利益诉求往往交织着复杂的利益纠葛，有的还是多年积累而成的情况下，这一方式治标不治本。此外，急风暴雨式的行政化手段既无法保障对立双方争议的公正解决、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还可能因缺少法律依据导致并加剧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危机。

因此，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精神，反思过往教训，建立一种新的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治理模式势在必行。

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之倡导

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曾言：“通过冲突，社会能在面对新环境时进行调整。一个灵活的社会通过冲突行为而受益，因为这种冲突行为通过规范的改进和创造，保证了社会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延续下去。”由此可见，社会中存在冲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缺少有效解决冲突的机制。同时，和谐社会不可能是一个无矛盾、无纠纷的社会，而应是一个存在矛盾纠纷却能妥善迅速解决的社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指引社会通过完善治理机制，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而社会治理，是多方参与的治理，也是依法进行的治理，政府在多方中居于主导地位，却必须把自身权力运行纳入法治化轨道，且注重社会矛盾的预防。因此，对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治理模式而言，必须实现从行政主导型向依法治理型、从注重处理向注重预防的转变。笔者将这种新型治理模式称之为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

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以追求社会的韧性稳定为目标，以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共治为手段，以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实质性化解为效果。与行政主导型处理模式相比，其具有目标的长远性、手段的多样性、效果的彻底性和观念的前瞻性等优势，且更加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比如，2011年“广东乌坎事件”的处理就充分体现了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基本思路。面对乌坎村民的诉求，当地政府先依照法律程序指引村民重新选举村委会，再依法处理村民提出的土地使用、财务审计、扶贫助学等问题，不仅有利于实质性化解矛盾，还有利于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之核心与关键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而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核心和关键正在于此。

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核心是法治思维。法治思维不仅要求政府在处理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中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法律程序化解矛盾，还要求政府在日常的社会治理中自觉维护法律权威，有效预防社会冲突的发生。

首先，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树立“互动协商”的理念。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因此，社会治理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是全体人民的权力。所以，在社会治理中，政府应改变以往单向度的治理体制和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模式，充分尊重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通过与民众之间的上下互动、合作协商，达成社会治理的共识，从而减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摩擦，有效预防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的发生。

其次，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法律至上”的理念不仅要求政府在日常社会治理中严格依法行政，避免出现因违规违法行为而引发的与民众之间的冲突，还要求政府以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的治理替代政治化、治安化、应急化的管理。

最后，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树立“引导依法维权”的理念。面对维权方式的多元化趋势，各级政府应当大力宣传“依法维权”理念，并充分利用体制内的一切有利资源促使公民理性表达利益诉求。

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关键是法治方式。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的法律应对应当以“预防与治理并举、重在预防”理念为指导，在预防和治理两个层面进行建构。

预防机制的关键在于通过公共决策风险评估、公众参与、专家论证等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努力实现“决策于未知之中”，将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发生的概率降到最低。然而，鉴于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中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利益格局大调整的复杂性，完全预防此类事件的发生并不现实。为此，应当建立回应型法律治理机制，塑造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体系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

同时，还应当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要求，发挥司法机关在处理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中的作用，捍卫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唯有如此，社会转型中的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才能得到有效化解，社会运行的风险才能得到有效控制，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H. 如何全面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推进城乡社区治理

社区是社会的根基，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推动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党的十八大明确将社会管理与民生并列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出“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等改革任务，形成了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到社区治理一体贯通、一脉相承的治理体系，为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江苏积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求，按照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框架指引，加快转变治理方式，推动社区建设和发展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从由政府单一主体向政府、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多元主体转变，从政府管理、控制社会向政府调控、引导、服务和整合社会转变，逐步构建起政府、社区居民、社会组织多元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
优化政府治理结构，增强政府服务能力。积极推动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乡镇（街道）职能，明晰基层政府与自治组织的权责，回收政府行政性事务，为社区“松绑”。南京玄武、秦淮等地推行“街道中心制”和社区公共服务“整体外包”改革，推动大中城市城区街道去“经济化”，强化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深化社区去“行政化”改革，聚焦自治和服务。无锡、镇江等地通过社区“扁平化”、“网格化”服务管理，最大限度整合社区内外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政策资源，推动公共资源向社区下沉，强化服务管理责任，切实增强社区综合服务功能。
推行“政社互动”模式，改进社区治理方式。太仓市自2008年起，率先开展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简称“政社互动”）的创新探索，实现了基层政府转职能、基层自治组织增活力、居民群众广受益多方共赢的效果，被专家誉为继审批制度改革后行政体制改革“第二次革命”，得到中央领导和民政部等有关部委的充分肯定。自去年下半年，我省全面部署和推广“政社互动”，通过编制《村（居）民委员会依法履行职责事项》和《村（居）民委员会协助政府工作事项》“两份清单”，明晰责任主体和权责边界，变“上下级关系”为“平等对话关系”；乡镇（街道）与村（居）民委员会协商签订“协议书”，实行“契约化”管理，变“行政命令”为“依法协助”；改进考核方式，变“单向考核”为“双向评估”。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已有337个乡镇推行了“政社互动”，占总数的26.6%。
建立“三社联动”机制，创新服务管理模式。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建立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三社联动”机制。南京玄武区、建邺区、鼓楼区等通过“三社联动”机制建设，增强社会组织承接功能，促进专职社工活力释放，形成公益创投、购买专业服务的典型经验。无锡崇安区通过“夯实平台、提升品质、强化参与、放大效应”，构建“四联治理”工作体系。南通崇川区将公益创投理念应用于社区服务领域，积极探索政府购买、社会资助等资金来源渠道，赋予“三社联动”新的内涵。
推动社区减负增效，完善社区服务体系。通过推动社区减负增效，完善社区服务体系，不断加强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的平等合作与协商，为社区治理与和谐善治奠定基础，让基层政府回归公共服务本份、自治组织回归自治管理本位、居民群众回归自我服务本元。省级出台政策性文件，规范社区考核评比，从行政层面为社区减负、“松绑”。省财政从2011年起每年预算1亿元社区建设专项资金，采取“以奖代补”引导方式，推动和实施城乡社区“两大平台”建设，为促进社区“减负增效”创设载体。南京市出台社区减负七项规定，取消25项工作任务，48类评比，42个机构，72项台账，整合20条社区网络，增加自治服务、便民服务，改进考核方式，较好解决了社区负担重的问题，为全省乃至全国提供了鲜活经验。
发展基层协商民主，推进社区民主自治。强化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最大限度激发自治活力，推动实现从“为民做主”到“让民做主”，由“社区管治”到“社区善治”的转变。太仓、邳州、连云港、泰州、江阴等地积极探索，形成了“政社互动”、村级“四权”建设、“三会村治”、“直评村官”、“以民主促民生”等基层协商民主的有效形式，促进了基层和谐稳定。
近年来，我省各地以改革创新为着力点，积极培育社区治理主体、创新社区治理方式、明晰社区治理目标、丰富社区治理内容，不断提高社区治理成效，推动社区治理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但是，对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城乡社区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要求，我省社区治理的发展还不平衡，比如在社区经费保障问题上，《意见》明确要求，将社区建设“五项资金”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但不少地方还没有完全落实。社区人员待遇较低、工作经费较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区工作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和社区建设工作的深入推进。在社区服务设施建设上，《意见》明确了县（市、区）、街道（乡镇）、社区三级社区服务中心的建设标准和提供方式，但目前一些地方仍有一定数量的城乡社区“硬件”不达标，甚至还有少数空白点。在社区准入上，《意见》要求大力压缩针对社区的各种会议、台账、材料、报表，规范面向社区的各类检查评比和创建达标活动，但落实效果不是很好，社区负担依然很重。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省社区治理必须迈出新的步伐。一是深入开展社区创建，不断提高村（居）务公开民主管理水平。以“创建考核”为抓手积极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深入开展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和省级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创建活动。二是全面推行“政社互动”，积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按照省委、省政府推行“政社互动”的总体部署和安排，全面推进“政社互动”工作。厘清行政事务和社区自治事务，明晰“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利”界限，促进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管理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推动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力争到今年底，苏南50%、苏中30%、苏北20%的县（市、区）实行“政社互动”模式，至2017年全省实现全覆盖。三是加快实现社区减负增能，大力提升社区服务管理效能。按照“能删则删、能调则调、能并则并、能压则压”的原则，大力压缩影响社区工作、增加社区负担的各种会议、台账、材料、报表，进一步规范面向社区的各类检查评比和创建达标活动，严格社区工作准入，让社区工作者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服务居民、搞好自治，切实提高基层社会管理服务效能。积极推广南京市社区减负经验和模式，省级层面出台社区减负相关文件。同时，加快社区信息化平台建设，运用现代化手段，真正提升社区服务功能，减轻社区负担。四是深化拓展“四个民主”，稳步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提升村（居）委会成员能力素质，完善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建立健全“三社联动”机制，努力提升基层社区的专业化服务水平。按照“政府扶持、社会运营、专业发展、项目合作”的原则，建立健全“三社联动”机制，大力培育发展贴近城乡社区居民需求的公益慈善、文体娱乐和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引导社会组织有效承接政府及相关部门面向社区的公共服务事项。今年，省民政厅将制定出台促进“三社联动”机制建设的扶持政策，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税收减免、政策支持等有效途径，为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条件和制度环境。

I. 2015形式与政策法治中国论文1500字

建设法治中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宪法法律具有最高地位和最大权威的中国；是全体公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中国；是政治清明、经济富强、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的中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点有六：高层领导的政治决断和信心；着眼科学民主立法；着眼保障法律有效实施；着眼保障司法公正；着眼用制度规范和约束公权力；着眼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建设法治中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在中国的推行具有重要意义。
（一）法治是保障公民权利奠基石
法治以维护公民权利为宗旨，以限制和规范国家权力为要义。法治不仅要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而且要维护公民的各项民事权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现实中各种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仍时有发生。只有有法必依，坚持公正司法、规范行政行为，让政府真正依法行政，才能保证公民权利不受侵犯。
（二）法治是市场经济的护航员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主体需要法律确定其地位，保障其权利；市场经济的各种活动需要法律来规范，各种矛盾需要法律来解决；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需要法律来确认；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需要法律保驾护航，离不开法律作用的充分发挥。没有法律和法治，就没有市场经济。确立了法治国家的目标，有利于全社会名正言顺地开展法制和法治建设，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法治环境。
（三）法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阀”
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任务艰巨。在此背景下，强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稳定，尤为紧迫和必要。在此方面，法治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四）法治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神
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实践中出现的分配不公、劳动者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因行政权力产生的“暴利”、利用垄断地位产生的“暴富”等问题，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规则的缺失或者是对现有规则的漠视。社会公平是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目标，而公平正义只有通过法治的途径才能实现。
（五）法治是实现中国梦的助推器
仅仅是GDP的提升并不等于民富国强，中华民族的复兴、国力的富强，人权得到尊重，人民享受着良好的治安、优美的环境和健康的饮食的“中国梦”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把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
二、我们需要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中国
建设法治中国，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法治中国。建设法治中国决不是一句时髦的口号，而是有着十分丰富内涵的真实目标。择其要者，下列三个特征构成了法治中国最基本的要素。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宪法法律具有最高地位和最大权威的中国。这是法治中国最典型的特征。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全体公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中国。这是法治中国最坚实的根基。建设法治中国，应当让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成为全社会奉行的基本准则，让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得到严格落实，让人权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让每一个人都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政治清明、经济富强、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的中国。这是法治中国最重要的使命。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建设法治国家就是要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治支撑和保障，让人民民主更加充分和健全，让经济发展更加健康和有序，让社会运行更加稳定和和谐，让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让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与法治中国相伴而行。
三、我们应当怎样建设法治中国
党的十八大报告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十六字方针，堪称新时期中国法治建设的指南针。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点有六：
（一）高层领导的政治决断和信心
任何权力规范和约束都应该也只能是自上而下进行。政治家要有倡导和推行法治的决心和信念，运用足够的政治智慧，能够厉行法治、自我限权、带头守法。
（二）着眼科学民主立法
立法是法治建设的前提。我们立法建制，最根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切实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理念，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于每一部法律法规制定的全过程。要使立法真正符合人民意愿，完善科学民主立法机制，创新公众参与立法方式，认真倾听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声音，广泛集中民智、汇聚民意。要使立法真正立足客观实际，从改革发展稳定最突出的矛盾入手，从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研究和决定该立哪些法、怎样立，该制定哪些制度、怎样制定。要使立法真正解决实际问题，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切实增强每一部法律法规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着眼保障法律有效实施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更加紧迫。因此，我们要在继续加强立法工作的同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一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二要坚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国家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办事，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三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的重要职权，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行的重要职权，确保各国家机关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四是要改革现在的绩效评价体系，建立一套以法治为重要指标体系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即“法治GDP”，保证法律的实施。地方政府领导干得好不好，能不能得到重用提拔，关键要看他是不是有法律意识，是不是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一旦建立起法治作为重要指标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法律的实施就有了保障，法治中国建设才会更加顺畅。
（四）着眼保障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反映社会的文明程度，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保障。要实现司法公正，必须树立现代司法理念，推进司法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1.树立司法独立理念
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础。现在如何认识我国的司法独立，学术界争论颇多。有的主张西化式独立，有的主张逐步独立等等。笔者认为，在当前不能离开我国的政治制度去谈独立，而要符合我国的国情。一是要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必须明确党对司法的领导主要体现为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而并非是具体业务和工作的代办与干预。二是规范和完善人大司法监督，高度重视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新闻媒体的监督。三是改革现有司法人事与财政制度。现行的司法管理体制是各级司法机关的人事权、财产权受制于当地党委政府。要从根本上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就必须进行司法体制改革。首先可考虑基层、中级法院法官由省级人大任命，高级、最高法院法官由全国人大任命，任命后即由最高法院统一管理的方式。其次，必须改变地方政府把持司法财政权的现象。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是将法院的经费独立出来，单独列入国家预算。为此，有学者建议应当吸取历史的教训和其他国家的经验，重视司法经费独立对于司法公正的重要意义。四是正确处理好上、下级法院间关系，确保下级法院独立办案。上、下级法院并非行政领导关系，而是监督、审级关系，不同的审级设置是为确保当事人上诉权的实现，确保司法公正，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指示、批示，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事先请示，都有违司法独立原则，应予根除。
2.大力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尤其是法官队伍建设
司法工作的生命力在于司法公正。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法官的素质是司法公正的根基，高素质的法官是司法公正的先导。一定要提高法官的道德修养，提高法官的业务素养，提高公正司法能力。
（五）着眼用制度规范和约束公权力
当今，许多法律得不到真正执行，公权侵犯私权的情况屡屡发生。如果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就会是恣意妄为的猛兽，就会祸害社会。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笼子有哪些？第一个是民主的笼子，通过统一的程序规则约束公权力的行使。特别要通过立法和制度建设对地方党政一把手的权力加以更加严格的硬约束。因此应当尽快制定《行政组织法》和《行政程序法》等法律法规，为各种行政行为提供最基本的权力边界和程序规则，防止决策机关规避程序法滥用决策权，确保每项权力都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第二个是法治的笼子，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不仅要求行政机关根据法律和法律的授权制定规范；不仅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必须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还要求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凡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都必须积极履行，不能失职，不能不作为。同时，履行法定职责，必须依据法定程序。第三个是监督的笼子，通过公开约束规范公权力。应当进一步扩大信息公开的范围，将领导批示、指示及一切行使权力的表现形式纳入信息公开的范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党务、政务、司法、公共事务的信息公开，通过公开约束规范公权力。要创造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条件，拓宽民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决策权的渠道，充分利用现代新兴媒体监督的便利，实现对公权力行使的全时空监督，惟其如此，才能让所有官员在法律面前不越雷池半步，防止权力滥用和失控。
（六）着眼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法治中国就是大家都尊法守法。
只有当法律成为国民必须信仰与敬畏的规则时，人们才可能在这条规则的底线上行走，道德才不会失守，底线才不会被击穿，秩序才不会崩坏，公平正义才能让人有所期许。也只有全社会都把法治当成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法治中国才会形成。因此要把“促进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作为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目标。一是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法治培训。让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这无疑是对整个社会法治精神的引领和提升。二是要深化对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建设法治中国，人民群众是基础力量。要在全社会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让广大人民群众懂得依法按程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矛盾纠纷，自觉履行法定义务，为构筑法治中国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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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创新社会治理的原则和措施有哪些

一、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必须走群众路线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也是社会治理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
二、坚持多方参与，努力形成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社会治理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必须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
三、坚持依法治理，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首先，要弘扬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增强以法治方式推进社会治理的思想自觉，逐步培育起全社会崇尚法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的坚定信仰，进一步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
(10)法治社会与创新社会治理方式论文扩展阅读
强化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基层社会治理遇到不少新矛盾、新问题，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需要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执法规范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这就需要在综治、信访、基层自治、社会组织发展等重点领域加快立法进程。
一方面，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范围及政府职能法定，明确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建立程序公开、标准公开、结果公开的行政执法行为规范。另一方面，加快基层社会治理重点领域的法律制度建设，根据新型社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等的发展及时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同时，注重提升群众法治观念，保障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事务中依法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