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司法人员应秉承什么法治精神
⑴ 简述陪审团在美国司法体系中的作用
美国实行的是陪审制度，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和可能被选入陪审团。法内官只能帮助陪审团理解法律容，无权干涉案件结果。陪审团成员都是随机挑选的。到了法庭还不知道会被选入哪个案例。200多各个来自不同族裔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候选人等待入选。行贿受贿的可能几乎到了零。
美国法律其中一个重要的观念是陪审团制度，也是属於普通法传统，在美国宪法的第六条修订案里列明人民涉及刑事案时有权要求一个陪审团的审讯
⑵ 什么是"法治精神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语境下，我们讲的“法治精神”当然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这种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既吸纳并体现了人类法治文明的共同规律和基本价值，又立足于并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基本国情和特定价值文化。
一、理性精神
理性概念源于古希腊时期赫拉克利特提出的“逻各斯”（logos）说，它兼有客观规律和主体理性思维的双重含义，主要是指合客观性（区别于信仰）和合逻辑性（区别于感性、情感和欲望等非理性）。
二、诚信守法的精神
“诚信”作为一种道德准则，中国自古有之，但作为法律术语则是从西方移植而来。“诚实信用”直接语源来自德语Treu und Glauben，法语作bonnefoi，均与拉丁文bonafides有某些渊源关系。德国学者的主导观点是：“诚信原则的内涵是信赖，它在有组织的法律文化中起着一种凝聚作用，特别是相互信赖，它要求尊重他人应受保护的权益。
三、尊重法律权威的精神
法律权威体现了法律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基础性和主导性的地位和作用，表明法律的外在强制力和内在说服力得到普遍的支持和服从。关于法律权威的来源，分析法学“巨匠”奥斯丁认为，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法律权威来源于强制力。而新自然法学家约瑟夫?拉兹则认为，之所以按照权威的指令行事，是因为受指令者更倾向于接受权威者的理由。
四、权利与义务对称的精神
权利与义务对称的精神是社会公正理念在法治方面的具体体现。罗尔斯认为：“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公正的社会制度要求每个人拥有大致相当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否定特权的存在。
五、依法维权和依法解决纠纷的习惯
中国社会正在步入“权利的时代”。近年来，公众的权利意识空前高涨，各级法院受理的案件年度数量急剧攀升，信访案件数量激增，一些重大司法案件、法治事件，尤其是公民维权事件受到了社会的高度关注。有学者统计：2003—2012年，“维权类”法治案件占据了每年度十大法治案件的很大比重。
(2)美国司法人员应秉承什么法治精神扩展阅读:
1、靠法治为改革护航，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遵循。
经过30多年的实践，中国改革的路径正在发生鲜明变化。如果说，过去的改革更多靠的是“摸石过河”的勇气、以“破”为主的血性、先行先试的闯劲，那么今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确立，明确了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我们进入了有法可依的新时代；深水区的利益藩篱，攻坚期的复杂难题，则呼唤着用法治理念去破解。把改革主张转换成法治主张，用法治方式化解改革风险，才能确保改革有秩序、不走样，行稳致远。
2、以法治作为改革的压舱石，是转型期中国的内在要求。
法的基本价值之一，是其安定性。这对于社会变革日新月异的当代中国而言，尤为重要。这种安定性，不仅体现为政策制定不能朝令夕改、决策出台必须于法有据，更体现为在一个高速前行的转型社会中，对社会秩序和价值理念所起的稳定作用。
法治是指引中国改革这艘航船风雨中不变航向的灯塔，是阻拦奔腾的市场经济之川不溢出河道的堤坝，是守护三十多年改革成果不被蚕食的坚强卫士。在法治的框架内处理各种矛盾和改革，寻求法治之下的最大共识，这是中国改革持续向前的制度保障，也是全体人民的福祉所在。
参考资料: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具体表征-人民网
⑶ 请简述一下美国的司法制度
美国司法制度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何家弘
美国司法制度(一) ——美国司法制度的历史渊源
与世界上许多文明古国相比，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自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独立至今，美国才走过200多年的历程。即使追溯到“五月花号”船在普利茅斯登陆的1620年或者英格兰移民在詹姆斯敦建立第一个殖民区的1607年，美国的历史也不过400年。
随着殖民区生活的安定和人口的增长，人们逐渐认识到，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离不开司法机构。詹姆斯敦的移民在1619年按照英国的模式建立了北美第一个法院，审理各种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尔后，其他殖民地也纷纷效仿。这些法院名义上是由英国国王下令设立的，但实际上是由当地居民组建的。法官由殖民地的行政长官兼任或者由当地居民推选。
在早期的刑事审判中，北美殖民地法院普遍采用控告式诉讼制度，即由原告提起诉讼，被告进行辩护，法官审查双方的证据并做出判决。起诉者可以是受害人或其亲友，也可以是警务官和司法行政官等地方官员，但这些官员也是以私人名义把被告人送上法庭的。这种制度与当时英国的“私诉”制度大同小异。
但是没过多久，殖民地的刑事起诉制度就开始背离英国的“私人起诉主义”，逐渐转向公诉制度。在这一演变过程中，起诉权首先从被害人扩大到一般民众，即与案件无关的公民也可以行使起诉权，一些殖民区还开始在重大犯罪案件的起诉前召集当地居民代表对案件进行审查；后来又出现了专门负责刑事起诉的大陪审团和检察官。
1635年，马萨诸塞建立了北美殖民地上第一个大陪审团，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居民或官员滥用起诉权力。1641年，弗吉尼亚也建立了大陪审团。大陪审团的基本职能是对犯罪指控进行调查并决定是否将案件提交审判。1643年，弗吉尼亚殖民地任命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检察长。作为英国国王在该殖民地的代表，检察长的主要职责是在法院审判中提供法律咨询并维护国王的利益。随后，其他殖民地也相继设立了检察长，其中有些检察长已具有明确的刑事起诉职能。例如，马里兰在1666年设立检察长，其职责就是向大陪审团提交刑事起诉书并以总督顾问的身份出席刑事案件的审判。
虽然英国也有检察长，但是殖民地检察制度的发展很快就超越了英国的模式，因为那里有更为丰富多样的法律文化传统的影响。例如，17世纪中期纽约地区（当时叫“新荷兰”）的居民结构非常复杂，包括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丹麦人等。由于荷兰人最先在那里定居而且已经统治了数十年，所以该地区的法律制度以荷兰传统为基础。年，该地区建立了一个以荷兰法院为模式的殖民地法院，由1名首席法官、3名法官和1名司法官组成。该司法官的主要职责就是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中提起公诉，因此他实际上是北美地区最早的地方检察官之一。1664年，英国获得了对纽约殖民地的管辖权之后，其行政长官理查德•尼科尔斯开始修改当地的法律制度。然而，他并没有全盘否定荷兰的法律制度，而是逐步修改，使英国的普通法与荷兰的法律传统融合在一起。虽然原来设在法院中的司法官被取消了，但是其公诉职能却由英国传统的司法行政官继承下来。
在北美殖民地的县一级政府中设立检察官，标志着地方检察制度的形成。在这一方面，康涅狄格殖民地是先驱者。1662年，康涅狄格率先设立县检察官，负责刑事案件的起诉。1704年，康涅狄格又成为北美第一个明确建立公诉制度的殖民地。其法律规定，无论受害人及其亲属是否提出指控，各县的检察官都有权代表地方政府和人民对所有刑事案件提出起诉。
这种“康涅狄格模式”很快就被其他殖民地效仿。
由于殖民地的检察长是英国政府的代表，而县检察官是地方任命的官员，所以二者之间不可避免地经常产生职权上的冲突。例如，宾夕法尼亚的费城县于1686年任命了当地的检察官，负责刑事案件的起诉。不久后，宾夕法尼亚总督任命的检察长又给该殖民地的每个县任命了—名代理检察长，也负责各县的刑事起诉工作。县检察官和代理检察长经常在行使公诉权的问题上发生冲突。然而，地方分权和地方自治代表了北美殖民地的发展趋势，因此在地方与“中央”的公诉权力之争中，地方逐渐占据上风。一方面，各县检察官相继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一些代理检察长也以不同方式脱离殖民地检察长的控制，转化为地方官员。
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之初，联邦总统需要一位法律顾问来帮助他处理各种法律事务。1789年，国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总统任命一名联邦检察长。其职权包括：在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提起公诉；参与联邦政府可能为一方当事人的民事诉讼；应联邦总统或各部首长的要求提供有关法律问题的咨询意见等。
联邦地区检察官的设立是由1789年的“司法条例”（the Judiciary Act）规定的。地区检察官统一由总统任命。他们负责起诉那些应该由联邦法院管辖的违法犯罪案件，而且他们在自己的司法管辖区内享有几乎毫无限制的独立的公诉权。联邦检察长虽然被视为联邦政府的首席法律官员和首席公诉官员，但他与各地区联邦检察官之间并没有隶属关系。他无权干涉地区检察官的事务。
实际上，联邦检察长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一个非专职的政府法律顾问。他可以从事自己的私人法律业务，而且直到1853年他才被要求把办公地点设在联邦政府内。
至此，最能代表美国司法制度特点的检察体制已具雏形。
美国司法制度(二)——美国的审判机关
美国共有52个相互独立的法院系统，包括联邦法院系统、首都哥伦比亚特区法院系统和50个州法院系统。虽然联邦最高法院是全美国的最高法院，其决定对美国各级各类法院均有约束力，但是联邦法院系统并不高于州法院系统，二者之间没有管辖或隶属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国的法院系统为“双轨制”，一边是联邦法院，一边是州法院，二者平行，直到联邦最高法院。
联邦法院和州法院管辖的案件种类不同。在刑事领域内，联邦法院审理那些违反联邦法律的犯罪案件；在民事领域内，联邦法院审理以合众国为一方当事人、涉及“联邦性质问题”、以及发生在不同州的公民之间而且有管辖权争议的案件。州法院的管辖权比较广泛。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凡是法律没有明确授予联邦法院的司法管辖权，都属于州法院。在实践中，绝大多数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都是由各州法院审理的。在诸如加利福尼亚等大州，州法院一年审理的案件总数可以高达百万；而所有联邦法院一年审理的案件总数不过其四分之一。
联邦和大多数州的法院系统都采用“三级模式”，只有内布拉斯加等几个州采用两级模式。所谓“三级模式”，就是说法院建立在三个级别或层次上，包括基层的审判法院、中层的上诉法院和顶层的最高法院。当然，各州所使用的法院名称并不尽同。例如，在纽约州，基层审判法院叫“最高法院”；中层上诉法院叫“最高法院上诉庭”；实际上的最高法院则叫"上诉法院"。
“三级模式”并不等于“三审终审制”。实际上，联邦和大多数州采用的是“两审终审制”，即诉讼当事人一审败诉后只有权提起一次上诉。从理论上讲，当事人在一审之后可能还有两次甚至三次上诉审的机会。但是，请求上诉法院再审是当事人的权利，请求最高法院再审就不是当事人的权利，而是最高法院的权力了。“权利”与“权力”，虽仅一字之差，但意义相去甚远。在前一种情况下，法院必须受理当事人的上诉；在后一种情况下，法院没有受理的义务，只有当法院认为必要时才受理。当事人若想获得后一种上诉审，必须得到法院的“上诉许可令”（Leave to Appeal）或者“调卷令”（Writ of Certiorari）。
当然，也有一些州的法律明确规定了“三审终审制”，或者规定在某些种类的案件中采用“三审终审制”。例如，在纽约州，绝大多数案件的当事人都有两次上诉的权利；在加利福尼亚州，法律规定凡是被告人被判死刑的案件都适用“三审终审制”。另外，某些在州法院系统败诉的当事人还可以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四审”。当然，究竟什么案件可以得到这种特别的关照，法律上一般不做明确规定，决定权掌握在联邦最高法院那9名大法官的手中。
无论是联邦法院还是州法院，无论是普通法院还是特别法院，都可以根据基本职能不同而分为两种：一种是审判法院（Trial Courts），一种是上诉法院（Appellate Courts）。一般来说，美国的审判法院和上诉法院之间的职责分工是明确和严格的。审判法院只负责一审；上诉法院只负责上诉审。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和某些州的最高法院例外，它们既审理上诉审案件，也审理少数一审案件。
美国的审判法院一般都采用法官“独审制”，即只有一名法官主持审判并做出判决。上诉审法院则采用“合议制”，即由几名法官共同审理案件并做出判决。合议庭的组成人数各不相同。一般来说，中级上诉法院的合议庭由3名法官组成；最高法院的合议庭则由5名、7名或9名法官组成。此外，根据案件的种类和当事人的意愿，审判法院的审判可以有两种形式：法官审（Bench Trial）和陪审团审（Jury Trial）。
在此值得专门介绍的是合众国最高法院（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即联邦最高法院。它是美国惟一由联邦宪法直接设立的法院。该法院位于首都华盛顿。其职能包括审理联邦上诉法院的上诉案件，审理各州最高法院的上诉案件（如果涉及联邦法律问题的话），以及审理宪法规定其可以直接审理的一审案件。一审案件的数量很少，不足其审理案件总数的十分之一。一审案件往往涉及两个或多个州之间的纠纷，而且多与地界有关，如因河流改道而引起的土地归属权纠纷；也有些案件属于两个或多个州对某亿万富翁的财产征税权纠纷。
最高法院受理上诉案件的途径有二：其一是上诉权；其二是调卷令。当事人有权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的案件非常少。按照法律规定，只有当联邦地区法院的判决是由3名法官组成的特别合议庭做出的时候，当事人才有权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如前所述，审判法院一般都采用独审制，但是在两种情况下可以组成合议庭。一种情况是重新划分立法区；一种情况是国会希望快速解决某个宪法争议问题。在1990年的“合众国诉伊奇曼”一案中，为了迅速解答国会禁止非法焚烧美国国旗的法律是否违宪的问题，联邦地区法院就采用了合议庭审判。这种合议庭由两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和一名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组成。
调卷令是最高法院受理上诉案件的主要途径。要获得最高法院的调卷令，诉讼当事人首先要提出申请，然后由大法官们投票决定是否受理。最高法院每年收到的调卷令申请在6000件左右，但是其受理的案件一般不超过200件。最高法院认为其主要职责不是纠正下级法院的错误判决，而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维护联邦法制。因此，其发布调卷令的案件中往往涉及不同法院对联邦法律的不同解释，例如，两个联邦上诉法院对某一法律的解释有冲突；联邦上诉法院和州最高法院对某一法律的解释有冲突；或者联邦上诉法院对某一法律的解释与联邦最高法院以前的判决有不一致之处等。
自成立以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最少时为5人，最多时为10人，目前由9名大法官组成，其中一人为首席大法官。最高法院审理案件时由9名大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包括首席大法官在内的9名大法官的主要职责就是审判，他们并不承担中国法院院长们所熟悉的行政管理职能。
美国司法制度(三)——美国的检察机关
美国的检察体制具有“三级双轨、相互独立”的特点。所谓“三级”，是指美国的检察机关建立在联邦、州和市镇这三个政府“级别”上。所谓“双轨”，是指美国的检察职能分别由联邦检察系统和地方检察系统行使，二者平行，互不干扰。美国的检察机关无论“级别”高低和规模大小，都是相互独立的。
美国的联邦检察系统由联邦司法部中具有检察职能的部门和联邦地区检察官办事处组成，其职能主要是调查、起诉违反联邦法律的行为，并在联邦做为当事人的民事案件中代表联邦政府参与诉讼。联邦检察系统的首脑是联邦检察长，同时也是联邦的司法部长。虽然他是联邦政府的首席检察官，但他只在极少数案件中代表联邦政府参与诉讼，而且仅限于联邦最高法院和联邦上诉法院审理的案件。其主要职责是制定联邦政府的检察政策并领导司法部的工作。实际上，司法部中的大多数部门都与检察工作无关，只有几个处具有检察职能，其中最主要的是刑事处。美国共有95个联邦司法管辖区，每区设一个联邦检察官办事处，由一名联邦检察官和若干名助理检察官组成。他们是联邦检察工作的主要力量。在一般案件中，他们自行决定侦查和起诉，但要遵守联邦检察长制定的方针政策。在某些特别案件中，如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和重大的政府官员腐败案件，他们往往会寻求司法部刑事处的支持和帮助，而且要得到联邦检察长或主管刑事处工作的助理检察长的批准才提起公诉。
美国的地方检察系统以州检察机关为主，由州检察长和州检察官领导的机构组成。州检察长名义上是一州的首席检察官，但他们多不承担公诉职能，也很少干涉各检察官办事处的具体事务。在大多数州中，州检察长与州检察官之间都保持着一种顾问指导性关系。州检察官的司法管辖区一般以县为单位。他们是各州刑事案件的主要公诉人，通常也被视为所在县区的执法行政长官。一般来说，各地警察机关在刑事案件的调查中都会接受检察官的指导乃至指挥。
市镇检察机关是独立于州检察系统的地方检察机关，但并非美国的所有市镇都有自己的检察机关。在有些州，市镇没有检察官员，全部检察工作都属于州检察官的职权。在那些有自己检察机关的市镇，检察官员无权起诉违反联邦或州法律的行为，只能调查和起诉那些违反市镇法令的行为。这些违法行为称被为“微罪”，多与赌博、酗酒、交通、公共卫生等有关。不过，市镇法令中有关“微罪”的规定与州法律中有关“轻罪”的规定相重复的情况屡见不鲜。
多样性是美国检察机关的基本特征。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不同，或者说其负责的案件种类不同，所以其职能部门的设置有所不同。例如，联邦检察机关和州检察机关负责调查和起诉的分别是违反联邦法律的犯罪和违反州法律的犯罪，因此其设置职能部门时必然要以其负责的案件种类为依据。其二，检察机关的规模大小不同，或者说其工作人员的数量多少不同。例如，伊利诺斯州库克县（含芝加哥市）检察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多达900人；而内布拉斯加州斑纳县检察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仅1人。芝加哥市检察官手下有230名“助检”；而与之相邻的埃文斯顿市检察官手下只有3名“助检，而且该检察官本人还同时兼任另外两个城市的检察官。其三，检察机关的专业分工不同，或者说其人员的专门化程度不同。毫无疑问，小型检察机关内很难有正式的专门化分工，因此这种分工主要在大中型检察机关中。专门化分工有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以纵向分工或程序分工为主；一种是以横向分工或案件分工为主。纵向分工犹如工厂里生产“流水线”上的分工。检察人员根据工作程序上的阶段划分，分别负责收案、预审听证、大陪审团调查、法庭审判、上诉等阶段的检察工作。横向分工是根据案件种类进行的分工。而这种分工可有不同层次：首先，一般检察官办事处负责的刑事案件可分为重罪和轻罪两大类；其次，重罪和轻罪都可以分为侵犯人身罪和侵犯财产罪；再次，侵犯人身罪和侵犯财产罪又可以具体划分为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等，而且每一种犯罪仍可以进一步划分。目前，美国的大中型检察机关多采用纵向分工与横向分工相结合的模式，但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检察机关的多样性有利于充分发挥各种检察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积极性，可以使不同检察机关的内部结构更好地适应机关的任务性质和工作量，防止出现人浮于事和工作分配不均的现象。但是，检察机关的多样性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整个检察系统的协调发展。在这种体制下，人们很难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整个系统的运作标准，也很难提高整个系统的效率水平。由于检察机关在社会的执法活动中起重要作用，所以美国检察系统的这种不平衡发展也对社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近年来，美国一些学者在不断呼吁改变检察系统的不统一现状，一些地区也做出了改革的努力。然而，分散制仍然是美国地方检察系统的基本特征。
美国司法制度(四)——美国的警察机关
美国的50多万名警察分属近两万个相互独立的警察机关，平均每个警察机关的警员不足30人。然而，一些大的警察机关人员上万，所以，实际上美国有很多警察机关的人员不足10人，其中最小者只有警察局长1人，真是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然而，这些警察机关无论大小，都是相互独立的，在辖区内享有独立执法权。美国的警察机关分别隶属于联邦、州、县、市镇四级政府。
美国联邦负有警察职能的机关多称为执法机关。主要的执法机关分别隶属于司法、财政、内政和国防四个部。其中，司法部下属的有6个，即联邦调查局、毒品管理局、移民归化署、监狱管理局、联邦法院管理局和联邦法警局；财政部下属的有5个，即烟酒火器管理局、国内税收署、联邦保密署、联邦海关署和总督察署；内政部下属的有5个，即印弟安人事务局执法处、国家公园管理局森林警务处、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国家公园警察局和总督察署；国防部下属的有8个，即总督察署、国防调查署、陆军部犯罪调查局、陆军部情报及保安局、陆军部军事警察总队、海军部调查局、空军部保安警察处和特别调查处。此外还有联邦邮政总局的邮政稽查署等等。
美国各州法律制度的传统和现状并不相同，因此其警察机关的体制也不一样。从名称上来看，有的叫州警察局，有的叫州公路巡警队，有的叫州执法局，有的叫州公安局。这种名称上的不统一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分散型警察体制的特点。
美国的州警察机关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巡警模式，或称巡警型警察机关。这种州警察机关的主要职责是实施州交通法规、调查和预防交通事故、纠正和处罚交通违章行为、保障公路安全。加利福尼亚州的公路巡警队就是这种模式的代表。第二种是执法模式，或称执法型警察机关。这种州警察机关负有完全的执法职责，包括犯罪侦查、维护治安、实施法令、公路巡逻等。伊利诺斯州警察局是这种模式的代表。第三种是两元模式，或称巡警－执法模式。这种州警察机关分为两个独立的实体，一个负责公路巡逻，一个负责一般执法工作。例如，佛罗里达州的公路巡警队负责州公路的巡逻和发生在州公路上的轻微刑事案件的侦查；而佛罗里达州执法局则负责一般性执法工作，包括发生在州公路上的严重刑事案件的侦查。
除上述三种类型的州警察机关外，美国各州还有一些较小的州警察机关和负责某个领域的专门执法机关。前者如州立公园警察局和州立大学警察局；后者如州毒品管理局。从理论上说，州执法机关有权在全州范围内执行警务。但是在实践中，州警察机关一般都避免介入市镇警察局的管辖范围，而把执法力量集中于没有建立自治警察局的地区和州属公路上。当然，由于州警察机关往往具有经验丰富的侦查人员和先进的仪器设备，所以它们经常向州内较小的警察机关提供疑难案件侦查、法庭科学鉴定、信息情报检索和各种专业培训等方面的服务。
美国共有大约3000个县级执法机关。这些执法机关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县司法局模式；一种是县警察局模式。前者是美国传统的县级执法机关模式，县司法行政官是县的执法长官，负责本县的警务。目前美国的绝大多数县都采用这种模式。后者是一种较新的县级执法机关模式，县警察局长是县的执法长官，负责本县的警务。目前美国仅在一些县市合一的地方采用这种模式，如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韦尔县。这种县警察局的体制与一般市镇警察局的体制相同。
根据执法权力的大小，县司法局模式又可分为两种：其一，县司法行政官的职权仅限于管理监狱和维持法庭秩序，即仅有狱警和法警的职能；其二，县司法行政官的职权包括犯罪侦查、维护治安和交通管理，即负有全部执法职能。在第二种情况下，县司法行政官手下多建有专门的警察局，有些地方的司法行政官就兼任警察局长。
市镇警察是美国警察的最主要力量，其人数约占美国警察总数的四分之三。美国的城市一般都建有自己独立的警察机关，或称“自治警察机关”。不过，这些市镇警察机关的规模相差甚远。例如，库克县境内有121个市镇警察局，共有警员1.6万多人。其中，芝加哥市警察局有警员近1.3万人；此外还有5个警察局的人数在百人以上；而绝大多数警察局的人数只有几十人或几个人。
近年来，一些美国学者呼吁加强执法机关之间的合作和提高执法活动的统一性，甚至建议合并警察机关。他们指出，“零散型”警察体制不利于犯罪侦查工作。一方面，那些“微型”警察机关根本无力开展有效的侦查破案工作；另一方面，这种警力“割据”状态也是犯罪侦查工作的障碍。特别是在对付跨地区犯罪的问题上，侦查工作缺乏统一指挥，有时甚至还存在警察机关之间的“消极竞争”。他们提出用“都市警察”、“城镇警察”和“乡村警察”这三个有机联系的系统来代替现行地方警察体制的设想。然而，这种合并警察机关的建议受到许多美国人的反对，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地方警察局的反对。他们认为，合并警察机关的做法违反了美国传统的“自治警察”和“当地居民有权选择警务方式”的原则；不利于根据各地的特点开展警务工作，而且会损害地方政府和当地居民的利益。总之，分散制是美国社会的传统，是美国现行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因此要改变它是十分困难的。
美国司法制度(五)——受人尊敬的美国法官
美国共有大约700名联邦法官，2.7万多名州法官。联邦法官由总统任命，但须得到联邦参议院的批准。另外，总统在提出联邦法官候选人名单时一般都会征求美国律师协会的意见，尽管这并不是法律规定的必经程序。最高法院、上诉法院和地区法院的联邦法官是终身制，专门法院的联邦法官是任期制。州法官一般都由当地居民直接选举产生。这种作法很符合19世纪以前美国那种以小城镇为主的社会生活方式。但是随着城市的扩大和人口流动的增加，公众对选举法官渐渐失去了兴趣，而且对法官候选人往往所知甚少。于是，法官普选失去了实际意义，选举结果很容易被政党领袖控制。各州的法官都是任期制而不是终身制。州审判法院法官的任期为4年、6年或8年；州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法官的任期为6年、8年或10年。
终身制并不等于一定要服务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法官可以因健康状况而退休，也可以因其他理由而辞职，但这些都必须是法官自己主动提出的。联邦法官被免职的惟一途径是弹劾。美国宪法规定，弹劾包括法官在内的联邦政府官员的理由是其犯有“叛国罪、受贿罪、或其他严重犯罪和轻罪”。弹劾联邦法官，首先要由联邦众议院投票通过弹劾指控，然后由联邦参议院进行审判。审判由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由全体参议员听证并投票表决。如参议院判定有罪，该法官即被罢免；如参议院判定无罪，则该法官继续任职。弹劾是一种非常严厉的处分措施，所以很少使用。自美国建国以来，一共只有9名联邦法官受到弹劾，而且其中只有4人最后被参议院判定有罪。各州地方法官的弹劾方法和程序与弹劾联邦法官基本一样。
19世纪以前，美国的法官一般都不是律师协会的成员，甚至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法律培训。那时主持法院审判活动的人多为不懂法律的“外行法官”。今天，美国法官的情况已大为改变。除少数审理轻微犯罪案件的基层法院外，其他法院的法官都必须具备律师资格。实际上，美国法官一般都有多年的律师实践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法官属于“律师法官”。
由于美国的法学院属于“本科后”教育，学生毕业后还要从事一定年限的律师实务，包括检察官和公共辩护律师等政府工作，最后才能坐到法官席上，所以美国法官的年龄一般都在40岁以上。偏爱成年法官是美国的传统，也体现了美国人的司法理念。做一名合格的法官，不仅需要系统的法律知识，而且需要丰富的诉讼经验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另外，丰富的人生经验和阅历也是公正恰当地行使司法权力的重要保障，成熟的人才能做出“成熟”的判决，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往往难当此重任。
美国法官属于“政治色彩较浓”的人物。从他们的个人生涯来看，他们或者有经过竞选担任行政长官或立法机关成员的资历，或者有担任政党领袖或组织者等积极参与和组织竞选活动的经历。特别是那些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法官，他们“从政”的时间往往要长于其从事法律工作的时间。诚然，他们一旦当上了法官，就不能再参与政党的政治活动了，这是司法独立原则的基本要求。但是，他们在被任命或当选之前的政治态度，显然还会影响其主持司法工作的理念。于是，在法院的社会功能等基本问题上，有些法官可能是“自由派”的，强调法院在维护社会正义和保护人权问题上的积极作用；另一些法官可能是“保守派”的，坚持法院不应过多地介入或干涉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活动。
虽然法官不能在审判活动中公开宣称自己支持共和党或者民主党，但是法官的政治倾向是公开的，至少是半公开的，因为法官在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上的观点总会以一定形式在其判决意见中表现出来，而法官的判决意见是公开的。正因为如此，许多有经验的律师在诉讼之前都会认真阅读本案法官以前的判决意见，以便了解其政治倾向，分析其可能对本案的影响，从而更好地制定诉讼策略。
美国法官具有很高
⑷ 哪些法律制度或司法制度蕴含积极的法律精神
2151法治文化是一个大题目，理论上一般将法治文化分为三个方面，即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文化学者将文化分为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属于显性文化，精神文化属于隐性文化。法律精神文化表现的是法律心理、意识、观念和思想等无形的文化。无形文化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浸润于人们的言行举止之中，弥漫于社会的方方面面。隐性文化既是显性文化产生的基础，也是显性文化存在的依靠。在此我仅就如何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下，推进法治精神文化建设谈点粗浅体会。
由于制度文化相对精神文化，具有显性和刚性的特点，我们一般比较重视法律制度文化建设，相对忽略法治精神文化建设。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长足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可以说初步完成了制度文化建设。但是，我国社会法治精神文化的变化与发展不能适应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变化，也就是说，制度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得到精神文化的回应和支持。正如粱治平教授所说的“制度是现代化的或近于现代化的，意识则是传统的或更近于传统的。” 制度文化建设和精神文化建设发生脱节现象。
这种脱节现象反映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说明，某些法律制度的内容不能适应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实际，是超前的法律，或者不能适应中国国情，缺乏在中国生成的土壤。所以，法治精神文化不认可、不支持。不少法律特别是移植型的法律，由于没有考虑中国社会实际特点以及法律运作条件，成为纸面上的法律。所谓“立法如林，执法如零”的说法是夸张了，但是“有法可依，有法难依”确实点中了某些法律或者法律中的某些内容的“虚置”现象。另一方面说明，法律制度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落后的文化观念和社会习惯的抵制和反对。有些法律规定是科学的，也是符合我国现阶段需要的，但是，在某些地区某些情况下，仍然不能得到社会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贯彻起来仍然存在障碍。这主要是因为社会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起着抵制和反对法律的作用，这种情况说明法律文化建设的迟滞和落后。
有个例子很有意思。最近新闻报道，上海不少居民买了西式花园别墅，但是却纷纷在家门口挖了一口井。住西式洋房，守中式水井，其现代居住方式与传统居家习惯的结合，也是上海一怪。然而大量开挖水井，破坏地下水的平衡，而居民却普遍认为在自家住房范围内挖井天经地义，并不觉得此事可能危害公共利益。这一事例说明人们居住方式现代化了，但是生活观念并没有同步现代化，目前尚无法律禁止居民开挖水井，即使颁布这一法律，估计居民一时半会也不可能理解接受。可见，法治文化建设，除了改善法律制度文化建设之外，研究如何推进法律精神文化建设，以使法律制度规范得到法治精神文化的响应和支撑，是我们应当重视的问题。对此，我谈几点看法：
第一，法治精神文化建设需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社会主义主义法治理念提出了五大观念；依法治国，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法治观；执法为民，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人民观；公平正义，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服务大局，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大局观；党的领导，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政治观。这些观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当前，在法治精神文化建设过程中，首先，应当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法治精神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其次，应当进一步强化依法治国理念，通过法治精神文化影响并且促进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和依法执法；第三，应当强调执法为民理念，通过法治精神文化建设，使充分尊重和合法实现人民群众利益成为执法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第四，应当强化公平正义理念，通过法治精神文化建设使公平正义成为社会的基本价值追求；第五，应当强调服务大局理念。通过法治精神文化建设使维护国家大局和民族大义成为社会共识。
第二，法治精神文化建设需要动员社会参与。社会主义法治制度文化、精神
文化和物质文化建设的过程应当是党和国家主导的，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过程。也就是说，法治文化建设的主体应当是整个社会，既包括党和政府，也包括社会组织、公民个人。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根本要求。光有党和政府主导推动，没有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积极参与，是不能完成法治文化建设伟大工程的。当前，在法治精神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不足，二是社会组织和公民被动参与。我们建议通过更多的更好的制度和机制安排，使社会组织、公民有机会、有兴趣参与到法治文化建设过程中来。上海对于见义勇为先进分子所建立的表彰、奖励、保障配套制度，就是一个体现了政府激励和公民响应的制度和机制安排的成功范例。最近上海安排十一位见义勇为英雄去沙家浜休养院度假，云耕书记称赞他们是百姓英雄、城市英雄、时代英雄，更是感动了广大的市民。公民见义勇为，政府匡扶正义，一系列的见义勇为事例和一整套奖励保障措施，本身就是极具文化感染力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观念的法治精神文化建设活动。
第三，法治精神文化建设需要社会法律实践的推动。法治精神文化建设的过程是形成、确立、固定、强化法律观念的过程。而旧的思想意识的转变和新的法律意识的形成，在一定意义上，是法律实践促进和固定的结果。如果没有法律实践，法律规则永远是死的法律，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毫无关系。对于公民来说，选举、参与立法、参加诉讼、参与陪审以及参与各种执法协助等等活动都是重要而生动的法律实践体验，公民正是通过这些法律实践活动，了解法律，认同法律，形成法律意识，学会法律思维。同时，也会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从而促使有关法律内容以及运作环节工作的改进和完善。上海法院去年受理案件突破30万件，我认为这是好事情，因为人们通过选择合法的诉讼途径寻求利益的实现和纠纷的解决，说明大多数人对司法程序与规则基本认同，对司法基本信任。这其实是法治文化建设的成果。
可见，社会法律实践体验对于法治文化精神培育和养成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一方面，我们建议进一步增加公民参与法律实践的机会，特别是公民参与立法听证、参与案件陪审、参与执法协助、参与社区管理的机会，让他们有机会体验法律的运转，体会法律的宗旨。另一方面，我们建议更多地为公民提供表达法律实践体验的机会。这里涉及改变法治文化宣传方式。例如，传统普法活动主要依靠“摆摊咨询、讲课教育、知识竞赛、知识考试”方式，虽然也有一定成效，但是，这主要是单向灌输教育方式。随着社会发展，我们应当通过新的传播、交流、影响、熏陶方式进行法治精神文化建设，其中互动体验交流就是一种新的形式。例如，法治节目请人民代表谈参与立法的体会，请当事人讲讲诉讼的得失，这些内容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其正面的经验，容易被仿效，负面的教训，容易被吸取。效果要比单纯说教好。
第四，法治精神文化建设需要汲取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内容构成应当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要有与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现实条件相适应的，反映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特点和价值追求的法治文化内容，这是我国法治文化的主导内容；其次，要有适用于中国的世界先进法治文明成果；第三，要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
以往不少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都持否定批判态度，认为它与现代法治文化不能相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崇尚人治的价值取向虽然与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强调法治的价值取向迥然不同并相互冲突，但是我们不能一概否定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全部内容，因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些重要理念，是中国人上千年来法律探索和实践的智慧结晶，也是一种法治文明成果。例如，重追求实质正义，表现了对法律正义的终极关怀，这一理念的价值已经被重新认识，西方国家已经开始修正对程序正义的过度膜拜。又如，调解息讼，蕴涵着中国人对和谐的价值追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肯定了中国人独创的人民调解方式。
所以，当前我们推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应当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内容。这些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其实是我们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生成和运行的本土资源。有效利用这一本土法律资源，将会有力推动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文化建设
⑸ 陪审制是美国保护司法独立的制度，为何说这也是政治制度
因为这样很公平公正。
因此，从表面上看，陪审团制度似乎限制了司法权，但实际上是在增强司法权。因为人民共享法官的力量，从而使国家的法官更加强大。美国依靠民事陪审团制度的实施，使司法人员能够将法治精神渗透到社会的最低层。陪审团制度是使人民能够统治的最有力手段，也是使人民学习统治的最有效途径。这样就避免了政府干预司法公正，保证了司法公正。
⑹ 什么是法治精神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语境下，我们讲的“法治精神”当然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这种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既吸纳并体现了人类法治文明的共同规律和基本价值，又立足于并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基本国情和特定价值文化。
一、理性精神
理性概念源于古希腊时期赫拉克利特提出的“逻各斯”（logos）说，它兼有客观规律和主体理性思维的双重含义，主要是指合客观性（区别于信仰）和合逻辑性（区别于感性、情感和欲望等非理性）。
二、诚信守法的精神
“诚信”作为一种道德准则，中国自古有之，但作为法律术语则是从西方移植而来。“诚实信用”直接语源来自德语Treu und Glauben，法语作bonnefoi，均与拉丁文bonafides有某些渊源关系。德国学者的主导观点是：“诚信原则的内涵是信赖，它在有组织的法律文化中起着一种凝聚作用，特别是相互信赖，它要求尊重他人应受保护的权益。
三、尊重法律权威的精神
法律权威体现了法律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基础性和主导性的地位和作用，表明法律的外在强制力和内在说服力得到普遍的支持和服从。关于法律权威的来源，分析法学“巨匠”奥斯丁认为，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法律权威来源于强制力。而新自然法学家约瑟夫?拉兹则认为，之所以按照权威的指令行事，是因为受指令者更倾向于接受权威者的理由。
四、权利与义务对称的精神
权利与义务对称的精神是社会公正理念在法治方面的具体体现。罗尔斯认为：“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公正的社会制度要求每个人拥有大致相当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否定特权的存在。
五、依法维权和依法解决纠纷的习惯
中国社会正在步入“权利的时代”。近年来，公众的权利意识空前高涨，各级法院受理的案件年度数量急剧攀升，信访案件数量激增，一些重大司法案件、法治事件，尤其是公民维权事件受到了社会的高度关注。有学者统计：2003—2012年，“维权类”法治案件占据了每年度十大法治案件的很大比重。
(6)美国司法人员应秉承什么法治精神扩展阅读:
1、靠法治为改革护航，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遵循。
经过30多年的实践，中国改革的路径正在发生鲜明变化。如果说，过去的改革更多靠的是“摸石过河”的勇气、以“破”为主的血性、先行先试的闯劲，那么今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确立，明确了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我们进入了有法可依的新时代；深水区的利益藩篱，攻坚期的复杂难题，则呼唤着用法治理念去破解。把改革主张转换成法治主张，用法治方式化解改革风险，才能确保改革有秩序、不走样，行稳致远。
2、以法治作为改革的压舱石，是转型期中国的内在要求。
法的基本价值之一，是其安定性。这对于社会变革日新月异的当代中国而言，尤为重要。这种安定性，不仅体现为政策制定不能朝令夕改、决策出台必须于法有据，更体现为在一个高速前行的转型社会中，对社会秩序和价值理念所起的稳定作用。
法治是指引中国改革这艘航船风雨中不变航向的灯塔，是阻拦奔腾的市场经济之川不溢出河道的堤坝，是守护三十多年改革成果不被蚕食的坚强卫士。在法治的框架内处理各种矛盾和改革，寻求法治之下的最大共识，这是中国改革持续向前的制度保障，也是全体人民的福祉所在。
参考资料: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具体表征-人民网
⑺ 如何认识美国的法制精神
英裔美国人保留了各国在司法权上通有的特征——但他们使司法权变成了强大的政
治权力——怎样变的——英裔美国人的司法制度在哪些方面与其他所有国家不同——
美国法官为什么有权宣布法律违宪——美国法官怎样利用这项权利——立法者为防
范滥用这项权利而采取的措施
根据写作计划，我要专用一章来讨论美国的司法权。美国司法权的政治作用极大，
所以我觉得必须着重说明，免得因一笔代过而被读者忽略。
除了美国之外，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联邦的组织。共和政体不单存在于新大陆的海岸，
而且也见于世界上其他地方。代议制已为欧洲好几个国家所采用。但我认为，迄今为止，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还没有象美国这样建立过司法权。
使一个外来者最难理解的，是美国的司法组织。在他看来，简直是没有一个政治事
件不是求助于法官的权威的。因此，他自然会得出结论说，法官在美国是很强大的政治
势力之一。当他继而考察法院的组织时，他一眼就可以看清司法的特点和程序。他可以
看到，法官好像只是偶然干预公共事务，但这种偶然性却是天天出现。
当巴黎的最高法院驳回政府的法案或拒绝为政府的法令备案时，或当它本身传讯一
个被控渎职的官员时，人们可以认为这是司法权在发生政治作用。但在美国，却看不到
这类事情。
美国人仍然保留了司法权的一切人所共知的特征。他们严格地把司法权局限于有章
可循的范围之内。
司法权的第一特征，表现在所有国家都是对案件进行裁判。要使法院发挥作用，就
得有争讼的案件。要使法官进行裁判，就得有提交审理的诉讼案件。因此，只要没有依
法提出诉讼的案件，司法权便没有用武之地。司法权存在那里，但可能不被行使。在法
官审理一个案件而指责与此案件有关的法律时，他只是扩大了自己的职权范围，而不是
越出了这个范围，因为在审理案件之前，他一定要对该项法律进行一定的判断。但在法
官开始审理案件之前就对法律说三道四，那他就完全是越权，侵犯了立法权。
司法权的第二个特征，是审理私人案件，而不能对全国的一般原则进行宣判。在法
官判决某一私人案件，由于他坚信某一一般原则的一切推论都有毛病而认为它无效并加
以破坏时，他并没有越出应有的职权范围。但是，在法官直接指责一般原则或没有待审
的私人案件而破坏一般原则时，他就越出了所有国家都同意应予限制的法官的职权范围，
因为他擅自取得了比一般官员更重要而且或许是更有用的权限，但他却因此不再是司法
权的代表。
司法权的第三个特征，是只有在请求它的时候，或用法律的术语来说，只有在它审
理案件的时候，它才采取行动。这个特征不如其他两个普遍；但我认为，尽管有一些例
外，仍可以把这个特征视为最重要的特征。从性质来说，司法权自身不是主动的。要想
使它行动，就得推动它。向它告发一个犯罪案件，它就惩罚犯罪的人；请它纠正一个非
法行为，它就加以纠正；让它审查一项法案，它就予以解释。但是，它不能自己去追捕
罪犯、调查非法行为和纠察事实。如果它主动出面以法律的检查者自居，那它就有越权
之嫌。
美国人保存了司法权的这三个显著特征。只有在有人起诉的时候，美国的法官才能
审理案件。它从无例外，只受理私人案件，而且总是要在接到起诉书后才采取行动。
因此，美国的法官跟其他国家的司法官员完全一样，但他们被授予巨大的政治权力。
这是怎样产生的呢？既然他们的权力范围和行动手段与其他国家的法官并无二致，
那他们为什么又拥有其他国家法官所没有的权力呢？
其原因只在于：美国人认为法官之有权对公民进行判决是根据·宪·法，而不是根
据·法·律。换句话说，美国人允许法官可以不应用在他看来是违宪的法律。
我知道，其他国家的法院有时也要求过类似的权力，但它们从来没有得到。而在美
国，所有方面都承认法官的这项权力，没有一个政党，甚至一个个人，对此提出过异议。
这个现象的存在，可从美国宪法规定的这项原则得到解释。
在法国，宪法是不可修改的，或被认为是不可修改的；任何权威均不得对宪法做任
何修改，这是公认的学说。（L）
在英国，国会有权修改宪法。因此，在英国，宪法是可以不断修改的，或者无宁说
它根本没有宪法。国会既是立法机关，又是制宪机构。（M）
在美国，政治理论比较简单和比较合理。
美国的宪法并不象在法国那样被认为是不可修改的，但也不象在英国那样可被社会
的公认权威所修改。它是一部与众不同的法典，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立法者和普通公
民均须遵守；但可以按照规定的程序，在预先规定的条件下，根据人民的意志加以修改。
因此，美国的宪法是可以改动的，但只要它存在一天，一切机构和个人均须照旧服
从。只有它拥有唯一无二的权威。
由此不难看出，这些差异一定会影响我所说的这三个国家的司法机关的地位和权力。
假如法国的法院可以以法律违宪为理由而不服从法律，那么，法国的制宪权实际上
就将落于法院之手，因为只有它们将会有权解释谁也无权更改其条文的宪法。因此，它
们将会代替国家和统治社会，而且司法权固有的弱点也会促使它们这样做。
我知道法国的法官无权宣布法律违宪，所以法国的宪法修改权便间接地赋予了立法
机关，因为没有合法的障碍来阻止它修改宪法。但我还是认为，把人民宪法的修改权赋
予即使是部分地代表人民意志的人，也比赋予除了代表自己谁也不代表的人为好。
假如授予英国法官以抵制立法机构的意志的权利，那将更加不合理，因为制定法律
的议会也制定宪法，从而在任何情况下，凡由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公布的法律，都不
能认为是违宪的。
这两个推论都不能用于美国。
在美国，宪法也象制约普通公民一样制约立法者。因此，美国的宪法是一切法律之
首，其他任何法律均不能修改它。可见，法院在服从法律的时候要优先服从宪法，也是
正确的。这正是坚持司法权宗旨，即法官在选择合法的处置办法时，要从其中选择最合
乎根本大法的办法，乃是他的天然权利。
在法国，宪法也是一切法律之首，法官均有权以它作为判决的根据；但在行使这项
权利时，他们又可能侵犯比这项权利更为神圣的其他权利，即侵犯他们所代表的国家的
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普通理由必须对国家理由让步。
在美国，国家永远可以通过修改宪法的办法使法官服从，所以不必害怕这种危险。
因此，在这一点上，政治和逻辑是一致的，而人民和法官也都保存了他们各自的特权。
因此，在要求美国的法院援引一项在法官看来是违宪的法律时，法官可以拒绝援引。
这项权利虽然是美国法官所特有的，但却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实际上，法律很少能够长期逃脱法官的验证分析，因为法律很少不涉及私人利益，
而且诉讼当事人在涉及他的利益时也可以和必然向法院提出异议。
于是，自法官在办案中拒绝应用某项法律之日起，这项法律便将立即失去其一部分
道德力。这时，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就会找到方法不去履行该项法律所规定的义务，以致
此类诉讼案件开始增加，而该项法律也将变得无力。不是人民修改宪法，就是立法机构
宣布废除该项法律，结果两者必择其一。
可见，美国人虽赋予法院以无限的政治权力，但在法院强其他们服从的时候，他们
也可以通过司法手段来抵制，即可以大大减少这种权力的弊端。
如果法官可以从理论方面和以一般方式抵制法律，可以自主行动和弹劾立法者，那
他就显然进入了政治舞台，变成某一政党的支持者或反对者，激起全国人民纷纷参加战
斗。但是，当法官在一件不甚重要的政治纠纷和私人案件中抵制法律的时候，其抵制的
重要意义可能不被公众注意。这时，他的判决只影响到个别人的利益，而法律也只是偶
然受到了损害。
还有，受到损害的这项法律并没有被废除，因为只是它的道德力减弱了，而它的实
际效力还没有中止。只有经过一步一步的抵制，在无数判例的反复验证下，该项法律最
后才能作废。
而且也不难理解，允许私人弹劾法律，使对法律的审判与对人的审判紧密地结合起
来，还会保证法制不致轻易地受到攻击。由于采用这种办法，法制便不再天天遭到政党
的侵扰。在指责立法者的错误时必须服从实际的需要，即必须实事求是和有据可查，因
为这要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
我很清楚，美国法院的这种作法不仅十分有利于公共秩序，而且十分有利于自由。
假如法官只能从正面攻击立法者，他就有时不敢这样做；
而在另一些时候，党派精神又在天天驱使他敢于如此。结果，制定法律的权力机关
软弱时，法律就要受到攻击；在这个机关强大时，人们便会不敢吭声，老老实实服从法
律。也就是说，当人们感到尊重法律对自己最有好处时，法律最常遭到攻击；而当法律
容易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压迫时，法律反而会受到尊重。
但是，美国的法官是不由自主地被拉上政治舞台的。他们所以要审理法律，是因为
有要审理的案件，而他们又不能拒不审理。需由他们定案的政治问题，都与当事人的利
益有关，只要他们不否认正义，他们就不能拒不审理。他们履行法官职业的严肃职责，
就是在尽公民的义务。不错，在这种制度下，法院对立法机构进行的司法弹劾，是不能
毫无差别地扩及所有法律的，因为有些法律决不会引起那种称之为诉讼的针锋相对的争
端。即使有可能出现这种争端，仍然可以预料没有人愿意把它送交法院解决。
美国人也经常感到这种办法的不便，但他们甘愿修修补补，不作彻底修正，唯恐修
正之后会在各种案件上产生危险的后果。授予美国法院的这种范围有限的可以宣布某项
法律违宪的权力，也是人们迄今为反对议会政治的专横而筑起的强大壁垒之一。
授予美国法官的其他权力
在美国，所有公民均有权向普通法院控告公职人员——他们怎样行使这项权利——
法兰西共和国第八年宪法的第七十五条——美国人和英国人无法理解这一条的意义
我不知道是否有必要谈一谈在象美国这样的自由国家，所有公民均有权向普通法院
的法官控告公职人员，和所有法官均有权判处公职人员的问题，因为人们以为在自由国
家这是自然的。
在行政官员犯法时责成法院惩治他们，并非是授予法院以特权，而是法院行使其禁
止犯法的当然权利。
在我看来，美国让全体公职人员对法院负责，并未削弱政府的权限。
相反，我觉得美国人在这样做的时候，却使政府应当享有的尊重得到加强，而政府
也更加注意工作，以免遭到批评。
我从来没有见到哪个国家的政治诉讼案件象美国那样少，而且我也不难说明其原因。
不管案件的性质如何，诉讼总是一件困难和费钱的事。在报章杂志上指责一个普通人很
容易，但要把他拉到法庭去受审，就不能不有重大的理由。因此，要依法对一个官员起
诉，就得有控诉他的正当理由。如果官员们害怕被控告，那他们就决不要向人们提供这
样的理由。
这种情况并非决定于美国人所采用的共和制度，因为同样的情况也可以每天发生于
英国。
这两个国家的人民都不曾认为把国家的主要官员置于法院的监督之下，他们的独立
就有了保证。他们认为要想确保自由，与其依靠他们从未求助过的或很晚才能提出的大
诉讼程序，不如依靠普通老百姓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出的小诉讼程序。
在很难抓住在逃罪犯的中世纪，法官逮捕几个罪犯之后，往往要对这些落网的人处
以可怕的酷刑，但这并未减少犯罪案件的数目。人们以后发现，审判越是正确和温和，
就越是有效。
美国人和英国人主张，应把虐待和专横都视为盗窃，所以他们简化了审讯程序和减
轻了刑罚。
法兰西共和国第八年公布了一部宪法，其第七十五条写道：“部长级以下的政府官
员因职务关系而犯罪时，只有根据行政法院的决定才得被捕。这时，可向普通法院起诉。”
第八年宪法已经废除了，但这一条并没有废除，至今仍被保留，而且每天都在遭到
公民的公正抗议。
我曾多次向美国人和英国人解释，试图叫他们理解这第七十五条的意义，但我很难
做到这一点。
他们原来以为，法国的行政法院（Le Conseil d’Etat）原来是王国中央常设的一
个大法院；而首先要把所有的原告都推到那里去，在他们看来是一种暴政。
但是，当我一再解释，告诉他们行政法院不是一般所说的司法机构，而是其成员直
接隶属于国王的行政机构，因而国王钦命他的一个叫做省长的臣仆违法之后，可以钦命
另一个叫做行政法院法官的臣仆去使前者免受惩处的时候；当我向他们说明因君主的命
而受到损害的公民只能向君主本人要求损失赔偿的时候，他们总是不相信天下会有如此
荒谬的事情，指责我胡说和无知。
于是，专制政体暴露出它的真面目，而人们只是在压力之下才屈服于它。
⑻ 如何做一名合格的法院工作人员
如何做一名合格的法院工作人员(仅供参考)
人们都说，法官是法律的执行者和见证者，是法律的守护神，是公平正义的象征，他用法律这杆秤衡量是非曲直，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法官更是依法治国的践行者，通过每一起案件的公正审理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法官是法律的裁决者，社会对法官也寄予极高的期待与厚望。作为一名年轻的法官助理，我希望有一天我能成为一名法官，一名合格的、优秀的法官。
但这条路还很长，需要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前行。
做一名合格的法官，要坚持廉洁自律，恪守道德底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七条第（五）款规定，法官应当清正廉明，忠于职守，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这是对法官的基本要求和首要标准，“公生明，廉生威”，坚守廉洁司法，才能彰显法律的权威和法官的威严。清正廉洁是法官应当具备的价值观和基本品质，也是维护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的重要保障。“廉洁”是法官的立身之本，只有清正廉洁，才能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完全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以金钱或其他利益作为案件处理的标准，才能保证每一个案件都做到公平、公正。一名合格的法官，必须严守廉政规定和审判纪律，不为金钱所诱，不为人情所惑，不为关系所扰，不为权势所迫，堂堂正正办案，干干净净做人，以清正廉洁取信于民。
做一名合格的法官，要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素养。
当今社会瞬息万变，做一名合格的法官，必须常存好学之心，不断扩展自身知识层面，才能应对不断更新的法律问题，妥善化解矛盾纠纷。首先，要加强对法律专业知识的学习，及时掌握最新法律法规及法学研究成果，不断充实自身专业知识，提升自身法律素养，适应法律更新对法官司法能力的新要求。其次，要注重对其他各学科知识的学习和了解。审判工作中，总会接触形形色色的人，遇到形形色色的事儿，案件审理过程也会涉及各学科、各门类的知识，法官注重对其他学科的延伸学习，掌握各学科的基础知识，改善自身知识结构，增长社会经验，才能准确把握案件事实，有效地与当事人沟通，进而做出正确的司法裁判。同时，还应向他人学习，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审判活动的开展不仅需要充足的法律知识，也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面对纷繁复杂的案情，要虚心向老法官请教，善于总结实践经验。学习应当成为日常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做一名合格的法官，要秉承法律信仰，坚持司法公正。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在其著作《宗教与法律》中提到，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律信仰是现代法治精神的内核，作为最接近法律、最应当守护法律的群体之一，法官必须怀有对法律的虔诚信仰，秉承对法律的崇仰之心，让内心对法律的纯正信仰成为指引自身工作、生活的最高准则。只有坚守对法律的信仰，才能保持最初的正义之心，做到司法公正，维护公平正义。司法公正是是法律的自身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要求，其基本内涵是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公平、平等、正当、正义的精神。司法公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公正是司法工作的生命线，只有公正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才能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提升法院、法官的公信力。司法公正是讲求效率的公正，正所谓迟到的正义非正义。法官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必须时刻牢记公正的重要性，切实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行，努力实现案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做一名合格的法官，要常怀恻隐之心，坚持司法为民。
法律不外乎人情，法律的目的重在保护社会弱者，法官在裁判过程中，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不仅要适用法律、公正裁判，还应对民众保持一种朴素的情感，应当怀有对人民群众的感恩之心。法院是人民的法院，法官是人民的法官，每一名法官必然来自人民，法官应具有人民性，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践行法官职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官，必须做到时刻怀有感恩之心、爱民之心，牢记“人民法官为人民”这一行为准则，坚持走群众路线，要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解人民之所需，以司法为民、利民、便民、爱民的实际行动，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满足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回报人民、回馈社会，努力做人民满意的好法官。
法官，不仅是一个职业，更是一份神圣而又庄重的事业，也是每一个法律人的梦想与追求。每一名法官都必须秉承对法律的崇仰之心、怀揣对法官职业的热爱之心、坚持对人民群众的感恩之心，恪守法官职业道德，加强学习，努力提升法律职业素养，有效维护公平正义。愿在前进的道路上能够不忘初心、不断前行。
⑼ 2019年度法治人物彰显了什么样的法治精神
019年度法治人物彰显了奉献爱国爱家为人民服务的法制精神